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腐败关键在于机制

第一篇：遏制腐败关键在于机制

--来自德国廉政建设的考察报告

一、主要特点

德国尽管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政府十分重视廉政建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廉政建设的特点，归纳起来是五个“机制”：

（一）以人格力量为基础的自律机制。德国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长期以来，德国受古典哲学的熏陶和教化，越来越壮大的精神氛围就是启蒙与理性，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加之德国人信奉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天主教，要求人人做好事，做善事。因此，德国人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养成了严肃认真、遵守纪律、善于服从和不感情用事的传统美德。德国政府机关录用公务员，坚持忠实可靠、待人诚实、勤劳认真的标准。除政府不断加强对公务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外，公务员本身也做到了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崇尚敬业精神，讲究绅士风度，注重洁身自爱，注意公私分明。比如德国有4200万辆小汽车，不到两个人一辆车，但绝对没有公车私用现象。出现这种浓厚的廉洁自律氛围，从根本上讲，就是公务员自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严格自律的廉政理念。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务人员有稳定的相当社会中等水平的收入和社会保险，没有后顾之忧，只要不犯错误，可以终身干下去，而且政界精英分子会受到社会尊重和称羡，因此，在公务员队伍中违纪违法者的比例很小。勃兰登堡州每年处理腐败案50件左右，其中有大部分是交通违例后企图行贿逃避处罚的案子。

（二）以规范公务员行为为重点的权力约束机制。加大对权力的分解和约束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德国在公务员权力领域防止腐败上，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规范。第一，办事“四个眼睛”的原则。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都必须坚持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个人单独行动，暗箱操作。第二，岗位轮流的原则。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部门、财政（税务）、社会保险等权力部门的公务员实行定期轮岗，一般为3年，如发现违规的行为立即调离现岗位。第三，限制第二职业。《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如果工作需要从事第二职业的，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否则，必须责令辞去公职。第四，接受礼物和好处的规定。各联邦州都对公务收受礼品作了严格规定，部长、国务秘书一级的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不能接受任何礼品礼金，部门的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可接受价值50马克《相当于230元人民币》以内的礼物，但必须向上司报告，绝对不准收受现金。对圣诞等重大节日，公务员收到邀请函，是否出席，也作了规定，必须经过上司批准，而且只能收印有该公司名称作广告的小礼品，否则，将会受到查处。为了落实上述四条措施，各部门内部都有相关的人员负责与公务员管理部门联络对话，确保廉政规定和措施落到实处。

（三）以法制健全为保障的惩治机制。严厉惩治是清除腐败的重要手段。德国惩治腐败体现了三个并重的原则。一是精神处罚和经济处罚并重。法律明确规定对贪污受贿和渎职的腐败者可以判1天至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或赔偿经济损失；对公务员违反纪律的处分，既给予行政警告或开除处分，也给予罚款和赔偿经济损失的处理。二是对受贿者处罚和行贿者处罚并重。不仅强调对受贿者严惩，对行贿者也给予严厉惩处。三是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和违法中介组织的处罚并重。只要违反了法律都要严肃处理，企业的行贿行为或者中介组织违法行为，除了追究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外，还要将该企业或中介组织上黑名单公布于众，通过行业公会，对违纪违规者在行业中给予限期停止业务活动和罚款处理。

（五）以案件清理中心为主轴的反腐败工作机制。随着反腐败任务的加重，1993年德国的各联邦州成立了反腐败工作机构，腐败案件清理中心，这个机构是检察院的一个部门，隶属于司法部。我们访问的勃兰登堡州反腐败案件清理中心有4名国家级主检控官，40名检控官，其工作职能是受理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案件的举报、转办与侦查起诉，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一是与直接隶属联邦州议会的审计署联系，负责经过审计发现的违法贪污受贿案件的起诉；二是将涉及公务员的部分腐败案件移交警察署侦查，三是将自办和审计署、警察署移送的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四是加强同政府各部门的联系，负责公务员队伍的预防违法犯罪教育和监督。每年由负责案件清理中心的主检控官向司法部报告工作，对全州的反腐败案件查处工作负责。公务员违纪违规的处理由各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负责。

二、有益启示

我国与德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有根本的差异，但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廉政建设，建立高效的政府是相同的任务。德国加强廉政建设的作法和经验，充分证明了我市建立和完善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必将收到良好的效果。通过学习考察，我们有以下四点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强化廉洁自律意识。从我们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公务员都把廉洁自律和勤政廉政作为一种内在的自觉行为。在德国，法律要求公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公务员行为守则》，而且每一位新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公民都要举行宣誓仪式，保证严格遵守公务员守则，若违反誓言愿意接受处罚。同时，每年公务员要与所在单位领导签订一份廉政合约，承诺廉洁奉公。在学习考察中，我们得到了这么一种信息对绝大多数德国公务员来说，利用徇私舞弊的手段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联系我们的实际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形成不想腐败的态势，的确任重道玩。因此，必须加大理想信念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的力度，形成“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环境氛围，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塑造完美的高尚的人格。

启示之二，必须完善法制建设。德国是法制国家。这次通过访问和了解，法制建设上也有可借鉴之处。德国没有单独的《反腐败法》，对腐败案件的处理视同其它刑事案件一样依照法律处理。廉政建设并非作为一项单一的工作体现出来，而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犹如编织了一道覆盖所有公共权力运作系统的极为严密、具体、全面、细致，可操作性强的法治之网。近些年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就廉政建设而言，也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但与德国相比，法律法规还缺乏操作性，一般来讲规定了不能为，而没规定违了怎么办，对不这样办的也没有强制约束力。因此，从依法治国的要求看，一方面廉政法制建设必须纳入整个国家的立法体系，全面通盘考虑；另一方面立法必须严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德国对贪污受贿者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给予经济处罚，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必须负赔偿责任。这样对腐败分子不仅在政治上、精神上搞垮，而且在经济上搞垮，通过提高腐败成本，震慑腐败分子，解决“苦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问题。同时，党政机关要结合实际，从源头上抓起，建立切实可行与工作相配套的廉政制度，形成完备的内部管理机制。深圳要充分利用享有的立法权，加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廉政法制建设，把经济赔偿纳入廉政法规的内容，通过完善法制，率先走上依靠法制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新路子。

启示之三，必须树立责任意识。德国虽然没有独立的反腐败机构，但反腐败案件清理中心的检察官们胸怀大局、尽职尽责，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在指导思想上不是以查案多少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而是以查清问题，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保证社会的公平为宗旨，在调查案件时，他们首先考虑挽回经济损失，再考虑如何处理违法者。近三年巴伐利亚州案件清理中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亿多马克。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千方百计保护国家财产免受损失。比如，德国统一之后，联邦政府于1994年决定将首都从波恩迁往柏林。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柏林有一大批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00亿马克（约合3300亿元人民币）。柏林市内政部和司法部等相关部门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才去处理，而是都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积极去做好防范工作，并成立了多少检查小组，对政府投资的在建项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抽查。通过监督检查，保证政府这笔特别巨大的建设投资在使用中不发生腐败问题。在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历史和现实都要求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树立全局观念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都不能离开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特别是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纪检监察干部，必须更加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市委、市纪委的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扎实工作，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大环境。

启示之四，必须加强舆论监督。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这种舆论监督是行之有效的。那怕是促成德国统一的前总理科尔也因政治献金案曝光，而未幸免被迫下台。前不久，运输部长赖因哈德？克利母特因涉嫌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我们的舆论媒体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工具，不可能完全照搬德国这种监督形式，但借鉴这种形式，在加大舆论媒体正面宣传力度的同时，对查清事实的某些腐败现象进行公开曝光，把权力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相得益彰，这样的路子是可以探索的，相信一定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几点建议

学习考察的根本目的在于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用于指导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也算为建立和完善我市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献计献策。

第一，制定《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必须请示、报告，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经授权可以酌情处置，哪些事不能做或必须回避，哪些事绝对禁止做，等等；并明确，如果违反有关规定，应该受到何种经济处罚和精神处罚，以及引咎辞职等处罚，等等。同时，对于每一位新加入的公务员和每次晋升职务的公务员，必须履行一次严格遵守《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行为守则》的宣誓议式；每年公务员要层层签订廉政公约，作出庄严承诺，并将有其本人亲笔签名的公约放入档案袋中，让他时刻牢记自己的承诺，作为对自己的一种约束。

第二，严格规范行业管理。加强对行业的监督和管理是遏制腐败的一项有效措施。每个行业都必须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公约，约束行业的行为。如企业、中介组织都必须用法律和法规规范行为，对违法的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理，对违规的行为要列出黑名单公布，不仅给予刑事处罚，而且要给予行政和经济处罚以及赔偿经济损失，确保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第三，加快舆论监督的试点工作。要敢于并善于运用舆论监督改进和推进工作，充分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可在某一媒体上先行试点，针对某个行业和某时期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舆论监督，实行“公开曝光、正面引导、跟踪整改、促进工作”的措施。同时，把舆论监督转化为权力监督，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

第四，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对外交往工作。这次考察我们接触了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反腐败国际透明组织。尽管这个属于民间性质的反腐败国际组织，每年都通过民间调查，对各国腐败状况打分排队，但从交流中发现，他们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并不了解，或者说知之甚少。为了加强交流，我们可以以深圳市纪检学会或监察学会的名义，加强同他们以及国外其它廉政或反腐败机构的交往，便于宣传我们反腐保廉的主张与成效，扩大深圳经济特区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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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遏制“车轮腐败”

遏制“车轮腐败”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有理有序有效开展。从年初起一系列的动作已经表明，中央已将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作为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上了议程。

费用过高，私用严重、使用效率底、浪费大、超编超标配备屡禁不止……这些典型的公车腐败现象，一直饱受诟病。据统计，早在上世纪“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随着近年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很多人认为公车使用是涉及纳税人的钱怎么花、公权力如何得到合理规范使用的问题。如果放任公车问题不管，不仅会影响到执政党的诚信，还会导致仇官心理因素的增长。因此，中央抓公车腐败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我认为，国家实行公车管理模式的改变才是“治疗”的根本。把公车改革当做一项全国统一部署的工作来抓，强制推进全国的改革工作，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只抓下级部门，只有做到这样，我们的专项治理才能有成果，有成效。

第三篇：腐败原因及遏制

腐败原因及遏制

腐败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联合国某年测算表明，“政府的腐败”每年使世界约损失资金6000多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领导人下台的直接原因。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历史通病。翻阅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出现了阶级，就有了腐败现象，过去有，现在有，甚至可以说将来可能还会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有，基层也有。所谓腐败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滋长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腐败活动的猖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每年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从事反腐败活动。究其原因，腐败发生主要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反贪机制的不健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等。而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的观念变质，产生了私人的贪欲。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中的腐败即为此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2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4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臵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现为：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反对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走的另一条长征之路。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复之所以显现出长期性，是因为反腐败斗争本质上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与行为的斗争，他与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目的相一致，在党的最高纲领实现之前，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意识，那么其派生物——贪污腐败行为就会存在。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性。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作祟外，还与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体制，机制，法制上的完善与否有关。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创建运行过程中，难免有“疏漏”、“缝隙”、“漏洞”和“时间差”，有些人就利用它，大肆贪污，搞投机活动，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所以反腐倡廉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深化改革，健全机制，体制，法制，但要做到这些，向其他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时间，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作为祖国后备力量的主体——大学生更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局面，认识到“廉洁”所面临的挑战，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带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所谓：欲廉洁，先修身。对处在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修身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当代大学生，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使命，既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而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科技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命；此外，大学生还肩负着名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文化使命。这些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提出了具体的人才规格要求，其中廉洁修身就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社会腐败现象一直是大学生廉洁修身的主要制约因素，其负面影响既体现在大学校园之内，更多体现在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有些腐败分子在大学阶段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步入社会以后，廉洁修身的道德免疫力在强大的腐败面前瓦解。尽管很多大学生知道腐败可能破坏廉洁的美德，可能伤害自己的荣誉，甚至可能剥夺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腐败不被追究，却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在思想上的利益博弈中，一旦腐败的合理性占了上风，腐败便由可能走向了现实。所以引导大学生抵御来自社会腐败的侵扰，是廉洁教育的根本目的。

第四篇：如何遏制用人腐败

6.如何遏制用人腐败

用人方面的腐败现象，较之于其它腐败现象而言，其对社会的危害更为深重。它不仅腐蚀大批党员干部，瓦解干部队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弱化党和政府的信誉和权威；疏远党群关系，激化干群矛盾；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的大量流失，引发违纪违法和犯罪活动；而且严重地败坏社会风气，污染人们的思想，导致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因此，对于这一腐败现象必须下大决心予以坚决遏制和消除。而要消除这一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体制和机制创新，促使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在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下运行。

1、优化权力配置，建构科学、制衡、规范的权力结构体系。主要领导干部用人权个人垄断和不受监督、制约的状况，从直接原因来看，与现行的具体领导体制有关，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则与一定的国家权力配置和权力结构有关。因此，要改变主要领导干部用人权个人垄断和不受监督、制约的状况，还必须从整体上优化权力配置，其着眼点是要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问题。首先，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次，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权威，使其真正成为人民意志的代表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其三，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四，加强法制建设，在条件适宜时进行宪政改革，科学设定国家权力，同时制定《监督法》、《新闻法》等有关法律，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2、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科学界定政府权力。由于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强大和最具扩张性的权力，因此，为了规范和制约“政府官员”的权力，从政府管理体制角度讲，其措施之一就是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科学界定政府权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此要实现四个转变：（1）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管理范围，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2）精简政府机构，实现由“臃肿、低效政府”向“精干、高效政府”的转变。（3）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实现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4）严格依法行政，实现由“放任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转变。

3、提高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强化监督机制。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腐败现象，其中的关键是强化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当前，在权力监督制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监督机构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尚未形成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因此，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提高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构建和形成结构科学、相对独立、相互配合、精干高效的权力监督体制和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4、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实现党内制度创新。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腐败问题能不能得到有效遏制，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腐败现象能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同样关键在党。治国必先治党，而治党务必从严。要有效地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腐败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实现党内制度创新。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一府两院”组成人员任免上的权威性，真正发挥权力机关监督的作用。其次，进一步提高党内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再次，要充分发挥检察、监察、审计等专职监督机构的作用，强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

第五篇：腐败原因与遏制

腐败

腐败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联合国某年测算表明，“政府的腐败”每年使世界约损失资金6000多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领导人下台的直接原因。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历史通病。翻阅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出现了阶级，就有了腐败现象，过去有，现在有，甚至可以说将来可能还会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有，基层也有。所谓腐败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滋长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腐败活动的猖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每年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从事反腐败活动。究其原因，腐败发生主要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反贪机制的不健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等。而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的观念变质，产生了私人的贪欲。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中的腐败即为此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2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4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臵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

现为：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反对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走的另一条长征之路。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复之所以显现出长期性，是因为反腐败斗争本质上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与行为的斗争，他与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目的相一致，在党的最高纲领实现之前，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意识，那么其派生物——贪污腐败行为就会存在。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

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性。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作祟外，还与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体制，机制，法制上的完善与否有关。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创建运行过程中，难免有“疏漏”、“缝隙”、“漏洞”和“时间差”，有些人就利用它，大肆贪污，搞投机活动，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所以反腐倡廉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深化改革，健全机制，体制，法制，但要做到这些，向其他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时间，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作为祖国后备力量的主体——大学生更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局面，认识到“廉洁”所面临的挑战，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带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所谓：欲廉洁，先修身。对处在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修身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当代大学生，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使命，既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而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科技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

命；此外，大学生还肩负着名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文化使命。这些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提出了具体的人才规格要求，其中廉洁修身就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社会腐败现象一直是大学生廉洁修身的主要制约因素，其负面影响既体现在大学校园之内，更多体现在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有些腐败分子在大学阶段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步入社会以后，廉洁修身的道德免疫力在强大的腐败面前瓦解。尽管很多大学生知道腐败可能破坏廉洁的美德，可能伤害自己的荣誉，甚至可能剥夺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腐败不被追究，却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在思想上的利益博弈中，一旦腐败的合理性占了上风，腐败便由可能走向了现实。所以引导大学生抵御来自社会腐败的侵扰，是廉洁教育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