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论文[五篇范文]

第一篇：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论文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大家，专长于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他治史以严谨著称，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备受史学界推崇。关于严耕望的治学方法，他所著《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书已经做了具体的阐述。本文在对严耕望《治史三书》及其它著作研读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治学方法加以总结。

一、师承与治学方法的形成严耕望先生治史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刘健明曾言: “感到先生除精于考证外，更佩服先生的通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这种特点多是在前辈史学家的影响下，在读书治学过程逐渐形成的。

严耕望认为对其治学影响特别深远的老师有三位，即小学时的冯溶生、中学时的李则纲和大学时代的钱穆。冯溶生是他小学的算术老师，他认为“研究问题能深入、能精细、不敢一步虚浮，这种作风，大都得之于少年时代的数学训练，这是溶生先生之赐!”虽然冯溶生是一位数学老师，但严耕望在后来治史考证方面能够十分精密，是受到冯溶生师的影响。李则纲则把严耕望引到治史的道路上，使其在治史中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在高中读书时代就决定从事史学研究，治学方向的较早选定必然会对此后的阅读和思考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李则纲师的影响下，严耕望阅读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各种著作，具有了比较开阔的视野。严耕望谈及李则纲的影响时说:“得到则纲师的引导，广泛的吸取新知识，境界得到开阔，对于史学也渐有宏观的通识倾向。”

严耕望自在武汉大学时就受教于钱穆先生，后来成为钱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钱穆的教导对于严耕望的治学路径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钱穆讲“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这使严耕望对这两门学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走上了研究历史地理和制度史的道路。钱穆早年以考证著称，《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是其早年考证的代表作。而钱穆治学也具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回忆说:“先生教人治学，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 钱穆的治学具有把微观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用今天的话来说，钱穆所提倡的是‘宏观’和‘微观’交互为用。他自己的工作便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国史大纲》以三十万字概括了中国史的全过程固然是宏观的大手笔，《朱子新学案》以百万言分析朱熹一人的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则更是微观的极致。”严耕望治学受钱穆影响很深。

严耕望先生后来进入史语所工作，史语所是考证学的中心，在这里他又受到考证的训练，对他的著述也产生了影响，他说: “基本上，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所的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所以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因此规模甚大，但仍扎实不苟。”

二、精密的考证方法

严耕望除了直接受教于钱穆等先生，而且研读一些史学大家的著述，对其治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严耕望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钱穆和吕思勉四位先生，称他们是现代史学“四大家”。余英时认为严耕望兼收并揽四大家的优点，“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吕思勉。他在史学上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对于“专精”和“博通”，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开篇便论述这一问题。专精和博通与考证的精密和宏观的通识则是相辅相成的。严耕望所具有的“专精”和“博通”的治史素养，使其在治史特点上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

严耕望曾言，“惟余所长，仍在精核缜密一途。”严先生之言主要是指其在考证上的精密。历史记载有真有伪，史学的研究需要以考证为基础。要想考证的确凿可信，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证据，有所谓“孤证不立”。严耕望先生治史考证精密，史料丰赡，证据确凿。精密的考证是严耕望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

精密的考证，要以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为前提，严耕望先生搜罗史料具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严耕望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文繁两百万”，该书对史料的搜罗，先生自称“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陈援庵先生所谓‘竭泽而渔’，余此项工作庶几近之。”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严耕望进而进行精密的考证，其言“详征史料，悉心比堪，精辨细析，指证详明”。有学者称，“《唐代交通图考》是20 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唐代交通图考》之所以赢得学者如此好评，在广泛搜罗史料基础上作精密的考证当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搜罗史料广泛，严耕望的著作以材料丰赡、论断精确而著称。如其《唐人习业山林之风尚》一文，为论述士子读书习业于嵩山、少室，他一并举出了19 条史料作证。又如在其《中国地府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府行政制度》中，严先生为论述州佐吏中治中低于别驾，任州职者多由治中而转别驾，而别驾迁升则以郡太守或州将司马、长史为多，他一并列举了29条史料。诸如此类能体现严耕望材料丰赡、考证精密的例子，在其论著中不胜枚举。如此丰赡的史料，使其考证极其精密，证据十分确凿。周一良读了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后说:“严书则久仰其名而未得见，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余英时言及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称: “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收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

从严耕望的论著中，可知其考证之精密，对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把其概括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八字。他总结说: “不论是‘无孔不入’或‘有缝必弥’，都是要细心的阅读史料，严密的思考问题，否则自己论点很难真能建立起来，所提论点也很容易被人一捣即破，归于失败!” 严耕望对于考证精密的要求，是对其治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其治史方法的体现。

三、宏观的通识理念

严耕望先生治史虽考证精密，细致入微，但他不为考证所左右，考证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考证都是为论证提供依据，是建立在宏观通识下的考证。余英时言严耕望的考证“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 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余英时所言“事前周密的计划”则是需要对所要论述的问题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先生把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形成其治史的特色。他治史所具有的宏观通识的特点在其史学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治史经验谈》中“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则主要谈治史如何才能具有宏观的通识。他首先谈到治史者的基本素养，提出要“专精”也要相当的“博通”，但从全文来看，他主要是讲“博通”，论述“博通”的重要性。对于如何阅读史书，他认为“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他特别强调要阅读正史: “由头到尾读正史时，主要着眼点，是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找材料是副目的。” 严耕望认为其治史的路线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以正史为基础。阅读史书，要能够“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具有高明的史识。这种史识的培养要建立在宏观通识的基础上，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指出: “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严耕望治史宏观通识的经验之谈，不仅是对钱穆等先生宏观通识的治学方法的继承，也是他几十年治史的心得体会。严先生的煌煌巨制《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无不是在宏观的通识基础上写成的。严耕望认为，就中国地方行政制度而言，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官僚行政组织始见萌芽时期，秦汉和隋唐时期是两大典型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型向隋唐型的过渡时代、非典型时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全书通过精密的考证，论述了秦汉型的地方行政制度的类型特征，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何由秦汉型转化为隋唐型的。严耕望由地方行政区划，论及到各级行政组织、地方制度诸层面，将复杂的地方行政制度、众书散见的史料，通过宏观的通识才能使之条理化。严耕望具备这样的史学素养，才能撰成这样的鸿篇巨制。

当然，要做到精密考证与宏观建构的结合是不容易的，许倬云指出严耕望之学“既要有棉花针的考证，又要有开山斧的宏观史识，更需要有耐力。”严先生也自称: “盖余为学，即详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严耕望先生在其师长的影响下，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治史特点。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特点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篇：治藏史论文(期末作业)

藏传佛教对清朝治理西藏的作用

摘要：藏传佛教是西藏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重视藏传佛教对巩固清王朝对西藏的统治的作用

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方针。了解藏传佛教、认识其在治理西藏中发挥的作用对中央政府今

后的治藏方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藏传佛教；治藏方针；西藏；民族。

清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国方针、政策 ,并在具体的实

施过程中不断加以充实、完善。纵观清朝的治国方略 ,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治理是其中一个十

分重要的方面，其中，重视藏传佛教在治理西藏中的作用是清王朝治藏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介绍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对治理西藏的重要作用，旨在让人们更加了解西藏，更加

了解如何治理西藏，以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藏传佛教

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群据统计 “，截至2000年底，世界总人口约60．55亿，信仰宗教者约占51．37亿，占世界人 口总数的84．8％。[1]宗

教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排他性，各种宗教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一般都认为自己是正宗的。藏传佛教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础，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任何外来宗教的染指都比较困

难，同时也是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以及中央政权的支持等原因，藏传佛教种宗教的割舍不断的联系正是维系了西藏地方与中央关成为西藏认同与维系中央政权的重要

因素。

(一)藏传佛教是西藏统治阶级的工具

在西藏地区，由于政教合一的制度，藏传佛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宗教存在的，实际它成为统治者合法性以及获取各种利益的工具，宗教成为西藏统治的支柱。明末特别是清初实行的 “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的政策，不但安抚蒙古各部，也使得在藏族地区黄教日益

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中去，对于喇嘛的信奉达到 “尊之若神明，亲之若考妣”。广大藏族同

胞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如此虔诚以致于没有更多的信仰空间去信奉别的宗教。

**喇嘛等上层宗教人士利用宗教影响，不但谋取政治上的利益也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

在西藏地区，上层僧侣和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年(1737)，**统属的寺院有3150座，寺院 占有农奴6752户。在西藏，寺院占有土地总数的36．8％，占有牲畜41．5％，其中拉萨三大寺 占有的土地、牛羊、牧场和奴隶最多。中央、地方、贵

族对寺院的赏赐之外，念经和布施也是寺院经济的来源之一。拉萨哲蚌寺每年的布施收入约

青稞 110o克(1克约27斤，下同)，酥油850克，藏银310两。[2]由于藏传佛教对于西藏统

治阶层的巨大作用，所以当西藏传教士试图传教时，感觉到威胁和首先反对的正是喇嘛。

(二)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支持

藏传佛教的排外性使外来宗教很难在西藏传播开来，同时藏传佛教与内地的紧密关系确

是使得西藏地方认同中央政权的重要原因。

元朝把统一中国南方，南宋的灭亡也归为藏传佛教的功绩。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已经成为但是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据元代编写的 百《丈清规》中列举的重要佛事有 ：圣

节、千秋节、国忌、佛诞、佛成道、涅磐，帝师涅磐等。而实际上进行的法事在元旦、已故

帝后诞辰、忌辰、节日之外，凡久雨、疾风、疫病流行都要举行，最长的一次竟连续3年，最多的一年做200余次。[3]月举行的规模宏大的白伞盖佛事，后来演变成一种官民朝野及藏

蒙汉僧参加的社会娱乐活动，成为佛事春游，深受人们欢迎。在明朝中后期，入藏教、学藏

经、说藏语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

清朝，为了维护国家稳定，扶植、尊崇格鲁教派。**喇嘛、**不但得到清廷的封号，还得到很多特权及利益，确定了佛教领袖地位。依靠重要的政治、经济支持，格鲁派掌握了

西藏了政权，这对巩固格鲁教派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藏传佛教同内地具有密切联系。

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内地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四川、青海、甘肃、新疆、特别是蒙古具有众多的信徒。十三世**在英军入侵拉萨的时候，出走到蒙古的库仑就是因为看到蒙古和西藏拥有相似的宗教环境。同时，藏传佛教在内地拥有其传播的渠道和体系，在清朝时期，就曾把建立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的居住和宏扬佛法之地。按照清廷地域划分，其中驻京喇嘛 13人„„[4]宗教的割舍不断的联系正是维系了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纽带。

二：清王朝在西藏的宗教政策。

（一）充分发挥宗教僧侣的作用

千百年来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成为蒙藏民族的共同追求 ,支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广大民众对宗教僧侣、尤其是一些高僧大德十分崇敬 ,往往将他们当作 自己的救苦救难的 “活菩萨 ”。宗教及宗教僧侣介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清朝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宗教及其僧侣的作用 ,积极扶持藏传佛教 ,礼遇宗教领袖 ,充分发挥宗教僧侣的作用。如实行 “国师制 ”,任命章嘉**为国师 ,参与国家对蒙藏地区的管理。大凡遇到一些重大问题 ,总是及时通报章嘉** ,或向其征求意见 ,或派其前往蒙藏地区代表朝廷处理蒙藏事务。清朝在对西藏的治理中 ,经历了 “政教分离 ”和 “政教合一 ”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 ,虽然十分重视和硕特蒙古首领的作用 ,实行“以蒙治藏 ”的政策 ,但是并没有因此忽视**及**集团在西藏民众中的影响 ,而是双管齐下 , 以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治理。至于实行 “政教合一 ”制度以来 ,宗教及宗教僧侣在治理西藏地区中发挥的作用则是有 目共睹的。在蒙古地区 ,积极扶持章嘉和哲 卜尊丹巴两大**系统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分别对漠南和漠北蒙古地区进行宗教统治。清朝在治理蒙藏地区中 ,除了高度重视**喇嘛、**、章嘉、哲 卜尊丹巴等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同时 ,对在蒙藏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藏传佛教其他高僧亦予以广泛关注 ,先后册封了一大批呼图克图 ,有些还赐驻京师 ,成为清朝处理蒙藏事务的 “高参 ”、联络蒙藏地区的桥梁和纽带。

（二）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清朝统治者借鉴元、明的经验，非常重视依法治理西藏，加强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管理。清朝中期，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已经非常巩固，对西藏的了解已经比较全面，因而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作了一下有意义的调整和改革。1751年赦谕七世**喇嘛执政 ,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七世**喇嘛圆寂后 ,又实行摄政制度 ,解决因**喇嘛圆寂而出现的西藏地方权力真空问题 ,从而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同时 ,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进行改革 ,实行 “金瓶掣签 ”,杜绝以往**转世中的种种弊端 ,将藏传佛教高僧的转世认定权牢牢掌握在清朝中央政府手中 ,等等。为了对西藏的治理更加有效 ,清朝统治者将这些经验加以总结 ,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 175 1年颁行的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中 , 对噶隆的职责及权限、地方官员的任免、乌拉的摊派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该章程是清朝对长达 100 年治藏经验的系统总结 , 因而在清朝治理西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是研究清朝尤其是清初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如果说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是清朝在治理西藏实践中出台的第一部法律法规 , 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那么 , 1792 年 ,福康安驱逐廓尔喀后会同西藏地方政府制定并颁布实施的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则是清朝对西藏治理制度化、法制化的标志 ,它在继承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的基本 内容的基础上 ,从**、**与驻藏大臣的关系及职权、藏传佛教**转世、军队建设、外事处置及边境检查、货币、财税及乌拉差役、整顿司法和建立诉讼制度等诸多方面就全面治理西藏 问题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实践表明 ,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的颁布实施 ,使清朝对西藏的治理进入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阶段 ,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 ,清朝虽就一些具体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但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没有改变 ,一直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基本准则。勿庸讳言 ,在治理西藏中 ,清朝之所以较元、明两代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效 ,原因自然是多方

面的 , 但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治理 ,这不能不说是清朝统治者的高明之处 ,也是清朝统治者认真总结元、明两代治藏经验教训的产物。

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将长期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广大信教群众历史地形成的宗教观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 ,况且只要加以积极引导 ,宗教及其僧侣在促进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有鉴于此 ,我们的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在总结历史的经验 ,吸收和借鉴历史上尤其是清朝的一些成功做法的基础上 ,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在保障信教群众宗教信仰权力和维护宗教团体正常宗教活动的前提下 ,依法加强对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的管理 ,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 ,不断探讨宗教管理的新方法、新路子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进步服务。

综述：藏传佛教是统治者治理西藏的支柱，要想治理好西藏就必须借鉴历史经验，依法加强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管理，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对维护西藏地区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参考文献：

[1]王作安．当今 国际宗教问题的主要观点 [J教，2001(5)．

[2杨晨．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影响 ]．北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2)

[3]玉生，车明怀，祝启源等．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史[H]．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1)

[4]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乾隆朝<大清会典>中理藩院资料》，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第83页．

第三篇：中国美术史论文

中国美术史论文

题目：论宋元山水画的艺术成就与审美特征

班 级 姓 名 学 号

2014年 5 月 日 摘要：宋元山水画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它突出展示了隋代展子虞、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山水画作品大青绿、金碧山水一派的独具特色,展示了吴道子、王维、王洽及张璪创立的风格不同的水墨山水画派。五代画家深入自然,所画景物真实生动,北方画家的画风峰峦丛峙,雄浑壮美;南方画家的画风平淡天真、清丽秀美,南北方画家创立了全景式构图与不同风格的皴法,丰富了山水画的艺术表现语言,使宋元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着很高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 宋元山水画 各流派特征 审美特色

中国山水画是以自然风景作为描写对象的绘画形式,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科,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孕育于秦汉,萌芽于魏晋,独立于隋代,成熟于唐代,于宋元达到高峰。

宋元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流派纷呈,集中体现了古代山水画的艺术成就和审美特征。据《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继》《图绘宝鉴》所载统计,仅画家就有180余人。题材、内容广泛,江南江北,名山大川,宫景台阁,村野渔樵,各尽风貌。从形式上看,水墨、淡彩、青绿巧整点缀,皴法、构图、题款各具特色。其分类主要有青绿山水、浅绛山水和水墨山水3种,分别以工笔或写意的技法形式予以表现。

北宋之初以巨然、李成为代表,形成南北两家流派。李成以画“寒林平远”着称,画家依据自我的观察,以强调近景、中景,由近及远按比例逐渐放小的方式来描绘北方平原苍茫的地形面貌;同时还关注季节气候与环境的描写,创作出具有荒漠和严酷季节的“寒林”的形象,烘托出一种荒寒而悲怆的诗意。从而形成“气象萧疏,烟林清旷,豪锋脱颖,墨法精微”的作品面貌;李成的山水画在北宋被誉为“古今第一”。现存代表作品有李成与王晓合作的《读碑窠石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茂林远岫图》(辽宁博物馆藏)、《晴峦萧寺图》(美国纳尔逊知陆藏)。至后是以北方画派的范宽、郭熙为代表形成“雄健与秀美”的两种流派。北宋初期的李成、范宽与中期的郭熙深受荆浩的影响,作品仍体现着雄浑壮美的五代之风;范宽常年深入终南山、太华山,对景凝想与构思,其山水画的风格与李成的风格迥然不同,偏重壮美气势的意境表达,用碎而坚实的笔墨皴出富有质感的壮观山石,山顶设置密林群体结构,一泻千尺的瀑布装饰点缀,使北方山川的壮美有着身临其境之感。范宽晚年笔墨更趋“枯老”“劲硬”之笔触,成功地刻画出北方关狭地区“山狭浑厚、气势雄拔”的山体形象。范宽的代表作有《鼷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郭熙是北宋中期山水画成就的代表。他的《早春图》准确地描绘着季节风景之特征。以其秀劲的格调透发出李成的影迹。其绘画作品还有《鼷山秋霁图》《关山春雪图》等,郭熙以大师特有的谦虚与诚恳直言道:“今齐鲁之士,唯摹营丘;关陕之士唯摹范宽。”并反对其时的因袭之风,“不局一家,必兼收并览,于自然中饱游饫看。”充分体现了郭熙的绘画作品笔法严谨而挺健,斧劈斫法,苍劲中极富阳刚之美。同时,也体现了郭熙极严肃的创作态度。

北宋后期杰出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为1183厘米,该卷兼具精工和神韵两大特色,大青绿着色,细致富丽,呈唐人之风;江南的“米氏山水”烟雨迷蒙,富有文人意趣,自成一家。画卷表现了峰峦绵亘,幽岩深谷,江河旷远,天地苍茫,宏大雄壮的祖国山河景象。全面继承了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突出石青石绿的厚重、苍翠效果,使画面爽朗富丽。其次,在北宋,赵伯驹、赵伯骕以青绿山水见长,画风上承唐代李思训而又有新创,在设色山水画中,北宋中期提倡“小景山水画”,以坡坂汀渚、小山丛竹、江湖水鸟为题,赋色淡雅简练,有实有虚,充满文人情趣。有图例所证:北宋山水画家赵令穰的绘画作品《橙黄桔绿图》(24.2厘米24.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诜的青绿山水画作品《烟江叠嶂图》(上海博物馆藏),充分体现了北宋文人画的勃兴与初步成就,同时代表文人画在山水画领域发展成就的还有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创作作品,与青绿山水所不同的是,他们推崇纯然为水墨的发挥,确立起“平淡天真”的文人画美学标准和审美情趣。

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最为知名,四人并称“南宋四家”在继承北宋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在“南宋四家”中,李唐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李唐的山水画作品《万壑松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唐早期受荆浩的影响,作品气势峻厚,峭拔雄浑的北方山水刻画得细腻真实,使用的是典型的“小斧劈皴法”,刻画的山石仍然是雷霆万钧的阳刚力量,其作品逐成笔墨精练、阔略豪放、元气淋漓的风格审美特征。山巅的丛树,近处的松林,有隐有现的石径,加强了画面幽深的情调。左方中景各有瀑布一线垂下,几折而后,转成一滩溪涧,涧水穿石而过,如闻声响,真是画到有声就是诗。李唐在晚年将山水画的构图和表现语言运用得简练概括,开创了勾皴同时进行的技法,为马、夏画风的兴起做了铺垫。

马远的《踏歌图》《倚松图》与夏珪的《临流抚琴图》,画中有诗,突破了前人的全景式构图,多画边角之景。笔墨简约,形象清奇,追求诗的意境创造,是南宋山水画的主要特点。特别是《踏歌图》这幅画在北宋全景构图法中有所创新,精心提炼选取自然中最美的一角,达到“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造型于方硬中挺拔,皴法上除了马虫鸟远常用的“大斧劈皴”外,还使用方头尖尾“钉头鼠尾皴”。画面体现了马远利用“边角之景”独创意象所产生的魅力。在此绘画作品上所表现的“踏歌”,就是踏着拍子歌唱,在当时南宋时期南方乡土中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一种娱乐活动,后来演变为人们表达欢乐情绪的一种抒发方式。王安石在诗中描写:“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后元丰行》)。此诗道出了淳朴勤劳的农民在劳动结束后,用一种抒发自我表现情感的方式来诉说着无比欢乐的自由情态。尤其是《踏歌图》通过四个年龄、姿态各不相同的点景人物“踏歌”的形式,将丰年带给人们的欢乐,生动地表现出来,人物附于自然山水的描绘,使整个画面统一在典雅、秀美、轻快的审美情绪意境之中。

元代山水画创作分为前、后期,元代前期的山水画创作群体主要有江南地区的“遗民画家”、非汉族画家以及蒙元宫廷或贵族赞助的画家所组成。其中以遗民身份出现的代表画家有钱选的《浮玉山居图》(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的《幼舆丘壑图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风尚古俊”的《鹊华秋色图卷》(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等作品。他们在画法上追求一种古拙质朴、温韵典雅的画风,倡导“书画同源”的笔墨架构,加强了笔墨的艺术趣味与艺术表现力。元代后期的山水画创作者多是为躲避元末纷乱而避居的道士或隐士,“元四家”为其中的代表。由于画家的不同遭遇及文人画的确立,更注重笔墨意趣和个人风格,强调写意和主观情感的抒发,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是元代山水画的主要特点。“元四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水墨浅降,苍郁浑厚;尤其是元代统治者重武轻文,导致更多的文人从事绘画。他们在艺术上提倡“高雅”“平淡天真”“天真幽淡”;理论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等。这一时期诗文印信也逐步正式进入画面。不但成为布局的组成部分,而且更直接地抒发作者的心声。诗、书、画、印形成一体,诗画相连,这标志着文人画形式的完善。《富春山居图》长卷,将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精粹聚于笔底,满纸空灵秀逸,笔简意远,后人誉之为“画中之兰亭”。原画主要是描写浙江富春江一带的山水景色。所画富春江两岸峰峦树木,似初秋景色,丰富而自然。画法有董(源)、巨(然)的温笔披麻皴,也有干笔皴擦,用笔简练,使水墨发挥了极大作用,对以后水墨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吴镇的《渔父图》气象苍茫;多描绘江南湖山景色,多以秀劲潇洒的草书题写“渔夫辞”,从而达致诗书画相得益彰的妙境,使之有着一种空灵的感觉。他善画山水梅竹,作画喜用湿笔,笔法雄浑,墨气清润。他的山水画多表现避世幽居,寄情山水的隐士生活。

倪瓒的《六君子图》笔墨简淡疏秀,意境冷落空旷;作“阔远”式构图,“一水两岸”,上下分明,树林顾盼,远山逶迤,气脉通达,体貌新颖。有黄公望题诗云:“远望云山隔秋水,近有古木拥披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则繁茂苍郁,雄伟壮观。此图山势险峻,树林茂盛,画家采用层层加深的用墨,作解索牛毛皴,干湿互用,表现了山川浑厚,草木繁茂的江南气象,并从中寄托着画家隐逅山林的理想和志趣。他的山水画多表现隐居生活,颂扬隐居出世。其画特征讲究笔法墨色,善用枯笔,以用笔的多变和繁复称着。构图布局饱满,结构茂密,景色秀丽,有一种苍浑秀逸的风格。“元四家”的山水画笔墨技法丰富,功力深厚,个性鲜明,强烈地抒发了闲适无奈、寂寞哀愁或安贫乐道、自鸣高雅的情怀。“元四家”看轻功利,标榜作画只是抒发胸中“逸气”,“聊以自娱”的艺术观与画风对明清文人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上略述了宋元山水画的艺术成就,其审美特征大体上归纳为:(1)源于自然,超然其外,体道悦性,立象尽意,将天、地、宇宙视为内心的寄托,研寻淳朴的理想精神、审美意境与写真画技,体现了大自然生命节奏变化的韵律。(2)在画法上采取了高、远、宽的散点透视法与构图,描绘了大自然的山川、云雾、瀑布、建筑、树木等,“立万象于胸中,传千祀于笔翰”,融入笔情墨象之中,体味“道”的自然、佛教禅宗理念的“虚静”修行和“悟”与“禅趣”,体会着文人山水画的自然闲逸感觉、澄静和清远,流露着画家对自然的感受与生命宇宙的体验。(3)“气”乃至“气韵生动”,所谓气韵,是指以气统帅的神、情、意、趣、韵、骨、形、势等因素,贯穿在作品的各个方面,是意境结构的生命主体。在宋元山水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气韵的存在与美感。钟嵘在《诗品》中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谢赫论“气韵生动”,都是强调了艺术意境要有生气灌注一种运动的感觉,“气韵”是由这种运动规律和节奏中体现出来的韵律感。(四)审美张力,批评家泰特(Allen Tate)在《诗的张力》一文中说:“我在说的是,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tension),就是我们所能发现的‘外张’和‘内涵’通通合在一起的东西。张力是艺术的内在结构因素,意境因为有强大的内在张力而使它成为一个挖掘不尽的多义性世界。”宋元山水画的特征主要在思想意境构思中充满了“内涵”和“外张”的统一,每幅山水画给人们一种内在的力与外在的张力——动力与气势的自然和谐的韵律美感,蔓延渗透与画面主要部位,强有力地吸引着人们的视觉,嶙峋的山峰和斧劈皴的岩石向上向外伸张的力,形成了“用笔刚健,豪放而谨严”“水墨苍劲”的风格和气势。(五)诗境之美,诗境内涵是宋元山水画极力提倡的重要课题,诗情的融入则使意境的创作成为中国山水画的灵魂,宋代画论学家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正是如此,在宋元山水画的整体描绘中,真实体现了画家的诗意想象,将人物的情态与动势、情境秀丽的山川、幽静而神秘的仙境和隐现的宫阙、楼阁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加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文学化、神韵化、诗意化的境界。(六)笔墨技法之高超、之绝妙,是宋元山水画的特征之一。在宋元山水画中体现了山水画的各种皴法以及树叶的各种点法,线条的中、侧锋的勾勒与深浅变化,近景与远景的合理布局,书法、文学题款和印章的和谐统一,突出了用笔、用墨、用色程式化的表现方法,形成了完美的、系统的山水画技法体系。

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现实的意义上讲,中国山水画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很高的艺术地位,享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宋元各流派山水画的风格特征中我们领悟到什么呢?我们应该学习、解析传统的中国画山水画的经典作品,借鉴与临摹,创新与发展。毛泽东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胡锦涛主席提倡:“传统与现代的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要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我们要从笔墨的传统技法与现代的各种肌理渗化、拓染、印制、抽象变形、搓揉等相结合,以致快速地发展中国山水画艺术。

结语: 从现代山水画建立与发展的视角观察,同时也能够看到名家辈出,山水画创作出现了欣欣向荣、气象万千的局面;画家继承传统,深入生活,努力探索,创作出大量形式新颖、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着名画家张大千、黄宾虹等山水画家的作品浑厚华滋,注重个性与精神的写意之笔墨,妙于墨彩在具象与抽象之造型而变化,开一代新风,所作的山水画作品以意境美、笔墨美、形式美给了人们极大的审美享受

参考文献：

[1]孙文忠.从郭熙到马、夏——宋代画院山水画审美特色管窥.美术研究.2004.[2]夏晓春.论中国画意境审美动态.装饰.2004.[3]段七丁编着.中国山水画技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贺西林,赵力编着.中国美术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第四篇：中国美术史论文

中国美术史—论汉字书法早期发展

谢安

美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

内容摘要

2班 20120915010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之一，却也是唯一能够经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明。透过这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光辉历程和发展，我们可以从中洞悉到其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强悍生命力的源泉，也就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三大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中华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了它原有的兼容性，海纳百川，最终能够薪火相传至今。其中，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汉字书法艺术，更是经过中华民族的代代相传，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不仅为国人所骄傲，更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将从书籍、网络、书法作品等方面去探讨汉字最初的起源、书法艺术的由来及人文价值、早期书法家对后世的影响等内容。为更好的总结和发展汉字书法艺术、以及更规范的书写汉字而做出应有的贡献和价值。

序言

汉字作为中国的国粹，也是世界文明的一大瑰宝，无疑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而书法艺术作为汉字的传承方式和表达艺术，更是深得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书法的考古价值不单纯从其本身的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上去标判，而且还应用它的艺术价值去深入探讨。而着眼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我们不仅在艺术造诣上与前人相去甚远，在对于书法艺术的热爱程度上，与前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快速普及，人们用笔书写汉字的机会被急速削减，这也造成了当代书法艺术发展迟缓的问题，尤其是当代的中小学生在文化启蒙阶段的汉字书写问题。各种“火星文”、错别字等层出不穷。在和平年代出现文化传承的问题，实属我们作为一名炎黄子孙的耻辱。

一、汉字及书法艺术起源

汉字的起源有种种传说，中国古书里都说文字是仓颉创造的。说仓 颉看见一名天神，相貌奇特，面孔长得好像是一幅绘有文字的画，仓颉 便描摹他的形象，创造了文字。有的古书说，仓颉创造出文字后，由于 泄漏了天机，天落下了小米，鬼神夜夜啼哭。还有一种传说，说仓颉观 察了鸟兽印在泥土上的脚迹，启发了他发明文字的灵感。由是种种。但传说终究只是传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华文明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对汉字考古的不断深入，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从1954年秋至1957年夏，中国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了 半坡遗址（今西安市东郊半坡村北），发现了早在6000年左右半坡人 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具有文字性质的劾划符号和绘 画、雕塑、装饰品等艺术作品。半坡人的刻划符号多保留在彩陶上，这可以看作是原始的中国文字。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都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者是颁布者。《汉字的起源》（王显春著，2002年05月中华学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创立了汉字学新理论——汉字发明说。其内容为：汉字起源于生殖崇拜文化，发明于太极文化，创造于刻契、绘画、结绳、编贝等。汉字发明说认为，汉字的造字的方法为：1.发现发明法；2.混合发明法（形声、指事、会意）；3.仿造发明法（象形）；4.特殊用途发明法（假借、转注）；5.夸张发明法。这5种发明法就是一部完整的汉字发明史。但第一批汉字不是象形字。“象形论”者贬低了汉字的发明思想和科学内涵，低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考古材料证实：汉字发明于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已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这也是当代汉字工作学者较为普遍认同的观点。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来源于网络）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

《历代名画记》（唐·张彦远著）中谈论古文字、图画的起源时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虽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后的发展状况是以互补的独立性发展变化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是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 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削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任何艺术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和具有何种社会价值，决定着这种艺术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状态与前景。书法艺术的社会功能主要由其社会作用与社会价值来体现。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中国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书法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这就回到了本文的主旨所在，即书法艺术的价值是在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价值的基础上建立的，以及伴随着汉字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中国文字起源甚早，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

二、早期书法家及对后世的影响

秦始皇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划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说文解字序》（东汉·许慎著）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李斯（？-前208年）本人就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书法家，他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小篆的出现，是汉字演变和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而对于小篆的规范书写就对后世的王羲之等书法名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奠定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趋势。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汉代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这一时期主要代表作品有《马王堆帛书》（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它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使前人争论不休的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迎刃而解。（来源于网络）《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最早论述书法的一篇文章是《草书势》（东汉·崔瑗著）。崔氏在文中认为，草书的出现正是由繁到简的社会需要的反映，并描述、赞扬了书法的形态美和动态美。对书法的艺术审美功能和价值作了充分肯定。

蔡邕（公元132一192）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史称其善篆隶，灵帝熹平年间刊刻太学石经，就是由他主持校订并亲笔书写的，在当时他的书法极受推崇，可惜他的真迹现在以经看不到了。世传的文章有《九势》、《笔论》。《九势》是他的书法理论，其主张用笔要「藏头护尾」，字的点画连结必须「递相映带」，强调运笔的速度要有分别，不可一滑而过。《笔论》阐述写字时经神状态与书法的关系。这在中国书法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来源于网络）

结语

2009年年初，韩国多位前总理共同签名上书青瓦台，呼吁李明博强化汉字教育，提议在韩国的小学正式开设汉字教育课程。在日本，一本名为《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的实用书，连续几个月高居日本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该书在发行后的短短一年时间售出60万册。越南数十位学者联名上书教育部，为发展经济的需要，建议实行小学和中学必修汉字的制度。美国拥有孔子学院57所，是世界上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中文教学的逐步普及全球，正是从这里开始。随着美国人学中文的兴趣越来越浓，不但美国高校开设的中文课越来越受欢迎，美国各地民间的中文学校也日益红火起来。美国主流银行、电话公司及赌场的大幅中文广告已经堂而皇之出现在闹市街头······随着全球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汉语汉字热潮，而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我们自己本身，在学习科学文化的同时，甚至在此之前，更要懂得传承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而汉字书法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去继承和发展。这一点，我们责无旁贷！规范书写汉字，传承书法艺术文化，是现在，也是未来文化教育的一大重点，也是难点。这需要更多国人的热爱和支持，也需要更多的人去参与，去弘扬。

第五篇：新闻事业史论文

中国新闻事业史学年论文

题目： 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葩--邹韬奋

学院数计学院

专业网络工程学号2032姓名

2011年12月25日

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奇葩--邹韬奋

【摘要】

邹韬奋“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为新闻事业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宗旨明确，专注专一;身体力行，敢作敢当这些都是这位前辈教给咱们的。

“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 这是邹韬奋的自我介绍。作为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邹韬奋“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为新闻事业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邹韬奋的新闻工作经历是非常的丰富的：1925年创办《生活》周刊，后担任该刊主编，开辟《小言论》专栏，将《生活》周刊由一份内部刊物发展为发行量最高达155000份有重要影响力的刊物，后因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被查封；邹韬奋流亡海外期间，考察了欧洲各国和美国，写了30多万字的国外通讯，发表在《生活》周刊及《新生》周刊上，后汇集成《萍踪寄语》；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支持学生运动，主张追求民族解放，发行量再创全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达20万份，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周刊遭国民党政府查封；1936年6月7日，邹韬奋在香港主办《生活日报》，这是他一生中主编的唯一一张日报，该报以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目的，不久后自动停刊；1936年8月23日，创办《生活星期刊》，邹韬奋任主编兼发行人；“七君子”事件后，先后又创办《抗战》、《全民抗战》、香港《大众生活》等报刊；了解了他的工作经历后惭愧于自己的孤弱寡闻之余，亦被这位前辈的生平事迹所深深打动。

通过阅读资料我们可以从邹韬奋先生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

一、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前辈的工作思想和经验

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的时候一无资金、二无人员，可谓是“白手起家”，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周刊的销售量从刚接办时的两千分，递增至全国当时全国的最高纪录十五万五千分。我在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邹韬奋办报的思想和经验总结为五点：一是以大众进步和民族解放为目的，他在1941年时说过：“一个报纸对社会能起引导的作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够灵敏的意识到社会大众的真正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大众的真正的利益，在这个立场上，教育大众，指导大众”；二是办报刊要有个性，就是只要有创新，风格鲜明，独树一帜，趣味和价值并存；三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文风，用浅显的文字、生动的事实、平凡的真理、活泼的形式、健康的趣味，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四是提高新闻工作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五是重视报刊的经营管理，他曾对此总结为十六字箴言：搞好管理，精打细算，自力更生，永远节约。

我现在才刚刚接触和学习新闻事业，也许这些思想和经验对我来说还有些遥

远，但我会记住其中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对新闻事业的不断追求与创新，如果将来我有幸可以从事与之相关的职业，我会以此鞭策自己，做出更好的成绩。

二、宗旨明确，专注专一——前辈的工作态度

在面对周刊最为艰难的境况时，邹韬奋曾说：“宗旨不明则无从努力，责任不专一则亦无从努力”，于是他一切亲力亲为，对周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看似是面对工作时一句很平凡的话，但是在生活乃至人生上都给我带来了启发。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特别发达的多元化社会中，世界上各种各样、五彩斑斓的事物吸引着我们。通过各种高科技电子设备，我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像是身上长着一百对触角的蜗牛，注意力在不知不觉中被无限的分散。随之而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80后、90后甚至被称为“垮掉的一代”。这个时候再看看前辈的那句话，我们是不是在纷繁的世界中迷失了自己的真我呢？没有“宗旨”而对未来感到迷茫，无法“专一”所以不足以成事。

可能有些人会说，现实是残酷的，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所谓梦想不过永远只是自己心中美好的幻想罢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邹韬奋前辈从他中学的时候就对《新民丛报》和《北京通讯》着了迷，立志要做一名新闻记者，但他直到大学毕业后多年，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走“曲线”就业，一直寻求着机会。他觉得先入教育界再入新闻界也许是条出路，于是变投函自荐，辞去英文秘书的职务去了职教社，一直到后来参与《生活》周刊的编辑，再到接办《生活》周刊。中学时候怀揣的梦想，在大学毕业后五年终于得到了实现，这是怎样的执着和韧性啊！生活在他那个动荡的时代都可以做到如此，身处和平年代、条件和环境优越的我们如何能毫不羞愧的一边贪玩偷懒一边抱怨着“残酷”的现实阻碍了我们的梦想呢？

我会以此作为我学习的动力，用自己的梦想指引，积极的活在当下，不逃避困难，不害怕挫折，在全心的投入中收获百分之百的快乐。

三、身体力行，敢作敢当——前辈的精神

邹韬奋出生于1895年，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列强横行，人民的生活穷困潦倒，人们的思想大多腐朽落后。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他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嫉恶如仇，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与恶势力作斗争。先是力求改善社会风气，“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他致力于抗日救国。他的一些思想和行为，是超前的，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韬奋精神就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邹韬奋自身正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他把报刊看做人民的耳目喉舌，办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和大众的解放，他把读者当作自己的朋友，真诚地为读者服务，他强调报纸的文风要明显畅快，办报要有个性和特色，新闻工作者要有奉献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同时还要有真才实学，他重视报社的经营管理和社会信用，懂得处理好新闻与广告的关系，所有这些与我们当前新闻事业中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在这些办报经验中，一个高度集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人民的耳目喉舌，作人民的朋友，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方面，重视报社的经营管理、重视报纸的社会效益而不仅仅是经济效益、重视新闻工作者的能力与品格，是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更深层次的体现。只有做到这些方面的要求，我们所办的报刊才能受读者的欢迎，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才能成为人民的好朋友，所有这些也正是

我们当前开展新闻工作，发展新闻事业所必须重视与遵循的原则，对我们当前的新闻工作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相比起前辈生活的年代，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法。但相比起前辈，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还差得很远。上课时我们曾学到，现在新闻报道中有着三大“毒瘤”：黄、黑、灰色报道。大量的灰色收入正腐蚀着很多新闻业界人士。从主办方邀请记者时按照“老规矩”给的“辛苦费”，到新闻报道中的“看钱下笔”，再到网络上被聘请来大打口水仗的“水军”，无一不给新闻界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如果失实的新闻让人们失去了信任，继而就会失去关注，被社会所淘汰。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人从执笔为剑的斗士，变成了趋利附惠的“软骨头”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的。

当然，敢说真话的人并不是没有。现在网络上的舆论机制就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躲猫猫”、“楼倒倒”、“桥糊糊”、“日记局长”、“我爸是李刚”等等，在过去根本不会被大范围知晓的事情经过网络的热议被迅速的传播开来，从而有效的让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由衷的希望我国的新闻事业可以取得长足的发展，给予记者们更多的权利和保障，降低职业风险，让他们能说真话，敢说真话。我也希望新闻业界的同志们可以像邹韬奋前辈那样无惧无畏，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我更希望我自己可以茁壮成长，和我这一代的朋友们一起，为这个社会注入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