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遏制消极腐败“防火墙”

第一篇：构筑遏制消极腐败“防火墙”

构筑遏制消极腐败“防火墙”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讲话中指出的“四种危险”，其中消极腐败的危险是最根本、最关键、最要害、最致命的危险。消极腐败与那些明显触犯法律规范的贪污贿赂型的腐败犯罪行为有一定区别，更多的指向党员干部行为不端，作风不正，消极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为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好人主义等，其比一些明显触犯法律规范的贪污贿赂型的腐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毫不逊色，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公信力，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干部的形象。中纪委贺国强书记指出：“反对消极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贺国强的指出显示了党中央在反对消极腐败上的明确态度和坚强决心，振奋人心，发人深思。因此，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从思想、制度、纠风、惩处四个层面构筑遏制消极腐败“防火墙”，已经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忧患意识为切入点，从思想上预防消极腐败现象

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正视消极腐败的挑战和危害，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高远的战略眼光，牢记“盛世不忘隐忧，居安须防危乱”，带头增强忧患意识。一是在忧患中增强危机感和使命感。针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经常性组织开展党性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正视差距、自查不足，做到自豪不自满、自信不自负，真正以战略的眼光洞悉大势，以敏锐的视角捕捉机遇，把心思用到谋全局、抓大事上，把精力集中到抓落实、促发展上，以高度的危机感和紧迫的使命感，做好各项工作。二是在

忧患中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认真开展勤廉度测评，通过指标测评、民主测评、问卷调查等三个环节，将勤政廉政建设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细化分解，并对领导干部中勤廉度测评情况进行通报，增强领导干部主动接受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意识，使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上不想腐、机制上不能腐、行为上不敢腐，干干净净为官，勤勤恳恳做事，真正实现干部健康成长、经济健康发展的“双健康”目标。三是在忧患中常葆谨慎心和敬畏感。经常组织开展案例警示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常葆谨慎心和敬畏感，常存“祸患积于忽微”的谨慎心，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敬畏心，把清正廉洁作为为官从政的根本，做到决策为公、用权为民，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不迷茫、不困惑、不失节。

二、以破解制度“制度不执行、执行不力”难题为着力点，从源头上堵塞消极腐败现象

要重点建立和完善三项机制：一是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日常督查、专项检查、执行问责制度，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强化内部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制度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大力开展执法监察，强化专门监督，严肃查处不认真执行制度、不及时执行制度和拒不执行制度的行为，促进各项制度的落实；畅通渠道，强化社会监督，深化政务公开、办事公开工作，定期不定期公开有关制度执行情况；加强组织协调，整合监督资源，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新闻媒体等各种监督手段的作用，对制度落实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监督。同时完善以信息网络技术为载体的实时监控系统，发挥现代科技在制度落实中的作用，切实加强对单位各项制度落实情况的跟踪督察，坚决纠正“发文积极、执行消极、落实不力”的现象，促使各项制度不折不扣的落到实处。二是制度执行评估机制。定期评估制度执行情况，根据评估

结果，做好制度的废止、修订和完善。三是制度执行责任追究机制，对制度执行实施问责，强化执行主体的责任意识，促使其严格执行。要明确问责主体、问责对象，明确问责情形，健全和完善“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形成左右协调、上下联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

三、以坚持群众路线贯穿反腐倡廉建设始终为立足点，从纠风上杜绝消极腐败现象

一是真诚倾听群众呼声，拓宽投诉举报渠道。在完善来信、来访、来电、来邮四位一体的投诉举报渠道基础上，开通举报网站，接受群众投诉举报，组织开展“干部下访”、“公开大接访”、“与民沟通日”、“领导接待日”等活动，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建言献策、提供案件线索。二是真正回应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要采取系统的思维、整体的举措和联合的行动，集中人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认真梳理突出问题，采取征集网络民意、开展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整理群众信访投诉等方式，摸清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要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督促责任部门分类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细化工作内容，明确工作举措，落实工作责任，加大治理力度，建立长效机制。三是真心维护群众利益，切实纠正不正之风。要着力纠正征地拆迁、保障性住房建设、食品药品安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不正之风，督促有关部门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健全监管制度、提高监督能力、严格执法监督、加大处罚力度的基础上，科学分析本部门、本系统不正之风问题发生的特点和规律，系统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将其上升为法规、规章和制度，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纠正和防范不正之风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铲除不正之风滋生蔓延的土

壤。

四、以充分发挥“查办一案、教育一片”效应为关键点，从行动上铲除消极腐败现象

从严查处，发挥办案综合效应是有效遏制消极腐败现象的重要手段。坚决做到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做到“两个转变”和“三个介入”。“两个转变”，即向增加腐败成本转变，向注重教育转变。制定查处案件中增大腐败行为风险和成本的规定，采取组织处理、收缴违纪款、给予经济处罚等措施加大查处力度；采取诫勉谈话、办案谈话、回访调查等方式，将教育融入查办案件的全过程。“三个介入”：即主动介入党委、政府重大改革实施工作；主动介入机关部门法律、法规执行和制度落实工作；主动介入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和作风建设工作。要重点采取明察暗访巡视，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完善干部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发展环境建设明察暗访巡视等措施，建立和完善投诉受理、调查处理、意见反馈等运行机制，从纪检、组织、宣传、公安、检察等部门抽调人员，成立明察暗访巡视工作组，定期、不定期对公车私用、公款吃喝、收受红包或利用公款送礼等违纪问题开展明察暗访，一经查实，严肃处理，公开曝光，真正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彻底消除消极腐败现象的蔓延与盛行。

第二篇：“消极腐败”成因剖析

认识不清和重视不够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主观原因。不少人认为只有贪污受贿才属于腐败行为，而“吃点、喝点、玩点、用点”根本算不上什么腐败。

尽管“消极腐败”表述已经使用多年，但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一致的看法。美国专家海德海墨根据人们对于腐败行为的容忍程度，曾把腐败区分为“黑色腐败”（受社会普遍谴责的腐败行为，希望在原则的基础上对之予以惩罚）、“白色腐败”（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认为应当受到惩罚的腐败行为）和“灰色腐败”（具有广泛争议的腐败行为）三种类型。所谓的腐败只有黑色腐败和界于黑色与白色之间的灰色腐败。在本文中，我们所区分的“积极腐败”和“消极腐败”分别与海德海墨所区分的“黑色腐败”和“灰色腐败”相对应。

“消极腐败”产生的根源

首先，认识不清和重视不够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主观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在有关“什么是腐败”的问题上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岐。不少人认为只有贪污受贿才属于腐败行为，而“吃点、喝点、玩点、用点”根本算不上什么腐败。

其次，现行有关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漏洞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客观原因。在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上，由于存在着预算内和预算外的划分，预算外资金基本上是监督失控的，加之财政支出基本上都是由“一支笔”来决定，这就很容易导致资金使用上的“软约束”。在财政收入体制上，由于存在着普遍的创收制度，单位创收又和单位的预算挂钩，从而将权力与利益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客观上刺激了各单位扩大创收的冲动，大部分创收甚至直接进入到预算外，这就为滋生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三，决策体制上的弊端也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之一。一些“消极腐败”的产生与盛行，与现行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决策体制直接相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决策体制不仅为个人专断决策打开方便之门，而且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第四，政策执行不力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就“消极腐败”现象已制定出大量的规章制度，但是由于执行不力，导致这些规章制度在反腐败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就拿公款吃喝来说，我们相继出台了多个文件，对接待的档次、金额、陪同人数，甚至是菜的分量都进行了规定，但结果却是“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此外，在公款配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务招待、办公用房也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甚至形同虚设。

如何从根本上治理“消极腐败”

统一认识，高度重视。各级党政机关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有关精神，真正提高对于“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危害的认识，提高反对和治理“消极腐败”现象的自觉性。

进一步深化相关体制改革，这是治理“消极腐败”的治本之策。特别是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于治理多种挥霍浪费型的消极腐败现象会起到釜底抽薪、立竿见影的功效。首先，必须深化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统一预算内和预算外，实行“一本账”，使全部预算都要纳入到人大监督范围。其次，必须改革财政收入分配体制，逐步废除行政性收费项目。对于保留的行政收费项目要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废除收费和预算之间的挂钩，彻底切断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之间的联系。

深化决策体制改革，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在决策体制改革方面，党的十七大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近期来看，就是要“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 “票决制”普遍化将有效分解权力，是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有效对策。

落实关键政务信息公开，真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过去一些年里，政务公开一直在推行，十六大以来，党务公开也提上日程，但公开一直得不到有效保障，特别是关键政务信息保密成了公开的最大难点。要有效防治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一个关键的对策就是对决策信息，财政预算信息，特别是“三公消费”等信息，领导干部个人必要的生活细节信息进行公开。同时，要通过立法保障媒体对于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权。

建规立制，严格执法，提高对于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尽管在过去若干年里，党政机关已经制定了为数不少的查处消极腐败现象的规定，但存在规定重复、混乱，具体规定比较笼统、操作性差，执行机关不明确等问题，结果使很多的规定没有发挥效果，甚至完全成为摆设。因此，要对以往的规定进行清理，在合并精简的基础上，消除薄弱环节，特别是要明确实体标准、责任归属和惩治规定。应当明确纪检监察机关作为统一的执法机关，打击“消极腐败”行为。

第三篇：消极腐败的危险

李永忠 董瑛：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向全党郑重提出了破解“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时代命题，再一次把科学研判和有效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防治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问题，一直是党的领导人的关切重点和思考主题。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邓小平警示大家：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胡锦涛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把反腐败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进行谋划和推进,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方略不断完善，但是腐败魔法也不断改变，腐败问题不断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因而，迫切需要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因素，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表现之一：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滞后，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滋生蔓延之伤。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未能如期推进和突破，已经取得的反腐败成果有被严峻的腐败形势所抵消或得而复失的可能，执政党的一些执政资源也有丧失的危险。

一是提出问题张冠李戴。在反腐败的规划设计过程中，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中国历史上积淀的一些反腐败的优秀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尤物。如中国秦王朝不仅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制度之先河，比瑞典的监察议会专员制度和美国三权分立制度早了两千多年，而且孙中山还推动了权能分开、五权分立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但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相当部分人士却把“三权分立”当成资本主义的制度特产和价值模式,讳莫如深,甚至加以批判和抵制，致使最核心、最根本的制度反腐败措施难以实质性启动。即使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但还是有人仍然坚持把三权分立、普选制、竞争性选举、民主法治、宪政改革、权为民所授等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套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戴上政治立场的高帽而不敢试、不让闯、不准冒、不许用，至今仍然“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严重违背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精神”。

二是分析问题讳疾忌医。谋划反腐败战略时，有时不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抛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方法论精髓，采取实用主义的问题论，把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缺陷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资本主义的病毒，把内生的腐败怪象及其衍生的风险因素，片面地认为是“外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体制外”来解决。如对既得利益势力垄断制、一把手体制、潜规则和明规则双轨运行制等制度性“病灶”引发的病变和腐败乱象，都统统归咎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封建皇权思想的作祟，不去触动改革现行体制制度弊端，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风险仍大量存在。

三是现有反腐败架构难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致使解决腐败问题的战略架构常常脱离原点，畸形的监督权配置无法套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之虎，粗放的反腐体制无法适应权利时代的全民反腐诉求，封闭的反腐模式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的开放的反腐机制建设，无学科化支撑的反腐之策无力应对“易发多发”的腐败之风。因而，把握改革“时间窗口”，加强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上下互动、内外结合，重点突破、有序推进，成为当下我国应对消极腐败危险的紧迫任务。

表现之二：主体结构缺陷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根源性因素。马克思指出，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存在。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尖锐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致使我们犯大错误的“总病根”。要想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改革权力结构使之科学。改善结构、注重质量，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章太炎先生20世纪初发出“俱分进化”的警世预言，道德之善恶、生计之苦乐都是双方并进的。我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光环，衍生和掩盖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主体结构缺陷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反腐败甚至改革开放进程的根源性风险因子。

一是权力结构僵化。我国现行权力结构，是按照140年前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借鉴苏联模式，初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极易演变成为从上自下高度并过分集中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形成以“一把手”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执行权取代或侵占决策权、控制或异化监督权的“议行监合一”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成为党群疏离、权力腐败、作风变异和危机事件多发的“总病根”，致使一些掌握公权的政府和官员在逐利时代常常像一个个总务处，既无心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更无心无力真正践行以人为本；致使权威性的“三会”（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在集权时代常常开成一个个程式化的“清淡馆”，无能也无法真正践行民主原则，无能也无法有效授予和监督公权。

二是经济结构缺陷。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规模和出口总额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仍然非常落后，核心竞争力与大国地位不符，结构竞争力长期在低位徘徊，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无形之手”权重过小，“有形之手”权重过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有因为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的结构体系、健全的市场机制而失去精进动力的危险。

三是队伍结构不优。俄罗斯共产党20多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300多万党员时，打败了德日法西斯；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发生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性悲剧。同样是一党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由于非常注重队伍质量建设，充分吸纳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士，突出加强政党自身的结构建设，党员占全国人口总数基本保持在0.38%左右，是世界上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国目前党员达8000多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8%，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政党。但是，在不断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党员质量建设有所忽视，少数地方党员发展过多过快，一些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一些地方出现入党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员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同时，由于片面理解和执行干部“年轻化”，致使“年轻化”这一权宜之计，成为培养选拔干部的长久之策。从而在调动少数人积极性的同时，却使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备受压抑！干部队伍建设中，一方面批量并大量地产生着各种“天花板”式的干部；另一方面，衍生并加剧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骗官杀官的“六官现象”！在“年龄缩水”、“文凭注水”的“两水”压力下，催生了一些“59式”、“49式”,甚至“39式”、“29式”的腐败干部，从而产生了危害最烈、群众意见最大的吏治腐败危险；还带来了“能力不足的危险”，出现不少“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的干部，出现了文化水平提高而“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的问题。王稼祥70多年前就深刻指出：不能为了党员数量而降低党的质量、党的水平。假若为了党的数量而降低党的水平、党的质量，便是离开了列宁主义。

四是社会结构滞后。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社会结构调整滞后，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既存在结构性失调和功能性失调问题，又有大量的历史遗留老问题和社会转型衍生的新问题，如社会体制陈旧，管理手段落后，社会组织建设迟滞，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贫富差距拉大，危机事件多发等等，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和社会运行迟滞，中国的社会稳定因为缺乏相应的道德元素、权利成分和清廉因子而有失去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的危险。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政治结构落后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多少年未讲），这是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在辉煌的“总量论”中应更加清醒和自觉，不能光以速度、规模、总量看次第，关键要从结构、内涵、战略上看质量。全面的结构改革和优化，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危机和风险的首要任务。

表现之三：权权交易成为和平时期危及党的先进性形象和执政地位的新型风险因素。在快速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过程中，受本土化传统思想文化糟粕的潜在感染，受国际化腐败现象的传导感染，受转型期制度体制机制的缺陷感染，腐败现象逐渐向“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一是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成为典型的腐败方式。权钱交易，即权钱互换的赤裸裸的现实性简单交易，是权力现值的交换体现，是一种典型的显性腐败现象。其手段和方式不断翻新：汽车、电脑等现代工具替代了电视、手机等传统工具；字画、古玩等艺术商品替代了烟酒、服装等传统物质；土地、矿产、股份、资本等要素资源替代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源，等等。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变现性、“比价”性、一次性和风险性。权色交易，即权力与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复杂交易，是权力期值的持续体现，是一种典型的隐性腐败现象。其形态由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敛资财兼收并蓄转变；由权力与款物、值卡等实体交易向权力与信息、股份等虚拟交易转变；由权钱两清的现值交易向权力即时支付、回报未来领取的期值交易转变；女色、业绩、情感等由自然属性向权力场上的市场特性转变。其特点是隐秘性、温和性、多次性、危害性。

二是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由于风险较大，易授人以柄，腐败分子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实施权力与权力的隐性交易。这是权力借助虚拟手段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的一种无形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不仅隐蔽性更强，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蜕变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执行权领域的权权交易到决策权、监督权领域及其相互间的权权交易。其二，从经济、社会领域的权权交易到政治领域的权权交易。如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形成了以“一把手”为主导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逐渐实现了对区域内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到政治资源的全面垄断和控制，“一把手”成为腐败的高发岗位。如河南省2006年换届以来，已查处担任过县委书记一职的高达22人。其三，从财权、物权的权权交易到干部人事权的权权交易。如张书记提拔李局长的原任秘书，李局长提拔张书记的儿子，形成“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小圈子”。

三是权权交易的主要特征。与前两种交易形式相比，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一种以虚拟交易为手段，以更隐秘、更长远、更巩固的期权利益为目的的无形腐败，是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整合性。不同的权力“受托者”巧于权力资源的算计、运筹，实现权力之间的对接、整合，积聚、提升权力的内生价值，转化主要是无形权力的交换价值，以谋取其个人、家庭或利益集团的深层和长期利益需求。其二是集团性。通过构建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纽带，借以形成巩固联盟或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实现从对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控制到对政治人控制的转变，从经济利益集团到政治利益集团的转变，以谋求未来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以“权力”为主导形成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从表面上看，出现了让人诟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艺二代”、“富二代”；从深层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党群干群关系疏离，显性冲突和隐性暴力积聚的主要诱因。其三是无需变现性。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权力市场上的一种虚拟交易，无需变现，但一旦时机成熟，权力对接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大大超过现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发散性、膨胀性、选择性特点，以既得利益集团现有人员为骨干依托，有选择性地扩编收徒，不断强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组织上的紧密性和利益上的虚拟性。其四是危险性。这种新型腐败形式借助权力的虚拟交易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对党和国家政权具有肢解性和动摇性，是一种隐秘性更强、危害性更烈、风险性更大的高级腐败方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权权交易中所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有深刻关联，至今俄罗斯的相当核心权力仍然被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

“三权交易”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管理层控制”的渐变性腐败交易；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的递进式腐败交易；是从一次性、单对性、单层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层性的集约型腐败交易；是从经济腐败到生活腐化、再到政治蜕变及融三者于一身的复合性腐败交易；是从显性化、隐蔽化到期权化、虚拟化的智能化腐败交易；是从物质所有权的一次性交易到非物质使用权的多次性交易，再到彼此都拿不属于自己的标的物（权力）进行的瓦解性腐败交易。其隐蔽性越来越深，潜伏期越来越长，投机性越来越强，对政策法律的规避和肢解越来越大，社会危害性越来越烈。

表现之四：“消极腐败的危险”与“精神懈怠的危险”和“脱离群众的危险”相互交织和转化。

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险”加剧了“消极腐败的危险”。意识形态不仅是党和政府须臾不可离的一种执政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但是，意识形态的假面化、装饰化与实用化等倾向，导致了“精神懈怠的危险”，且“消极腐败的危险”与“精神懈怠的危险”相互影响，加剧了新时期的执政风险。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刚性的政治利益驱使，一些党员干部人格分裂，上级面前一套下级面前一套，会上一套会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单位一套社会一套；有的单位学教活动缺乏主动性、主体性和实践性，学用脱节、知行分离，用自上而下的层层传达代替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用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性代替党员干部个人的主体性；有时理论研究和宣传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一味注重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垄断，以大一统思维控制思想文化领域的正常自由和争论，导致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垄断化、实用化倾向，形成“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有的党内组织生活堂而皇之走过场，虚假思想、空头政治、照抄笔记、复制体会、表扬与自我表扬大行其道，批评与自我批评乏善可陈，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双重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名实双亡，从而严重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信用缺失、诚信危机现象较为严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1年2月27日与全国网友在线交流时强调，诚信和道德是现代社会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2011年4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674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4%的人感觉当前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度低，其中53.8%的人觉得互信度非常低。在GDP快速增大的同时，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工作机制在利益牵引和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显得苍白无力，传统伦理道德被颠覆，社会互信不断消解，社会心理日益扭曲，公共责任和核心价值观缺失，特别是一些权力持有者缺乏高尚的道德支撑，缺乏内心敬畏的法律约束，加之纠偏机制的软弱、监督机制的脆弱、权利机制的薄弱，权力滥用、腐败现象滋生漫延，反腐倡廉形势严峻，信仰危机趋深，动摇了社会根基和党的执政基础。

三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已经成为我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和平时期党执政的最大的危险。列宁以伟大政治家的务实精神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制订和执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愿、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人民支持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期票”就有到期的危险。当前，有的党员干部的作风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渐行渐远，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的作风与入党誓词和人民根本利益明显相悖，从而导致一些地方官场生态变异，政府公信力下降，党群干群关系显性冲突与隐性疏离，人心民心不断流失。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2007我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0.6分”，“导致一些政府公信力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说，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推动全局，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作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区。那么，30年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担任总书记九年的胡锦涛同志，以“七一”重要讲话的形式，对“消极腐败的危险”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首次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进行了新的深刻阐述，为反腐倡廉的“顶层设计”与改革党内“权力结构”，指明了方向——即必须尽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第四篇：遏制“车轮腐败”

遏制“车轮腐败”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有理有序有效开展。从年初起一系列的动作已经表明，中央已将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作为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上了议程。

费用过高，私用严重、使用效率底、浪费大、超编超标配备屡禁不止……这些典型的公车腐败现象，一直饱受诟病。据统计，早在上世纪“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随着近年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很多人认为公车使用是涉及纳税人的钱怎么花、公权力如何得到合理规范使用的问题。如果放任公车问题不管，不仅会影响到执政党的诚信，还会导致仇官心理因素的增长。因此，中央抓公车腐败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我认为，国家实行公车管理模式的改变才是“治疗”的根本。把公车改革当做一项全国统一部署的工作来抓，强制推进全国的改革工作，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只抓下级部门，只有做到这样，我们的专项治理才能有成果，有成效。

第五篇：腐败原因及遏制

腐败原因及遏制

腐败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联合国某年测算表明，“政府的腐败”每年使世界约损失资金6000多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领导人下台的直接原因。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历史通病。翻阅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出现了阶级，就有了腐败现象，过去有，现在有，甚至可以说将来可能还会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有，基层也有。所谓腐败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滋长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腐败活动的猖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每年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从事反腐败活动。究其原因，腐败发生主要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反贪机制的不健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等。而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的观念变质，产生了私人的贪欲。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中的腐败即为此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2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4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臵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现为：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反对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走的另一条长征之路。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复之所以显现出长期性，是因为反腐败斗争本质上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与行为的斗争，他与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目的相一致，在党的最高纲领实现之前，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意识，那么其派生物——贪污腐败行为就会存在。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性。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作祟外，还与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体制，机制，法制上的完善与否有关。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创建运行过程中，难免有“疏漏”、“缝隙”、“漏洞”和“时间差”，有些人就利用它，大肆贪污，搞投机活动，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所以反腐倡廉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深化改革，健全机制，体制，法制，但要做到这些，向其他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时间，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作为祖国后备力量的主体——大学生更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局面，认识到“廉洁”所面临的挑战，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带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所谓：欲廉洁，先修身。对处在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修身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当代大学生，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使命，既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而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科技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命；此外，大学生还肩负着名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文化使命。这些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提出了具体的人才规格要求，其中廉洁修身就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社会腐败现象一直是大学生廉洁修身的主要制约因素，其负面影响既体现在大学校园之内，更多体现在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有些腐败分子在大学阶段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步入社会以后，廉洁修身的道德免疫力在强大的腐败面前瓦解。尽管很多大学生知道腐败可能破坏廉洁的美德，可能伤害自己的荣誉，甚至可能剥夺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腐败不被追究，却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在思想上的利益博弈中，一旦腐败的合理性占了上风，腐败便由可能走向了现实。所以引导大学生抵御来自社会腐败的侵扰，是廉洁教育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