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懈怠是消极腐败的重要原因

第一篇：精神懈怠是消极腐败的重要原因

精神懈怠是消极腐败的重要原因

【内容概要】胡锦涛“七一”重要讲话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其中，“精神懈怠的危险”被放在了第一位。“精神懈怠”具体指什么？“精神懈怠”与消极腐败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如何才能克服“精神懈怠”推进反消极腐败斗争？对以上问题笔者尝试在本文中给出初步的解答。

关键词：精神懈怠 消极腐败 重要原因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四个危险‛论断的提出，振聋发聩，它不仅点出了当前全党面临的现实危险及突出问题，而且是对全党的一个庄重严肃的风险提示、危机提示。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由此可见心力之所在非‚精神‛不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同样需要一种精神。没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国将不国、党将难存、民族将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什么叫‚精神懈怠‛，简言之，就是一个人、一个党，失去了信仰、目标和斗志。这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现实危险。

首先，精神懈怠就会疏远人民。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建党90年间始终保持与人民的雨水之情、血肉联系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讲精神的，黄炎培在著名的‚窑洞对‛中说道：‚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显然，中国共产党员一直不敢放下精神，丝毫没有精神懈怠，以时代最高尚的献身精神，就是那种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怕艰难、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保持着自身的先进性。丧失了这种先进性，共产党员就会疏远人民，就会感到陌生，感到失望。

其次，精神懈怠导致情绪消极。人活着是需要精神的，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一个人有精神，渴望进步、有进取心，那么他完全可以弥补先天能力的不足，进而通过后天的学习、交流、思考而使自身意志坚定，时时刻刻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情绪。但如果精神懈怠了，自然进取心不强，自然会忽视学习，而一个没有了进取心、不注重后天的学习的人自然会变得固步自封、意志消沉、情绪消极，长久如此自然无法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从而成为一个消极者。

第三，精神懈怠产生腐败行为。提起腐败分子，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十恶不赦、罪有应得，但客观的说很多腐败分子还是有一定政绩的，曾经获得的一系列荣誉其实就说明这一点，但一个备受组织关怀且有一定政绩的人是怎么会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呢？一个根本原因是精神懈怠了，面对荣誉，面对利益动摇了，抱怨自己升迁太慢，抱怨自己工资太少。精神懈怠了，党性缺失了，理想信念没有了，久而久之开始自谋私利，开始消极腐败，开始习惯了醉生梦死的生

活。

上述分析表明，精神懈怠的危险是导致消极腐败的重要原因。在当今各项任务都很繁重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平均使用力量，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必须要抓重点。只有把精神懈怠的危险当做导致消极腐败的重要原因来抓，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纲举目张的效果。究竟如何才能有效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呢？只有成为坚定理想信念的先锋模范才能有效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要有效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坚定不移地进行反消极腐败斗争，就要教育引导广大共产党员志存高远，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通过将这种远大理想落实到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上，始终保持积极向上、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敢于面对矛盾和问题，矢志不渝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才能够有效化解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从而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要有效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坚定不移地进行反消极腐败斗争，就要加强读书学习，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读好书，好读书。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古人师旷说得好：‚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中央领导同志要求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要读好书，要善读书。读书学习是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

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读书学习是党员干部胜任日常工作的必然要求。一个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人，精神是不会懈怠的。认真读书学习，就能提高思想水平、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超越。

要有效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坚定不移地进行反消极腐败斗争，就要不断的推进反腐倡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过去一些年来，虽然制度上的改革创新不断，但在表层制度上做的文章比较多，而在深层制度上的突破难、突破少。对于那些‚躲不开、绕不过‛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问题，必须要予以突破。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特别是对重要岗位廉政风险防范管理进行规范，逐步形成‚自我防控十组织防控+执行力建设‛的防控模式，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毛泽东同志曾言，‚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克服精神懈怠，坚定不移地进行反腐斗争是人民战争、是持久战、生死战，关乎着共产党执政的根基。这场仗是一场不能输也输不起的仗，需要每一位共产党员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强烈的群众意识来取得这场反消极腐败战争的胜利。

第二篇：李恩东：反对消极腐败防止精神懈怠

李恩东：反对消极腐败 防止精神懈怠 力求有所作为有所

创新

在九届省纪委二次全会上，卢展工书记指出：“消极也是一种腐败，这种腐败现象与一些违纪违法案件相比可能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并列举一些消极现象，比如无所事事，怨天尤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纪律模糊、责任模糊、职责模糊等。卢书记的讲话深刻精辟，一语中的。消极就是腐败，消极是腐败的前提，是腐败的诱导因素。人一消极，就胸无目标，无所追求，精神颓废。消极腐败影响的不仅是个人的成长与进步，更影响我们的事业，影响我们的发展。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李恩东认为：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在这个伟大实践过程中，我们肩负着光荣使命，担当着重要责任，有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回答。完成使命，履行责任，关键在做。如何去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充满激情，充满活力，不消极，不懈怠，不怨天尤人。

不消极、不懈怠、不怨天尤人，态度是关键。态度决定行为，正确的工作态度首先要与责任同行。没有不承担责任的工作，工作本身就意味着责任。责随职走、心随责走，尽职尽责、敢于担当体现一名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操守。这就要求我们遇事要顾全大局、不求索取、淡泊名利； 对待失误不足，不推诿、不塞责、不抱怨，把心思放在谋划工作上，把精力放在干事创业上，昂扬向上，勇于拼搏，开拓进取，百折不挠，咬定目标，锲而不舍，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以积极的态度去想事、去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消极的态度，必将带来工作上的推诿扯皮、得过且过、拖拖拉拉、敷衍了事。有人说社科联是“边缘化”的机构，我们不能这么认识。没有边缘的机构,只有边缘的态度；没有闲置的岗位，只有闲置的状态。“被边缘化”是消极者的一种主观感受，而非客观事实。有的单位被赋予的任务已足够重要，有的干部被委派的工作已属量才适用，但这些单位和干部依然觉得被重视得不够，安排得不好。有的觊觎个别部门和岗位的权力，孰不知，权力是工具，是履责的工具，实质就是责任。这种负面心态不仅得不到同情和关注，反而会在怨天尤人中把工作热情消磨掉，把奋斗意志消磨掉，最后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社科联是省委领导下的一个重要机构，是一个能够有所作为、大有作为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树立起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把工作标准调整到最高，把精神状态调整到最佳，把自我要求调整到最严，尽心尽力、扎扎实实地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把岗位当作事业的舞台，当作奉献社会的平台，做到不找借口找办法，不讲待遇讲奉献，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件事，扎扎实实干好每一天。

不消极、不懈怠、不怨天尤人，实干是体现。实干精神 是共产党人的实践品质和先进本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马克思曾经讲过，“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毛泽东同志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力戒空谈”；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江泽民同志警示全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们党正是凭着这种实干精神，战胜困难，奋发进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光辉业绩。实干是事业发展的要求。事业是干成的，不是吹成的；局面是“打”开的，不是“喊”开的。大干大发展，小干慢发展，不干不发展。中原经济区建设为我们提供了难得机遇，为我们干事创业创造了广阔舞台。我们要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弘扬实干精神，崇尚实干作风，让发展的氛围热起来，把务实发展的形象树起来，力争有所作为、有所创新。有为才有威，有为才有位，有为才有效。我们创新的“组织研究团队，促进成果转化”的工作思路就是践行实干精神的主要体现，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请省领导指导、省社科联班子成员组织、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和社科专家参加，建立调研基地，组成研究团队深入调查，加强研究，提出对策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促进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对我们党员、干部来讲，实干是成长的途径。干部的成长不是跑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跑出来的干部，群众信不过，工作拿不起，将来走不远；干出来的干部，人民信得过，自己立得起，一路走得 稳。社科联的各项工作既是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锻炼干部的平台。我们要注重锤炼实干的品质，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成具体的行动和实际的效果，在实干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在实干中体现领导能力、展现岗位追求、实现人生价值，不消极、不懈怠、不怨天尤人，自律是基础。自律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和约束自己，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美德。产生消极懈怠的根本原因就是自律意识不强。比如，不想干事干不成事、庸庸碌碌不负责任、偷懒耍滑不思进取、办事拖拉无所作为、工作散漫不在状态等等，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抓不紧自己。作为党员、干部，不消极、不懈怠、不怨天尤人，必须打牢自律这个基础，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理想信念上的坚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时时警戒，处处慎思，事事笃行。政治上的清醒和理想信念上的坚定，还表现在要时时刻刻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组织不会亏待扎实工作的干部，相信群众会支持拥护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比如个人的“进退留转”问题、工作待遇问题，一定要正确对待，要相信党组织。不论是留是转还是退，都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是工作大局的需要，决不能因此而消极，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与党组织保持一持，提振精神，严格自律，积极作为。这是考验党员、干部政治上是否成熟、党性是否坚定的重要标尺。要加强学习。学习就是能力、就是工作、就是责任。只有坚持不懈地学习，在学习中提升认识、陶冶情操、提高素质，才能克服消极懈怠思想，用正确态度看待岗位、对待工作，经得起各种挑战和考验。要时刻抓紧自己，注重知识的积累、实践经验的积累，在提高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工作水平。要坚持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我认为现在的理解，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每天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忠于职守、工作任务是否圆满完成，哪些工作还没有做好；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就是与同事在一起，有没有不守信用的情况，有没有不团结的情况，能不能齐心协力推动工作；传不习乎，就是党的教导你温习了没有，记住了没有，国务院《指导意见》能记住几条，省九次党代会精神能记住几条。要大力弘扬和践行“三平”精神，平凡的岗位要有追求，平静的心态要有热情，平常的工作要有责任感，沉住气、稳住心，多一些思考、少一些浮躁，把学与用、知与行结合起来，学用相长，锻炼才干。做到自律，还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站高一点、看远一点、想深一点，不要把名利看得过重，不能为利所累，不能被利所牵，不该要的不要，不是自己的不拿。党纪法规一千条、一万条，只记住一句话就行了：不违法乱纪。

第三篇：精神懈怠”是改革大敌

（人民观点·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②）

人民日报评论部：“精神懈怠”是改革大敌

2011年07月14日06:30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

历经三大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穿越90年激流险滩，行走在一段相对开阔平静的水域。枪林弹雨的考验已成往事，筚路蓝缕的建设写入历史，但是，新的航程中，风险与挑战并未减少。正如先哲所言：“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也正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最大的危险是意识不到危险。我们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要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在未来不到40年时间里带进现代化。巨大的社会转型隘口，发展的矛盾与问题“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如何克服倦怠情绪保持旺盛斗志，以坚强的决心和勇气在深化改革中不断闯关夺隘，历史的责任就这样现实地摆到我们面前。

中等收入的“拉美陷阱”，以权力支撑财富的“西班牙幻影”，创新乏力的“日韩困境”……当改革从“摸石头”进入“深水区”，各种新的危险随之而来。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在现代化关键期，如果不能顺利转型乘势而上，就可能不进则退，失去发展的机遇，陷入长期的停滞。反观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有的躺在功劳簿上当“太平官”，患得患失不敢改革；有的面对风险难题当“葫芦官”，畏首畏尾不愿改革。民谚为之画像：“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群众讥之为“庸官”，讽之为“昏官”，既责其尸位素餐，更忧其贻误发展。

“政怠宦成”，或因既往成就遮住了视线，或因既定格局缚住了手脚，更深层的原因，是囿于个别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利益不断分化，主体日益多元，诉求日趋多样。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政务、财务透明化到收入分配合理化，很多改革必然触动个别利益、涉及深层利益，带来阵痛甚至风险。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面对大有可为的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要求，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革故鼎新的锐气、永久奋斗的朝气，才能打破利益的樊笼，克服前进的阻力。假如让精神在利益的温床上懈怠下去，只会滋生暮气、惰气甚至邪气。

对于可能出现的骄逸和懈怠，我们党始终高度警惕。从毛泽东同志勉励全党“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到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闯的精神”、“冒的精神”，要有“一股子气呀、劲呀”。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是一个决意永葆先进性的马克思政党必须一以贯之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曾开出根治“精神懈怠”的药方。1945年，黄炎培到访延安，发出周期率的警思：“大凡初时聚精会神，……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毛泽东回应道：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60多年前，我们党曾将夺取全国政权喻为“进京赶考”。今天，历史条件变化了，“赶考”的精神没有过时。靠人民的监督警示自己，以人民的期待鞭策自己，我们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以百倍的勇气推进改革大业，以振奋的精神赢得未来。

第四篇：“消极腐败”成因剖析

认识不清和重视不够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主观原因。不少人认为只有贪污受贿才属于腐败行为，而“吃点、喝点、玩点、用点”根本算不上什么腐败。

尽管“消极腐败”表述已经使用多年，但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一致的看法。美国专家海德海墨根据人们对于腐败行为的容忍程度，曾把腐败区分为“黑色腐败”（受社会普遍谴责的腐败行为，希望在原则的基础上对之予以惩罚）、“白色腐败”（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认为应当受到惩罚的腐败行为）和“灰色腐败”（具有广泛争议的腐败行为）三种类型。所谓的腐败只有黑色腐败和界于黑色与白色之间的灰色腐败。在本文中，我们所区分的“积极腐败”和“消极腐败”分别与海德海墨所区分的“黑色腐败”和“灰色腐败”相对应。

“消极腐败”产生的根源

首先，认识不清和重视不够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主观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在有关“什么是腐败”的问题上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岐。不少人认为只有贪污受贿才属于腐败行为，而“吃点、喝点、玩点、用点”根本算不上什么腐败。

其次，现行有关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漏洞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客观原因。在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上，由于存在着预算内和预算外的划分，预算外资金基本上是监督失控的，加之财政支出基本上都是由“一支笔”来决定，这就很容易导致资金使用上的“软约束”。在财政收入体制上，由于存在着普遍的创收制度，单位创收又和单位的预算挂钩，从而将权力与利益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客观上刺激了各单位扩大创收的冲动，大部分创收甚至直接进入到预算外，这就为滋生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三，决策体制上的弊端也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之一。一些“消极腐败”的产生与盛行，与现行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决策体制直接相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决策体制不仅为个人专断决策打开方便之门，而且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第四，政策执行不力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就“消极腐败”现象已制定出大量的规章制度，但是由于执行不力，导致这些规章制度在反腐败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就拿公款吃喝来说，我们相继出台了多个文件，对接待的档次、金额、陪同人数，甚至是菜的分量都进行了规定，但结果却是“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此外，在公款配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务招待、办公用房也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甚至形同虚设。

如何从根本上治理“消极腐败”

统一认识，高度重视。各级党政机关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有关精神，真正提高对于“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危害的认识，提高反对和治理“消极腐败”现象的自觉性。

进一步深化相关体制改革，这是治理“消极腐败”的治本之策。特别是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于治理多种挥霍浪费型的消极腐败现象会起到釜底抽薪、立竿见影的功效。首先，必须深化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统一预算内和预算外，实行“一本账”，使全部预算都要纳入到人大监督范围。其次，必须改革财政收入分配体制，逐步废除行政性收费项目。对于保留的行政收费项目要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废除收费和预算之间的挂钩，彻底切断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之间的联系。

深化决策体制改革，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在决策体制改革方面，党的十七大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近期来看，就是要“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 “票决制”普遍化将有效分解权力，是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有效对策。

落实关键政务信息公开，真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过去一些年里，政务公开一直在推行，十六大以来，党务公开也提上日程，但公开一直得不到有效保障，特别是关键政务信息保密成了公开的最大难点。要有效防治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一个关键的对策就是对决策信息，财政预算信息，特别是“三公消费”等信息，领导干部个人必要的生活细节信息进行公开。同时，要通过立法保障媒体对于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权。

建规立制，严格执法，提高对于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尽管在过去若干年里，党政机关已经制定了为数不少的查处消极腐败现象的规定，但存在规定重复、混乱，具体规定比较笼统、操作性差，执行机关不明确等问题，结果使很多的规定没有发挥效果，甚至完全成为摆设。因此，要对以往的规定进行清理，在合并精简的基础上，消除薄弱环节，特别是要明确实体标准、责任归属和惩治规定。应当明确纪检监察机关作为统一的执法机关，打击“消极腐败”行为。

第五篇：消极腐败的危险

李永忠 董瑛：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向全党郑重提出了破解“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时代命题，再一次把科学研判和有效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防治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问题，一直是党的领导人的关切重点和思考主题。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邓小平警示大家：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胡锦涛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把反腐败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进行谋划和推进,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方略不断完善，但是腐败魔法也不断改变，腐败问题不断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因而，迫切需要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因素，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表现之一：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滞后，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滋生蔓延之伤。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未能如期推进和突破，已经取得的反腐败成果有被严峻的腐败形势所抵消或得而复失的可能，执政党的一些执政资源也有丧失的危险。

一是提出问题张冠李戴。在反腐败的规划设计过程中，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中国历史上积淀的一些反腐败的优秀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尤物。如中国秦王朝不仅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制度之先河，比瑞典的监察议会专员制度和美国三权分立制度早了两千多年，而且孙中山还推动了权能分开、五权分立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但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相当部分人士却把“三权分立”当成资本主义的制度特产和价值模式,讳莫如深,甚至加以批判和抵制，致使最核心、最根本的制度反腐败措施难以实质性启动。即使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但还是有人仍然坚持把三权分立、普选制、竞争性选举、民主法治、宪政改革、权为民所授等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套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戴上政治立场的高帽而不敢试、不让闯、不准冒、不许用，至今仍然“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严重违背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精神”。

二是分析问题讳疾忌医。谋划反腐败战略时，有时不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抛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方法论精髓，采取实用主义的问题论，把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缺陷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资本主义的病毒，把内生的腐败怪象及其衍生的风险因素，片面地认为是“外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体制外”来解决。如对既得利益势力垄断制、一把手体制、潜规则和明规则双轨运行制等制度性“病灶”引发的病变和腐败乱象，都统统归咎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封建皇权思想的作祟，不去触动改革现行体制制度弊端，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风险仍大量存在。

三是现有反腐败架构难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致使解决腐败问题的战略架构常常脱离原点，畸形的监督权配置无法套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之虎，粗放的反腐体制无法适应权利时代的全民反腐诉求，封闭的反腐模式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的开放的反腐机制建设，无学科化支撑的反腐之策无力应对“易发多发”的腐败之风。因而，把握改革“时间窗口”，加强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上下互动、内外结合，重点突破、有序推进，成为当下我国应对消极腐败危险的紧迫任务。

表现之二：主体结构缺陷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根源性因素。马克思指出，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存在。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尖锐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致使我们犯大错误的“总病根”。要想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改革权力结构使之科学。改善结构、注重质量，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章太炎先生20世纪初发出“俱分进化”的警世预言，道德之善恶、生计之苦乐都是双方并进的。我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光环，衍生和掩盖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主体结构缺陷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反腐败甚至改革开放进程的根源性风险因子。

一是权力结构僵化。我国现行权力结构，是按照140年前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借鉴苏联模式，初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极易演变成为从上自下高度并过分集中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形成以“一把手”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执行权取代或侵占决策权、控制或异化监督权的“议行监合一”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成为党群疏离、权力腐败、作风变异和危机事件多发的“总病根”，致使一些掌握公权的政府和官员在逐利时代常常像一个个总务处，既无心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更无心无力真正践行以人为本；致使权威性的“三会”（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在集权时代常常开成一个个程式化的“清淡馆”，无能也无法真正践行民主原则，无能也无法有效授予和监督公权。

二是经济结构缺陷。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规模和出口总额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仍然非常落后，核心竞争力与大国地位不符，结构竞争力长期在低位徘徊，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无形之手”权重过小，“有形之手”权重过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有因为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的结构体系、健全的市场机制而失去精进动力的危险。

三是队伍结构不优。俄罗斯共产党20多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300多万党员时，打败了德日法西斯；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发生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性悲剧。同样是一党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由于非常注重队伍质量建设，充分吸纳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士，突出加强政党自身的结构建设，党员占全国人口总数基本保持在0.38%左右，是世界上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国目前党员达8000多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8%，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政党。但是，在不断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党员质量建设有所忽视，少数地方党员发展过多过快，一些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一些地方出现入党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员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同时，由于片面理解和执行干部“年轻化”，致使“年轻化”这一权宜之计，成为培养选拔干部的长久之策。从而在调动少数人积极性的同时，却使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备受压抑！干部队伍建设中，一方面批量并大量地产生着各种“天花板”式的干部；另一方面，衍生并加剧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骗官杀官的“六官现象”！在“年龄缩水”、“文凭注水”的“两水”压力下，催生了一些“59式”、“49式”,甚至“39式”、“29式”的腐败干部，从而产生了危害最烈、群众意见最大的吏治腐败危险；还带来了“能力不足的危险”，出现不少“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的干部，出现了文化水平提高而“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的问题。王稼祥70多年前就深刻指出：不能为了党员数量而降低党的质量、党的水平。假若为了党的数量而降低党的水平、党的质量，便是离开了列宁主义。

四是社会结构滞后。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社会结构调整滞后，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既存在结构性失调和功能性失调问题，又有大量的历史遗留老问题和社会转型衍生的新问题，如社会体制陈旧，管理手段落后，社会组织建设迟滞，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贫富差距拉大，危机事件多发等等，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和社会运行迟滞，中国的社会稳定因为缺乏相应的道德元素、权利成分和清廉因子而有失去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的危险。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政治结构落后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多少年未讲），这是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在辉煌的“总量论”中应更加清醒和自觉，不能光以速度、规模、总量看次第，关键要从结构、内涵、战略上看质量。全面的结构改革和优化，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危机和风险的首要任务。

表现之三：权权交易成为和平时期危及党的先进性形象和执政地位的新型风险因素。在快速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过程中，受本土化传统思想文化糟粕的潜在感染，受国际化腐败现象的传导感染，受转型期制度体制机制的缺陷感染，腐败现象逐渐向“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一是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成为典型的腐败方式。权钱交易，即权钱互换的赤裸裸的现实性简单交易，是权力现值的交换体现，是一种典型的显性腐败现象。其手段和方式不断翻新：汽车、电脑等现代工具替代了电视、手机等传统工具；字画、古玩等艺术商品替代了烟酒、服装等传统物质；土地、矿产、股份、资本等要素资源替代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源，等等。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变现性、“比价”性、一次性和风险性。权色交易，即权力与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复杂交易，是权力期值的持续体现，是一种典型的隐性腐败现象。其形态由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敛资财兼收并蓄转变；由权力与款物、值卡等实体交易向权力与信息、股份等虚拟交易转变；由权钱两清的现值交易向权力即时支付、回报未来领取的期值交易转变；女色、业绩、情感等由自然属性向权力场上的市场特性转变。其特点是隐秘性、温和性、多次性、危害性。

二是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由于风险较大，易授人以柄，腐败分子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实施权力与权力的隐性交易。这是权力借助虚拟手段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的一种无形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不仅隐蔽性更强，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蜕变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执行权领域的权权交易到决策权、监督权领域及其相互间的权权交易。其二，从经济、社会领域的权权交易到政治领域的权权交易。如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形成了以“一把手”为主导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逐渐实现了对区域内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到政治资源的全面垄断和控制，“一把手”成为腐败的高发岗位。如河南省2006年换届以来，已查处担任过县委书记一职的高达22人。其三，从财权、物权的权权交易到干部人事权的权权交易。如张书记提拔李局长的原任秘书，李局长提拔张书记的儿子，形成“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小圈子”。

三是权权交易的主要特征。与前两种交易形式相比，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一种以虚拟交易为手段，以更隐秘、更长远、更巩固的期权利益为目的的无形腐败，是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整合性。不同的权力“受托者”巧于权力资源的算计、运筹，实现权力之间的对接、整合，积聚、提升权力的内生价值，转化主要是无形权力的交换价值，以谋取其个人、家庭或利益集团的深层和长期利益需求。其二是集团性。通过构建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纽带，借以形成巩固联盟或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实现从对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控制到对政治人控制的转变，从经济利益集团到政治利益集团的转变，以谋求未来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以“权力”为主导形成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从表面上看，出现了让人诟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艺二代”、“富二代”；从深层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党群干群关系疏离，显性冲突和隐性暴力积聚的主要诱因。其三是无需变现性。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权力市场上的一种虚拟交易，无需变现，但一旦时机成熟，权力对接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大大超过现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发散性、膨胀性、选择性特点，以既得利益集团现有人员为骨干依托，有选择性地扩编收徒，不断强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组织上的紧密性和利益上的虚拟性。其四是危险性。这种新型腐败形式借助权力的虚拟交易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对党和国家政权具有肢解性和动摇性，是一种隐秘性更强、危害性更烈、风险性更大的高级腐败方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权权交易中所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有深刻关联，至今俄罗斯的相当核心权力仍然被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

“三权交易”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管理层控制”的渐变性腐败交易；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的递进式腐败交易；是从一次性、单对性、单层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层性的集约型腐败交易；是从经济腐败到生活腐化、再到政治蜕变及融三者于一身的复合性腐败交易；是从显性化、隐蔽化到期权化、虚拟化的智能化腐败交易；是从物质所有权的一次性交易到非物质使用权的多次性交易，再到彼此都拿不属于自己的标的物（权力）进行的瓦解性腐败交易。其隐蔽性越来越深，潜伏期越来越长，投机性越来越强，对政策法律的规避和肢解越来越大，社会危害性越来越烈。

表现之四：“消极腐败的危险”与“精神懈怠的危险”和“脱离群众的危险”相互交织和转化。

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险”加剧了“消极腐败的危险”。意识形态不仅是党和政府须臾不可离的一种执政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但是，意识形态的假面化、装饰化与实用化等倾向，导致了“精神懈怠的危险”，且“消极腐败的危险”与“精神懈怠的危险”相互影响，加剧了新时期的执政风险。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刚性的政治利益驱使，一些党员干部人格分裂，上级面前一套下级面前一套，会上一套会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单位一套社会一套；有的单位学教活动缺乏主动性、主体性和实践性，学用脱节、知行分离，用自上而下的层层传达代替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用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性代替党员干部个人的主体性；有时理论研究和宣传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一味注重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垄断，以大一统思维控制思想文化领域的正常自由和争论，导致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垄断化、实用化倾向，形成“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有的党内组织生活堂而皇之走过场，虚假思想、空头政治、照抄笔记、复制体会、表扬与自我表扬大行其道，批评与自我批评乏善可陈，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双重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名实双亡，从而严重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信用缺失、诚信危机现象较为严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1年2月27日与全国网友在线交流时强调，诚信和道德是现代社会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2011年4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674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4%的人感觉当前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度低，其中53.8%的人觉得互信度非常低。在GDP快速增大的同时，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工作机制在利益牵引和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显得苍白无力，传统伦理道德被颠覆，社会互信不断消解，社会心理日益扭曲，公共责任和核心价值观缺失，特别是一些权力持有者缺乏高尚的道德支撑，缺乏内心敬畏的法律约束，加之纠偏机制的软弱、监督机制的脆弱、权利机制的薄弱，权力滥用、腐败现象滋生漫延，反腐倡廉形势严峻，信仰危机趋深，动摇了社会根基和党的执政基础。

三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已经成为我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和平时期党执政的最大的危险。列宁以伟大政治家的务实精神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制订和执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愿、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人民支持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期票”就有到期的危险。当前，有的党员干部的作风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渐行渐远，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的作风与入党誓词和人民根本利益明显相悖，从而导致一些地方官场生态变异，政府公信力下降，党群干群关系显性冲突与隐性疏离，人心民心不断流失。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2007我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0.6分”，“导致一些政府公信力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说，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推动全局，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作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区。那么，30年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担任总书记九年的胡锦涛同志，以“七一”重要讲话的形式，对“消极腐败的危险”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首次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进行了新的深刻阐述，为反腐倡廉的“顶层设计”与改革党内“权力结构”，指明了方向——即必须尽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