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读后感

《传习录》读后感

1、关于“主一”之功的讨论

在宋明理学里，“主一”是一项很重要的工夫，因此弟子向阳明请教什么是主一，是不是读书时一心在读书上，待客时一心在待客上。换句话说，弟子理解的主一实际上就是做事专注。阳明对此予以否定。阳明认为，做事专注那是“逐物”，同理好色的一心扑在好色上，爱财的一心扑在爱财上，充其量只能说是“逐物”。而真正的“主一”是一心只在天理上。同理，圣人“应变不穷”，不是因为圣人事事预先讲求，而是圣人有如明镜之心，可以随感而发，无物不照。

这里体现了阳明的学问“先立乎其大者”的明显倾向，而舍弃在外物上求索的方法。但依我的体会，此处恐怕也有救偏补弊的立言宗旨。如果字面理解，认为做啥事都不要专心而要念着天理，甚至不用接触外物只要念着天理就好，那就远离阳明的本义远矣。至于阳明本义为何，我现在有个似懂非懂的解读，还难以直接用语词表达出来。读圣贤书不可在字面文义上穿求，而得去试着领会圣贤的意思，否则就会造成肤浅化解读并认为古人说的都是迂腐的蠢话。这也是我打辩论的收获之一，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语言的局限性。

扯远了，这个内容下面会继续展开。

2、关于读书的探讨

阳明对读书穿求文义的做法多有批评，认为重点还是去认识心中那个天理，四书五经说的不过就是那个天理。我目前对所谓天理还没有较为深刻的体认，但对于读书的讨论倒是颇有同感。

阳明说，旧时的人看很多书，便能在读懂书上没碰到太大问题，但问题在于他把文章给读懂了，没有在心体上用功，没有实践，终究是没有什么收获的。对于后人著述的评价，阳明认为，圣人只言片语只能给后人留下关于天理大致的描述，以帮助后人去求真，除却文字以外的内容，圣人是没法传下来的。但后人的著述，往往在前人的基础上摹仿誊写，然后妄自分析，虽然看上去很吊，但实际上却离求真越来越远。

这一段我在第一次读传习录那会儿就很有印象，这也构成了我对学术、对读书、对读研的思考的一部分。其实在我看来，阳明要表达的简单来讲就是王弼所说的“言不尽意”，文字根本没法百分百准确地、完整地传达信息(关联2019年老友赛辩题“被误解是不是表达者的宿命”)，所以读书要“得意忘言”，我有个更形象的说法，就是圣人的文字就像指路的人的手指，问路的人确实要借助指路人的手指去寻找方向，但你得盯着方向，而不是盯着手指，特别是当你顺着手指看到方向了，你就不要老死盯着手指。

所以事上磨炼很重要。但坦白讲，我觉得学术民工们大多数干的就是阳明所批判的行为，包括我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的本科生，我总觉得我看了很多根手指但几乎没有看到一个方向。因为我的眼睛没法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边只有一团模糊。这对本来抱着经世致用的心(惭愧)报考国际政治的人来讲真是件让人沮丧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跨考，至少哲学很多时候还是有事上磨炼的机会，尤其是中哲。但依我看现在不管哪一科，应该都存在阳明所说的“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3、关于动静

儒家尚中庸之道。阳明认为静不等于未发之中，求中的工夫需要贯穿动静，念求存天理去人欲。换句话说，并不是内心宁静就是修养得当，一味求宁静是错误的修养方法;反之，修养的时候追求的是天理，一旦遵循天理，自然内心宁静，不可因果倒置。阳明又说，纯粹追求宁静，并不能根除人欲，它们会潜伏在心中，而一旦遇到事情又会显现出来。因此人必须在事上磨炼，时刻用功，才能在动的时候定，静的时候也定。

这一方面我稍有些心得。我曾有段时间有点社恐，出入社交场合会莫名的慌和不自然，是谓不“定”;那段时间我有意地避开了一些社交，渐渐地发现自己内心变得很平静安宁了，自以为社恐解除;但过了不久参加了某次人比较多的社交场合，我的内心又别扭起来。这

便是阳明说的：“是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4、关于下学上达的讨论

阳明认为，为学工夫不是先下学，然后进阶到上达，下学和上达不能分开讲。阳明说，看不见的、不能说的、不能想的是上达，而老师能教的，是下学，但上达本身就蕴含在下学中。阳明此语主要是要批判先儒教人的时候，教到深入精微处，便说这是上达;依阳明看来，这即便是圣人之言，亦不过是下学，但又蕴含着上达。因此学者只需要在下学处用功就好，不必刻意求个上达的工夫。

这次我的理解不是很到位，但有一联想，就是像“人生应该怎么过”之类的大问题很多时候是个无效的问题，学会问问题的前提是分清楚哪些内容是能够得到准确答复的、哪些问题只能收到空泛的回应的。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学会问问题。

5、关于正名的讨论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于卫国的历史典故，此处简化处理：国君A有儿子B、C，B有儿子D。B本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因为家里矛盾跑路了，A想让C继承，C拒绝，因此A让D继承。

然后弟子问这个要怎么正名，并提出说先儒曾经有一个处理方案，就是把D的上位过程报告给周天子和诸侯，然后废掉D换上C。阳明

说不行，圣人不能这么搞，D把圣人请去当官，圣人把D给废了，这不合天理。那怎么办呢?最佳方案如下：D既然倾心委国给圣人，自然极度信任圣人，那么圣人就可以说动D去迎回他爸B，因为父子之爱本就是天理。迎回来后，圣人要居中调和，D向B表示悔恨，并把君位还给B并愿意受罚，B也会被D感动然后不受君位，让儿子D继续干，这时候臣民也希望D继续干。D于是把自己的过错报告给天子和诸侯，希望把君位还给老爸;然后臣民大受感动也报告天子和诸侯希望D继续干。于是大家都要求D继续干，D只能继续干，然后尊B为太公，好生侍奉。由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名完美解决。

不得不说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实在过于理想化，中间有哪个环节不按这个流程走那就全崩了，当然阳明此处的前提在于性善和父子之情乃天理所在，再联系到曹丕明明就是篡汉也得表面上让献帝禅让、刘备当年要称帝还得拒绝多次最后诸葛亮等人拼命把他劝上了帝位，说不定在性善与父子之情乃是当时社会的政治正确的时候，这一幕有发生的可能。

此处我单纯是想为古人的正名辩护一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像是后人所说的君父有无上的权力，而是当爹的要有当爹的样子，当儿的要有当儿的样子，以此类推，约束是双向的，所谓父慈子孝。因此正名实际上就是明确好你在关系对待中的位置并做好你该做的。

至于戴震所谓的“以理杀人”，确实就是尊者滥用、歪曲“理”以压迫卑者。但当代版的“以理杀人”依然存在，这本质上不是“理”本身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强势一方对话语权的滥用。

至于阳明对人性抱有最真诚的信任，或许从他的实践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对张永的信任、对卢苏王受的招抚。董平老师说这样虽好，但容易被坑。不过从我有限的生活经验来看，相信人性善与相信人性善的人相处，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至于骨子里对人性彻底失望的人，在这个原子化的社会里或许可以抛开种种关系的羁绊，但可能也会活得孤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