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范文合集

第一篇：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

摘要 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要求加快推进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应坚持话语继承与话语创新相结合、借鉴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学理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遵循如下路径：高度重视党建话语理论基础研究，构建高质量的党建话语制度体系，推动党建话语建构、解构与重构。

关键词 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原则；路径 话语（Discourse）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是一定时代、一定环境下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话语同概念、规则、逻辑等要素共同构成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话语不是简单的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语言表达工具，而是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权力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是政治思想的直接现实[1]。党建话语体系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理论和知识体系的话语呈现或表达形式，用以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面对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新挑战新要求，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的有效路径。

一、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

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随着时代与形势变化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基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因应构建党建理论体系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要求、解决党建话语问题需要，加快推进党建话语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势在必行。

（一）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要求 党建话语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构成的基本要素，记录和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加强自身建设的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新时代“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才能建成这样一个党”为主线，在推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而构建这一体系的关键环节就是推动党建学科化发展。然而，目前党建学科化发展的现状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要求尚存在一定差距，党建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相对滞后[2]，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制约党建学科化发展的瓶颈之一。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党建话语体系呈现三种倾向：一是完全采用“文件、领导讲话”的话语表述，话语体系僵硬且缺乏现实吸引力；二是完全照搬西方政治学的话语表述，面临“水土不服”的窘境；三是完全采用马列原著中的话语表述，落入“自说自话”的地步[3]。党建话语体系建设中暴露出的话语原创性不足、学术性欠缺、创新性不够等突出问题，已严重限制了党建学科的学理化发展。因此，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顺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发展要求，找到学理性和政治性之间的话语接口，以原创性的党建话语表述为新时代党建学科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以强有力的党建话语表述为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学理性的支撑和有说服性的表达。“在学术研究中要区别对待、灵活运用不同的话语体系，提高党建话语运用策略。”[4] 总之，要构建有影响力和说服力且逻辑自洽的党建话语体系，党建研究者必须重视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提升话语创新的自信心……以话语创新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5]。

（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实践要求 话语是时代的声音，具有历时而变的显著特征。作为社会实践形式的话语，都是一定时代、一定环境下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包括党建话语在内的各类政治话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传承性和发展性。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形成与发展，同样遵循政治话语发展的基本逻辑，充分体现政治话语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发展大趋势、回应实践新要求新课题，提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新时代党建话语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注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之一，也是推动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新话语来源于实践，并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探索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话语体系。比如，“中央八项规定”“以人民为中心”“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四个伟大”“四个自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

我革命”“七个有之”“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四种形态”“巡察”“依规治党”“打虎”“猎狐”“拍蝇”“断崖式处理”“‘三不’一体推进”等等。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出现的新话语，既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话语素材，也为构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即如何构建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彰显党建话语的思想高度、学理深度和逻辑严谨度，全面提高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三）解决党建话语“失范”“失声”问题的现实需要 党建话语“失范”（注：社会学研究中的“失范”指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由此导致社会成员心理上失去价值指引、价值观瓦解的无序状态。），是指党建话语在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因使用不规范而导致“正音”“噪音”“杂音”混杂交织缠绕的问题。实践中，不规范话语主要表现为党的权威机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从未正式使用，却在一些专家学者和党员干部中广泛使用的似是而非的话语表述。比如，“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有研究者指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不是中共中央的提法，在党章、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党内文献中，从来没用过这样的提法[6]。之所以出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样的话语表述，源自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作出关于党的历史方位“两个历史性转变”的重大判断，即“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随后不久，这一重大判断被写入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一些专家学者就把这一重大判断中关于党的历史方位第一个历史性转变的表述简化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在学术界、一些党员干部中广泛传播开来。严谨性和准确性是党建话语表述的根本要求。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党员干部，必须以严谨准确的方式使用党建话语，不能根据个人使用偏好随意表述党建话语。“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表述方式，很容易造成淡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和领导党定位，形成“去革命化”和“去领导化”的错误倾向。这种对党的历史方位重大判断的简单化和裁剪化的话语表述，既不严肃，也不严谨，已经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造成思想上的模糊认识。诸如此类的党建话语“失范”，在党的建设方面不利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利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不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准确宣传贯彻；在国家建设方面不利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利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建话语“失声”，是指党建话语在生成、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没有回应或无效回应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需要解决话语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新旧话语转换问题，需要解决党建话语的“说者”和“听者”之间话语沟通不畅、信息失真、话语冲突等突出问题，以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党建话语表述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各种变化。比如，“治理”在被党中央正式采用前，已是国内外学者广泛

使用的学术话语，同时也是一些国家或地区正式采用的政治话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8]。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采用“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提法。对于“治理”的理解和界定，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差别很大。中国语境下的治理是坚持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西方语境下的治理一般专指社会治理，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 NGO、宗教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公民个体作用的一种自治模式，即不要政党介入的治理模式。同样在中国语境下，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理解的“治理”是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对混乱状态的集中整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社会管理”；一些专家学者研究中的“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中的治理，更倾向于指基层社会自治、自我管理，减少政党和政府干预。可见，如果在“治理”界定上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很容易出现“一个话语、各自表述”的局面。因此，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及时对新话语进行全面准确的界定、解释和宣传，以高效权威的方式“发声”回应。否则，在党内必然导致无法以党建话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在党外必然导致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管理权遭削弱，其权威性受质疑。

二、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基本原则，突出问题导向，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断增强党建话语的实效性。

（一）坚持话语继承与话语创新相结合 话语既是时代声音的反映，也是时代创新的产物。党建话语作为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俱来兼具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党建话语体系构建不仅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而且是一个需要积淀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以学习借鉴和实践探索为主要方式构建党建话语体系。这一时期党建话语一部分源自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诸如“社会革命”“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化”等政治话语，另一部分源自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实践创造，诸如“党内法规”“支部建在连上”“三大作风”“三大法宝”。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话语继承与话语创新相结合，形成执政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话语体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具有真理性、说服力和生命力的党建话语，一定是经过实践检验而被继承下来并长期坚持使用的党建话语。党建话语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中传承而来，同时与时代发展保持密切联系，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实现推陈出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9]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党建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要求党建话语必须发展和创新，以伴随时代发展的党建新话语回应和解决党建新课题。“有些过时的话语要淘汰；有些新话语要创造；有些传统话语要沿用并赋予新含义。”[10] 党建话语创新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真实反映时代变化对党的新要求，但不能为

了创新而创新，也不能生搬硬套式创新，更不能脱离实际搞编造式创新。党建话语创新要坚持旧话语赋新意和新话语表新意相结合。

（二）坚持借鉴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 政党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治体系中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当今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采取政党政治。在政党问题研究中，各国各类政党都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实践中探索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人类政治文明既有差异性，也有共通性。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会面对许多共同的问题，政党研究者会关注和研究共同的课题，一些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有共同之处。比如，在处理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社会之间关系方面，在执政党自身建设和领导国家建设问题上，执政党可以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党建话语体系构建方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样可以借鉴吸收世界政党建设中通用的话语表述，比如代表、法治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把学习借鉴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在变化的革命环境和执政环境中不断调整和创新自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11]。站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在党建话语体系建设中依然应坚持开放包容态度和改革创新精神，在借鉴吸收其他国家政党话语建设经验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拓创新，立足于本国本党实际探索成功之路。“既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摒弃不科学、不适用的话语，又要有开放、学习、借鉴、包容的心态，搭建好与国际交流的话语平台”[12]。

（三）坚持学理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结合 党建话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仅在于其强大的学理性，而且在于其强大的实践性。学理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结合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互动，构成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的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建话语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以“现实的人”为根本的、实实在在的概念。在阶级社会里，话语是统治阶级意志和思想的体现，因而所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话语体系和话语平台，其维护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13]。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党建话语是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即党建话语由党来掌控、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据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构建与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实践中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相统一的党建话语体系。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的动力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现实政治实践，问题导向的现实政治实践为丰富和发展党建话语提供丰富素材和创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4]。新时代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是在发展和变化的，党建话语必须要在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变化中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因此，党建话语也“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

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15]。

（四）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构建党建话语体系需要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引进来”是指外文中译，即如何把国外政党建设话语正确地引进国内来，丰富我们的党建话语体系，同时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体系同国外政党建设话语体系的有效衔接和互联互通。这除了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建设方面著作的翻译、编辑和整理工作外，还应注重加大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建话语引进工作力度，及时准确了解和把握国际社会各类政党话语建设情况。2017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搭建了党际话语交流的重要平台，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建设“引进来”的新尝试。

“走出去”是指中文外译，即如何把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以精准易懂的方式翻译成外文，宣传党和国家建设情况，增进党际交流与沟通合作。随着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运行、“丝路基金”建立等方式，在“走出去”的开放发展中传播党建话语，展示党的建设成效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接见外宾和出国访问中，都以面对面的话语交流方式传递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三卷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经以多种外文语种在国外公开出版发

行，这不仅向国外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治国理政理念与实践，而且向国外传播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体系。无论是党建话语“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在党建话语的“内引外联”进程中，应坚持党对话语体系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相结合，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者。

三、推进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

推进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应当以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四结合”基本原则为指导，从理论基础研究、话语制度体系、话语建设方式三个维度，探索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高度重视党建话语理论基础研究 推动党建学科化发展，当务之急是做好打基础、谋长远的工作。“党建新话语是党建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在不断深化的反映；也是党的执政理论逐渐完善，走向科学化的外在表现。”[16] 党建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专业，构建由概念、范畴、词汇、表述等组成的党建话语体系，是推动党建学科化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以中国执政党建设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以党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用新的概念、新的范畴、新的表述来阐述新的理论，是构建执政党建设话语体系的基本任务。”[17] 因此，全党上下要高度重视党建话语理论基础研究，这是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党建话语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应包括党建话语主体、本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党建话语主体指党建话语的主要表达者，即谁在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其党

建话语主体包括各级党组织、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是最权威的话语主体。党建话语本体指党建话语的表达内容，即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中采用的话语主要有：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文献资料等文本语言表述；中央领导人、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中使用的口头表述；经法定程序形成的国家法律法规、正式公文和官方媒体方式使用的文本和口头表述。党建话语客体指党建话语的接受者，即谁在听。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身份，党建话语的接受者一方面包括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包括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各类组织。随着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党建话语的主要内容和表达方式都在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与此同时，党建话语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随着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创新。在党建话语理论基础研究中，发挥党建话语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党建话语发展和创新至关重要。“理论唯有常新，才能常青。”[18] 党的中央部门和中央领导人在党建话语发展和创新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党的中央部门的文本话语，还是中央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都成为引领党建话语发展和创新方向的标志性话语。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是推动党建话语解释和传播的核心部门，建议由党委宣传部门牵头，整合政策研究室、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等各方面力量推动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党委职能部门、党建理论研究部门、各级党务干部、广大党员参与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作用，各方群策群力，形成推动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合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在党建话语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在党建学科建设和学理研究方面有专长，建议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外脑”作用，形成党校（行政学院）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二）构建高质量的党建话语制度体系 推进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按照依规治党和制度治党的要求构建高质量的党建话语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提出党建话语、解释党建话语、传播党建话语、强化党建话语教育等方面的机制。一是构建党建话语提出机制。话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19]。从党建话语体系发展历程看，党建话语的推陈出新都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与党的领导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依据不同时代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党建话语提出机制包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联动等生成方式。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党建新话语与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发布的党建新话语，共同构成党建话语提出机制中最权威、最有效的党建话语。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在党的建设探索实践中生成的党建话语，经过不断的总结概括和长期的实践检验，被党中央采纳推广后也会成为全党的党建新话语。党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是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往往借鉴吸收法学、政治学、组织学、社会学的某些概念和研

究方法，结合党的建设实践生成一些党建话语，被党中央采纳、推广，经党员干部接受和学术界认可后，正式成为党建话语体系中的新话语。党建新话语的推陈出新，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不竭动力，而且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坚强保障。二是建立党建话语解释制度。党建话语的本质定位是由其作为政治话语的阶级性、实践性、逻辑性、针对性等突出特征决定的。党建话语不仅要说给党员和领导干部听，而且要说给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听。为了使党建话语能够让听者听得懂、听得进，需要有权威的组织机构或人士全面准确地解释党建话语，把高度政治化的党建话语背后反映的政党意图解释给接受者。党建话语解释对于解疑释惑、提高党建话语使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党建话语解释存在解释权归属不明确、解释效力不确定、解释机制不健全、解释方式不得当等突出问题。比如，目前党建核心话语的最高解释权实际上在党中央，一些具体的党建话语解释权分布在组织部、宣传部、纪委，以解读方式行使非权威性解释权的工作分布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以及一些党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在党建话语理论解释层面，还是在党建话语政策执行层面，目前存在党建话语解释主体多元化、内容体系碎片化、精神要义杂乱化等突出问题。这些都是推进党建话语解释标准化和规范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建议由中央权威部门牵头，构建党建话语的权威解释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适时出台党建话语解释的相关党内法规。三是完善党建话语传播机制。党建话

语是政党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等政治信息传播的载体，反映政党形象、引领政党方向。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必须要掌握话语权，不断向党员及全社会传达政治信息，关注话语传播后的反馈信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及反馈，实现全面准确的政治判断和方针政策调整。“话语权决定了主动权，政党人数越多、执政时间越长，越需要加强政党话语的构建和传播，这样才能牢牢掌握住意识形态阵地，发挥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20] 针对不同的接受者，党建话语传播必须关注话语内容和传播方式这两个重要问题。党建话语内容应兼顾学术性和政治性，理论性和政策性，话语数量和话语质量，党员话语和领导干部话语，中央话语、地方话语和基层话语，明示话语（正式文本语言）和隐喻话语（“打虎”“拍蝇”“猎狐”“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头雁效应”“病树”“歪树”）。党建话语传播要针对信息化网络化大众化时代的传播特点，善用新媒体，以灵活高效的方式实现理论话语、政策话语、领导人话语和群众话语之间的衔接转换，切实增强党建话语传播的实效性。四是健全党建话语教育机制，增强党建话语认同。作为软权力的政治话语权，不同于通过国家机器强制实施的硬权力。“话语权力是一种软权力，受众对其可以信赖，也可以抵制，也可以保持沉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话语软权力（没有具体国家强制机器保证实施的话语，不同于法律、法规、政令等话语类型）的成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对话语的态度。”[21] 政治话语具有凝聚政治共识、强化政治认知、促进政治认同，推动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功能。“党建话语是一个政党的‘符号’和形象，能够塑造党内政治秩序，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利于民众理解党的执政理念，巩固现行政治制度。”[22] 如何增强党建话语的认同，把党建话语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就需要在党建话语的宣传教育上下功夫。党建话语的宣传教育要注意采取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策略。基于党建话语面对的群体特征不同，应在充分考察不同话语接受者的不同特点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建话语的宣传力量、教育力量，保证党建话语入耳、入脑、入心。必须健全党建话语的宣传机制和教育机制，用“听者听得懂”的语言讲“听者听得进”的道理，让党建话语表达的政党意图能够说服听者，增强听者对党建话语的认同。

（三）推动党建话语建构、解构与重构 从学科形成和发展历程看，绝大多数学科的话语体系都有话语建构、解构与重构三个发展阶段。在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中，我们需要加强对党建话语建构、解构与重构问题的研究。党建话语建构是指党建话语的生成，即新的党建话语是如何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下产生的。关注重点是党建话语生成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是什么，如何用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有效的传播机制让党建话语立得住、传得开、行得通，充分发挥党建话语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党建话语建构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揠苗助长式强行推出，必须遵循党建话语生成的基本规律，应时而成、顺势而为、因需而成。只有在适合的条件下生成的党建话语，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强大的引领力、广泛的影响力，才能充分发挥党建话语的政治

功能。党建话语解构是指在话语权斗争中如何以思辨的态度和批判的方式解读和消解对立的话语。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以其掌控的强势话语让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改旗易帜，企图让共产党人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近些年来，某些别有用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大 V配合西方反共势力，在各种媒体上以“意见领袖”自居，一方面大肆宣扬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大肆攻击我们党的党建话语和“官方话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23]。在所谓“普世价值”话语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剑”：作为西方专用术语的“普世价值”不等于“共同价值”，共产党人追求“共同价值”、反对“普世价值”[24]。在话语权斗争中，我们一方面需构建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党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解构西方国家话语体系对我们党建话语的渗透和影响。党建话语重构是指党建话语表述没有改变，但对其话语结构和内涵进行重组和编码，生成新内涵新精神。比如，“革命”自提出以来沿用至今，在不同语境下其内涵和意义差别很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指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进行的武装革命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革命”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革命”指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即“两个伟大革命”。再如，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把中国共产党划入“使命型政党”或“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25]。这种政党类型划分的表述方式很容易与国外的一种政党类型划分相混淆（注：国内学者关于“使命型政党”和“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英文翻译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直译成 Missionary Party； 二是翻译成the Marxist Mission-oriented Political Party； 三是翻译成 the Mission-Type Political Party。）。

比如，美国政治学者奥斯汀·兰尼（Austin Ranney）以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在塑造政党的政治态度、活动方式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功能差异为标准，将现代政党划分为使命型政党（Missionary Party）和掮客型政党（Broker Party）。使命型政党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赢得意识形态上的皈依者，而非最大化自己的选票以赢得公职[26]。因此，如果研究者要把“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作为研究使用的党建话语，不仅要有严格的概念界定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而且要从党建话语重构的角度赋予其新内涵新意义。如果要把“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作为正式的党建话语，建议党的相关权威部门给予明确的表态认可，同时以党内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等方式加以正式确认。

[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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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

摘 要：笔者阅读了尼克尔松的《外交方法之演进》（），在对书中的观点进行了思考与分析后，对外交话语体系及其主导权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文先简要对《外交方法之演进》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思考，然后就历史上外交话语体系问题以及当今国际社会外交话语体系主导权的归属问题作了分析。最后，本文思考了中国在当代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困境，并对中国外交的内部问题做出反思。

关键词：政治；外交；话语体系；主导权

1《外交方法之演进》分析

《外交方法之演进》本是1953年11月尼克尔松在牛津大学所做演讲的整理。因此，尼克尔松对所挑选的每个时期的介绍与分析必然不会面面俱到，而是挑选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来讲评。

1.1 对全书的简要分析

全书不单单是介绍了四种分开的外交模式，而是按照时间顺序，挑选了每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模式。

通过尼克尔松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外交在专业化、职业化的方面逐步完善，但是，对于外交来说更加核心的东西――外交的理念，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被继承发展，或被修改，或被抛弃。尼克尔松不但想介绍外交在形而下方面的衍变，更想介绍出外交在形而上方面的变化中所透露出的经验教训。

外交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本身更受重视了。外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尼克尔松认为，外交应当被重视，外交才能应当被表扬，外交应当被正确地理解。笔者推测，这也是尼克尔松做这篇演讲的原因之一。但是在现实中，外交被轻视，大使被误解。这些对外交与大使的亵渎是尼克尔松所不能忍受的。

1.2 对所选时代的外交的评价是否正确

尼克尔松并非介绍了所选时代的外交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限于演讲的方式；另一方面，这是出于为现实考虑的目的。

尼克尔松对这些时代外交的评价具有个人色彩，它们对当今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外交的手段与目的是否分离是本书潜在的评价标准。因此诸如优待客卿、近邻同盟等希腊外交原则并没有被介绍。理解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历史知识，而是为了“同化”我们过去的经验。

除了尼克尔松的评价标准，对当时的国家而言，它们所选择的外交方式是否最切实有效是另一种评价标准。利己主义是每个国家不变的选择，务实是每个国家选择外交方式的原则。无论是公开外交还是秘密外交，能否预见二者中哪个更能达到目的，更具备有利的长远影响，是国家应当运用智慧做到的。

1.3 思考总结

尽管尼克尔松对所选时代的外交的评价具有片面性，但是他所陈述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实力最强的国家会主导外交的方式与走向，他们采取的外交方式对当时整个国际社会的外交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能够主导外交话语体系，为己所用。

尼克尔松所选择的这几个时代的外交有着明显继承与创新关系。历史启发我们思考：距离尼克尔松的演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我们现在的外交对旧外交模式有哪些需要继承与创新，又有哪些需要扬弃。我们不能是因为某种外交模式是希腊的或者罗马的就继承，也不能因为是意大利甚至西方国家的外交就批判，而应该看这些方式哪些更能为现实服务，引导国际社会走向理性与和平，最终实现“外交”的目的。

外交话语权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发现部分外交用语的含义在中西对译过程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这些细微的变化如果被放大到国家与国家的相处中，往往会产生不小的误解。对中国来说，中西对译是外交的开展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我们在用别人的话语体系来表达自己、理解别人，于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概念和观点并不能够被西方语言准确地理解并传达给各方。这些引发了笔者对话语权的思考。

2.1 外交话语权的含义

“话语权”不同于“说话权”，“说话权”是行为主体发出语言的权利，而“话语权”是行为主体追求其表达语言的含义能够被确认的权利。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讲话者通过言语或其他方式对议程设置及其结果进行影响、控制，谋取舆论的主动，从而达到既定目的的权力。其言语的影响力大小就是话语权的大小。

外交话语权与国际话语权有着众多的重合之处。在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逐步发展、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发表自身意见、定义国际事件、制定和评价国际规则、参与和控制国际事务的权力。外交话语权则是在外交相关领域有关话语及方式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它与国家实力有关，对于表达立场与观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对书中及历史上有关外交话语权的简析

尼克尔松在演讲稿中引用了很多非英语词汇，因为这些词汇的本意更能够表达出它应有的意思。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笔者渐渐意识到了不同语言对译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等和语义表达不准确问题。那么，在外交实践中，我们将哪一套话语体系应用于整个国际社会，以及为什么选择这套体系作为标准？

2.3 当今国际社会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权

选择什么语言来描述、解释别国，在很多情况下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掌握外交话语权就有利于控制、掩饰、操纵话语，隐藏部分信息，传达想让他人知道的信息，于是外交就更像是权力的运用。在现实国际生活中，各国为权力和利益的诉求而进行的“话语包装”就是对话语体系资源进行利用的普遍实例。

外交话语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外交话语权薄弱会使得一个国家在部分场合十分被动，不但显得这样的国家对自身立场与行为的表意十分模糊，别国也无法从外交这一最直接的途径了解本国的意图，对对方语义的理解发生偏差，造成国家间越来越多的误解，最终导致一定的后果。

当今国际社会的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权明显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他们在外交领域不但具有先天历史文化的优势，更有着综合国力方面的优势，形成了目前的外交系统由西方大国主导、外交规则由大国制定、外交思维符合西方国家的一贯逻辑的形势。小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处于弱势，虽然它们恰恰是更需要外交的政治实体，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这些国家没有外交话语权，争取自身利益的尝试更容易失败，通常只能处于被“被表达”、“被解释”与“被选择”的不利地位。

对中国外交的思考

历史家杨念群曾经如是评论：“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处于话语劣势地位，这使得中国在话语体系上没有自信，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外交的开展。

3.1 中国外交的话语体系

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话语权的增长与综合国力增长的不协调阻碍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从而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我们无法准确理解别人的话语，也无法用别人的话语准确表达自我。中国对西方国家的部分攻击与指责疲于应对，只能翻来覆去地重复已有观点，对于更清晰准确地解释自身观点则无能为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既可以看作是历史与文化留给我们的自豪，也可以看作一种自嘲。

在无力改变现行规则且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在体制内尽可能地争取自身利益。温家宝在谈到如何加强和改进外宣工作时，提出要“尽量使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交流”。对接内外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是中国要努力做到的。例如“中国梦”虽然一方面被指责越来越虚化理想化，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梦”也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被别的国家理解。外交用语要更加准确化，对“中国特色”式的表达要谨慎运用，在没有将中国的思维与善意普遍传达给世界之前，中国不能一直以自我为核心，也要根据国别和地区差异，针对不同受众，转变话语体系。

3.2 对中国外交内部问题的反思

对民众而言，外交本身就具有神秘性。我们在加强教育力度，使民众对外交的基本了解更加科学的同时，更应对外交本身进行应有的调整和改进。一个体系不论内部是怎样运作的，要想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就必须能够做出理性而科学的判断，采取最行而有效的方法。

在短期迅速提高整个社会对外交理解的科学性是不可能的，社会看到的只是外交与国家其他机构一起提出的方法与带来的结果。中国的外交要想正确地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上层建筑，而非指责只能看到最终结果的民众。比如在2014年于北京的举行apec会议期间，中国最高领导人与日本首相之间的互动被国内各大媒体渲染成了一次极度不愉快的会晤，中国领导人倨傲无礼，日本领导人显得更加谦恭有诚意。中国传达给国内民众和世界人民一些怎样的信息，中国被解读成一种怎样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但是也取决于自己。

因此，发展中国外交应当“内外兼修”，忽视了哪一方面，中国外交都会面临着“猪八戒照镜子”的困境。

参考文献

[2] [苏]弗?鲍爵姆金等编，《世界外交史》，叶文雄译，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

[3] [苏]b?？？?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0月。

注释

[1][苏]弗？鲍爵姆金等编，《世界外交史》，叶文雄译，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第22页到第26页。

[2]王志珂，《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转引自邹应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东南亚纵横》，2010年10月。

[3]邹应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东南亚纵横》，2010年10月。

[4]同上，历史家罗荣渠曾言：“汉语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迥然不同。因此，用这一语言来翻译另一种语言的术语时，常常词不达意。

第三篇：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形成五个体系。党的十九大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大子体系将承担新的任务。

一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在具体表述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报告又新增了依法立法这一新的要求。特别要注意的是。前不久，2017年11月20日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紧紧围绕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更好发挥立法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依法立法是立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首先要依宪立法；其次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使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通过法定程序统一起来；最后要规范立法，促进立法内在协调。

二是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包括加强宪法实施，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理念。关于这个问题，前几年提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五句话，已经发展为“宪法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句话。而尤其要注意，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的核心和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一直就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甚至被认为是依法治国的突破点。司法改革一直是国家最高层面关注的改革重点。据统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十九大之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了38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其中28次涉及司法体制改革议题，至少审议通过了50个司法体制改革文件。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了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可以说，司法体制改革已全面展开，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司法制度本身乃是一个整体，司法体制改革最终的效果要取决于各项改革之间的“综合配套”。基于此，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法治监督体系的重心是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行政权力具有管理事务领域宽、自由裁量权大等特点，法治监督的重点之一就是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于行政权力监督列举了监督种类，即“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监督的实质内涵，提出了有效的权力监督网络，即“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这样，进一步疏通了监督的制度渠道，强化了监督的实效。为了确保国家监察全覆盖落到实处，十九大报告要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成立监察委员会，制定国家监察法，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

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以此来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统一领导。这是十九大报告的一大亮点，也是党中央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最根本的举措。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是对未来全面依法治国最大的组织保障。新时代在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顶层设计为依据。

五是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确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强调“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十九大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加上十八大以来对一系列党内重要法规诸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的制定完善，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制度层面得以进一步落实。依规治党、用法治的思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我们进一步坚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时代要求从党内法规的制定、备案、解释、执行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求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理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同时，对党内法规在从严治党、管党方面的效用进行评估，为修改完善党内法规提供依据。

第四篇：国际话语体系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

作者：陈汝东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 [摘要]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discourse，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equality，freedom，openness，tolerance，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近十年来，话语学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通用词汇。最近几年，“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学术范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而“国家话语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获一等奖，修改稿即将发表于《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正在形成，“全球话语”、“全球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选择。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概念

[2]将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这两个范畴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学术热点。为此，我们力图进一步廓清“全球话语体系”所提出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与策略。

一、文化冲突： 国际话语的新走向

导致上述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经济体的形成等加剧了国际竞争。第二，随着国际产业和金融体系的调整、整合，以及贸易体系的发展、变革，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利益冲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间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宗教差异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突显，产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并引发冲突，各种国际势力趁机渗透并参与角逐，进而向国际扩散、转移，国际、国内话语场纠葛在一起。第五，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发生，便很快实现全球传播，实现网络与现实的同步化、一体化。

当然，辱华言论主要还是源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贫穷积弱形象的转变不适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不舒服、担忧乃至恐惧。其次，中国的对外商品、劳力、资本、技术输出挤占了国际市场，本土利益群体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比如在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上就存在“土地掠夺”、“扩张”、“零和”与“双赢”等争议[6]。第三，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及领土、领海争端等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平和、隐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让，而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四，中国的国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走出国门，“抢滩各国，购买世界”。第五，中国的国际文化空间拓展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等阻击、挤压了强势国家的语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既有空间。此外，一些霸权国家的惯常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国海军侦察机飞抵海南岛以东附近空域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但这却遭到

了对方的指责[7]。当然，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中国记者质问该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果中国把战机飞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吗？”对方以“不想多说”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应，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该国对此霸道做法已当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对受到挑战不舒服，觉得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因此说，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世界对中国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认识，需要积极适应，允许中国拥有新的角色、新的话语权。

2013年7月，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诺登所揭秘的“棱镜门”事件，则是霸权主义国家侵害世界各国的罪证[9]。美国不仅监听本国的国民，而且监听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国家领导人[10]。美国惯常以批评他国的人权、网络黑客攻击为乐，但在此事件中，美国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丧失了国际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的监听行为引发的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话语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斯诺登所进行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世界和平话语与全球霸权话语之间的战争，是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之间的角力。

显然，无论是政治对立，还是领土争端，乃至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都会反映到话语层面，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媒介进行，而所有冲突最终都要诉诸文化来解决。因此，探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话语形态、话语主体、话语方式以及各国的话语策略，研讨全球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话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对解决国际文化对立与冲突，谋划全球话语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融合： 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传播冲突中，有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冲突、文化价值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文明冲突，更有国别冲突、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冲突。比如中日、韩日、日俄之间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就属于区域性的领土冲突。而美国的“9·11”事件，则既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国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国、英国等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则涉及种族歧视和普世正义[11]。上述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各国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纠葛与对抗，既反映了旧有世界秩序的不断消解，也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增长及其利益诉求。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解决大规模国际纷争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战争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决国际纷争单纯依靠武力和战争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武力和战争还将存在。许多国际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当事国家的持续**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实力明显下滑，软实力也受了硬伤”[12]。这表明，如今人类已进入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综合手段来解决文明冲突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战争的时代已过时，沟通、协商、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一方面，人类文化和文明处在对立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沟通、交流与融合的新趋势。

这种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了全球话语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逐渐结束了“冷战”状态，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机制。就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3]。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话语场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各自纷纷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并形成了新的话语场，比如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不同洲际、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交错对话的格局。

一个新的全球话语场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这是因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类进行更加广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沟通与交融。其次，全球传播体系已形成。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一体化、同步化。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国民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国家之间的现实领土空间很大程度上已被虚拟空间所替代。网络化生存成为新的全球生态，网络话语成为新的世界形态。现实世界的冲突反映到网络上，又通过网络消解、扩散，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需要一个全球话语场。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格局也存在一个客观的全球话语场，存在许多话语主体和区域话语场。尽管这些话语场的形态不断变换、更替，但话语场一直都存在。话语场不仅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也是一个国家范畴，是一个国家场域，一个国际政治场域，一个全球国家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则是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国际利益的再平衡系统。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话语舞台上走秀、表演，展示他们的实力，表现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文明是全球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全球话语的主体。当然，全球话语体系也是有层次的，分地域、有场域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目前，全球话语体系研究才刚起步，对人类话语体系的划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地域、文明类型把全球话语体系划分为远东、中东、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进而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种话语体系[14]。显然，这种划分是基于传统历史视角。当今的全球话语体系并非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简单相加。也有学者把人类话语区分为全球、西方、东方三个层面

[15]，或直接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对立范畴[16]，如此划分又不免失之于笼统。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组织和区域因素等构成的综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亚洲国家，本属于亚洲文明区，在历史上属于亚洲话语体系，但目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乌克兰脱胎于苏联，原属于以俄罗斯为主的西伯利亚话语体系，但目前它已转向欧洲话语体系。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划分应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拟、宗教与文明、区域与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篇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作者：《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4日 08版）

编者按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这些论述和决定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激发了广大社科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围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第二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期我们特刊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撰写的5篇文章，围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从理论认识和实践层面进行阐述。

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自觉强化五种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靳诺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明确要求，不仅表明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寄予厚望。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坚持和强化五种意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而努力奋斗。

要有导向意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既有科学性，也有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当前，一部分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还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的表现，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以贯之的灵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空谈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列宁曾经说过：“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理；而沿着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要有问题意识，重视发现问题力争解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重视问题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发展创新的重要前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也要从问题入手，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研究探索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脉络、找到发展的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要有国际意识，立足世界学术前沿进行观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国家引起共鸣，受到重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世界的高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我们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也要遵循这个基本方法。当今时代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不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很难取得大的成就。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 年代论述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讲过，不仅是自然科学，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要承认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很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得到初步确立，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吸纳、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从更高的高度、更广的视野和更前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要有综合意识，系统地、综合地推动整体创新。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我们往往把哲学社会科学按照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分为很多门类，比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等。这种划分对于开展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实践系统和认识体系，从来都不能简单地划归到某个学科领域之内，而是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门类交叉渗透、系统集成的一种体系。因此，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要注重综合性，要多维度、多学科地看待问题、联合攻关、协同推进。

要有本土意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们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着眼于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的实践为本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出了前人从未实现的探索，取得了中国自己的宝贵经验。研究、分析、总结伟大的实践，我们应当跳出旧有的话语窠臼，构建适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民大学将进一步坚持、强化和弘扬这五种意识，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而持续努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陈先达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那么，要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它才能为貌似的旧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12对范畴都不是新范畴，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概念，或者是西方原有的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话语体系中，它具有全新的内容，因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原有范畴进行了改造和融合，而支撑这种改造和融合的就是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不应放在虚构概念上，而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打通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研究，从而形成新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核心是有理论支撑的、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单纯的语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谓话语只是一个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任何话语都是在被特定阶级、集团或不同政治实体使用时才能称其为话语，否则就只能算是词语。而要成为话语，必定是由某种理论支撑，表达某种利益、要求或愿望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词语。因此，话语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理论的斗争，是具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权的争论。

当前，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是反对话语霸权，向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话语权不同于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霸权。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就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打破国际上的话语霸权。

在国内，它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斗争，就包括话语权的争夺。要批判这些错误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历史事实”、现实问题等进行解释，不断增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学术领域，它有利于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高校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地方。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正确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而不是让西方话语成为支配我们各个学科的主导话语，这是有关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和学术水平的问题。

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要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树立自己的评价标准，掌握话语权，让中国话语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更要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话语体系。对此，我们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

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韩庆祥

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就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问题。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提供一种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是由话语基础、话语体系、话语核心、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六个要素有机统一构成的。由此，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包括六条基本路径。

以坚实的话语基础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政党等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发展实力，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上所拥有的实力，即“中国实力”。有实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有无声的话语权。今天，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这条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它既影响世界格局，也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是对中国话语权的实践基础和对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的逻辑表达，因而是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拥有解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话语权。这对于建设思想中国、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指责，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更应当拥有话语权，因为中国问题在世界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以鲜明的话语核心提升中国话语权。话语核心是从话语基础、话语体系中提升出来的核心理念，也是蕴含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中的核心理念，即“中国理念”。简洁明了、便于记忆有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这里所谓的核心理念，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以有效的话语方式提升中国话语权。这既指要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来有效阐述、表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也指要具有行之有效的阐述、表述、表达和言

说方式，“讲”得有亲和力，能表达好中国声音。虽然有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和鲜明的话语核心，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就会影响话语权。所谓有效的话语方式主要包括：用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表达政治立场；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分析问题、创新理论；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用中国故事讲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讲中国理论；等等。

以坚定的话语自信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指参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每个中国人，对我们的政党、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要充满自信。尤其在国际交往和对话中，在阐释和表达中国话语体系时，要坚定自信。今天，我们在客观上已拥有话语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话语自信，在与世界交流中挺不起腰杆，就会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中国话语权建设。

以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都要通过传播、对话来影响世界、影响人。是否拥有快速广泛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是否及时抓住事物、对象、信息的本质和实质，是否被人们所掌握，影响着中国话语体系能否被认同，进而影响着话语权的提升。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在：要把复杂的问题简要化；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中国声音；要用先进的国际传播技术和手段进行快捷有效的传播；要寻找共同话题、遵循共同规则来进行对话，等等。

讲好中国故事的“舍”与“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房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改变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实现中国梦，不仅需要我们自身努力，而且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帮助。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各个民族追求进步富强的梦是相通的。为此，我们应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为我们的事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多项对外传播介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理念与实践的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对外传播中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发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简而言之，中国不同于外国，尤其不同于西方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和陌生的世界。如何让人们了解未知和陌生的事物？一般来说，只有调动人们已有的知识，通过已知了解未知。以社会事物而论，国外、西方民众已知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基于外国和西方社会经验和实践而获得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如果我们完全用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术语、中国的知识向外传播，就如同一个对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讲中国话，传播的效率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采取运用部分外国的、西方的概念、术语和知识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事物，通过外国、西方民众已知的知识来帮助他们了解认识中国。然而，运用外国和西方已有知识来说明中国肯定会存在信息的缺失和变形，但这样做却可以使我们的部分信息得以传递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所接受。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对外传播的“舍”与“得”的问题。

我们应当也必须处理和拿捏好这个“舍”与“得”的关系。如果我们“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味道是“正宗”了，但效果很差。如果我们用外国与西方的方式方法烹制中国饭菜，味道肯定不纯正，但却有效果。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传播对象认知情况，根据我们可以选择和采用的外国与西方相近相似的概念、术语，舍弃掉我们的部分信息往往可以得到较好传播效果，而如果力图原原本本地介绍中国往往适得其反。有舍才有得。对外传播中，我们实际需要做的往往是决定舍弃多少，舍弃什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最小的舍弃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把中国好声音真正传播出去。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在传播中国声音的时候“摆事实”应重于“讲道理”。对外传播

核心的问题是要突破、穿透中外文化的隔膜与知识的壁垒；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难题是受众的心理警觉。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尤其是在传播中国的立场、理念时，常常会遇到受众的警觉，常常会遭到心理拒斥。在这种情况下，立场、理念的表达和传播效果往往很差。我们认为，在针对那些对中国、对中国道路存有误解甚至偏见的西方受众时，采用直接表达理念和讲述道理的方式，不如采取讲事实、讲故事的方式。直接讲述中国发生的事实，实事求是地介绍真实的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西方受众的心理防范，让他们自己得出印象和结论。

当前，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与困难，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首先我们自己要敢于正视自己，深刻认识自身；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理解中国，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我们自己应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应以更坚定的自信、更宽阔的胸怀，进一步打开大门，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开放、真诚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西方，讲好中国的故事，为中国赢得好环境，赢得正能量。

由“大国方略”课程看思政课的话语建构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陶倩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夏小和

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课，我们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全方位改革。长期以来，上海大学一直致力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改革，不懈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富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以继续推动思政课改革的最新探索。

建构围绕大国的话语框架。当前，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阔步迈进，正在朝着世界瞩目的大国、强国的目标前进。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国民意识、大国心态和能力。对于中国正走向大国、走向强国的趋势，我们的大学生已经有了直观的感觉，但认识上还模糊不到位，而且容易受到各种良莠混杂思潮的影响。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旨在让当代大学生把本能感知变成理性认识，尽快确立大国的心态，提升与大国相适应的国民素质。“大国方略”课程在全面概述当前中国围绕大国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选择若干重点方面构建课程话语框架，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等。

设计多学科融合的话语内容。上海大学思政课的特色教学模式是“项链模式”，即由思政课专职教师把握课程主线，构成思政课“项链”的基础，引入校内外多学科有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党政领导或道德模范进课堂作为“珍珠”，两位甚至多位教师联袂授课。不同学科教师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这样的教学内容不是各学科知识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会形成不同学科话语内容的化合反应。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围绕“一带一路”主题，邀请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共同参与教学，促使学生既把握了“一带一路”的历史脉络、现状及未来走向，又通过认知与情感的互相促进，从而增强了为“一带一路”作奉献的神圣使命感。

运用契合学生特点的话语方式。“大国方略”课程的对象主要是90后大学生。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做到全面把握90后大学生的接受特点，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一方面，要运用释疑话语。90后大学生是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一代。他们极有个性，也喜欢追问、质疑。我们着力开展“问题解析式”教学方式，从着重讲“是什么”的知识性内容，转向着重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以及“应如何”，实现了思政课教学内容与重大理论问题、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学生困惑问题的有效对接，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精神。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也采用了“问题解析式”话语方式，通过问题采集、问题分类分层、以问题统领课程框架等方法和程序，努力做到“问题抓人、解答到位”。另篇三：中国的话语体系

2014年第15期

中国应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7-18, 和平时期的国家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体系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竞争。话语体系是规则的基础，在话语的竞争中不占有优势，在规则的制定中就没有发言权。

出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中国急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必定要是普世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的话语体系是普世主义的，能够与一种普世主义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它没有实质性的内涵，只是一种认为某种特定的价值应该普世适用的倾向。在各种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思想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主义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思想中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讲求主动扩张的，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传播。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取向并没有影响中国文明的自然扩展。

新中国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义的立场，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时的中国在与各色的霸权主义的理论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虽说中国没有直接输出革命，但从未停止输出革命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民权运动就深受中国争取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算强盛，但凭借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前30年的普世主义与儒家传统相比，是更加进取的，但同样不以掠夺他国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们姑且将中国传统中的这种倾向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相对应的，西方的普世主义则是“霸道”的，无论是在殖民主义历史，还是当下仍在继续的霸权主义行径中，西方普世主义的漂亮言辞都只不过是侵略、掠夺和屠戮的“化妆品”而已。

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虚伪的“霸道的普世主义”，而不是普世主义本身。故而，对“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否定并不妨碍中国人也可以成为普世主义者，我们应该以一种良性的普世主义来批判它、取代它，这一思想的和话语的斗争是反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发展和完善普世主义话语也是确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义的姿态，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点；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也源于类似的自信。可以说，如果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会导向普世主义的倾向；反过来说也成立，即普世主义立场是“道路自信”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放弃了普世主义的立场，代之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现实中，“中国特色”往往被用来为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进一步导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转变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盛行也不无关系。

如今，中国的发展走到了新的阶段，新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将其集中表述为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对挑战的回应。

确立“三个自信”要求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出现。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承认新中国6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们的经验中必定会有值得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这些便是中国人创造的高等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还只是将眼光盯在对“中国道路”的总结上，甚至执迷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达不到确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贬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正确探索方向，每一条价值观都不只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值得所有人共享的。但这一概括仍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借助中国人的普世主义思想传统和新时期的实践来丰富全人类的思想宝库。在新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对世界秩序的新设想，发展我们的“软实力”，争得我们的话语权。

第五篇：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如果说经济、政治和法德制度是一个社会的结构之骨，那么其信用体系就是该社会结构的筋。一个信誉差的人难以在社会中立足，一个信用水平低的社会则不可能有很好的公序良俗。在充斥着欺骗和谎言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为社会信用缺失的恶果埋单。

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信用基础比较薄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和强烈的维权意识，经济资源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自己所属各单位之间进行配置，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信用手段只能由作为政府“出纳机关”的国家银行掌握；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发展对信用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而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落后于这种要求；同时，从政府到民间，都存在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做法的痛苦过程，因而失信行为广泛发生。此外，造成中国目前信用危机有以下几方面的深层社会因素。

第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诚信意识的背离。市场经济对大众行为的根本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为的动机方面。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假设绝大多数人都会在社会给定的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人们长期受限制的求利心理渐渐被“正名”而得到认可，并被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后，一些人便堂而皇之地采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的利益。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不诚信现象渐渐向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蔓延，这是导致人们对诚信意识背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封建专制长期压抑对诚信意识的扭曲。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民众的命运随时会因为统治者一时的喜怒哀乐而改变。人们面临着“人治”社会各种各样险恶的生存环境，不仅人们的欲望不能真实地表达，思想也受到种种限制。说谎献媚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好处，真实诚信却常常吃亏遭殃，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扭曲着人们的诚信意识，是社会诚信意识缺失的内在原因。第三，道德教育政治化对诚信意识的弱化。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对

德育非常重视，但在内容设置上往往与政治教育相融合，甚至以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服从于政治需要，片面强调政治意义上的“忠”而忽视个人本性的“诚”，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这是导致失信的重要原因。

第四，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发达国家大都有比较健全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包括国家关于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非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和失信惩罚机制）；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政府对全社会的信用教育和信用管理的研究与开发。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虽然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但这些仍不足以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针对信用方面的立法仍然滞后。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社会上更是缺乏严格的失信惩罚机制。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薄弱，对从事企业信息服务的中介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管。

第五，信用中介服务十分落后。目前我国仍是“非征信国家”，因此，社会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虽然也有一些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如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和信用产品（如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等），但不仅市场规模很小，经营分散，而且行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导致了企业的信用状况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评估，市场不能发挥对信用状况的奖惩作用，企业也缺乏加强信用管理的动力。

信用问题已经成为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信用体系建设大致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公民信用等三个层面问题。不过，人们更为热衷于讨论的是企业和公民个人信用问题，而对至关重要的政府信用问题却鲜有问津。所谓政府信用就是民众和社会对政府信誉的主要评价或价值判断，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是国家信用的主题，同时也是执政党和政府形象的具体体现，政府信用堪称一国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基因。“取信于民”是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政府信用直接关系政府的形象和政府的信誉，政府信用是政府权威的灵魂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著名经济学家张维新先生的观点一样：“要建设中国信用体系，首先要打造信用政府”。实际上，政府的威信一靠外在的政绩，二靠内在的信用，以牺牲政府自身的引用炮制的所谓政绩必然是“失信于民”的泡沫政策，“取信于民”其实就是政府最大的政绩，最有威信，最有公信力的政府必然是通过“取信于民”赢得民心的“信用政府”，用老百姓的大实话讲：政府“说话就要算数”。

俗话讲：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无形的心中之秤就是用老衡量政府信誉度的“信用之秤”。政府信用的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政令朝令夕改，官僚主义的行政作风盛行，行政腐败严重，行政决策随意，行政不作为泛滥，行政缺乏透明度，制造行政神秘感氛围，滥用行政管制，不当干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倾向明显等等。在现代法制国家，政府治理模式已经由官僚行政向民主行政、人治型行政向法治型行政转变，而民主型行政和法治型行政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恪守信用。政府的存在就是基于为广大纳税人提供服务的需要，用句中国式的政治话讲，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政府制定的每一项法规、政策，措施其实就是对民众的承诺，都是与民众订立的无形的公共契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滥用职权，执法不力，执法不公、执法随意，甚至执法犯法都是对政府信用的嘲笑。

市场经济是最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是最贴近市场经济本色的隐喻，信用经济的理论不仅仅指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个人或企业的市场行为要诚实守信，同时也强调作为市场宏观调控和监督主题的政府也应恪守信用，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对自己行政行为的后果负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政府应当坚持“有所谓”和“有所不为”的理念，戒掉动辄行政管制之“瘾”，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正当的市场调节行为。信用政府的魅力不只是在于美化政府的形象和提升政府的信誉，还体现在可以赢得民众的信赖，支持、配合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从而实现内外两方面的“双赢”。因此，讲求信用，取信于民是政府的形象所系和魅力所在，也是广大老百姓的福祉所依和民心所向。

孟子曾说：“诚，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与性善论基础上的，天道本身就是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诚不是法制社会对个人必须做出的基本要求，而是整个个人对社会的义务。

道德的诚信是发自内心、自愿的、不计利害算盘的诚信，而非换取利益的筹码、追求诚信并不局限于你的职业、年龄、社会地位，它是人的一种操守，是道

德、人格不可获取的因素，也是确立了这样的道德诚信，各种诚信制度才能从道德上得到保障。信用的建立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制度上不完善的转型期，诚信往往会使眼前利益收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这时道德的诚信尤为可贵，如果大家都追求策略的诚信，那么在诚信还未能获得明显利益的情况下，谁会讲究诚信？诚信又从何开始建立？

政府在信用体系中处于特殊地位，即政府是信用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也是对失信行为的裁判者。政府的信用形象和维护信用的能力出现偏差，社会整个信用状况就会产生动摇。而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信用的最大需求者和供给者。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在全社会的信用总量中起着支配和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关键是规范和提升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

建立信用政府，最基本的要求是“办事有章，言而有信”，转变职能，政务公开，依法行政。首先要强化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其次，要加快制定《行政许可法》等规范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的新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的统一管理和协调，以规范、高效的行政服务搭建起政府信用平台，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打破地方保护，为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再次，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力度，让所有失信于民的政府行为，都置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监控之下，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政府行为透明、积极、规范，不仅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也有利于减少政府部门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使政府向服务与监督并举的角色转换，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不仅要做诚实守信的模范，还要充分发挥作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尽快建立。在建设信用体系方面，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颁布法规，制定政策，实现对经济的指导，确立基本的信用制度；其二，支持守信，惩戒失信，行使广泛的监督职能，保障社会信用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在加强对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律师、会计师、医师等各类维持诚信人员的监督管理及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信用服务方面，政府也应承担重要责任。

一言以蔽之，政府信用是百姓最好的“定心丸”，没有什么比拥有信用和赢得民心更加堪称政府最大的政绩。我认为打造信用政府是塑造“信用体系”的首要问题，我相信信用政府会让老百姓过上更加舒心、更加开心、更加放心的好生

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