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十种特征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十种特征
过去的认识里，家庭教育通常认为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其中首先是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十种特征，希望有所帮助！
（一）模具制造型
此类家长，属于自以为是之人，总以为自己的想法不会错误，总以为自己是爱孩子，为孩子好。对孩子的要求极严，孩子的举手投足，都给予详尽的指示，从生活习惯、活动的范围方式，到读书的范围方法、兴趣爱好，甚至到高考专业的选择、毕业工作的种类，都受到强制性指导。
这种教育模式，无形之中，就抹杀了孩子的自主学习与创造能力。在这种模式之下，不否认也有一些孩子有所成就，但更多的孩子，却成为模具制造的产品，家长原形的克隆，人的独立思考与创造能力，在这些克隆产品中黯然消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在这种模式之下，恐怕龙凤老鼠的后代，都是“老鼠”了！
（二）温室培养型
捧在手中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给予孩子最好的学习与成长条件，弥补自己少时的缺憾，这是生在艰苦年代的家长的普遍做法。
孩子的吃，要操心，总担心孩子缺锌少钙；孩子的穿，要操心，嘘寒问暖，从孩子房里的太空被空调，到出门武装到牙齿的装备，无一不体现了家长细腻的爱心；孩子的行，要操心，在学校附近春游，父母也要请假奉陪；孩子的交往，要操心，本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孩子只容许与“优秀”者（大多以学习成绩为标准）交往；孩子的学，更要操心，从胎教，到小时候的艺术素质的培养（比如学琴画画），到入学的学校选择、老师选择，无一不体现了家长的“智慧”，直到孩子的毕业，专业的`选择，工作的选择，爱人的选择，仍要操心。
这样的做法，制造了许多肥胖儿童与厌食者，制造了免疫力极差的孩子，制造了庞大的厌学者队伍，制造了离开父母一无所能的孩子。温室的花朵，禁不住一点点风吹雨打，“温室”培养出来的孩子，离开父母，却无法适应于社会，最后父母只好哀叹自己无法与天地同寿了！
（三）极力压榨型
这种模式多出现在孩子的读书过程之中。教育的社会性与个体的特殊性之间必然有矛盾，在目前形势下，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没有普及，大学生的就业率很低，迫使家长对孩子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以使孩子能够上一所名校，有个教好的前程。纵使学校能够减负，家长也未必让孩子减负，连小学生的作业，家长都要求孩子完成两套三套，而学校面临的生存压力，教师面临的考核压力，也使学校的减负成为镜花水月。在平时，孩子们都被迫学习到晚上10点以后，而假期，更有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在等待着被压榨得灯枯油尽的孩子！教育科目的设置不合理、教育模式的缺陷，在扼杀孩子的创造力，而家长们，不设法补救，却推波助澜，成为扼杀孩子天性与创造力的同案犯。
（四）经济刺激型
物质的社会，造就物质的方式，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教育模式也被产业化，很多家长的教育方式，也是“向钱看”！考第一，奖励多少，考前十名，奖多少，在不少家庭，都成为制度！特别是庞大的打工队伍中的家长，对留守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以钱来“遥控”孩子。小小的脑袋，最终只容纳了一个庞大的“钱”字，洗自己的衣服，可以，拿钱来；帮你做作业，可以，拿钱来；帮爸爸买包烟，可以，拿钱来……
（五）原始放牧型
这类模式多出现在打工家庭或者问题家庭，父母忙于打工挣钱，无暇关注孩子，或者婚姻破裂，根本就不顾及孩子。当然也有现实的家长，认为读书无用，孩子未必能考上大学，大学毕业未必能找到工作，不读书也同样可以挣大钱，甚至成为流氓，也一样“出人头地”！干脆就任其自生自灭！这种模式的后果，就是把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推给教师，现在虽然有“教育万能”的理论，这世界上却没有万能的教师！
（六）自家萝卜型
俗话说，自家萝卜天大个，是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家长眼里出天才，自家的孩子什么都好，稍微的出众，在有的家长眼中都是天才的举动，即使有不好，那也是别家的孩子不好，是老师学校的不好，是社会的不好，自家的孩子绝对不会不好！这种情形，相信读者也曾见识，其中危害，就不赘述了。
（七）崇尚暴力型
“棍棒下出孝子”，仍然有部分家长崇尚用武力解决问题。特别在孩子调皮不听话的时候，在气头上，对孩子拳脚相加的，仍然大有人在。给孩子造成的心理阴影，逆反心理以及长大后崇尚暴力解决问题的恶劣影响，很难消除。暴力教育的孩子，要么逆反心理特别强，要么特别懦弱，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很少不崇尚用武力解决问题！
（八）唠唠叨叨型
这部分家长相对比较温和，但又失之偏颇，当语言说服不能解决问题时，就难免絮絮叨叨了。现实之中，有的家长的确过于唠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男孩对别人的啰嗦过于敏感，女孩则成为长舌妇。
（九）百依百顺奴才型
经济条件的改善，孩子数目的减少，一个孩子，可能是祖父祖母的期望所在，外公外婆的期望所在，叔叔阿姨的期望所在，父亲母亲的期望所在，这样，造就了一大批“小皇帝”，自私自利，没有爱心，唯我独尊，最后不容于社会也就必然了。
（十）理想型
理想的家长在儿童的早期的智力开发方面下功夫，先天智力毕竟无法更改，后天智力确有极大的挖掘潜力，这是其一；爱孩子，重视孩子，但不能溺爱，满足合理的要求，但要让孩子自己明白，哪些是不受鼓励的；严格要求孩子，但应给孩子适度的活动空间；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特别重要，这是决定孩子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重要阶段，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一个良好的思维习惯，一个良好的经济观念，以及好的性格，都将要影响孩子的终生，都将决定你的孩子的成就！
第二篇：“家训”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在数千年的家庭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浩瀚的文献，其中，家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家训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因此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一
家训是指历代家长为教育子孙专门撰写的训导之辞，诸如家诫、家范、家规、家书等等。它是古人向后代传播修身治家、为人处世道理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家长教育子女最基本的形式。
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著名的“畴人之学”，即家庭世代相传的学问。西周时周公曾诫子伯禽修养德行，礼贤下士。《论语》中也载有孔子教儿子孔鲤“学礼”的故事。不过当时的家训以口头训诫、家书、遗书等形式为主，由后人记载而流传。秦汉以降，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家训已从一家一族的训示，逐渐繁衍成为全社会乃至全民族教育后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从先秦到秦汉是家训从萌芽到初步形成阶段的话，那么此后，家训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理论越来越系统，种类越来越繁多，影响越来越深远。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家范典》多达116卷，分31部，各又再分5类，辑录了先秦至清初的大量家训资料，真可谓浩如烟海。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三部家训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和朱伯庐的《治家格言》。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家训的成熟期、繁荣期和广泛推广期三个不同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总结了前人家庭教育理论的成果，对治家修身、求学处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家庭教育的一些理论和范畴，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家庭教科书，在家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此书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也盛赞此书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可见其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到了宋代，家训进入繁荣阶段，不仅文献资料数量多，而且在教育理论和思想上也有了大的发展。北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等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封建伦理关系、治家方法、身心修养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堪称家训中集大成者。此间在理学的影响之下，家训中“礼教”的气氛更为浓重，名分的拘束更为严格。明清时期是传统家训广泛推广的时期。由于家训作用的日益彰显和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家训理论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形成了家训教育空前繁盛的局面。明末清初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流传很广，影响巨大。它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仅用五百余字，阐述了人生的深刻道理，总结了古代的治家之道，语言平实，脍炙人口，三百年来盛传不衰，成为官宦士绅、书香世家乃至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教子妙方和治家良策。
中国历代家训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一书的序言中举其要者概述为六端，其一，熔铸光明伟岸的道德人格；其二，重视正确积极的教子方法；其三，培养功业理想和淡泊襟怀；其四，妥善掌握好交友接物之道；其五，明确读书治学的目的和方法；其六，针砭人生各种心理痼疾。[1]1我以为这一概括是较全面准确的。本文拟着重从修身、治家两个方面，探讨家训对传统家庭教育及家内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影响。
二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最主要的内容是向子孙进行修身教育。修身，谓修养身心，学会做人，塑造品学兼优的完美人格。由于传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密切联系，认为只有做到身修、家齐，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故而古代家训几无例外，以“修身为本”，将修身提到突出的位置。家训中有关修身的内容甚为宽泛，主要包括立志、读书、待人等几个方面。
立志。立志是修身之基，立志是事业成功的第一步。只有确立志向，才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才会克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进。要想使子孙自立自强，成为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关键是鼓励他树立人生志向。家训在这方面多有论述。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2]21强调没有志向，就不能成就学业。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中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3]《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第一条便是“勉君子应立志”。[4]5同书“述立志之重要”条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苦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5]反复强调立志的重要性。
立志如此重要，那么该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孙要立圣贤之志、立报国之志、立光前裕后之志。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2]23“若志不强毅”，势必永远沦为凡夫俗子。王守仁在《示四侄正思等》中说：“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6]94他期望侄子们以仁礼存心，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根本，努力学习圣贤，为前人争光，为后人造福。又如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便是家庭教育中教子树立大志，建功立业的典型事例。
人生立志，不能空发誓言，而要落到实处。从道德的角度、从谋生的角度，古代家训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技艺(即谋生手段)的培养。《颜氏家训·勉学》云：“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7]84“有学艺者，触地而安”，[7]82谓有学问有才艺的人，走到哪里都可以站稳脚跟，或入仕，或学问，或农工商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掌握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方可真正自强自立，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贫贱而有业，则不至于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凡富贵之子，耽酒色、好博弈、异衣服、饰舆马、与群小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无业以度日，遂起为非之心。”[8]这些话朴素通俗，但很深刻，阐明了年轻人立大志、务正业，对个人前途和家庭、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
读书。在传统家庭教育中，鼓励子弟读书是家训的一大主题。提起读书，人们往往想到“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以为古人读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做官，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对此，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序言中指出：“‘学而优则仕’是孔子为知识分子规定的一种行为模式，旨在学以致用，大济苍生，却并不是说学习好了就只求做官，谋取个人利益。”[1]1这一见解在古代家训中得到了印证。
读书以求仕，并非必然。《袁氏世范·子弟不可废学》中说：“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用其不到而使之废学。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8]5这里所说“无用之用者”，应解为读书可以学习圣贤的嘉言懿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颜氏家训·勉学》中明确指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7]89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本来是为了开发心智，提高认识力，以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朱子治家格言》也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6]126
不少家训将读书、进德、做好人摆在第一位。《曾国藩家书·教诸弟进德修业》云：“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9]21即读书首先是为了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追求诚实正直修身齐家治天下的道理，以无愧于此生；其次才是将读书作为谋生的手段。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6]135“明理做个好人”就是要通过读书，作个知书识礼、通情达理，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在多次受苦受辱之后，仍能矢志不移，谆谆告诫儿子：“你读书，若中举进士，思吾之苦，不作官也是，若是作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固不可效吾之狂愚，亦不可因吾为忠受祸，遂改心易行，懈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肖之笑。”[6]100许多家训作者都以自己的经验教训，激励子弟勤奋读书，从小养成良好的学风。
应当承认，随着科举盛行，读书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捷径，家训中出现一些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倾向。如唐代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举趋之若鹜的社会心态。明代王守仁得知子侄学有所成，获居前列，喜而不寐，连夜命笔：“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之。”[6]94家长望子成龙的企盼与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致使后来一些士子埋头八股，孜孜以求，淡忘了读书明理的初衷，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渐趋于单一化和名利化。
待人。待人接物，指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家训强调慎于接物、谦让待人、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先秦时周公旦对其子伯禽的一番训导，堪称典范。伯禽封于鲁，赴任前周公以数事相诫：不要怠慢亲戚，不要使大臣埋怨没被信用，不要轻易舍弃故旧，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并指出：“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10]即使才能过人，也不要与有专长的人争强斗胜。诚实守信是与人相处的一条原则。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载“曾子杀彘”的故事，给信而勿欺作了最好的注脚。曾子为了给儿子树立守信的榜样，不顾妻子的阻拦毅然杀猪，成为千古教子佳话。豁达大度也很重要。王夫之《姜斋文集·丙寅岁寄弟侄》中说：“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于心，以积怨恨。”[1]611与人相处，应和睦友善，相互谅解，而不是小肚鸡肠，过分计较。看到对方有不是，不妨当面提出，不要藏在心里，积成怨恨。另外，“宁愿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也是一种美德。《曾国藩家书·持家之道》“情愿人占我便益”条致澄侯等三弟信中说：“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告诫诸弟：“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11]
三
传统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向子孙进行“齐家”的教育。齐家，谓和睦家庭，端正门风，垂范后代，即颜之推所谓“整齐门内，提斯子孙”。[7]1《大学》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既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因而，如何齐家便成为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在这方面，家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齐家教育应以什么为核心内容？颜之推指出：“礼为教本。”[7]23司马光也认为：“治家莫如礼。”[12]这里所谓的礼，即指制约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为主的各种人伦关系的规范。以礼教来规范人伦，就是向子孙传授孝悌之道。关于齐家的内容，我以为大致应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以及勤俭持家等方面。
首先是父慈子孝。“父慈子孝”出自《礼记·礼运》篇，意为做父亲的应慈爱子女，做子女的应孝敬父母，重点是强调孝道。孝道是传统社会协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表现。对于孝的内涵，可归纳为五层意思：善事父母，养亲敬老；爱护身体，扬名显亲；娶妻生子，传宗接代；顺乎亲意，绝对服从；忠孝合一，移孝忠君。[13]《尔雅》云：“善事父母曰孝。”[14]99何为善事父母？《孝经·纪孝行》讲得很具体：“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察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14]104元代以后的《二十四孝图》则用具体的事例，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孝的内涵。
与传统伦理所倡导的孝道及齐家思想相适应，古代家训普遍强调孝亲敬长、睦亲齐家的重要性。如《颜氏家训·勉学》云：“孝为百行之首。”[7]101北宋范质《戒从子诗》开头就提出：“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15]唐代柳玭《柳氏家训》曰：“立身以孝悌为基”，“肥家以忍顺”。[1]335明代孙奇逢《孝友堂家训》认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16]是“家道隆昌”的必要条件。清代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指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17]
要治理好一个家庭，家长先要以身作则。古人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颜氏家训·治家》中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7]26在生活中很难设想那些虐待自己老人的人能得到孩子的孝敬。司马光《涑水家仪》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2]201李昌龄《乐善录》云：“为父为师之道者无他，惟严与正而已。”[18]只有家长正身率下，公正不偏，才能使家人和睦融洽，家庭秩序井然。
其次是兄友弟恭。《礼记·礼运》讲“兄良弟悌”，意为兄弟间要团结友爱，相让不争，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为儒家所称赞。《颜氏家训》专列“兄弟”篇，论述颇为深刻：“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7]14组成家庭，始于夫妇，夫妇是父子关系的前提。子非一人，就有了兄弟关系。“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7]14许多家训对兄弟关系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兄弟乃一母所生，有共同的血缘关系，从小在一起生活、学习、玩耍，关系密切，理应互相友爱，特别是弟弟应向对父亲那样敬事兄长。宋苏洵《安乐铭》曰：“兄弟同胞一体，弟敬兄爱殷勤。须要同心竭力，毋分尔我才真。”[1]364唐僧人王梵志《世训格言诗》云：“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务同箱柜，房中莫蓄私。”[1]273兄弟关系有其特殊性，它牵涉其他多种关系，诸如子侄间关系、妯娌间关系、奴仆间关系等。兄弟不睦，就会淡漠以上各种关系，破坏整个家庭的和谐，甚至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正如颜之推所说：“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7]16可见兄友弟恭是十分重要的家庭准则。
与兄弟关系相连的是妯娌间的关系。妯娌不和往往是家庭争斗的导火索。要维护好妯娌关系，重要的是在家庭事务上，家长要秉公、兄弟要礼让、妯娌要以恕道给予谅解之心。按照颜之推所说：“若能恕己而行，换子而抚，则此患不生矣”。[7]17如果能够本着仁爱之心行事，把兄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加以爱抚，则这种弊端就不会产生了。
再次是夫义妇顺。《礼记·礼运》讲：“夫义妇听”，意为做丈夫的要处事得当，重点是做妻子的要能随顺。传统家训遵循儒家倡导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对妻子提出了一整套顺从丈夫的清规戒律。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便是唐代女诗人宋若昭写的《女论语》。它从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等12个方面，要求妻子温柔贞顺、谨慎洁身、勤俭持家、通情达理、礼待亲朋、尊敬长者、善待夫君、关爱儿女。如《事夫章》云：“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将夫比天，其义非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 劝谏谆谆。”“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同甘共苦，同富同贫。„„能依此语，和乐瑟琴。如此之女，贤德声闻。”[1]336又如汉代著名女学者班昭在《女戒》中也指出，女子“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1]33-34强调女子修行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了，避免过于刚强没有比柔顺更重要的了。所以说恭敬柔顺是做女人最大的礼仪了。她在论夫妇关系时说：“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恩义俱废，夫妇离矣。”[1]34作为夫妻，本应以礼义互相亲善和睦，以恩爱相互亲密合作，礼义恩爱都没有了，夫妻也就该离异了。
以上这一套，其中片面要求妻子顺从丈夫、为丈夫保持贞操等男尊女卑的规范，显然是值得批判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数千年来，在“夫义妇顺”、“夫和妻柔”、“夫妇和睦”等理论的倡导和实践中，历史上也不乏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事例；贤妻良母助夫成功、教子成才的事例；夫妻同甘共苦，不嫌贫爱富的事例，等等。
第四是勤俭持家。勤俭持家是齐家的重要环节。李商隐《咏史》诗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19]俭成奢败是一条历史规律。不论豪门显贵，还是普通百姓，在其家训中无不谆谆告诫子孙要勤劳节俭。司马光在《训俭示康》的家训中，列举历史上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论述了“俭养德，侈招恶”的道理：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1]392
这些议论真是鞭辟近理，入木三分。一千多年前的古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诸葛亮《戒子书》要求儿子“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6]30陆游《放翁家训》认为，“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20]唐代韩休训子以俭德为法。韩休官至宰相，生活俭朴，教子甚严。所生七子，皆有父风。如第五子韩湟“性持节俭，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处陋薄，才蔽风雨。”为官四十年，“家人资产，未尝在意”。(《旧唐书·韩湟传》)朱伯庐在《治家格言》中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居身务期质朴”。[2]217-218他在《劝言》中论勤俭曰：“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以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生平行止，于此而丧祖宗家声，于此而坠生理绝矣”。[21]这些勤俭持家的理论，深刻而精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第五是谈家门的盛衰。在浩瀚的家训中，有许多是从正反两方面来教育子弟，藉以阐发家门盛衰的真谛。魏晋南北朝颜之推，饱经乱世，亲眼目睹梁朝士族子弟不学无术，靠祖上庇荫养尊处优，整曰“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游手好闲。及至遭逢乱离，无一技之长，便陷于穷途末路。他在《勉学》篇中告诫儿孙：“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6]47须靠勤学以谋自立，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6]48北宋黄庭坚在《家戒》中采用对话体，叙述那些豪门富族由“蕃衍盛大”到迅速衰败的景况，申明了家和则兴，不和则败的道理，深有感慨地说：“家之不齐，遂至如是之甚，可志此以为吾族之鉴”。[1]419崇尚节俭，力戒奢侈，以之齐家则家齐，以之治国则国治。唐太宗晚年作《帝范》时，承认自己：“在位已来，所缺多矣”。[1]286他历数未能节俭等过失后告诫太子：“若崇善之广德，则业泰而身安。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1]287
在古代家训中，唐人柳玭的许多高见受到人们的推崇。他在《戒子孙》文中探讨了家业兴衰的缘由。他说：“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1]339他在《柳氏家训》中总结祖上的家教传统，结合自己的经验，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立身以孝悌”(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立身)、“肥家以忍顺”(以忍让、和顺使家庭和睦富足)、“保友以简敬”(以检点和尊敬来保持友情)、“莅官则洁己省事”(以洁身自好、减省繁务为官)。柳玭在罗列了家族子孙不肖的状况后，尖锐地指出败家的五大过失：即“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其二，不知儒术，不悦古道”。“其三，胜几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其四，崇好漫游，耽嗜曲蕖”。“其五，急于名宦，昵近权要”。所论情辞恳切，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1]3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的家训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见解。如他在《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写给澄侯等四弟的信中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士宦之家。[4]47
这些议论入情入理，发人深省。他在写给儿子《谕纪鸿》的信中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6]149清史专家萧一山在《曾国藩传》中写道：“国藩治家，标其祖德”，归纳为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读书，种菜，养鱼，养猪，谓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早起，扫屋，祭祀祖先，亲睦乡里，因他祖父常说：“人待人无价之宝也”，这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家风了。
由上可以看出，在齐家教育中，重名声，讲节操，倡导良好的家风，是古代家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此外，在家训中还有一些内容，像救难济贫，报国恤民，见义勇为，克己奉公，助人为乐，友善乡邻，等等。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古人对子孙的教育是全面的、细致的，而且是严格的。其核心是围绕教子做人、修身治家展开，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旨在使子孙具备为人处世所需的各种品德和能力，甚至包括了对子女健康心理和良好性格的养成。就在今天看来，大多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四
应当承认，传统家训多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阶级的烙印。为了适应当时礼法的要求和统治阶级政治的需要，历代家训中掺杂了一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诸如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的思想，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思想，以及一些宿命论和庸俗哲学等等。即使在一些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中，也难免交织融合一些消极的东西，可谓是良莠并存，金沙相杂。但就总体而言，它仍无愧是先人留下的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更应当看到，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将自己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人生的哲理、处世的德行，熔铸在家训的警句格言中，薪尽火传，绵延不绝，使中华儿女从小在家训的熏陶中，学会做人、处世，培养了良好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大批名垂千古的人物。其中有创基立业、开国治世的政治家；有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有胸怀大志、目光犀利的思想家；有才智超群、创造无穷的科学家；有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在他们身上凝结着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体现着民族的精神，展示着对民族和世界的贡献。《中国家训经典》一书所选历代二百多位出色的家长，诸如周公、孔子、曹操、诸葛亮、颜之推、李世民、姚崇、颜真卿、杜甫、柳玭、范仲淹、司马光、黄庭坚、朱熹、陆游、袁采、王守仁、孙奇逢、史可法、王夫之、朱伯庐、袁枚、章学诚、林则徐、曾国藩、孙中山、鲁迅、陶行知、毛泽东、傅雷，等等，他们都是有成就的历史名人，既是著名家训的作者，本身又都是传统家庭教育培养出的典型代表。他们以自己及子孙的实践，验证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成功。
学习和研究古代家训，使我们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和启发。我想至少应当认识到这样两点：
其一，家国一体的教育思想，是传统家庭教育成功的重要经验。《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精辟的阐明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对“家国一体”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宋代朱熹讲得更为具体：“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修一家之政„„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无怨，子孙世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国与天下之政理„„家政不修，其可语国与天下事乎？”[22]作为一个治国的人才，首先必须具备好的道德修养(修身)、能够把家庭治理好(齐家)，然后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和天下。
家国一体的教育思想，来源于中国盘根错节的家族社会和宗法制度。宗法家族制度的形式是同居共财，聚族而居。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一家之亲，只有父子、兄弟、夫妇三种关系，“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7]14以家族为本，由“三亲”而“九族”的宗法血缘关系，是维系我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每个家族如同一个小社会。为了维护宗法家族内部的和睦，逐渐形成了宗法精神，宗法精神的核心是孝(子女对父母)、悌(兄弟之间)、贞(妻对夫)、顺(媳妇对公婆)，其中“孝”又是核心的核心。
前述孝道的内涵之一是“忠孝合一，移孝忠君”。《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3]就是说，孝行是从事亲开始，事君为中。只有做到孝亲和忠君，才能得到高官厚禄，立身扬名。孝亲本系家庭内的道德规范，与忠君初无直接关系。传统社会把宗族的组织形式用于统治国家，也就把协调父子关系的孝移用到君臣关系上来，即所谓“移孝忠君”。早在周朝，统治者已认识到，国家的稳定，首先是家庭、家族的稳定。而推行孝道，则是稳定家庭、家族生活最有效的手段。正如《论语·学而》所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24]历代统治者注意到“孝道”对巩固、稳定封建秩序的社会作用，出于当时统治的需要，曾大力予以提倡。封建思想家进而宣扬孝是忠的缩小，忠是孝的扩大。“忠臣出孝门”，在家能孝，于国则忠。他们极力把忠孝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且看三国时两则老母戒子的家训。一则是虞潭母孙氏，当儿子兴兵讨贼时临别训诫：“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也。”另一则是魏国妇人辛宪英在儿子出征时的赠语：“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意为古时的君子，在家孝顺父母，出仕则为国尽忠，在位想着所负的职责，遇事想着所采取的方法，为的是不给父母增加忧患。于此可见忠孝观念之深入人心。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多因为他们在家庭和社会都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能从“孝于亲”，“忠于国”的目的出发，勇于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张扬了堂堂凛凛的民族正气。
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组成部分。每个家庭有了好的家教、家风，可以影响社会的风尚。在移孝忠君的同时，将家庭内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扩而大之，推己及人，兼顾别人的老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成为整个社会的敬老风尚。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敬老风尚，堪称举世无双的传统美德。[25]
很显然，在传统社会里，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目的，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家庭的稳定和谐与国家的稳定和谐，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二者的相辅相成，是古代家庭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
其二，家训是一种极好的家庭教育形式，应当继承、发扬光大。如前所述，家训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所特有的一种文献形式，它浓缩了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饱含着深厚的爱子之情，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教育意义。由于它包罗广泛，情感真挚，言简意赅，说理透辟，针对性强，便于践行，所以深得世人称许。
然而曾几何时，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社会上展开对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的批判，古代“家训”自然被列入“横扫”之列，致使一段时期人们对一些文化遗产讳莫如深，更不消说拿家训来教育孩子了。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走上正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儒家思想和古代文化，我们深切地感到：传统家庭教育功不可没。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极其灿烂辉煌的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是与传统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的。而传统家庭教育中的家训，又堪称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家训中充满了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修养品德和成就事业的至理名言。我们在剔除、摒弃其糟粕时，更重要的是探寻、发掘其精华，并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汲取，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新的理解，使其更加充实完善，在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中更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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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童蒙养正——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
童蒙养正——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
二十世纪初，欧洲有许多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一个问题：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和中国，此乃人类文明之摇篮），其中三个都已经消失，唯独中国还存在，这是什么原因？欧洲学者讨论的结果，可能是中国人注重「家庭教育」的缘故。这个结论非常正确。师父上人说，家庭教育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之根，是以五伦、八德的伦常之道，落实「修身为本，教学为先」，以此蔚为后世典范。
中华民族家庭教育的核心是「父子有亲」，首重孝敬父母，并将此发自于天性的孺慕之心、亲爱精诚，终其一生保持不变。进而推广之，能够爱兄弟、爱家族、爱邻里乡党。《弟子规》说：「凡是人，皆须爱。」由此扩大到爱社会、爱国家、爱全人类，此乃「亲亲而仁民」的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是爱的教育。
甲、志在圣贤的童蒙教育
清代大儒陈弘谋先生在《养正遗规序》中说：「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教术之端，自闾巷始，人材之成，自儿童始。大易以山下出泉，其象为蒙。而君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于是乎在。故蒙以养正，是为圣功，义至深矣。」这段箴言指明了童蒙教育的重要性。
诚如师父上人所言，童蒙养正的家庭教育首重父母尊长的以身垂范，其目标是成圣成贤，是正知正见的智慧教育。《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语阐明了童蒙养正教育的真谛。人性本善的「善」是指圣人，是纯净纯善的。圣贤教育教人从习性恢复到本性本善，是超凡入圣的教育。中国自古至今，为人父母者都是希望把孩童教导成大圣大贤，并不希望他做大官、发大财。民国以降，时至今日，圣教衰微，物欲横流，名利竞起，此乃社会**真正根源。若不能恢复圣贤教育，此**将永无止息。
远在四千五百年前，尧舜使契为司徒，来主管教育，敬敷五教，五教就是指五伦之道。宋朝的朱熹夫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一开头就揭示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此言道出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原则与纲领。
众所周知，圣贤的学问是大自然的法则，它运行不辍，永恒不变，超越时空。五伦是道，天然之道、自然法则；五常是德，五常是「仁义礼智信」，随顺道即是德。五伦五常细说，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此十二德目与道完全相应。若能依教奉行，遵守自然之道，则能生活得幸福、快乐、美满，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至善至美的道德。
乙、周朝皇室的童蒙教育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注重家庭教育的民族，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代出贤人。周朝的三太，太姜、太任、太姒，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胎教典范。
周文王母亲太任，十分注重怀孕之时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因为这会直接影响胎儿。因此她怀孕之时，眼不看邪曲不正的场景，耳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口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她从不歪着身子睡，也不偏斜着坐，亦不曾跛着脚站；她不吃气味不正、切割不正的食物，不坐摆放不正的蓆子。所以文王生下来就非常的贤明，圣德卓著。中国古人知道，婴儿一出生，睁开眼睛就会看，竖起耳朵就会听，大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都在学习和模仿，并且深受影响。此时父母应当以正面教化之，施以德教，则孩子必然受用终生，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是也。
周文王的夫人太姒，是有莘（音伸）国姒姓的女儿，她仁厚和顺、生活俭朴、恭敬老师且深明大义。文王十分仰慕太姒的美德，亲自到渭水去迎娶她。太姒效仿祖母太姜和婆婆太任的德行，勤勤勉勉，相夫教子，恪尽妇道，培养出一代明君圣哲——周武王和周公旦。
在中国古代，帝王培养接班人可谓是用心良苦。皇帝登基后首要大事即是立太子，并延请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来培养接班人。这三师即是太保、太傅和太师，合称三公。太保主要是教饮食起居、卫生保健等生活教育；太傅是教导伦理道德，及礼法的制定与颁行；太师是教导如何治理国家，即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周武王过世时，儿子成王才十岁，所以是由周公摄政，延请圣贤人来教导成王。据《大戴礼记》记载：「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成王的太保是召公奭（音是），召公是周武王之弟，在他的治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成王的太傅是周公，周公是孔子心目中最为崇拜的圣人，他曾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注重制礼作乐，《周礼》相传即是周公所作；成王的太师是姜太公吕尚，周文王、周武王都是拜姜太公为师。蒙受父母的栽培、老师的教导，周成王果然不负众望，将国家治理得很好。他在位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成就了周朝最为鼎盛的「成康之治」。
周公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好父亲，对儿子伯禽谆谆善诱。当成王封伯禽于鲁之时，周公语重心长的对儿子说：虽然鲁国的文化鼎盛，但是你千万不要以自己是鲁国人而骄傲。周公说：我听说，「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真正有德行的人表现在外都是恭敬，这才是真正的荣耀。孔老夫子一生恪守五德，温良恭俭让，待人恭敬，绝不敢轻慢任何人，成就了万世师表的盛德。
周公诫子说：「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拥有很多的财富，能守之以节俭，才能得到平安；反之，如果拥有财富而却生活奢侈，祸害就会随之而来。「禄位尊荣，而守以卑者贵。」身居高官厚爵却愈是谦卑，不敢在人上，自卑而尊人，这才是真正的贵人。「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周公诫子的金玉良言，是告诫子孙的真实之语，是自己一生智慧经验之谈，教导我们如何立身处世，保全功名富贵，深值世人学习。
丙、言语步趋中的真实学问
在陈弘谋先生《养正遗规》所选录的朱夫子《童蒙须知》序文中说：「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童蒙养正的家庭教育，都是从日常生活的穿衣吃饭、读书写字、洒扫应对进退等杂细的事宜之中，培养孩子的至诚恭敬之心，成为日后进修上达的阶梯。如同弘谋先生所说：「凡一物一则、一事一宜，虽至纤至悉，皆以闲其放心，养其德性，为异日进修上达之阶。即此而在矣。」
在教导子女穿衣吃饭、言语步趋等童蒙养正教育方面，宋朝二程的母亲侯氏蔚为典范。侯氏自幼德才兼备，聪慧好学，「好读史书而不为词章」，且于政事颇有见地，深得父亲疼爱。侯氏七、八岁时，读到古诗：「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烛。」从此之后，她日暮就从不走出房阁。长大之后父亲将其许配给河南青年才俊程垧，程垧乃名臣之后，史称其「温恭待人，率以清慎」。
侯氏于归之后，对公婆非常孝顺，与夫君相敬如宾，虽小事未尝自专，必禀之而后行。且治家有法，对晚辈仁爱宽厚，对庶子视若己出。侯氏前后育有五子一女，但仅有程颢、程颐存活，她亲自教育二子，对其严加管教，未曾溺爱。据《近思录》记载，二程小时候刚学走路，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家人唯恐孩子啼哭，就走上前去把他扶起来，侯氏呵责说：「汝若安徐，宁至踣乎？」你们如果举止安定徐缓，怎么会跌倒？吃饭的时候，侯氏就让儿子坐在自己身边，见到儿子常常把盐、梅加于羹中以调味，侯氏就训斥、制止说：「幼求称欲，长当如何？」从小就贪图美味，长大后怎么得了！
侯氏训诫儿子不可恶言骂人，曾说：「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儿子有过失时，侯氏从未曾为之掩饰，她常说：「子之所以不孝者，由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因此，程氏兄弟一生都不挑剔衣服、饮食，从不恶口骂人，这都是得力于童蒙养正之时，母亲优良的母教。
在母亲的教导下，程氏兄弟都成为贤德之人，且名扬天下。程颐十八岁就上书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引起朝野震动。后来二程都师从周敦颐求学。宋仁宗嘉祐二年，二十六岁的程颢金榜题名，出任主簿官职；二十五岁的程颐以布衣之身在京师授徒讲学，以致「斯文大兴」。后来，他在宫廷中出任经筵讲官，成为宋哲宗的老师，可谓是备极殊荣。仁宗皇帝追封程母侯氏为「上谷郡君」，以示表彰。
由此可知，母教确实是为天下太平之源，仰观前贤，为人父母者怎能不深思与反省！
丁、启蒙教育的成功典范
当今之世，习近平主席大力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家庭教育。二０一五年二月十七日，习主席在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此乃真知灼见，古今皆然。家庭教育须从胎教始，且于童蒙养正之时，即以身教化之、言教导之，循循善诱，厚积德本，则三岁、七岁前所涵养的纯净纯善性情，尽其一生都不会改变。
十年前，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曾经感慨的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并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引起各界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在民国以前，中国人的德行、学问是如何培养出来的？首先是自小于童蒙养正时期，即施以德行教育，使其品行端正，恪守伦理，深明因果。于此基础上再「一门深入，长时薰修」，奠定传统学术的根基，目的是回归自性。其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以此开发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学者能依此行之，则一生道德学问必有真实成就，成圣成贤亦是指日可待。
中华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民国时期的许多家庭之中屡见不鲜。中国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于一九一一年出生于湖南的书香世家，父亲终身研究朴学，擅长天文算法。张舜徽禀受家学，由父亲亲自授业，后转益多师，虽未曾上过一天学，却成为当代著作等身的国学家，并于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四十年。
张舜徽七岁时，父亲就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其发蒙读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十六岁后，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于十七岁撰写了《尔雅义疏跋》一文，奠定了文字、训诂学的深厚功底。父亲去世后，十七岁的张舜徽负笈出去寻师访友，他的姑父余嘉锡先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四库提要辩证》作者，时任教于辅仁大学。张舜徽住在姑父家中，广泛求教于京城名流学者，这段期间成为他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的时期。
张舜徽先生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自己一生的治学，始于仰慕乾嘉诸儒，从而潜心研究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而后才进一步的研究儒家经学。因此，小学和经学是他一生研究国学的基础，这个基础正是在家庭教育的浓郁国学氛围中奠定的。因此，他才得以为《说文解字》作《约注》，为郑氏经学作《丛着》，且博治子书，匡正旧史，辨章学术，这不能不归功于父亲、姑父所施行的家庭教育之效。
中国传统童子功的教学方法，曾引起现代众多教育者的深思。为此，热心于为民族培养人才的吴鸿清教授曾经感慨的说：「无数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教育曾经为中华民族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启蒙教育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应该汲取、继承，让它在现代社会重放光芒。钱学森之问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需要用实践来证明的问题。」禀承着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理念，吴教授在大西北的偏远乡村办起了伏羲班，取得明显的成效。他深深的相信，用童子功的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
戊、勤俭节约的家教德范
中国自古至今的家庭教育，十分注重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三国时期的蜀国名相诸葛孔明，曾经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短短数言，尽述一生修德，父母之爱，发自肺腑至诚，是传之后世的箴言良鉴。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祕书长的习仲勋老先生，年少之时很喜欢学习古文。自入小学起，擅长古文背诵，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经典，都倒背如流、熟谙于胸。他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世的风范，培养出忠孝友爱、勤劳俭朴的优良品德。
夫人齐心回忆，习老先生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虽然身兼要职，但是在家庭中，他不仅利用业余时间亲自照顾孩子，帮孩子洗澡、洗衣服（这是父子有亲的真情流露）。而且他自己言传身教，对子女从严要求，注重教育孩子自小养成节俭的好习惯，培养了勤俭节约的家风。在穿着上，孩子们的衣服、鞋袜都是接力着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在吃饭上，掉在桌子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吃掉，吃完后还要用馒头把碗碟上的菜汁擦干净；在用水、用电方面，习老先生是用浴盆洗澡，洗完后留给孩子们接着再洗，然后还要用澡水洗衣服。厅堂的灯晚上很少打开，习老先生要求，只要房间里没人，一定要随手关灯。习家俭朴的作风对子孙产生深远影响。习仲勋老先生给孙女起名明泽，就是希望她将来能够清清白白的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习明泽从小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爷爷的教育方式使她受益匪浅，连过年所收到的小红包，都是爷爷从疗养院积攒下来的小牙签，她感到很高兴，至今还保存在家里。和父亲习近平在一起的时候，习明泽从不让父亲多点一盏灯，餐巾纸也时常撕一半给父亲，一半给自己留着用，这都是得力于爷爷身教的影响。
在写给父亲八十八岁「米寿」的贺信中，习近平写道，自己与父母的感情久而弥深，从父亲那里继承和吸取很多宝贵与高尚的质量：学父亲做人（坚持真理），学父亲做事（从不居功），学父亲的信仰（心中始终有一盏明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博大的爱），学父亲的俭朴生活（勤俭持家）等。父亲的高尚品德，使子女终生受用。
诚如古人所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每一位为人父母者都深以为借镜的历史经验。「俭以养德」这是明智的父母留给子孙最为珍贵的传家之宝，也是习老先生以身垂范、福佑子孙的纯朴家风。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教育，是千百年来的祖先智慧经验的总结，是代出圣哲的不二法门，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瑰宝。它跨越时空，纵贯古今，行之当世仍是深具实效。普愿华夏子孙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家庭教育为核心，进而扩展至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乃至宗教教育，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为国家延续亘古永恒的灿烂文化，为世界缔造长治久安的永久和平。
第四篇：小学生家庭教育的十种方法
小学生家庭教育的十种方法
小学生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是指家长对子女实施教育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手段。通常有下列数种：
一、树立榜样
榜样是以别人的好思想好行为来影响和教育子女的重要方式。如同学、邻居、教师、英雄模范人物、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革命领袖的优秀品质，都是子女学习、模仿的对象。不管家长的言行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对子女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因此，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应时时刻刻、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
二、环境熏陶
家长要有意识地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子女受到感染和熏陶。家庭是子女生活的主要场所，家长要组织好生活，处理好成员之间的关系，坚持正确的道德行为为准则，形成团结和睦的家庭气氛，建立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以陶冶子女的美好情操。
三、说服教育
说服教育的具体做法：一是谈话，家长根据子女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使子女明白一定的道理，谈话要有针对性、灵活性，态度要和气，不要板着面孔，居高临下地训斥、挖苦。二是讨论，家长与子女共同讨论。讨论时要尊重孩子，耐心倾听其意见，有不正确的观点，也要耐心地讲道理，使子女明辨是非。家长观点不正确要勇于承认。
四、实际锻炼
实际锻炼的内容相当广泛，如适应周围环境，锻炼身体，生活自理，家务劳动，独立作业，文明礼貌，社会交际等等。进行实际锻炼，首先要孩子明确目的意义(为什么)，提出具体要求(怎样做)，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坚持到底。锻炼内容要适合孩子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征，从他们的实际能力出发，交给的任务和提出的要求必须适当。要允许孩子在实践中有失误，不可过分苛求。家长不能因怕孩子吃苦而中途停止锻炼。
五、表扬奖励
表扬奖励是对子女的思想行为给予肯定和好评。通过肯定和好评，以加强子女进取心和荣誉感，争取更大的进步。表扬奖励要实事求是，要及时，要说明原因，并且应以精神奖赏为主，物质奖赏为辅。
六、批评惩罚
批评和惩罚都是对子女不良思想行为的否定，不过后者是对严重不良思想行为的一种教育手段。批评惩罚时，首先要全面了解情况，掌握不良思想行为的具体情节和严重程度，从错误的实际出发，批评是指出危害、思想根源，否定其思想行为，使之感到羞愧和痛楚，进而产生改正错误的动力。批评时不要讽刺，不要奚落，不要谩骂。惩罚主要是剥夺某种权利，而不是体罚，不是侮辱人格和摧残身心。
七、指导安排生活秩序
良好的生活秩序是培养子女良好习惯的有效方法。指导子女安排生活起居，布置好生活环境，教给子女学习安排和利用时间，使之有条不紊。要让孩子自己安排，家长可以在旁指点。
八、指导课外阅读
指导子女阅读书报杂志，从中吸取有益的精神营养。家长要掌握子女阅读的内容，和子女一起讨论，引导子女通过阅读增长知识，开扩眼界，受到精神陶冶。
九、利用家庭电视电视进入家庭，子女可以从看电视中得到许多知识，增长见识，要充分利用。但是要注意：不能没有选择，不要时间过长。看完电视最好和子女谈论，讨论电视内容。
十、带领子女外出接触社会
带领孩子到公园、风景区、商店、工厂、农村去，或者去访问同学、亲友，进行社会交往，使之开扩眼界，接触社会，认识社会。
第五篇：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特征及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特征及启示
[论文关键词]中国 传统社会福利制度 制度保障 民本性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社会福利体系具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固有风险和运行机理，它具有局限性、民本性、剩余性、家族性和协同性的典型特征。在现代性的话语背景下，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必须做到：吸取有益精华，发扬传统优势；剔除历史糟粕，克服时代局限；倡导与时俱进，实现持续创新。
传统社会福利制度是在农业社会状态下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众生活保障措施、规则和方案，是以政府、家庭、社区、宗族为主体的福利提供模式，也是建立在家庭保障基础上的制度体系。尽管传统社会福利制度有别于现代公共福利体系，但它却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基础，它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影响。当前，以传统生活保护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社会政策和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继往开来和面向新时代的历史前提。而把传统问题纳人现代视野来研究，更成为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重要取向之一。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历史不仅具有过去的精神，而且还指示着未来的命运。恩格斯也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a3“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
种历史的产物‟。}z}zsa可见，传统社会福利问题正是一个现代性的命题，理论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部门必须澄清思想理念中的模糊认识，白觉地走出一条通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有鉴于此，笔者拟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上，着重对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议题展开以下三个层次的分析、论述与阐释。
一、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践运作的制度机理
中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积聚了十分丰富的社会福利实践经验。从制度、体制和机制的角度看，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具有自身的内在机理，社会福利规则、约束和期待的形成，是一个有机的建构过程。社会福利学家确信，“制度是非常稳定地组合在一起的一套规范、价值标准、地位和角色，它们都是围绕着某种社会需要建立起来的”;[3]453“制度是根据角色和情境之间的关系界定适当行为的相互联系的规则和常规的集合”。f4]160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落后的生产力使人们无法获取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成为传统社会中人类始终难于摆脱的生存风险。人们利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生产，通过自助努力来满足生活的需求和安全的保障，并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生活共同体互助共济，抵御生存风险带来的危机。只有少数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没有抚养对象的孤寡残疾者，由民间或统治者以慈善、施舍的形式进行选择性和区别对待的救济，帮助他们抵御生存的风险。
(一)传统社会福利体系的历史渊源
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源头，早在远古社会 的古人就曾提出过所谓的“大同之世”，社会生活共同体之间的共济互助和彼此相恤成为社会保障的实践内容。时至先秦时期，原来部落共同体的抚恤习俗逐渐被制度化、政策化和长期化，“保民”、“明德”和“仁爱”成为社会政策的基本前提。此后，越来越多的封建王朝通过设置专职机构来实施、推行和践行社会救助政策。“中国自古以来，评论统治者常以仁政政绩为标准，而白唐尧始的救济事业，也使救济贫民成为帝王的责任。封建帝王将相和统治阶级普遍把某种形式的生产救助和生活保障作为强化政治统治和提升社会控制能力的重要工具，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正是在社会成员之间彼此互助以及政府“敬德保民”实践基础上发展走来的。可见，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渊源与传统的社会结构、制度基础和文化体系密不可分，传统对现代的影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和理论反思。
(二)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固有风险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否则人类就一天也无法生存。但自从人类出现以后，由于生产能力极其低下，社会抵御和防范风险的能力相当有限。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中心，社会成员自我防备的能力十分脆弱，因此难以凭借个人的力量来谋求安全独立的生活。只有依靠共同体下集团的相互扶助，才可能有社会的存续和每个人的生存。由于当时人类认识和支配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社会生产力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人们不得不面对由于食物匾乏带来的生存风险，以及严酷的自然界侵害生命生存的风险。社会成员如果遭遇不测事故、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其他事故来袭，人们就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保护，但传
统社会的流离失所和生活失去保障却成为常在的现象。私有制的发展，逐渐剥夺了一部分人的保障后备手段，在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同时，不堪苛捐杂税重压的贫民为了争取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不断举起义旗进行抗争。周而复始的战争、起义和暴动毁灭着社会的财富和人口，自然灾害的侵袭又使人们赖以生存的、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粮食供给雪上加霜，社会底层贫民不能获取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成为生存风险的首要因素。
(三)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机理
面对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不足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和风险，传统社会主要把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拥有作为手段，维持自我的生存。他们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通过形成生活共同体的方式同舟共济。同时，社会也通过相互扶助和提供慈善救济的形式，为少数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依靠的老弱病残人员提供最低的生活保护。任何个人对于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都非常有限，为了摆脱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严重不足而带来的生存风险，人们主要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持彼此的最低生活需求，贫民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几乎在维持最低生活的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封建制度下的农奴以服劳役或把收获的一部分缴纳给地主和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代价，换取生产工具以及对土地的使用权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在传统社会，一方面，人们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社会生活共同体而营生;另一方面，政府则企图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来建构政府主导下的生活保护体系。在传统社会，“社会保障成
为官方和民间共同关心、密切协作的领域，其具体实施呈现出官民结合的运作实态”。
二、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呈现的典型特征
基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着自身独特的性质。传统社会生活保护制度的运行机理说明了，人类的生存风险主要来自于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不足。为了获取 和掠夺社会财富，高居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对社会低层课以苛捐杂税或横征暴敛，并不断以战争的形式互相争夺。失去维持最低生活资料的低层贫民不断以起义和暴动等形式进行抗争，社会财富和人口在征战中消亡，迫使人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风险。尽管彰显于外的阶级统治职能很容易被人们察觉，但封建社会并非不存在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只不过是表现形式较为虚弱而已。在传统社会，人们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相互扶助和慈善救济的实施，进行生活保障以抵御生存危机和风险，一定意义上官方的社会福利职能则起着巨大的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相对于现代社会保障，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呈现出以下较为典型的特征。
(一)以低级福利为救助实态，呈现出制度保障的局限性
传统的慈善救济不仅在救助水平上呈现出低级性，而且同时还具有选择性和区别对待的特征。[B〕传统社会福利的低级性主要表现为救助力度往往不能满足被资助对象的生活需求，选择性则表现为救济的对象局限于生活共同体的内部，特别是没有劳动能力和抚养对象的老
弱病残者、孤儿，异乡人很难成为救济扶助的对象。社会在鼓励有劳动能力者进行生产自立、互助共济的基础上，选择性地把没有劳动能力且无依无靠者作为慈善救济的对象，统治阶级和上层贵族作为施善的主体，其目的在于共同体的维持和存续，通过施善活动彰显其仁德，以维持他们在地区社会中的声望地位。因此，这种慈善救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选择性区别对待的慈善救济未能充分考虑被救济者的需求和感受，以施善者的一厢情愿为基础进行任意安排。作为受惠对象的被救济者只能感恩戴德被动地接受，甚至付出人格的代价，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救济者为了缩减被救济对象的规模时常对受惠者进行耻辱性的、居高临下的施舍。
(二)以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呈现出制度文化的民本性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以仁义、爱仁和民本为特征。孔孟之道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政府试图从仁政的角度来实现惠及万民的福利事业，但在资源缺乏、机构不完善、人权观念尚未发育的情境下，政府却只能在发生天灾人祸的特殊场合为民众提供有限的救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贵君轻和民本思想成为最为基本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原则，确信救灾济贫是仁道互助主义的实践和每一个人良知应尽的天职。“在社会治理理念上，历史救荒者都以„一民饥，日我饥之，一民寒，日我寒之‟为体恤民众的原则，将施粥、居养、给药、赎子视为治灾救荒的重要对策。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确立了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以民为本成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人性本善”和“仁、义、礼、智、信”则成为处理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已越出国界，传到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成为东方社会福利思想的渊源之一。“重人”、“顺道”和“人和”成为民本思想的延伸，古为今用则使传统文化永葆美妙的青春。
(三)以问题解决为救助形式，呈现出制度结构的剩余性
剩余性的社会福利模式是相对于普惠性的社会福利模式而言的，它主要表现为出现天灾人祸后政府采取有选择性的临时救济措施来安抚灾民。北京大学的王思斌教授指出:“在旧中国，福利思想始终是„剩余型‟思想占主导地位。因为处在政府腐败、战争频仍、灾荒连年的历史环境下，即使是„剩余型‟福利也无法实现。;} u 73aa中国古代的仓凛制度和济贫、养老、育幼等慈善事业，基本实践就是以丰补歉和储粮备荒，常见的做法就是等到问题发生以后组织专门力量实施救济和帮助，其根本目标则是维持秩序、安抚人心和稳定天下。可见，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视为政府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消极应付和善后处置使其呈现出剩余性的典型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说，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战略思想和管理主义的视角，政府的危机应对和突发事件处置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被动地解决问题，前瞻性、预测性和战略性则无从谈起，救济不力和缺乏应有的覆盖面也是临时应付和剩余性的典型表现形式。
(四)以宗族保障为社区单元，呈现出制度运作的家族性
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以血缘关系和家庭邻里为网络形成的社区福
利与救助单元，传统的福利观念与家庭、家族和宗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社团、群体和邻里的互助网络中，福利观念强调以家庭为中心，先照顾自己的亲人尤其是父母、兄弟、姊妹，然后才是别人。所谓“推己及人”的思想，主张和体现的就是明显的亲疏和远近的差别化对待。中国是一个强关系的社会，大量重要的追求需要经由强关系的社会资本来实现。费孝通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实际上存在着差序格局，人们对自家人、自己人和外人的认知总是径渭分明，“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样投人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越薄”。李培林也认为，“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大多建立在亲缘或类亲缘的私人关系基础上，所以中国人对圈内人有特殊的信任，对外人却非常不信任”。ysyoz0宗族在社区福利中将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联系在一起，形成范围较小的社会福利网络，祠堂、宗庙和伦理把这种具有地域关系的人们集合成为一个体现亲情的福利系统。
(五)以官民结合为实践特色，呈现出制度运行的协同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很早就重视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实施自救，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大型水利工程由政府负责修建，小型福利设施则由农户协作修建。传统社会福利体系的结构单元并不是绝对封闭、互不往来、彼此割绝的体系，而是存在着官方与民间以及民间与民间的多元互换、相互交往、彼此互助的社会福利系统。在自给自足的社会运行机制下，政府济贫制度的福利实践多以“储粮”和“义仓”为主要手
段，从汉朝的“常平仓”到隋朝的“义仓”，再到南宋社区福利性质的“社仓”，都成为具有传统生活保障色彩的福利措施。在官方财力有限的境况下，政府总是尽力引导、动员和协同社会力量，使其参与到制度化的福利体系中。同时，以绅士、社长和乡绅为民间发起者的基层自组织实体，为了获取地方事务的控制权，也主动请求政府授权来大行形式化的所谓“济贫”。在社会福利的空间格局上，政府和民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和共同协作，使传统社会福利的制度运行呈现出官民结合的协同性。
三、现代性语境下传统福利制度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传统社会生活保护制度运行机理和基本特征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生产能力的落后，导致了人类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不足，成了传统社会中人类遭遇生存危机的首要风险因素。但同时，传统的农业社会并不存在着社会福利制度的空白或缺失，而是表现为制度不力、范围有限和层次较小等问题。在传统社会，人们通过生活共同体的形成和慈善救济的展开来践行同舟共济和互通有无，特别是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与生产资料进行有效的结合，来尽力实现在生产劳动中满足自己生活的需求和安全的保障。这种生活保护方式有效地把民众的生存风险控制在家庭和生活共同体的范围内，使民间的生存问题始终没有演变为普遍化的过于严重和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可见，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是人类的智慧在千百年来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结果，这种制度具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然而，这种生活保护方式的局限性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无法从根本上使全民受惠。当前，中国正迎来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深人研究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功过得失和历史局限性，在认清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兴利除蔽和场长避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吸取传统精华，发扬有利优势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许多先进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生存保障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江泽民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m [14]562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开发了祖国锦绣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n [IS]34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至今仍闪烁着巨大的智慧和光芒，留下了令人赞叹的历史和佳话，带给后人无尽的启发和勇气。但是，由于过去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把过去的历史传统统统视为封、资、修的东 西扫进了垃圾堆，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仍可视为现代社会保障的有效补充，建立在血缘 和地缘基础上的生活保障方式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功 能。特别是中国农业人口众多，传统的生活保障仍然具 有巨大的优势和生命力，对于解决政府资金不足问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前，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解决城乡养老问题，家庭的作用仍功不可没。立足中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现实，发展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参
与，有效利用传统福利制度的优势来实现良好的社会动员，这已经成为时代的选择，并将使中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工程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二)}I}除历史糟粕，克服时代局限
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和“人治”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一些陈旧的、落后的和不合时宜的因素也包含于其中，如何剔除糟粕性和克服局限性的做法，已经成为具有时代性的新兴议题。与新制度主义相关的所谓“李约瑟之谜”的确发人深思，按照李约瑟博士的提问—“为什么中国在公元3一13世纪之间能保持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科学水平?而在16世纪以后为什么在欧洲产生了现代科学而却没能在中国产生?”李博士的答案是，中国传统制度中的消极成分压制了近代科学的兴起，财富不能给人带来智慧，商人之子的愿望是在官场中步步高升。事实上，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制度上的结构和陈旧糟粕促使新的公平、自治和进步理念受到了压抑。在总体的定位和评价上，传统社会福利体系的消极性、陈旧性和剩余性都应作为历史的陈迹而置于历史博物馆，新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应时刻不忘马克思主义的“扬弃”观和科学发展观。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全面推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必须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把握发展规律、转变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而不能照搬历史传统，忘却传统社会福利模式的历史局限、制度局限和时代局限。
(三)倡导与时俱进，实现持续创新
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有着内在的规律、规则和机理，在与时俱进中有效实施体制创新战略成为提升建设绩效的重要途径。西方学者科斯(Ronald Coase)曾经指出:“社会行动是与制度创新密不可分的，离开制度创新，任何意义的行动都会失败。-[16〕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如果说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及时实现制度创新，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搞好新时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关键同样在于创新。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战略选择必须把促进体制创新作为基本途径。为此，在实践探索中应牢记“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力求做到“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n，[I8]”奋力开拓社会福利事业的新局面;必须优化相关的政策文件，畅通政策运行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在静态上保证相关政策系统的各个子系统能够实现多重优化，在动态上保证政策系统能够实现良性运行和良性循环;必须坚持多视点多途径多方向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和方案，注重创新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搞好战略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持续有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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