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责任

第一篇：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范指示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作出裁判，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规范的实质是在案件事实不明的场合，谁最终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

一、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和许多法律原则一样，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初期，人们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主观上的证明责任.法学家们提出了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1）“原告应举证”：“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作出被告胜诉的判决”：“原告尽其举证责任时，被告就应以反证推翻原告所提出的证据”。当时，提出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当说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原告通常是主张权利的一方，主张权利就应当提出权利的事实依据。

（2）“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责任。否定的人没有证明责任”（ei incumbit probatio，qui dicit，non qui neget）。“根据事物的性质，否定无须证明（”cum per rerum naturam negantis nulla probation sit）。这一原则源于罗马法中这样的法谚：“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affirmanti incumbit probatio non neganti）。①这两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恒定为以前一原则为主，后一原则为辅。也有以后一原则为主，前一原则为辅的。差异在于人们对原则的认识不同。因为，这两个原则，前者是从当事人的性质来划分的；后者是从主张者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上来划分的。

二、证明责任分配两大分类学说

（一）待证事实分类说

待证事实分类说（要证事实分类说）的基本思路是根据要证事实证明的难易，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具体做法是将事实按某种标准加以分类，以明确对哪些事实须承担证明责任，而对哪些事实无须承担证明责任。主要包括了，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和推定说.消极事实说（Negativentheorie）是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说和消极事实说，主张积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则不承担证明责任。积极事实即肯定事实，也就是主张存在某种事实。消极事实即否定事实，也就是主张不存在某种事实。主张消极事实说的人认为，积极的事实容易证明，也能够证明。消极事实则不容易证明，也难以证明。例如：主张“没有认可”、“没有注意”、“无过失”、“不作为”、“没有到期”。这一类消极事实就很难证明，强迫主张消极事实的人承担证明责任必然有失公正。消极事实说直接来源于罗马法否定者无须举证的原则。

外界事实说将事实分为外界事实和内界事实两大类，主张外界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内界事实的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因为内界事实的证明是相当困难的。所谓外界事实是指人的五官能体察的事实，如物的大小、颜色、运动方式等等。所谓内界事实指人的心理状态，如知与不知、故意与恶意、真实与虚伪。按照外界事实说的观点，正是由于内界事实是人的内心活动，故难以证明。此说的缺陷虽不多，但却是致命的。人的内心活动通过间接① 有学者在谈到罗马法古老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时，也提到了两个基本的成文法则，即“主张者应证明，否定者无需证明”和“从事物的性质上，否定者不应证明”。没有提到原告应举证的原则。（见村上博巳：《证明责任の研究》，新版，第70页，有斐阁，1986。）实际上，村上所谈到上述两个原则实质只是一个原则。

事实仍然能够证明，并非不能证明，而且在双方均主张内界事实时，证明责任如何分担仍然无解。①

推定说实际上是消极事实说的进一步补充，该说主张，不能只按照消极事实产积极事实的划分来确定证明责任，还应配合推定才能实现科学的分配。主张没有推定的积极事实或主张有反对推定的消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反之，则不承担证明责任。例如，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返还贷款，理由是借贷期届满，对于借贷期届满这一肯定说，如果法院没有规定清偿期届满的推定时，原告就要对该事实举证，有关于清偿届满的推定地须证明.(二)法律要件分类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张权利者，应对权利根据的事实举证；对方则应对权利妨碍的事实或权利消灭的事实举证。法律要件分类说是在韦贝尔、贝特曼和赫尔维格等人对消极事实说和推定说进行彻底批判后建立起来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法则仍然起源于罗马法注释法学家和德国普通法时代所承认的法则，即“原告应对诉的原因举证，被告应对抗辩事实举证”。主要包括有基础事实说与特别要件说。

基础事实说的分配法则是，各当事人应就各自在诉讼中主张的权利事实基础加以证明。基础事实说之所以在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这一学说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是方法论上的一次创新。以后几乎所有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之上的。由法国人布瓦西朗德（Boisssonade）起草的日本旧民法证据编中就采用了基础事实说的观点。②

特别要件说就是在基础事实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要件说的开山鼻祖是德国的韦贝尔（Weber）。韦贝尔认为：“主张权利存在的人，能够证明该权利的重要事实就足够了，相反，不必证明所有权利共同具有的一般要件。”[9]特别要件说的特色是将实体法上的权利发生、变更、消灭的要件，分为特别要件和一般要件，主张权利存在者，应就权利发生的特别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该权利的一般要件欠缺时，由被告主张并加以证明。主张已发生的权利变更、消灭的，应对主张权利变更、消灭的特别要件事实举证。权利变更、消灭所必须的一般要件事实则由对方举证。

（三）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的关系

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待证事实分类说把举证的难易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法律要件分类说不着眼于举证的难易，而是直接从当事人平等原则和事物的盖然性出发设置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根据当事人平等的思想，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适当地分担责任，才能达到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原告和被告都没有必要对全部案件事实予以证明，原告应对权利存在的事实举证，被告应对否定权利存在的事实举证才能实现诉讼的公平。从事物的盖然性考虑，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均有其盖然性，对已经发生的事物以“存在不变”为常态，以“消灭变更”为变态。常态为通常的现象，变态为异常的现象。前者为原则，后者为例外。如果让原告就权利存在以及权利变更、消灭的一切要件事实均加以证明的话，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就极少，不利于保护私权。因此，原告仅对权利存在的要件事实举证，被告只就权利消灭、变更的要件事实举证，既有利于保护私权，又符合公平理念。①（日）松本博之：《证明责任的分配》（《新实务民事诉讼法讲座》第2卷第252页）。

①日本旧民法将证据规范规定在实体法中，民法修改时，立法者将民法中的证据编删掉，并纳于民事诉讼法中。

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在将要证明的事实进行分类后才决定其证明责任的分担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是对要件事实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以及如何分配方面有所不同。就是在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学者中，也因对事实划分的不同，而分为若干分支学说。

（四)其他证明责任分配学说因果关系说在实质上仅将拜特曼、霍尔瓦克对法律构成要件的三分类法简化为两分类法，-保留权利发生要件，将这种事实称为“原因”，将后两类一律划为权利欠缺要件，这种事实称为单纯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分担证明责任的方式与特别要件说一样，主张一方仅承担证明“原因”的责任。罗森贝克提出的规范说是依据实体法律规范之间的补充、排斥关系，将实体法中无数的法律规范分为权利发生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三个基本分类在此基础上日，分配证明责任应当是：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相对方应对后两种事实负证明责任。

莱昂哈特的完备说的理论前提与规范说保持一致，差别在于此说仅将法律规范分为两类权利发生规范和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发生规范包含着权利妨碍规范。分配时，要求主张者要对满足权利发生要件的全部事实负证明责任，和规范说相比，主张权利存在方多了一份证明权利妨害规范事实存在的的责任。

三、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价值

证明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由谁提供证据证明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研究举证责任的过程中，从宏观上对影响和支配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价值做考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1、程序公正。在法律制度中，诉讼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人们通过诉讼来解决法律纠纷时，不仅期待案件处理结果与正义、公平的要求相吻合,也希望诉讼过程本身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因此，在建立民事诉讼制度时，无论整个诉讼程序的设计还是某项具体制度的建构，都应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举证责任分配也应当如此。这样一来，程序公正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派生了一系列的要求，例如原被告负担的举证责任大致均衡、应将举证责任置于有条件、有能力举证的一方、故意妨害举证的一方应该承担举证责任等。这些要求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条件，对于实现程序公正也是非常必要。

2、实体公正。进入20世纪后，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公害事件增多，在这种压力下，以过错为基石的传统归责原则发生了动摇，一些国家对相当一部分案件实行无过错责任，另一部分虽仍沿用过错责任，但过错的证明责任转嫁到被告，如加害人需证明自己无过错才能免责。同时，立法者开始权衡双方经济力量，看哪一方是经济上的强者，哪一方是经济上的弱者，哪一方有能力承担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哪一方最需要得到赔偿。无论是无过错责任还是举证责任转嫁，都体现了法律向弱者倾斜，这种符合实体正义的立法精神突出表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现实体公正也应成为举证责任的一项价值。

3、诉讼效益。民事诉讼法解决民事纠纷需要一定的诉讼成本，诉讼结果的获得需要诉讼主体投入时间、精力以及金钱。因此，民事诉讼程序不能不考虑效益问题，即应该使诉讼主体在投入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产出更大收益，或在减少投入的情况下产出与以往相同的收益。举证责任的配置直接影响诉讼主体的诉讼成本的节奏，在进行证明责任分配时，应努力寻求符合诉讼经济要求，坚持提高诉讼效益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的状况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谓的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体现在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证明责任的实质概念出发，这款规定引导出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方法，与其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倒不如说是对“证据提出责任”的分配。这样它“被打入冷宫”就很容易理解了。

随着对这个矛盾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具有“结果责任”意义的证明责任的基础上，又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里确认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的性质，以期作为《民事诉讼法》的补充，为实务操作提供规范。可是，在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问题上，由于在理论上没有较为合适的分配标准，导致立法者在制定时也回避了这一问题。换句话说，《证据规则》虽然肯认了结果责任，但是却没有规定分配结果责任的一般标准，仍然无法指导我们的实践。

在我国理论界，证明责任的分配理论也越来越受关注，但是，并未突破法律要件分类说所给出的分配原则，出现一种具有特色的学说。（当然，这种状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在分配问题上，取得大多数学者一致意见的是在证明责任分配途径上，从顾及我国的诉讼传统上应选择以立法方式而不是英美法中的“将分配证明责任的任务委任于法官”。

在分配证明责任的基本理念上，还有一些差异：有的学者倾向于以“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最高价值应当是公正”为本；有的学者倾向于以“确立一个抽象但明确的证明责任原则仍属必要”为本。前者还进一步认为，要考虑以下几方面以实现公正的价值：实现实体真实；诉讼地位平等；实现实体法立法目的；使裁判总体上接近客观真实；经济效率，即具有可操作性。并指出在这些因素出现冲突时应在确定序位的基础上，以序位在先者为主要依据，并

①尽可能兼顾多种要求。后者在后一种倾向引导下，有学者提出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尤其

②是规范说作为原则，其不周全之处通过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或例外规定予以补正。另有学

者补充说，这不周全之处除了可以以刚才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例外规定”的法定主义形式，也可加进一点法官裁量主义的色彩，并提出设置“更为妥当”的中间裁定程序来指导操作。

从这两种观点的立场来看，它们实际上也是世界上两大法系的思维理念在我国理论界论战、融合的体现。

①参见《诉讼证明原理》吴宏耀 魏晓娜 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② 参阅《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法理》，张卫平/文，载于何家弘 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参考文献

[1] [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 [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3] 《民事诉讼法》江伟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4] 《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法理》 张卫平/文 载于何家弘 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5]（日）田中和夫：《立证责任判例研究》。

[6]（日）松本博之：《证明责任的分配》。

第二篇：校园责任安全事故证明

证明

福安市第五中学在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未发生校园责任安全事故。

特此证明。

下白石镇安全办

2013年12月31日

第三篇：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第七章 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影不离。证明标准总是依附于证明责任，而离开了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责任，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在理论上，虽然自古罗马时代开始法律学者就一直在研讨证明责任问题，而且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方面的著述都相当丰硕，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在证明责任的概念、性质、分配等基本问题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实践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和确定至关重要，因为它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诉讼的结果。

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制度同中有异，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往往是刑民各异、多元化的，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在表述上均可归结为“内心确信”，但也因证明对象不同而略有区别。我国现行的证明标准表述模糊，且存在一元化的缺陷，今后的改革应从“客观真实说”走向“法律真实说”、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第一节 证明责任

一、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之辩

在学术著作中，人们比较喜欢使用“证明责任”这个概念；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则更多的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

那么究竟两者有什么区别，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关系。

1.《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2.《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二）英美法系国家

不仅中国学者在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等概念的使用上存在者分歧，外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众说纷纭”的现象。

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中，有三个与此相关的概念：

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或 onus of Proof)、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duction)，举证责任又可以称为先行举证责任(Burden of initially Producing Evidence)或证据推进责任(Burden of Going forward with evidence)。

说服责任(Burden of Persuasion)。

其中，有些学者认为，证明责任是一个总概念，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是其下面的两个分概念。有些学者则认为，这三个概念是相互独立、相互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三）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之辩

举证责任只是举出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二者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证明必须以举出证据作为基础，而举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

二、证明责任的含义

如何界定证明责任的含义，我国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

(1)行为责任说，即证明责任就是提供证据这种行为的责任；

(2)结果责任说，即证明责任是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

(3)双重含义说，认为证明责任包括双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目前，“双重含义说”在我国证据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证明责任就是诉讼当事人方在审判过程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之案件事实的责任。包括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后者是证明责任的核心内容，是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院司法裁判的方法。

理解这一定义，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1）首先，证明责任是就他向证明而言的，自向证明不存在证明责任的问题。因此，在诉讼活动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只能是诉讼当事人，不包括法官。

（2）其次，证明责任是以审判为中心的，主要表现在诉讼的审判阶段。在审判以前的诉讼活动中，不存在证明责任的问题。虽然审判以前的调查取证等活动都是为审判阶段的证明活动服务的，虽然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也要进行他向证明，但是严格地说，那还不是证明责任的履行或实现。换言之，侦查人员不是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

（3）再次，证明责任与事实主张具有密切关联。没有事实主张，就没有证明责任。换言之，证明责任要以一定的事实主张为基础，而且承担证明责任的人往往先有一定的事实主张，否则证明责任就成了无本之木。但是，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证明责任的前提，不是证明责任的内容。这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4）最后，证明责任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1)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即诉讼当事方就其事实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2)说服事实裁判者的行为责任，即诉讼当事方使用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说服事实裁判者相信其事实主张的责任；(3)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即诉讼当事方在不能提供证据或者不能说服事实裁判者而且案件事实处于不清状态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

第二节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一、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一）无罪推定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首要原则是无罪推定或者有罪推定。含义：第一：控方承担证明责任 第二：控方举出的证据未能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宣布被告人无罪。

无罪推定原则最早源于古代罗马法的“有疑，当有利于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则 ；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思想和概念，最早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来的，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而且在没有肯定被告人确实违反了所应遵守即保证予以保护的条件以前，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

1948年12月10日,无罪推定原则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一联合国文件中被首次得以确认。此后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及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

1996年，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二）公诉案件由公诉人承担证明责任

（1）在刑事公诉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由公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辩方不承担证明责任。

（2）公诉人要向法庭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且要达到法定的标准。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在于：一方面，因为公诉人是诉讼程序的启动者，公诉人应该向法庭提供证据支持其要求和主张，“谁主张，谁举证”是在诉讼活动中确定证明责任分配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公诉人既然做好了起诉的准备，也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

辩方不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其一，辩方在诉讼中处于被动防守的位置，不便于举证；其二，辩方的诉讼主张是否定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而否定某一事实的存在往往难以举证。辩方所要做的事情，仅仅就是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就完成了辩护的任务；同时，辩方享有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权利，即辩护权，权利可以放弃。

（三）自诉案件由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 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

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侮辱、诽谤案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 ；虐待案 ；侵占案

2.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二、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一）证明责任的转移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由控方来承担，并不意味辩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担证明责任。基于举证便利和诉讼效率的考虑，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也可以转移到辩方身上，证明责任转移并不是否定无罪推定原则，是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

辩方提出有关积极辩护的具体事实主张时，证明责任才转移到辩方，消极事实主张不转移。当证明责任转移给辩方后，法律对辩方举证的要求低于控方，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可。一旦辩方完成举证之后，证明责任又转移到控方。

（二）证明责任的倒置 证明责任倒置：法律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由辩方或者由主张具体事实的相对方承担，这是立法在特殊情况下对证明责任的非常规性配置。证明责任倒置一般都是法律以推定的形式明确规定的。

理由：司法证明的需要，各方举证的便利，反映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政策性考虑。

（三）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有：

1.巨额资产来源不明最的证明责任

2.非法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

3.严格责任犯罪的证明责任

4.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

（四）证明责任的倒置与转移的比较

当证明责任转移到辩方时，其证明标准是比较低的，达到优势仲证明标准即可；而当证明责任倒置在被告人身上的时候，其证明标准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标准就应该是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即证据确实充分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正是因为证明责任倒置的证明标准较高，所以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必须严格控制并由法律明确规定。

第三节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一）国外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指专就个别具体的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按法律构成的要件的性质内容，以不同的价值目标为标准进行分类，凡归属于同一类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当事人就该项法律事实负担证明责任的学说和理论。

法律要件分类说被大陆法系奉为经典，具体是指将民事实体法律规范分为权利形成规范、权利防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排除规范。进而认为，主张权利的人应当对权利所依赖的权利形成规范的前提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否定权利的人，应当对防碍权利形成规范、权利虽形成但已消灭或应当排除的规范的前提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贯彻“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1.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同于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尚待完善。

2.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规定》第2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5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1）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必须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负证明责任，不必对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存在阻碍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的证明责任由对方当事人负担。

（2）主张原来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或者应当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须就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证明责任，不必进一步对不存在阻碍变更或消灭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证明责任，这类事实的存在也由对方当事人主张并负证明责任。

（3）将主张应当理解为积极主张，肯定性主张。

（4）法官在合理分配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时候，必须将程序法、证据法、民事实体法的规定结合起来考虑。

3.对主张的理解：是指民事诉讼中的具有实体或程序意义的事实主张，而不包括法律主张，更不能理解为一种主观态度或意见。

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一）证明责任的转移——主观证明责任、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在民事诉讼中，提出证据的行为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回发生转移，是一种普遍现象。证明责任的转移仅限于行为责任，而不涉及结果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

（二）证明责任的倒置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倒置是指在一定的情形之下，不应当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原则决定某个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而是应当实行与该原则相反的分配规则。由主张具体事实的相对方承担，这是立法在特殊情况下对证明责任的非常规性配置。证明责任倒置一般都是法律以推定的形式明确规定的。

我国证明责任倒置的立法体现（1）实体法：在我国，实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以前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专利法》等实体法当中。（2）程序法：为此，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通过《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两部司法解释作了汇总和补充。（3）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并没有穷尽证明责任倒置的各种规定，在民事实体法中还会涌现出证明责任倒置的条款。此外，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完善和民事实体法的严密，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也要不断作些调整

4、我国证明责任倒置的分类

 特殊侵权诉讼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

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 劳动争议案件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三）证明责任的司法裁量

证明责任的司法裁量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又一种特殊机制。启动这种分配方式的前提是某一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不能根据现有法律、司法解释找到具体可用的规定。证明责任司法裁量所遵循的原则是公平和诚信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第八章 证明标准

二、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

三、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

四、实质真实和形式真实

第二节 外国的证明标准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辨析

二、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示例

（一）美国

1.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2.明晰可信标准

（二）英国

三、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示例

（一）德国的证明标准

（二）日本的证明标准

第三节中国的证明标准

一、我国现行法律所确定的证明标准及其缺陷

我国有关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并没有直接就证明标准问题作出正面

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立案侦查的证明标准、逮捕的证明标准、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做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的有关规定，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证明标准一元化，不易区别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

二、我国证明标准的观念转变

（一）从“客观真实说”走向“法律真实说”

（二）从一元化证明标准走向多元化证明标准

三、我国司法证明标准的构想与变革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为“优势概率的证明”，就是在审查诉讼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基础上，评价双方证明结果的概率，其中概率占优势者即可胜诉或得到有利的裁决；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确信无疑的证明”，就是在审查诉讼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基础上，判断公诉方的证据是否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实。

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不仅最后的判决需要有证明标准，在立案侦查、审批逮捕、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等阶段，也都应该有相应的证明标准。

第四篇：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和意义

证明责任是指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某个事实真伪不明时，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它涉及到真伪不明时，总有一方要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但证明责任绝不是一种义务，既不是相对于对方的某种权利，也不是相对于法院职权的。而义务总是相对或针对某种权利而存在的，没有相对的权利，义务就不存在。当事人没有举证，并不因此而受到法律上的强制。而义务是必须履行的，不履行就要受到法律的强制。证明责任是一种承担不利后果的负担，这是关于证明责任的性质。

所以，证明责任的分配在民事诉讼中就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只有分配原则更合理科学，才能更好的实现法律的意义，如果分配原则不合理，必然也会导致公平和正义的丧失，所以证明原则的分配也一直是法学界大家研究的热题。历史上和当代世界上都有很多关于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学说，现在联合我国的实际，谈谈证明责任的分配。

二、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和许多法律原则一样，起源于罗马法。

罗马的法学家们提出了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1）“原告应举证”；“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作出被告胜诉的判决”；“原告尽其举证责任时，被告就应以反证推翻原告所提出的证据”。（2）“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责任。否定的人没有证明责任”。“根据事物的性质，否定无须证明”。这两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恒定为以前一原则为主，后一原则为辅。也有以后一原则为主，前一原则为辅的。差异在于人们对原则的认识不同。因为，这两个原则，前者是从当事人的性质来划分的；后者是从主张者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上来划分的。

三、德国民法典制定前后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

19世纪德国民法典制定前，在德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主要有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推定说、因果关系说、基础事实说和特别要件说。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和推定说可以统称为“待证事实分类说”。

（一）待证事实分类说（要证事实分类说）是指根据要证事实证明的难易，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具体做法是将事实按某种标准加以分类，以明确对哪些事实须承担证明责任，而对哪些事实无须承担证明责任。依划分的标准不同可分为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消极事实说是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说和消极事实说，主张积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则不承担证明责任。积极事实即肯定事实，也就是主张存在某种事实。消极事实即否定事实，也就是主张不存在某种事实。主张消极事实说的人认为，积极的事实容易证明，也能够证明。消极事实则不容易证明，也难以证明。例如：主张“没有认可”、“没有注意”、“无过失”、“不作为”、“没有到期”。这一类消极事实就很难证明，强迫主张消极事实的人承担证明责任必然有失公正。这种学说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重要缺陷。

其一，消极事实说的运用常常建立在将要证事实进行划分的基础之上，但是对怎么划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在划分事实本身上就已经不够科学公平，那么此种方法的价值也无法实现；其二，消极事实说的出发点是根据证明的难易程度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但由于此说将某类事实证明的难易作出了过于绝对化的规定，并不易于实际操作

四、规范说

德国罗森贝克对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观点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法规可以适用，则无法获得诉讼上请求效果的当事人，应就该法规要件在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事实予以主张和举证。”“简而言之，各当事人应对其有利自己的规范要件加以主张和举证。”[20

罗森贝克将所有的实体规范首先分为彼此对立的两大类：一类能够产生某种权利的规范。这些规范被称为“基本规范”或“请求权规范”、“主要规范”、“通常规范”。另一类规范是与产生权利规范相对应的，妨碍权利产生或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规范。这类规范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

规范说以预设的权利产生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消灭规范为三种标准，然后以演绎推理的方法在具体问题中的引出证明分配的法则。但这样作的前提必须是所有的实体规范能够这样进行逻辑划分，但实际上，权利产生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无法加以区分。

五、证明责任分配新说

1、危险领域说

危险领域说即被害人对损害发生的主观和客观要件均不承担证明责任。相反，加害人应对不存在损害事实发生的主观和客观要件事实加以证明。让加害人在自己控制的危险领域里所发生的事情加以举证，不能证明时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这样有利于预防损害的发生。总之，有加害人承担证明责任是因为损害原因出自加害人能控制的危险领域，而受害人是不能左右。[30] [30]（德）汉斯·普维庭：《德国现代证明责任论》，吴越 译，第十七章“危险领域与客观责任的分配”。

2、盖然性说

所谓盖然性说的基本含义，是指“如果法官对一个要件事实真伪不明不能确认时，那么，就应当由某个要件事实成立的可能性较小，因而对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37]即法官认为一方当事人所争议的事实的结果有利于他的可能性比有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可能性要小时，该当事人就要承担证明责任。这里的要件事实成立的可能性小，就是指根据人们生活经验以及统计，该要件事实发生的概率低。换句话说，该事实发生率高的，主张该事实的人不需要举证加以证明。

六、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理论

1、基本原则

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论述以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第2款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第64条第1款的规定为根据展开的。该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所说，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以及有关事实应负举证责任；„„。同样，被告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提出反诉也要举证加以证明；第三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请求，也应承担举证责任。”

2、倒置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下列侵权诉讼包括，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诉讼；

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

损害的侵权诉讼；

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司法解释和国内的学理解释均把这一规定视为举证责任的倒置。

3、相关学说

李浩教授在研究方法上深受法律要件说的影响，并运用法律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民事法律的事实进行了具有“本土化”意义的分析。在对我国民事实体法律事实进行分析和分类之后，他提出了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即

1、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须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对不存在阻碍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存在阻碍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对方当事人负担。

2、凡是主张原来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或者应当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须就存在变更或消灭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进一步对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类事实的存在亦由对方当事人主张并负举证责任。可以看出，这种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是根据规范说理论，与规范说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一样。但由于人们普遍所接受的是教科书的观点，因此，这种规范的理论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并没有上升为通说，司法实践中也并没有采用这种观点。当然，这不排除法官在分配证明时无意识地运用这种分配方法。

[20]（德）L·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日文全订版，仓田卓次 译，第116页，日本 判例时报，1987。

第五篇：实习律师的证明责任

四、证明责任的定义

我们要清理一下什么是证明责任。

第一，证明责任是一种不利后果，利后果通常是败诉的不利后果。由于主张不能成立而败诉，不是指的任何主张不能成立，而是你的诉讼请求主张不能成立。

第二，证明责任的前提是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第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利后果应当由特定的人来承担，要不是权利人，要不是义务人。我们一般不好说是原告还是被告，因为原告既可能是权利人，也可能不是权利人，被告也可能是权利人，也可能不是权利人，所以，正确的说法是权利人承担还是义务人承担，而不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如果在特定的案件中，我们可以说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抽象地讲，我们不能说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

第四，证明责任并不是像我们很多人所说的是在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断转换，证明责任从不发生转换。由于它是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已经预先规定的，所以永远不会转换。商店应当对它出售的行为加以证明始终是在商店，不会说商店有没有履行合同的证明责任有时候在商店，有时候在顾客。因果关系的证明在侵权案件中永远都是在权利人一边，而不会在义务人一边，如果在义务人一边，那就叫证明责任倒置。

第五，法院没有证明责任。不可能由法院来承担一种诉讼的不利后果，法院只是判决你有没有能够证明。

第六，使用证明责任的规范最后确定承担不利后果只能在所有的证据方法已经穷尽，法官不能够在其他证据方法没有穷尽时就草率地就不利后果判定给某一方。

在水晶球案件中，实际上还有很多方法，比如原告能够证明自己的人品是端正的，仍然能够把这个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查清楚。比如姓顾的消费者就可以把自己的小学班主任、中学班主任、车间里的班长、主任、党支部书记等等都招来证明自己的品行端庄的人，也可以把派出所、居委会其他人也找来证明自己从来没有任何欺诈的行为发生，一贯诚实。当然，被告的律师也可以对证人进行质证，也可以找出其他人来证明原告的品行有问题。双方你来我往，实际上法官已经能够判决消费者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民事诉讼证据种类当中有一个当事人的陈述，而我们的法官往往忽视当事人的陈述本身就是证据，基于我们通常认为当事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趋利避害，因此总不会做出与自己不利的证据，即使是假的，也把它会说成真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各个方面判断，为什么我们在一审案件中强调庭审，强调对证人的质证，强调当事人直接陈述，原因也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察言观色判断。当然，我们不能把感觉待到判决里边，但对于任何证据的判决实际上感觉比证据还要真实。所以，我们才会给予法官相当程度的自量裁量权，一旦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那么证据判决和运用必然进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我们一旦给了法官自由裁量，而法官又不能够坚守自己的品行道德时怎么办？我们给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很细的规则，这种规则又可能教条化，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最难的，相信他也不行，不相信他也不行，这是我们所说的最为尴尬的境地。在实际上是人在生活当中所普遍存在的一个永恒的矛盾，我们只能是在这个矛盾中尽可能协调，但完全解决这个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证据规则越细是对法官越不相信，由于现在处于一种对法官高度不信任的社会现实中，只能出台非常细的规则。

五、证明责任的分配

我们整理了证明责任概念后，需要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注重不利后果，怎么分配不利后果？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呢？分配的理论依据和正义性何在？这就是谈的第二个大问题：证明责任的分配。

我们再回顾一下最高法院关于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应当对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加以证明；主张合同解除、变更、终止、撤销的应当对变更、解除、终止、撤销事实加以证明；双方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由主张已经履行的一方对已经履行的事实加以证明。问：为什么主张合同成立的人要对合同成立的事实加以证明，而不是由对方对合同没有成立的事实加以证明呢？这样的疑问是学生经常提出来的。

以借贷关系为例，一方主张没有还钱，一方主张已经还钱，一方主张没过诉讼时效，一方主张已经过诉讼时效，谁来承担不利的后果呢？原告是权利人，被告是义务人，证明责任是在原告还是被告呢？比如原告没有能够证明没有还钱，被告也没有证明已经还钱，谁败诉？这很现实，很多情形下我们没有借条的。最高法院的规定是：双方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时由主张已经履行的人对已经履行的事实加以证明。有没有还钱就是被告有没有履行合同，原告履行合同是把钱借给对方，被告履行合同就是把钱在一定期限内还给对方，也就是说，争议的事实是被告也没有还钱，因此被告应该对已经还钱的事实加以证明，不能够证明时就说明没有还钱，即使原告也没有能够证明被告没有还钱时，被告胜诉，原告胜诉。

为什么会是这样？它的依据是什么呢？这个依据来源于德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中的一种理论，叫做法规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把所有的事实按照法律要件分为三类：一是权利产生的事实，一类是权利消灭的事实，一种是妨碍权利产生的事实。

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我把钱给了对方，我的请求权就产生了，因此合同成立并生效就是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是我已经履行义务把钱还给了你，你的权利就消灭，因此是权利消灭的事实，如果我有免责事由的存在，我一旦主张免责事由的存在，你的权利就不能发生，也就是妨碍了你的权利的发生。《民法通则》规定在高度危险作业中致人伤害的加害人应当对对方是故意造成损害的要加以证明，一旦加以证明损害是对方故意造成的，加害人免责，一旦免责对方的权利便不会产生，就妨碍了其权利的产生。这样一种理论，在某些情形下也抱憾终这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就在于一般来讲没有发生的事实和不存在的事实往往是难以证明的，但我们又不能够完全按照这种情形来分配证明责任。

我们只能按照目前的这样一种情形，就是法律要件分类说来分配证明责任，因为罗森贝克是把德国民法进行了仔细、全面、系统的分析，归纳整理成了这样一种学说，你主张适用一般情形的就要对一般情形的法律要件的事实加以证明，主张例外情形、特殊情形的就要对例外情形、特殊情形的法律要件事实加以证明，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当然，也有学者主张这个学说中存在着很大漏洞，就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就是证明责任问题之所以成为猜想级问题的原因之一。

我们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就是按照这一理论，主张合同成立的，应当对合同成立的事实加以证明，这是权利产生；主张合同生效的，同样是权利产生的事实，也应加以证明，主张合同解除的，那就是权利消灭的事实，主张变更的也是权利消灭，也应当加以证明，主张合同终止、解除的都属于这样一种情形，因此你主张合同解除，就要对解除的事实加以证明，而不是对方所说没有解除的事实加以证明。这里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证明责任在义务人或权利人一方，并不排除没有证明责任的一方主动地提出证据加以证明。

在借贷合同案件中，原告没有证明责任，但能不能主动证明对方没有还钱呢？没有问题，这是其权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作为证明责任不利后果的存在和他有权利搜集证据来加以证明是两个概念，我们绝不可以问证明责任是一种权利、义务还是一

种责任，这样的问法是不对的。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权利是一种诉讼权利，和证明责任在哪一方一点关系有没有。

那么，合同案件证明责任我们已经清楚了，关于已过诉讼失效和没有过诉讼时效，证明责任在哪一方呢？那就涉及到诉讼已过时效是权利消灭的事实，因此，谁主张诉讼时效已过就要对已过诉讼时效加以证明，因此，当原告行使权利时，不需要对没有过诉讼时效加以证明，也不会因为没有能够证明没有过诉讼失效承担证明责任。

比如，原告要求对方还钱，通常是由对方提出抗辩已过诉讼时效，如果被告不能证明的话，其主张不能成立，证明责任在被告一方。如果涉及到原告有没有把借款交给被告，就应当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六、侵权案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在侵权案件中，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第4条规定“以下特殊侵权案件按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指供对方的生产方法侵犯专利权的、高度危险作业的、医疗纠纷案件、环境污染案件、产品有缺陷导致诉讼的案件、共同危险侵权的案件、建筑物悬挂物搁置物倒塌坠落的案件、饲养动物咬伤他人的案件。这几类案件统称为特殊侵权案件。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都说第4条规定是举证责任倒置，实际上不准确。

什么叫做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于正置状态而言的，很多人讲举证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谁主张，谁举证”不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也就无所谓正置还是倒置。主张权利产生的人应对权利产事实加以证明，主张权利消灭的人，应对前权利消灭的事实加以证明，主张权利妨碍的人应对权利妨碍的事实加以证明，这才是正置状态，如果和这个状态不一致时，才是倒置。

具体来说，侵权案件证明责任的一般正置状态是权利人需要对侵权请求权的法律要件事实加以证明，就是行为违法、主观上有过错、存在因果关系、有损害事实存在，我们一般称作“四要件说”。与这个不同的就是倒置。

关于环境污染案件，最高法院规定，加害人应当对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加以证明。医疗纠纷案件中医疗机构应当对自己医疗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以及医疗机构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加以证明，这就是典型的证明责任倒置。因为因果关系原本由受害人来加以证明，现在倒置为由加害人加以证明。主观有无过错，原本应由受害人加以证明，现在由医疗机构加以证明它没有过错。而举证责任在哪一方，通常是对哪一方不利的，特别是在倒置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倒置呢？因为立法者试图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实体上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在大陆法系国家有一种“危险领域说”，如果权利人处于危险领域、被控制之中，就没有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在于施加危险、给予危险和控制人一方，典型的是患者。

在侵权案件中，环境污染、医疗纠纷案件是典型的举证责任倒置，但不是说所有的事实都是举证责任倒置，关于损害事实仍然由权利人加以证明。按照罗森贝克的理解，免责事由的证明不属于证明责任的倒置，这在目前民诉法学界存在争议。在高度危险作业中，加害人对对方有故意的证明也属于免责事由，对免责事由的证明我认为同样不属于证明责任的倒置。

对于建筑物、悬挂物、搁置物倒塌坠落的情形也属于倒置，因为管理人、所有人需要对自己没有过错加以证明。对于共同危险的理解，大部分法院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所谓的共同危险是指所有的共同危险人实施了可能造成损害结果的危险行为，共同危险人没有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结果关系，存在共同责任。

所以，我们对证明责任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要注意其含义、分配的一般原则、依据是什么，关于合同案件、侵权案件是怎么分配的，我们掌握了以后，一些案子就比较好弄了。

例如，1997年，在福州发生了这个一个案子：一辆三菱在高速公路上行使，在距福州30公里的地方，挡风玻璃的右边突然爆破，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人被震昏，送到医院后死掉了。有两个重要证据，交警部门的结论是“非交通事故”，而医院的证明是胸口上有紫色斑点，非外来强烈冲击所致，也没有钝器和锐器致伤的痕迹，结论是因爆震死亡。死者的家属要求三菱公司赔偿，三菱公司把玻璃运回了日本，拿同样类型的玻璃作撞击实验，结论是不可能发生自行爆破。

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北京的建筑材料质监中心做鉴定，结论是双层玻璃如果没有外力冲击不可能自行爆破，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在这个案件中，挡风玻璃自行爆破由谁加以证明？这个问题可能演化为玻璃质量有缺陷由谁证明？医院的结论是因爆震死亡，这是否已经证明了呢？我们要注意，材料中心给出的结论不是鉴定结论，鉴定结论一定要对被鉴定对象使用鉴定方法以后得出的结论，但它只是依据一般的理论推出来的结论，不是一个鉴定结论。

这个案件北京市中级法院二审时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应当判三菱公司败诉，但判决的理由是：由于三菱公司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把玻璃运回到日本，导致该玻璃无法进行鉴定，所以证明责任由三菱公司承担，而三菱公司没有能够玻璃没有质量问题，所以败诉。这个判决的理由有问题，不存在这样的行为而导致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日本的判例中有，如果一方实施了妨碍另一方证明的行为，这时证明责任倒置，但中国没有。如果真要判三菱公司败诉，其理由是医院给出的结论“因爆震死亡”已经证明玻璃质量有问题，另一个证据是没有外力冲击，不是玻璃有问题，还是什么有问题呢？推定主张成立就可以了。这样下出的判决还符合推定成立的条件。

由此，我们又谈到了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什么叫做“已经证明”，什么叫做“没有能够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