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内涵：?基于不同话语体系的分析?大全

第一篇：“治理”的内涵：?基于不同话语体系的分析?大全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治理”的内涵：基于不同话语体系的分析

作者：方涛

来源：《学术问题研究》2015年第01期

摘要：

“治理”，是当下学界、理论界广泛使用的高频词。在现有研究中，鲜有人确切地考察“治理”的内涵。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治理”的内涵也有差别。在中国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中共文献中，“治理”主要是指控制、管理、统治的意思，中国古代汉语中还有善治、良政的意思。新世纪以来，西方治理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科学把握“治理”的新内涵，不可照搬西方治理理论，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共治国理政的实践，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加以把握。

关键词：

治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1-0025-05 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治理理论的传入，国内学界、理论界兴起了研究治理理论的热潮，“治理”的概念广泛被运用于各个领域。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概念。一时起，“治理”“国家治理”再度成为广泛使用的高频词，有关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而在这些研究当中，鲜有人确切地界定“治理”的具体含义。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不乏一些研究者为追赶时髦，在没有搞清楚“治理”内涵的基础上，就借用“治理”的概念。这就出现一种乱象，比如，有的学者完全照搬西方治理理论，不具体分析西方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有的则把国家治理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当中只有国家统治、政治统治。学术研究要做到严谨、规范，前提和基础是要准确界定概念。那么，到底什么是“治理”？“治理”的内涵是什么？为弥补这一缺陷，有必要对“治理”做一个全面的梳理，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概念在话语体系中，即在中国古代汉语、西方话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中共文献中的具体运用，科学地、全面地把握其内涵，这将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

一、中国古代汉语中的“治理”

中国古代汉语中经常使用“治理”一词（见表1）。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治”是指管理、处理、整理、惩治、医疗、研究、安定、地方政府所在地的意思。“理”，是指物质本身的纹路、层次，客观事物本身的次序，事物的规律，是非得失的标准，按事物本身的规律或依据一定的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标准对事物进行加工、处置，对别人的言行作出反应，还代指狱官、法官。治理，是指控制、管理，整治、整修的意思，多用于君主管理、统治国家或人民，或者形容国家安定，含有“善治”的意思。早在春秋时期，《老子河上公章句》卷三说：“谓人君治理人民”。战国时期《韩非子》制分第五十五中说，“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秦朝时孔鲋在《孔丛子》论书第二中说，“夔为帝舜乐正，实能以乐尽治理之情。”唐朝武则天在《臣轨》卷上中说，“治理之臣虽少而心德同。”清朝《国朝宫史》卷三十中说，“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效。”值得注意的是，“治理”在古代汉语当中，含有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意思，百姓渴望和追求良政、善治。比如，汉代班固《汉书》卷八十九中说，“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辙以玺书勉。”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将苑》卷一说，“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至老不相攻。”五代时期何光远在《鉴诫录》卷七中说，“四海归仁，众志成城，天下治理。”

二、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治理”

在西方，“治理”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意为引导、控制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一直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开始被赋予新的含义，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该词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含义与“统治”相去甚远。其应用不仅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还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政治和治理多元化，强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企望实现政府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1]。西方治理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J.N.Rosenau），把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2]。

西方学者对治理有很多种定义，其中以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为权威。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和规则。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治理过程既涉及到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 治理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3]23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中共文献中的“治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也使用过治理一词，主要是指统治、管理、控制的意思。1853年7月5日，马克思在《土耳其战争问题》一文中说，“治理着一个庞大帝国的，还不像过去在威尼斯那样，是由显贵组成的行会，而是一群昏庸老朽的官员和诸如此类的奇怪人物。”[4]201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向资产阶级中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阶级证明，他们尽可以放心地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5]1511901年10月，列宁在《内政评论》一文中指出，“我国政府热中于用„暂行条例‟来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进行治理”[6]285-286。1917年8月19日，列宁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指出，“波拿巴主义是一种治理形式”[7]79。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8]668

在中共文献中，出现过“治理黄河”“谁污染、谁治理”“治理整顿”“综合治理”“治理商业贿赂”“水土流失治理”“法人治理”等，主要是指整治、管理的意思。其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调的是党、政、工会、共青团、基层自治组织等共同参与到公共安全事务中，与西方治理理论强调多元共治有相通之处。涉及到国家的，最早是在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 [9]124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提出“建国以后，本来应该充分发挥法制的作用来治理国家，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轻视法律的思想没有得到克服，以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把宪法、法律的尊严破坏殆尽。”[10]10811996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规划》的通知中指出，“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树立法制权威，全面推进各项事业的依法治理，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11]1920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2]258这是中共文献中首次把依法治国明确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新世纪以来，“治理”一词在中共文献中出现次数不断增加（见表2）。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13]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概念，如“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14]。还指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14]。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共使用“治理”达24次，是中共历史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使用次数最多的一个文献。主要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体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政府治理”“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环境治理”“第三方治理”等。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是首次出现。其在原有管理、控制意思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发挥社会和公民的作用，由多元主体进行合作管理。全会《决定》在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表述中，较清晰地阐述了这一概念的含义。即，“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5]。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4年2月17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16]。可以看出，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要求，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党、国家机构和人民群众。不过，在治理主体中，各主体之间并不平等，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处于主导地方。

四、正确理解“治理”的新内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早就开始使用“治理”这个概念，并且包含了善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党的文献中也使用过“治理”的概念，主要是指管理、控制。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该书对西方治理理论作了详细介绍。从此，治理随即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对治理的定义中，基本上是在俞可平的基础上进行阐发的。俞可平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17]5 俞可平认为，治理与统治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宽广得多[18]。俞可平对治理的解释，主要还是从其概念本身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把握治理的内涵。

一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治理理论。西方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兴起，基础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矛盾，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形成的治国理政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语境中的“治理”概念，有着很大区别，属于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中西方政治生态、社会基础、文化环境等完全不同，决定了在中国政治的话语体系中，“治理”具有特殊的内涵。西方的“治理”概念及其理论具有“社会中心主义”治理取向，“多元主义治理”的结构取向，“去权威主义”的政治倾向[19]。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在这个前提下，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作用，形成一主多元的治理机制，这与西方治理理论是本质不同的。因此，绝对不能照搬西方治理理论，更不能用西方治理理论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治理成效，否则不仅达不到改革的目的，还会适得其反，甚至使全面深化改革偏离了正确方向。

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首要的职能是政治统治。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国家具有社会管理职能，并且认为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政治统治是建立在社会管理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获得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一方面对敌人要专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则要实行民主，让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这种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更彻底。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将逐步回归社会，最终走向消亡[20]。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国家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因此，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逻辑，也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三是要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制度设计上主要照搬了苏联模式，同时也根据国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一些国家制度，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在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总结正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新审视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基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相比未来的目标和人民的期待，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存在不足。鉴于此，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其历史逻辑出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其实践逻辑出自于中国改革开放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21]。

综上所述，“治理”在中国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中共文献中都曾使用过，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治理”的内涵非常丰富，并含有善治、良政的意思。这表明追求善治，天下太平，国家安定，人民幸福，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不同的是，各个国家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等国情不同，治理国家的方式也会各有特色。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治理”内涵，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治理要义，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的治理理念。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关于国家职能的观点，是国家向社会的回归。正确理解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治理”，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治理理论，也不能用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套，要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把握。

参考文献：

[1][19][21]王浦劬.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1）.[2]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J].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2）.[3]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6]列宁全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1986.[7]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8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人民出版社，2009.[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1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M].人民出版社，1987.[1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人民出版社，1999.[12]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6.[1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1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16]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4-2-18.[17]俞可平.治理和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8]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20]俞可平.让国家回归社会[J].理论视野，2013，（9）.The Connotation of “Governance”： Analysis from different Discourse system FANG Tao（The Central Party School，100091 Beijing，China）Abstract：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Governance” is widely adopted in the present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theoretical circle.In the current study，few studies examined exactly the connotation of “governance”.Based on the different discourse system，the connotation of “governance” is different.“Governance” was use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the Marx doctrine and the CPC′s literature，and it mainly refers to the control，management and rule，an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it has the meanings of good governance.Since 2000，the western governance theor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and beca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governance” correctly，we can not just copy the western theory of governance，and we must adhere to the Marx′s state theory，and we must contact the Chines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governing practice，understand it specifically，histor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Key words：

Governance；Maxim；the CPC 【责任编辑罗雪】

and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二篇：国际话语体系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

作者：陈汝东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 [摘要]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discourse，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equality，freedom，openness，tolerance，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近十年来，话语学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通用词汇。最近几年，“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学术范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而“国家话语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获一等奖，修改稿即将发表于《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正在形成，“全球话语”、“全球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选择。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概念

[2]将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这两个范畴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学术热点。为此，我们力图进一步廓清“全球话语体系”所提出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与策略。

一、文化冲突： 国际话语的新走向

导致上述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经济体的形成等加剧了国际竞争。第二，随着国际产业和金融体系的调整、整合，以及贸易体系的发展、变革，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利益冲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间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宗教差异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突显，产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并引发冲突，各种国际势力趁机渗透并参与角逐，进而向国际扩散、转移，国际、国内话语场纠葛在一起。第五，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发生，便很快实现全球传播，实现网络与现实的同步化、一体化。

当然，辱华言论主要还是源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贫穷积弱形象的转变不适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不舒服、担忧乃至恐惧。其次，中国的对外商品、劳力、资本、技术输出挤占了国际市场，本土利益群体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比如在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上就存在“土地掠夺”、“扩张”、“零和”与“双赢”等争议[6]。第三，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及领土、领海争端等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平和、隐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让，而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四，中国的国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走出国门，“抢滩各国，购买世界”。第五，中国的国际文化空间拓展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等阻击、挤压了强势国家的语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既有空间。此外，一些霸权国家的惯常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国海军侦察机飞抵海南岛以东附近空域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但这却遭到

了对方的指责[7]。当然，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中国记者质问该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果中国把战机飞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吗？”对方以“不想多说”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应，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该国对此霸道做法已当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对受到挑战不舒服，觉得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因此说，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世界对中国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认识，需要积极适应，允许中国拥有新的角色、新的话语权。

2013年7月，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诺登所揭秘的“棱镜门”事件，则是霸权主义国家侵害世界各国的罪证[9]。美国不仅监听本国的国民，而且监听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国家领导人[10]。美国惯常以批评他国的人权、网络黑客攻击为乐，但在此事件中，美国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丧失了国际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的监听行为引发的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话语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斯诺登所进行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世界和平话语与全球霸权话语之间的战争，是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之间的角力。

显然，无论是政治对立，还是领土争端，乃至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都会反映到话语层面，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媒介进行，而所有冲突最终都要诉诸文化来解决。因此，探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话语形态、话语主体、话语方式以及各国的话语策略，研讨全球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话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对解决国际文化对立与冲突，谋划全球话语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融合： 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传播冲突中，有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冲突、文化价值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文明冲突，更有国别冲突、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冲突。比如中日、韩日、日俄之间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就属于区域性的领土冲突。而美国的“9·11”事件，则既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国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国、英国等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则涉及种族歧视和普世正义[11]。上述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各国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纠葛与对抗，既反映了旧有世界秩序的不断消解，也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增长及其利益诉求。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解决大规模国际纷争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战争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决国际纷争单纯依靠武力和战争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武力和战争还将存在。许多国际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当事国家的持续**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实力明显下滑，软实力也受了硬伤”[12]。这表明，如今人类已进入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综合手段来解决文明冲突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战争的时代已过时，沟通、协商、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一方面，人类文化和文明处在对立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沟通、交流与融合的新趋势。

这种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了全球话语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逐渐结束了“冷战”状态，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机制。就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3]。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话语场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各自纷纷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并形成了新的话语场，比如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不同洲际、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交错对话的格局。

一个新的全球话语场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这是因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类进行更加广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沟通与交融。其次，全球传播体系已形成。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一体化、同步化。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国民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国家之间的现实领土空间很大程度上已被虚拟空间所替代。网络化生存成为新的全球生态，网络话语成为新的世界形态。现实世界的冲突反映到网络上，又通过网络消解、扩散，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需要一个全球话语场。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格局也存在一个客观的全球话语场，存在许多话语主体和区域话语场。尽管这些话语场的形态不断变换、更替，但话语场一直都存在。话语场不仅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也是一个国家范畴，是一个国家场域，一个国际政治场域，一个全球国家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则是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国际利益的再平衡系统。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话语舞台上走秀、表演，展示他们的实力，表现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文明是全球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全球话语的主体。当然，全球话语体系也是有层次的，分地域、有场域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目前，全球话语体系研究才刚起步，对人类话语体系的划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地域、文明类型把全球话语体系划分为远东、中东、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进而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种话语体系[14]。显然，这种划分是基于传统历史视角。当今的全球话语体系并非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简单相加。也有学者把人类话语区分为全球、西方、东方三个层面

[15]，或直接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对立范畴[16]，如此划分又不免失之于笼统。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组织和区域因素等构成的综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亚洲国家，本属于亚洲文明区，在历史上属于亚洲话语体系，但目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乌克兰脱胎于苏联，原属于以俄罗斯为主的西伯利亚话语体系，但目前它已转向欧洲话语体系。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划分应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拟、宗教与文明、区域与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篇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作者：《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4日 08版）

编者按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这些论述和决定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激发了广大社科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围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第二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期我们特刊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撰写的5篇文章，围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从理论认识和实践层面进行阐述。

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自觉强化五种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靳诺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明确要求，不仅表明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寄予厚望。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坚持和强化五种意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而努力奋斗。

要有导向意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既有科学性，也有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当前，一部分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还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的表现，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以贯之的灵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空谈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列宁曾经说过：“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理；而沿着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要有问题意识，重视发现问题力争解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重视问题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发展创新的重要前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也要从问题入手，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研究探索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脉络、找到发展的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要有国际意识，立足世界学术前沿进行观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国家引起共鸣，受到重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世界的高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我们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也要遵循这个基本方法。当今时代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不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很难取得大的成就。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 年代论述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讲过，不仅是自然科学，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要承认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很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得到初步确立，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吸纳、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从更高的高度、更广的视野和更前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要有综合意识，系统地、综合地推动整体创新。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我们往往把哲学社会科学按照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分为很多门类，比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等。这种划分对于开展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实践系统和认识体系，从来都不能简单地划归到某个学科领域之内，而是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门类交叉渗透、系统集成的一种体系。因此，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要注重综合性，要多维度、多学科地看待问题、联合攻关、协同推进。

要有本土意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们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着眼于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的实践为本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出了前人从未实现的探索，取得了中国自己的宝贵经验。研究、分析、总结伟大的实践，我们应当跳出旧有的话语窠臼，构建适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民大学将进一步坚持、强化和弘扬这五种意识，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而持续努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陈先达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那么，要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它才能为貌似的旧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12对范畴都不是新范畴，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概念，或者是西方原有的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话语体系中，它具有全新的内容，因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原有范畴进行了改造和融合，而支撑这种改造和融合的就是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不应放在虚构概念上，而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打通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研究，从而形成新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核心是有理论支撑的、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单纯的语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谓话语只是一个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任何话语都是在被特定阶级、集团或不同政治实体使用时才能称其为话语，否则就只能算是词语。而要成为话语，必定是由某种理论支撑，表达某种利益、要求或愿望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词语。因此，话语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理论的斗争，是具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权的争论。

当前，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是反对话语霸权，向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话语权不同于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霸权。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就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打破国际上的话语霸权。

在国内，它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斗争，就包括话语权的争夺。要批判这些错误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历史事实”、现实问题等进行解释，不断增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学术领域，它有利于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高校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地方。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正确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而不是让西方话语成为支配我们各个学科的主导话语，这是有关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和学术水平的问题。

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要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树立自己的评价标准，掌握话语权，让中国话语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更要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话语体系。对此，我们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

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韩庆祥

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就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问题。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提供一种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是由话语基础、话语体系、话语核心、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六个要素有机统一构成的。由此，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包括六条基本路径。

以坚实的话语基础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政党等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发展实力，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上所拥有的实力，即“中国实力”。有实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有无声的话语权。今天，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这条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它既影响世界格局，也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是对中国话语权的实践基础和对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的逻辑表达，因而是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拥有解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话语权。这对于建设思想中国、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指责，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更应当拥有话语权，因为中国问题在世界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以鲜明的话语核心提升中国话语权。话语核心是从话语基础、话语体系中提升出来的核心理念，也是蕴含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中的核心理念，即“中国理念”。简洁明了、便于记忆有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这里所谓的核心理念，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以有效的话语方式提升中国话语权。这既指要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来有效阐述、表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也指要具有行之有效的阐述、表述、表达和言

说方式，“讲”得有亲和力，能表达好中国声音。虽然有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和鲜明的话语核心，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就会影响话语权。所谓有效的话语方式主要包括：用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表达政治立场；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分析问题、创新理论；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用中国故事讲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讲中国理论；等等。

以坚定的话语自信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指参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每个中国人，对我们的政党、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要充满自信。尤其在国际交往和对话中，在阐释和表达中国话语体系时，要坚定自信。今天，我们在客观上已拥有话语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话语自信，在与世界交流中挺不起腰杆，就会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中国话语权建设。

以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都要通过传播、对话来影响世界、影响人。是否拥有快速广泛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是否及时抓住事物、对象、信息的本质和实质，是否被人们所掌握，影响着中国话语体系能否被认同，进而影响着话语权的提升。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在：要把复杂的问题简要化；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中国声音；要用先进的国际传播技术和手段进行快捷有效的传播；要寻找共同话题、遵循共同规则来进行对话，等等。

讲好中国故事的“舍”与“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房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改变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实现中国梦，不仅需要我们自身努力，而且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帮助。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各个民族追求进步富强的梦是相通的。为此，我们应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为我们的事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多项对外传播介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理念与实践的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对外传播中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发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简而言之，中国不同于外国，尤其不同于西方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和陌生的世界。如何让人们了解未知和陌生的事物？一般来说，只有调动人们已有的知识，通过已知了解未知。以社会事物而论，国外、西方民众已知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基于外国和西方社会经验和实践而获得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如果我们完全用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术语、中国的知识向外传播，就如同一个对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讲中国话，传播的效率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采取运用部分外国的、西方的概念、术语和知识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事物，通过外国、西方民众已知的知识来帮助他们了解认识中国。然而，运用外国和西方已有知识来说明中国肯定会存在信息的缺失和变形，但这样做却可以使我们的部分信息得以传递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所接受。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对外传播的“舍”与“得”的问题。

我们应当也必须处理和拿捏好这个“舍”与“得”的关系。如果我们“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味道是“正宗”了，但效果很差。如果我们用外国与西方的方式方法烹制中国饭菜，味道肯定不纯正，但却有效果。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传播对象认知情况，根据我们可以选择和采用的外国与西方相近相似的概念、术语，舍弃掉我们的部分信息往往可以得到较好传播效果，而如果力图原原本本地介绍中国往往适得其反。有舍才有得。对外传播中，我们实际需要做的往往是决定舍弃多少，舍弃什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最小的舍弃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把中国好声音真正传播出去。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在传播中国声音的时候“摆事实”应重于“讲道理”。对外传播

核心的问题是要突破、穿透中外文化的隔膜与知识的壁垒；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难题是受众的心理警觉。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尤其是在传播中国的立场、理念时，常常会遇到受众的警觉，常常会遭到心理拒斥。在这种情况下，立场、理念的表达和传播效果往往很差。我们认为，在针对那些对中国、对中国道路存有误解甚至偏见的西方受众时，采用直接表达理念和讲述道理的方式，不如采取讲事实、讲故事的方式。直接讲述中国发生的事实，实事求是地介绍真实的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西方受众的心理防范，让他们自己得出印象和结论。

当前，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与困难，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首先我们自己要敢于正视自己，深刻认识自身；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理解中国，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我们自己应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应以更坚定的自信、更宽阔的胸怀，进一步打开大门，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开放、真诚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西方，讲好中国的故事，为中国赢得好环境，赢得正能量。

由“大国方略”课程看思政课的话语建构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陶倩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夏小和

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课，我们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全方位改革。长期以来，上海大学一直致力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改革，不懈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富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以继续推动思政课改革的最新探索。

建构围绕大国的话语框架。当前，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阔步迈进，正在朝着世界瞩目的大国、强国的目标前进。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国民意识、大国心态和能力。对于中国正走向大国、走向强国的趋势，我们的大学生已经有了直观的感觉，但认识上还模糊不到位，而且容易受到各种良莠混杂思潮的影响。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旨在让当代大学生把本能感知变成理性认识，尽快确立大国的心态，提升与大国相适应的国民素质。“大国方略”课程在全面概述当前中国围绕大国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选择若干重点方面构建课程话语框架，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等。

设计多学科融合的话语内容。上海大学思政课的特色教学模式是“项链模式”，即由思政课专职教师把握课程主线，构成思政课“项链”的基础，引入校内外多学科有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党政领导或道德模范进课堂作为“珍珠”，两位甚至多位教师联袂授课。不同学科教师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这样的教学内容不是各学科知识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会形成不同学科话语内容的化合反应。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围绕“一带一路”主题，邀请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共同参与教学，促使学生既把握了“一带一路”的历史脉络、现状及未来走向，又通过认知与情感的互相促进，从而增强了为“一带一路”作奉献的神圣使命感。

运用契合学生特点的话语方式。“大国方略”课程的对象主要是90后大学生。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做到全面把握90后大学生的接受特点，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一方面，要运用释疑话语。90后大学生是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一代。他们极有个性，也喜欢追问、质疑。我们着力开展“问题解析式”教学方式，从着重讲“是什么”的知识性内容，转向着重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以及“应如何”，实现了思政课教学内容与重大理论问题、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学生困惑问题的有效对接，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精神。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也采用了“问题解析式”话语方式，通过问题采集、问题分类分层、以问题统领课程框架等方法和程序，努力做到“问题抓人、解答到位”。另篇三：中国的话语体系

2014年第15期

中国应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7-18, 和平时期的国家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体系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竞争。话语体系是规则的基础，在话语的竞争中不占有优势，在规则的制定中就没有发言权。

出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中国急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必定要是普世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的话语体系是普世主义的，能够与一种普世主义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它没有实质性的内涵，只是一种认为某种特定的价值应该普世适用的倾向。在各种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思想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主义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思想中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讲求主动扩张的，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传播。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取向并没有影响中国文明的自然扩展。

新中国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义的立场，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时的中国在与各色的霸权主义的理论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虽说中国没有直接输出革命，但从未停止输出革命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民权运动就深受中国争取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算强盛，但凭借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前30年的普世主义与儒家传统相比，是更加进取的，但同样不以掠夺他国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们姑且将中国传统中的这种倾向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相对应的，西方的普世主义则是“霸道”的，无论是在殖民主义历史，还是当下仍在继续的霸权主义行径中，西方普世主义的漂亮言辞都只不过是侵略、掠夺和屠戮的“化妆品”而已。

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虚伪的“霸道的普世主义”，而不是普世主义本身。故而，对“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否定并不妨碍中国人也可以成为普世主义者，我们应该以一种良性的普世主义来批判它、取代它，这一思想的和话语的斗争是反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发展和完善普世主义话语也是确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义的姿态，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点；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也源于类似的自信。可以说，如果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会导向普世主义的倾向；反过来说也成立，即普世主义立场是“道路自信”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放弃了普世主义的立场，代之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现实中，“中国特色”往往被用来为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进一步导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转变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盛行也不无关系。

如今，中国的发展走到了新的阶段，新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将其集中表述为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对挑战的回应。

确立“三个自信”要求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出现。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承认新中国6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们的经验中必定会有值得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这些便是中国人创造的高等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还只是将眼光盯在对“中国道路”的总结上，甚至执迷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达不到确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贬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正确探索方向，每一条价值观都不只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值得所有人共享的。但这一概括仍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借助中国人的普世主义思想传统和新时期的实践来丰富全人类的思想宝库。在新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对世界秩序的新设想，发展我们的“软实力”，争得我们的话语权。

第三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不同层面的内涵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不同层面的内涵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各有侧重——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侧重国家层面；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侧重社会层面；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侧重个人层面。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内涵。“富强”，即富足强盛，是经济价值目标。它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创造出足够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的要求。这是近代以来人民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体现为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文明”是文化价值目标，其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和谐”即和睦协调，是社会价值目标，其实质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种矛盾处在可控的范围内。“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方面强调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最核心的价值导向。“富强”是基础，“民主”是保障，“文明”是灵魂，“和谐”是目标，四者构成有机整体，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要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诉诸于社会管理实践而形成的基本价值导向，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和新境界，体现了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要求。自由主要指人与自然：人的生存发展能力；人与社会：享有法律规范的权利；人与自身：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平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价值标准，其内容指权利平等———国家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广泛而平等的权利；机会平等———社会为每个公民平等地提供其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结果平等———每个公民可以平等地分配全社会的劳动产品和价值物。社会公正的核心要义就是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利益分配上给予每个人所应得的。法治的内涵有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并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确立“法律至上”的原则；对包括政府权力、政党权力、司法权力、军事权力、议会权力等所有公权力的合理配置与制约。对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确认、保护和规范。自由是前提，平等是基础，公正是底线，法治是保障，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涵。“爱国”即热爱祖国，自觉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尊严、荣誉和利益，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爱国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公德。“敬业”，是职业道德，要求人们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忠于职守，提高技能，精益求精，敢闯敢干，开拓创新。“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个人处理与他人、社会、国家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要求，要求以信立业，以质取胜，讲信誉，守诺言，没有隐瞒欺诈等行为。“友善”，是对公民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上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修身律己，与人为善，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各方面，是公民对国家、对职业、对社会、对他人应持的态度和应尽的责任。它集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新时期道德的精华，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道德修养达到更高境界提供了核心的价值导向。

第四篇：哲理不失内涵的经典话语

不要评价别人的容貌，因为他不靠你吃饭。

不要评价别人的德行，因为你不比他高尚。

不要评价别人的家庭，因为那和你无关。

不要评价别人的学问，因为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学问。

总之，不要评价任何人，哪怕是你的家人。

不要乱花钱，因为明天你就可能失业。

不要趾高气扬，因为明天你就可能失势。

不要太过张扬，因为要明白没有一个人会比你弱小。

不要吹嘘爱情，因为明天你就可能失恋。

不要委屈自己，因为明天你就可能死去。

总之，做人低调一点。不要滥交朋友，尤其是同性，因为一举一动都会留下铬印，将来成为是非。

不要依靠异性，因为生活沉重，谁都想活得轻松。

不要伤害异性，因为报复迟早都会来，弄不好吃亏的是你自己。

人生在世，我们常常产生想解释点什么的想法。然而，一旦解释起来，却发现任何人解释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甚至还会越抹越黑。因此，做人不需要解释，便成为智者的选择。

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的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容纳百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没有谁能取代她作为承载万物的地位……

第五篇：治理体系现代化

“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指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经济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逻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治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逻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挥法治在配置政治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和政府领导、培育、规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一种能力，发挥其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是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本质属性，是治理结构的转型，是体制性“硬件”的更换。只有实现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能培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治理能力又反作用于治理体系，执政者、行政管理人员的能力强不强，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对治理结果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明确，内涵丰富。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毫无疑问是改革，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拿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刀”。由于我们现在的改革属于“刺激—反应”式改革，就是揭露了问题再去解决问题，这也容易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改革的“碎片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的60个领域的改革，就是全面改革。二是如何进行“自我革命”，改革的内生动力来自哪里。解决政府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从法制和制度来“硬约束”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十分繁重，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解放思想。要从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入手，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吸引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从而广泛凝聚共识，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执拗，本位主义从中作祟。今天通过“套开”会议的形式进行顶层设计，重要的考虑就是要下好城市工作的全国一盘棋，尤其是放到经济工作的主战场中去下精、下细，既要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要顾及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既要把危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做扎实，又要把市民参与公共治理的“软件”搞上去，这样才能够将城市的“成长坐标”落到实处，落到百姓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