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主体功能区建设财政政策论文
一、针对不同开发区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针对重点开发区实施激励型财税政策
重点开发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需要一定的激励机制来刺激其经济潜能的发挥，财税政策应当通过特定的作用方式和工具组合，注重以经济杠杆来重新调度和倾斜配置一部分经济利益，起到引导、激励和约束当地政府和企业加快经济起飞和形成新兴中心区域的作用。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和投资领域，实施税收优惠、投资补贴、加速折旧、贴息等优惠措施；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二）针对限制开发区实施支持补偿型财税政策
限制开发区的开发潜力不大，重点应落在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上来，财税政策应当对这类区域加大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并发展生态补偿机制。减免税收主要用于发展限制开发区的特色产业；设立专门的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修复和维护；对于直接受益主体收取适当费用来充实相应生态补偿基金，考虑采用从水资源费、水电费、旅游收入等渠道筹集受益者补偿资金，加快建立按照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量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征收机制。
（三）针对禁止开发区的保障———补偿型财税政策
禁止开发区必须杜绝各种开发活动，但地方行政职能的执行需要必须得以满足，对此类区域，财税政策的定位是以转移支付等保障地方政府的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加大生态补偿的力度。财政拨款主要用于保障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转移支付，加强生态修复。
二、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发展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
（一）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1、改革现行税制，使财政收入规范和稳步增长。第一，通过税费改革，理顺税费关系第二，将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分配方式转换为大多采用共享税方式的形式，以有利于调动各省建设主体功能区的积极性。第三，适时开征新税种，扩大财源。
2、优化税制结构，建立促进生态环境管理的税收体系。第一，利用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调节导向，引导人们的消费结构。第二，调整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加大环境污染惩处力度。第三，积极推进适合各主体功能区的财税体制改革试点。
（二）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1、科学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目标。进一步规范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企业之间的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2、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3、构建针对主体功能区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可通过多种形式，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资源保护区倾斜。
4、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三）构建与主体功能区政策相适应的预算投入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1、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对口支援制度。改革和创新传统的对口支援制度，加大东部沿海等省份对中西北部省份的技术、资金、劳动力资源对口支援。
2、逐步加大对生态补偿的公共预算投入比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环境保护的支出应加大投入生态恢复的比例。
3、探索建立跨地区和跨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财税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区际生态基金模式的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第二篇：城市主体功能区规划
城市主体功能区规划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安徽国土空间开发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主要是：物质积累不够丰富。全省物质积累指数介于0.08至0.72之间，总体水平较低。其中，14个县（市、区）物质积累指数大于0.45，23个县（市、区）物质积累指数介于0.27—0.45，68个县（市、区）物质积累指数介于0.08—0.27。高水平地区主要包括合肥、马鞍山、芜湖、铜陵等市辖区，低水平地区主要包括皖南山区和皖西大别山区的一些贫困县（区），其余地区物质积累为中下水平。物质积累水平不高是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区域发展不够均衡。全省经济发展大体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中部凸起的空间格局。皖江地区经济实力较强，以皖江为轴、合肥和芜湖为“双核”、宣城和滁州为“两翼”的经济发展重心初步形成，皖北、皖西发展相对滞后。与经济格局相反，人口分布北多南少，经济发展滞后的皖北地区是全省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区。城乡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公共服务及生活水平差距较大。
——开发利用效率不高。2010年，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加值为62.64万元/公顷，比全国的106.48万元/公顷低41.17%。城镇建设呈外延式扩张，农村居民点点多面广，导致建设用地规模偏大，局部地区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空间利用效率较低。
——人口集聚水平较低。2010年，城镇化率43.2%，低于全国6.48个百分点。大城市数量少，特别是缺少带动性强的区域性特大城市，中小城镇发展相对不足，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人口流动强度0.9%，远远低于沿海发达地区。
面临趋势，从现在到2020年，是安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阶段，是打造“三个强省”、建设美好安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的发展态势对国土空间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空间需求面临挑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希望有更大的住房、更宽的马路、更大的广场、更宽敞的购物场所、更多的旅游景点，以及更多更好的教育、文化、医疗、体育等设施，对生活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
——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加快，建设空间需求面临挑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以及居住用地将持续增加，国土空间资源的稀缺程度不断加剧。
——生态环境需要改善，生态空间需求面临挑战。一些地区在国土开发过程中，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造成局部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为了改善环境条件、加强水源涵养、保障生态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扩大森林、草地、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
——农产品供给安全存在隐患，农业空间需求面临挑战。安徽是农业大省，承担着国家农产品生产和供给安全的保障功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国土空间的需求不断增加，保障农产品生产和供给安全需要的农业空间面临较大压力。
一、安徽主体功能区的概况 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基本设想在统筹考虑各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能力、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城镇化布局以及对内对外的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将我国的国土面积在空间上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大主体功能区，根据不同的功能区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优化开发区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很高，资源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重点开发区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聚集条件较好的区域 ；限制开发区是指资源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禁止开发区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
2013 年安徽省发改委正式发布《安徽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将各地划分主体功能，并为未来发展指明目标。将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滁州和宣城八大地区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区，作为承接全国产业转移的示范区；淮北平原主产区、江淮丘陵主产区和沿江平原主产区作为安徽省的“米袋子”被列为限制发区；皖西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被定位生态功能区；自然文化保护区和重要水源地则被划上禁止开发红线。
二、安徽主体功能区公共服务均衡化的现实考察
安徽省三类主体功能区能否平稳有效地进行关键在于各区域的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的程度。而安徽现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公共服务均衡化问题尤为突出、而财政政策对于实现主体功能区公共服务均衡至关重要。
横向的财政失衡导致的主体功能区公共服务不均衡
横向的财政失衡是指同层级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了地区间公共服务提供水平的差异。根据 2013《安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合肥市、毫州市、宿州 市 的 财 政 收 支 差 额 分别为-182.79 亿 元、-129.58 亿 元、140.50 亿元，远大于淮北市-56.68 亿元、铜陵市-32.80 亿元、马鞍山市-62.55 亿元、池州市-60.35 亿元的财政收支差额；再比照各自的医疗卫生的机构数可以看出，合肥市、毫州市和宿州市的机构数分别为 2100 个、1532 个和 1774 个，这三个城市的机构数上了四位数，而其余四个城市的机构数则相对较少。很显然，财政收支差额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有着一定 的影响，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差额较大的城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也相对较大。因此，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的目标，要平衡同阶层区域政府的财政收支。
财政收支结构变化导致了主体能区公共服务非均衡
相比较传统的以行政区为单位的发展模式的划分，三大功能区的划分更能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然而，主体功能区会
使区域受到功能性的制约，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产业发展受阻、资源开发受控，政收支结构改变，使得主体功能区的公共服务出现非均衡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主体功能主 要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成为了全国或者区域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区，使得其相比于生态环境保护而言，经济发展就居于次要地位。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会导致地方性的财政收入减少，同时再加上由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增加地方性政府的财政支出，使得财政投入公共服务的资金比重相对于重点开发区而言幅
度下降，从而产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新差距。另据 2013《安徽统计年鉴》可知，黄山、池州的森林面积相对于淮北、淮南、毫州而言很高，甚至是它们的几十倍，森林覆盖率也同样如此，但是黄山、池州两个市区的 GDP 却比淮南、淮北、毫州的 GDP 低了很多。这也更加证明，由于黄山、池州为了生态环境的建设消耗了大量的资金，使得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跟不上其他区域的脚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开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对重点开发区有正外部效应。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存在着因为放弃了经济效益而损失的公共服务效益的补偿需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结构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形式有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三种，这三种形式分别存在一些问题。1.税收返还。其属于以税收优惠形式给予政府的一种补助，税收返还制度存在着财政收入越多的地区获得的税收返还越多，相反，财政收入较少的区域获得税收返还就越少，结果加重了横向的财政失衡，使得主体功能区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差距加大。2.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各地标准的财政收入和标准的财政支出差额以及转移支付系数来确定，因此，一般性转移支出有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衡化。但目前安徽省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可获得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匮乏，不足以提供与重点开发区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3.专项转移支付。是对委托地方政府代理的一些具体项目进行补偿而设立的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促进各地协调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能解决了主体功能区公共服务均衡化的问题。而目前安徽省的专项转移支付并不规范，往往被层层截留，不能很好地提高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三、提高基层政府的可用财力
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除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外，其余大部分是专项资金，具有专项用途，不能缓解基层政府可支配财力的不足。同时一些限制开发区域为了维持基层政权的运转，往往挪用用于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专项资金，严重影响了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四、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健全科学规范、注重绩效的预算管理制度，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从而对于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实现也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完整性，完善预算公开制度，健全公开机制。安徽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把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与其他政策目标相结合，通过改革各功能区的重点、绩效考核、转移支付形式，与功能区建设相辅相承，最终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体系。
第三篇：山西主体功能区规划
39个县(市、区)：重点开发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包括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省级重点开发区域和其他重点开发的城镇。按县域面积统计，全省重点开发区域占省域面积的20.15%。未来的功能定位为，支撑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提升综合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区，引领科技创新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示范区，全省重要的人口和经济密集区。
《规划》中，我省共有39个县(市、区)列为重点开发区域，主要包含在太原都市圈中重点开发区域、三大城镇群中重点开发区域。具体来讲，太原都市圈重点开发区域包含太原市杏花岭区、小店区、迎泽区、尖草坪区、万柏林区、晋源区、古交市、清徐县、阳曲县，晋中市榆次区、介休市、平遥县，忻州市忻府区，吕梁市孝义市、汾阳市、文水县、交城县17个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吕梁市离石区，阳泉市城区、矿区、郊区4个省级重点开发区域；三大城镇群重点开发区域包含大同市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大同县，朔州市朔城区，运城市盐湖区、闻喜县、河津市、永济市，临汾市尧都区、侯马市、襄汾县，长治市城区、郊区、潞城市、长治县，晋城市城区18个省级重点开发区域。
我省将太原都市圈重点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示范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煤化工、装备制造业和文化旅游业基地，主要包含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太原城市群)和省级重点开发区域(吕梁市区、阳泉市区)。
46个县：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46个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包括国家级(18个县)和省级(28个县)两个层次，按生态功能分为水土保持型、水源涵养型、防风固沙型和生物多样型四种类型，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50%以上。
我省限制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共有46个县，其中18个国家级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包括：忻州市的神池县、五寨县、岢岚县、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临汾市的吉县、乡宁县、蒲县、大宁县、永和县、隰县、汾西县和吕梁市的兴县、临县、柳林县、石楼县、中阳县。
28个省级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包括：太原市的娄烦县；大同市的灵丘县、左云县；阳泉市的盂县；长治市的平顺县、黎城县、壶关县、沁源县；晋城市的沁水县、阳城县、陵川县；朔州市的平鲁区、右玉县；晋中市的左权县、和顺县、灵石县、榆社县；运城市的平陆县、垣曲县；忻州市的五台县、繁峙县、宁武县、静乐县；临汾市的古县、安泽县；吕梁市的岚县、方山县、交口县。
34个县(市、区)：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
34个县(市、区)为我省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占全省面积的28.65%，共计4.49万平方公里。
农产品主产区的未来规划：着力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着力提高品质和单产，保障农产品供给。
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包括我省34个县(市、区)。其中，国家级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共22个，主体部分为汾河平原农产品主产区，包括长治市的屯留县、长子县、襄垣县、沁县；晋城市的高平市、泽州县；晋中市的太谷县、昔阳县、寿阳县、祁县；运城市的芮城县、临猗县、万荣县、新绛县、稷山县、夏县、绛县；临汾市的霍州市、曲沃县、翼城县、洪洞县、浮山县。
省级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共12个，其中包括大同市的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浑源县；阳泉市的平定县；长治市的武乡县；朔州市的山阴县、应县、怀仁县；忻州市的原平市、定襄县、代县。
2.22万平方公里：禁止开发区域
禁止开发区域主要包括各级自然保护区、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湿地公园)、重要水源地等。
目前我省境内共有国家层面的禁止开发区域共计42处，面积8246.72平方公里(含重叠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5.26%。省级禁止开发区域956处(包括交叉重叠的)，面积16534.02平方公里(包括交叉重叠的，不含重点文物和水源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0.55%，扣除相互重叠的面积，全省各类禁止开发区域实际面积2.2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4.20%。《规划》提出，今后新设立的自然保护区、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湿地公园)、重要水源地，自动进入禁止开发区域名录。○重点解读
四大战略格局预计2020年形成构建“一核一圈三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
具体举措 按照“空间集聚、组群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原则，引导人口和产业向发展条件好的河谷盆地相对集中，加快发展太原都市区和都市圈，培育壮大晋北(大同—朔州)、晋南(临汾—运城)、晋东南(长治—晋城)城镇群，构建“一核、一圈、三群、多点”的城镇化格局。构建以六大河谷盆地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战略格局
具体举措 汾河平原形成优质小麦、玉米、特色杂粮、油料、蔬菜、优质畜禽、特色林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综合性农业发展区域，桑干河河谷盆地、滹沱河河谷盆地与寿(阳)—昔(阳)—平(定)形成以优质杂粮、蔬菜、玉米、薯类和优质肉乳产品为主的农业发展区域，漳河河谷盆地、沁河河谷盆地形成以优质杂粮、蔬菜、林果、中药材、草山草坡牧业为主的农业发展区域。构建以“一带三屏”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具体举措 建设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防治区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区为主体的生态治理带。建设以吕梁山为主体的黄河干流和汾河源区生态屏障带，以太行山为主体的海河主要支流源区生态屏障带，以太岳山、中条山为主体的沁河、涑水河与黄河干流源区屏障带。4 构建“点状开发”的生态友好型能矿资源开发格局
具体举措 能矿资源的集中开采区域必须以保护生态、清洁生产为前提，突出集约有序、高效开发，在煤炭、煤层气分布面积广的地区，应突出“小点上开发、大区域保护”，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并重，坚持“开发一点、修复一点、保护一片”。其他矿产资源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应坚持“点上开发、小区域保护”。
第四篇：建设五大功能区
建设五大功能区,谋划全市科学协调发展
记者:十八大以来,重庆在推进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方面有何新举措?
孙政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重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坚持低调务实、少说多干,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全力抓发展、抓民生、抓稳定。今年,我们突出抓了“科学划分功能区域、建设五大功能区”这一项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工作。
重庆是直辖市,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城乡区域差距大,仍处于欠发达阶段,仍属于欠发达地区。直辖以来,重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各区县功能定位不明确、同质化发展、招商引资无序竞争等问题凸显。同时,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为此,我们在过去“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将全市进一步细划分为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前三个功能区域构成今后重庆的大都市区,是城市群、城市组团发展和产业布局联动的概念;后两个功能区域是重庆的大生态区,主要为了在发展中加强生态保护、在增强生态涵养中加快发展。市委正在研究制定加快生态市建设指导意见。
对不同功能区域,我们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给予不同的财政、产业等方面政策支持,以增强区域发展分类指导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区县特色发展、差异发展、科学发展,实现全市一体化、区域发展差异化、资源利用最优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加快形成全市各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格局。
多措并举转方式调结构
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记者:作为欠发达地区,重庆怎样处理好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
孙政才:对于重庆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来讲,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抓好的第一要务。今年以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强调不唯GDP,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
我们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电子信息产业表现尤为突出,今年1到10月占到全市规模工业新增产出的33.7%。加快发展现代金融、物流、电子商务、物联网等新兴服务业,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9%,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速达16.5%,已经成为全市新的主导产业。大力实施投资、消费、出口“三轮驱动”,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充分释放民营投资潜能,国有投资重点投向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外需持续低迷的形势下稳定和扩大外贸出口。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2.4%,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4.3%,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43.1%,进出口总额增长20.5%,实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效益同步提升。
坚持不懈惠民生 切实增强民生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反复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性,重庆是如何贯彻落实的?
孙政才: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民生的持续改善,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将失去意义。我们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第一目标,强调既要有民生的情怀,又要有科学的方法,不开“空头支票”,不吊胃口乱许诺,不搞“口惠而实不至”,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我们根据“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总要求,紧密结合重庆实际,提出“五个坚持”的原则,即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坚持既当前可承受、又长远可持续,坚持既解决民生实际问题、又持续提升民生整体水平,坚持既抓紧抓实具体民生项目、又着力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坚持增强民生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要把有限的公共财力用到刀刃上,用到群众最紧迫、最现实、最直接的民生需求上。
今年,在全面推进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住房、环保等各项民生事业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着力办好50万人高山生态扶贫搬迁、567万平方米城市棚户区改造等22件城乡民生实事。目前,18项已经全面开展,4项正在做前期准备工作。我们还健全了民生实事项目决策机制、督促检查机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倒查问责制和终身负责制等相关民生工作制度。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保持社会政治大局稳定
记者:最近一年来,重庆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孙政才: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做好重庆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我们坚持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统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思想,突出强调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纪律意识,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市委提出了“十个必须坚持”的要求,出台了政治纪律“八严禁”和生活作风“十二不准”,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政治定力。
当前,重庆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干事创业环境风清气正,总体发展态势良好。
第五篇：党建功能区建设
党建功能区建设
“党建功能区”将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放在城市、农业、林业、牧业、综合“五位一体”的大格局中去定位去实践，整合各类党建资源，统筹推进组织、干部、人才等各项工作，党建工作的参与主体从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扩大到基层各类组织和全体成员，这符合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总体要求。在推进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中，扎兰屯市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科学分类、强化功能”的思路及时出台了《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借鉴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工作绩效考评工具,全面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工作法。通过大力整合、集约利用社会资源，充分挖掘、科学催生内生动力，充分激发了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村级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明显增强。
一、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的背景
一是推进“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工作抓手不足。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任务都很明确。但在实践中，如何将各项工作落实到村这一级，市直涉农部门和乡镇手段单一，抓手不足，表现为“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不善于用引导、激励等综合方式去做工作。二是扎实有效转变村级组织工作职能刻不容缓。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广大村级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考验，“抓民生、保稳定、促和谐”工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而许多村级组织和基层干部习惯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工作方式方法难以从旧的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出现了建设新农村思路不清、定位不准、目标不明以及方式方法跟不上时代发展需要等问题。三是村“两委”干部队伍激励保障机制急需完善。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受整体财力限制，扎兰屯市村“两委”干部报酬标准低、差距小，队伍中普遍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等消极现象，造成了人心不稳、干劲不足和后继乏人等问题；有的基层干部盲从认为“回天无术”，习惯当“传声筒”、“照葫芦画瓢”，影响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水平。四是村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创先争优”缺乏动力。面对连续而紧张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一些基层组织特别是部分村干部持有厌倦情绪和畏难心理。个别村“两委”班子关系紧张，好事争着干、难事推着办、麻烦事都不管，在村级事务管理中相互掣肘。一些党员干部党的意识不强，缺乏荣誉感和责任感，有的甚至不如普通群众，在村级事务中起负面影响。扎兰屯市委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加以解决。唯有打破“粗放笼统型”村级管理方式，采用现代管理手段，引入竞争激励机制，才能提升村务绩效考核的可行性与可比性，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台阶、上水平。
二、村级组织分类管理的主要内容、做法及特点
（一）主要内容
围绕具体工作，设臵考评项目。根据农村工作实际，将基层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综合治理、计划生育、信访、生态村建设、村级事务管理、村级班子满意度测评和乡镇对村级组织下达的主要工作目标等九个方面，确定为村级组织分类管理的考评内容，并由组织、纪检、民政、信访、计生、农牧业等涉农部门和乡镇按照各自职能分别制定《考评标准》，确保分类管理考评办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依据工作内容，确定赋分标准。对九项考评内容，实行百分制。其中：基层组织建设20分，精神文明建设10分，综合治理、信访和计生工作各8分，生态村建设5分，村级事务管理10分，村“两委”班子满意度测评6分，乡镇对村级组织下达的重点工作目标25分。同时，设立加分项目10分，凡受市级以上表彰及有特色创新工作的，分别按表彰级别赋与不同的分值。考评分类时，按照考核内容满分100分、加分项目10分的标准，凡得分在90分以上的，列入一类村；70分以下的列入三类村；得分介于一类和三类之间的列入二类村。其中，计生、信访、综治三项工作实行“一票否决”，任何一项出现严重问题的，直接确定为三类村；民主测评中，对村级班子满意度得分低于70分的，整项测评不得分。按照分类结果，兑现干部报酬。为调动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实行“基本报酬+绩效报酬”的结构性工资制。其中：基本工资为7000元，绩效报酬按照分类结果设定。一类村“两委”正职绩效报酬为5000元（“一肩挑”的6000元），二类村“两委”正职绩效报酬为3000元（“一肩挑”的4000元），三类村“两委”正职绩效报酬为1000元(“一肩挑”的2000元)，其他享受村干部报酬的“两委”成员按正职分类标准的80%发放。由此，村干部“两委”正职年报酬最高可达13000元，最低也能达到8000元，平均工资报酬10000元以上。
（二）主要做法
统一干部职数和报酬兑现方式。根据人口和土地面积，将建制村分为大村、中村、小村三种类型，并将“两委”班子职数分别核定为不超过7人、5人、4人（一肩挑的，减少1人）。在报酬兑现上，基本报酬部分以“一卡通”形式直接下拨给村干部本人，绩效报酬部分一次性下拨到乡镇，年底时由乡镇根据村级组织分类结果进行兑现落实。确立评定和动态管理机制。整个村级组织分类实施动态管理，不设比例限额，不搞“终身制”，每年年终按考核标准评定一次。明确各乡镇党委每年要对不同类别的村级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日常管理和引导，对一类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断提出新目标，努力把一类村级组织建成引领新农村建设的坚定核心；对二类村进行规范，引导其向一类村标准看齐，尽快跨入先进行列；对三类村重点管理，集中力量抓整顿。
明确分类管理的主体和实施程序。乡镇是分类管理工作的主体，负责按各涉农部门制定的考评标准，对村级组织进行日常管理和工作指导。年底前，乡镇对村级组织进行考评验收，确定初步分类结果，并上报市委分类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按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核查。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的，直接将抽查村定为三类村，并对该乡镇进行通报批评，取消该乡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评优资格。
健全分类管理的监督和保障机制。市委将乡镇领导班子和相关领导干部在考评分类过程中是否公平公正，是否考实评准，列为对乡镇的考核内容。各乡镇党委要对村级组织分类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村级组织如有异议可向乡镇党委提出，各乡镇党委将亲自或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对村级组织提出的问题进行核实，并在10日内予以答复。在协调保障上，由市委分类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分析研究工作形势，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工作领导和指导。
（三）主要特点
坚持规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明确了村级组织的工作目标。乡镇在确定赋分内容和分值时要上报市委审批备案，便于全市统一把握赋分标准，保证各乡镇赋分的均衡性。通过采用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评分办法，对能以数量等体现工作效果的一律进行量化，对确实难以量化的则采取了民主测评等方式。同时，对创新性工作给予加分，进一步明确了村级组织的工作方向。坚持局部与整体相结合，形成了各有关部门抓村级组织建设的工作合力。通过整合、调动各个涉农部门，重新理顺各部门工作职能，建立了共同加强对村级组织的管理机制；对工作中出现的职能交叉部分交由主管部门单独管理，形成了各职能部门共同制定分类管理标准、共同指导基层开展工作、共同进行考核验收、共同享有管理结果、共同研究村级组织工作的齐抓共管局面。同时，通过分类，乡镇对村级组织的指导更有针对性，管理上更有抓手，也使村级组织工作内容更加清晰明了。公正性与公平性相结合，保证了村级组织分类管理的工作效果。一是明确乡镇要将各项评分内容、评分类别等都进行公开，接受广大村干部、党员群众的监督、评价。二是对乡镇党委这一实施主体实施责任追究，将村级组织分类管理考评能否“考实评准”纳入对乡镇的考核内容，加之全市使用统一评分标准，避免了乡镇打人情分、关系分。
三、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的初步成效
2010年，扎兰屯市评出一类村18个、二类村56个，三类村52个，分别占全市村级组织总数126个的14.3%、44.4%、41.3%。农村基层组织“比学赶超”的氛围空前浓厚，村级组织分类管理工作初见成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实现了从“独角戏”到“集体舞”转变，城乡基层党建大格局基本形成。原来，市直涉农部门在抓农村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社会工作，以及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都有具体的职责和任务，但各自为战、缺乏合力。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后，党建工作摆脱了以往就党建抓党建的组织系统内部循环，党建工作的实施对象从组织内部转向基层群众，党建工作的成效从加强组织建设拓展到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效率、夯实基层基础。这种利用既分工协作、又相互依托的工作体系，全面整合了基层组织资源，团结凝聚了基层骨干力量，巩固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市直各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扎兰屯市村级组织分类管理考评办法（试行）》科学分配工作权限，合理安排工作任务，该管的必须要“管到位”，不该管的必须要“配合到位”，服务农村发展稳定不留死角、不出真空，真正形成了“上下协调到位、部门齐抓共管、工作统筹兼顾、全市协调发展”的基层党建新格局。财力保障向农村基层倾斜，全年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新增460万元，预计总支出达1650万元；村级“两委”正职主动过问、参与计生工作，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农村普遍建立“两委”干部信访接待日制度，拓宽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涉农信访量明显下降，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
（二）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实现了从“管得弱”到“抓得实”转变，找到了管理村级组织的金钥匙。之前，乡镇党委管理村级组织指挥不灵，指导乏力，部署工作想“抓”抓得不实，存在着“上有决策、下有对策”等应付问题。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以来，乡镇作为分类管理实施主体，充分行使约束权和控制权，在村级组织管理方面找到了主动权和话语权。同时，乡镇拥有25%的分类管理评价指标制定权和考核结果决定权，在执行层面普遍感到抓手更加有力，措施更加明确，一些反映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也正在形成。目前，各基层组织真抓实干，求好务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绿色产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农村面貌进一步改善、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推进，农村两个文明良性互动，开创了农业发展最好、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截止目前，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到70万亩，同比增加246.6%；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30万亩，同比增加140.8%。共建立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396个，平均每个乡镇（办事处）拥有26.4个，春禾丰粮食种植、钟氏生态土鸡养殖等新一批典型示范社快速涌现，先后培育出集体经济主导型、主导产业带动型、体制机制创新型等7种特点鲜明的试点村，有力带动了以农民增收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
（三）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实现了从“要我干”到“我要干”转变，村级组织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一是村级组织的凝聚力明显增强。“两委”干部自觉相互配合，减少了内耗，增强了合力，班子更加团结。如该市洼堤镇边北村村主任，过去认为自已是被群众选举上来的，对自己有利的工作主动做，难点工作绕着走、躲着干，甚至给村书记工作出难题。分类管理后，其责任意识、主动意识明显增强，积极配合书记开展工作。二是村级组织的战斗力明显增强。在分类管理的激励和引导下，村干部普遍有了紧迫感和危机感，工作作风明显改善，干部之间、村与村之间的赶超态势正在形成。据蘑菇气镇湾龙沟村党支部书记于文江介绍，过去组织集资修路，班子其他成员不管不问，热情不高，自已走访全村450户用了两个月时间；今年修路，同样的工作量，班子成员一起上手，三天就收完集资款。三是村级组织的创造力明显增强。实施分类管理将“两委”班子成员紧密联系，利益捆绑，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链条。通过实行加分政策，使村级“两委”干部主动参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通过各种渠道争跑项目，抓工作亮点、破工作难点的意识得到改变，一些抓基层、打基础、利长远的农业基础设施逐渐落地。四是村级组织的向心力明显增强。分类管理既将评定结果与经济报酬挂钩，又将争创结果与政治待遇挂钩，实现了干部责任与待遇、付出与保障的有机统一。按照“对荣获国家级表彰的，可提任乡镇副职领导或享受副科级待遇；对荣获自治区表彰的，可享受副科级待遇；对荣获呼伦贝尔市表彰的，给予一次性奖励，并将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纳入副科级后备干部管理”的办法，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全国劳动模范、达斡尔乡满都村党总支书记刘庭江，自治区劳动模范、成吉思汗镇繁荣村党支部书记郭淑洁两名同志享受副科级工资待遇。这些政策，既增强了岗位吸引力，又激发了岗位内在活力，越来越多的村干部感到发展上有奔头，事业上有干头，工作上有劲头。近期，许多外出务工青年、复转军人、致富能手纷纷要求入党或竞选村干部，全市村级后备干部增加到672人，其中52人已充实到“两委”班子，同比分别增加31%和25%，创历史新高。
四、通过“村级组织分类管理”深化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的思考
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的初步成效表明，这种创新做法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对深化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激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队伍的工作积极性极为重要。同时，也为今后加强和改进农村牧区基层组织建设，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地区党领导农村牧区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思想发动是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深化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的基础。村级组织分类管理实质上是对基层干部权力和义务的一次再分配。从基层干部个体角度上看，通过限定职责、明确目标、统一考核、群众监督等措施，对其所拥有的权力进行了约束，并将其责与利紧密衔接。在实施过程中，基层干部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顾虑。从农牧民群众这个角度上看，是民主权利的扩大。在实施过程中，既需要群众参与，同时还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讲，只有使这项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达到上级部门扎实抓，基层干部主动干，党员群众积极评，才能保证分类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考实评准是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深化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的关键。建立科学合理的村级组织考评体系，有助于准确、客观地评价村级组织的工作实绩，增强基层干部的进取意识。在全面把握村级组织工作实际的前提下，科学确定实绩指标，合理设定测评要素，灵活评定分类位次，成为分类管理工作的核心。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大考核结果的运用力度，实现奖惩分明，考用结合，切实发挥激励导向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因此，只有坚持做到考实评准，才能不断创造科学民主的考评环境，提高考评工作的公信度。
（三）公平公正是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深化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的根本。村级组织分类管理工作重在规范，坚持用一把尺子量到底。规范的标准就是考评过程公平公正，分类结果公开透明。因此，只有通过完善考核体系，健全考核制度，严格考核程序，明确规范了乡镇考核人员和被考核主体的言行，才能在推进过程中戒除村级组织和基层干部“拉关系、要好处、走后门”现象，进而减少人情因素。同时，只有坚决避免在被考核群体中发生“弄虚造假、骗取政绩”等行为，把整个考评过程和分类结果完全放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运行，才能保证考评工作严肃认真，分类结果真实有效。
（四）齐抓共管是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深化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的保障。村级组织分类管理的考评内容涉及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需要纪检、组织、宣传、综治、民政、信访、计生、环保、农牧业等多个部门，按照各自管辖权限，进行科学合理分解，落实到具体考评指标上。乡镇党委、政府作为村级组织的直接领导、指导和支持、服务者，是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工作的落实主体。只有在党建领导小组的统筹领导和指导下，由组织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调配合，责任清晰明了，才能真正发挥“齐抓共管”的积极作用，达到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推动落实的目的。
（五）完善创新是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深化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的命脉。将村级组织进行分类管理，与过去的统一组织管理模式相比，是一种方法途径上的改进，因而也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村级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积极性是否高涨，先进性作用发挥是否到位，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是否得到促进，是实施村级组织分类管理工作的目的所在。在运行过程中，只有做到与时俱进地健全制度，完善内容，创新方法，才能不断赋予村级组织分类管理工作新内容，才能推动其向更加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向迈进。以科学划分“党建功能区”模式推进党建重点工作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创新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也没有现成的路子可循，需要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破解路径。总体来看，目前在扎兰屯市这样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建制村较多的地区，以“村级组织分类管理”工作法推动农业党建功能区建设是科学的。这一创新探索既调动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又使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既规范了村级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责、权、利，又使农民群众的民主自治权得到进一步扩大；既创新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工作机制，又使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大胆尝试，充实完善，围绕党建功能区建设“推进重点、破解难点、彰显亮点”三大工作目标促进“村级组织分类管理”工作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实施，推动这一做法发挥出更大的效益，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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