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律与社会“活法”的冲突法理学分析

第一篇：国家法律与社会“活法”的冲突法理学分析

作者简介：赵子萱，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本科在读。【摘要】我国现行法律大都是从西方较发达的法治国家舶来并加以不同程度的改造而制定的，但因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法律在处理纠纷 时，不同程度上与我国的社会实践相脱节，为弥合两者的裂痕，当代法治应该积极对传统的儒家文化予以回应。本文以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与柔性儒家规范存在的主要 冲突为切入点，提出儒家活法的竞争与干扰是冲突形成的表层原因、文化不同是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最后得出我国应通过制度构建的方式对儒家活 法予以回应的结论。

【关键词】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法律传统；冲突；纠纷

一、现行法律规范与儒家活法的冲突

1840年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国一步步丧失了独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内外交困的情形下，传统的中华法系以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从而逐步走向解 体。西方的逐渐强大深深刺痛着脆弱中国的神经，致使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对西方文明高看一眼并试图摆脱落后的儒家文化的束缚。然而无论是清 政府短时间内颁布大量法律和单行法规，还是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进行全面、猛烈的抨击，亦或新中国成立后再一次大张旗鼓地打倒孔家店，都没能使儒 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现象意味着对本土文化反对的越是强烈，就越体现了中国人接受外来文明时在心理上存在巨大障碍。因为那些属于民众法而不仅仅是法 学家法的旧法依然生存于现代制定法的单薄的表层之下，它支配着民众的行为和法意识。[1]尽管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逐步建成，可是儒家活法 由传统儒家所倡导并内化为人们所广泛践行的柔性社会规范及其构造的事实与秩序[2]依然在我国司法实践及人们日常解决纠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法律 规范和儒家活法构成了调解我国社会纠纷的双重机制，但作为不同文化土壤所培育出的社会纠纷解决模式，两者在实际运行中并非相辅相成，而是处于相互竞争 状态。法律规范和儒家活法的冲突主要体现在：

（一）法律信仰与的人治依赖冲突

西方国家由于宗教传统和人文理性的双重支持，形成了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法律全面保护公民各项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引导着社会生活方式，构 建出了一种良性的社会秩序。我国尽管从清末引进西方现代法治理念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时间，可是人们却仍未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纠纷中倾向于选择人治的 解决方式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一方面，从我国传统社会的民众心态来看，人们通常认为博得了掌权者的同情和认可，就可以胜券在握。我国自古行政与司法合 一，而政治权力是万能的，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僚，被称作‘父母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务，无所不管。[3]行政长官手中的权力作为凌驾于一切约束之 上的力量，可因其个人的是非判断标准而左右事情结果，所以人们一旦蒙受了不能容忍的冤屈，就会向他们的父母官喊冤、寻求救助。另一方面，从司法实践来 看，我国行政权缺乏对司法权的尊重，行政权过多干涉了司法权的独立运作，而干涉的原因往往又产生于某个领导或几个领导对事件的看法、态度，甚至存在行政机 关发函、批条指导司法的现象，行政机关这种做法无疑向人们传达出行政权事实上高于司法权的信息。因此当纠纷产生，当事人自然希望通过获取行政人员的重 视和同情进而以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对人治的依赖也便有了产生和存在的空间。

（二）司法公正与差序格局的冲突

（三）主张个人本位与忽视个人权利的冲突

西方社会对个人权利的重视最早体现在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之后个人权利与生俱来并不容侵犯的思想便在整个西方世界确立起来。相比之 下，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及积家而成国之说。在法制上，明认家为组织单位，中国所以至今被人目之为宗法社会者，亦即在此。[8]在这种由单个家庭 构成宗族，又由宗族构成国家的传统模式中，个人权利自始至终都被湮没在家庭、宗族乃至社会利益之中。而就我国现今的法制状况来看，国家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 障仍处于较低水平，人们对自身利益的重视程度和为维护个人权利所做的斗争仍远逊于西方社会，个人利益往往作为较小社会利益的牺牲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 护。

二、冲突的表层原因儒家活法的竞争与干扰

【案例】山东省l县h村有一建材厂，由钱某从贾某手中转包而来，转包时正值贾某和卢某（建材厂上一任承包人）承包费纠纷的诉讼期间。在贾某和 钱某建材厂交接当日，卢某雇佣王某等一群地痞迫使建材厂停止经营，并声称建材厂是自己的，以后由自己经营。钱某几次试图与卢某交涉，但卢某均予拒绝，后钱 某找到陈某（卢某的同村，在村里较有威望并且在l县行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在陈某协调下，卢某给钱某回了电话，但仍坚持今后建材厂由其经营。由于建材厂 无法正常经营，钱某多次报警，但因镇派出所领导与地痞王某私人关系密切，所以每次出警均不正面处理情况，一旦认为不会发生恶性斗殴事件后便匆匆离开。无奈 之下，钱某到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建材厂的经营权归属，法院以卢某和贾某关于建材厂承包费一案并未审理完结为由，拒不受理。之后钱某又到县政府信访办公室反 映情况，但信访办公室以该案不属于其受理范围、镇派出所行为合乎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本案例发生于2012年8月，至今也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建材厂仍处 于停止经营状态。

虽然案例中的纠纷时至今日也没能妥善解决，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儒式社会中，人们解决纠纷所采取的方式遵循由缓和到激烈的规律，最后甚至可能演变成用暴力解决问题。当事人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通常遵循以下顺序：

（一）忍让

忍是传统社会对人的道德要求，是衡量一个人道德高低重要尺度，同时也是儒式社会中人的一种智慧的生存方式。尤其当纠纷发生在亲人、朋友、上下级、邻里之间时，碍于双方的情面以及今后的相处，个人通常倾向于顾及表面上的和谐融洽避免正面冲突，从而选择忍让的方式化解纠纷，但当纠纷的痛苦超过 个人能够承受的最高限度时，协商成为人们的接下来的解决方式。

（二）协商

协商是一方既不愿承受全部损失又不愿将矛盾、成本扩大而选择的一种合作方式。和谐、无讼、息讼的观念根植于人们的观念里，这种方 式最大益处是可以和平地就争议内容达成一致，达成的合意也更容易被履行。至于协议内容则可以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而定。商不必拘泥于特定形式也不需借助他人 的帮助，双方交涉起来灵活方便，同时节省了时间、金钱等其他方式所必须耗费的成本。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熟人社会里最为常见也最为有效。

（三）求助第三方

当纠纷已不能凭借个人能力得以化解时，儒式社会的人通常倾向于寻求比自己更具权威、更有面子，亦或是纠纷中的双方都认可的人来主持公道、化解纠纷。这些有一定话语权的人介入纠纷后，通常会要求双方给我点面子，这时候发生冲突的当事人便能够以保护仲裁者的面子为理由，放弃敌对姿态且不会 丧失面子。[9]在这个过程中，调解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对是非做绝对公平的评断，而是平息双方事端。同时，其所依据的是社会认同的伦理道德观念而非生硬的法 律。

案例中，陈某就担任了权威第三方的角色，至于最后第三方的提议是否被双方接受，则取决于两种利益竞争结果：如果通过第三人调和获得的利益 与坚持自己想法所获的利益相差不大，人们通常会基于情面的考量而接受第三人提议；如果舍弃的利益与自己能争取到的利益相去甚远，大多数人还是会委婉拒绝第 三方提议。

（四）诉讼

诉讼的结果虽然具有最高效力和强制性，但这种方式却并不为人们所信赖。案例中，钱某即是在陈某介入后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开始尝试用司法途 径。人们不愿选择诉讼途径的原因，一方面，司法人员往往因为人情、面子、关系、伦理道德等儒家软规范的干预做出与事实不符的裁判；另一方面，诉讼花费 的时间成本过于高昂，使得当事人耗不起。

（五）信访

由于人们的权力大于法律的感性认知和领导会为民做主的清官情结传统心理倾向，很多人会跳过诉讼环节，直接选择信访方式。即便事先选择了诉讼方式，通常二审裁判就意味着司法途径的穷尽，此时不服二审裁判的当事人便试图用信访方式推翻原裁判，重新启动司法程序。

三、冲突的根本原因迥异的文化背景

（一）基督教与近代法律的形成 1.基督教的地位

公元380年，基督教在罗马被定为国教，且伴随着罗马帝国的日渐分崩离析而获得了长足发展。中世纪的基督教掌控了欧洲大部分社会资源、政治权 利、经济权利，成为整个欧洲的精神核心。如果说古罗马时期，世界国家的行政统一依靠的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与罗马军队的强大武力，那么 中世纪西方世界的精神统一则完全依赖于以罗马教会为中心的基督教影响。[10]正是基督教利用其一千多年万流归宗的绝对统治地位，才有能力运用经院哲学的 方法建立其系统的法律体制，传承罗马法的法律传统，继而又孕育出灿烂的西方现代法律精神。2.基督教与法制

法制，相当于英文中的legal system，一是指法律制度的简称；二是指法律的体系、体制与构架的整体。[11]在西欧封建制度下，人们聚居在一个个孤立的庄园中，庄园实际上就是 一个个独立的小国家，彼此独立使得在不同庄园之间出现了纷繁多样、相互抵触的习惯和法令。很少有法律是成文的。没有专门的司法系统，没有职业的法律家阶 层，没有专业的法律文献。法律没有被有意识地加以系统化。[12] 在政权与教权处于激烈的斗争中，两者都急需寻找到支持自己具有最高权威的证据。直至11世纪末查士丁尼法典在意大利被重新发现，教会终于找到 了可以扩张自身权力于无形的方式制定法律。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颁布《教皇敕令》，宣布唯有教皇一人具有制订新法令的权力，之后颁布大量法令并 对教令、法令进行系统性的汇编、编纂，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法律体制。教会法律体制的日渐完备，迫使与之对立的世俗社会立法的发展，两者在互相对 抗和互相影响中使各自的法律体制越来越完善。3.基督教与西方法律传统

中世纪教会与世俗近千年的权力之争产生了西方重要的权力制衡理念，直接导致了近代西方分权制衡传统的形成。主教叙任权之争是教俗之争的典 型体现。主教叙任权之争是指教皇和君主争夺授予神职人员高级神职的权力的斗争，授权意味着地位高者赋予地位低者以权力，直接反应了教权和君权的高低。而在斗争中，双方都渐渐感到任何一方都无法取得完全的胜利，终于在1122年双方订立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达成妥协，于是，历时数十年的主教叙任权之争，暂时 告一段落，教皇的权势已发展到足以与皇权对抗的地步。[13]从此，确立了中世纪西欧约分权局面，教会需要节制地行使自身权力以给予君主足够尊重，而君主 也必须通过承认教会行使教权的效力以换取教会对君权的认可，这对近代西方分权制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教权与君权的司法管辖权之争还确立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及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仰。一方面，教会以法律、法令形式宣扬自己享有具有不容质疑的权 力，君主无力控制教会，因此必须承认这些律令并对自己加以束缚，反之教会亦然。在教会和世俗世界不断斗争和妥协中，法律超越教权和君权的权力载体被共同认 可，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中世纪形成了上帝即法律、国王应以上帝与法律行事的法制观，[14]法律因为和上帝、宗教相联系而被赋予了神圣 性，唤起了民众最感性和虔诚的信仰。

在中世纪，大学对同样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诚然，大学的兴起与西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但与此同时，也与早期基督教会学校 的影响和教皇的支持与控制离不开。[15]大学对西方法律的意义在于：第一，大学中经院哲学研究方法调和了权威典籍和现实的矛盾以及教规、法律、习惯等规 范方面的矛盾，成为教会法律体制和世俗法律体制形成的催化剂；第二，大学里法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浓厚的学术氛围诞生了大大促进了法学理论的发展，为近代 西方法律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理论材料；第三，大学培养出一大批的学者和法律职业者，他们对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做出精确的阐述，形成了西方由专职 人员上从事法律活动的传统。

（二）儒家传统社会规范

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进入发展缓慢，有些学者甚至用停滞、倒退来形容的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中国却踏上了独尊儒术通向文明巅峰的康 庄大道。因此在基督教孕育与之传统相契合的现代法律文明时，中国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已经发展为调节人与人关系的成熟的社会规范，也正是在传统社会规范、价 值取向、情感取向两千多年的影响下，才形成了上述儒家活法纠纷解决方式。1.亲亲法则及其衍生规则

（1）亲亲。儒家经典中最能体现出其对人的理想人格的要求的莫过于仁字，孔子认为仁就爱人，可是仁者之仁却不是平等的施于任何人 的，而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16]也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亲族才是最大的仁。《孟子·尽心上》又以亲亲，仁也对仁和亲亲的关系加以重申，并提 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论断，同样认可了爱有差等的观点。由此一斑可窥见在儒家文化中，血缘关系 是所有爱的伊始，亲亲是一个人成为仁者要具备的首要条件。亲亲理论一方面揭示了爱的自然倾向，认可并提倡爱有差等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人的偏 私提供了最原始的土壤，并以己为中心由血亲推及姻亲、由家庭推及宗族，然后一层层向外扩散开来，最终形成以亲密关系维系的私人道德来支配个人行为的处事方 式。亲亲法则是导致我国司法腐败、权利滥用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2）人缘之亲。虽然孔子的泛爱众涵盖了亲人、熟人、陌生人，孟子将老吾老及天下之老，幼吾幼及天下之幼[17]视为推行仁 心的方法，但亲亲却仍为仁者爱人提供了依亲疏关系而定的特殊次序。亲人与自己通过血缘关系产生的爱因为合乎人的本性而上升为一种道德要求，而熟 人较之陌生人同样会使人产生合乎本性的情感倾向，这种倾向具有以亲亲的道德要求所衍生出来的道德性。荀子说：友者，所以相有也[18]，意思是朋 友就应该相互帮助、庇佑。因此，以人际交往方式获得的人缘之亲不但以其道德性获得了社会民众的认可，更因其可以为关系中的彼此带来实际的利益而被人们 广泛践行。2.尊尊

尊尊法则是儒家伦理根据人的不同角色划分了尊卑，要求在君臣、贵贱、父子、夫妇、长幼、上下之间遵循应有的秩序和等级。《礼记·大传》里 云：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指这些伦理规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不可以被变革的。尊尊法则形成了中国人在交 往中服从、尊敬地位高者的传统。

传统社会里，受尊崇的人一般分为三类，如孟子所言：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19]，揭示了普天之下唯有社会地位高、年纪长、德行高的三类人应被世人所遵从，且这种排序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场合不同而进行相应变通。儒家文化赋予了君王、一 切贵族、官吏地位的天然优越性和特权的正义性，强调社会等级，要求人们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僣上[20]。而宗族内部尊尊和亲亲 是互相渗透的，在父为子纲和亲亲父为首的伦理和情感双重要求下，确立了家庭内部父亲的最高权力，且随着家庭扩张为家族，父权被不断上移并最终集中在年龄最 长的男性手中，这名男性长者便拥有了维持宗族内秩序、判定是非、教化年幼者的权力。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德高望重之人被视为人格典范，以至于曾子面对达 官显贵时有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21]的自信。有德之人不但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尊重和信任，同样使君王贵德而尊 士。中国人愿意求助权威第三方化解矛盾以解决纠纷的方式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3.人情、恩情、面子与报

人情是儒式社会所特有的可以根据人的主观感受而改变亲疏程度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指一种私交状态下的感情，即所谓交情或私交。[22]人情最初指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23]的基本情感，但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人与人的关系由家庭扩大至家族、部落、群体、社会，人情演变为人与人交往中的情分，并在亲亲差序格局及尊尊等级秩序的儒家社会伦理和道德要求中找到了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合理 性，发挥着为关系中的彼此带来持续利益的作用。但人情本质上是一种用于交换的社会资源，是应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24]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 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25]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

人情有轻、重之分，人情轻，接受者往往亏欠感较弱，而重的人情则成为恩情，儒家要求人知恩图报、以德报德。[26]《礼记·曲礼》云太 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由此看出报恩已不单单是一种礼节，而是通过礼的要求 上升为蒙恩者的义务。

儒式社会中与人情关系最紧密的是面子，两者往往不加以区分地作为人际交往的规则，被统称为中国人的人情面子观。对上述尊尊中所提及的地位高、年纪长、德行高这三类人，因为其身份，人们往往应无条件的给面子。

人情、恩情、面子及各自对应的回报构成中国人交往中的柔性规范，成为儒式社会人际关系的调节器。人们对这些规则的回应直接决定了今后彼此关系的走向，可以将双方关系拉得更近亦可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因此人们热衷于遵循这一规则来维持双方的亲密关系以进行社会资源交换。

4.规范及规范间的调和剂和

和是儒家文化追求的核心价值，儒家思想的一整套伦理社会规范实际上都是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27]这一和谐状态的追 求。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8]，与人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人与人社会生活的和谐，而万事以和为贵[29]不但是儒家伦理 道德对人们的要求，也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间的调和剂。

按照孔子的观点，人生于社会之中，不会单独发达，个人依赖于群体的和谐和力量，因此人们普遍接受牺牲小我换取大环境的和谐和利益的利益交 换交换法则。[30]传统社会中，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人们从小耳濡目染形成的心理倾向，当冲突出现时，人们通常会选择忍让的方式化解冲突。这也致使传统 社会里的人们是厌讼的，因为一旦通过打官司的方式解决纠纷，就意味着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从而违背了人们追求和的夙愿。

四、我国法律对传统的应有回应 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对于传统中国来说，我们的逻辑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31]；我们的经验是遵从 圣人所倡导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便能判断对错，决定进退；我们的法律为礼制保驾护航，凡礼之所去，便是刑之所取，失礼入刑，相为表里 [32]。但纵观现代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现代法制既不符合儒式社会传统逻辑，又抛弃了先前解决纠纷的经验，更没能有效避免儒家活法给国家法律施行带 来的重重阻碍，致使我国司法系统不独立、易滋生腐败，且法律运行成本高。

诚然，儒家活法中有些软规范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但并不能因此就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甚至在立法过程中忽视其存在。一个民族文化的改变是 缓慢、渐进的，这意味着现行国家法律将长期将面临儒家活法的竞争和干扰，忽视其存在只会陷入国家法律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窘境。更为重要的是，一个 民族的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法律脱离了其文化基础，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获得生命力，也不能为人们所信仰。因而我国立法应当积 极对儒家文化予以正面回应，一方面利用人们广泛认同的活法来化解社会纠纷，另一方面则要最大约束活法与现代法精神相悖的内容所带来的负面效果。通 过法律，尤其是程序法来构建国家法律与活法间的桥梁，弥合两者裂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至于如何约束活法的负面效果，这里限于文章篇幅，另辟文论 述。

第二篇：法理学分析

大学生就业学历歧视现象的法理学分析

摘要：本文以法理学基本理论即法的价值取向、法的作用、法的实施等几个方面对大学生就业学历歧视现象进行了法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这种歧视性就业现象的对策建议，主要是从政府法律规制、企业招工模式和劳动者权利三方互动中努力。

关键词：学历歧视 法理学

一 案例导入

1、学历门槛下的就业难

2012年9月以来，汕头大学09届法学毕业生王飞通过网申投递简历，然而在他有意愿的十余家大型企业中，一半以上企业对毕业生的院校背景有硬性规定，非211的同学连投递简历的机会都没有，这让他感到“忍无可忍”：“好比参加一场跑步比赛，非211、985的同伴们被直接拦在了赛场外，失去了同时起跑一决高下的机会。”在经过酝酿后，王飞于11月29日通过网络发出呼吁：对用人单位“211”“985”生源要求的歧视说“不”！王飞说：“‘211歧视’是一件关乎大学生切身利益的事情，单纯的抱怨或一味的忍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通过一件件小事去引起大家的思考，状况会越来越好的。”据了解，“211工程”和“985工程”是我国上世纪90年代先后在高等教育领域重点建设的项目。截至去年3月，全国一共有112所“211工程”，广东有4所，分别是：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最新的“985工程”院校一共有39所，广东有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2所入选。据统计，中大、华工、暨大、华师四所院校明年毕业生一共才36000人左右，本科毕业生为24000人，研究生1.2万人。而2013年广东省高校应届毕业生总数有42.3万人，四校毕业生只占我省毕业生总数的8.5%，如果用人单位只要“985”、“211”毕业生，那么90%的毕业生势必找不到“饭碗”。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副处长谢向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将一些与岗位本身无关的要求列出来，是绝对不合理，也不允许的行为，限制了一部分毕业生的权利。但他表示，“这是个别单位的个别行为，要另案处理。”王飞认为，2008年1月1日正式实行的《就业促进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我们之所以要求这样的权利，是因为没人可以证明经过四年的再积蓄之后，非211、985的学生在就业能力方面就必然低于985、211学校的学生。”王飞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目前他集中收集了几个企业的招聘广告等资料，已留有证据，同时也在联系国内著名法学教授帮忙出具法理分析，更好地佐证歧视的存在及其不合理，预计明年1月份诉讼。“毕业前，去一趟法院是我的心愿。”

2、学历歧视的含义及出现的原因

歧视作为一个概念基本含义人们能够予以感知，但是其内涵与外延人们尚存争议。劳动经济学的学者往往将歧视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招聘歧视是指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工人仅仅因为他们所属的人口群体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或者说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工人与劳动生产率无关的个人特征的评价，即判断是否有歧视存在的一个关键标准就是区别对待是否有合理的职业要求，如果是基于个人优点和能力的区别不构成歧视，而如果是区别对待明显缺乏客观性及合理性，则构成歧视。案例中的学生王飞由于简历无法通过有学历这一硬性条件的网申，而不能获得一次去理想企业求职的机会的现象是一种典型的就业中的学历歧视现象。

在实际生活中，学历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以之为硬性条件的招聘需求，成为部分毕业生难以迈过的门槛。而对于招聘歧视现象普遍出现并趋于严重的原因，一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用人单位无法在雇佣劳动力之前辨别劳动力的生产率的大小，因而将文

凭视为应聘方向雇佣方传递的一种代表其生产率大小的市场信号,因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文凭歧视和院校歧视的行为。二是，随着高校扩招和毕业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就业岗位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就业供给与就业需求之间的不均衡日益严峻，激烈的竞争中，给了用人单位更多的选择权，而就业者日趋处于被动选择的地位。三是，法制的缺失和大学生个人的权利意识淡薄导致学历歧视大行其道。面对学历歧视，一方面，我国缺乏明确的反就业歧视的成文法，缺乏有力的制度和法律约束，另一方面，大多数受害者一般都或者不去追问其合理性，或者明知遭受歧视而忍气吞声，像案例中的王飞一样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权利的例子太少，这样的结果导致学历歧视等招聘歧视现象大行其道。

二 学历歧视的法理学分析

1、学历歧视有违社会正义的法治原则

正义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罗尔斯说，公平是正义的基础，正义不外乎公平，而公平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权利的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应保障我国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公民不得因民族、身份、职业等而受到歧视。二是机会公平，所谓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如何解决拥有作为一种资源的机会问题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平等的应当予以平等的对待，不平等的应当予以不平等的对待。三是分配公平，每个人应当按照其对社会、对团体、对组织的贡献来分配其应得的东西。

就业机会的平等是每个人需要发展和追求幸福的条件，如果一个外人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却由于就业中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由于个人能力之外的、与工作无关的的因素导致无法获得平等就业的机会，这是很不公平的，且有违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的。这不仅仅是对社会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对就业者的人生和幸福是很大的打击，更是对人格尊严造成严重的伤害。案例中的学历歧视使得非重点高校大学生王飞不能获得与其他劳动者均等的求职机会，而使以他为代表的普通高校的学生群体不具有与“985”“211”院校学生平等的机会。案例中，他未经任何考核，仅因其学历背景而直接拒绝接受其简历严重损害了其平等就业的权利。

2、学历歧视是一种违法行为，相应企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行为与法律的要求是否一致，人们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合法行为指行为人实施的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行为；违法行为指违反法律规范的要求、应受惩罚的行为。法律规定了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要求法律范围内的组织和个人严格依法行动，对于违法行为，当事人或组织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后果。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劳动平等权的保护，制定了大量规范性的文件。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针对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定主要由以下法律规范构成：《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成为我国劳动法的立法依据和重要渊源，是对我国劳动者平等权利保护的最高位阶的法律；《劳动法》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全国统一的综合性的劳动法律，其第12条、第13条分别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就业促进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此外，《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第11条规定：“用人单位在招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民族、种族、宗教信仰为由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录用标准”等为有效地禁止、杜绝就业歧视行为和真正实现就业平等提供了法律武器。以上规定表明，以任何无关职业内在能力要求的外在因素剥夺劳动者平等就业机会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本案例中，这也是王飞能够利用的法律武器，他的证据如果能够证明相关企业确实违背了以上法律规定的要求和原则，是可以主张自己权利，并运用法律武器惩罚企业不合理行为的。

3、法律调节实现利益协调，助推就业公平的社会风气

认识和协调利益是立法的核心问题，法律通过设定权利和义务，通过自行调节和强制性

调节尤其是强制性调节，实现利益的再分配，达到纠正社会畸形的目标，使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在我国，因就业歧视引起的社会分配不公和人格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给目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造成极大威胁，甚至带来诉讼、自杀、暴力乃至凶杀等案件。《反就业歧视法》是落实宪法保障人权和公民平等的劳动权的重要成果，通过健全立法和法律的有效执行，有利于纠正社会用人歧视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此案例中，当王飞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直接导致自己的就业利益受损时，选择收集证据，利用法律救济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为更公正分配社会的利益而争取，体现了法律的独特作用。相比于道德，它更能其道立竿见影的效果。

4、法律实施影响就业维权，导致学历歧视缺乏强制约束

法律实施是将法律规范的要求转化为人们的行为、将法律规范中的国家意志转化为现实关系的过程，是使法律规范的抽象规定具体化、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过程。由于执行主体、体制和法律方面的原因，会导致法的实施结果与立法目标不一致，难以产生纠正效果。就本案例来说，一是，我国现有关于劳动就业法律法规由于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导致针对就业歧视问题的法律决策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尤其是在原则性规定之外，缺乏其他法律方面的配套机制。二是，一些地区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制定了一些歧视性的就业政策，这就使得缺乏反就业歧视的有力执法机构。重点高校实际上地方政府为了本地人才战略而花巨额投资的教育高地，作为地方执法机构的地方政府并无意愿阻碍学生扎堆报考重点高校，且无动力防止求职中的学历歧视行为。基于以上原因，尽管有一定的关于就业歧视的立法原则，但其实施绩效不明显，导致教育不公及由此带来的求职歧视普遍存在于大学生就业中。

三 纠正学历歧视的对策建议

解决学历歧视问题，需要国家的公平规制，也需要企业的理性用工，更需要培育就业者权利意识，在三方的互动中才能使问题得到缓解。在工业化国家，三方的互动有不同的形式，大都取得了成效。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国家规制而言，一是需要填补立法和政策空白。“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的规定，应该增加社会身份、健康状况、年龄、身体特征等规定；二是加大现行法律对企业就业歧视的处罚力度，我国的就业法属于初级阶段，就业歧视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国家劳动立法的关注点，我们当然不可能像欧美等国家一样建立非常完善的制度，但政府等部门有必要加大就业歧视的处罚力度，对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等进行明确的规定；三是逐渐改变行政主导的高效办学模式，放开教育公平，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以此带动实现求职公平。

其次，就企业用工而言，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招聘行为，充分尊重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一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自发杜绝歧视性的招聘模式，制定科学的人才识别模型，降低简历初始识别的门槛，这样更能够充分保护毕业生就业平等的权利，在选择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毕业生对于岗位的胜任力，而不是其院校、学历等外在因素。二是加强上岗后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就业援助，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再次，就培育就业者权利而言，要提高自己的维护权利的意识，自觉识别和发现歧视性的招聘行为，对于明显违法的差别对待用工行为，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美国，法律能够保障就业者受到歧视后进行诉讼，在德国，由于有工人运动的传统，就业者权利受到比较健全的法律保护，社会身份、性别、宗教信仰等形式的歧视很少发生。

此外，有些企业并不知道自己设置的招聘条件已经涉及就业歧视，只是根据自己以往的招聘经验设置条件因此需要政府、媒体加大引导和宣传力度，促使用工企业调节自己的招聘模式，逐步改变不公平的招聘模式，更科学合理地识别出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理论分析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理论分析

2014级社会工作 王子傲炳 104042014026

摘要

随着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民众对现实生活以及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2016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也恰好反映出如今民众的经济利益诉求越来越高。首先，多起群体性事件发于同一利益诉求，如由e租宝非法集资案、高考减招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多地发生；其次，随着事件影响范围的扩大，媒体聚焦，报道增多，强化了民众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进而“乐于模仿类似行动以取得关注”。而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是更加深刻的经济社会问题，本文将以社会冲突理论的视角，对今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冲突 利益诉求 社会功能

一、群体性事件及其产生原因

所谓群体性事件, 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 扰乱社会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这一界定指出了群体性事件的聚众性, 突出强调群体性事件的违法性和危害后果。下面列举一些2016年发生过的比较重大的群体性事件。

3月 黑龙江龙煤集团讨薪事件 5月 江苏抗议“减招” 6月 北京家长抗议毒跑道 6月 西安抵制网约车

6月 湖北仙桃抵制生活焚烧发电站 7月 多地因海南仲裁案抵制肯德基 8月 广东深圳抗议兴建垃圾焚烧厂

近几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频发，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改革深化，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压力增大，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玉经济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由于受到多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使得劳资矛盾也更容易滋生。不同的价值观念也使得各方的利益更加难以协调，严重的则直接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都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且随着党内防腐工作的深入，民众越来越多地看到官员们“抢占”了许多社会资源，损害民众利益，这也不免引发民众的情绪，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但究其本源，群体事件的核心还是利益分配问题。

二、基于社会冲突理论视角的视角分析

社会冲突理论主要代表达伦多夫提出社会并不总是均衡一致的系统，冲突也并不是社会的非常态，社会具有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均衡一致的，另一面则是充满冲突的。也就是说，社会冲突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一种常态，甚至可以说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群体性事件是很难避免的。

科塞的社会冲突论认为冲突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以破坏甚至伤害对方为目的。根据这个定义，科塞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各种物质性东西的分配不均和对非物质性东西的价值判断不一致。由此看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对立的双方基于不同的价值观而产生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而引发的社会斗争，是对社会资源的诉求。

如上文列举的黑龙江龙煤集团讨薪事件。从以往的新闻事件中我们知道“老板拖欠员工工资”这类事情也不是这一时的事件，而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长期的不到有效解决，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保障显得不那么有力。因此，往深层次讲，这类事件的发生时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人民群众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得不到重视，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也是当前社会现实的反映，党和人民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党员究竟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值得深究，人民不相信执法部门，人民群众对党失去了信心，最终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来争取自身利益。

以社会冲突理论视角来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本文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从冲突理论的视角分析也同样地具有不可避免性。通过以上案例纵观我国近年群体性事件特征，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是一种社会的常态，我们应该客观分析与评价，同时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其根本性的原因，它也反映了我国所处的时代的特征与社会的背景。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本身具有冲突性质。从原因上讲，归根结底，就是物质资源分配不均，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不一致导致的。在当今社会的突出表现就是权力、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而引发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复杂化趋势，然而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这导致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三）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中指出，社会冲突有负功能亦有正功能，这取决于冲突的性质及社会群体或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一般而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负功能比较明显，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如：损害政府和国家机关形象。在当前社会中，许多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根源都与政府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教育部的减招、拆迁、领导贪污等问题，人民群众对政府执政能力对公职人员办事公信力产生了怀疑，严重破坏政府公信力和形象。2.破坏社会秩序。许多群体性事件是带有暴力行为的，例如打砸汽车、乱拉横幅、阻碍交通，还给周围百姓造成混乱玉恐慌，对人们的心灵产生巨大的消极的影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健康。

（四）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调节的观点，即社会冲突时客观存在且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可以从其中获得启示。既然群体性突发事件客观存在，不可避免，我们可以从社会调节的角度来探索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理，这有利于今后预防甚至是后续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不导致进一步恶化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既然有冲突必然有相互对立的利益群体，那么在处理问题时，党和政府应该牢牢抓住这一矛盾双方，成立必要的专门处理群众性突发事件的公共机关，制定必要的规则，加强立法，正确及时合理地处理各类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强建立社会的安全阀机制，避免不必要的社会冲突。

参考文献

[1]王战军：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其多维分析,《政法学刊》，2006年第5期。[2]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京出版社，2001，（5）。[3]黄建宏、肖显富：社会冲突理论启示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老区建设》2009.14;33-34。[4]王洪、刘芳：《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分析》

第四篇：法理学案例分析

法理学案例分析

四川的泸州的黄永彬与妻子蒋伦芳结婚30多年，有一养子。1994年起黄开始与张学英来往，1996年起二人公开同居，依靠黄的工资（退休金）及奖金生活，并曾经共同经营。但黄永彬与蒋伦芳并未离婚。2001年2月起，黄病重住院，蒋伦芳一直在医院照顾，法院认为其尽到了抚养义务。4月18日黄永彬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4月20日，该遗嘱在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黄去世后，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拒绝。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照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从5月17日起，法院经过4次开庭之后（其间曾一度中止，2001年7月13日，纳溪区司法局对该公证遗嘱的“遗赠抚恤金”部分予以撤销，依然维持了住房补贴和公积金中属于黄永彬部分的公证。此后审理恢复），于10月11日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认为黄某的遗嘱虽然是其真实意义的表示，形式上也合法，但遗嘱内容存在违法之处；且黄某与原告的非法同居关系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黄某的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因此是无效的。本案的判决一方面获得了当地民众和一些学者的支持，；另外很多法律界人士却认为这是道德与法和情与法的一次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所作出的一起错案。并认为在有具体的实体法规则——《继承法》可依的情况下再依据法律原则，这样的判决是错误的。对此你是怎么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先来看下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

在法律诸要素中，与法律原则相比，法律规则具有三大特点：①微观的指导性，即在规则所覆盖的相对有限的事实范围内，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②可操作性较强，只要一个具体案件符合规则设定的事实状态，执法人员可直接适用该规则，一般公民也较容易地依据规则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③确定性程度较高，与原则相比，法律规则的确定性程度要高得多，这个确定性包括它的内容相对明确与恒定，它的效力也较为清楚明确。

法律原则的作用是法律规则所不能替代的，它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三方面：①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或出发点，对法律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理解法律规则也有指导意义。②直接作为审判的依据。许多法律原则可直接作为断案依据，这些原则的作用与规则无异。③法律原则可以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以纠正严格执行实在法可能带来的不公。当某一案件的特殊事实导致适用原有规则不公正时，法律原则可作为断案依据。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同为法律的要素，两者有共性，在规则与原则有一个边缘地带，甚至有些法律要素究竟属于规则还是原则是难以定位的。不过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区别还是明显的：①在对事及人的覆盖面上，法律原则较宽，法律规则较窄，即法律原则有更大的宏观指导性，某一法律原则常常成为一群规则的基础。②在变化的速率方面，法律原则有较强的稳定性。法律原则通常是社会重大价值的积淀，不会轻易改变，相比之下，法律规则的改变要容易得多。③在是否适用的确定性方面，原则较为模糊，而规则较为明确；当原则与原则、规则与规则相互冲突时，选择的方法也不同。冲突的规则的适用常常是要么无效，要么有效，确定相互冲突的原则的适用时，常常要对冲突的原则所代表的利益做出权衡，相互冲突的原则必须衡量或平衡，某些原则比其他原则具有较大的“分量”。

本案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的适用的问题。毫无疑问，本案是一起遗嘱遗赠纠纷，应该适用《继承法》。从政已经证明了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合法；从而现行《继承法》的条文中，确实看不到禁止“第三者”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的人接受遗赠的内容和规则。《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送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从而确认了遗赠的合法性；第19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明确规定了遗嘱遗赠限制的范围。也就是说，只有在剥夺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遗产份额的情况下，遗赠才可以受到限制（撤销、宣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由此，很多法学家们解释说，立法者的原意是最大限度地重当事人也就是立遗嘱人的意思自治，在符合其他形式要件的情况下，遗嘱的内容即使是违反道德乃至违法，只要不涉及上述必须排除的情况，就应认为其为合法有效。这种严格依据法律规范的解释对法官来说也是一种分校最小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会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作出这种选择，这样，即使判决原告胜诉，任何人都不会说这是一起错案。然而在民众乃至全国民众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样判决引起人们直接的问题就是：如果按照现行的《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张学英的诉讼主张，那么也就是肯定了“包二奶”的行为以及他们对合法婚姻家庭的侵害，并承认了他们可以从这种违法行为中获益。这种结果不仅违背了《婚姻法》的原则和规定，而且和公序良俗这一民法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这是显而易见的。

《民法通则》是《继承法》的基本渊源和上位法。继承属于一种民事行为，尽管有其特殊性，但是必须受到民法基本原则的统辖，这是确定无疑的。民法基本原则应该贯穿在一切民事法律规范和制度中，继承法的具体规定可以与其他民事制度以及其他民事法律规范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则和精神却不能与《民法通则》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这是由法律渊源所决定的。《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要件之三：不得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58条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包括：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获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并建立了对无效或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救济措施。这些原则和内容在其他民事法规中无一例外的加以体现。例如《合同法》等。再者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里的婚姻无疑指的是合法的婚姻。《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渊源。在这里，如果根据对《继承法》的机械适用，破坏合法婚姻家庭的当事人不仅不会得到法律的谴责和制裁，反而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并由此获得利益，这显然是违反立法者意图和法律的目的的。

由于社会的发展，现行的《继承法》的许多条文已经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与《婚姻法》乃至《民法通则》和《宪法》的原则都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在法律体系中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例如，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后，《继承法》的许多规定都已经落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于狭小，在当事人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私人的财产可能被收归国有而不能由他的其他亲属继承。由此可见，《继承法》的一些条文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规则和规则之间出现了漏洞。

因此可见，单纯地适用法律规范是不行的。当由于现行的法律规范和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时候，当法律规范的规定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相违背的时候，我们应该适用的是法律原则。因为原则的抽象性、高度适应性和概括性使得它在适用的过程中具有长时间的韧性。在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出现冲突的时候应该适用的是对法律体系全局具有指导作用的法律原则。

2001年10月16日，中国足球协会对长春亚泰足球队进行了处理，剥夺其甲A的升级资格，该队最后一轮甲B联赛的上场队员被禁赛一年，主教练被禁止担任教练1年。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国家队体育竞赛实行分级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管理。

问题：作为行业协会的中国足球协会对本案是否有执法权？为什么？

某县县委书记杜某为官清廉，受当地群众信赖。一次，当地群众举报，该县法院审判的某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案件不公正。杜某便亲自进行了调查，调查后确实发现该案件的处理上有悖于法律规定。于是他便找来法院有关人员进行谈话，通知该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进行再审。法院在接到通知后迅速再审，使得冤案得以昭雪。杜某因此也大受舆论赞扬。

相关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判，可由上级人民法院和本院院长提交该审判委员会再审。

问题：该县委书记的做法是否合法？试结合“司法原则”进行评析。

答案

马某与赵某系生意上的朋友。2002年7月8日，两人在饭店喝酒，马某说起现在生意难做，不讲信义的人越来越多。赵某随声附和。一向爱开玩笑的马某说：老兄，凭咱们的关系，我就给你张借条玩玩都放心。马某随即写了今借赵某人民币6 000元的字条，签署自己的姓名后放在饭桌上。不料，几日后，马某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方知赵某竟以该借条为据将他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他偿还借款6 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马某向赵某出具了借据，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故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

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3款：“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问题：该案的主审法官的做法是否正确？试分析该案主要涉及的司法原则。（根据考研试题改编）

本案中的中国足球协会对本案有执法权。该案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中国足协的性质主要是行业协会而不是行政机关，中国足协的行为主要是根据国际足联和自己的章程作出的，那么，中国足协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侵犯相对人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司法审查的对象。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他机关或组织作出的管理行为是否也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但是，从行政法法理以及实践来看，不具有行政机关身份的组织由于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也可以称为行政管理者，从而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本案中的中国足协，虽然属于社会团体法人，不享有一般行政管理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已经有相关规定授权：“国家对体育竞赛实行分级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从法理上讲，中国足协属于受到法律授权的社团组织，应该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利，由此带来的损害后果，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

本案还折射出国家权力干预与市民社会自治的关系问题。中国足协属于行业自律组织，有权根据章程的规定作出处罚行为。但是，作为自律产物的足协章程同样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行业协会开展活动的基本前提。在我国公共行政演进过程中，原来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域，逐步让位于一些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去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业协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更不意味着它们与相对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事关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仍然属于行政主体所为，仍有执法权。从法理上讲，部分公共事务由社会组织承担由其管理后，这些自治组织仍没有脱离国家的监控和授权，在实践中，一方面要尊重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将具体事务的处理让于该组织；另一方面，针对一些重要的管理行为，应当有一定的法律规范，在任何时候，行业组织的管理权来自于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并且不能超越国家的法律规定。

该县委书记的做法，虽然用意是好的，并且取得了好的结果；但是，严格从法治原则对司法的要求来看，他的做法不合法，违反了司法独立原则。因为：

（1）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这依然成为一条根本法上的原则。

（2）司法独立原则的内涵主要包括：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办事，准确适用法律。

（3）在该案中，该县委书记和有关法院谈话、并且通知法院再审，这不仅干涉了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而且，该县委书记变相地行使了司法权，违背了司法独立的原则。

另外，法院的立场也不够坚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判，可由上级人民法院和本院院长提交该审判委员会再审。这条法律规定表明，对错判的判决、裁定等进行再审的提起主体是上级人民法院和本院院长，县委书记没有这项权力。

（4）该案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在实践上区分党的监督和党的干涉？党的领导是宪法原则，任何机关都要接受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应该仅仅限于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决不能由地方党委代替司法机关审批具体案件。该案中的县委书记恰恰是代替司法机关审批具体案件。

该案的主审法官的做法是正确的。该案主要涉及到的司法原则是法治原则，同时也涉及司法的平等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具体来说：

（1）司法的法治原则是指在司法过程中要严格依法司法，可简单概括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是指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的处理决定，只能以被合法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和依法推定的事实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由于“证据”在获取、保存、复现等环节可能会出现与原来事实不相符的情况，司法中所依据的事实只能是合法证据证明的事实以及法律推定的事实，这时，法院只能依据以上获得法律事实进行裁判。在该案中马某向赵某出具了借据，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法官依据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所谓以法律为准绳是指司法机关司法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把法律作为处理案件的唯一尺度和标准。该案中，有关法律明确规定了法官在证据认定上的权限和程序，该法官支持赵某的请求，可以说体现了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2）该案还蕴含了司法的平等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平等原则是现代法律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司法平等原则具体地体现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它是指各级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行使司法权时，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有何差别，也不论其出身、政治历史、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何不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和差别。司法独立原则。即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条根本法原则，也是有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法律如何保障自由的实现？

法律保证自由实现的方式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说，法律保障自由的一般有三种方式。

第一，以权利义务方式设定自由的范围以及实现方式。以权利义务方式设定自由的范围以及实现方式，实质是将自由法律化为法律自由。法律规范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为每一个人及整个社会活动提供基本方案。在法律调整中，权利规范确认和描述了主体的自由及范围；义务中的禁止表达了对他人自由不得妨碍的要求；义务中积极作为的规定，对应了权利人自由的要求，即通过作为方式构成权利人自由实现的条件。由此，法律为每一社会活动主体划分出了自由的范围，确定了主体间在自由行动中的相互关系。在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设定中，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自由的选择和安排，而且包含着对各种自由实现方式的选择和安排。比如，法律上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婚姻家庭权利等，都是对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自由的确认。又如，法律上对公民在参加选举中提名方式、投票方式的安排，对经济活动中开办企业的基本条件、过程的安排，等等，都是对自由实现方式的设定。权利义务包含着自由实现方式的设定。这些设定，为每一社会活动主体和整个社会的自由活动提供了基本方案，为自由的享受提供了前提。

第二，将责任与自由联结。在社会活动中，自由是可能被滥用的，自由的主体可能滥用自由进而损害他人的自由及其他利益。法律防止这种可能性的重要手段就是设定法律责任，以此向社会表明滥用自由将承担的不利后果，责任的实现将伴随着由国家实施的法律制裁。这是一种实体法上的保护手段，它加强了对权利义务所设定的自由活动方案的保护。

第三，设置国家权力及正当程序以提供救济。当社会活动主体的自由受到侵害，不可能也不能由各主体自行强制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各主体自行实施法律必将造成对自由更大的侵害。因此，确定违法者责任和对其实施法律制裁应当是一种国家权力，需要由专门国家机构运用。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说，法律是一种国家意志，当国家通过法律将一种自由确认为法律权利后，即意味着国家承担了保护的责任，当这种权利受到侵害时，国家有义务对受害者提供救济，追究违法者的责任。因此，国家在通过法律确认权利时，必须同时通过法律设定专门实施法律救济的机构及职权，并设定救济的正当程序。这种设置具有两重的意义：一方面，保证有专门的机构和权力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恢复被损害的自由；另一方面，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而威胁和侵害社会自由，给个人和社会组织造成危害。对于后一意义历来是许多学者所强调的，因为国家滥用权力对自由所造成的危害之烈，通常要远甚于个人滥用权利，且更难寻求救济。

28岁的甘肃打工者王斌余，因急需钱给父亲治病，并且自己因身体原因不想继续打工，和弟弟一起准备向包工头吴新国处要回当年的工钱。2005年5月11日晚，兄弟俩到吴新国住处讨要工资时，吴新国一直没有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他俩走。吴华骂哥俩像条狗，用拳头打王斌余，还用脚踢他。苏氏父子也对兄弟二人连踢带打。“为什么我活着总是让人欺负？!”愤怒的王斌余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将苏志刚、苏文才、吴华、苏香兰相继捅倒在地，又见吴新国之妻汤晓琴扶着被捅伤的苏志刚蹲在墙根处，王斌余持刀又将汤晓琴捅伤，最终酿成四死一伤的惨案。王斌余杀了人后没有逃跑，而是投案自首。“他们这样欺压民工，却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我就是要杀了他们。我杀了他们，并不是我想的，这是命运的安排吧。”对于自己的所为，王斌余没有后悔，“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这样活着太累了！”

（案例来源http://news．sohu．com/20050905/n226867603．shtml）

问题：民工王斌余只是想要讨回工钱，找回属于自己的“正义”，但却酿成了重大血案，等待他的必然是法律的制裁。在这起案件中，法律和正义冲突了吗？为什么？

（1）尽管本案中王斌余的遭遇让人同情，但我们仍可以肯定地说，法律与正义并没有冲突，毕竟在我国不存在严重缺乏“正当性”的恶法去阻碍正义的实现。只不过在涉及王斌余的分配正义的实现受阻时，王斌余采取了自力救济，而未拿起法律的武器予以抗争。而他自力救济的结果是又破坏了关涉他人的分配的正义，从而唤起了校正正义的实现。这种校正正义的实现也就意味着他将承受法律的制裁，从而为自己的不理智付出代价，尽管他可能深藏着很多苦衷。

（2）在法律生活中正义有积极的评价和推动作用，而法又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实现正义。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需要人去执行，也许这个执行过程并未创建一个通畅便捷的运行正义之路。这虽然是一个个案，却仍然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是社会治理在某一方面机能失调、制度调节失效的一个表征，也见证出世道人心，值得引起我们高度的警醒。王斌余并不是完全缺乏法律意识，他在“自白”中谈到，他找过劳动部门，也找过法院，但却都没有为他解决难题，最后导致他在非理智念头下自行正义。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如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能高效的履行它们的职能，也许王斌余案这样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3）可见，国家一定要努力通过法治的轨道来解决问题，通过法律来关怀和救济“穷民而无告者”，通过法律来援助和支持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来运行和实现正义。只有通过法律运行正义，方能真正帮助千百万个“王斌余”，使他们不再出现他那样的悲剧；也只有通过法律运行正义，方能为建设一个真正合作与和谐的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1）2003年3月17日，一个叫孙志刚的普通外来工，因为没有带暂住证，在广州被收容，60多个小时之后，非正常死亡。这起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案件，引起了广泛反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都先后作出批示，要求依法彻查此案，严惩凶手。《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中央媒体都先后作了报道。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沈岿等5位法律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孙志刚案成立特别调查组，同时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在这5位法律学者之前，还有许志永、俞江、滕彪等3位青年法学博士在5月16日，就孙志刚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建议书，要求对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关条款进行审查。

（2）2005年9月11日太石村村民合法罢免现任村委会主任的要求已获得番禺政府同意之后，9月12日，政府突然又派出近千名警察进入太石村“维持秩序”。《番禺日报》9月1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依法办事，从我做起》，援引《信访条例》第18条为此举提供理由，强调上访人数不应超过五人，而“太石村动辄数十人上访的本身，已经违反了有关法规”。“只有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社会才能和谐地向前发展……”

问题：由以上案例谈我国法的评价标准系统。

法的评价标准就是在法律上对各种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时所遵循的准则。它主要是用来解决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价值确认问题，即按一定的标准来确定什么样的要求、期待、行为或利益是正当的，是值得肯定和保护的，并根据每种价值的大小来确定其在价值体系中的位阶；第二类问题是价值平衡问题，即按一定的标准来寻求各种价值得以共存的条件，并在两种价值发生冲突不可得兼得时确定如何取舍。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应当坚持下述评价标准或准则。

第一，生产力标准。一种行为是应予保护还是应予废止，一项具体的法律措施是应予肯定还是应予否定，首先要根据其是否有利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我国的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定。

第二，人道主义标准。一切政治、法律措施，一切社会活动，只有当它有助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与能力的全面发展时，才是有价值的。以任何借口去粗暴践踏人权的行为，都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都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所允许的。

第三，现实主义原则。对法律现象进行价值评价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而不能从脱离现实的“美妙理想”出发。

第四，历史主义原则。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法律现象进行价值评价时，必须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即要站在历史发生的“当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历史，而不是站在“现在”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历史。

前两条原则是实质性原则，后两条原则是程序性原则。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并非像几何定理那样简单，只有通过深入的社会实践才能学会准确而灵活地运用它们进行价值评价。

张某和王某于2000年在双方的户口所在地的某市甲镇登记结婚，后因夫妻关系不和睦协议离婚，并就共同财产、子女抚养等问题达成了协议。2002年6月，两人通过熟人到某市乙镇人民政府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03年3月，张某车祸死亡。同年5月，乙镇人民政府收到某律师的意见书，认为乙镇政府对张某、王某的离婚登记行为属越权行政，应当予以纠正。乙镇政府于5月9日作出撤销张某与王某离婚登记行为的决定。王某不服，向某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认为乙镇非任一方户口所在地，乙镇发放离婚证书属于行政越权行为，乙镇自行撤销行为并无不当，故维持了乙镇政府的行政行为。王某不服行政复议，又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乙镇政府作出的撤销离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审法院受理后认为乙镇政府行为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问题：谈谈法律推理在本案中的运用并评析法院的判决结果

法律推理是法律人将形式逻辑运用于处理案件过程的思维形式。法律推理贯穿于法律实施的整个过程。

（1）本案存在三个法律推理：一是从乙镇人民政府在撤销自己的行政行为过程中，根据行政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其权限内行使权力。乙镇政府在认识到自己行政行为越权后，即作出了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此法律推理中，行政机关选择适用的大前提是行政法律规范。第二个法律推理是原告王某认为其与张某在离婚过程中意思表示真实，对财产和子女抚养上亦不存在争议，且办理了登记。因此，其离婚的民事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故认为乙镇政府的撤销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在此推理中，王某适用的是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但不符合其中规定的离婚的形式要件）。第三个推理就是法官在处理该案件中运用的法律推理。遗憾的是，法院的判决并没有解决前两个三段论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2）法律推理是在法律争辩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是一种寻求正当性证明的推理。而且，在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推理和法官的推理究竟何者具有权威性，并不是以其身份来划定，而是看其推理是否有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要理性、逻辑地而不是机械地适用法律，有时需要对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作出权衡。本案中，面对张某和王某仅是离婚登记主体错误，而各种实体要件均都具备，并且考虑到婚姻关系的不可逆转性和撤销婚姻的法定性、限定性，是不宜简单用撤销的方式予以纠正的。法官应该也可以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本案。

（1）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透露：为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度，明确各级各类公共卫生机构职责分工，实施问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卫生部组建了疾病控制局和卫生监督局，负责推进依法行政，加强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职业环境卫生等公共卫生监督执法，以维护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2）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平安浙江‟建设。”

问题：从以上案例谈法维护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法律从以下方面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第一，确定权利义务界限，避免纠纷。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资源之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纠纷冲突的重要原因，而法律则通过确定权利义务的界限，将有限的资源按规模的标准在社会成员之中分配，以定分止争。法律一般以三种形式划定权利义务的界限，一是由法律直接设定权利义务，并赋之以明确的内容。二是法律只提供依据或规定某些标准，由当事人自行设定权利义务并确定具体内容。三是法律设立了权威解释制度。针对一些权利义务模糊之处，依据一定的法律原则进行解释或加以推定，弥补社会生活秩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破绽。

第二，以文明的手段解决纠纷。纠纷是难以避免的。鉴于此，社会秩序的建立还必须辅之以解决纠纷的手段，而法则是文明社会里解决纠纷的最重要手段。

国家产生以后，为了避免在相互循环的暴力冲突中造成人身与财产的无谓毁损和社会秩序的动荡，法律逐步以公力救济手段取代私力救济手段，来解决私人纠纷。公力救济主要指司法救济。在现代国家里，私人可以通过一定的司法程序，与对方平等辩论，澄清事实，得到依法做出的裁判，使冲突和纠纷得到缓和和解决。

第三，对社会基本安全加以特殊维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等属于社会基本安全，它们是人类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最起码条件。此种条件若不能维持，则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将被打破，社会将陷于一片混乱，一切秩序都将不复存在了。所以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对社会基本安全加以特殊的维护。这种法律中最典型的部分即刑法。

（1）二战后，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加强了对人权的普遍关注、保护和救济，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等。

（2）罗伯特·科尔布（Robert Kolb）在《论人道干涉》中认为：

“认为每一次干预都仅仅是被隐藏在愤世嫉俗的慷慨言辞下秘而不宣的动机所支配，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不错，这些干预从来不是出于绝对无私的理由，不过这没什么奇怪。由于这些干预是因为保护基督徒而采取的，所以它是有选择性的，这也是事实。然而一些干预也符合了、至少部分符合单纯的人道信念，它们扎根于19世纪广泛认同的思想意识领域，这种定型的思想意识以人道价值为中心，这也是当时所谓的„文明国家‟观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问题：从以上案例谈人权的国际法保护。

二战后，鉴于纳粹法西斯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侵害各国人民人权的暴行，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人权的普遍关注、保护和救济。一个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由80多种人权法律文件构成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完善。国际人权法大体包括以下四类：第一，人权宪章类，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防止和反对种族歧视类，如《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三，特殊主体（社会弱者）人权保护类，其中包括对妇女权利、儿童权利、难民和无国籍人员的国际保护；第四，战时国际人道主义保护类，如《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人权保护和救济制度，就现在的状况来说，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由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和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就意味着承担了保护人权（既包括本国人权主体的人权，也包括非本国人权主体的人权）的国际义务；二是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机构担负起调查、监督人权问题及其解决情况的职责。

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人权的国际法保护是必要的。对于粗暴侵犯人权的严重犯罪行为，以及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种族灭绝、贩卖奴隶、国际恐怖组织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国际社会都应进行干预与制止，实行人权的国际法保护。

必须指出，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同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是一致的，在正确认识与处理两者的关系时，一方面要抵制和反对“人权无国界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另一方面，也应实行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对于危害人类和严重侵犯基本人权与自由，已构成国际罪行的行为，国际社会应进行干预与制止。同时，对于人权公约缔约国来说，也应按其所缔结的人权公约的规定，履行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

我们要把握问题的实质，从有利于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高度去正确认识与处理，从有利于当前反对恐怖主义、霸权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大局去认识。

（1）从这个案例以及诸多与之类似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性。1979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年平均发展速度达到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一些穷人仍然居住在贫民窟中甚至根本无房可居，不少人有病看不起，子女上不起学，这使得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目的产生怀疑。在利益表达方面，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在弱势群体尽管人数很多，但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代言人，其自身利益受到强势阶层侵害时，往往束手无策。长此下去，在他们心中就会积淀“仇富”、“厌世”、“恨世”等消极思想，进而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少数激进分子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形成社会**源。目前，“三农”、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拆迁户等社会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和这些群体没有一个真正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进而造成他们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失话语权有关。由于弱势群体的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通，不得不采取施压型群体行动（例如静坐、集体上访、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来宣泄利益诉求。这样的利益诉求方式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

（2）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用法律语言表述，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以人权为本。尊重和保障权利和人权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只有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权，使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和主体地位，切实感受到自己是人，有做人的权利，才能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才能满腔热情、扎扎实实的去学习、工作和创造，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当前，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社会弱者的权利保护。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弱者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弱势群体，例如，国企下岗职工、城镇农民工、失业或待业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心理上处于弱势地位或不利状态的人。如何对待和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弱势群体的利益本质上属于人权范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当我们把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升到人权的高度时，就会倍加关注和重视他们的处境，增强改善他们处境的法律意识和宪法责任。在宪法面前，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的人权，不仅是我们应有的道德关怀和福利救济，更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肩负的宪法责任，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现在还不重视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到头来就要承担巨大的社会风险，甚至要用更大的代价去平息**和反社会的**。

甲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党委和政府要求当地司法机关要切实为外商办实事，净化投资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后有一德国商人来该地洽谈合作项目，但入住宾馆后不久行李被盗。书记、市长严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公安机关倾巢出动，设卡排查，第二天就将小偷抓获。

书记、市长当即批示司法机关一定要严惩这个小偷。后书记、市长亲自登门将行李送还德国商人，并表示一定会对小偷严惩不贷。但之后这个外商却中止了投资谈判并离开了当地。（根据司考试题改编）

第五篇：社会冲突管理(下)

社会冲突管理(下)曹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二O一三年五月

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社会冲突的理论，第一个理论，我们把他叫做个体理论，也就是说生物个体都有冲突的本性。因此，大家在社会管理过程当中，发生冲突也不要觉得太挠头，因为你有这样一个心理预期，也就是人都会有冲突的天性，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这种天性，往往会受到心理的影响。我们讲到了有个体心理，有群体心理。那么，我们非常关注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很大程度上就会有个体心理受到群体的影响发生冲突，卷入冲突这种可能性。

第三个，我们刚才提到社会过程理论，是指在城镇化，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不同族群，不断的融合聚集。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冲突现象和冲突问题。

二、社会冲突的有关理论

第四个理论，我们想提一下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理论，最著名的学者大家应该都知道，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理论的创始人。为什么叫社会结构？所谓这里的结构，是从社会的分层，我们把它叫社会阶层，或者社会阶级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矛盾，或者社会斗争的。

在马克思理论里面，实际上我们要讨论社会结构理论，很关键的一点，要认识一下市场经济当中一对不可调和的社会目标。我想请问大家，这对社会目标是什么？大家可能会说，当我把这个效率打在这个PPT上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是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但是，仔细一看，我这个PPT上面写的是效率和均等，怎么去理解效率和公平，或者效率和均等，这实际上是我们在社会结构理论里面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通常我们都会讲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给我们的概念似乎是说效率和公平有矛盾，其实不然。如果效率和公平是一对矛盾的话，这就意味着有效率的时候，一定不公平，或者是要追求公平就会丧失效率。但是，我们发现也并不是这样，有时候一个公平的制度，比如说多劳多得，让人觉得是公平的。同时，他也是有效率的，比吃大锅饭有效率。

那么，也就是说追求效率的时候，未必会丧失公平，追求公平的时候也未必不效率，未必会丧失效率。这时候，实际上我们就要思考，效率到底跟什么有矛盾？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的认识。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是市场经济当中效率和均等有矛盾。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我们要去理解一下均等，还要去理解一下公平。通常，我们对这两个词使用的时候都是混淆的，土话讲混成一堆用的，有的时候用这个词，有的时候用那个词。

还有一个词叫平等，大家用的也是不是特别的准确，据我的观察。我们说这三个词均等、公平、平等，怎么去区分它？其实，对于我们社会管理来讲也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说什么是均等，所谓的均等，理解均等最关键的方面在于均等是个客观指标。

比如说，我有一杯水，这还有一杯水，两个杯里的水是不是一样。实际上，可以通过一种客观的衡量，来得知。你的财富跟我的财富一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货币化的手段来比较这是均等。

而公平是什么呢？公平是一种主观判断，你看均等他是客观指标，公平是主观判断。因此，他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概念，我觉得公平，咱们在座的各位同志可能觉得不公平，这个省的同志觉得公平，那个省觉得不公平，东部觉得公平，西部觉得不公平，今天觉得公平，明天觉得不公平，他是一个主观的判断，这个主观判断和价值体系有很大的关联。

比如，我们普遍如果都接受多劳多得这个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我多干活了拿多的钱就是公平的，而他干的少，因此少拿也是公平的。这个公平敢建立在价值体系已经确立的条件下，是一个主观判断。而当今我们国家，我们这个社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主流的价值体系，对公平的定义非常模糊，到底我有资本，因而获得更高的收益是合理的呢？还是我付出更多的劳动，流更多的汗水应该得到更多是合理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缺乏普遍的共识。

因此，造成一个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平感，或者每个人都建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也有学者叫做多元的价值体系。这种多元价值体系的后果就是每个人对公平有不同的解读。因此，也造成了一个现象，每个人都觉得不公平，这是公平。

平等，这个词更多的用在什么方面？平等这个词，更多的用在形容人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叫公平？机会均等是公平，一旦这个机会均等的时候，我们说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这几个词的运用有这么几个特点。所以，这是均等、公平和平等。

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市场经济当中，一个最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均等，效率和均等的矛盾。这个效率和均等的矛盾指的是什么？是指的财富可以以很高的效率生产出来，但是却不会自动在社会成员之间怎么样分配，均等的分配。也就是说，财富生产的速度、数量、规模可以很大，但是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却不会自动的分配在社会个体，社会成员当中，这是不均等。

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平，你会说这不公平吗？有的同志说，这当然公平了，因为竞争，谁的竞争力越强，谁拿到的财富越多，这是公平的。这样一比较下来，有效率的一定不均等，但是未必不公平。所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下，两大不可调和的社会目标，实际上是效率和均等的矛盾。

那么，有了效率和均等的矛盾，其结果会产生一定的贫富分化。有的人占有的财富多，有的人占有的财富少。从马克思的角度，社会结构理论的角度来看，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马克思认为，因财富占有的数量不同，我们可以把社会的群体分成不同的阶级，而阶级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实际上冲突的目标就是对生产资源，社会财富的争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想强调，现代社会，我们现今的社会，正走在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途之上。所以说，财富也在不同程度向不同的人手中归集，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完全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也会存在贫富分化的现象。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就必须发挥这样的作用。第一，我们有市场，市场把整个社会向效率的一端拉近。而国家的职责是什么呢？就要把整个社会向均等的一端拉近，但是在这个环节当中都应该是公平的。这里面的公平，比如说什么样呢？市场竞争条件下，有能力的人可以脱颖而出，如果你不付出努力，得到的财富就少，这是公平的。

那么，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财富特别多，你应该多纳一点税，通过这个税收的转移来接济这些穷人，这样也是公平的，也是一种价值体系。

所以，我们同时需要市场和政府两架马车来调节这样一个制度。其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说很多政策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地区之间的财政转移政策很重要，个人所得税调节政策很重要，同时我们还想强调社会保障政策也非常重要，我不知道怎么在座的同志有没有负责社会保障领域的同志，我们说社会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东西方为了解决市场经济当中这一条不可调和的原则，我们所说的均等和效率之间的矛盾，探索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以前苏联东欧国家，包括我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所谓追求共产主义，完全均等，吃大锅饭的制度，我们发现这样的制度倒是人人均等，但是缺乏效率，完全均等的条件下缺乏效率。所以，这样的体系在国际竞争当中，好象不具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国家也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外一个集团是以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为主题的一些国家，他们保留市场。但是，不断探索一些，包括税收制度，包括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这样一种社会互济的制度，也就是说，既让这个社会有一定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均等的现象。

因此，现在很多学者说，中国的贫富分化，基尼系数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个挑战。也就说，如何在保持竞争的条件下，又能够缩减人们的不均等程度，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这里的几个词，可能有点绕，同志们下去还可以再进一步的理理这个思绪，也就是均等、公平、平等，这几个词里面重要的观念。

所以，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就是分成不同的阶级，阶级之间就会有斗争，就会产生冲突，这是我们社会结构理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现在提阶级或者阶层比较少。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一个词叫利益集团，或者叫利益群体，现在讨论这个比较多。

我们想说，利益群体和社会阶级阶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区别在这，我们说阶级阶层的时候，往往是水平横向，人们占有的财富有的多，有的少，或者有的中等，有不同的阶层。那么利益群体往往是一个纵向的，也就是说一个利益群体当中有可能包含不同收入阶层的人。

比如说在北京，或者是某个城市，要修建一个，比如说垃圾填埋场。那么周围小区居民可能很反对，因此反对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在这个利益群体当中，有的收入比较高的，有的收入是中等的，有的收入是比较低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利益群体。

所以往往利益群体，他是纵向的。所以说，是这样一个概念。这是我们想讲的社会结构理论。

进一步，我们还想再提一个集体行动理论。提到这个集体行动理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理论，跟我们现在社会治理有很大的关系。大家能看到这个PPT的话，可以看到，在右手边有一个纵列，上面有这么几个结构性诱导因素，这么一条，下面有一个菱形，这是一个纵列。在一个最顶端，叫做结构性的诱导因素。要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会发生群体性事件，乃至大的**，要从社会的结构角度来看。

首先，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冲突、骚乱、**？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结构性的诱导因素。什么叫结构性的诱导因素呢？比如这个社会当中，存在贫富分化现象。比如说，我们有的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腐败情况，这些都有可能成为结构性的诱导因素。再比如说，刚才提到埃及的骚乱，物价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有可能成为一个诱导因素，物价特别高，结构性的诱导因素。

因此在这种诱导因素促使下，会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结构性的怨恨和剥夺感。人们认为说，虽然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是好象别人比我提高的快，这就叫相对剥夺感。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从电视上看到，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老百姓还不满，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会观察到，是我的水平是比10年前提高了，我的收入10年前是2千块，现在8千到1万块，这是我的收入。但是我会发现，比我收入更高的人，还大有人在，有的人收入上百万，上千万，我会觉得，我也相对剥夺感。因此我们仅仅在媒体上提出，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认为这条会缓解社会矛盾的话，从理论上来看有一定的问题。人们不但看绝对水平，还要看相对水平，这就是通俗话，我们讲的人比人气死人，这个气其实也是诱发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一个原因。

所以，仅仅看人们的绝对水平还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这种群体的水平，或者群体之间的相对水平。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结构性的怨恨和相对剥夺感。

第三个框往下，叫做普遍化的信念。什么概念呢？我们想说普遍化的信念，是对结构性的诱导因素，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剥夺感的一种解释。人们会去逐渐理解，为什么这个社会有结构性的诱导因素呢？为什么会有贫富分化呢？政府为什么存在腐败的现象呢？我为什么这么贫穷呢？这些问题，你在寻求答案的过程当中就是所谓的普遍化的信念产生。有的人说，这是制度有问题等等。这就是普遍化的信念。

如果普遍化信念形成了，进一步再有一些触发集体行动的因素，或者事件存在。比如我们很关注的突发性事件，这种突发性的事件有很多。比如说自然灾害，社会的一些刑事事件，社会纠纷等等。这些事件的触发，如果进一步再有了一个社会上，社会成员上，如果再有一个有效的社会动员过程，或者网络组织的形成过程的话，往往就会加大社会冲突的概率。

如果再加上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下降，那么就必然诱发集体行动。我们这里的集体行动，就以群体性事件，或者大规模的运动为代表。

所以，这些纵列解释了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和骚乱的一种情况。对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国家从底下往上说，非常重视加强社会控制能力，包括各级的基层组织，现在我们要求加强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包括加强公安武警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社会控制力的手段。

但是问题在于，仅仅加强社会控制力而不解决上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会觉得社会控制力是很强，但是也感觉到来自社会的压力也很大，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现在我们也很重视对有效社会动员力量的瓦解。比如说一些非法组织产生以后，我们瓦解他的力量，也非常关注对互联网，动员社会，网络社会这方面一些作用。有的时候，我们会屏蔽一些信息，关闭一些网络，这些也是解除社会动员的一个有效措施。

我们现在网上也非常注重对突发性事件的管理和应对。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上面的三个，也就是说结构性的诱导因素，结构性的怨恨和剥夺感，以及普遍化观念的产生，这个环节我们说不好治理。咱们在座的同志都是地方的同志，往往是说，你可以管理一些突发性事件，你可以对这个社会组织进行监控，你可以增加你局部的社会控制力。

但是你对于上面三个，如何解除结构性的诱导因素，往往地方同志无能为力。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进行制度性的变革，或者顶层的设计才能够改变的问题。所以说，这里面既有局部的，也有全局的各个方面需要联动才能够消除集体行动因素。

这是纵的一列，还有横过来一块。我们想强调一点，横过来这一块讨论的是什么？实际上是社会冲突过程当中舆论的作用。这里面我们特别想强调，这里的舆论叫做以新型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社会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把这类媒体，往往叫做社会媒体，也有人把它叫做新媒体，也有人把它叫做社交媒体，我们常用的QQ、短信、微博，这些都可以被称之为社会媒体。

社会媒体和传统媒体有什么不同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相同的。比如说政府还是要监管的。第二信息的传播渠道还是有一些大的公司运营的。信息的接受者，还是一些社会公众，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信息的发布者扩大了，传统上信息的发布者是政府，或者是传媒企业。但是现在我们想，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都有这个麦克风。意思每个人都有发声音，发布信息的手段和能力，这是现在一个最大的区别。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也就是，新媒体在不断的把人和人之间串联成一个网络，并形成一个新的舆论场。这就是现在咱们的政府非常关注微博，微博上的讨论，QQ群里的讨论，你看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就是网络，微博上的一条信息唯一。

动车事件发生了以后，首先我们老百姓会质疑动车为什么会发生事故，甬温动车事件，车头掩埋的过程，救援的过程，小依依的治疗问题，以及一些，动车的技术问题，都提出质疑。

所以说，新型互联网他构成了一个新的对政府管理上的一个挑战，形成了一种新的问责形式，叫做政治问责。提到问责，我想我其实不能提问大家，什么叫问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问过很多同志，什么叫问责？大家都说，问责就是追究责任。

其实问责这个词是有两个字组成，一个叫问，一个是责。问就是质询，责就是回答问题，并对过程和结果负责。其实，在问责这个概念里面，最关键还不是找人负责，关键是谁有权力问，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当中，我们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当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首先不在于谁来负责，关键谁有权力质询。我们通常所讲，提到的问责，我们媒体上，政府上讲的问责，叫做行政问责。也就是问责的主题，问的主题是我们的上级部门，上级单位，或者我们的领导，对于中央和地方来讲，就是中央，这叫行政问责。问的主题是上级，需要负责的主题是下级，这是行政问责。

另外我刚才提到所谓政治问责，其实是指的社会对政府的问责。问，或者质询的主题是社会公众，社会成员。而需要负责的，需要对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并负责的是政府。而社会媒体的出现，大大增加了社会成员质询政府的能力和手段。他可以发一条微博，通过微博形成的回应，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对政府提出质询，你政府为什么不公布一些事情的原委过程真相呢？他提出了。

所以，现在政府感觉到社会管理的压力很大，一部分也来源于社会媒体的压力。

那么，进一步我们想说社会媒体有哪些作用呢？社会媒体，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形成了社会舆论场，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社会压力。这个社会舆论场，我们说有三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叫做激发情绪。因为社会媒体当中，很多信息我们也表现出，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信息，而不是一定中性的信息。因为人们为了引起关注，为了获得人们的眼球，往往会发出一些极端的信息，这些极端的信息，就会产生一种激发情绪的作用，特别是激发人那种本能的良知，公正感，公益感这种作用。

比如说，一张图片上透露一个宝马车撞了一个老人，形成一个激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就会激发出人的一种，本身的同情弱者的情绪，这叫激发情绪。第二，我们说叫做心理共鸣。人们在这种网络上的自由讨论之后，会发现

原来有一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现在我忽然发现，社会人也是这么看的，这种情况下，就往往会形成一种心理共鸣，这种共鸣造成的结果，就会强化原来你在大脑里存在的一种信念或者一种想法，心理共鸣。

第三个方面就叫做认知解放。认知解放，提供了你对问题解释的一种新的视角，其实认知解放，不光现在的媒体能够产生的，传统上的一些媒体、报刊、杂志、理论都提供了认知解放的作用。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刚才提到马克思理论，也是提供了认知解放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会告诉他原来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艰苦？但是马克思理论会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你生产的一部分价值有一部分叫做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拿走了。所以，你的生活很艰苦。

因此我们想说当工人阶级了解到这样一条的时候，实际上形成一个认知解放的过程。我们要想解脱，要想摆脱这种贫困的生活，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我们以前讲到的问题，现在提的比较少了。其实这种认识，我们所说的工人运动，要从自发到自觉，这个自觉的过程就需要有些理论知识分子来提供认知解放的过程。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社会媒体也起到类似的作用，他给一些社会现象提供一种解答和解读，帮助人们形成对问题的解释，一种理念。当然有些理念，对于我们现在的执政党可能是有些挑战和冲击的。因此我们说认知解放，也是社会媒体给我们社会管理带来的一些冲击和挑战，这是第一个方面，社会舆论场。

第二个方面构建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传统的网络他是把信息整合在一起了。但是新型的网络，包括社会媒体，QQ、微信、微博这些信息倒在其次，关键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串联在一起。如果大家使用微博，或者微信，哪怕是手机短信的话，也发现重要的是人，这个手机上有多少联系人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信息本身。

所以，社会媒体的产生就构建了一种新型关系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当中，会形成一种协调能力。刚才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提到过埃及发生冲突的时候提到难道我们没有FaceBook吗？意思我们也有一种协调的新型工具手段，网络FaceBook，类似我们QQ这样的聊天群技术手段。

所以这就是新型媒体的一种挑战。也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前面已经给大家推荐几本了，《聪明的报名》，我们研究社会冲突的，《聪明的报名》。这本书里面，实际上讲到的就是现代的一些**，骚乱是通过新型的技术手段进行联系，联络达到的一种沟通方式。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一个集体行动理论。

当然我们国家还有一些理论，叫做人民内部矛盾论，这个提的比较早了，包括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都讨论过，我们国家的矛盾。实际上，我们想说这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本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他的原话，大量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上，更确切的表现在领导者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上。

所以，我们想说，总书记也说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要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政府的治理主题本身你必须没有瑕疵，你必须很少被人指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这都是当时的原话。

比如说农民说工人分多了，小学教师说青年工人分多了，你的房子多了，我没有房子，你升了级我不能升级，这都是当时的原话。现在看起来也有这种现象，而且还特别指出了在分配问题上要克服和防止一部分领导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和特权的思想，都指出了现在的一些问题。虽然是当年，很多年前的著作，现在看起来还有实践意义。

而且说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关心社会主义民主，而且在经济、生活、生产上也关心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社会管理当中需要思考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碎片化的社会管理创新手段，而是整个全社会的一种系统的社会管理思想，否则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加强，或者改进社会管理的局面，这是我们想提到的。

三、中国社会冲突的制度性因素

我们进一步再用10分钟的时间，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制度，冲突的一些制度性因素。我们看了这么多理论，回到中国来看一下，我们会发现，中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矛盾多发的时期。这个不奇怪，任何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通过客观的考察也发现确实有这样一个规律，关键是治理的主题，特别是政府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治理措施来环节这个社会矛盾，度过这个危险期。

其中，我们再给大家说一本书叫做《论复杂社会的崩溃》这本书，列举了很多社会，从古至今很多社会为什么会崩溃，解释他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上层的知识腐败，证据管理混乱，官员的傲慢自大，奢侈浪费，税负过高，追求个人目标，放弃社会责任，滥用职权，生产过剩，损害了生态环境等等。这个作者列举了很多在历史上曾经发现的一些社会现象，给我们提出一种警钟。

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发生很多群体性事件，这个事件当中成分非常复杂，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有私营企业权益受损的工人，有施地的农民，有农民工，有被拆迁的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说到这个环境污染受害者，西部地区都在积极说，也想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加速发展。我们也去西部地区考察过很多地方，学习过。我们发现西部地区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的宝地，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开发，实际上他的生态资源非常的优美，非常的美好，这个天气比北京要蓝多了。

我们就在想，通过这个媒体，我们想说一定要注意环境的保护，环境才是最大的财富。最后很多社会财富创造出来了，还要享受，在一个优美的环境下才可以。否则人的身体破坏了，健康程度破坏了，有了再多的财富也是零。我们想说，在你迫切想改变经济命运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保护环境，切不可因为一时的经济开发，破坏了环境，破坏了生态。

我们去有些地区，这次去新疆体会非常深，有些地区那个山上留下来的水可以直接引用，非常甘甜。我们觉得这些少数民族的牧民，生活在那里虽然很简单生活，但是非常愉快。虽然环境也高，人的寿命也长，所以这是最好的。相反，如果因为工业开发，破坏了环境，实际上得不偿失，失去了最终的目标。

我们究竟经济开发为了什么呢？实际上有大把的钞票在手里也买不来一个好的环境，这是我们想借这一句话想提出的。

而且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关于环境，现在从西方国家来看，很多社会冲突都是由于环境污染引起的。我们国家也发生了，在一系列事件，关于环境污染。比如说PS事件，其实就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环境问题，从而有这个关注诱发的社会冲突。我们也把这类工程在我们的研究上叫做灵璧工程，这个工程需不需要？需要，这个产品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有污染，因此修在哪都可以，不要修在我家后院。这类工程，我们叫做灵璧工程。所以，老百姓通常都反对这类工程修建在自己住家的周围。这就会引起很大的冲突，有时候政府，企业，希望能够修建这个工程，开工上马，有一定的利润，政府有一定的税收。但是老百姓很反对。所以说，这些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

进一步从我们国家来看，如果从冲突主题上来看，更多的表现为市民、工人、农民和政府及企业之间的冲突。从这个表格的对应上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存在这样的现象，不管是贵州的瓮安事件，还是其他的事件，我们列举的可能不一定完整，这个事件，或者吉林的通钢事件，可能都存在这样一种利益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以政府和企业为一方，以市民、工人、农民为一方，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类事件因为什么样引起的呢？我们想原因也有很多，包括政府的执法，裁判不公，或者征地拆迁诱发的矛盾，环境污染，利益分配，还有欠薪，劳资矛盾，环境污染等等。

当然我们不是说市民和市民之间没有冲突，有的时候市民和市民之间，为了争夺一些工作机会，也会发生，或者资源也会发生冲突。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主要的一些事件往往会表现在社会矛头指向政府，指向一些企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同时，我们从社会矛盾发生的一些特点来看，在地域上也有一些特征。比如说在东部地区，东北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改制，下岗的职工也比较多，可能因为这个诱发了社会冲突就比较多，当然也存在政府执法和征地的问题。东部沿海地区，咱们黄颜色的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因此产生的环境冲突问题，由于企业的存在产生的欠薪的问题，征地的问题就会比较突出。

中部的地区，经济刚刚开始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可能还相对滞后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要启动一些新的项目，可能就会引起更多的，比如也产生征地，也产生拆迁，也有一些环境污染问题，这些有不同的特征。当然有的地方还存在一些政府的执法，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也需要注意。再往西部，新疆、西藏、青海，特别是新疆和西藏这个地区，更为敏感一些，涉及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等，这些可能要关注。

说到新疆，我们还特别想提醒一下，新疆和西藏地区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包括青海，青海省也一样，广西省也一样。这些民族地区我们想汉族的干部一定要非常认真的了解少数民族的这种民俗和宗教。有时候汉族没有宗教的这种人，很难理解到有宗教的少数民族对于宗教的那种执著，这种很难理解到。

所以，我们会觉得你那些宗教禁忌不太当回事。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需要重新学习的。有些宗教，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封建迷信，一些不科学的地方。但是他有些教义，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规范，或者是一种行为规范，也不完全都是邪恶的东西，可以值得去研究一下，至少从学习的目的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

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比如以新疆为代表，传统上进入新疆地区往往可能是我们成建制的单位，比如说兵团，石油企业。这样的企业进入这些地区之后，往往有一些民族团结教育，而且每个人员都有各自单位的管理和约束，都做的比较好。

但是现在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进入新疆，进入西藏，比如以新疆为例。进入这些人，往往自由流动，我要做生意，我要打工我就去新疆了。这样的人员出于一种分散的状态，缺乏管理，也没有人对这些人员进行一个系统的，民族团结，民族风俗的教育，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欠缺。这些人在一些地区，如果说违反了一些宗教禁忌，造成一些民族的冲突，就会加剧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的矛盾。

比如有的同志曾经提出建议，能不能在火车上。因为大家主要是坐火车去新疆，或者飞机上，就讲一些民族冲突，或者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的一些知识，而不仅仅放放电影，来增加一些这样的教育，也有可能会缓解这样的矛盾。或者说，体现出对宗教民俗的一些尊重，我想这一点，我们感觉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政策建议，这样一点，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进一步我们想说，我们也做过社会调查，这是某个公司做过的社会调查，我们也看到现在公民的社会心态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也是诱发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个社会调查当中，我们会发现公众对于政府解决好腐败和贫富分化问题信心不足。因为最低点，一个份腐败，一个解决贫富分化，这两点一个是政府体制，一个是市场体制当中最尖锐的两个矛盾。

所以，这两点的缓解，对于解决社会冲突问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

当然还有一点，刚才提到贫穷，贫富分化，这个表格里面还很有意思。他问了一个，说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你看社会的回答，第一害怕失去健康，第二害怕贫穷，第三受人歧视没有社会地位。这都是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进一步我们就想强调社会管理，不仅仅是加强基层的控制力，关紧看看人们想什么，心里担心的是什么，担忧的是什么，这才是解决社会管理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

老百姓特别担心失去健康，满身是病，为什么？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收入的来源，一个人的社会风险就会提高。贫穷也是一样，没有财富，在现在的社会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也会非常脆弱，这些都是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恐怕各级政府就要从这方面下手解决这类问题。

所以说，整体上我们利用这么一点时间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内容。当然，还有一张PPT，目前中国社会普遍采取的四种社会心态，你看看对大家有没有启示。第一个微观受益感落后于宏观经济发展感受。这句话什么意思？好象宏观经济在飞速增长，说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达到多少，GDP增长多少。但是，很多士民在微观感受上，好象我生活没有明显的提高，或者别人提高的比我快，我相对还是落后的。

再比如说，弥散性的社会不公平感，大家都觉得不公平。刚才我们提到，什么叫公平，每个人都有主观判断，自己判断都不公平，然后关于道德的问题，有没有老人去扶，大家会觉得，这个社会互记的思想很薄弱。然后还有功利化，维稳性的职业心态，什么职业心态？求稳，不希望有太大的变动，这些问题大家还可以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