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看得见的正义》读后感
要正义，更要看得见
——读《看得见的正义》有感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5级材料二班 燕森博 1517020212
近期，全国人民关心的“于欢案”终于二审判决出来了，二审判决于欢有期徒刑5年，在判决书中，要谈到了种种与“正当防卫”这个关键词的界定。我认为，此次案件的意义已经大于其本身，舆论的各种观点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说，“于欢案”为我们普通公民也上了一堂生动的的法治课。然而在我国，法律普及程度显然还没有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有时候我们只根据自己的臆断去判定一个案件是否“伸张正义”。我从先锋书店购买的这本《看得见的正义》这本书，讲述了最基本的法律上的常识以及在法律判决时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公民必须了解的一些知识。
首先解释一下何谓“看得见的正义”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作为人类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正义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也就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主要体现在实体法之中，贯彻于司法裁判的结论上，构成一种对法官的实体性道德限制。而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实体正义具有一系列明确的价值标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刑法学者所提出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对相似案件给予相同处理等法律原则，大体上可以视为实体正义的主要内容。但是，如果从动态的角度观察，实体正义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中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由于几乎所有案件在事实和情节上都不完全相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互有差异，而案件在裁判结论形成之前，多多少少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想给所有案件的裁判活动确定一个统一适用的公正标准，确实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
尽管如此，人类法律价值中海油一些内容与裁判的结果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们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裁判过程中，具有明确、具体且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属于“看得见的正义“。如果说一个案件最终裁判得是否公正，往往只有当事者自己心知肚明的话，那么一个案件的裁判过程是否符合公正的标准，有无明显的不公之处，则不仅能为当事者所感知，而且还能为一般社会公众所判断。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公众进行的价值评价主要是通过观察法律实施的过程来进行的。很明显，这种“看得见的正义”也就是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感念，将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其实是英美人的一种法律传统。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我的理解范围内，我认为这局格言是在说，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换句话说，司法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即使非常公正、合法，也还是不够的。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认可名裁判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在我没读这本书前，我认为这样的过程是繁琐的，是没有必要的，但是随着书中举出的例子来看，我逐渐意识到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在中国当代的国情下，我们习惯于用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来判断一个事件表面上谁对谁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都可以暂且认为是合理的。但是，但凡由于我们的案件的认知有限，或者囿于其他的原因使我们对案件产生了一定的误解，那么错判案和冤案就会随之而来。截止今年6月份，就我个人看到过的关于因为冤案就高达10起，清白的人白白坐牢10年20年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只是目前被媒体报道出来的而已。然而在欧美所执行的程序正义，给嫌疑犯充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可以不认可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说话的权利。”这样的制度下就让嫌疑犯在被执行判决时可以做到心服口服，让判案和冤案的几率大大降低。宁可放过一百，也不错判一个。这样的思想确实令我耳目一新。
实际上，美国法官对法律程序的“极端强调”，源于英美普通法的法律传统。程序正义作为一种观念，早在13世纪就出现在英国普通法之中，并在美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程序正义观念的经典表述在英国家就是“自然正义”，而在美国则是“正当法律程序”。英国法律制度在其发展的较早时期就有注重法律程序的传统，人们相信“程序先于权利”。一方面与英国法官长期形成的遵循先例的传统有关，使得法律程序——即法官的裁判过程具有形成和发展实体法原则和规则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英国人运用法律程序对政府权力加以制约的思想。而注重法律程序的最集中体现则是对自然正义原则的严格遵守。
在美国学者看来，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正义的基本要求，而程序性正当程序更是体现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观念。显然，在英美人的观念中，在对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各种实体性权益加以剥夺之前，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遵守基本的法律程序。在这里，仅仅存在一种法律程序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程序还必须符合一系列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正如同一个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才能成为一个“好人”一样，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也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道德性，才能成为“好”的制度和程序。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专制主义政权，如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等，一般都建立了大体上还算完备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程序。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所谓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程序并不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符合人类普遍的公平、正义观念。换句话说，不符合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的法律程序，即使非常完备、有效和实用，也不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应当说，英美人所信奉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等程序正义观念，即使在其他社会中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中都要按照整齐划一的程序正义标准，建立相同的程序模式。事实上就像书中美国学者所说那样：“正当程序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对正当程序的要求是绝对的，但它的适用却不是。”
对于中国人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针对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西方国家的法律程序加以模仿、移植，而应当是理解并坚持一种程序道德性的观念，培养一种按照正义要求设计法律程序的法律文化。如果这样，那我们我们建立的所有涉及到剥夺个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的法律决定过程，就会逐渐贯彻自然正义、正当程序和程序正式和价值要求，并符合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公平、正义的观念，从而使法律制度甚至统治秩序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和尊重。
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存在着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在任何一种司法裁判过程中，无论是法官、双方还是普通公众。所关注的往往是裁判的结果，类似于“于欢案”的二审结果，而不太重视司法裁判的过程、步骤和方式。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司法官员出于效率、便利等实用的考虑，还会故意地通过牺牲程序来保证某种预期的结果。不过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终究是一个表象。中国人其实在其他一些场合并不忽略程序，甚至还将程序问题提到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步。例如：向政府部门申请营业执照，向某一机构申请许可证……这时人们往往要经历一系列的步骤和程序。联想到司法官员在诉讼中经常迫不及待地作出结论的情况，这里的程序为什么会受到如此不正常的重视呢？
显然，司法制度中的“重实体、轻程序”也罢，行政管理中的“重手续”也罢，实质上不过是“重权力，轻权利”的表现形式。具体到诉讼领域，这种对国家权利的畸形重视以及对个人权利的极度轻视，显示出这个国家还是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在此情况下，重视手续和轻视程序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人都不具有基本的人的尊严，而把人当做程一种手段。
作为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正义所提出的最终要求就是代表国家行驶公权力的官员或者机构，在作出使一个人的权益直接受到有利或者不利影响的决定之前，必须给予这个人以参与决定制作过程的机会，做到不偏不倚，并确保参与者拥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决定者在作出限制或者剥夺个人权益的决定时，还必须及其慎重，内心具有并向外部表达出充足的理由，以便能尽量说服受到不利对待的一方。
或许，人们永远不可能将程序正义的内容到达很深的地步，但无论如何，程序的不公正和非正义都是有着确定标准的。那就是使人仅仅成为手段或者工具，而不成为目的。只要人们受到这样的对待，非正义也就发生了，错判案和冤案也就发生了，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的道德正当性也就会引起人们的质疑，而这也是《看得见的正义》带给我最大的收获。
第二篇：“看得见的正义”专题开栏语
“看得见的正义”专题开栏语
2013年09月05日 09:17:04 来源：新华网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人民检察干警心系人民群众。
目前，全国有三千多个基层检察院，二十多万名检察干警。长期以来，广大检察官们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恪守社会公平正义。他们用忠诚，彰显了“惩恶扬善”的风骨；用勤勉，铸就了“执法为民”的灵魂；用廉洁，镌刻了“法律监督”的厚度；用公正，诠释着“人民检察”的职守。
他们因捍卫公平而努力，我们为弘扬正义而寻找。
2013年8月，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范围内正式启动“看得见的正义”大型专题宣传活动，自即日起持续至12月31日，我们将跟随活动开展的脚步，走进基层检察院，走近基层检察官群体，以本次正义之行传播正义之声，以本次正义之行探访正义之星，以本次正义之行走近正义之师。用心去了解他们守护正义的工作生活，去感知他们斗智斗勇的执法历程，去聆听他们动人心魂的检察故事，去体味他们与群众心心相印的真挚情感，去看见他们在平凡的检察岗位中绘就的美丽人生画卷。
相信这次主题活动会成为一次检察使命的立体成像，成为一次检察智慧的深度分享，请让我们共同用心来体会，在检察机关每一个辛勤工作和执着坚守的背后，那不断彰显的精神动力，那不断迸发的正义光芒。
第三篇：看得见的正义-审前社会调查
看得见的正义
---关于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报告
随着时代的发展，刑罚的功能越来越凸显社会压力，伴随人权保障的重视程度，我国刑法对缓刑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不仅减轻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的压力，又节省司法资源，体现刑法对弱者的人道主义关怀，使其不脱离社会，在亲人、基层组织的帮助与监督下，进行教育和改造，可以取得好的效果，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在缓刑的刑法规定出台之后，新修订的刑诉法第258条明确规定，对判处的非监禁刑罚和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执行。由此，开始了我国缓刑执行的司法新纪元。同时，也是司法公开的新项目。但是，由于相关配套规定和细则不明确，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程序方案。
一、基本情况
荆门地区各法院近三年来缓刑适用的绝对数、比例，调查情况如下：某区法院2013年62人，占32%；2011年以来，审结486件511人，判处缓刑154件193人，人数占37.8%。某县法院2012年收案147件/250人，缓刑63件/98人，占比件数43%/人数40%；2013年收案158件/238人，缓刑72件/95人，占比件数45%/人数39%；2014年至今 收案56件/79人，缓刑26件/41人，占比件数46%/人数52% ；三年总收案361件/567人，缓刑161件/234人，占比件数44.6%/人数41.3%。某市法院2013年129人，占35%；2012年至2014年5月，359人，占35.62%。某某县法院2012年至2014年结案566件，适用缓刑214件，占37.81%。某院2011年结案214件、310人，适用缓刑96件、125人，占比件数44.86%、人数40.3% ；2012年结案271件、396人，适用缓刑113件、153人，占比件数41.7%、人数38.64% ；2013年结案227件、323人，适用缓刑116件、153人，占比件数51%、人数47.37%。
二、问题及成因
针对这些现状，我们结合工作实际，对全市范围内法院对缓刑的适用情况，程序性问题等进行了粗略调查，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审前社会调查适用的度及发出时机，引发权限和时间冲突，标准缺失，审前社会调查的采纳与程序规范；审前社会调查管片民警不签字，或者不同意，评估通不过；在校学生，怎么调查？执行怎么办？户籍地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怎么调查，执行？目前出现的缓刑执行监管死角，怎么办？无法进行执行，出了问题谁负责？总体上说，审前社会调查的发出与进行，回复与处理，目前存在程序不规范、地方协调性不够、地方保护主义、形式主义、法院内职权主义、法律法规滞后等问题。
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1、刑法关于缓刑的原则规定，引发了审前社会调查的新课题。
刑法
（八）对第72条修订后的规定，对于感化、挽救和改造罪犯，化解社会矛盾等具有重要意义。在总体制度设计上，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作为缓刑条件之一。系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从有利于犯罪分子的监管和改造，有利于社区广大居民能够安居乐业的角度出发。因此，加强审前社会调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实，依法裁判。但是，如何把握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评估？如何进行执行？当时的刑诉法尚无具体明确的规定。201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了缓刑执行机构的变化，明确了实施方案。在此之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司法厅于2007年7月13日联合制定并施行了《湖北省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试行）》。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的施行，填补了法律的空缺，并实际执行至今。随后，新刑诉法的修订出台，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进一步细化和规范了缓刑及其适用前后的程序原则。
2、审前社会调查适用的度及发出时机，引发权限和时间冲突。
审前社会调查的制度确立之后，哪些案件能够开展，由谁来决定，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样。有的法院审前社会调查由承办人自己决定发出，在收案后七日审查期内即立案前发出，节省审判时间；有的法院由承办人审查提出，庭长签发；有的法院由内勤审查决定发出审前社会调查函；有的法院审前社会调查基本上要分管领导决定才能发出，一般要初步选择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因此，在决定适用非监禁刑后再进行审前调查的情况较多。也有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部分，经调解达成协议后，再发出审前社会调查的。由于案件这时基本上已经立案或者已经开庭，调查占用审限，会出现催促司法局比较紧的现象，造成的后果是司法局提意见认为催促太急，也有的认为是不是有其他人为因素。两种不同的方式，效果不一样，时间效率也不同。有的催促下回复时间仍较长，少则五日，多则十日以上。而对于哪些案件发出调查函？各法院做法不一。有的限定在可能判处的刑期三年以内，有的限定在可能判处的刑期五年以内，主要突出：过失犯罪、纠纷引起、轻微危害社会类、悔罪明显、未成年、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妇女、积极退赔、取得谅解等类型的案件。
3、审前社会调查的标准缺失，引发形色各异的调查报告。首先，对于是否有必要开展审前社会调查，争论不休。除刑诉法第268条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上，规定进行社会调查，对一般人群的犯罪，法律并没有规定，制度缺失。导致审判人员思想上认为，会不会导致独立审判权的干扰和影响。其实，除去省院和最高法协同其他司法机关的施行的实施办法，从正确理解并适用法律来讲，审前社会调查是必要的。不仅通过控辩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实地调查，客观上提供了被告人的现实表现依据，而且避免了公众的合理怀疑。
其次，调查报告结论不统一，不规范。由于审前社会调查的标准缺失，全国各地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等因素，当地社区矫正机构接到调查函之后，开展调查的模式不同，有的交由当地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去做，有点由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开展，有的两家联合；还有的直接让被告人或者家属找当地的社区出具几份证明；被调查的对象也不一样，范围不同。尤其是回到法院的报告各不相同，有的调查报告，从社区矫正机构寄来两份，前后建议意见相反。从户籍地离开到外地务工，长期不在户籍地，审前社会调查应该在什么地方开展？从调查的意见来看，几乎都是不清楚、不了解，被告人的经历表明其本人缺乏诚信。河南某地寄来的审前社会调查报告仅一页纸，无表、未附调查材料；本地掇刀区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的审前社会调查报告，几乎都是一页报告，一页 表格。另外，关于审前社会调查结论的规范问题，掇刀司法局的结论最不规范，提交的文书不全，派出所只有警察签字，未盖公章。东宝和沙洋比较规范，提交的是整个调查卷宗。外地有的司法局比较规范，有的如河南省少数地方就非常不规范。
4、审前社会调查的采纳与程序规范。
开展审前调查的案件，除非审前调查结论不建议适用非监禁刑罚，一般情况下最后都适用了非监禁刑。偶有未适用的情形，大多是未满足交纳罚金金额的条件，或未退清全部赃款，未取得谅解等情节，极少数个别是审委会未通过。开展审前社会调查的前几年，有些案件没有进行调查，法院直接判决适用缓刑。后来，实施办法出台并严格执行期间，适用非监禁刑的案件，基本上都进行了审前社会调查。
从案件审理程序上看，审前社会调查材料系法院依职权调取，作为裁判的适用证据，依法应当进行质证。有个别意见认为，可以不质证，仅作为审判人员裁判的参考，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不质证就适用，不仅实体上有违法律规定精神，而且程序上有违司法公开的原则。在具体适用上，基本上所有法院和审判法官都会对审前社会调查加以考量，不会单凭一纸报告就无原则适用，依旧会严格审理，符合条件就适用，不符合条件就坚决不用。总体上把握比较好，而且，整体效果也不错。关于缓刑执行的操作，一种是填写好执行文书，交由被告人自行带到社区矫正机构报道；一种是邮寄到社区矫正机构。我们认为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对于被告人的缓刑执行应当进行交接手续，而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审判人员把被告人送到执行机构，还是通知执行机构来领人，都不合时宜。而交由被告人持相关文书报道，不仅有送达回证和文书回执的签收、办理，还可以就被告人按时办理执行交接手续，实行警示教育，及时交付执行，都十分必要。实际操作中，有少数办案人员偷工减料，在对外地被告人的执行问题上，为了减少被告人跑路的时间，在送达判决书时，就讲执行通知书一并填写，把时间推迟到十天以后，让被告人到时间就送到当地社区矫正机构接受矫正。不仅程序违法，而且易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应绝对禁止。少数地方，因政府职责不明确，导致出现缓刑执行的真空地带，如荆门某总厂辖区范围，地方没有建立社区矫正机构，又不愿意接受全市统一调配的交由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局执行，导致个别案件的被告人脱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纠正。
5、非监禁刑的执行及其对应处理
缓刑执行的职责在社区矫正机构，但是，判后的回访和及时沟通，能够有效地防止被执行人服从监管，避免出现脱管、不服管的现象；而暂予监外执行的后期程序，社区矫正机构必须每年提出建议，并附执行期间的现实表现材料，人 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处理。有人说要到罪犯居住地核实或者通知罪犯到刑事判决法院所在地进行鉴定，纵观法律规定，我们认为社区矫正机构也是法律赋予履行职责的机构，其递交的材料，法院只需从形式上或者真伪、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审查，无须再启动全面的审查程序，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不符合当代的司法理念，即浪费司法资源。
对于判处非监禁刑罚的被告人因身体原因，不来领取执行通知书，寄给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文书，也没有回音。应当设法与当代司法机关取得联系，或者与其上级司法机关联系，做好衔接工作。
而对于不服管教的罪犯，社区矫正机构进行依法处理无效后，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的情况。旧的模式，一般采取审查材料，合议庭评议并报审委会决定后，径直裁定并交公安机关收监执行。但是，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认为应采取听证的形式，通过接触犯罪人员进行初步判断，决定合议庭评议意见，最后报审委会讨论决定，再行裁定。不仅符合以人为本的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更因听取了罪犯的辩解，展示了证据，让罪犯充分认识到其不接受缓刑执行监管的后果，可以极大地减少对立情绪。对一起撤销缓刑的建议，通过与社区矫正机构、检察院监督部门、公安局法制大队座谈，交流意见、制定方案、迅速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举行听证时，首先听取了社区矫正机 构的陈述，对矫正对象不接受矫正的具体表现，受到处罚措施后的表现，并通过举证充分展示其建议撤销缓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后，让接受社区矫正执行的罪犯，进行陈述、质证、辩解。最后，充分协调司法局、检察院、公安局的不同职能，确定方案，各司其职，防止打乱仗，或者出现意外的罪犯逃逸、决定后不能执行等情形，将罪犯某丽迅速收监执行，程序把握和操作规范均得力，效果良好。
三、对策与建议
审前社会调查适用的犯罪类型和被告人肯定是有限制的，若凡是适合的案件都发出审前社会调查，一方面增加了社区矫正机构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增加法院的工作量，耽误了审限。只有在综合全部案情，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案件才有必要做审前社会调查。因此，当务之急是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审前社会调查联动机制，让审前社会调查走入程序规范，高效运行，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强化委托、调查、评估、适用、执行功能，更好地发挥审判功能和社会功能。
1、审前社会调查的必要性、时机性、规范性。审前社会调查的必要性，在实际运用中已经说了。至于审前社会调查的发出时间。因为个案情况不一致，一般情况下可以在七日审查期间内，即立案前发出，个别情况可以例外。而不能把审查期间的事务，拖延到审理期间，不仅影响 案件审限，更违背了审前社会调查之“审前”的意义。
是否应告知公诉机关？目前，实施办法有规定，要做到。但是，实际意义在哪里？尚需探讨与研究。因为当调查报告回来进行质证时，公诉机关自然会发表意见，发出调查函时就告知，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但确实增加了司法成本。
至于规范性的问题。建议以中级法院的辖区为限，对哪些类型、哪些情节、哪些条件的案件适用审前社会调查，并对发出调查的时间，一并作出原则性指导意见。防止权力受制的种种原因，减少人为因素。寄递文书时的规范，虽然是邮寄到社区矫正机构或直接送达委托表较好，但这样必然耗时较长，还存在遗失的可能性。实践中变通的处理方法，是将起诉书副本复印件和委托调查函、表，用法院信封封口后，在两端开口、中缝、落款处均盖上刑庭印章，由当事人送到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机构收到后，可以向我们核实，若有开封的可以不接受。掇刀法院曾遇到有一个人拿去时将信封开封，并且将起诉书副本复印件取走的情况，司法局核实情况，说信封已开，不见起诉书，最后经过调查，发现此人曾有9次盗窃违法记录，因此，认为不应适用非监禁刑。
2、审前社会调查内容的把握与协调
审前社会调查的内容应加以规范并具体化，如家庭环境、受教育的经历、犯罪成因的调查。有人说为了防止司法腐败，不能对调查机构提供被告人的联系方式。社区矫正工 作局的人员则提出，需要提供，以方便接触被告人加以询问，并观察其客观表现。有人说调查报告仅帮助法官内心确认，可不予质证，甚至不进行调查也可以判处缓刑。我们觉得有点主观主义色彩，恐不可取。
应当迅速推动建立审前社会调查和缓刑执行的程序立法机制，细化规则，便以操作，统一规范。并在全社会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机构及其体系，不留死角。同时，建立网络化的管理机制，对于外地的审前社会调查报告可以通过网络传输，节省时间，防止审限的拖延。
3、对于采取听证的形式，对不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应完善程序规定，并通过举证充分展示社区矫正机构建议撤销缓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让接受社区矫正执行的罪犯有陈述、辩解的机会，充分协调司法局、检察院、公安局的不同职能，操作规范。
4、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的后期程序，社区矫正机构每年提出建议，并附执行期间的罪犯表现材料，是否需要核实？建议从区分职责权限的角度出发，对于社区矫正机构提出了建议及鉴定材料的情形，人民法院直接作文证审查即可。
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联系不够紧密，尤其是辖区以外的。判处非监禁刑罚的被告人因身体原因，不来领取执行通知书，寄给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文书，也没有回音。怎么处理？由于缓刑执行是人民法院直接对接社区矫正机构，责 任重大，建议建立常态化的联络机制。通过直接或者上级机构沟通，将非监禁刑的执行落实到位。
第四篇：思修课结课论文-《看得见的正义》读后感
《看得见的正义》读后感
前言：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尽管作者一再声明这是一本随笔集、“富有趣味的小册子”，然而各种旁征博引和精彩的论述都使得阅读《看得见的正义》不能说是一个轻松的事，更不是能浏览一遍便能对全书了然于胸并写出高屋建瓴的读后感的事，故而我在通读全书后，仅选择了部分章节进行了资料查阅和反复研读，与要求不符之处，望老师海涵。但我终究认为，不能以一篇东拼西凑、不知所云的读后感来作为这堂课的终点。
全书作者一共引用了以下23道法学格言进行分篇阐释： 1.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2.听取另一方的陈述 3.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4.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5.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6.正义根植于信赖
7.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 8.一事不再理
9.没有原告，就没有法官 10.无救济则无权利
11.如果原告就是法官，那只有上帝才能充当辩护人 12.疑义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13.任何人不得从其非法行为中获得利益 14.谁主张，谁举证
15.不能证明的事实就等于是不存在的 16.任何人均无义务指控自己
17.行使其权力的人，得视为不损害任何人 18.任何人在自己的案件里都不被视为可靠的证人 19.人的外部行为反映其内心秘密 20.谁来监督监督者
21.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 22.公平游戏
23.刑事诉讼法是被告人权力的大宪章
正如书名一样，本书中的每一篇，无一不是围绕“正义的司法程序”这一主题来写的。文章大多短小精悍，但却不乏案例的介绍和深入的剖析。同时，文风随性自然，没有采用学术论文的表达方式，也就避免了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隔阂；但同时又不乏严谨与专业精神，旁征博引，分析可谓鞭辟入里。
全书二十四章题目直接就是核心引用的23条法律格言，这样一来，揭示主题的同时又带我们领略了一番世界各地的法律思想。而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和《一事不再理》两篇文章。《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所讨论的是司法裁判活动的速度，而《一事不再理》则是讨论了再审程序的问题。两个话题似乎相互分离，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裁判活动过快，往往会引发冤假错案，而此时只有启动再审才能纠正之前错误的审判结果；而根据当代大陆法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一般不再重新启动追诉或裁判制度，那么这就需要裁判的正确性得到保障，而保障正确性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司法裁判的速度决不能过快。这两篇文章相互包含，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本书最主要的观点之一：再审程序的启动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为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司法裁判的程序同样需要充分的保证。
或许曾有许多人有过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再审制度？陈瑞华教授在这里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一方面，再审的结果往往会受到上级的内部指令或社会舆论的影响，司法的独立性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相当于法院代行了检察机关的职能；除此以外，再审制度的存在违背了司法裁判的终结性原则，可能存在的无休止的刑事追诉将对被告人带来不必要的“双重危险”。
对于司法裁判速度的问题，教授同样给出了他鲜明的观点：司法裁判过慢，会使被裁判者产生被慢待的感觉；司法裁判过快，往往又会导致被裁判者无法充分而有效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其权益也同样会受到忽视。
所以，就像上面说到的那样，“再审程序的启动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为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司法裁判的程序同样需要充分的保证”。
经过查资料得知，北洋军阀政府于1921年编成的《刑事诉讼法条例》及《民事诉讼法条例》规定了再审制度。这是我国最早建立并付诸实施的再审制度。也就是说，再审制度在我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如此长时间的发展中，我国的再审制度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形态。然而读完这本书之后，不得不说，我们如今的再审制度，确实是有着许多缺陷的。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本院院长通过本院审委会就本院生效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以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的决定再审权力。这项规定确定了三类主体提起再审的权力，而且不难发现，这三类主体，竟然都来自于法院，而非检察院，这不禁令我们不解。法院既是再审的发起人，又是司法裁判的决定者，这严重伤害了法院的中立性，很难想象法院会有多大可能驳回自己的诉讼请求。正如本书中一篇的名字一样：“如果原告就是法官，那只有上帝才能充当辩护人。”查阅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很容易发现有这样一条：“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这岂不是从法律上就已经确认了最高检发起再审的权力吗？既然最高检本身就具有监督司法过程的权力，那么将发起再审的权力又给予法院似乎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毕竟，法院作为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自身又拥有检察机关才拥有的权力，容易让人产生法院失去中立性而“为了判罪而审判”的担忧。所以，限制法院的再审权，是保证公正审理的最基本要求。
进一步来看，无论是检察机关的再审权还是法院的再审权，都不仅仅是纠正错误的一种手段。在我看来，正是再审权的滥用，给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草率行事、匆匆审判的行为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有再审，所以只要不判决被告死刑，一切错误都是可以挽回的，而这也正是如今的司法审判趋向于“中庸之道”的关键原因——先判罪，不重判，有错再改，这样一来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司法审判的反复无常与错案频发。这对于我国尚未十分成熟的司法体制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仅伤害了无数无辜的当事人，更损害了公众对于司法机构，乃至对我国法律体系的信心。
当然，再审制度的存在有其积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再审获得平凡的人不在少数。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司法机构滥用再审权力的理由。取消法院的再审权，严格限制检察机关的再审权，把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如何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性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减少错案冤案，赢得更多民众对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信任。毕竟，正义的伸张，靠的不是亡羊补牢的再审，而是未雨绸缪的司法裁判制度的改革。
第五篇：看得见的正义之第四种司法裁判形态
看得见的正义之第四种司法裁判形态
根据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据此，很多人都认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了加强，因为被聘请的律师可以代表其行使“申诉权”、“控告权”以及“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
但是，这种“申诉”、“控告”、“申请”究竟有何法律根据呢？笔者遍查这部刑事诉讼法典，发现有关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申诉权、控告权、申请权只在两个条文中有明确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第14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第75条）
根据这两个条文，律师在法定情况下享有“控告权”和“申请权”。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基本权利、自由即将面临或者已经遭受非法侵害时，往往会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申请的欲望。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也会就此代其进行申诉、控告或者申请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并不完全属于中国人传统上理解的辩护（因为这并不是为犯罪嫌疑人作实体意义上的无罪辩护或者罪轻辩解），但由于它直接涉及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因此犯罪嫌疑人对这种权利的行使也还是颇为积极、主动的。但是，律师真的能代表犯罪嫌疑人有效地行使“控告权”、“申请权”吗？恐怕在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下，律师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就此可以提出四个带有驳难性的问题：
首先，律师应“向谁提出控告和申请”？
其次，接受控告和申请的机构应“按照什么样的程序进行审查”？
再次，申请者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举证责任”，才能说服审查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决？最后，如果申请、控告遭到驳回，申请者、控告者“能否以及如何提起救济程序”？对于这些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那么，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这种申请、控告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两个案例作一说明。
案例一：1996年12月18日，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被上海某区公安分局逮捕。在此后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徐一直被羁押在公安局看守所。1999年9月，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法庭审理，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准许上海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撤回起诉的申请。随即，案件又被检察机关退回区公安分局进行补充侦查。徐母在儿子被羁押期间，几乎每星期都要走18公里的路，来向公安局要儿子，但均遭到拒绝。2000年1月6日，徐母照例又来到区公安分局。在大门接待室坐了一个多小时后，黄突然冲向局长室，结果被四个门卫架了回去。最后，一位副局长的秘书出来告诉她：公安局没有权力放人，案件已经报到市政法委员会了，但政法委书记刚刚出差回来，她必须再等几天。徐母颇感疑惑的是：“现在关了3年多了，检察院都撤诉了，为什么还不放我儿子回来？他们说自己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现在为什么都不敢出来见我？”
在这一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的母亲为解除儿子的长期羁押，反复向负责羁押的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申诉和求情，甚至与公安人员发生了冲突。笔者忘不了她近乎绝望的叹息：到哪里才能找到“说理”的地方？！如果说这是一个“不懂法律”的老人所作的无奈而又无效的申诉的话，那么，下面的案例则显示出被告人的近亲属为寻求正义而采取的社会化甚至政治化的举动。
案例二：1998年7月，罗某因涉嫌职务侵占被某市公安局的刑警带走。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公安机关一直将其羁押在看守所里。罗某的母亲彭某记录了儿子案件的一些细节：1999年5月10日，市公安局向市检察院提交起诉意见书，后者认为证据不足，于8月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很快，公安局又一次向市检察院移送起诉，后者将案件移交区检察院审查。12月，区检察院将案件再次退回公安机关，“此后再无消息，既不终结也不放人”。彭某在当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申诉，都没能使儿子获得释放。万般无奈之下，她来到北京，走上了艰难而辛酸的上访之路。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她住在大学招待所里，到处打听能将材料送交中央领导的渠道。她马不停蹄地奔走于所有能想到的投诉机关。她说：“我到全国人大，信访干部说不归他们管，让我去找国办；国办又让我找公安部，公安部的接待干部和颜悦色地说可能是基层素质低，老人家请您耐心等待；我到高检，高检信访办看了我的材料说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完了，连材料都不收。”彭问，你们检察院不是有法律监督权吗？“他们的回答是，市区两级检察院不是都退回起诉意见书了吗？他们已经监督过了。”
为使儿子的案子惊动最高层，彭某向各方面的人求救。她甚至找到一些学者，期待他们能够将材料转呈上去。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拿着装有几十份上访材料的手袋，请求一位在全国人大秘书处工作的与会学者往上呈送。她说，她不害怕对簿公堂，但苦于这么长时间没有对簿公堂的机会。“过去我们也不关心什么警察权，但现在终于自己也遇到这样的事，我们才知道面对强大的权力而没有救济是多么的绝望。”
在这一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的母亲为解救自己的儿子，动用了包括申诉、控告、申请等在内的各种权利救济手段，最后不得已进行了令中国老百姓最为无奈的“上访”活动。在这一案件中，本来应完全归属司法领域的羁押合法性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在这里，受到超期羁押的公民根本没有获得司法审查和司法听审的机会，他们无法行使诉权，也无法“为权利而斗争”。显然，司法本来所应具有的化解纠纷、吸纳不满的能力，在这里已经丧失殆尽了。
这两个案例的情况表明，中国刑事诉讼中缺少一种程序性裁判机制，使得大量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审判前阶段）的争端无法按照诉讼的模式加以解决。这些争端的发生，往往起因于警察机构、检察机关甚至法院对公民个人基本权益、自由的限制或者剥夺。例如，警察通过逮捕、拘留剥夺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又长时间地予以羁押；警察搜查了一个公民的住宅、办公室，扣押了他的大量物品、财产以及信件，而又缺乏正当的理由；警察对一个公民长时间地进行窃听和监控，而又没有经过合法的授权……如果受到诸如此类对待的公民对警察行为的合法性心存疑惑，就必然有一种诉诸法律途径的愿望。用民间的说法，公民这时一般会尽力去“找个说法”，控告、申诉的发生往往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在中国刑事审判前阶段，诉讼程序基本上被构建成为刑事追诉方与被追诉方的双方构造关系，而没有一个不承担刑事追诉责任的中立的司法机构的介入和参与，使得侦查、审查起诉大体上只能算作一种单方面的行政治罪活动，而不具有诉讼的基本性质。在这一程序中，尽管警察机构内部可能存在一些监督、制约机制，如预审部门对刑警部门的审查、法制部门对侦查部门的把关，以及主管领导对案件的审批等，但由于这些制约都发生在同一机构内部，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裁判机制并不存在。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对警察的侦查活动有权进行法律监督。表面看来，这种法律监督具有司法裁判的意味，因为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公安机关将其不立案的案件重新加以立案，有权对警察的非法侦查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有权将不符合条件的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有权将不符合条件的案件作出不予逮捕的决定，这些都似乎表明检察机关对警察行为的合法性拥有裁判权。但是，由于检察机关本身就属于一个有着强烈胜诉欲望的刑事追诉部门，它承担着提起和支持公诉的职能，并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为自己的天职，要求这一机构充当起保障法律实施、维护基本人权的使命，既在理论上不
现实，也在实践中证明纯属一种制度上的神化。原因其实很简单：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构，缺少一种作为司法裁判机构所不可或缺的中立性、超然性和利益无涉性。更何况，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中，它本身已经完全变成侦查机关，这种中立性和超然性就更不存在了。
很明显，中国刑事审判前阶段缺少的不是名义上的“司法机关”，而是具有中立性、超然性和利益无涉性的司法裁判机构，换言之，缺少一种超然于控辩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因此，发生在侦查机关内部的自行审批、自行制约活动，并不足以有效发现或纠正其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由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名义实施的审查活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督促警察的作用，但并足以有效制止警察以刑事追诉名义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既然审判前阶段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裁判活动，那么犯罪嫌疑人一旦受到刑事追诉机关非法的或者超期的羁押，或者遭受违法的搜查、扣押、窃听、监视居住、取保候审行为，就不能将问题提交司法裁判者那里。在此情况下，嫌疑人本来所应具有的获得听审的机会，也就被剥夺了。因此毫不奇怪，在审判前遭受非法对待的嫌疑人，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向刑事追诉机关进行无奈的“求情”，要么被迫走上无望的申诉、上访之路。
那么，这一问题究竟应如何解决呢？根据一些法治国家的经验，在刑事审判前阶段构建一种针对刑事追诉活动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机制，可能是一条对警察权加以控制、为嫌疑人提供司法救济的可行之路。这一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在审判前阶段设置一个专司司法审查的法官，对警察或检察官采取的所有涉及限制、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进行审查和控制。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拟以英国和德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为例，对此作一说明。
在英国，警察对任何公民实施逮捕、搜查或扣押等强制行为，一般都必须事先向治安法官提出申请，并说明实施逮捕和搜查的正当理由。只有在治安法官经过审查发布有关的许可令状之后，警察才能实施具体的逮捕、搜查、扣押行为。警察对任何公民逮捕后的羁押一般不得超过24小时，但经具有较高警衔的警官批准，可以将这一期间延长12小时。警察在上述期间之外如果还要延长对嫌疑人的羁押期间，就必须取得治安法院或者其他法院的合法授权。当然，即使经过法院的授权，警察逮捕后的羁押期间一般也不得超过96小时。在此之后，警察必须将嫌疑人提交治安法院。后者将就是否对嫌疑人进行羁押作出裁决。在侦查期间，在押的嫌疑人有权向羁押警察直接请求保释，如遭到拒绝，则可以向治安法院提出请求。治安法院将就是否保释问题举行听审，届时警察和嫌疑人及其律师作为控辩双方，到庭陈述意见并进行辩论，法官将就此作出裁断。如果有关保释的申请仍然遭到拒绝，或者治安法院确定的保释条件过于苛刻，嫌疑人可以将此程序性问题上诉到高等法院。此外，在侦查阶段遭受不当或非法羁押的嫌疑人，还可以向高等法院王座庭申请人身保护令（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这一法庭一旦接受这种申请，就将专门就羁押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举行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法庭审理活动，并作出裁决。
可见，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是由治安法官和高等法院王坐庭负责实施的。那么，德国的司法审查机制与英国就有些不同了。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的规定，所有涉及限制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的强制性措施一般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一般情况下，检察官或警察对任何人的拘捕都必须事先向法官提出申请，并证明实施拘捕的必要性，然后才能取得法官的逮捕令。当然在情况紧急时，检察官或司法警察也可以直接进行逮捕。但是无论是由法官授权的逮捕，还是紧急情况下实施的未经授权的逮捕，都要立即接受法官的司法审查。检察官一般要在逮捕后尽快将被捕者带到法官面前，最迟不得超过逮捕的第二天结束之时。法官要对被告人进行讯问，以决定是否继续羁押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否可以对其适用保释；如果决定继续羁押，应当将此情况通知被告人所信任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要求，羁押必须以被告人具有重大犯罪嫌疑而且存在羁押的适当理由为先决条件，而且羁押不得违背所谓“相适应原则”。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羁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向法官提出撤销羁押的申请。但是无论这种申请是否提出，法官都必须每隔三个月对羁押的合法性进行一次审查。对被告人羁押六个月以后原来作出羁押决定的法官和检察官都可以将案件提交州高等法院进行审查。州高等法院接受法官或检察官的申请以后，要通过开庭的方式，就是否延长羁押期限问题进行审理。届时，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有权到庭发表意见。一般情况下，法院会根据检察官移送的案卷材料，并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作出裁决。在法定的特殊情况下，高等法院可以决定继续延长羁押期间，但一般不得超过一年。不仅如此，被羁押的嫌疑人或被告人还可以直接向德国宪法法院甚至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后者对其所受的羁押进行特殊的司法审查。
大体上看，其他西方国家也确立了这种旨在对侦查机构的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裁判制度。这种程序性裁判机制，大体上包括以下三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是事前的司法授权，也就是警察在实施任何可能导致公民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侦查行为之前，一般都须向法官提出申请并取得后者的许可；二是正式的程序性听审，亦即警察在实施逮捕之后，必须在法定期间内将被逮捕人提交有关的法官面前，后者经过听审，就是否羁押、保释或者羁押的期间、保释所需的条件等事项，作出裁决；三是事后的司法救济，也就是由被采取羁押或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公民，向有关法院提出申诉，以获得法院就其所受到的羁押等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司法审查的机会。由此，司法机构就在一定程度上将检警机构的刑事追诉行为控制在司法裁判机制之下，审判前的侦查活动也被纳入诉讼轨道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发生政治巨变之后，也在其刑事审判前程序中初步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1条的规定，“任何人非依法院决定或经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被逮捕的人有权申诉并要求就羁押他的合法性和是否有根据进行司法审查”；“审判人员依照司法审查结果做出的释放被羁押人的决定，应当立即予以执行”。
根据这一规定，俄罗斯刑事审判前的司法审查主要适用于羁押，审查一般由羁押所在地的法院审判员主持进行。审判员在收到被羁押人要求举行司法审查的申请后3日之内，在检察长、辩护人、被羁押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参与下，就羁押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审查。届时，申诉人应当庭对其申诉进行论证，其他各方可以就此发表意见。主持司法审查的审判员根据各方的意见，可以做出撤销羁押并释放被羁押人或者驳回申诉的决定。据此，被羁押人对于由检察长批准的逮捕和羁押措施，就可能获得向法院申请司法救济的机会。
当然，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甚至俄罗斯的法制经验。不过，建立一种最低限度的司法审查机制，使得作为国家刑事追诉权的警察权、检察权，都能受到司法权的制约和控制，这确实是值得借鉴的司法改革举措，也解决审判前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的一条出路。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立法机关曾经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从而使大量的行政处罚行为能够受到司法权的审查和制约。尽管行政诉讼在中国目前步履维艰，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障碍，但这至少开创了由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先河，在法治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立法机关如何能够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和世界潮流，在刑事诉讼中构建起一种司法审查机制，使警察权和检察权都能受到中立司法权的审查和控制，使那些权利、自由受到限制的公民，都能够获得司法机构的权利救济，并进而获得一次公正听审的机会，那么，中国在刑事诉讼领域就会朝法治的目标迈进一大步。
概括而论，笔者所主张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司法裁判形态。这继传统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之外的第四种裁判形态。这种裁判不同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因为裁判者所要解决不是被告人是否有罪或者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等实体性问题，而是诸如警察搜查、扣押、羁押是否合法之类的纯粹的程序性问题。这种裁判更接近行政诉讼，因为司法机构所要裁决的是作为侦查者的警察或检察机关刑事追诉活动的合法性。在这种裁判中，受刑事追诉的公民往往能够成为行使诉权的一方，而负有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使命的警察、检察官则可以成为被控告的一方；被限制基本权利的公民一旦提起诉讼，司法机构就必须举行专门的司法听审，被控告的警察、检察官要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以证明其强制措施的合法性。显然，这种裁判发生于刑事诉讼过程之中，而又独立于刑事裁判本身。我们可以称之为“刑事诉讼中的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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