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第一篇：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摘要：话语是思想文化的载体、表达思想与开展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对观察世界的地位、行为方式等将产生重要影响。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意义与价值都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使包含的主张、思想等能被更多的人掌握，并转化成自觉行动。建构中国政治学构建规范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使其成为维护并体现群众利益，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思维方式与话语习惯，发挥好政治学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解释与实践指导力。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68-02

中国政治学强调经世致用，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要建构并全面发挥政治学体系的效用，服务于我国政治建设，必须构建适合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同时，伴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所获得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积淀，以及政治学方面所获成就和理论队伍研究建设实际，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来构建适宜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发挥政治学服务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展示政治学发展实践价值，说明其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政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文化、技术水平以及人们的认知上的束缚，势必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其都始终围绕政治发展的终极价值所开展的，是政治发展进程中价值的阶段性展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是通过透视理念，采用理论形式去展现政治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如果政治实践价值在整个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迷失，政治学话语体系势必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价值[1]。因此，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展现发展的社会价值。同时，政治学话语体系也应该全面反映政治发展实践。经大量的实践表明，对全面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政治学话语体系，都是对政治发展实践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进行的系统思考。全面反思政治发展实践历史，更全面进行总结经验，而审视当下和未来，是为了保障价值的所在，设计未来不仅是实现更好传承政治发展的实践重要价值，也是探索今后政治发展的愿望。当前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在总结过去、现在以及审视未来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系统性总结，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水平，满足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基础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着力将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国情相结合，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设立为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给予了制度性保障。上面谈到的这些制度的顺利运作，确保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政治生活中，不断得到锻炼，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用并提出话语，很好融入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2]。自从改革开放后，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领域开展了全面的探索与实践，不断创新及改革当前的政治体制，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大量的事实充分表明，党在应对多种挑战、全方位加强党的建设、提升执政能力等方面，我国进一步的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广大公民的权利，法治建设、行政体制等方面的建设，进一步完备，政治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形成了和谐的对外关系的新局面等等，这些在政治学领域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难点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从当前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实际和我国的国情出发，还不得不面对以下困境：一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政治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还有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人民群众来讲，关键好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能团结一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而对国际社会来讲，需要创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价值追求上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巩固并发展人民民主，但是从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整体上不高，并且社会文化发育程度也有待提升，当前的政治体制建设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政治话语体系中强调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追求，还需要通过不断努力才能实现[3]。

四、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思路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本身体现着某一特质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阶级采用表现其意志与利益的理论来主导政治学话语体系，所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处于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全面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以及方法等去解决实际问题，全面巩固社会发展进程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奠定坚实基础[4]。

其次，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一般来讲，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在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与语境中的思考方式、价值理念、生存方式以及使用术语总称，本质是政治学人精神与工作特征的整体描述与概括。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元素，其决定了对政治生活的思考方式、生存方式的抉择。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价值取向，应注重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全面巩固并发展厚爱社会主义民主。

（二）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应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遵守政治学发展的规律。一般来讲，话语体系和政治学理论体系、概念、研究方法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都需要使用话语进行表达与说明，但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需要全面遵守政治学发展的规律，在全面推动政治学发展的进程中来开展，因为政治学本身呈现一定的规律性，需要坚持采用科学的态度、精神与方法，严谨审慎地对待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在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进程中，由于政治哲学是使用超验以及思辨的方法，对政治的价值、本质以及发展规律开展深层次的解释以及科学论证的学问，影响并决定政治学的学术化、理论化水平，以及对政治的引领力、解释力，呈现出不可代替的认证、评价、建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作用。反观学术史，政治哲学的发展与繁荣总是与社会的变革、进步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需要关注政治哲学方面的探索。强化政治价值理论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完成既定的政治目标。政治本体论强调政治学理论与学科发展的规律相符，能更好解释政治现象，全面展示政治发展的规律，同时，政治认识论也能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与新视角，政治哲学呈现出明显的思辨性特点，这也决定其拥有重要的说服力、解释力以及理论深度，需要关注对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

其次，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也要积极开展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科学方面的探索。通过全面提炼以及总结政治学的方法、原理、范畴等，建设更为严密、有序的政治学理论系统，提升政治学的解释力，全面扩展政治学研究的议题，始终采用问题为导向的发展思路，逐一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学科限制，并开展跨学科、多层次研究，提升政治学解决实际问题基本能力。与此同时，也应关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影响到学科状况以及话语体系。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是一重要工具，能决定政治学功能的发挥，创新并全面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让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合理，也可以适当引入数理统计的方法，提高政治学研究的水平，并全面加大对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力度，通过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创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从社会实践中去汲取话语体系营养，确保我国政治学话语更生动与鲜明，更富有引领力和说服力。

（三）理顺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

首先，全面理顺好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科学化强调在创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要全面展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要义，彰显政治学的生命力与凝聚力，这需要在创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需要全面阐释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规律、本质，做到实事求是。大众化指出建设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重点是阐释为谁开展服务的问题。政治学话语体系本身有其概念、研究方式，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大众化的必要性。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在被广大群众所认知、使用，才能赢得社会实践的广泛认可，功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更好服务我国政治发展。实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大众化，不仅要将政治学话语体系植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中，也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采用科学的方法实现群众的广泛认同[5]。

其次，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采用开放的姿态，在全面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并融会贯通政治学话语体系，将其适应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国情，并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广泛对话政治学话语体系。一是始终坚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理念。在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长期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广泛认可的“民本”“忠恕”“和谐”等思想，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思考政治问题的原则，并且在较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能影响其他国家政治发展。同时，也要积极从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中汲取营养，从当前发展的情况来看，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当前处于优势地位，在政治学范畴、方法、理论、概念等多个方面的话语，已成为世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借鉴西方政治学话语研究成果，并在不断借鉴与吸收基础上，贡献中国智慧，展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在世界政治学范畴内的影响力。最后，也要尝试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传播与普及，让中国话语体系承载的内容得到世界的广泛理解与认可，全面发挥中国政治学话语的效能。

总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不断推动我国政治的发展，同时，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基础，尤其是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发展成果，全面推动了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难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政治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还有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再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价值追求上强调以人为本，因此，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还要广泛借鉴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应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理顺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全面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万华玮.基于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J].社会主义研究，2015，（01）.〔2〕郑慧.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J].政治学研究，2014，（06）.〔3〕于家琦.服务舆情研究服务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J].2015，（03）.〔4〕冯志峰.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反思――对九本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调查分析[J].甘肃理论学刊，2008，（05）.〔5〕魏姝.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责任编辑赛汉）

第二篇：国际话语体系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

作者：陈汝东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 [摘要]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discourse，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equality，freedom，openness，tolerance，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近十年来，话语学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通用词汇。最近几年，“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学术范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而“国家话语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获一等奖，修改稿即将发表于《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正在形成，“全球话语”、“全球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选择。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概念

[2]将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这两个范畴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学术热点。为此，我们力图进一步廓清“全球话语体系”所提出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与策略。

一、文化冲突： 国际话语的新走向

导致上述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经济体的形成等加剧了国际竞争。第二，随着国际产业和金融体系的调整、整合，以及贸易体系的发展、变革，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利益冲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间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宗教差异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突显，产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并引发冲突，各种国际势力趁机渗透并参与角逐，进而向国际扩散、转移，国际、国内话语场纠葛在一起。第五，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发生，便很快实现全球传播，实现网络与现实的同步化、一体化。

当然，辱华言论主要还是源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贫穷积弱形象的转变不适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不舒服、担忧乃至恐惧。其次，中国的对外商品、劳力、资本、技术输出挤占了国际市场，本土利益群体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比如在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上就存在“土地掠夺”、“扩张”、“零和”与“双赢”等争议[6]。第三，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及领土、领海争端等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平和、隐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让，而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四，中国的国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走出国门，“抢滩各国，购买世界”。第五，中国的国际文化空间拓展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等阻击、挤压了强势国家的语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既有空间。此外，一些霸权国家的惯常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国海军侦察机飞抵海南岛以东附近空域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但这却遭到

了对方的指责[7]。当然，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中国记者质问该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果中国把战机飞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吗？”对方以“不想多说”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应，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该国对此霸道做法已当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对受到挑战不舒服，觉得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因此说，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世界对中国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认识，需要积极适应，允许中国拥有新的角色、新的话语权。

2013年7月，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诺登所揭秘的“棱镜门”事件，则是霸权主义国家侵害世界各国的罪证[9]。美国不仅监听本国的国民，而且监听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国家领导人[10]。美国惯常以批评他国的人权、网络黑客攻击为乐，但在此事件中，美国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丧失了国际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的监听行为引发的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话语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斯诺登所进行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世界和平话语与全球霸权话语之间的战争，是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之间的角力。

显然，无论是政治对立，还是领土争端，乃至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都会反映到话语层面，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媒介进行，而所有冲突最终都要诉诸文化来解决。因此，探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话语形态、话语主体、话语方式以及各国的话语策略，研讨全球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话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对解决国际文化对立与冲突，谋划全球话语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融合： 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传播冲突中，有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冲突、文化价值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文明冲突，更有国别冲突、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冲突。比如中日、韩日、日俄之间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就属于区域性的领土冲突。而美国的“9·11”事件，则既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国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国、英国等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则涉及种族歧视和普世正义[11]。上述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各国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纠葛与对抗，既反映了旧有世界秩序的不断消解，也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增长及其利益诉求。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解决大规模国际纷争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战争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决国际纷争单纯依靠武力和战争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武力和战争还将存在。许多国际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当事国家的持续**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实力明显下滑，软实力也受了硬伤”[12]。这表明，如今人类已进入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综合手段来解决文明冲突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战争的时代已过时，沟通、协商、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一方面，人类文化和文明处在对立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沟通、交流与融合的新趋势。

这种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了全球话语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逐渐结束了“冷战”状态，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机制。就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3]。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话语场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各自纷纷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并形成了新的话语场，比如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不同洲际、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交错对话的格局。

一个新的全球话语场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这是因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类进行更加广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沟通与交融。其次，全球传播体系已形成。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一体化、同步化。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国民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国家之间的现实领土空间很大程度上已被虚拟空间所替代。网络化生存成为新的全球生态，网络话语成为新的世界形态。现实世界的冲突反映到网络上，又通过网络消解、扩散，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需要一个全球话语场。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格局也存在一个客观的全球话语场，存在许多话语主体和区域话语场。尽管这些话语场的形态不断变换、更替，但话语场一直都存在。话语场不仅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也是一个国家范畴，是一个国家场域，一个国际政治场域，一个全球国家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则是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国际利益的再平衡系统。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话语舞台上走秀、表演，展示他们的实力，表现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文明是全球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全球话语的主体。当然，全球话语体系也是有层次的，分地域、有场域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目前，全球话语体系研究才刚起步，对人类话语体系的划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地域、文明类型把全球话语体系划分为远东、中东、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进而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种话语体系[14]。显然，这种划分是基于传统历史视角。当今的全球话语体系并非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简单相加。也有学者把人类话语区分为全球、西方、东方三个层面

[15]，或直接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对立范畴[16]，如此划分又不免失之于笼统。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组织和区域因素等构成的综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亚洲国家，本属于亚洲文明区，在历史上属于亚洲话语体系，但目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乌克兰脱胎于苏联，原属于以俄罗斯为主的西伯利亚话语体系，但目前它已转向欧洲话语体系。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划分应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拟、宗教与文明、区域与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篇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作者：《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4日 08版）

编者按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这些论述和决定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激发了广大社科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围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第二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期我们特刊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撰写的5篇文章，围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从理论认识和实践层面进行阐述。

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自觉强化五种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靳诺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明确要求，不仅表明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寄予厚望。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坚持和强化五种意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而努力奋斗。

要有导向意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既有科学性，也有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当前，一部分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还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的表现，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以贯之的灵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空谈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列宁曾经说过：“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理；而沿着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要有问题意识，重视发现问题力争解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重视问题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发展创新的重要前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也要从问题入手，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研究探索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脉络、找到发展的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要有国际意识，立足世界学术前沿进行观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国家引起共鸣，受到重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世界的高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我们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也要遵循这个基本方法。当今时代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不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很难取得大的成就。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 年代论述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讲过，不仅是自然科学，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要承认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很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得到初步确立，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吸纳、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从更高的高度、更广的视野和更前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要有综合意识，系统地、综合地推动整体创新。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我们往往把哲学社会科学按照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分为很多门类，比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等。这种划分对于开展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实践系统和认识体系，从来都不能简单地划归到某个学科领域之内，而是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门类交叉渗透、系统集成的一种体系。因此，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要注重综合性，要多维度、多学科地看待问题、联合攻关、协同推进。

要有本土意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们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着眼于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的实践为本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出了前人从未实现的探索，取得了中国自己的宝贵经验。研究、分析、总结伟大的实践，我们应当跳出旧有的话语窠臼，构建适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民大学将进一步坚持、强化和弘扬这五种意识，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而持续努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陈先达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那么，要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它才能为貌似的旧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12对范畴都不是新范畴，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概念，或者是西方原有的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话语体系中，它具有全新的内容，因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原有范畴进行了改造和融合，而支撑这种改造和融合的就是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不应放在虚构概念上，而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打通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研究，从而形成新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核心是有理论支撑的、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单纯的语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谓话语只是一个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任何话语都是在被特定阶级、集团或不同政治实体使用时才能称其为话语，否则就只能算是词语。而要成为话语，必定是由某种理论支撑，表达某种利益、要求或愿望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词语。因此，话语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理论的斗争，是具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权的争论。

当前，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是反对话语霸权，向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话语权不同于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霸权。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就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打破国际上的话语霸权。

在国内，它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斗争，就包括话语权的争夺。要批判这些错误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历史事实”、现实问题等进行解释，不断增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学术领域，它有利于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高校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地方。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正确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而不是让西方话语成为支配我们各个学科的主导话语，这是有关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和学术水平的问题。

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要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树立自己的评价标准，掌握话语权，让中国话语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更要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话语体系。对此，我们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

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韩庆祥

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就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问题。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提供一种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是由话语基础、话语体系、话语核心、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六个要素有机统一构成的。由此，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包括六条基本路径。

以坚实的话语基础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政党等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发展实力，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上所拥有的实力，即“中国实力”。有实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有无声的话语权。今天，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这条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它既影响世界格局，也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是对中国话语权的实践基础和对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的逻辑表达，因而是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拥有解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话语权。这对于建设思想中国、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指责，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更应当拥有话语权，因为中国问题在世界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以鲜明的话语核心提升中国话语权。话语核心是从话语基础、话语体系中提升出来的核心理念，也是蕴含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中的核心理念，即“中国理念”。简洁明了、便于记忆有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这里所谓的核心理念，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以有效的话语方式提升中国话语权。这既指要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来有效阐述、表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也指要具有行之有效的阐述、表述、表达和言

说方式，“讲”得有亲和力，能表达好中国声音。虽然有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和鲜明的话语核心，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就会影响话语权。所谓有效的话语方式主要包括：用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表达政治立场；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分析问题、创新理论；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用中国故事讲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讲中国理论；等等。

以坚定的话语自信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指参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每个中国人，对我们的政党、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要充满自信。尤其在国际交往和对话中，在阐释和表达中国话语体系时，要坚定自信。今天，我们在客观上已拥有话语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话语自信，在与世界交流中挺不起腰杆，就会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中国话语权建设。

以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都要通过传播、对话来影响世界、影响人。是否拥有快速广泛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是否及时抓住事物、对象、信息的本质和实质，是否被人们所掌握，影响着中国话语体系能否被认同，进而影响着话语权的提升。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在：要把复杂的问题简要化；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中国声音；要用先进的国际传播技术和手段进行快捷有效的传播；要寻找共同话题、遵循共同规则来进行对话，等等。

讲好中国故事的“舍”与“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房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改变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实现中国梦，不仅需要我们自身努力，而且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帮助。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各个民族追求进步富强的梦是相通的。为此，我们应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为我们的事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多项对外传播介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理念与实践的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对外传播中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发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简而言之，中国不同于外国，尤其不同于西方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和陌生的世界。如何让人们了解未知和陌生的事物？一般来说，只有调动人们已有的知识，通过已知了解未知。以社会事物而论，国外、西方民众已知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基于外国和西方社会经验和实践而获得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如果我们完全用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术语、中国的知识向外传播，就如同一个对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讲中国话，传播的效率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采取运用部分外国的、西方的概念、术语和知识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事物，通过外国、西方民众已知的知识来帮助他们了解认识中国。然而，运用外国和西方已有知识来说明中国肯定会存在信息的缺失和变形，但这样做却可以使我们的部分信息得以传递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所接受。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对外传播的“舍”与“得”的问题。

我们应当也必须处理和拿捏好这个“舍”与“得”的关系。如果我们“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味道是“正宗”了，但效果很差。如果我们用外国与西方的方式方法烹制中国饭菜，味道肯定不纯正，但却有效果。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传播对象认知情况，根据我们可以选择和采用的外国与西方相近相似的概念、术语，舍弃掉我们的部分信息往往可以得到较好传播效果，而如果力图原原本本地介绍中国往往适得其反。有舍才有得。对外传播中，我们实际需要做的往往是决定舍弃多少，舍弃什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最小的舍弃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把中国好声音真正传播出去。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在传播中国声音的时候“摆事实”应重于“讲道理”。对外传播

核心的问题是要突破、穿透中外文化的隔膜与知识的壁垒；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难题是受众的心理警觉。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尤其是在传播中国的立场、理念时，常常会遇到受众的警觉，常常会遭到心理拒斥。在这种情况下，立场、理念的表达和传播效果往往很差。我们认为，在针对那些对中国、对中国道路存有误解甚至偏见的西方受众时，采用直接表达理念和讲述道理的方式，不如采取讲事实、讲故事的方式。直接讲述中国发生的事实，实事求是地介绍真实的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西方受众的心理防范，让他们自己得出印象和结论。

当前，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与困难，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首先我们自己要敢于正视自己，深刻认识自身；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理解中国，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我们自己应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应以更坚定的自信、更宽阔的胸怀，进一步打开大门，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开放、真诚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西方，讲好中国的故事，为中国赢得好环境，赢得正能量。

由“大国方略”课程看思政课的话语建构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陶倩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夏小和

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课，我们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全方位改革。长期以来，上海大学一直致力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改革，不懈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富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以继续推动思政课改革的最新探索。

建构围绕大国的话语框架。当前，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阔步迈进，正在朝着世界瞩目的大国、强国的目标前进。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国民意识、大国心态和能力。对于中国正走向大国、走向强国的趋势，我们的大学生已经有了直观的感觉，但认识上还模糊不到位，而且容易受到各种良莠混杂思潮的影响。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旨在让当代大学生把本能感知变成理性认识，尽快确立大国的心态，提升与大国相适应的国民素质。“大国方略”课程在全面概述当前中国围绕大国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选择若干重点方面构建课程话语框架，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等。

设计多学科融合的话语内容。上海大学思政课的特色教学模式是“项链模式”，即由思政课专职教师把握课程主线，构成思政课“项链”的基础，引入校内外多学科有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党政领导或道德模范进课堂作为“珍珠”，两位甚至多位教师联袂授课。不同学科教师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这样的教学内容不是各学科知识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会形成不同学科话语内容的化合反应。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围绕“一带一路”主题，邀请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共同参与教学，促使学生既把握了“一带一路”的历史脉络、现状及未来走向，又通过认知与情感的互相促进，从而增强了为“一带一路”作奉献的神圣使命感。

运用契合学生特点的话语方式。“大国方略”课程的对象主要是90后大学生。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做到全面把握90后大学生的接受特点，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一方面，要运用释疑话语。90后大学生是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一代。他们极有个性，也喜欢追问、质疑。我们着力开展“问题解析式”教学方式，从着重讲“是什么”的知识性内容，转向着重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以及“应如何”，实现了思政课教学内容与重大理论问题、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学生困惑问题的有效对接，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精神。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也采用了“问题解析式”话语方式，通过问题采集、问题分类分层、以问题统领课程框架等方法和程序，努力做到“问题抓人、解答到位”。另篇三：中国的话语体系

2014年第15期

中国应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7-18, 和平时期的国家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体系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竞争。话语体系是规则的基础，在话语的竞争中不占有优势，在规则的制定中就没有发言权。

出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中国急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必定要是普世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的话语体系是普世主义的，能够与一种普世主义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它没有实质性的内涵，只是一种认为某种特定的价值应该普世适用的倾向。在各种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思想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主义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思想中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讲求主动扩张的，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传播。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取向并没有影响中国文明的自然扩展。

新中国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义的立场，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时的中国在与各色的霸权主义的理论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虽说中国没有直接输出革命，但从未停止输出革命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民权运动就深受中国争取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算强盛，但凭借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前30年的普世主义与儒家传统相比，是更加进取的，但同样不以掠夺他国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们姑且将中国传统中的这种倾向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相对应的，西方的普世主义则是“霸道”的，无论是在殖民主义历史，还是当下仍在继续的霸权主义行径中，西方普世主义的漂亮言辞都只不过是侵略、掠夺和屠戮的“化妆品”而已。

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虚伪的“霸道的普世主义”，而不是普世主义本身。故而，对“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否定并不妨碍中国人也可以成为普世主义者，我们应该以一种良性的普世主义来批判它、取代它，这一思想的和话语的斗争是反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发展和完善普世主义话语也是确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义的姿态，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点；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也源于类似的自信。可以说，如果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会导向普世主义的倾向；反过来说也成立，即普世主义立场是“道路自信”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放弃了普世主义的立场，代之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现实中，“中国特色”往往被用来为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进一步导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转变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盛行也不无关系。

如今，中国的发展走到了新的阶段，新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将其集中表述为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对挑战的回应。

确立“三个自信”要求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出现。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承认新中国6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们的经验中必定会有值得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这些便是中国人创造的高等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还只是将眼光盯在对“中国道路”的总结上，甚至执迷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达不到确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贬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正确探索方向，每一条价值观都不只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值得所有人共享的。但这一概括仍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借助中国人的普世主义思想传统和新时期的实践来丰富全人类的思想宝库。在新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对世界秩序的新设想，发展我们的“软实力”，争得我们的话语权。

第三篇：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范文模版）

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14日 08:54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忠杰

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话题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自己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这种话语体系又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着有时激进、有时渐进的变化。它既深深扎根在中国本土的深厚土壤，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很多要素；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又带上了苏俄文化的浓厚风格；既接受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不断在时代的熏陶中与时俱进。

这种话语体系，是中国社会实际生活、历史进程、价值观念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它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互为表里、交相辉映，共同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

到了今天，中国的话语体系，除了纯粹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外，在政治经济、人文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统领的意识形态方面，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非常独特的系统。它既在相当程度上与世界衔接，又在很多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今天，主导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体系。所以，今天中国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质内容来说，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辉煌，也指引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研究解决自身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同时，还要解决内外两个问题。一个是进一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认同问题，一个是解决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如何被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并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问题。前者关系到能否团结13亿人民继续共同奋斗的问题，后者关系到能否继续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体现在实践上，但同时也表现在一定的话语体系上。实践是本质、是内容。话语体系是表现、是形式。但两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话语体系不可能决定实质内容，但它是实质内容的反映，也是实质内容是否广为普及、是否深入人心、是否得到普遍赞同的晴雨表、温度计。

应该肯定，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已经深入人心，在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对此，我们有充分的自信。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话语体系也面临着很多这样那样的挑战和考验。因此，除了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外，把话语体系这样的问题提炼出来，专门研究和探讨一下这种话语体系的传播、普及、接受、认同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我们的话语体系要进一步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进一步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需要注意进一步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这“三化”问题。

第一，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

为什么要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

因为中国的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思想在进步，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话语体系，当然也要进步。这种进步的实质，就是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社会实践更加科学了，思想观念更加科学了，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话语体系，当然也就要更加科学。

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些话语，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红卫兵、走资派、黑帮分子，等等，这些独特的话语，曾经在当时火红一时。但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是不科学的，自然就要被淘汰出局。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种转折，体现在实践上，也体现在话语体系上。比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物质利益、资本、雇工……这些曾经被打入另册的话语，堂堂正正进入了我们的主流话语体系。

尤其突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我们不断创造出了大量新的鲜活的话语。如，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步走”战略、西部大开发、“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这样的表述语言，概而言之，就是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到了今天，无疑，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体系已经比较完整，其科学化水平当然毋庸置疑。但是，时代在继续进步，所以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继续不断提高这样的话语体系科学化水平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不断提高改革的科学化水平，要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正因为这种实践都处在进一步科学化的过程当中，它们在现有成就、做法的基础之上，都还要进一步精雕细刻、丰富完善，所以，相应地，表现在话语体系里，也就要同时提高其话语表现形式的科学化水平。

这种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我认为应该做到：话语内容科学化，话语形式科学化，具体话语科学化，话语结构科学化等等。

近年来，我们大力建设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现在，又进一步提出了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如何提炼？从科学化角度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首先要把几个基本概念搞清楚？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这三个概念，既有联系，但又有差别。核心价值，是价值观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一般用几个语词来概括；核心价值观，是由核心价值引发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判断、命题，它表达的是一种陈述、一种观点，形式上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语句；进而，核心价值体系，它是一系列成套的理论主张、观点的综合，是内容非常丰富、结构比较规整、联系比较紧密的理论体系。三个概念，依次递进，逐步扩大。我们所要提炼的，实际上不可能是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我们现有的体系已经非常庞大，不可能再从这个体系中提炼出什么新的体系来。当然，我们所要提炼的，至少暂时也不可能是核心价值观。因为核心价值观是很多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语言陈述。尽管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很多重要陈述，但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哪些可以归入“核心”之列，一时很难罗列或区分清楚。提炼这样的很多语句，大概也不是提出提炼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任务的初衷。实际上，现在大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若干语词上，而这种语词，恰恰不是核心价值“观”，而是核心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并且能够提炼的，既不是核心价值体系，也不是核心价值观，而只能是核心价值。如果概念没有搞清楚，就会文不对题，提炼就成了很大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话语体系的科学化问题上，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

再比如，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见很多复杂的语言现象。很多人在网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主张，发表了很多很重要的见解。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低俗的语言。尤其是骂人现象。凡是有不同意见就骂。使用的语言污秽不堪，一大堆的脏话。还喜欢扣帽子，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一大堆帽子。有时候其低俗和野蛮的程度，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这种语言现象，是科学和文明的吗？是符合和体现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吗？看到这种低俗语言流行，我们非常痛心。中华民族的文明应该表现在各个方面，最低程度要表现在语言的文明上。网络是沟通交流的现代平台，也是每一个人乃至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反映。低俗的语言，损害的不仅是使用者的心智，更是中华民族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倡导网络文明、网络科学，而且在我看来，首先要从不说脏话、不骂人开始。谁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讲道理，而不能骂人。要尽快在网络上消除一切骂人的语言。这，也是一种在话语体系方面需要科学化的地方。

第二，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水平

为什么要提出话语体系大众化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语言是人民大众在实际生活中创造的。但是，这只是从根本上、从最终源泉上来说。事实上，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远远比这丰富和复杂得多。比如，中国古代极为浩瀚丰富的诗词，来自哪里？这就远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了。

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根本上来自于实践和群众，但作为国家政权组织者领导者的党和政府，对这种语言也做了大量提炼、加工、改造、制作的工作。有的，原本就来自于群众；有的，进行了筛选和提炼；有的，就是党和政府直接创造的。

这种经过加工的话语体系，表达上更加准确，内容上更加科学，形式上更加规范，逻辑上更加严谨，因而，是一种更加正式、正规的语言。

但是，这样的话语如果仅仅停留在书本里、文件上、报告中，是难以发挥它应有作用的。因此，所有这种话语，都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在群众中流传，对社会实践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于是，它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次再加工、再制作的过程。这就是大众化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大众化，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也要大众化。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话语体系的大众化呢？这种大众化包含些什么内容、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主要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第一，要正确处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关系。我们的主流话语，大都由一系列严谨规范的书面语言构成。在书面上、文件上，多一个字、少一个词都不行。如果少了或多了，就可能产生误解，在流传中就有可能产生种种偏向。所以，成型的主流话语当然应该以书面语言为基础和范本，保持它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老百姓更习惯于接受和传播的，恰恰又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相比较，口语更亲切、更鲜活、更能打动人心，也更能广泛传播。因此，我们固然要尊重书面语言，但是，为了得到人民群众认可并使之广泛传播，一定要善于将书面语言转化为日常口语。用口语来转述书面语言，用口语来传播书面道理。事实上，我们党和国家已经创造了很多丰富生动的口头语言，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等等，都可以说非常生动、非常鲜明，易记、易懂、易传，富有生命力。

第二，要正确处理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的关系。官方语言，经过加工提炼，无论从其内容，还是形式，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规范、严谨和精准的。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官方语言来自于群众语言。经过提炼以后，更加科学，有的还更加生动，再转化为群众语言，不仅能指导实践，而且还很受群众欢迎。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发现，这两种语言之间有时也会有一定的距离。有些人不相信、不认同官方语言。有的甚至嘲笑和抵制官方语言。这种状况令人忧虑。因此，必须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正确处理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的关系，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缩小两种语言之间的距离。办法可以有很多，但我认为关键是要抓住一个“理”字，用“理”字做桥梁，加强两种语言的对接、沟通和交融。中国人历来强调“讲理”。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讲得让老百姓接受了，相互之间就衔接了。当然，老百姓也要讲理、认理、信理。小道理要讲，大道理也不能排斥。有时候小道理也要服从大道理。大家都统一到“理”上，两种语言就交融了。除了讲明道理，话语形式也要适当转换。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官方话语和书面话语，老百姓平时是不会这么说的，甚至老百姓对这句话都听不懂。这就要做转化工作。

第三，要正确处理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我们的主流话语是规范的、精准的。但是人类思想的丰富性，必然造成话语的多元化。当今日益多元的社会，铺垫了话语多元化的社会基础，而网络、手机、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则为话语多元化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因而，当今社会，除了主流话语外，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亚话语、俗话语、逆话语、反话语，甚至恶话语。因此，如何处理好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引导其他多元话语向健康话语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社会，冀图在话语体系上整齐划一是不现实的。越是有活力的社会，话语多元化就可能越为突出。但是，任何社会都有主流话语，也都要发挥主流话语的主导和引导作用，不能任由多元话语朝畸形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特别是要对各种非主流话语进行具体辩证的分析，有的放矢做好规范化工作。坚持主流，引导大众；鼓励创新，消除低俗；善待差异，加强规范；建设文明，推动进步。

第四，要正确处理传统语言与时尚语言的关系。话语体系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必然会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形成比较基础的、规范的话语体系。但是，时代在变，观念在变，实际生活中就会不断出现各种时尚的语言。特别是新兴媒体的出现，微博、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得各种时尚化的语言大量涌现，甚至到了目不暇接、日日翻新的程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语言呢？原因很多。比如，为了在网上交流方便、快捷，有心人便罔顾语言规范，随意加以简化、指代，生造出了很多不规范的时尚语言。这种语言，有的很快就被淘汰了。但有的，却可能在某种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和认可。习惯成自然，不承认也不行了。这种时尚语言，还常常与多元话语、群众语言、口头语言结合在一起，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好。因此，不仅向传统话语，也向官方话语、主流话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既要善于使用传统语言，又要对时尚语言加以引导；既要保持话语体系的纯洁性、规范性，又要注意向时尚语言学习，促进主流话语的创新和发展。

第三，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的语言文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比如说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等，天然地形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更由于实际生活、文化观念和历史进程的差异，中国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话语体系。

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度提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也大幅度提高。面对中国的发展，国际社会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各种摩擦不时发生，各种关系有待调节。中国需要以新的态势、新的战略和新的方式在世界上展开博弈，同时，也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向世界说明中国，将良好的中国形象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因此，中国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

这些年来，我经常以不同的方式与外国的政要、智库等进行交流。深感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感到震惊，迫切希望知道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因而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其中有些人对中国的制度和政策颇为不解，对中国的未来抱持怀疑态度。对此，我们就要通过坦率的交流，把事情的真相、成功的原因、未来的前景等等告诉他们。发展中国家的政要、客人则一般都希望向中国学习，想了解中国的具体做法和经验。对此，我们就要有的放矢地介绍中国的实际状况和有关体会和经验，供他们研究参考。

在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化水平，就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要加强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通过内容和形式一定程度的转换，用外国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现实，解释中国原因，展示中国形象，从而使他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理解和赞同，使中国理念在世界上得到更大传播，使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更加亲和。

提高中国话语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整个世界，文明类型多元化，充满着个性和特殊性。但是，在所有的个性和特殊性当中，又必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共性和普遍性。因此，在国际性的交流中，就要善于以双方认可的共性为基础，将独有的中国话语转化为具有一定共性的通用语言，来阐述双方关心的一个个特殊的事实，在交流中加深理解，扩大共识，增进友谊，推进合作。

据此，在交流的方式上，就要注意研究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爱好，贴近外国人的实际，改进双方沟通的渠道，转换对外讲述的语言，拉近相互认知的距离。比如说，对外交流的时候，除了比较正式的场合，一般不要念稿子。一念稿子，照本宣科，给人的感觉就比较生硬了。要善于把坚定的原则包裹上柔和的语言。在基本立场、方针政策问题上坚定不移，但使用的语言要柔和、亲切，给人以坦诚、友善的感觉，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在演说、讲解、交流的时候，不能尽说一些干巴巴的文件语言，要尽可能口语化、生活化，因地制宜结合当时场景加以发挥阐释，增加交流的形象性、趣味性和幽默感。我们中国人习惯讲大道理，但是外国人更喜欢听故事。所以，在交流中，要善于讲故事、讲事例、讲实际，娓娓道来，自然得体。用故事来让他们体会、感悟、理解。对他们关心和提出的问题，不要回避。要敢于直面应对，理直气壮地作出我们科学、准确的回答。这类方式方法，还有很多，都是我们在对外交流中需要注意的。通过不断改进，中国话语的国际化水平就能不断提高，对外交流的效果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什么是“公共服务”

章建刚

精彩宣讲词

何谓“公共服务”？可以举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买私家车，但走的路不是私家的，不可能为了自己的车专门去修路。所以，路通常被叫公路，其实就是说道路是一个公共用品。那么，现在一些城市交通拥堵，就说明一个问题：私人用品和公共用品之间不匹配，公共用品供应严重不足，私人用品不断增加，最后产生矛盾。第二个例子就是球赛。比赛不仅有双方球员，还要有裁判。裁判是第三方，他不能站在任何一方的球员那边，否则另一方就必输无疑，体育赛事本身也没有办法得到发展。裁判要求秉公执法，他所做的就是一种公共服务。

这两个例子说明，公共服务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提供公共用品来满足公共需求，第二个就是要提供公共政策，对市场实行监管，在不同的私人之间维持一个公正，这就是公共服务两层最基本的含义。

第四篇：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政治智慧—十八论中国梦

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政治智慧—十八论中国梦

来源：宣讲家独家评论 |作者：巩联军 | 上传时间：2013-05-01 23:07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就是老百姓的话语体系，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当今“追梦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进步潮流，把中国梦纳入了实现世界梦的话语体系。富有睿智和亲和力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将有利于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中国文明富强、可亲可信的美好形象。

有位老报人讲过这样的故事：延安时期，毛泽东曾问胡耀邦，你说说，什么叫军事？胡引经据典，毛说：“没这么复杂，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又问：什么叫政治？胡又说了许多。毛说：“没这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在这段精彩的对话中，毛泽东以通俗的表达诠释了博大精深的理论。既体现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也彰显了毛泽东非凡的政治智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一段历史经典。

几十年后的今天，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深刻阐述，同样以其独特的话语风格，彰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又一现实经典。“中国梦”以其通俗、清新的话语表述，将中国共产党人高远的政治理想、现阶段务实的执政理念高度浓缩，并同时代潮流、国际风云、人民愿景紧密融合，构筑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具有超强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的强大气场，成为了国外舆论聚焦的中心、国内民众追随的奋斗目标，大有“一唱雄鸡天下白”、“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气势。在实现中国梦的旗帜下，不仅聚集着亿万坚定的筑梦者，也拥有了越来越多中国梦的铁杆洋粉丝。这充分展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越来越多的人心！

中国梦时代化的话语体系，体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抢占历史先机的大智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必然。

总书记有一句格言：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２１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旧时代里，停留在过去的思维和老框框内。正是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总书记审时度势，紧紧抓住了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得历史机遇，继而把实现这个百年梦想同时代发展的主题紧密结合、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揭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必然走向，确立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坐标，并借助当代时尚的话语风格，用中国梦这个富有魅力的命题精心设计包装，通过追梦、筑梦、圆梦这一载体，把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形象而现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将党的政治目标、宗旨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体系等当代理论创新成果都有机地融进中国梦的话语体系中，实现了从传统话语体系向时代话语体系的新的历史飞跃。实践证明：中国梦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时代形象，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尊重规律、顺时应变、与时俱进的政治智慧。

中国梦国际化的话语体系，体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世界进步潮流，实现和平发展的大智慧。当今“追梦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进步潮流，美国梦、亚洲梦、欧洲梦、非洲梦、世界梦…..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梦想。尽管各个国家有着不同利益和价值观，但对幸福的追求，则是一种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中国梦正是顺应了这一世界潮流，把中国梦融入在世界梦的发展大潮中，纳入了实现世界梦的话语体系。因而,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共同语言，这不仅有利于理解、沟通，也有利于增进了解、消除分歧，以实现互利共赢。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以其睿智和独特魅力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以梦说梦，通过宣传中国梦向全球传递正能量，争取更多朋友。他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拉近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他的“中国梦同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紧紧相连，同和平发展、造福全球的世界梦息息相关”、“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等等，不仅有助于世界对中国梦的正确认知，也展示了大国的胸怀和气度。

在前不久习总书记成功出访中，无论从寒冷俄罗斯的“中俄拥抱”，还是到炎热非洲的“中非亲近”；无论是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30分钟演讲时获得的30次如潮的掌声；还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时，人们被其中两国人民生死与共感人故事所引起的强烈共鸣，都标志着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将站满来自世界真正的朋友、可靠的合作伙伴。实践证明，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今天，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中国的发展只有融入世界的洪流才能主动，中国的发声只有适应国际化的语境，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共鸣。特别是在强权政治尚存的国际舆论场，在霸权主义企图独占话语权的时候，富有睿智和亲和力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将有利于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中国文明富强、可亲可信的美好形象。

中国梦大众化的话语风格，体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民意、凝聚民心的大道智慧。得民心者得天下、顺民意者安天下，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智慧精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亿万人民对梦寐以求美好生活的热切企盼和共同心愿，她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习总书记用通俗化、大众化、生活化的语言诠释中国梦。他说： “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他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不仅是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更重要的是使人民生活得幸福“。让每个“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总书记定义的“中国梦”激活了人们似乎有些麻木了的神经，让他们从原本感到有些冰冷的政治术语中，体悟到了人性的温度，从而点燃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情与梦想。而总书记的 “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则成为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担当实现梦想的责任与压力的战斗号令。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不要坐等美梦成真，而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幸福，并同时实现自我的超越，最终分享奋斗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我们掌握了“出色理论”，并拥有高明的教员，但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办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中国梦之所以能极具号召力、成为人民自觉追随的理想目标，就是因为她是老百姓的语言，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所以说，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就是老百姓的话语体系，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智慧。这样的话语体系越强大，越使群众更加“相信党，把党看做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列宁），就使人民群众更自觉地跟党走。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借助中国梦，中华民族将再现历史的辉煌，13亿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必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第五篇：从“礼仪之争”论中国典籍英译的概念体系建构

【摘要】从明朝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就基督教义中对于宗教概念的不同理解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可以发现，不同文化中对于各自的哲学文化概念都有不同的体认。所以在典籍翻译中，基础的一步就是对于文化概念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典籍；概念体系；佛经汉译；圣经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217-01

文化交流传播中，经典典籍的翻译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我国典籍传承了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记载了古人对于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的思考。对于我国典籍的英译有利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虽然人类基于相同的人性，相似性大于相异性，然而由于地理环境，语言习俗的不同，东西方人民在认识模式，思维模式上都存有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东西方文化典籍中呈现出来，造成翻译上的困难。而要解决这个困难，完成中西典籍中的概念体系建构是不可逾越的一步。

一、中国“礼仪之争”的启示

明朝万历年间，基督教随传教士来到中国。如何向中国人民传授耶稣福音，如何翻译基督宗教中的一些宗教名词引起了传教士内部的一些争议。为了便于传教，利玛窦引用中国人熟悉的概念“天”“上帝”来翻译god；而利玛窦的继任者龙华民认为中文中的天是“义理”，指苍苍之天，而“上帝”一词也不是代表创造万物的主宰，因而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音译，主张将god音译为“陡斯”。正式由于对于中国文化和基督教中概念体认的不同引起了双方的争议。

二、佛经汉译的启示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播，已经融入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些佛教思想作为潜意识已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代中国人的头脑中。佛经的翻译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公元148年安世高译出《安息般若三昧经》到北宋1111年大规模的佛经汉译结束。这900多年间，佛经汉译也是在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完善，在中国文化中建立起自己的概念体系，使汉译佛经成为我国宗教，哲学和文学艺术典籍中的瑰宝。

佛经汉译的活动走过了一条归化―格义―会通―异化的历史道路。在佛经汉译初期，佛经的翻译经常是节译，译者主要为外国来华僧人。对于佛经的翻译，他们往往比附道家的概念术语。这种附会法机械套用中土的名词概念，追求形式上的对应，并未经过深层次的佛理考究，时常貌似而神离。随着佛经翻译规模从节译到全译的扩大，概念术语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由于附会法对于佛教义理的歪曲，这是大多数佛经译者都摒弃了以往比附道家的习惯，开始采用格义法翻译佛经中的概念术语。格义法不拘泥于文辞层面的对应，而是以义理诠释的高度寻求两种文化的契合点，使两者融通交汇。而由于格义法多纠缠于局部概念，常常违背佛理的本来精神，导致理解上的障碍。到鸠摩罗什时期，为求得原初义理，罗什放弃了格义法，创设了许多佛教的专用语汇，极大地增强额汉语的表达能力，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三、《圣经》翻译的启示

西方《圣经》的翻译也经历了由直译到意译，再到直译，意译相协调相统一的过程。最初额圣经翻译就是以直译为主。基督教神父认为《圣经》是上帝的默示，为了避免在翻译中的主观随意，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字字对译。到公元5世纪，在罗马教皇达马苏一世的授命下，哲罗姆分别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本把《旧约》和《新约》翻译成了拉丁文《圣经》，成为了拉丁文读者的标准《圣经》译本。在哲罗姆的翻译中，他认为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以及语义内容方面都互为区别，因此不能采用逐词翻译的方法；同样他也认为宗教经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还是以直译为主，但不绝对排除意译的成分。

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者威廉.廷代尔是《圣经》翻译中采用意译的代表人物。廷代尔的《圣经》译本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各方面的需要，以通俗易懂为重点，尽量采用大众化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叙事表情所惯用的主动而又具体的表达形式。这种翻译方式的转变是于翻译目的和对象有关的。宗教改革运动促使普通大众也有权利阅读学习《圣经》，为了让教义被大众所理解，必然要采用人民大众的语言。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认为现代的《圣经》译者们在下列翻译原则方面达成了共识：

1.采用希伯来语和希腊原本。

2.根据最佳的学术判断确定释义。

3.译作应能被目标读者听懂并接受，达到既定的使用目的。

4.不把背景信息省去或写入译本中，而融入注释，导入和词汇表中。

四、构建典籍英译概念体系

综合中西佛经，《圣经》的翻译史可以发现，典籍翻译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佛经汉译之初的附会，还是《圣经》翻译肇始的直译，译者不是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式就是以宗教神启的名义采用异化的方法。随着文化交流的加强，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知识及宗教，哲学等文化概念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典籍的翻译也逐步走上了正轨，建立了双语对应的概念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强大，中国典籍的英译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要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被世界人民所理解，首先要打好典籍翻译的基础，即构建汉英概念体系，树立典籍概念体系英译意识，编纂相应辞书，确定文化承载词的确定释义，减少一词对应多种译语的混乱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