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教育腐败政策分析（5篇模版）

第一篇：遏制教育腐败政策分析

遏制教育腐败

背景链接

继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落马后，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也被批捕。尽管之前也有不少学校因腐败问题，一些负责人相继落马，但是比起这次密度如此大，“出事”的学校如此有名，还是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原因分析]

当前，导致学校这一方净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制度的原因。

具体而言，制度层面的第一个诱因，一是高校管理制度滞后于高校扩张制度。相对于一些学校快速的扩招和扩建，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并没有真正形成与其相匹配 的周密、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有的学校连续多年“大跃进式”的扩招，以及竞相跑马圈地的扩建，使得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校概念，而是一个动辄师生上万、建设及采购项目众多、资金流物流频繁的巨大经济体，说白了就是个小社会。面对这个小社会，管理制度显然没跟上快速扩张的步伐。中公教育版权

二是高校“自主管理”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让“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一方面，那些负责基建和采购的校领导、处长们，作为某个项目的“一把手”，拥有计划审批权、合同签订权、付款批准权、项目分包审批权等，权力过大，就容易搞“一言堂”，就容易滋生腐败;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自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让审计部门形同虚设。外部的审计部门一般不好插手，学校内部的审计部门“抬头不见低头见”，多数也是做做样子。尽管现在一些学校通过教代会以及校务公开等加强校内的民主监督，但这些所谓的监督很难触及到基建、采购、招生就业和科研等领域。中公教育版权

三是主管部门的“鞭长莫及”和信息的不公开透明是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行体制下，无论对部属高校，还是省属高校，主管部门往往只管其经费的划拨，报表的审核等，至于高校怎么“花钱”，基本上自己说了算。为了遏制和防止乱花钱，教育部组织研究制定《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公布包括财务、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决算方案，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在内的信息。但是办法实施3年多来，效果并不是很好。对那些“关键”的信息，谁也不愿意主动公开。

四是学校项目管理是随意性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现在很多学校，一方面除了财政拨款之外，自收自支的项目名堂繁多;另一方面，学校的很多项目都是临时抽调的人员作为管理人员，与那些专业机构相比，他们的操作更加随意，防范风险的能力更弱。这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

[措施]

要彻底遏制教育腐败，中公教育专家认为，唯有改革才能赢得未来。

一是改革办学体制，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尤其要明晰大学校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

二是真正推行阳光治校，让全体师生在治校过程中，充分享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评价权。三是通过改革健全制度，从小处着手，至少让那些已有的信息公开、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制度真正落到实处，不再是一纸空文。唯有如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育腐败案的发生

联合治霾，匹夫有责

春节临近，雾霾不停在各地肆虐的现状，再度引起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的关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建言献策，呼吁采取更得力的措施，打好呼吸保卫战。各地方政府也纷纷表态要强力治污，成就“美丽中国”的梦想。

治理大气污染，政府在监管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建议政府制定一个战略性的改善大气污染的时间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预期，有利于达成共识。

区域城市间应加强科研合作，通过科技计划项目、建立研究基地或实验室，开展雾霾治理相关技术研发。同时调整区域产业布局，依托税收、政策等杠杆，引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新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比例。

将改善空气质量纳入法制化管理。扩大政府责任的范围,尤其是增加不同辖区的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合作改善空气环境质量的规定。

每一位市民身体力行、有所作为，春节不放烟花爆竹。治理雾霾，从每个人做起，春节不放烟花爆竹也会有利于空气质量改善。

改善空气质量，不可能一劳永逸。消除雾霾危害，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呼吁政府主导，多方合力，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投入到雾霾治理中，要以猛药去疴乱的决心还大家新鲜空气。

转变发展方式方能解雾霾之困

进入冬季，一场罕见的大范围雾霾笼罩我国，从华北到东南沿海再到西北，覆盖了将一半多的国土。不仅有上海PM2.5指数直蹿到“爆表”，更有西安大雁塔的“发射成功”，甚至连不少被称为“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城市也难以幸免。严重雾霾笼罩下的这段日子，不仅生出许多幽默段子，也引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人与霾之间，孰进孰退，由谁来决定? 选择怎么样的发展方式，就有怎么样的空气质量。事实明摆着，造成雾霾的根本原因是燃煤、机动车尾气、工业生产、市区扬尘的大量排放;直接原因是天气扩散条件极端不利;区域污染和本地污染影响叠加，又加重了污染水平。因此，该反思的是我们生产生活排放的污染太多了。

雾霾围城，每个人都不能再做看客。各级政府必须把灰霾天气数量和相关监测数据与官员政绩挂钩，实行“一票否决”;环保部门应建立重点污染源清单，同时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将落后产能坚决淘汰出局;企业应将节能减排作为首务，千方百计降低单位GDP的污染物排放量;党政机关要做出表率，少开公车;普通市民可以用合理使用机动车，多多乘坐公交，减少尾气排放，同时要避免过度装修„„

如此多管齐下，标本兼治，雾霾形成的人为因素才会大大减少，雾霾天气的隐忧才会得到有效破解，“蓝天白云”才不会因“雾霾围城”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奢望，我们的城市才会因空气质量高而更加宜居，百姓的生活也才会因健康而更具幸福感。

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任何一部分生病，最终都会引发全身症状。污染是会流动的，某一个部门机构、某一个城市或可做好短期被动应对，治理时却很难单打独斗，也无法独善其身。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具体化，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实，实现清新呼吸也在于行动。即便雾霾退去，环境保护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合力治污的干劲一点也不能松，人不进则霾逼进，我们面对的是一场事关未来的攻坚战、持久战。

建设既富强又美丽的中国，不仅要增加GDP，也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这就要有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茂密的森林、广袤的草原。虽然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只要我们沿着十八大指明的方向踏实迈进，就一定能早日驱散雾霾，迎来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

二、给定资料

1.简政放权，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简政放权”正在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执政亮点。中国国务院接连召开会议大范围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的审批以提振经济增长。

2013年5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政府在第一批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基础上，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主要侧重于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领域，目的是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

2.近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指出，83，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在户籍、教育、住房、社保、生育等民生领域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在这些领域中，政府的行政审批程序依然繁琐。

“两个多月没法好好工作，随时都要请假外出办手续。”谈起最近买二手房过户时繁琐的手续，江西南昌市民刘莉莉深感无奈。她需要一次次跟单位请假，跟原户主到行政审批中心办理。除了与房屋有关的手续，还需要提供未婚证明，而仅这一项，她就在民政局和审批部门奔波了数次。据南昌市公安局负责户籍办理的工作人员介绍，南昌市外人员若要办理户口迁移，“户口本、身份证、人户申请书、准迁证、申请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证明，一样都不能少”。在中国，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定。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未来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减少需要更多的向民生领域倾斜。”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说。受访民众纷纷反映，在基层办理行政审批手续时托关系、送礼已经成为“潜规则”，某些审批项目也成为审批部门权力寻租的“温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认为，户籍、住房等行政审批项目其实是许多问题的末端，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首先需要制定完善的行政审批制度。

上述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应该加大放权力度，对属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范围内事项不设审批项目。沈荣华说，一些政府行政审批项目的缩减需要根据社会需求进行，公开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如此才能真正减轻企业和百姓的负担，使改革更加有的放矢。

“目前民意反映比较强烈的这些领域，政府应该予以重视，在无法取消的情况下，力求通过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态度上满足老百姓的诉求。”王伟说。他同时提醒，行政审批手续并不是越快越好。譬如户口一项，由于涉及面广，需要相关部门按程序严格审批，防止假户口等违法行为出现，侵犯更多公民的权益。

3.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已先后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落在简政放权上，凸显了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魄力。这种魄力根植于对国情的清晰认识上，对人民和市场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简政放权，就是腾出手来抓大事。当前，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头等大事。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从出口导向到内需拉动，事关民生利益。形势倒逼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着手，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减少甚至剔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原生阻力。“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就是要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让改革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活力。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红利，这是拉动内需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4.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职能转变的第一项就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可见放权在此轮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审批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利用审批牟取私利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大力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任务。”迟福林说。

此次机构改革前，国务院进行过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第一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重点是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项目，这也极为契合社会的广泛期待。目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国务院部门对于投资项目管理，按照投资主体、投资范围、限额不同等情况，实施审批、核准和备案。改革后，一些投资项目将取消审批，一些审批将下放地方，即使对于仍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审批的项目，也将简化程序、限时办结。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一批行政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后，“跑部前进”现象将有望消失，国务院各部门将从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减少微观事务管理，重心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也存在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从而阻碍地方主动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这次改革提出推进向地方放权，既要下放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也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在此之前，行政审批权下放已进行过成功实践。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

这一改革立竿见影。当年年底，广东省取消约170项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审批事项，有效减少行政管制，降低创业门槛，充分释放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放权让地方受益的同时，中央部门可以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退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强化宏观管理上，为市场和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说，放权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政府要加大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估量分析及科学预测，制定相应的方针、目标、政策和制度，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我做食品行业近30年，碰到的审批麻烦太多了。”2013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一个食品企业，至少要花三四个月去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有些小企业审批时间更长”。

这次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正是对企业现实呼声的有效回应，也是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有效举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认为，政府强化行政审批本身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放权正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突破口。高小平则指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把政府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将激发起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中央编办负责人表示，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将有利于改变政府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现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当然，这还只是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提出，各部门要加大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力度，加快进度，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5.美国对经济的管制大约自19世纪末开始，先是在铁路领域，后来还逐渐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邦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州的经济事务和国际贸易进行各种各样的审批和监督。但是过多的管制和审批严重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要求国内取消管制和审批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福特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赢得国民对政府的信赖，开始采用行政手段对管制和审批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取消对经济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比如美国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电信的管制，加上有线电视、经纪业等领域的改革，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放松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果。

美国的经验表明，过多的政府管制，繁杂的行政审批手续，不利于经济发展。适当的政府管制，简单有效的行政审批手续，可以解放生产力，同时也可以约束经济领域的许多不法行为，比如攫取垄断收益、不正当竞争、通过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是公共利益来牟取私利等行为。美国政府行政改革主要围绕着放松管制展开的，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90年为止美国因此而获得了400亿美元的收益。放松管制取得成就的原因是由此而引入竞争，减少了政府干预的成本。

6.日本对经济的管制大约是20世纪初开始的，先是在海运领域，后来也是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天皇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依照国家法律建立，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外海运和捕捞事务进行审批和监控。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更是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这样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机构就越来越多，行政审批权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日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曾先后进行过七次，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度减少，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在许多管制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这一系列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日本经验表明，过多的经济管制，复杂的审批手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在发展道路上得不到优良的政府服务。根据周志忍教授的《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一书中关于日本行政改革的论述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改革方向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市场化倾向，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的作用，限制对民间部门的干预;二是民营化倾向，减少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职能分工，当公用事业、公共物品和服务由民间机构提供更有效时。就应该转移到民间机构去;三是自由化的倾向，政府放权于社会，政府的管制活动尽量减少，以使市场和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其功效。在这种行政改革思想指导下，日本进行了管制缓和改革，在细川内阁时期，日本推行了管制改革。对经济性管制按照 “原则自由，例外管制”的原则实行大幅度缓和改革，就社会性管制，最小限度地保留，并进行了彻底调整。对需要新增加的管制和审批，要严格审定将其控制在最小限度。因而日本在管制和审批中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通过中央政府作用来建立自立、自主、以民为主的社会经济体系，试图依托并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自由主义方式的改革。从日本管制和审批设置的过程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审批权几乎完全让给了市场和社会，政府留下的审批权是微不足道的。

7.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方面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的(包括各种商会、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从制度上减少了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受贿的机会。如政府在工程管理方面，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和提高经营效益。普遍实行业主责任制，一般不直接参与融资与管理。

8.广东被确定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省。在此次改革试点中，广东要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使命，破除束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累经验?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党的十八大代表、省长朱小丹。

南方日报：朱省长，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请您亲自给我们解读最近几年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在今年的省人代会上，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目前，这项改革在全省的推进情况如何?

朱小丹：一直以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广东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着力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不到位等问题，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果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审批上，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必然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同时，权力越是过分集中，留给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大。所以，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2012年以来，广东省扎实部署开展了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对以往保留、近年新增的审批事项和日常管理中具有审批性质的事项共1120项进行全面清理，目前已经公布了两批改革事项目录共383项，其中取消197项，下放和委托130项，向社会组织转移56项，国务院批准我省先行先试调整100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停止实施66项，下放34项。虽然这次调整的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近一半，但并不表明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对那些尚不具备调整条件的审批事项，我们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调整。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从实际出发，把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南方日报：此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哪些重点领域?

朱小丹：根据中央的部署，结合我省实际，这次我们着力在三大领域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是投资领域。国务院副总理汗洋同志多次强调，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攻坚性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整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与投资审批相关的企业登记注册，目前前置审批项目多、环节多，容易压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因此，这次改革在取消、下放相当一部分投资审批权限的基础上，我们还率先在深圳、珠海、东莞、顺德等地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佛山、惠州、肇庆、揭阳、清远等地进行企业登记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是社会管理领域。政府同时承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应当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但现在以审批代替服务的现象、政府大包大揽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社会管理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在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下决心减少或下放审批权限;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逐步把部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给成熟的社会组织。

三是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临时性行政许可有效期只有1年，超过1年仍需实施的，必须上升到法规，如果1年之内没有上升到法规，就自动取消。《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还保留了一些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这次改革，要大幅减少这类审批事项，同时明确，在国务院规定的范围之外，不再增加新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南方日报：中央政府主动“削权”，发布了第六批行政审批改革项目，而且还批准广东先行先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深意耐人寻味。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已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释放市场主体包括民间活力、推动科学发展的持久动力。您对此怎么看?

朱小丹：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两者必须协调配合、互促共进。汪洋副总理多次指出，改革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广东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于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在全国形成领先的制度优势。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广东依然存在。由于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而既得利益格局又制约着改革的深化。这样，广东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我们之所以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突破口，是因为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与科学发展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权力配置格局和政府部门利益格局。政府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以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引领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行政权力科学化、公开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加快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据我了解，佛山市顺德区商事登记改革走在全省前列，2012年5月实施以来到10月底新登记注册企业比2011年同期增加24，8%，这说明，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就是给全社会创造活力松绑。

南方日报：当前一些政府部门重审批，轻监管，往往把审批作为监管的唯一方式，认为取消审批就无法监管了。也有人担心，取消审批或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会出现管理“真空”，会扰乱市场和社会秩序。

朱小丹：事实上，“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在政府部门仍然比较常见，以批代管在一些部门甚至有固化的倾向。这是政府职能错位的一种比较典型的表现。这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或者说，政府管理方式要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

取消、下放或转移行政审批事项，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但不等于可以削弱政府监管，相反要更加重视监管，加快创新和强化政府监管机制。省政府已经出台了审批事项调整后加强监管的意见，要求各部门针对每一项取消、下放、转移的事项，紧密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逐一制定相应的具体监管办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着力构建行政管理、社会自治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防止出现管理 “真空”。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过程中，我们突出强调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按照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分类分步实施，确保相关事项“转得出、接得稳”。我们要更加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服务管理能力评估办法，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规范运作、诚信执业、信息公开、公平竞争、奖励惩戒、自律保障机制。

9.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且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政府之手”不可或缺，但“政府之手”又不可太长，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成为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要务。

的确，这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因为如果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难以理顺，市场的动力就难以有效释放。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各种政府管制、审批等限制性政策措施让企业难以自由、自主地从事经营和投资活动。

这是本届政府加快改革决心的体现。“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后监管问责要到位。这对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等都是一剂良药”，李克强总理清晰地界定了“政府的角色”。市场期待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顺各级政府间的关系”实现政府角色的回归。

当然，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需要避免出现三种倾向，一是需要警惕“权力的变相收回”，二是需要防止将政府的部分审批权转由一些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承接，三是需要防止“二政府”的出现。政府要“放得开、管得住”——放得开，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放给市场，市场能管的政府不要管;管得住，就是要管住那应该管的，必须管的，还要依法管。事实上，只有把该放的放了，才能腾出手，把该管的管好。

当政府部门在下放审批权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放掉该放的权，另一方面又认真负责地管好该管的事，就能够切实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做到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齐推进、相协调，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

10.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我们相信，随着政府转变职能的成效不断显现，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使改革红利惠及最广大的百姓。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明确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没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三、作答要求

1.请根据“给定资料3～4”，分析国务院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重要意义。(15分)

要求：分析到位，言简意赅，语言顺畅。不超过250字。

2.“给定资料5～7”中谈到了西方国家行政审批改革的经验。请认真阅读资料，对这些经验进行概括，并谈谈对我国行政审批改革有哪些启示。(20分)

要求：概括准确，内容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350字。

3.广东被确定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省。假如你是广东省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8”，起草一份上报省政府的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情况汇报的提纲。(25分)

要求：概述准确。内容全面，条理清楚。不超过500字。

4.“给定资料10”中提到，“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请结合对这句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观点鲜明，内容充实;

(2)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字数在1000～1200字。

参考答案:

1.请根据“给定资料3-4”，分析国务院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重要意义。(15分)

要求：分析到位，言简意赅，语言顺畅。不超过250字。

【参考答案】

国务院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重要意义如下：

一是能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2分]当前行政审批事项较多，审批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利用审批牟取私利问题突出，简政放权能够使政府重心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3分]

二是能够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2分]放权可以有效减少行政管制，降低创业门槛。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红利，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3分]

三是能够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2分]。有利于改变政府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现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3分]

2.“给定资料5—7”中谈到r西方国家行政审批改革的经验。请认真阅渎资料，对这些经验进行概括，并谈谈对我国行政审批改革有哪些启示。(20分)

要求：概括准确，内容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350字。

【参考答案】

美国：取消对经济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1分]如完全取消航空领域管制，部分取消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管制，大量取消铁路和电信管制以及有线电视、经纪业等领域的改革。[1分]

日本：坚持市场化、民营化、自由化倾向;[1分]对经济性管制按照“原则自由，例外管制”原则实行大幅度缓和改革，最小限度地保留社会性管制，并进行彻底调整;[1分]严格审定新增加的管制和审批：[1分]强调市场作用，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自由主义方式改革。[1分]

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多数通过中介机构与企业之间进行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1分]从制度上减少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受贿的机会。[1分]

对我国的启示有：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办事手续，解放生产力的同时约束经济领域的不法行为;(3分)二要要重视市场和民间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资源调配作用，建立自立、自主、以民为主的社会经济体系;[3分]三要鼓励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积极参与审批改革，减少****事件发生。[3 分]

3.广东被确定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省。假如你是广东省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8”，起草一份上报省政府的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情况汇报的提纲。(25分)

要求：概述准确，内容全面，条理清楚。不超过500字。

【参考答案】

关于我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

一直以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2分)广东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试点省，扎实部署开展了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分]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取得成就

我省积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发展环境，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台了《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2分]对以往保留、近年新增的审批事项和日常管理中具有审批性质的事项共1120项进行全面清理，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分]

二、存在问题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政府未能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2分]”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在政府部门仍较常见。以批代管在一些部门甚至有固化倾向。[2分]

三、重要目标

此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目标是建立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的服务型工作模式，政府管理方式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2分]一要政府出台意见，紧密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制定相应监管办法，着力构建综合监管体系。[2分]二要强调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2分]三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服务管理能力评估办法，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规范的保障机制。[2分]

4.“给定资料10”中提到，“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请结合对这句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观点鲜明，内容充实：

(2)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字数在1000～1200字。

【参考例文】

怀揣壮士断腕决心抓好简政放权工作

“转变政府职能”，是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举措，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而简政放权，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简政放权”是权力外放，自我革命的开拓者;是强化管理，保障民生的守护者。它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它能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激发内在活力;它能推动经济转型，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内需潜力、形成新动力。将该放的权放掉，把该管的事管好，是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因此，抓好简政放权工作。实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至关重要。

抓好简政放权，要明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行政审批改革不是完全取消行政审批，而是减少或取消不必要的审批项目，提高必要审批的质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或管制模式。主要是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在市场失效的时候，发挥行政审批的作用。缘此，我国在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对必

须由国家监管的公共资源应继续实行行政审批。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而在能由市场进行调节的领域则应弱化行政干预，减少或取消审批制度。

抓好简政放权，要鼓励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积极参与审批改革。公共团体、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等能够积极地帮助政府进行缓和管制以及审批制度改革。要在管制和审批改革中，充分发挥公共团体、行业协会的作用，要求它们独自进行管制或依照国家法令制定管制，不断地重视地方自治、地方分权，由此监督政府的行为，修正政策的方向。通过国家和地方共同努力推进缓和管制，使审批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抓好简政放权，要加强对行政管制和审批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随着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行政体制模式向事后检查监督型模式转变，审批、管制、许可证制度等与直接管制的有关制度发生了转变。政府如何积极创定明确的规则，使行政体制从重视管制执行向监督方面转变意味着政府的运作方式从全能型、主导型转为有限型、服务型。司法机关也面临着同样的任务，探讨采取适"-5的措施对其管制和审批制度进行重新监管显得非常有意义。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可以将有待于审批的项目范围、审批的内容、审批的程序、审批的责任等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司法程序对政府审批行为进行监督，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管，有利于提升政府的责任意识，提高行政审批的科学性。

李克强总理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这预示着新一轮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大幕已经拉开，开弓没有回头箭，各部门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和勇气，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才能释放改革红刺。激发市场创造活力。才能逐渐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第二篇：遏制“车轮腐败”

遏制“车轮腐败”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有理有序有效开展。从年初起一系列的动作已经表明，中央已将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作为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上了议程。

费用过高，私用严重、使用效率底、浪费大、超编超标配备屡禁不止……这些典型的公车腐败现象，一直饱受诟病。据统计，早在上世纪“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随着近年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很多人认为公车使用是涉及纳税人的钱怎么花、公权力如何得到合理规范使用的问题。如果放任公车问题不管，不仅会影响到执政党的诚信，还会导致仇官心理因素的增长。因此，中央抓公车腐败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我认为，国家实行公车管理模式的改变才是“治疗”的根本。把公车改革当做一项全国统一部署的工作来抓，强制推进全国的改革工作，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只抓下级部门，只有做到这样，我们的专项治理才能有成果，有成效。

第三篇：腐败原因及遏制

腐败原因及遏制

腐败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联合国某年测算表明，“政府的腐败”每年使世界约损失资金6000多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领导人下台的直接原因。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历史通病。翻阅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出现了阶级，就有了腐败现象，过去有，现在有，甚至可以说将来可能还会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有，基层也有。所谓腐败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滋长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腐败活动的猖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每年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从事反腐败活动。究其原因，腐败发生主要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反贪机制的不健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等。而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的观念变质，产生了私人的贪欲。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中的腐败即为此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2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4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臵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现为：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反对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走的另一条长征之路。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复之所以显现出长期性，是因为反腐败斗争本质上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与行为的斗争，他与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目的相一致，在党的最高纲领实现之前，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意识，那么其派生物——贪污腐败行为就会存在。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性。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作祟外，还与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体制，机制，法制上的完善与否有关。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创建运行过程中，难免有“疏漏”、“缝隙”、“漏洞”和“时间差”，有些人就利用它，大肆贪污，搞投机活动，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所以反腐倡廉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深化改革，健全机制，体制，法制，但要做到这些，向其他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时间，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作为祖国后备力量的主体——大学生更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局面，认识到“廉洁”所面临的挑战，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带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所谓：欲廉洁，先修身。对处在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修身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当代大学生，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使命，既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而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科技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命；此外，大学生还肩负着名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文化使命。这些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提出了具体的人才规格要求，其中廉洁修身就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社会腐败现象一直是大学生廉洁修身的主要制约因素，其负面影响既体现在大学校园之内，更多体现在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有些腐败分子在大学阶段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步入社会以后，廉洁修身的道德免疫力在强大的腐败面前瓦解。尽管很多大学生知道腐败可能破坏廉洁的美德，可能伤害自己的荣誉，甚至可能剥夺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腐败不被追究，却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在思想上的利益博弈中，一旦腐败的合理性占了上风，腐败便由可能走向了现实。所以引导大学生抵御来自社会腐败的侵扰，是廉洁教育的根本目的。

第四篇：遏制腐败关键在于机制

--来自德国廉政建设的考察报告

一、主要特点

德国尽管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政府十分重视廉政建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廉政建设的特点，归纳起来是五个“机制”：

（一）以人格力量为基础的自律机制。德国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长期以来，德国受古典哲学的熏陶和教化，越来越壮大的精神氛围就是启蒙与理性，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加之德国人信奉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天主教，要求人人做好事，做善事。因此，德国人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养成了严肃认真、遵守纪律、善于服从和不感情用事的传统美德。德国政府机关录用公务员，坚持忠实可靠、待人诚实、勤劳认真的标准。除政府不断加强对公务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外，公务员本身也做到了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崇尚敬业精神，讲究绅士风度，注重洁身自爱，注意公私分明。比如德国有4200万辆小汽车，不到两个人一辆车，但绝对没有公车私用现象。出现这种浓厚的廉洁自律氛围，从根本上讲，就是公务员自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严格自律的廉政理念。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务人员有稳定的相当社会中等水平的收入和社会保险，没有后顾之忧，只要不犯错误，可以终身干下去，而且政界精英分子会受到社会尊重和称羡，因此，在公务员队伍中违纪违法者的比例很小。勃兰登堡州每年处理腐败案50件左右，其中有大部分是交通违例后企图行贿逃避处罚的案子。

（二）以规范公务员行为为重点的权力约束机制。加大对权力的分解和约束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德国在公务员权力领域防止腐败上，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规范。第一，办事“四个眼睛”的原则。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都必须坚持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个人单独行动，暗箱操作。第二，岗位轮流的原则。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部门、财政（税务）、社会保险等权力部门的公务员实行定期轮岗，一般为3年，如发现违规的行为立即调离现岗位。第三，限制第二职业。《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如果工作需要从事第二职业的，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否则，必须责令辞去公职。第四，接受礼物和好处的规定。各联邦州都对公务收受礼品作了严格规定，部长、国务秘书一级的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不能接受任何礼品礼金，部门的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可接受价值50马克《相当于230元人民币》以内的礼物，但必须向上司报告，绝对不准收受现金。对圣诞等重大节日，公务员收到邀请函，是否出席，也作了规定，必须经过上司批准，而且只能收印有该公司名称作广告的小礼品，否则，将会受到查处。为了落实上述四条措施，各部门内部都有相关的人员负责与公务员管理部门联络对话，确保廉政规定和措施落到实处。

（三）以法制健全为保障的惩治机制。严厉惩治是清除腐败的重要手段。德国惩治腐败体现了三个并重的原则。一是精神处罚和经济处罚并重。法律明确规定对贪污受贿和渎职的腐败者可以判1天至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或赔偿经济损失；对公务员违反纪律的处分，既给予行政警告或开除处分，也给予罚款和赔偿经济损失的处理。二是对受贿者处罚和行贿者处罚并重。不仅强调对受贿者严惩，对行贿者也给予严厉惩处。三是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和违法中介组织的处罚并重。只要违反了法律都要严肃处理，企业的行贿行为或者中介组织违法行为，除了追究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外，还要将该企业或中介组织上黑名单公布于众，通过行业公会，对违纪违规者在行业中给予限期停止业务活动和罚款处理。

（五）以案件清理中心为主轴的反腐败工作机制。随着反腐败任务的加重，1993年德国的各联邦州成立了反腐败工作机构，腐败案件清理中心，这个机构是检察院的一个部门，隶属于司法部。我们访问的勃兰登堡州反腐败案件清理中心有4名国家级主检控官，40名检控官，其工作职能是受理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案件的举报、转办与侦查起诉，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一是与直接隶属联邦州议会的审计署联系，负责经过审计发现的违法贪污受贿案件的起诉；二是将涉及公务员的部分腐败案件移交警察署侦查，三是将自办和审计署、警察署移送的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四是加强同政府各部门的联系，负责公务员队伍的预防违法犯罪教育和监督。每年由负责案件清理中心的主检控官向司法部报告工作，对全州的反腐败案件查处工作负责。公务员违纪违规的处理由各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负责。

二、有益启示

我国与德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有根本的差异，但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廉政建设，建立高效的政府是相同的任务。德国加强廉政建设的作法和经验，充分证明了我市建立和完善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必将收到良好的效果。通过学习考察，我们有以下四点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强化廉洁自律意识。从我们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公务员都把廉洁自律和勤政廉政作为一种内在的自觉行为。在德国，法律要求公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公务员行为守则》，而且每一位新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公民都要举行宣誓仪式，保证严格遵守公务员守则，若违反誓言愿意接受处罚。同时，每年公务员要与所在单位领导签订一份廉政合约，承诺廉洁奉公。在学习考察中，我们得到了这么一种信息对绝大多数德国公务员来说，利用徇私舞弊的手段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联系我们的实际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形成不想腐败的态势，的确任重道玩。因此，必须加大理想信念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的力度，形成“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环境氛围，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塑造完美的高尚的人格。

启示之二，必须完善法制建设。德国是法制国家。这次通过访问和了解，法制建设上也有可借鉴之处。德国没有单独的《反腐败法》，对腐败案件的处理视同其它刑事案件一样依照法律处理。廉政建设并非作为一项单一的工作体现出来，而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犹如编织了一道覆盖所有公共权力运作系统的极为严密、具体、全面、细致，可操作性强的法治之网。近些年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就廉政建设而言，也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但与德国相比，法律法规还缺乏操作性，一般来讲规定了不能为，而没规定违了怎么办，对不这样办的也没有强制约束力。因此，从依法治国的要求看，一方面廉政法制建设必须纳入整个国家的立法体系，全面通盘考虑；另一方面立法必须严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德国对贪污受贿者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给予经济处罚，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必须负赔偿责任。这样对腐败分子不仅在政治上、精神上搞垮，而且在经济上搞垮，通过提高腐败成本，震慑腐败分子，解决“苦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问题。同时，党政机关要结合实际，从源头上抓起，建立切实可行与工作相配套的廉政制度，形成完备的内部管理机制。深圳要充分利用享有的立法权，加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廉政法制建设，把经济赔偿纳入廉政法规的内容，通过完善法制，率先走上依靠法制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新路子。

启示之三，必须树立责任意识。德国虽然没有独立的反腐败机构，但反腐败案件清理中心的检察官们胸怀大局、尽职尽责，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在指导思想上不是以查案多少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而是以查清问题，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保证社会的公平为宗旨，在调查案件时，他们首先考虑挽回经济损失，再考虑如何处理违法者。近三年巴伐利亚州案件清理中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亿多马克。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千方百计保护国家财产免受损失。比如，德国统一之后，联邦政府于1994年决定将首都从波恩迁往柏林。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柏林有一大批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00亿马克（约合3300亿元人民币）。柏林市内政部和司法部等相关部门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才去处理，而是都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积极去做好防范工作，并成立了多少检查小组，对政府投资的在建项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抽查。通过监督检查，保证政府这笔特别巨大的建设投资在使用中不发生腐败问题。在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历史和现实都要求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树立全局观念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都不能离开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特别是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纪检监察干部，必须更加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市委、市纪委的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扎实工作，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大环境。

启示之四，必须加强舆论监督。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这种舆论监督是行之有效的。那怕是促成德国统一的前总理科尔也因政治献金案曝光，而未幸免被迫下台。前不久，运输部长赖因哈德？克利母特因涉嫌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我们的舆论媒体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工具，不可能完全照搬德国这种监督形式，但借鉴这种形式，在加大舆论媒体正面宣传力度的同时，对查清事实的某些腐败现象进行公开曝光，把权力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相得益彰，这样的路子是可以探索的，相信一定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几点建议

学习考察的根本目的在于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用于指导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也算为建立和完善我市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献计献策。

第一，制定《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必须请示、报告，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经授权可以酌情处置，哪些事不能做或必须回避，哪些事绝对禁止做，等等；并明确，如果违反有关规定，应该受到何种经济处罚和精神处罚，以及引咎辞职等处罚，等等。同时，对于每一位新加入的公务员和每次晋升职务的公务员，必须履行一次严格遵守《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行为守则》的宣誓议式；每年公务员要层层签订廉政公约，作出庄严承诺，并将有其本人亲笔签名的公约放入档案袋中，让他时刻牢记自己的承诺，作为对自己的一种约束。

第二，严格规范行业管理。加强对行业的监督和管理是遏制腐败的一项有效措施。每个行业都必须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公约，约束行业的行为。如企业、中介组织都必须用法律和法规规范行为，对违法的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理，对违规的行为要列出黑名单公布，不仅给予刑事处罚，而且要给予行政和经济处罚以及赔偿经济损失，确保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第三，加快舆论监督的试点工作。要敢于并善于运用舆论监督改进和推进工作，充分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可在某一媒体上先行试点，针对某个行业和某时期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舆论监督，实行“公开曝光、正面引导、跟踪整改、促进工作”的措施。同时，把舆论监督转化为权力监督，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

第四，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对外交往工作。这次考察我们接触了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反腐败国际透明组织。尽管这个属于民间性质的反腐败国际组织，每年都通过民间调查，对各国腐败状况打分排队，但从交流中发现，他们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并不了解，或者说知之甚少。为了加强交流，我们可以以深圳市纪检学会或监察学会的名义，加强同他们以及国外其它廉政或反腐败机构的交往，便于宣传我们反腐保廉的主张与成效，扩大深圳经济特区的国际影响。

xiexiebang.com范文网【www.xiexiebang.com】

第五篇：腐败原因与遏制

腐败

腐败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联合国某年测算表明，“政府的腐败”每年使世界约损失资金6000多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领导人下台的直接原因。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历史通病。翻阅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出现了阶级，就有了腐败现象，过去有，现在有，甚至可以说将来可能还会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有，基层也有。所谓腐败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滋长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腐败活动的猖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每年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从事反腐败活动。究其原因，腐败发生主要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反贪机制的不健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等。而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的观念变质，产生了私人的贪欲。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中的腐败即为此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2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4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臵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

现为：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反对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走的另一条长征之路。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复之所以显现出长期性，是因为反腐败斗争本质上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与行为的斗争，他与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目的相一致，在党的最高纲领实现之前，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意识，那么其派生物——贪污腐败行为就会存在。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

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性。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作祟外，还与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体制，机制，法制上的完善与否有关。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创建运行过程中，难免有“疏漏”、“缝隙”、“漏洞”和“时间差”，有些人就利用它，大肆贪污，搞投机活动，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所以反腐倡廉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深化改革，健全机制，体制，法制，但要做到这些，向其他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时间，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作为祖国后备力量的主体——大学生更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局面，认识到“廉洁”所面临的挑战，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带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所谓：欲廉洁，先修身。对处在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修身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当代大学生，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使命，既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而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科技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

命；此外，大学生还肩负着名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文化使命。这些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提出了具体的人才规格要求，其中廉洁修身就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社会腐败现象一直是大学生廉洁修身的主要制约因素，其负面影响既体现在大学校园之内，更多体现在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有些腐败分子在大学阶段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步入社会以后，廉洁修身的道德免疫力在强大的腐败面前瓦解。尽管很多大学生知道腐败可能破坏廉洁的美德，可能伤害自己的荣誉，甚至可能剥夺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腐败不被追究，却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在思想上的利益博弈中，一旦腐败的合理性占了上风，腐败便由可能走向了现实。所以引导大学生抵御来自社会腐败的侵扰，是廉洁教育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