生活与博弈分析

第一篇：生活与博弈分析

《生活与博弈分析》中的收获和建议

第一次接触到博弈论，是在大二的一次基础英语课上，老师放了一部叫《美丽心灵》的电影。

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讲述了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却在博弈论和微分几何学领域潜心研究以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离奇又震撼人心的一生的故事。

虽然当时更多地是被纳什传奇的一生所吸引，对博弈论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和理解，但影片中一个用来描述纳什均衡的有趣场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电影中，纳什与他的三位同行在酒吧遇见了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大家纷纷表示自己很有欲望，想追求她并和她上床，可惜这几位科学家都没有勇气，他们互相推诿，却没有人敢于实践。此时纳什提出了这样一个博弈：如果所有的人都去追求金发美女，那么这位美女就会很高傲进而拒绝他们，他们都会失败，当他们再转而追求她的女伴们时，也会惨遭拒绝，因为没有谁会愿意屈居第二当次品；但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去追求她的女伴们，那么就会成功，而金发美女则会遭到冷落，纳什便能乘虚而入，这样所有人就都得到了上床的机会。进而纳什得结论：“团体中的每个人，都作出对本身和团体都有利的事时，才会促进社会利益”，也是因为这次“灵感”，纳什突破了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的自私促进社会公益”的理论。

当时就觉得博弈是一个很有趣并且深奥的事。不过后来去查资料发现这个场景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纳什均衡，很大程度上只是导演的牵强附会。虽然不免有些失望，但仍然就博弈以及纳什均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之后选修了《生活与博弈分析》，才算是真正认识了博弈论和纳什均衡。查资料得知，“博弈行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在经济学上博弈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而这种博弈行为其实是很常见的，并且广

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在学了这门课后，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的，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现象都有博弈论的影子，比如说下棋、赌博、甚至是我们经常会玩的剪刀石头布，也是受博弈论的影响。

博弈论真的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虽然我的知识和理解能力还没有到可以运用博弈论解释清楚日常生活中有关的现象的程度，但是意识到博弈论的存在和作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充满乐趣的。就拿许多宿舍周末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来说，到了周末大家通常会比较懒散，每次大家早上醒来时基本上都已经饥肠辘辘了，而我们学校因为北京同学较多，到了周末通常宿舍里只有两个人，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自己去买饭，同时也帮另一个同学带饭；自己去买饭，不帮另一个同学带饭；另一个同学买饭，同时也帮自己带饭；另一个同学买饭，不帮自己带饭；一起去吃饭还是都不去买饭。而通常如果另一个人被要求带饭的话，考虑到宿舍感情等的问题，一般是不会拒绝的，因此就剩下以下几种情况，即：自己去买饭并帮另一个人带饭；自己不去买饭让另一个人帮忙带饭；两个人一块去买饭或者两个人都不去买饭。在这里假设这两个同学为甲同学和乙同学。很明显，对于甲同学来说，在他自己不去买饭，而让乙同学帮忙带饭时收益是最大的，同理，乙同学的最大收益也是出现在自己不去买饭，而让甲同学帮忙带饭的时候。当两人都不去买饭时，两人均没有收益，只能饿肚子。而当两人一块去吃饭时，两人都能得到一定收益，只是小于各自的最大收益。这时，甲和乙都想获得最大收益，即让对方去买饭并帮自己带饭，因此就会出现两个人都不愿意去买饭的情况，这样的话就会使得两人都没有收益。因此最好就是两人一起去买饭，这样两人都可获得收益。就如前文中纳什所说，“团体中的每个人，都作出对本身和团体都有利的事时，才会促进社会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因为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而且个人的性格和两个人的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因而大多数时候这个问题的结果是：先忍不住饿的那个人去买饭并帮另一个人带饭。在两个人对峙都想获得最大收益的时候，先忍不住饿的那个只好放

弃最大收益选择去买饭，而且因为前面提到的原因，一般也会帮另一个人带饭。我就是我们宿舍那个经常忍不饿所以帮别人带饭的人。这大概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吧。

博弈论确实是无处不在的。就如那句谚语所说，“人生如棋，一步下错，全盘皆输。”人生本身就是一场博弈啊，而我们生命旅途中的每一次选择更是一种博弈。因为选择即是与自己博弈的一种形式。譬如，填高考自愿，在当时的一种环境条件下，考虑了各方面的原因，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各种纠结后做出了我们最后的选择。所以，可以说，经过这么一场与自己博弈的过程，在那一瞬间的选择，我们就已杀死了无数个在其他学校或是辍学在外打工的自己。又如在大学毕业季，每个毕业生都面临着出国、考研或者找工作这三种选择，在利用现有信息经过一番博弈之后，每个理性的人都会尽力选出对自己收益最大的选项，而一旦做出了选择，就是否定了其他的可能性。就比如选择了出国，就杀死了当时考研或者找工作的自己。再比如小到选课，其实也是一种博弈，通过权衡选修课的授课内容、结课方式和难易程度以及授课老师等因素，与自己进行博弈，最后选出结果。比如我，选修了《生活与博弈分析》，就是否定了其他的选修课。

而在《生活与博弈分析》课上，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在某节课上做的一个实验。当时老师说如果愿意投几块钱的同学超过90%，老师就会给每个人更多的钱。虽然具体的条件和数额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实验的过程和结果我仍是记忆犹新。当时我想这不是很轻松就可以赚到钱嘛，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让老师给我们钱了。当然还是我考虑不周，想得太简单了，结果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举手选择投的人很少，可能50%都不到。接着老师又把条件降到70%，这次我想经过上次的教训，大家更应该团结起来，只有这样大家猜可以获得收益。当然结果又让我失望了，举手选择投的人甚至比上次还要少。之后老师又把条件降到50%，有了上两次的教训，我是不会选择投了，果然，举手选择投的人已

经非常少了。现在想来，其实这个问题很像囚徒困境。对于两名罪犯来说，如果都抵赖，那两人都可以获得最大收益，；如果一方坦白认罪而一方抵赖，坦白认罪的那方将获得自己的最大收益，而抵赖的那方将获得最小收益；如果两人都可以获得一定收益。而因为这两名罪犯是分别关押的，他们无法串供或结成攻守同盟，因此他们会表现为不合作。两名罪犯都只会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坦白”为他们二人各自的最优选择。所以两名罪犯都会坦白认罪。就像在这个实验问题中，因为每个人给出自己的答案就好，不能与其他人交流，所以就很难团结起来，每个人都有两种选择，谁也无法知道他人的想法，而一旦大多数人选择不投，自己就会亏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表现为不合作。除非条件很低，比如说20%或者10%，只有大家都觉得万无一失时才会选择投。而在这个实验中，因为前面已经进行了三次，都次举手选择投的人都是越来越少，有了这样的经验，即使条件降到20%，也未必能够达到。因此，经过这个实验以后，我想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后再出现类似情况，我是断然不会轻易选择投了。

总之博弈论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像卖家和买家的讨价还价，卖家和卖家之间的降价竞争，再比如说每逢期末就会出现的作弊问题，这些都可以用博弈论来解释和解决。就拿学生考试作弊来说。不论是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只要是存在考试的地方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不诚信的作弊问题。就像我们学校，虽然每学期考试都会有诚信考试的签名以及考试宣讲会，包括各科老师也都会反复强调，而考试作弊现象还是会出现，并且屡禁不止。通过用博弈论分析可以发现，如果一个同学所在的学校作弊成风，那么可以看出，在考试作弊的群体中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作弊带来的好处，自然不会有人选择诚信考试。如果在这种环境下，同学选择考试作弊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说，良好的学生诚信氛围是对学生有约束作用，反过来，不良的诚信氛围会使很多学生选择从众行为，因而，成为一种恶性蔓延。而学校的学习氛围，为人诚信氛围与学校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想解决考试作弊问题，学校就

要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制度。由此就可看出博弈论的重要性。而博弈不仅仅存在于人与人、团队与团队、厂商与厂商之间，他还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不管是个人，企业，还是整个国家，博弈论对其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毫无疑问，我从《生活与博弈分析》这门课上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有不小的收获。以下我想说一下我个人一点建议。

首先是我希望老师今后讲课能多使用幻灯片的形式，虽然博弈论有许多需要分析的地方，或许使用板书可以和同学有更好的交流，但是使用幻灯片会更清晰明了，而且板书经常是即使坐在前排也不太能看清。而且博弈论本身就比较复杂难懂，再加之我们学校是文科学校，大多数同学之前对这方面没有基础和认识，因此我认为通过放一些博弈论方面有趣的视频之类的能够让大家对此产生兴趣，寓教于乐。因此我认为将板书和幻灯片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其次是这学期老师有两次有事没能来上课，我个人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事先告知学生，这样学生就不会扫兴而归。而且如果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较多的话，学生会不知道是否要上课，导致会有人带着侥幸心理而不去上课。而且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一次我叫一位同学一起去上课，那位同学说她有两次去上课结果到教室会发现停课了，白跑一趟，也不知道这节课上不上，所以她就不想去了。我想这件事也是可以用博弈论来解释的吧。老师和学生均有两种选择：上课和不上课。当老师和学生都去上课时，双方都能取得最大收益；而当有一方不去上课时，另一方就会有亏损，而自己则即不亏损，也无收益；当然在老师和学生都不去上课时，双方都是零亏损和零收益。这时，老师和学生本应追求最大收益，即都去上课，但是由于没有交流和沟通，就会导致不合作的情况，就像前面的提到的囚徒困境一样。所以学生就会选择不上课。当然实际情况还要考虑到其他因素，要复杂的多。

其实这门课总的来说是很好的，老师也都是很耐心地在讲解，同学也收获了不少。以上

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可能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还望老师见谅。

第二篇：城管与摊贩的博弈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背景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而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又极不平衡，因而，大量的各类人员涌入城市，并造成城市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一再提到“淘金梦”在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带有暴发欲望的“淘金行为”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中国的城管队伍，正是在这种城市化的背景下诞生的,自其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维护城市管理秩序和市容环境的职责。流动商贩，一个古老的职业，曾经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现在却成为城市驱赶的对象。城管队员与流动商贩为了各自的“饭碗”而博弈，现代都市版的“猫鼠游戏”由此上演。一方为了生存需要在城市人流量大的繁华路段、居民社区等公共空间摆设临时摊点做生意，出售一些季节性商品、低层次日常消费品等；另一方为了维护市容市貌和公共交通秩序等公共利益，需要严格道具特定区域内的流动商贩。在城市生活中，这些为了“活路”而流动的小商小贩大多是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这种社会身份使其获得了公众的心理同情。城管制度自身存在着一定局限性，而城管队伍本身也鱼龙混杂，使得公众对城管和摊贩褒贬不一。近年来，随着媒体对一系列城管“暴力执法”、摊贩“暴力抗法”事件的曝光后，公众舆论呈现一边倒得同情支持流动商贩、职责谩骂城管执法队员的倾向。城市管理这项工作在公众眼中，似乎就是几个带大圆帽、穿制服的人，整天开着车在大街小巷乱砸乱收乱罚，而不是所谓的依法管理城市各项事务，保障城市正常良性发展，这样就背离了城市管理的初衷，也与建设和谐社会相悖。

二、案例内容

案例一

魏文华事件

湖北天门市城管因填埋垃圾与村民发生冲突，恰巧路过的魏文华见状掏出手机拍摄，竟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50多名城管队员蜂拥而上，围殴五分钟致死魏文华。事件后续延绵至今：先是魏家将灵堂设在市政府祭奠，要求严厉处理凶手。当局迅速控制24名打人者，其中4人刑拘。前日，天门城管局局长被免职，接受进一步调查。事情并未结束，民怨舆论皆已沸腾，取缔城管机构的呼声再度泛起。

城管放纵蛮力乃至行凶，天门不是第一桩，全国大小城市都有其形形色色的不良记录。但城管本次波及的不是游走摊贩，而是无辜的目击者。一位表达义举的公民，蒙受肆无忌惮的杀戮，这正是举国上下心意难平的重点所在。

杀人或被杀的命运并不时刻掌握在城管手中。城管导致的天门血案之前，北京发生过类似事件，但倒下的是城管李志强，摊贩崔英杰刺杀了他，也曾引起纷纭之争。与公检法等强力机构不同，也迥异于通信电力等垄断部门，城管的职责宽泛到无法被定义，面目含糊不清却似乎可以管理一切。

此时此境，纯粹地表达仇恨没有多少意义。对走卒贩夫们而言，城管凶猛，某些时候甚于虎狼，可由城管引发的攻击或反攻都是悲剧，是弥漫在小人物之间的战争。简言之，城管在权力资源的分配体系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是权力谱系中的羸弱者；城管的对象，则大多是社会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两下的交锋或交恶，属于弱者对弱者的狙击或截杀。这不是替城管的暴戾之气辩解，也不是无视于“走鬼”们的艰辛，实为况味复杂的底层事实。

有法可依是一回事，城市公共管理的实情又是一回事。城管被某种命令强力压向街头巷尾，以政府的名义驱逐数也数不清、赶也赶不尽的游商小贩。冲突难免，伤及路人的事例也不独天门一例。城管要弥补本部门贫乏的资源，比如要保证众多临时人员的供养成本；要服从城市主政者的号令，为创卫等工程造势。总而言之，要对街巷深处、拐角小区保持持续、密集的覆盖。而紧随城管日夜压制行动的不是鲜花，而是抵抗。

与城管工作相对应的就是街角游商的生活。城管的存在威胁了这部分人群的谋生，逃避城管或直接对抗城管也就在所难免。对绝大多数游走商贩来说，失掉这份工就等于一无所有，意味着将要跌进最黑暗的境地，因而这是他们最后的依靠，绝对不允许剥夺，为此不惜以命相搏。这些人是城市底层的弱者，也是那点微薄的生存资本最坚决的捍卫者。一旦发生激烈对抗，城管顿生戾气，会不加甄别地逞凶斗狠，意在控制局面的暴力几乎不受节制，魏文华们成了牺牲品，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被卷进来。

所谓相煎何急？讨生活的商贩要生存，为工作的城管也要生存，到最后就演变成了弱者倾轧弱者，或弱者抗击弱者的生存游戏。显然，这一近似猫鼠斗法的游戏非常残酷，时常酝酿血光之祸。出路在哪里也多有讨论。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取缔城管的呼声很高。但没有城管的城市会不会更糟？诸如此类的担忧基本上成了决策者的既有思维，取缔派虽能获得众声附和，恐难在政策层面获胜。正如今日本报“时事圆桌”专家所提及，虽则城管的合法性饱受质疑，城管实际上是一个承担着政府改革和转型代价的角色，目前理想的路径是制定一个行政法规，授权地方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地方的立法。对于城管和执法对象间的暴力冲突，目前来讲最好的格局就是，城管给老百姓一条生路，必要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目前的情势是只能等待，这并非全无希望的等待。一些进步已显示，大范围的城管之乱正逐渐向秩序回归，即便回归的速度并不如人愿。上海及珠三角等城市在试行举措，比如设立游走摊贩的专门区域，希望给予商贩交易空间，以降低他们与城管在街头对抗的风险。当然仅有这些不可能解决一揽子问题。改革不仅是“解除城管武装”那么简单，而是要朝着权力解放弱者、城管敬重人性的方向努力。

案例二

李志强事件

年仅23岁的崔英杰是河北省阜平县的农民，从今年5月份开始在海淀区中关村科贸大厦西北角路边无照卖烤肠。8月11日下 午，李志强等城管执法人员到中关村地区执法时，发现科贸电子商城北侧路边有无照经营现象，便立即上前制止，遭遇到崔英杰的阻挠，执法人员依法扣押了他的三 轮车等经营工具。“正当我们准备撤离时，崔英杰手持切烤肠的刀，从人群中冲出，举刀猛刺老李的脖子。”据李志强的同事事后回忆，他们当时都着急送李志强去 医院，虽然派人围堵崔英杰，但还是让他跑了，李志强也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天晚上6时许因公殉职。据悉，李志强是本市城管执法组织成立8年来首位因公 殉职的执法人员。8月16日，市政府追认李志强为革命烈士。据当时在场的其他小贩介绍，平时沉默少言的崔英杰不太合群，干这行不到3个月，而且与其他小贩 不同的是，他卖烤肠用的是一辆崭新的三轮车。“旧车子收了就收了，损失不会太大。他刚来不懂，一辆新车值四五百元，他舍不得。”小贩这样解释崔英杰的过激 行为。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崔英杰在天津塘沽被警方抓获，他对杀害李志强一事供认不讳。

执法人员被杀绝非偶然事件，从这个事件反映出来的流动小贩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为什么杀人？一些城管人员粗暴对待那些小伤小贬，甚至大打出手，或者在网上发布的好多惨不忍睹的图片贴子。城管虽然是执行公务，但当一个人举债买下的赖以生存的东西被抢夺，他连解决温饱的希望都破灭了?他必然会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是失去理智的极端的触犯法律的!当然杀了人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的确引起大家的关注，就如崔英杰(杀城管的商贩)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说的那段话发人深省：“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律师的话一次次地拷问人们的心灵，也拷问我们的政府，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保障老百姓的生存权? 无论是李志强们还是魏文华们，都不能再成为祭品。城管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在城市管理中，由于作为执法方的政府部门确有权力和责任对城市管理中的违章行为进行管理和处罚，而执法相对人确实有许多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从事违法行为，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执法问题的现状主要是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为，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下面四方面：

1.1 落后的城管执法观念 

当前行政处罚是城市管理部门实现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行政指导是辅助的管理手段，这种方式很难使被管者心服口服，被处罚的群众不但会叫屈喊怨，而且也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的思想。在“官本位”执法观念的指引下，执法方式简单粗暴。尽管执法部门突破“障碍”，但执法效果并不理想，并引发了很多矛盾甚至冲突。城管执法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冲突，传统管理手段与多元化社会中日益复杂管理对象之间的冲突。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社会高度合一的管理模式，政府把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看成仅仅是政府的管理。公民主体在城管执法中的参与权被剥夺了，执法部门与执法对象处于直接对立的境地。

1.2 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

新形势下对执法队伍的素质要求在提高，而我们的执法队伍构成复杂，其中一部分执法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并且有些执法人员公仆心不强，作风不正派，这都与我们重使用轻教育的城管执法观念有关，为少数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提供了条件。在执法过程中，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既不出示证件也不说明理由便直接进行处罚，执法无程序或程序被简化掉的现象造成双方地位不平等，这也严重损害了城管执法队伍的形象。

1.3 城管执法程序不规范

城管执法人员是代表政府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然而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尤其是影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很多情况下并没有遵循法定的程序。在行政处罚案件中存在程序违法，徇私枉法人为剥夺当事人权利的现象时常发生，如没收商品不开罚单，不说明情况，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甚至动用暴力将执法对象的商品推翻、捣乱等，都严重损害了城管队伍的社会形象。根据有关部门在一个城市通过问卷调查的显示，该市市民对城管卷查工作的满意率只有29.20％；32.43%的人认为某些监察人员滥用职权，不依法办事；22.78%的人认为某些监察人员有贪赃枉法行为；40.15%的人对城管监察部门的总体评价为“一般”；究其原因主要是城管执法中存在滥用职权、执法违法、随意收费、任意罚款、以权谋私等现象。

1.4 相关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

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城管执法的专门法规，现在城管执法的依据仅是《行政处罚法》中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城管执法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明显不足，城管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它不仅面临着执法相对人的质疑，而且在与其他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也没有法律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利义务、法定职责以及履职范围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城管执法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市容环境到工商管理，从城市节水到公安交通，几乎无所不包。此外，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被城管执法者任意使用，这就使城管执法方式简单化、粗暴化，增大了城管暴力执法发生的几率。

化解城管暴力执法的相关对策

2.1 转变城管执法理念 

城市管理人员应该明白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社会弱势团体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而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决策产物，传统的观念驱使，使得城管执法者一开始就将被执法者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定位在“如何惩治”上，用管制犯罪的观念和手段来管理普通民众，视那些摆摊的小贩们只是管理的对象，这种暴力执法行为不仅解决不了弱势群体生存之艰和权力部门执法之难的困境，长久下去恐怕还会引发更多更大的对抗和冲突。所以，应该将暴力型执法理念向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执法理念转变。

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念上，但因为执法对象大都是由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和城市里的下岗职工所组成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活动大都是为了维持生计，因此，政府的管理人员更应该做的是优先考虑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适度降低行业管理的门槛，建立一批摊位费便宜或不收摊位费的公益性市场，实行分梯级管理，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绩的重要标准来对待。

2.2 完善法律保障机制

由于相关法律规范不明确，存在法律空白地带，处罚设定宽泛，法律规范实效性不强等诸多原因，急需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执法相对人的更大认同。同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压缩自由裁量权弹性，避免出现随意收费、任意罚款、滥用职权的城管现象，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的质量和水平。

2.3 规范城管执法程序

城管执法，不仅要严格遵循实体性，而且还要严格遵守程序法。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在实体合法的基础上重视程序，才能保证行政执法行为本身的公正、合理，才能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该按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本部门的实际建立一系列程序性制度，如行政处罚分级管理和备案制度，行政处罚错案追究制度，行政处罚证据及暂扣制度，调查取证制度，听证制度，审查决定制度等，并用有关监督力量保障各项制度规范化运行。

2.4 提高城管执法人员的素质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要适应新形势对城管执法工作的严峻挑战，必须高度重视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首先，要强化用人管理，严把进人关，严格参照工作人员录用标准和程序向社会公开招考执法人员，特别是应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以逐步提高城管执法队伍整体的法律素质；其次，要严格评议考核制度，不仅在执法机关内部要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而且要建立健全社会考核制度，让公民参与对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监督，从而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第三，加强思想教育，通过对城管执法人员进行崇法尚礼的思想道德教育，建立一只知法懂法崇尚文明礼貌的执法队伍，从而提供真正高质量的文明的服务。

三、案例分析

1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内涵及其基础

公共政策的合法与否是一个国家政权或政府能否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公共政策获得合法性对一国的政治生活来说至关重要。德国著名的学者马克斯·韦伯首次对合法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探究。在他看来，合法性是人们对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公共政策合法性包括法学意义上的合法化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化。前者是指政策的制定程序、内容以及政策制定的主体应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同时和意味着公共政策上升为法律或者其他获得合法地位的过程。而政策合法化的政治学意义在于建立对领导权威力的承认，它要求政策合法化主体在合法化过程中明确政治责任，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符合所代表的公众或组织的利益的前提下，关注目标和行动，而不是以个人角度悖逆大多数人的意志。从男一角度，公共政策合法性又可以包括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是指公共政策本身内容是否反映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公益)以及是否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公共政策的形式合法性涵盖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和政策过程的合法性。政策主体合法性是指政策主体应按照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限、权力和权利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职能与功效。公共政策过程的合法性是指政策的形成、决定和实施过程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政策的活动程序耍明确具体、公开透明。合理公正的政策程序是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石，是法治社会公共政策的应有之义，是政策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

2城管制度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不合法性

2．1法学意义上不合法

(1)相关法律的缺失，行政命令滥用。虽然城管的政策实施主体依法定程序设立并且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是明确、具体、充分的。但是我国并没有对城管执法人员的相应法律责任予以具体规定。虽然城管执法有《行政处罚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授权(如2006年实施的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也明确了城管维护市容环境的执法权)，但目前并没有一部法律法规专门对城管的执法范嗣予以明确规定，执法范围缺乏稳定性。此时城管不能管理的领域，彼时可能下发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扩大其职权范围。

(2)和《物权法》的法律精神相违背。公共政策是固定的，遵循我国制定的基本法，任何和基本法相抵触的公共政策都是违法的，不成立的。《物权法》是以通过规范财产的归属和财产的利用、保证私有财产的安全性为制定初衷。城管暴力执法所没收的物品，大都也是小商贩们的劳动所得，或是正常交易所换来的。他们对这些物品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和使用城管部门强制没收这类小摊小贩们的物品无异于剥夺他们生活的最基本保障，威胁他们的最低安全需要——生存需要。虽然该法不能直接规范工商执法部门的行政行为，但《物权法》的许多内在精神都与城管暴力执法行为相违。

(3)有些城管人员执法犯法。城管打人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当小摊主或三轮车主看到有城管人员出现时，往往是落荒而逃。而在被城管人员当场抓住之后，更是面临着弱势群体的窘况，城管人员只要见到那些违规摆摊之类的人，要么折断秤杆，要么没收东西，有时甚至还暴力打人。现在的城管人员由各种途径进入执法队伍，其身份背景，文化素质良莠不齐。法律观念淡薄，加之城管执法人员被赋予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处罚的任意性，甚至暴力执法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不仅有损国家机关的形象，而月经常会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

2．2政治学意义上的不合法

(1)“以人为本”信念的缺失，侵害了弱势群体生存权力。城管的问题深层次原因是城市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民和部分低收人人员的就业生存问题。这些弱势群体存在就业需求，但是缺乏适宜的岗位和再就业的能力，并且目前我国的保障机制不健全，不能给提供就业机会。为了谋求最基本的生存权力，这些人只能选择进入门槛低的小摊经营或是进入“黑车”行列。他们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但是自己解决了就业问题，减轻了国家的就业压力，同时方便了一些低收入的市民。城管无视小摊贩产生的根本原因，无视其为社会做的贡献，采用强制手段，没收毁坏公民用以谋生的工具，不仅没有保护公众利益，还严重侵害了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力。

(2)缺乏合理公正的政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具体的政策程序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这项公共政策中，在制定时并没有按照民主的原则让相关利益者参与进来，在出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激化后，也没有相应的机制保证两个群体的对话沟通。虽然决策者可能会听取相关部门意见，但由于没有公开的辩论程序，相关事实和证据无法提交，各方利益无法有序表达，意见无从整合。普通人民无法旁观和参与政策选择，无法发现和纠正错误的政策选择。在城管执行工作的过程中，收缴处罚摊贩工具的依据，收缴后如何处理等问题都没有做到透明，这就给一些城管人员的寻租提供了机会，也增大了公众的不信任。

(3)监督机制不健全。权力不受监督和控制，就会被滥用。第一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职能分割不到位、责任不明，而且相应的法规规章相互冲突、缺乏明确性。这样当出现法律责任时，这些执法部往往从部门利益出发，相互推卸责任，拒绝承担法律责任。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却找不到责任承担者，无法进行有效监督。第二对城管人员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概括，执法过错追究机制不够完善，对公务员的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第三公众和直接利益相关者无正常的途径进行监督。目前城管问题受到重视，不是因为被管理者有什么正式的异议或者意见通过政治途径反映上来，而是因为别无选择的进行了“以暴抗暴”的行为方式后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反映了公众监督的缺失。

(4)公众的抵制和不认同。合法的公共政策是人们对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由于城管许多不法行为多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致使城管的口碑和公众形象恶化。其恶化的公众形象直接损害执政党和一级政府的公众形象，弱化了城管领导集团的政绩，降低了城管部门的利益交涉能力，并使从业人员丧失职业的荣誉感，自上至下陷入迷茫。普通民众对城管心理上的抵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直接利益相关者采用暴力行为抵抗，这些都明显的显示出城管这一公共政策不被公众认同，丧失了其威信，也表明了目前这项公共政策的失败。

四、案例总结

寻求城市综合治理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思考

(1)确定以人为本的信念，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利益。这是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标。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判别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乃至一个公权力部门是否为民主法治国家的标准。在城市管理与百姓生存的抉择中，应首先考虑老百姓的生存，这既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建没和谐社会的要求。

(2)确保城管的法学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首先确立法律法规，明确城管的编制和责任，使其行为有法可依，加强对城管行为的法律规范，坚决禁止暴力执法。制定公正透明的政策程序，使各个政策主体能够参与进来建立其管理机关和被管理者之间顺畅有效的沟通渠道；建立有效的监督体制和行政问责制，以保证城管执法人员公平公正和效率，保护公众的利益。

第三篇：《博弈与社会》读后感

《博弈与社会》读后感

原创： 何徐任

《博弈与社会》这本书是大二时教授《经济学原理》的老师推荐的，老师曾无数次在课堂上提起过“博弈论”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我的初步认识是：博弈论的全称是“非合作博弈理论”——这是我从百度百科中得到的。“非合作博弈理论”？！在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时，不自觉的在心里默念了好多遍，说实话，心里充满了不解——难道博弈论是在讨论如何不合作吗？带着这个疑惑，我开始看起了《博弈与社会》这本书，从书中寻求解释。

该书开篇便向我们抛出了两个问题——协调问题与合作问题。

张维迎说：“人是群居动物，群体人具有社会属性”。这个不难理解，毕竟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从来都不是具有“个体优势”的生物，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选择聚集在一起——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孤岛”里，这也让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法“独善其身”。简单地说，即你的“所思所想”不仅仅取决于自己还会受到群体的影响；你的“所作所为”不仅影响自己还有他人——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属性”。

人的社会属性意味着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体将不得不与其他人频繁打交道，这个过程必然涉及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而如何解决合作与协调问题，是这个社会运行的基础——决定了这个社会能否顺畅的运行。

该书在开始探讨博弈论前向我们抛出这两个问题，用意十分明显——能否深刻的认识协调与合作问题，是我们掌握后续博弈论知识的前提和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特定的博弈论是以特定的社会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关于博弈论的一切讨论都是以一个特定的社会为背景展开的。因此，在揭开博弈论的神秘面纱前，搞懂这个特定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将是必要的，这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和接受后续的博弈理论。可以说，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对一个博弈论领域的小白是十分友好的，很适合初学者阅读。

当然仅仅讨论载体是远远不够。载体——特定的社会、主体——博弈的双方、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博弈知识，这是博弈论的三大构成部分，它们一起组成一套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

书中把博弈论主体定义为：理性人——有限理性的人。

所谓理性人，就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用张维迎的话说，便是“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做出最好的选择”。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完全理性的人——理性人是不现实的。然而理性人假设的存在却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维迎的解释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都在做出自认为最好的选择，都有着趋向于理性人的趋势。”——即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人们会尽可能地成为一个理性人。这为理性人假设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

协调与合作以及理性人假设，初步为我勾勒出博弈论的外部轮廓，带着对于博弈的粗浅认识继续来读这本书。

介绍完博弈的载体以及博弈的主体之后，毫无疑问，博弈双方在特定的社会中展现的交互关系将是该书接下来要阐述的重点。作者通过对一个接一个的博弈例子的剖析以引出相应的博弈思想，这种方式不仅在我的脑海中构建起了一个博弈论的世界，还在这个世界与现实社会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如何用一个博弈的知识去解决另一个博弈问题——可谓是“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

以囚徒困境为例。

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八年。此时，从集体理性的角度来看，沉默是对集体最好的选择。然而，由于囚犯们互不能沟通，出于个人理性，坦白便成了囚犯们各自的占优战略。因此他们会相互揭发，从而各自获刑八年。

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很多人都知道何为囚徒困境，甚至能够清楚的明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类似困境——企业的恶性竞争、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乃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等等。然而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并不意味着你掌握了如何去应用它，在这之中的大多数人，应该都不曾想过当有一天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看似不可避免的囚徒困境时该如何去走出来。

而《博弈与社会》这本书告诉了我如何去走出这一困境——用博弈知识去应对博弈问题。

张维迎说：“人不仅趋利避害的，还具有长远的眼光——我们可以为了长远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短利。”这就是我们走出囚徒困境的基础——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一次性的短期博弈，但大多数情况下博弈是多次、长期的，在一次性博弈中走入困境所得到的短期利益和在重复性博弈中所能得到的长远利益那个较大，直接决定了博弈中参与者的个人决策，从而间接的决定了集体能否走出囚徒困境。也就是说，走出囚徒困境的方法就是让博弈者认识到“合作”带来的长期利益。

读到这里我终于开始理解何为“非合作博弈理论”了——能够理解人们为什么“不合作”，我们才能找到促进合作的有效途径。人既然可以因为“利益”而放弃合作，那么要使他们能够趋于合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更大的利益——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去引导他们进行合作，从而真正做到走出困境。

当然，帮助我真正理解何为“非合作博弈理论”只是《博弈与社会》带给我的一小部分。在这之上，《博弈与社会》教给我的是一种走出人生困境的思路——探究困境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导致你陷入其中的，那么走出困境的关键就是用它来引导你走出困境，或许就是常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吧。这才是这本书所教给我的，最为重要的，足以影响我一生的东西。

作者 | 何徐任

第四篇：保障房建设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保障房建设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提要] 建设保障房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是民生问题，政府必须承担建设的责任主体。但在推行过程中，作为政策制定的中央政府和落实政策的地方政府首先在目标上产生了分歧，并由此导致行为的不一致。本文通过分析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提出中央政府应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而顺利完成保障房建设最终目标。

关键词：保障房;博弈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3月11日

保障性住房（以下简称保障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各类棚户区改造。是政府基于福利经济学理论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再分配，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要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房3，600万套，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体现了中央政府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意志和决心，但承担保障房建设的地方政府则反映冷淡，态度消极，等待观望氛围浓厚。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目标分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作为保障房供给中重要的两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会站在各自的立场，着眼各自的利益目标，在保障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断博弈。为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在目标上是存在分歧的。

中央政府以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为目标，认定保障房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首先，建设保障房是房地产调控的重要工具。保障房是商品房的有效补充，将有助于从商品房市场上分流一部分需求，减少房价上涨的动力，从而有助于房地产调控目标的实现;其次，建设保障房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渠道。近几年，加快建设保障房目的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问题，缓解城市内部二元矛盾，不断提高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最后，建设保障房是拉动投资的重要动力。中央政府希望保障房在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增加就业，调控房地产市场，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所以，中央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中是积极的一方，并积极提供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地方政府追求地方经济的短期发展和个人的政绩，通常通过衡量“成本-收益”来决定自身的行为标准。在目前的行政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的动力不足。究其原因，一是保障房建设有较强的外部效应。自1998年实行房改以来，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行业蒸蒸日上，同时也带动了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如果加快建设保障房，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当地商品房的需求，从而影响房地产业的投资需求;二是保障房建设资金缺口较大。中央补贴的资金哪怕是加上发行的债券资金只是保障房建设所需资金中相当小的一部分，剩余部分需要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三是地方政府无法从保障房建设中获得像商品房那样的高额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原本是地方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保障房用地价格较低，甚至是无偿划拨，直接削减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中是消极的一方，只有在中央政府的行政压制、经济补偿等手段下才会有所行动。

二、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

（一）故意放缓保障房建设速度。为了实现保障房建设的目标，中央政府每年年初都制定并下达目标任务，各级政府间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年终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开工任务、基本建成任务、竣工任务等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尽管如此，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仍然很不理想，开工率低，未能在规定时间完工的情况频频出现。

（二）想方设法钻政策空子。

1、大肆降低建设成本。为了降低造价，地方政府不惜将保障房建在远离市区，周边道路、水电气等配套设施不齐全，公共设施不完善的地方，并在规划设计中提高住宅容积率，一方面增加保障对象的综合生活成本;另一方面也由于保障对象不愿意居住而造成保障房的空置。

2、擅自扩大保障房建设范围。且不说将部分企事业单位的自建房纳入统计范围这一问题，在城市棚户区改造中，由于改造的范围和对象是市区自行“合理界定”的，所以地方政府经常和房地产开发商联手将商品房开发、征地拆迁等摇身一变变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并从中获取财政补贴资金。

3、截留挪用保障房建设资金。为了缓解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中央政府在融资政策方面为保障房建设大开绿灯，一方面放宽信贷条件;另一方面提供优惠利率支持。但仍有部分地方政府将资金挪用于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相当恶劣。

三、中央政府的手段选择

（一）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中央政府应该通过法治建设来加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逐步纠正作为房地产热重要推动力量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改变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以及只注重增长的错误政绩观，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达成目标和利益的共识。

1、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要想地方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进行保障房建设，中央政府必须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惩罚力度。这方面中央政府已经有所行动，根据《审计署关于2012年至2015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从2013年开始审计系统已经对全国的保障房进行跟踪审计。这一部署无论是审计范围还是审计力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除了要求摸清总体情况外，还要求严肃查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

2、优化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与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也有很大关系，应当进一步优化。不能唯GDP论，应当引入更多的评价指标，充分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引导地方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

（二）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仅有严格监督而缺乏激励机制，不仅会加大监管成本，而且效果有限。中央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升其公共服务理念。

1、加大对保障房建设的财政支持。中央政府已经将保障房建设的“事权”交由地方政府承担，那就需要有相应的“财权”与之相匹配。我国保障房建设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特别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应当通过转移支付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2、完善保障房建设政策体系。为了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治理策略应该是努力给予地方政府尽可能多的政策支持，但目前的现状是，相关的法规比较零散，而且往往是出现什么问题才解决什么问题，缺乏系统性和预见性，使得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发达国家在建立相关的住房保障制度后，都会将政策以法律的形式落实下来，以形成法律保障，我国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1]王静文.保障房博弈的政治经济学.企业界，2011.8.[2]林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中国住房市场的博弈分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2.3.[3]梅建明，熊珊.保障房建设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基于混合策略博弈视角.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3.7.

第五篇：企业文化的形成与演进的博弈分析及启示

企业文化的形成与演进的博弈分析及启示

摘要：本文运用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分析理性经济行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群体意识、行为规范的形成及演化的机制，从而揭示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约束。并进一步指出其对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有益启示，以使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更为理性和高效。

关键词：企业文化；博弈；经济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8-0114-03

一、用经济学方法对企业文化进行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对企业文化概念、构成、作用、建设方法进行一般性探讨，对企业文化的本质、形成、演进过程缺乏深入分析和研究，因而在企业文化建设认识和实践中也就存在许多误区。自大卫?克莱珀斯(DavidKreps)在其《企业文化和经济理论》一文中用博弈论来解说企业文化，为企业文化研究开创了新的视角，一些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来进行研究后，开始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对企业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深化对企业文化的认识，逐渐奠定企业文化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探讨切实可行的企业文化建设方法做好进一步铺垫。本文认为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企业文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

企业文化由人的群体意识组成，其作用通过人的行为体现，与企业文化联系最密切最重要的经济要素是人。研究企业文化也就是要研究人的行为，研究处于经济环境中企业或人的行为依然离不开对人性的认识和假定。亚当?斯密指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主观上的利己实现了客观上的利他。当然，我们不排除有利他主义的人和行为的存在，甚至存在一生遵循利他主义原则行事的人，也就是说，“经济人”具有“主观上必然利己、客观上可能利他”的双面性。一是“经济人”“主观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博弈中表露出绝对性和无条件性，而“客观为他人”具有相对性和有条件性，因此自然形成的文化会反映出某种不和谐性或矛盾性。但所有的人性假设都只是描述了人的一个侧面或是社会在某个阶段的人的主要特征。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现实世界中企业面对的员工、管理层及各类股东表现出极强的经济人特征，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二)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

结合现代各门科学对人行为的研究，不难发现，人类行为是其内在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与外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系列指向外部的活动，是为了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延续、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作出的反应。博弈理论指出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博弈行为是“经济人”为最大程度地博取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基于风险收益“对弈性分析”而作出的、以趋利避害为特征的一种经济行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取决于他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而效用函数相对稳定，变化较为缓慢，因而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外在的约束条件。由于市场经济中的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博弈行为本质上具有某种“天然的”不和谐或矛盾倾向。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实践中经济博弈行为大量存在诸多不和谐的实践取向，如劳资冲突、假冒伪劣等等。这些现象的产生可以是理性经济人外在约束条件缺乏或不完善时经济博弈的自然结果。

(三)博弈理论与企业文化

处于经济环境中的企业或人等行为主体总是从各自利益最大化出发，在各自的决策空间里决定与其他行为主体经济关系的策略并行动，这实际上就是与经济环境中其他行为主体的经济博弈关系。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群体意识、群体行为产生、形成于这一漫长的进化博弈过程中，而企业文化的内涵和作用正是通过经济博弈行为表现出来。企业或成员的利益关系既是企业文化生成的主要原因，又是其所面对的内部环境。研究企业和企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相互作用，博弈理论无疑是最为合适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之一，所以研究企业文化需要运用博弈理论。

二、企业文化的形成、进化的博弈解释

(一)企业文化的形成

员工在企业中工作，就会形成与其他员工、领导乃至整个企业的博弈关系。企业制度、领导者的管理方法、同事态度、资源与技术的状况等因素就构成了这个复杂博弈的约束条件，员工利己的动机不变，但博弈对手与约束条件使他认识到不同的行为特征选择将使自己获取的利益大小不同，因此员工将作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而且当代进化博弈论的研究者们发现人是有限理性的动物，很多场合中人无法迅速实现纳什均衡，但是多数人在长期的选择中却会趋近纳什均衡解。他们最终会发现某些行为特征的选择对自己在企业环境中的生存发展，对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满足最大化，都是较好的选择，其他员工也会发现这些规律，于是，某些行为惯例就开始被多数员工自觉遵守和服从，企业文化开始形成。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个人策略的优化过程，实质就是企业内所有员工长期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企业博弈中经过选择、优化和学习而保持下来的一种共性的行为惯例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群体意识。总之，企业在各方的博弈决策中逐步筛选、优化形成企业员工所共有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二)企业文化的进化

这种价值观、群体意识和行为惯例一旦形成，积淀成为企业文化，就会持续稳定的发挥作用，就会形成某种“决策”环境，使企业的人们可以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容易地找到“决策”的“焦点”，实现帕累托最优解。如克莱珀斯所说，在静态的博弈过程中，由于理性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解”，即“囚徒悖论”中两个囚犯都承认错误，而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影响，企业作为人们合作的“场所”无法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明确地写在契约中。当参与人之间没有正式的信息交流时，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也就是企业文化，往往可以提供某种暗示，形成一种默契，使增进福利的帕累托最优解更容易出现。这样，企业文化将进一步自我强化和延绵下去。但正如其产生源自企业成员追求自身效用最大过程的策略优化，同样的当企业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在外部适应和内部融合中，成员博弈约束条件会随之发生变化，成员会选择新的适应性行为及策略，并逐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从而企业文化逐步发生演化。

(三)企业文化形成和演进的环境条件分析

企业文化形成的环境条件，是关系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只有结合环境进行分析，才能真正深入理解企业文化的本质，分析结论才有更大的价值。企业文化环境以企业边界为限可以划分为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企业文化的外部环境又可分为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也可分为一般环境与具体环境，主要有企业文化所面对的企业外部的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科学技术环境、自然环境等。企业文化的内部环

境指企业内部除企业文化及外显形式以外的部分。文化外部博弈环境。企业文化外部博弈环境的变化可以促使企业变革企业文化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如技术变革、资源条件的改变、竞争对手的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变革企业行为。企业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与外界各经济主体博弈的过程中，同样会根据变化了的约束条件进行行为选择，而企业行为最终要体现为员工的行为，企业文化也就相应变革。当然反应迟钝，不能主动适应变化、采取合理策略的的企业会逐渐被淘汰，所以企业文化变革是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只不过不同的企业变革的进度、内容有差异。这取决于企业独有的个性。当然，外部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都会对企业文化形成产生影响，这些就是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企业文化差异的原因。企业文化不能脱离环境而生，当然企业文化也必然打上国家、民族的文化烙印。内部博弈环境分析。企业是一种“关系契约”的网络，企业内部的博弈环境有多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文化博弈形成过程中，内部环境中强势人物和规章制度是让员工感受博弈的不同约束条件的主要因素。企业规章制度是企业希望员工形成一定的行为惯例，精心设计出的行为规范。许多成功的制度设计在企业内部博弈过程中被证明是员工们共同的均衡解，从而被员工接受，即使这些制度不存在了，这些行为惯例也依然存在，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强势人物是另一种促使某种行为惯例形成的力量，创业者、公司变革推动者这些人也都会使人强烈感觉到他们对约束条件的安排或控制，与他们长期博弈就会导致企业出现某些行为惯例。实质上，在公司各部门或分公司、子公司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强势人物，他们的长期存在，影响了与他们接近的员工的行为惯例，企业亚文化也就形成了。

三、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

(一)企业文化建设应针对和适应企业与成员的经济理性行为

企业管理理论众多，但都强调对企业员工的精神层面进行影响，从而导致员工表现出某些一致的、长期的行为特征。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取得一些效果，但从长期的博弈关系来看，理性经济人会发现这不是自己的均衡解，会逐渐偏离和舍弃这种行为。企业文化建设应顺应人性，建立“利人、利组织”行为与利己结果一致的激励机制。这样的组织将会出现员工行为特征从发散状态趋于收敛状态，员工会自我增强这一反馈过程，积极行为越来越普及，并且被员工从内心深处接受，使企业内部积极行为惯例化、自发化，建立起一种利己利他的和谐的企业文化。

(二)企业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渐进性

企业文化在经济主体长期的进化博弈中产生、演化，这是一个漫长的选择、优化过程，一旦产生就有其内在的稳定性。个体对行为的调整是逐步的，反映到企业文化上则表现为企业文化的改革或调整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企业文化的变革从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到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策略变化及形成稳定的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惯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企业文化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搞搞宣传、喊喊口号就可以建成的，应当遵循其规律，加强对其内外环境条件的研究，探索更加有效的企业文化建设模式和方法。

(三)企业文化的个性化

从企业文化产生的过程和环境条件的分析来看，企业文化作为不同企业及其员工在追求最大化利益过程中对不同约束条件的适应性反应，意味着不同环境条件的企业会形成不同的企业文化。实践证明也是如此，人们发现企业文化是企业个性的体现，不同的企业文化不同。我国很多企业不明白这个道理，重视引进国外的东西，有的甚至是照搬，但事实上，企业文化很难模仿和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