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原则和路径

第一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原则和路径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原则和路径

摘要：话语体系是一种理论层面的文明文化，我们要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去认可、去理解、去接纳，我们就要正确、有效的在传播中得到改进和发展，否则，会变得孤芳自赏、自搞一套、外人无法听懂的局面，那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出中国迈向全世界的需要，因此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时要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以有效的路径去实现。

关键词：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原则路径

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机、灵魂、精髓，更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式的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们中国国情实践而逐渐发展、成熟，从理论出发应用于实践，再次由实践回归到理论，经过理论和实践不断的磨合和发展，我们会感受到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内涵方面上有所创新，内容上符合中国语言的风格，形式上更是体现时代性的话语。一国两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无一不体现时代性、中国语言性，这在最经典、最原始马克思注意文本中是无法寻找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特色，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遵循四项基本原则

实践性原则。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能够得到发展其内在原因是在实践中对于脱离实践的理论要摒弃、对于只是臆想而没有经过实践检测的理论仍然要摒弃。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绝非通过主观意愿而对语言在华丽、新奇方面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通过遵守理论需要在实践中才能发展这一内在逻辑。

开放性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能够更好地将其宣传传播，要想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就要正确、有效的在传播中得到改进和发展，否则，会变得孤芳自赏、自搞一套的局面。那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鉴于此，我们要坚持开放性原则，当今社会是多元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我们要充分吸收那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所积累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把话语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承载着那些先进的思想体系。

统一性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体系，我们要坚持的是在体系内部要保证一致性和统一性。因为只有当话语体系在内部一致，其内在思想才能够得到统一表达。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情以及文化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人们对于同一字面的理解会对由于语境的不同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在借用和吸取别国话语时需要格外注意这一差异问题。

普及性问题。当社会能够广泛的接受某一话语体系时，这种话语体系才会有其存在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而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全党全人民奋斗的目标和伟大事业，因此话语体系必须要在全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内都有得到广泛地宣传和传播，那么在构建是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时同样需要考虑打哦全社会各阶层和领域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的状况和接受的能力。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内容。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本身就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内容上的要求，即内容上成为要给完整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另一个是表达形式上的要求，即符合思想内容要求的范畴、命题、结构体系。两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而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何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话语体系成为的非常关键的因素。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路径

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坚持的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其次，必须扎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是我们实践的源泉，从中可以构建很多世界语境的话语体系。第三，必须继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第四，必须吸收近百年来西方科学技术、哲学社会科学最优秀的创新理论，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话语体系是话语权的基础，中国话语体系只有在努力实现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实践中，自主地提出、自主地表达、自主地传播、主动地交流，形成定式，被国内民众所接受，才能逐步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二篇：构建现代企业诚信体系的路径选择

从“无尖不商”和“无奸不商”谈企业诚信

体系的建立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我国古代的商人在卖米的时候，无论用升、用斗量米的时候米都要在容器里堆成尖，也就是强调要向顾客让利，因此被称为“无尖不商”，而后来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家的诚信逐渐缺失，“无尖不商”也就蜕化成了今天的“无奸不商”。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的体制和秩序已经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但我们同时要认识到新经济秩序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干扰甚至破坏。诚信缺失则是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之一。我国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诚信缺失行为依然比较普遍，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商业欺诈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和广大用户的利益，还极大地干扰和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良策。因此，整治企业诚信缺失行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当前企业诚信缺失的表现

现代企业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机制灵活、适应性强

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其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导致的诸如合同欺诈、假冒伪劣、欠账赖账、违背合同、账目造假、偷税漏税、逃避债务等诚信缺失问题也渐趋严重，并已成为限制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据《中国工商报》报道，在制假售假案件中，从所查处的案件来看，个体户最为突出，涉案数占案件总数的44.94%，民营和集体企业大约占 10％。企业商誉破坏会连带行业和地区的经济，使自己的信用受损并失去市场，例如：企业的贷款难的问题就是由于银行对企业的信用没有信心；温州等地的假货泛滥使温州货与假货划上了等号，温州经济元气大伤；南京的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爆发以后，整个月饼行业遭遇信任危机，销售大幅度下降，上海的冠生园因受连累被迫停产。

二、当前企业诚信缺失的成因分析

从宏观整体特征来看，致使当前企业大量缺失诚信意识及行为的主要原因有：

1、企业诚信意识薄弱。一些企业产品质量意识、守法意识淡薄，不讲诚信、见利忘义、掺杂使假，逃避检验和监管。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企业不诚信的事情经常发生，假冒伪劣、合同欺诈、赖帐拖欠，虚假业绩、不实广告、盗版侵权、金融诈骗、出口骗税等不讲信用行为屡见不鲜，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企联的调查显示，企业受到多种失信行为的困扰，主要包括拖欠款、违约、虚假信息、侵权、质量欺诈、假冒伪劣产品等。在企业遇到的失信现象中，被拖欠款所困扰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 80%，违约的占 71%，侵权的占 47%，虚假信息的占 31%，假冒伪劣产品的占28%，质量欺诈的占 13%。

2、企业信用体系尚未形成。企业信用体系的作用在于约束企业的失信行为，督促企业在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企业信用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企业信用数据库，它动态地记录了企业在经济交往中的信用信息。但我国企业起步较晚，多数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眼前利益意识严重，私利性强、社会利益淡漠。而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商业信用体系的工作还处于起步期，特别是在借鉴国外体制后还未探索出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资信评估方法，这降低了诚信激励作用，进而造成部分企业仍然希望钻空子获利，普遍追求短期利益，自律意识薄弱。

3、行业自律机制还未确立。行业自律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每个行业只有认真地做好了行业自律的工作，本行业才能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去。而我国社会一直处于政府主导的状态下，这种政府为主导的模式总是在扶植社会的同时又对其加以各种限制，因此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使得自治、自律的意识非常的淡薄，各行各业习惯于处于政府管理下，必然形成行业管理体制不顺，职责定位不清，导致监管缺位和

行业缺乏内部自律机制而产生恶意竞争、违规操作，严重败坏行业声誉。如果整体行业信用脆弱，必然会破坏该行业所有企业的形象和社会认同度，牵制诚信企业的发展。

三、构建现代企业诚信体系的路径探索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无数事实表明，企业诚实守信，就会收获丰厚的回报和长远发展的希望；利欲熏心，欺诈行事，只能使企业走向衰败和消亡。加强企业诚信建设，培育企业的良好信用，对于增强企业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改善融资条件和发展环境，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塑造企业诚信文化。内诚外信，是每一个企业的立业之本，是应该努力践行的普适性价值观念。培育诚信文化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建设先进企业文化，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的重要手段。为此，必须树立全员诚信意识，积极倡导重合同、守信用、践承诺，杜绝违约失信、弄虚作假、欺诈欺骗等行为，构建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让诚信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整个过程之中，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还要引导企业确立先进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因为，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决定企业的经营行为方式，先进的价值观与经营理念本身构成企业诚信文化的重要内容。

2、构建科学的信用管理模式，在企业内部建立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信用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是

规范市场环境的技术手段，是市场成熟程度的标志。现代信用管理机制要求企业以市场交易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信用风险为起点，以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为基础，严格把握事前、事中、事后的管理和控制，对各项业务的处理尽量采取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借以降低风险发生频率、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企业应该从财富与风险的源头——客户为出发点，逐步建立和实施以客户信息开发、数据库管理、资信调查及信用评级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客户资信管理，以控制客户的信用额度为核心的客户受信管理，以应收账款信息记录制度、帐户监控制度、赊销客户跟踪管理制度以及拖欠账款催收制度为基础的应收账款监控管理等内容的科学信用管理制度体系。为此需要在企业内部设置信用管理专属部门，明确信用管理中的风险职责，通过明确的信用管理体系增强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提高企业的信用度，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

3、树立“诚信企业家”的榜样示范效应和上下互动机制。团结就是力量，而团结诞生的前提是信任。由此，企业要想以凝聚力为基石提升市场竞争力获取经济效益，就要建立起企业内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信任机制。此外，在企业中，“领导人（负责人）”以身作则是最直接的体现诚信理念的好方法，其诚实守信、认真负责、爱岗敬业的榜样效果，可以将企业的诚信理念生动的传递给众多职工。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验证着企业家只

有给予社会和环境以关切，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回报；只有关心员工、关心消费者，才能焕发企业的生命力。由此，企业的领导人要有民主意识，关心员工，认真履行对员工的承诺，体现出企业领导与广大员工共同努力、同进退的氛围，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组成一支有责任感的团队。这也有利于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间的相互协调、沟通，加快企业经营决策进程，实现有效的管理机制，最终在市场竞争中为企业和员工创造财富实现共赢。

4、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监管，建全社会信用体系。政府经济管理各职能部门要建立运作有效的产品质量监管及安全风险应急预案，加强产品市场监管服务。相关职能部门要对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建立健全以信用征信、信用评价、信用自律和失信惩戒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信用系统。同时要利用电子政务网络，将分散的有关企业的信用信息归集与整合，建立联合征信服务机构，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系统。记录诚信经营和失信行为，定期评优罚劣，促使其完善服务机制，提高服务质量。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在构建企业商业道德律条中的作用，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引导、规范及采取多种手段，建立和完善企业道德规制，从而促进企业在积极承担社会经济责任，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应承担社会普遍尊崇的道德责任。对失信行为给予必要的惩戒，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制约”的氛围，使企业诚实守信逐步

成为市场主流和社会规范。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产生预期效果的基础是信用，信用产品是维系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特殊商品。能否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衡量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和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

5、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诚信建设是行业生存的保障，是行业发展的根本，是企业走向市场的“通行证”。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第三部门”，既是沟通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桥梁与纽带，又是社会多元利益的协调机构，也是实现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开展行业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是企业之家，是企业的合法代表。它的基本职责是为成员企业提供法律帮助，依法对不正当竞争、不履约和破坏行业形象的企业进行批评或开除会员资格等。行业协会要进一步完善建立诚信企业评价制度；加强对行业诚信的宣传，树立典型；对不诚信的行为，通过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对不诚信的企业采取取消评优评奖等，这样不仅能有效规范行业竞争，保护守信企业权利，防范行业整体风险，还能使行业协会在扶植优质会员企业、保护行业权益、实行自律、自治发挥有效作用。

诚信作为信用、信义和信誉的总和，它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的诚信机制、诚信文化以及作为“外围建筑”的诚信环境，对企业的成长、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前进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前，国内外经济环

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经营困难增多。这既是压力，更是动力；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广大企业既要有危机意识，更要鼓足勇气，增强信心，不断提高企业诚信建设水平，把诚信经营理念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深入到企业文化的核心，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篇：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体系的构建路径探析（范文）

【摘 要】分析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认知不足、积淀意识不足、“个性”缺失等问题，从校园文化品牌建设、景观文化内涵建设、名师风范影响、行业企业文化渗透等方面探讨构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体系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高职院校 校园文化体系 构建 路径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5c-0083-02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篇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乎国家强盛、民族兴衰。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大学，在国家文化建设和传承中承担着重要使命。正因此，校园文化被视为大学的风骨，也是大学的生命。真正的校园文化是靠多年的积淀，靠一代代师生的共同努力和追求，靠坚持和信仰而形成的。这种长期积淀形成的校园文化可以称之为“大学精神”，它是校园文化的核心，会对这个环境中的人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可以说，对大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冷漠的”高校排名，而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鲜活的”校园环境。莘莘学子在校园的空气中自由呼吸、展翅翱翔，他们突破创新、碰撞出绚烂的思想火花，这就是文化示范的引领作用。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也是如此，也只有建设高品质、特色鲜明的高职校园文化，才能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引领学生成长成才。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宏伟蓝图。

一、从“文化强国”到“文化强校”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宏伟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门见山提出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昌盛。”国家如此，大学更应如此。“文化强校”应该成为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要大力倡导“文化强校”理念，积极构建校园文化体系；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线，营造和谐校园文化环境；要树立开放包容的办学思想，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

《2012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报告》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既坚持就业导向更注重育人为本，校园文化建设重视工业文化和企业文化，更重视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对学生的熏陶和引领。”可见，建设校园文化特别是具有鲜明职业教育特点的校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才能更好地践行高职院校的育人功能，因为高技能人才同样要有文化知识的积淀，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二、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高职校园文化体系建设存在较多问题，难以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有的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程度认知不足。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教育价值和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环境育人、文化育人是课堂教育的延伸，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高职校园迫切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氛围，需要一个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来适应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因其重要性和紧迫性，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强烈呼唤“顶层设计”，应集各院校最高水准而为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示范院校和骨干院校更应有文化自觉意识，起到引领示范作用。然而，当前许多高职院校对于校园文化建设重要程度的认知还不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校园文化建设。

第二，校园文化建设积淀意识不足。高职院校办学历史较短，在校园文化积淀方面有先天不足。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当前在高职院校办学中，或多或少存在浮躁氛围。热衷于宣传学校各类“成果”，无暇在校园文化建设上下工夫、做功课，由此加剧了高职校园文化的“先天不足”之症，难以形成有广泛影响力和较高认同感的校园文化特质。

第三，校园文化建设“个性”缺失。这是目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这一情况与第二点的“积淀不足”密切相关。大部分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没有彰显地方文化特色，没有凸显“校本设计”，没有构建好高职校园文化体系，从而弱化了职业教育的特色，影响了高技能人才综合素质提升。

三、构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体系的有效路径

（一）努力创建高职校园文化品牌

高职院校的发展时间不长，都是比较年轻的高校，论文化积淀，自然无法与百年名校相提并论，但高职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借鉴本科院校经验，树立职业院校特色鲜明的文化品牌，再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如《2012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报告》中提及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慈善文化”、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大爱育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孝文化”等。这种文化品牌树立了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在践行的过程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学校的文化名片。

各地方高职院校在文化建设上应有特色意识，充分展示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精髓，构建自己的文化名片。如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充分体现地域文化特色，认真构建校园文化体系，努力形成自身品牌。教育部发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指出：“支持高等职业院校加强民族文化和民间技艺相关专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升民族地区的高等职业院校支持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能力。”民族自治地区有其鲜明的文化特点，以广西为例，绣球、山歌、刘三姐等被认为是广西最具文化影响力的符号。广西的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完全可以深挖广西元素，展示广西色彩，结合民族文化的精髓形成自身品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教育学生。在这方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新年音乐会是一个创新。该校在音乐会曲目选择方面，除经典民族、流行音乐外，非常重视凸显广西民族特色，2014年的曲目《春祈大酬雷》充分展现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展现了广西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重视校园景观的文化内涵建设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其名著《帕夫雷什中学》中说，我们在努力做到使学校的墙壁也会说话。这就是校园文化的影响力，一草一木、一点一滴都能发挥育人作用。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有其标志性景观，它会成为全体师生的文化骄傲，会成为大家心灵的归宿。凡历史悠久的名校，都有其标志性的校园景观，在学校发展和壮大的历史长河中赋予景观深厚的文化内涵，发挥其持久的文化认同感和影响力。如北京大学的“未名湖”、清华大学的“大礼堂”、武汉大学的“樱花”等，都在岁月的积淀中影响着一代代青年学子。校园景观，成为名校之“名”的重要内容，成为学校文化内核和灵魂的承载地。高职院校中，在标志性景观方面虽稍显不足，但也不乏为此努力的案例。如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把校区建设和区域旅游有机结合，以成都标榜女红工艺博物馆等为基础，整体创建国家3a级景区校园就是很成功的案例。类似的情况还有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现桂林旅游学院），其校园本身即是3a级景区，这样的育人环境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发挥名师风范及其伟大人格的影响力

名师、大师，是一所大学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人格、学识，将对学生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大师辈出，如陈寅恪、刘师培、吴宓、金岳霖、梁漱溟、熊十力、钱穆、钱钟书、饶宗颐、季羡林等，他们影响着一代代学人，影响着无数学子，大师人格魅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虽然高职院校强调实践教学，强调应用技能，不同于本科院校的基础性、综合性、理论性人才培养模式，但教师的人格、学识也会对学生成长成才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现在我们国家各层面都在大力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只有当其体现在老师身上，融入到教师的行为规范中，才能更好地影响学生，才能让学生从内心深处认同、理解、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职院校应该培养一批名师、大师，以他们卓越的学识培养学生，以他们高尚的人格影响学生，以他们非凡的影响力提升校园文化的生命力。

（四）把行业企业文化的精髓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

《2012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报告》中指出：“借鉴行业企业文化，建设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包括其经营哲学、价值观念、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形象等，是企业独特的文化积淀，有其丰富的内涵和价值。当前，高职教育与行业企业关系极为密切，校企合作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校企合作的不断深化，行业企业的文化精神必然会对学生产生深刻影响，行业企业文化也将成为影响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

校企深度融合、合作是高职教育办学的鲜明特色。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行动计划》中说：“鼓励行业参与职业教育、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这都表明了行业、企业在中国高职教育创新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认为，没有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就不是真正的高等职业教育，就不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高职教育。因此，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重视工业文化和企业文化，重视其对学生的熏陶和引领作用。要善于把行业企业文化的精髓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使其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积极作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案例，如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把“敢为人先”的温州人精神教育引入创业教育；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所在地军区发起“强军育才接力工程”；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强调专业办学“五个一”，明确每个专业办学必须至少有一个合作企业等。随着高职院校的不断发展壮大，在构建高职校园文化体系和“文化育人”过程中，行业企业文化必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高职校园文化对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引导价值观形成、推动大学生社会化、提高心理素质等方面都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高职校园文化体系，可以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定坚实基础。通过高职院校特色校园文化体系构建，有望解决当前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让高职院校成为富有职业元素的“文化强校”，成为育人的重要阵地，实现高职教育快速发展下的内涵建设，保障高职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并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篇：国际话语体系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

作者：陈汝东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 [摘要]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discourse，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equality，freedom，openness，tolerance，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近十年来，话语学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通用词汇。最近几年，“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学术范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而“国家话语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获一等奖，修改稿即将发表于《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正在形成，“全球话语”、“全球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选择。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概念

[2]将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这两个范畴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学术热点。为此，我们力图进一步廓清“全球话语体系”所提出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与策略。

一、文化冲突： 国际话语的新走向

导致上述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经济体的形成等加剧了国际竞争。第二，随着国际产业和金融体系的调整、整合，以及贸易体系的发展、变革，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利益冲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间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宗教差异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突显，产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并引发冲突，各种国际势力趁机渗透并参与角逐，进而向国际扩散、转移，国际、国内话语场纠葛在一起。第五，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发生，便很快实现全球传播，实现网络与现实的同步化、一体化。

当然，辱华言论主要还是源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贫穷积弱形象的转变不适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不舒服、担忧乃至恐惧。其次，中国的对外商品、劳力、资本、技术输出挤占了国际市场，本土利益群体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比如在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上就存在“土地掠夺”、“扩张”、“零和”与“双赢”等争议[6]。第三，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及领土、领海争端等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平和、隐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让，而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四，中国的国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走出国门，“抢滩各国，购买世界”。第五，中国的国际文化空间拓展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等阻击、挤压了强势国家的语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既有空间。此外，一些霸权国家的惯常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国海军侦察机飞抵海南岛以东附近空域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但这却遭到

了对方的指责[7]。当然，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中国记者质问该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果中国把战机飞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吗？”对方以“不想多说”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应，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该国对此霸道做法已当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对受到挑战不舒服，觉得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因此说，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世界对中国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认识，需要积极适应，允许中国拥有新的角色、新的话语权。

2013年7月，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诺登所揭秘的“棱镜门”事件，则是霸权主义国家侵害世界各国的罪证[9]。美国不仅监听本国的国民，而且监听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国家领导人[10]。美国惯常以批评他国的人权、网络黑客攻击为乐，但在此事件中，美国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丧失了国际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的监听行为引发的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话语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斯诺登所进行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世界和平话语与全球霸权话语之间的战争，是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之间的角力。

显然，无论是政治对立，还是领土争端，乃至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都会反映到话语层面，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媒介进行，而所有冲突最终都要诉诸文化来解决。因此，探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话语形态、话语主体、话语方式以及各国的话语策略，研讨全球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话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对解决国际文化对立与冲突，谋划全球话语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融合： 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传播冲突中，有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冲突、文化价值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文明冲突，更有国别冲突、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冲突。比如中日、韩日、日俄之间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就属于区域性的领土冲突。而美国的“9·11”事件，则既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国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国、英国等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则涉及种族歧视和普世正义[11]。上述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各国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纠葛与对抗，既反映了旧有世界秩序的不断消解，也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增长及其利益诉求。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解决大规模国际纷争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战争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决国际纷争单纯依靠武力和战争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武力和战争还将存在。许多国际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当事国家的持续**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实力明显下滑，软实力也受了硬伤”[12]。这表明，如今人类已进入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综合手段来解决文明冲突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战争的时代已过时，沟通、协商、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一方面，人类文化和文明处在对立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沟通、交流与融合的新趋势。

这种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了全球话语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逐渐结束了“冷战”状态，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机制。就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3]。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话语场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各自纷纷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并形成了新的话语场，比如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不同洲际、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交错对话的格局。

一个新的全球话语场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这是因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类进行更加广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沟通与交融。其次，全球传播体系已形成。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一体化、同步化。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国民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国家之间的现实领土空间很大程度上已被虚拟空间所替代。网络化生存成为新的全球生态，网络话语成为新的世界形态。现实世界的冲突反映到网络上，又通过网络消解、扩散，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需要一个全球话语场。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格局也存在一个客观的全球话语场，存在许多话语主体和区域话语场。尽管这些话语场的形态不断变换、更替，但话语场一直都存在。话语场不仅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也是一个国家范畴，是一个国家场域，一个国际政治场域，一个全球国家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则是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国际利益的再平衡系统。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话语舞台上走秀、表演，展示他们的实力，表现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文明是全球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全球话语的主体。当然，全球话语体系也是有层次的，分地域、有场域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目前，全球话语体系研究才刚起步，对人类话语体系的划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地域、文明类型把全球话语体系划分为远东、中东、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进而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种话语体系[14]。显然，这种划分是基于传统历史视角。当今的全球话语体系并非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简单相加。也有学者把人类话语区分为全球、西方、东方三个层面

[15]，或直接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对立范畴[16]，如此划分又不免失之于笼统。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组织和区域因素等构成的综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亚洲国家，本属于亚洲文明区，在历史上属于亚洲话语体系，但目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乌克兰脱胎于苏联，原属于以俄罗斯为主的西伯利亚话语体系，但目前它已转向欧洲话语体系。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划分应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拟、宗教与文明、区域与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篇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作者：《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4日 08版）

编者按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这些论述和决定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激发了广大社科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围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第二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期我们特刊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撰写的5篇文章，围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从理论认识和实践层面进行阐述。

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自觉强化五种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靳诺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明确要求，不仅表明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寄予厚望。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坚持和强化五种意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而努力奋斗。

要有导向意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既有科学性，也有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当前，一部分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还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的表现，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以贯之的灵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空谈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列宁曾经说过：“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理；而沿着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要有问题意识，重视发现问题力争解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重视问题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发展创新的重要前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也要从问题入手，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研究探索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脉络、找到发展的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要有国际意识，立足世界学术前沿进行观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国家引起共鸣，受到重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世界的高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我们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也要遵循这个基本方法。当今时代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不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很难取得大的成就。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 年代论述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讲过，不仅是自然科学，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要承认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很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得到初步确立，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吸纳、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从更高的高度、更广的视野和更前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要有综合意识，系统地、综合地推动整体创新。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我们往往把哲学社会科学按照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分为很多门类，比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等。这种划分对于开展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实践系统和认识体系，从来都不能简单地划归到某个学科领域之内，而是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门类交叉渗透、系统集成的一种体系。因此，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要注重综合性，要多维度、多学科地看待问题、联合攻关、协同推进。

要有本土意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们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着眼于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的实践为本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出了前人从未实现的探索，取得了中国自己的宝贵经验。研究、分析、总结伟大的实践，我们应当跳出旧有的话语窠臼，构建适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民大学将进一步坚持、强化和弘扬这五种意识，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而持续努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陈先达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那么，要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它才能为貌似的旧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12对范畴都不是新范畴，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概念，或者是西方原有的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话语体系中，它具有全新的内容，因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原有范畴进行了改造和融合，而支撑这种改造和融合的就是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不应放在虚构概念上，而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打通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研究，从而形成新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核心是有理论支撑的、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单纯的语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谓话语只是一个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任何话语都是在被特定阶级、集团或不同政治实体使用时才能称其为话语，否则就只能算是词语。而要成为话语，必定是由某种理论支撑，表达某种利益、要求或愿望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词语。因此，话语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理论的斗争，是具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权的争论。

当前，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是反对话语霸权，向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话语权不同于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霸权。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就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打破国际上的话语霸权。

在国内，它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斗争，就包括话语权的争夺。要批判这些错误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历史事实”、现实问题等进行解释，不断增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学术领域，它有利于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高校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地方。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正确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而不是让西方话语成为支配我们各个学科的主导话语，这是有关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和学术水平的问题。

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要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树立自己的评价标准，掌握话语权，让中国话语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更要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话语体系。对此，我们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

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韩庆祥

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就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问题。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提供一种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是由话语基础、话语体系、话语核心、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六个要素有机统一构成的。由此，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包括六条基本路径。

以坚实的话语基础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政党等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发展实力，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上所拥有的实力，即“中国实力”。有实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有无声的话语权。今天，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这条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它既影响世界格局，也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是对中国话语权的实践基础和对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的逻辑表达，因而是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拥有解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话语权。这对于建设思想中国、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指责，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更应当拥有话语权，因为中国问题在世界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以鲜明的话语核心提升中国话语权。话语核心是从话语基础、话语体系中提升出来的核心理念，也是蕴含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中的核心理念，即“中国理念”。简洁明了、便于记忆有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这里所谓的核心理念，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以有效的话语方式提升中国话语权。这既指要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来有效阐述、表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也指要具有行之有效的阐述、表述、表达和言

说方式，“讲”得有亲和力，能表达好中国声音。虽然有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和鲜明的话语核心，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就会影响话语权。所谓有效的话语方式主要包括：用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表达政治立场；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分析问题、创新理论；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用中国故事讲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讲中国理论；等等。

以坚定的话语自信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指参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每个中国人，对我们的政党、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要充满自信。尤其在国际交往和对话中，在阐释和表达中国话语体系时，要坚定自信。今天，我们在客观上已拥有话语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话语自信，在与世界交流中挺不起腰杆，就会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中国话语权建设。

以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都要通过传播、对话来影响世界、影响人。是否拥有快速广泛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是否及时抓住事物、对象、信息的本质和实质，是否被人们所掌握，影响着中国话语体系能否被认同，进而影响着话语权的提升。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在：要把复杂的问题简要化；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中国声音；要用先进的国际传播技术和手段进行快捷有效的传播；要寻找共同话题、遵循共同规则来进行对话，等等。

讲好中国故事的“舍”与“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房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改变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实现中国梦，不仅需要我们自身努力，而且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帮助。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各个民族追求进步富强的梦是相通的。为此，我们应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为我们的事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多项对外传播介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理念与实践的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对外传播中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发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简而言之，中国不同于外国，尤其不同于西方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和陌生的世界。如何让人们了解未知和陌生的事物？一般来说，只有调动人们已有的知识，通过已知了解未知。以社会事物而论，国外、西方民众已知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基于外国和西方社会经验和实践而获得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如果我们完全用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术语、中国的知识向外传播，就如同一个对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讲中国话，传播的效率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采取运用部分外国的、西方的概念、术语和知识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事物，通过外国、西方民众已知的知识来帮助他们了解认识中国。然而，运用外国和西方已有知识来说明中国肯定会存在信息的缺失和变形，但这样做却可以使我们的部分信息得以传递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所接受。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对外传播的“舍”与“得”的问题。

我们应当也必须处理和拿捏好这个“舍”与“得”的关系。如果我们“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味道是“正宗”了，但效果很差。如果我们用外国与西方的方式方法烹制中国饭菜，味道肯定不纯正，但却有效果。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传播对象认知情况，根据我们可以选择和采用的外国与西方相近相似的概念、术语，舍弃掉我们的部分信息往往可以得到较好传播效果，而如果力图原原本本地介绍中国往往适得其反。有舍才有得。对外传播中，我们实际需要做的往往是决定舍弃多少，舍弃什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最小的舍弃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把中国好声音真正传播出去。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在传播中国声音的时候“摆事实”应重于“讲道理”。对外传播

核心的问题是要突破、穿透中外文化的隔膜与知识的壁垒；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难题是受众的心理警觉。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尤其是在传播中国的立场、理念时，常常会遇到受众的警觉，常常会遭到心理拒斥。在这种情况下，立场、理念的表达和传播效果往往很差。我们认为，在针对那些对中国、对中国道路存有误解甚至偏见的西方受众时，采用直接表达理念和讲述道理的方式，不如采取讲事实、讲故事的方式。直接讲述中国发生的事实，实事求是地介绍真实的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西方受众的心理防范，让他们自己得出印象和结论。

当前，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与困难，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首先我们自己要敢于正视自己，深刻认识自身；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理解中国，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我们自己应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应以更坚定的自信、更宽阔的胸怀，进一步打开大门，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开放、真诚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西方，讲好中国的故事，为中国赢得好环境，赢得正能量。

由“大国方略”课程看思政课的话语建构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陶倩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夏小和

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课，我们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全方位改革。长期以来，上海大学一直致力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改革，不懈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富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以继续推动思政课改革的最新探索。

建构围绕大国的话语框架。当前，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阔步迈进，正在朝着世界瞩目的大国、强国的目标前进。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国民意识、大国心态和能力。对于中国正走向大国、走向强国的趋势，我们的大学生已经有了直观的感觉，但认识上还模糊不到位，而且容易受到各种良莠混杂思潮的影响。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旨在让当代大学生把本能感知变成理性认识，尽快确立大国的心态，提升与大国相适应的国民素质。“大国方略”课程在全面概述当前中国围绕大国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选择若干重点方面构建课程话语框架，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等。

设计多学科融合的话语内容。上海大学思政课的特色教学模式是“项链模式”，即由思政课专职教师把握课程主线，构成思政课“项链”的基础，引入校内外多学科有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党政领导或道德模范进课堂作为“珍珠”，两位甚至多位教师联袂授课。不同学科教师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这样的教学内容不是各学科知识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会形成不同学科话语内容的化合反应。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围绕“一带一路”主题，邀请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共同参与教学，促使学生既把握了“一带一路”的历史脉络、现状及未来走向，又通过认知与情感的互相促进，从而增强了为“一带一路”作奉献的神圣使命感。

运用契合学生特点的话语方式。“大国方略”课程的对象主要是90后大学生。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做到全面把握90后大学生的接受特点，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一方面，要运用释疑话语。90后大学生是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一代。他们极有个性，也喜欢追问、质疑。我们着力开展“问题解析式”教学方式，从着重讲“是什么”的知识性内容，转向着重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以及“应如何”，实现了思政课教学内容与重大理论问题、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学生困惑问题的有效对接，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精神。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也采用了“问题解析式”话语方式，通过问题采集、问题分类分层、以问题统领课程框架等方法和程序，努力做到“问题抓人、解答到位”。另篇三：中国的话语体系

2014年第15期

中国应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7-18, 和平时期的国家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体系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竞争。话语体系是规则的基础，在话语的竞争中不占有优势，在规则的制定中就没有发言权。

出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中国急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必定要是普世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的话语体系是普世主义的，能够与一种普世主义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它没有实质性的内涵，只是一种认为某种特定的价值应该普世适用的倾向。在各种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思想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主义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思想中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讲求主动扩张的，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传播。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取向并没有影响中国文明的自然扩展。

新中国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义的立场，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时的中国在与各色的霸权主义的理论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虽说中国没有直接输出革命，但从未停止输出革命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民权运动就深受中国争取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算强盛，但凭借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前30年的普世主义与儒家传统相比，是更加进取的，但同样不以掠夺他国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们姑且将中国传统中的这种倾向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相对应的，西方的普世主义则是“霸道”的，无论是在殖民主义历史，还是当下仍在继续的霸权主义行径中，西方普世主义的漂亮言辞都只不过是侵略、掠夺和屠戮的“化妆品”而已。

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虚伪的“霸道的普世主义”，而不是普世主义本身。故而，对“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否定并不妨碍中国人也可以成为普世主义者，我们应该以一种良性的普世主义来批判它、取代它，这一思想的和话语的斗争是反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发展和完善普世主义话语也是确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义的姿态，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点；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也源于类似的自信。可以说，如果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会导向普世主义的倾向；反过来说也成立，即普世主义立场是“道路自信”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放弃了普世主义的立场，代之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现实中，“中国特色”往往被用来为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进一步导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转变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盛行也不无关系。

如今，中国的发展走到了新的阶段，新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将其集中表述为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对挑战的回应。

确立“三个自信”要求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出现。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承认新中国6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们的经验中必定会有值得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这些便是中国人创造的高等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还只是将眼光盯在对“中国道路”的总结上，甚至执迷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达不到确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贬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正确探索方向，每一条价值观都不只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值得所有人共享的。但这一概括仍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借助中国人的普世主义思想传统和新时期的实践来丰富全人类的思想宝库。在新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对世界秩序的新设想，发展我们的“软实力”，争得我们的话语权。

第五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得体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得体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总书记在广州战区考察时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所以，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要继续积极努力，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是实现强军梦的战略布局，必须放在实现民族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推进，科学把握其重要举措，理清发展思路，对加速推进这一宏伟军事建设工程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一、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战略意义

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情景就痛彻肺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指导思想

构建我国军事力量体系必须突出中国特色，坚持以国家核心需求为导向，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要求，以构建信息化积极防御型的军事力量体系为重要标志，满足积极防御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绝不走对外侵略扩张、争霸、称霸之路。

三、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基本要求

总书记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听从党的绝对指挥，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

二是要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这个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军队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三是要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必须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确保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重要举措

1.坚持信息化和机械化复合发展是核心标志

现代战争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使信息化已经成为军队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把信息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方向，推动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必须牢牢抓住信息化这个核心，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全面推进信息化机械化复合发展和综合集成建设。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就是要全力推进信息融合和体系化建设，加速形成新质战斗力，充分发挥信息在战斗力生成中的主导作用。要在赋予机械化武器装备信息系统功能的基础上，把所有作战力量、单元和要素融合集成为有机整体，实现成系统、成体系的综合集成，提升部队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真正实现战斗力倍增。要着眼于解决军队建设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注重信息主导、促进要素融合、加强体系建设，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

2.推进军兵种战略转型是重中之重

军队是国家军事力量的主体，必须把推进军兵种战略转型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重点与核心。科学合理地调整优化军兵种结构和军兵种内部结构，促进诸军兵种协调发展，是军队战略转型的重要任务。坚定不移地调整优化军兵种力量结构，在军队建设重点上进一步向海军、空军和火箭军倾斜，提高各军兵种高新技术部队的比例，优化军兵种内部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中迈出更大步伐。

海军要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大力加强海基战略力量和航母编队建设，不断优化海军力量结构，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空军要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构建适应信息化作战需要的空天防御力量体系，发展新一代作战飞机、新型地空导弹和新型雷达等先进武器装备，提高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

火箭军要按照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推进信息化转型，完善核常兼备的力量体系，提高快速反应、有效突防、精确打击、综合毁伤和生存防护能力。同时，积极推动陆军小型化、多能化、模块化发展步伐，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构建适应联合作战要求的作战力量体系，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持续作战能力。

3.拓展重大安全领域力量发展是战略需求

新形势下，太空和网络空间已成为国际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世界主要国家在太空、网络空间和核等重大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愈演愈烈。重大安全领域力量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作用日益上升，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中具有前沿性牵引作用。太空已成为综合国力新的增长点、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安全威胁的新，必须尽快筹划组建集中权威的军事航天领导机构，明确太空力量发展模式，体系化发展侦察预警、环境监测、通信中继、导航定位等太空信息装备。网络空间是经济社会发展新支柱和国家安全新领域，网络空间对军事安全影响逐步上升，要加快网络空间力量建设，提高网络空间态势感知、网络防御等能力，遏控网络空间重大危机，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核力量是维护我国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要以完善核力量体系建设作为战略支点，提高战略预警、指挥控制、导弹突防、快速反应和生存防护能力，慑止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