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

第一篇：论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

摘 要：笔者阅读了尼克尔松的《外交方法之演进》（），在对书中的观点进行了思考与分析后，对外交话语体系及其主导权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文先简要对《外交方法之演进》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思考，然后就历史上外交话语体系问题以及当今国际社会外交话语体系主导权的归属问题作了分析。最后，本文思考了中国在当代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困境，并对中国外交的内部问题做出反思。

关键词：政治；外交；话语体系；主导权

1《外交方法之演进》分析

《外交方法之演进》本是1953年11月尼克尔松在牛津大学所做演讲的整理。因此，尼克尔松对所挑选的每个时期的介绍与分析必然不会面面俱到，而是挑选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来讲评。

1.1 对全书的简要分析

全书不单单是介绍了四种分开的外交模式，而是按照时间顺序，挑选了每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模式。

通过尼克尔松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外交在专业化、职业化的方面逐步完善，但是，对于外交来说更加核心的东西――外交的理念，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被继承发展，或被修改，或被抛弃。尼克尔松不但想介绍外交在形而下方面的衍变，更想介绍出外交在形而上方面的变化中所透露出的经验教训。

外交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本身更受重视了。外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尼克尔松认为，外交应当被重视，外交才能应当被表扬，外交应当被正确地理解。笔者推测，这也是尼克尔松做这篇演讲的原因之一。但是在现实中，外交被轻视，大使被误解。这些对外交与大使的亵渎是尼克尔松所不能忍受的。

1.2 对所选时代的外交的评价是否正确

尼克尔松并非介绍了所选时代的外交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限于演讲的方式；另一方面，这是出于为现实考虑的目的。

尼克尔松对这些时代外交的评价具有个人色彩，它们对当今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外交的手段与目的是否分离是本书潜在的评价标准。因此诸如优待客卿、近邻同盟等希腊外交原则并没有被介绍。理解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历史知识，而是为了“同化”我们过去的经验。

除了尼克尔松的评价标准，对当时的国家而言，它们所选择的外交方式是否最切实有效是另一种评价标准。利己主义是每个国家不变的选择，务实是每个国家选择外交方式的原则。无论是公开外交还是秘密外交，能否预见二者中哪个更能达到目的，更具备有利的长远影响，是国家应当运用智慧做到的。

1.3 思考总结

尽管尼克尔松对所选时代的外交的评价具有片面性，但是他所陈述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实力最强的国家会主导外交的方式与走向，他们采取的外交方式对当时整个国际社会的外交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能够主导外交话语体系，为己所用。

尼克尔松所选择的这几个时代的外交有着明显继承与创新关系。历史启发我们思考：距离尼克尔松的演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我们现在的外交对旧外交模式有哪些需要继承与创新，又有哪些需要扬弃。我们不能是因为某种外交模式是希腊的或者罗马的就继承，也不能因为是意大利甚至西方国家的外交就批判，而应该看这些方式哪些更能为现实服务，引导国际社会走向理性与和平，最终实现“外交”的目的。

外交话语权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发现部分外交用语的含义在中西对译过程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这些细微的变化如果被放大到国家与国家的相处中，往往会产生不小的误解。对中国来说，中西对译是外交的开展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我们在用别人的话语体系来表达自己、理解别人，于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概念和观点并不能够被西方语言准确地理解并传达给各方。这些引发了笔者对话语权的思考。

2.1 外交话语权的含义

“话语权”不同于“说话权”，“说话权”是行为主体发出语言的权利，而“话语权”是行为主体追求其表达语言的含义能够被确认的权利。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讲话者通过言语或其他方式对议程设置及其结果进行影响、控制，谋取舆论的主动，从而达到既定目的的权力。其言语的影响力大小就是话语权的大小。

外交话语权与国际话语权有着众多的重合之处。在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逐步发展、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发表自身意见、定义国际事件、制定和评价国际规则、参与和控制国际事务的权力。外交话语权则是在外交相关领域有关话语及方式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它与国家实力有关，对于表达立场与观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对书中及历史上有关外交话语权的简析

尼克尔松在演讲稿中引用了很多非英语词汇，因为这些词汇的本意更能够表达出它应有的意思。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笔者渐渐意识到了不同语言对译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等和语义表达不准确问题。那么，在外交实践中，我们将哪一套话语体系应用于整个国际社会，以及为什么选择这套体系作为标准？

2.3 当今国际社会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权

选择什么语言来描述、解释别国，在很多情况下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掌握外交话语权就有利于控制、掩饰、操纵话语，隐藏部分信息，传达想让他人知道的信息，于是外交就更像是权力的运用。在现实国际生活中，各国为权力和利益的诉求而进行的“话语包装”就是对话语体系资源进行利用的普遍实例。

外交话语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外交话语权薄弱会使得一个国家在部分场合十分被动，不但显得这样的国家对自身立场与行为的表意十分模糊，别国也无法从外交这一最直接的途径了解本国的意图，对对方语义的理解发生偏差，造成国家间越来越多的误解，最终导致一定的后果。

当今国际社会的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权明显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他们在外交领域不但具有先天历史文化的优势，更有着综合国力方面的优势，形成了目前的外交系统由西方大国主导、外交规则由大国制定、外交思维符合西方国家的一贯逻辑的形势。小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处于弱势，虽然它们恰恰是更需要外交的政治实体，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这些国家没有外交话语权，争取自身利益的尝试更容易失败，通常只能处于被“被表达”、“被解释”与“被选择”的不利地位。

对中国外交的思考

历史家杨念群曾经如是评论：“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处于话语劣势地位，这使得中国在话语体系上没有自信，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外交的开展。

3.1 中国外交的话语体系

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话语权的增长与综合国力增长的不协调阻碍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从而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我们无法准确理解别人的话语，也无法用别人的话语准确表达自我。中国对西方国家的部分攻击与指责疲于应对，只能翻来覆去地重复已有观点，对于更清晰准确地解释自身观点则无能为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既可以看作是历史与文化留给我们的自豪，也可以看作一种自嘲。

在无力改变现行规则且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在体制内尽可能地争取自身利益。温家宝在谈到如何加强和改进外宣工作时，提出要“尽量使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交流”。对接内外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是中国要努力做到的。例如“中国梦”虽然一方面被指责越来越虚化理想化，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梦”也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被别的国家理解。外交用语要更加准确化，对“中国特色”式的表达要谨慎运用，在没有将中国的思维与善意普遍传达给世界之前，中国不能一直以自我为核心，也要根据国别和地区差异，针对不同受众，转变话语体系。

3.2 对中国外交内部问题的反思

对民众而言，外交本身就具有神秘性。我们在加强教育力度，使民众对外交的基本了解更加科学的同时，更应对外交本身进行应有的调整和改进。一个体系不论内部是怎样运作的，要想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就必须能够做出理性而科学的判断，采取最行而有效的方法。

在短期迅速提高整个社会对外交理解的科学性是不可能的，社会看到的只是外交与国家其他机构一起提出的方法与带来的结果。中国的外交要想正确地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上层建筑，而非指责只能看到最终结果的民众。比如在2014年于北京的举行apec会议期间，中国最高领导人与日本首相之间的互动被国内各大媒体渲染成了一次极度不愉快的会晤，中国领导人倨傲无礼，日本领导人显得更加谦恭有诚意。中国传达给国内民众和世界人民一些怎样的信息，中国被解读成一种怎样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但是也取决于自己。

因此，发展中国外交应当“内外兼修”，忽视了哪一方面，中国外交都会面临着“猪八戒照镜子”的困境。

参考文献

[2] [苏]弗?鲍爵姆金等编，《世界外交史》，叶文雄译，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

[3] [苏]b?？？?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0月。

注释

[1][苏]弗？鲍爵姆金等编，《世界外交史》，叶文雄译，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第22页到第26页。

[2]王志珂，《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转引自邹应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东南亚纵横》，2010年10月。

[3]邹应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东南亚纵横》，2010年10月。

[4]同上，历史家罗荣渠曾言：“汉语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迥然不同。因此，用这一语言来翻译另一种语言的术语时，常常词不达意。

第二篇：国际话语体系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

作者：陈汝东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 [摘要]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discourse，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equality，freedom，openness，tolerance，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近十年来，话语学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通用词汇。最近几年，“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学术范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而“国家话语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获一等奖，修改稿即将发表于《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正在形成，“全球话语”、“全球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选择。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概念

[2]将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这两个范畴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学术热点。为此，我们力图进一步廓清“全球话语体系”所提出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与策略。

一、文化冲突： 国际话语的新走向

导致上述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经济体的形成等加剧了国际竞争。第二，随着国际产业和金融体系的调整、整合，以及贸易体系的发展、变革，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利益冲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间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宗教差异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突显，产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并引发冲突，各种国际势力趁机渗透并参与角逐，进而向国际扩散、转移，国际、国内话语场纠葛在一起。第五，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发生，便很快实现全球传播，实现网络与现实的同步化、一体化。

当然，辱华言论主要还是源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贫穷积弱形象的转变不适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不舒服、担忧乃至恐惧。其次，中国的对外商品、劳力、资本、技术输出挤占了国际市场，本土利益群体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比如在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上就存在“土地掠夺”、“扩张”、“零和”与“双赢”等争议[6]。第三，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及领土、领海争端等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平和、隐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让，而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四，中国的国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走出国门，“抢滩各国，购买世界”。第五，中国的国际文化空间拓展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等阻击、挤压了强势国家的语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既有空间。此外，一些霸权国家的惯常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国海军侦察机飞抵海南岛以东附近空域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但这却遭到

了对方的指责[7]。当然，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中国记者质问该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果中国把战机飞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吗？”对方以“不想多说”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应，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该国对此霸道做法已当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对受到挑战不舒服，觉得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因此说，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世界对中国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认识，需要积极适应，允许中国拥有新的角色、新的话语权。

2013年7月，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诺登所揭秘的“棱镜门”事件，则是霸权主义国家侵害世界各国的罪证[9]。美国不仅监听本国的国民，而且监听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国家领导人[10]。美国惯常以批评他国的人权、网络黑客攻击为乐，但在此事件中，美国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丧失了国际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的监听行为引发的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话语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斯诺登所进行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世界和平话语与全球霸权话语之间的战争，是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之间的角力。

显然，无论是政治对立，还是领土争端，乃至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都会反映到话语层面，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媒介进行，而所有冲突最终都要诉诸文化来解决。因此，探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话语形态、话语主体、话语方式以及各国的话语策略，研讨全球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话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对解决国际文化对立与冲突，谋划全球话语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融合： 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传播冲突中，有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冲突、文化价值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文明冲突，更有国别冲突、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冲突。比如中日、韩日、日俄之间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就属于区域性的领土冲突。而美国的“9·11”事件，则既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国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国、英国等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则涉及种族歧视和普世正义[11]。上述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各国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纠葛与对抗，既反映了旧有世界秩序的不断消解，也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增长及其利益诉求。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解决大规模国际纷争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战争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决国际纷争单纯依靠武力和战争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武力和战争还将存在。许多国际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当事国家的持续**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实力明显下滑，软实力也受了硬伤”[12]。这表明，如今人类已进入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综合手段来解决文明冲突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战争的时代已过时，沟通、协商、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一方面，人类文化和文明处在对立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沟通、交流与融合的新趋势。

这种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了全球话语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逐渐结束了“冷战”状态，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机制。就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3]。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话语场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各自纷纷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并形成了新的话语场，比如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不同洲际、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交错对话的格局。

一个新的全球话语场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这是因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类进行更加广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沟通与交融。其次，全球传播体系已形成。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一体化、同步化。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国民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国家之间的现实领土空间很大程度上已被虚拟空间所替代。网络化生存成为新的全球生态，网络话语成为新的世界形态。现实世界的冲突反映到网络上，又通过网络消解、扩散，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需要一个全球话语场。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格局也存在一个客观的全球话语场，存在许多话语主体和区域话语场。尽管这些话语场的形态不断变换、更替，但话语场一直都存在。话语场不仅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也是一个国家范畴，是一个国家场域，一个国际政治场域，一个全球国家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则是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国际利益的再平衡系统。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话语舞台上走秀、表演，展示他们的实力，表现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文明是全球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全球话语的主体。当然，全球话语体系也是有层次的，分地域、有场域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目前，全球话语体系研究才刚起步，对人类话语体系的划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地域、文明类型把全球话语体系划分为远东、中东、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进而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种话语体系[14]。显然，这种划分是基于传统历史视角。当今的全球话语体系并非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简单相加。也有学者把人类话语区分为全球、西方、东方三个层面

[15]，或直接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对立范畴[16]，如此划分又不免失之于笼统。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组织和区域因素等构成的综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亚洲国家，本属于亚洲文明区，在历史上属于亚洲话语体系，但目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乌克兰脱胎于苏联，原属于以俄罗斯为主的西伯利亚话语体系，但目前它已转向欧洲话语体系。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划分应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拟、宗教与文明、区域与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篇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作者：《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4日 08版）

编者按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这些论述和决定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激发了广大社科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围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第二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期我们特刊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撰写的5篇文章，围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从理论认识和实践层面进行阐述。

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自觉强化五种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靳诺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明确要求，不仅表明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寄予厚望。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坚持和强化五种意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而努力奋斗。

要有导向意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既有科学性，也有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当前，一部分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还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的表现，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以贯之的灵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空谈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列宁曾经说过：“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理；而沿着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要有问题意识，重视发现问题力争解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重视问题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发展创新的重要前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也要从问题入手，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研究探索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脉络、找到发展的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要有国际意识，立足世界学术前沿进行观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国家引起共鸣，受到重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世界的高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我们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也要遵循这个基本方法。当今时代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不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很难取得大的成就。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 年代论述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讲过，不仅是自然科学，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要承认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很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得到初步确立，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吸纳、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从更高的高度、更广的视野和更前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要有综合意识，系统地、综合地推动整体创新。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我们往往把哲学社会科学按照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分为很多门类，比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等。这种划分对于开展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实践系统和认识体系，从来都不能简单地划归到某个学科领域之内，而是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门类交叉渗透、系统集成的一种体系。因此，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要注重综合性，要多维度、多学科地看待问题、联合攻关、协同推进。

要有本土意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们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着眼于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的实践为本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出了前人从未实现的探索，取得了中国自己的宝贵经验。研究、分析、总结伟大的实践，我们应当跳出旧有的话语窠臼，构建适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民大学将进一步坚持、强化和弘扬这五种意识，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而持续努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陈先达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那么，要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它才能为貌似的旧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12对范畴都不是新范畴，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概念，或者是西方原有的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话语体系中，它具有全新的内容，因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原有范畴进行了改造和融合，而支撑这种改造和融合的就是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不应放在虚构概念上，而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打通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研究，从而形成新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核心是有理论支撑的、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单纯的语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谓话语只是一个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任何话语都是在被特定阶级、集团或不同政治实体使用时才能称其为话语，否则就只能算是词语。而要成为话语，必定是由某种理论支撑，表达某种利益、要求或愿望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词语。因此，话语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理论的斗争，是具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权的争论。

当前，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是反对话语霸权，向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话语权不同于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霸权。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就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打破国际上的话语霸权。

在国内，它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斗争，就包括话语权的争夺。要批判这些错误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历史事实”、现实问题等进行解释，不断增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学术领域，它有利于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高校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地方。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正确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而不是让西方话语成为支配我们各个学科的主导话语，这是有关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和学术水平的问题。

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要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树立自己的评价标准，掌握话语权，让中国话语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更要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话语体系。对此，我们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

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韩庆祥

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就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问题。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提供一种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是由话语基础、话语体系、话语核心、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六个要素有机统一构成的。由此，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包括六条基本路径。

以坚实的话语基础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政党等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发展实力，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上所拥有的实力，即“中国实力”。有实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有无声的话语权。今天，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这条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它既影响世界格局，也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是对中国话语权的实践基础和对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的逻辑表达，因而是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拥有解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话语权。这对于建设思想中国、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指责，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更应当拥有话语权，因为中国问题在世界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以鲜明的话语核心提升中国话语权。话语核心是从话语基础、话语体系中提升出来的核心理念，也是蕴含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中的核心理念，即“中国理念”。简洁明了、便于记忆有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这里所谓的核心理念，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以有效的话语方式提升中国话语权。这既指要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来有效阐述、表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也指要具有行之有效的阐述、表述、表达和言

说方式，“讲”得有亲和力，能表达好中国声音。虽然有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和鲜明的话语核心，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就会影响话语权。所谓有效的话语方式主要包括：用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表达政治立场；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分析问题、创新理论；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用中国故事讲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讲中国理论；等等。

以坚定的话语自信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指参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每个中国人，对我们的政党、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要充满自信。尤其在国际交往和对话中，在阐释和表达中国话语体系时，要坚定自信。今天，我们在客观上已拥有话语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话语自信，在与世界交流中挺不起腰杆，就会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中国话语权建设。

以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都要通过传播、对话来影响世界、影响人。是否拥有快速广泛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是否及时抓住事物、对象、信息的本质和实质，是否被人们所掌握，影响着中国话语体系能否被认同，进而影响着话语权的提升。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在：要把复杂的问题简要化；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中国声音；要用先进的国际传播技术和手段进行快捷有效的传播；要寻找共同话题、遵循共同规则来进行对话，等等。

讲好中国故事的“舍”与“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房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改变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实现中国梦，不仅需要我们自身努力，而且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帮助。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各个民族追求进步富强的梦是相通的。为此，我们应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为我们的事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多项对外传播介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理念与实践的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对外传播中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发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简而言之，中国不同于外国，尤其不同于西方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和陌生的世界。如何让人们了解未知和陌生的事物？一般来说，只有调动人们已有的知识，通过已知了解未知。以社会事物而论，国外、西方民众已知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基于外国和西方社会经验和实践而获得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如果我们完全用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术语、中国的知识向外传播，就如同一个对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讲中国话，传播的效率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采取运用部分外国的、西方的概念、术语和知识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事物，通过外国、西方民众已知的知识来帮助他们了解认识中国。然而，运用外国和西方已有知识来说明中国肯定会存在信息的缺失和变形，但这样做却可以使我们的部分信息得以传递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所接受。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对外传播的“舍”与“得”的问题。

我们应当也必须处理和拿捏好这个“舍”与“得”的关系。如果我们“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味道是“正宗”了，但效果很差。如果我们用外国与西方的方式方法烹制中国饭菜，味道肯定不纯正，但却有效果。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传播对象认知情况，根据我们可以选择和采用的外国与西方相近相似的概念、术语，舍弃掉我们的部分信息往往可以得到较好传播效果，而如果力图原原本本地介绍中国往往适得其反。有舍才有得。对外传播中，我们实际需要做的往往是决定舍弃多少，舍弃什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最小的舍弃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把中国好声音真正传播出去。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在传播中国声音的时候“摆事实”应重于“讲道理”。对外传播

核心的问题是要突破、穿透中外文化的隔膜与知识的壁垒；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难题是受众的心理警觉。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尤其是在传播中国的立场、理念时，常常会遇到受众的警觉，常常会遭到心理拒斥。在这种情况下，立场、理念的表达和传播效果往往很差。我们认为，在针对那些对中国、对中国道路存有误解甚至偏见的西方受众时，采用直接表达理念和讲述道理的方式，不如采取讲事实、讲故事的方式。直接讲述中国发生的事实，实事求是地介绍真实的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西方受众的心理防范，让他们自己得出印象和结论。

当前，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与困难，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首先我们自己要敢于正视自己，深刻认识自身；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理解中国，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我们自己应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应以更坚定的自信、更宽阔的胸怀，进一步打开大门，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开放、真诚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西方，讲好中国的故事，为中国赢得好环境，赢得正能量。

由“大国方略”课程看思政课的话语建构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陶倩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夏小和

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课，我们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全方位改革。长期以来，上海大学一直致力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改革，不懈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富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以继续推动思政课改革的最新探索。

建构围绕大国的话语框架。当前，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阔步迈进，正在朝着世界瞩目的大国、强国的目标前进。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国民意识、大国心态和能力。对于中国正走向大国、走向强国的趋势，我们的大学生已经有了直观的感觉，但认识上还模糊不到位，而且容易受到各种良莠混杂思潮的影响。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旨在让当代大学生把本能感知变成理性认识，尽快确立大国的心态，提升与大国相适应的国民素质。“大国方略”课程在全面概述当前中国围绕大国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选择若干重点方面构建课程话语框架，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等。

设计多学科融合的话语内容。上海大学思政课的特色教学模式是“项链模式”，即由思政课专职教师把握课程主线，构成思政课“项链”的基础，引入校内外多学科有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党政领导或道德模范进课堂作为“珍珠”，两位甚至多位教师联袂授课。不同学科教师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这样的教学内容不是各学科知识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会形成不同学科话语内容的化合反应。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围绕“一带一路”主题，邀请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共同参与教学，促使学生既把握了“一带一路”的历史脉络、现状及未来走向，又通过认知与情感的互相促进，从而增强了为“一带一路”作奉献的神圣使命感。

运用契合学生特点的话语方式。“大国方略”课程的对象主要是90后大学生。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做到全面把握90后大学生的接受特点，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一方面，要运用释疑话语。90后大学生是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一代。他们极有个性，也喜欢追问、质疑。我们着力开展“问题解析式”教学方式，从着重讲“是什么”的知识性内容，转向着重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以及“应如何”，实现了思政课教学内容与重大理论问题、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学生困惑问题的有效对接，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精神。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也采用了“问题解析式”话语方式，通过问题采集、问题分类分层、以问题统领课程框架等方法和程序，努力做到“问题抓人、解答到位”。另篇三：中国的话语体系

2014年第15期

中国应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7-18, 和平时期的国家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体系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竞争。话语体系是规则的基础，在话语的竞争中不占有优势，在规则的制定中就没有发言权。

出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中国急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必定要是普世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的话语体系是普世主义的，能够与一种普世主义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它没有实质性的内涵，只是一种认为某种特定的价值应该普世适用的倾向。在各种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思想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主义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思想中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讲求主动扩张的，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传播。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取向并没有影响中国文明的自然扩展。

新中国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义的立场，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时的中国在与各色的霸权主义的理论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虽说中国没有直接输出革命，但从未停止输出革命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民权运动就深受中国争取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算强盛，但凭借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前30年的普世主义与儒家传统相比，是更加进取的，但同样不以掠夺他国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们姑且将中国传统中的这种倾向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相对应的，西方的普世主义则是“霸道”的，无论是在殖民主义历史，还是当下仍在继续的霸权主义行径中，西方普世主义的漂亮言辞都只不过是侵略、掠夺和屠戮的“化妆品”而已。

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虚伪的“霸道的普世主义”，而不是普世主义本身。故而，对“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否定并不妨碍中国人也可以成为普世主义者，我们应该以一种良性的普世主义来批判它、取代它，这一思想的和话语的斗争是反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发展和完善普世主义话语也是确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义的姿态，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点；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也源于类似的自信。可以说，如果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会导向普世主义的倾向；反过来说也成立，即普世主义立场是“道路自信”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放弃了普世主义的立场，代之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现实中，“中国特色”往往被用来为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进一步导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转变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盛行也不无关系。

如今，中国的发展走到了新的阶段，新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将其集中表述为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对挑战的回应。

确立“三个自信”要求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出现。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承认新中国6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们的经验中必定会有值得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这些便是中国人创造的高等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还只是将眼光盯在对“中国道路”的总结上，甚至执迷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达不到确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贬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正确探索方向，每一条价值观都不只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值得所有人共享的。但这一概括仍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借助中国人的普世主义思想传统和新时期的实践来丰富全人类的思想宝库。在新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对世界秩序的新设想，发展我们的“软实力”，争得我们的话语权。

第三篇：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政治智慧—十八论中国梦

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政治智慧—十八论中国梦

来源：宣讲家独家评论 |作者：巩联军 | 上传时间：2013-05-01 23:07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就是老百姓的话语体系，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当今“追梦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进步潮流，把中国梦纳入了实现世界梦的话语体系。富有睿智和亲和力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将有利于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中国文明富强、可亲可信的美好形象。

有位老报人讲过这样的故事：延安时期，毛泽东曾问胡耀邦，你说说，什么叫军事？胡引经据典，毛说：“没这么复杂，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又问：什么叫政治？胡又说了许多。毛说：“没这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在这段精彩的对话中，毛泽东以通俗的表达诠释了博大精深的理论。既体现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也彰显了毛泽东非凡的政治智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一段历史经典。

几十年后的今天，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深刻阐述，同样以其独特的话语风格，彰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又一现实经典。“中国梦”以其通俗、清新的话语表述，将中国共产党人高远的政治理想、现阶段务实的执政理念高度浓缩，并同时代潮流、国际风云、人民愿景紧密融合，构筑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具有超强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的强大气场，成为了国外舆论聚焦的中心、国内民众追随的奋斗目标，大有“一唱雄鸡天下白”、“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气势。在实现中国梦的旗帜下，不仅聚集着亿万坚定的筑梦者，也拥有了越来越多中国梦的铁杆洋粉丝。这充分展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越来越多的人心！

中国梦时代化的话语体系，体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抢占历史先机的大智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必然。

总书记有一句格言：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２１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旧时代里，停留在过去的思维和老框框内。正是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总书记审时度势，紧紧抓住了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得历史机遇，继而把实现这个百年梦想同时代发展的主题紧密结合、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揭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必然走向，确立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坐标，并借助当代时尚的话语风格，用中国梦这个富有魅力的命题精心设计包装，通过追梦、筑梦、圆梦这一载体，把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形象而现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将党的政治目标、宗旨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体系等当代理论创新成果都有机地融进中国梦的话语体系中，实现了从传统话语体系向时代话语体系的新的历史飞跃。实践证明：中国梦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时代形象，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尊重规律、顺时应变、与时俱进的政治智慧。

中国梦国际化的话语体系，体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世界进步潮流，实现和平发展的大智慧。当今“追梦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进步潮流，美国梦、亚洲梦、欧洲梦、非洲梦、世界梦…..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梦想。尽管各个国家有着不同利益和价值观，但对幸福的追求，则是一种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中国梦正是顺应了这一世界潮流，把中国梦融入在世界梦的发展大潮中，纳入了实现世界梦的话语体系。因而,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共同语言，这不仅有利于理解、沟通，也有利于增进了解、消除分歧，以实现互利共赢。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以其睿智和独特魅力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以梦说梦，通过宣传中国梦向全球传递正能量，争取更多朋友。他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拉近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他的“中国梦同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紧紧相连，同和平发展、造福全球的世界梦息息相关”、“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等等，不仅有助于世界对中国梦的正确认知，也展示了大国的胸怀和气度。

在前不久习总书记成功出访中，无论从寒冷俄罗斯的“中俄拥抱”，还是到炎热非洲的“中非亲近”；无论是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30分钟演讲时获得的30次如潮的掌声；还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时，人们被其中两国人民生死与共感人故事所引起的强烈共鸣，都标志着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将站满来自世界真正的朋友、可靠的合作伙伴。实践证明，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今天，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中国的发展只有融入世界的洪流才能主动，中国的发声只有适应国际化的语境，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共鸣。特别是在强权政治尚存的国际舆论场，在霸权主义企图独占话语权的时候，富有睿智和亲和力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将有利于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中国文明富强、可亲可信的美好形象。

中国梦大众化的话语风格，体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民意、凝聚民心的大道智慧。得民心者得天下、顺民意者安天下，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智慧精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亿万人民对梦寐以求美好生活的热切企盼和共同心愿，她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习总书记用通俗化、大众化、生活化的语言诠释中国梦。他说： “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他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不仅是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更重要的是使人民生活得幸福“。让每个“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总书记定义的“中国梦”激活了人们似乎有些麻木了的神经，让他们从原本感到有些冰冷的政治术语中，体悟到了人性的温度，从而点燃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情与梦想。而总书记的 “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则成为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担当实现梦想的责任与压力的战斗号令。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不要坐等美梦成真，而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幸福，并同时实现自我的超越，最终分享奋斗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我们掌握了“出色理论”，并拥有高明的教员，但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办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中国梦之所以能极具号召力、成为人民自觉追随的理想目标，就是因为她是老百姓的语言，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所以说，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就是老百姓的话语体系，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智慧。这样的话语体系越强大，越使群众更加“相信党，把党看做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列宁），就使人民群众更自觉地跟党走。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借助中国梦，中华民族将再现历史的辉煌，13亿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必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第四篇：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摘要】：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也是闻名世界的杰出外交家。在他26年的外交生涯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本文尝试从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四个方面并以求同存异为重点浅析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谈下本人的一些粗浅感受。

关键字：周恩来、外交、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正文：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然而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杰出外交家,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之父”、“外交之魂”。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在长达26年之久的外交活动中,他一人身兼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种身份,充分运用其异乎常人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破旧立新,为新中国制定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他善于吸取别国外交经验用于本国实践;善于把握形势,提出适合的外交政策;善于调查研究,勇于创新,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并且能够促进世界外交理论发展的外交理论。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

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国内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人和论著也都很多。我的体会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有四个方面：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这四点贯穿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始终，既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一系列外交方针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独立自主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臵身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我们与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丧失掉”。他始终以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反对强权政治，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并且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一律把其放在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上平等对待。

而平等相待正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总理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大国、强国要讲平等，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发展中国家更要讲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强加于人，而这种原则在当今世界仍是不可或缺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点。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针对会议上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新殖民主义”、“颠覆活动”等不和谐音符，他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给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并干当天下午做了关于求同存异思想的著名发吉。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这一思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见解，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亦称万隆精神）。

和平共处作为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最具创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之一，不仅对当时和当今的国家外交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诚如当下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笔者认为，其实质即是一个推进、实现“求同存异”的过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当今社会，在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就急需“求同存异”。

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彼此依存，这决定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利己必须以利他为条件。在现实中，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必然要受到他人同样追求的限制，因此，“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达到共赢的最佳效果。

同时“求同存异”也是重要的处世原则。因为每个人的见识、性格、经历和人生体会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强求他人与自己观点或者为人处世的态度完全相同，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踏实而积极的态度，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否则，一味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不同的意见听而不闻，交流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亦无法达到求同的目的。

“存异”反映出一个人的风度和广阔胸襟。正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尽管现实情况不可能让每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方式都相同，但我们仍然要尽力保证足够的发挥各自个性的空间，尊重对方的不同观点，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意见。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中庸的做法，是缺乏原则的表现。其实，“求同存异”这一原则并非如此简单，它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和艺术，是一种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处世态度。这是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也是成大事的必然选择。我们随时可能需要他人的鼎力帮助，需要与他人合作。那种想凭借一己之力，靠单打独斗成事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步伐。不与人合作或者不会与人合作就不可能成大气候。而与人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是两者合作的基础。

苏轼就曾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个体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人有多重性格、多个侧面。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别人，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也应该学习这种宽广的心胸，容纳不同的意见，尊重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些人却一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认为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便是错误的，甚至不予理会。

树立敌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况且多一个朋友多条路，何不用宽广的胸襟接纳他人的观点，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如果对方有不同的观点，先静静地听他的观点，理解他的观点，不要急着反驳。不要把对方的反驳当成是对自己的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每个人也有尊重他人观点的义务。

不要试图用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也许对方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不妨多多地听。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收获更多知识，获得更多友谊，赢得更多帮助。少一些挑剔，多一些理解，我们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理想也会更容易实现。

第五篇：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外交智慧

班级

学生

完成学号：姓名：时间： 论文073412156周开放2013年12月2日

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开拓者，他以决策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参与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亲自实践或者直接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动；他重视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为了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万隆亚

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万隆会议。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型代表团。积极参与这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争取改变自身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议中的周恩来展示了大智大勇、顾全大局的气度、非凡的领袖魅力。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精神，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后求同存异的和谐思想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万隆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的内容。

一、求同存异，大力推进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数千年来中国的“和为贵”思想，强调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 是儒家重要的伦理原则，《论语·子路》载文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要“求同存异”。和谐理论更是植根于厚重悠远的中华文明，贯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早期中华文明以及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核心要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左传·襄公十年》有文称“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管子·兵法第十七》有文“和合故能谐”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华文明的积淀下，早在几千年前体现和谐理论的求同存异的思想就已经出现萌芽。

正是由于求同存异的思想逐步形成，世界发展趋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顺应

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了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

浓缩古人的思想，创新自己的见解。周恩来作为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不断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深化完善求同存异的思想。抗战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在大后方搞统战工作的夏衍曾回忆道：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与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我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求同存异这一主张，并把它用于处理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策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广义上讲，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彼此思想沟通。避免和减少双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异。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和英国“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

二、和平共处，建立友好与睦邻关系

在万隆会议中充满着不和谐音符，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

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周恩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抨击，彰显伟人气魄三次力挽狂澜，在面对国际特殊情况下，周恩来临时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

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中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和谐外交政策，在划时代的国际会议中出现了主张和谐的旗帜。就连当时任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亚洲记者的鲍大可也评论道：大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做或鼓动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的政策。各国代表对周恩来的发言好评如潮，就连曾抨击过中国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将各国利益综合处理，寻找其共同之处，运用协调沟通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团结友善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以退为进的手段“求同存异”。

“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是周恩来当时着重强调的。数人面对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政策认为可笑，认为周恩来是疯子，当时国际环境复杂，两种社会形态矛盾四起，局部战争不断，认为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只是一纸空文，在当今社会根根本不能实现。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他高瞻远瞩能够认清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历史的发展推波助澜，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对求同存异的思想加以论述。1955年5月，他在会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文妮·戈登夫人时，对世界母亲大会要像亚非会议那样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赞赏，指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

论。”1957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我们

各国原则一致的重要方面来说，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同意见是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暂时还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团结关系受到珍重，保留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这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不断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不断为创造和谐环境而努力。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和谐外交不是口头与纸面的空文，中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引领外交工作，以此为原则发展统一战线，以此为原则构建党内和谐.协调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大环境下“求同存异”的和谐理论的顺利发展。

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

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

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时间里，到1961年，仅亚非地区新增同我建交国即达十个之多，并为十年后即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础。

实践证明周恩来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规律，是正确的，科学的，可行的。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同时也为开辟国际关系新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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