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公共管理”的总结、反思与借鉴分析

第一篇：对“新公共管理”的总结、反思与借鉴分析

对“新公共管理”的总结、反思与借鉴分析

摘要：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兴起的政府改革理论及运动，是公共管理领域一场新的革命，对各国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阐述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内涵及其缺陷所在，对其进行总结与反思；并进一步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分析将其引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所受的制约因素，及其对于现今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行政改革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撒切尔内阁和美国里根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运动已经成为席卷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行政改革浪潮。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新右派（New Right）、新治理（New Governance）等[1]，其中以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最为代表。尽管名称不同，但它都旨在反思和批判传统公共行政以及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所主张的理念和行为，在公共部门管理中建立起新的范式。

2、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内涵：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很多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们做了不同的概括和阐述。依据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界定，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②服务及顾客导向的强化；③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及竞争功能的引入。著名英国学者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的特征概括为：①即时的专业管理；②标准明确与绩效衡量；③强调产出控制；④转向部门分权；⑤转向竞争机制；⑥强调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风格、方法和实践；⑦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 [2]。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看，新公共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 2.1、重新定位政府角色：用《改革政府》的作者戴维·奥斯本等人的话来说，就是政府的角色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 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是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起划桨的作用。

2.2、顾客导向：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或“客户”，企业家政府应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以此为动力推动政府改善服务质量。

2.3、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重塑政府：在传统官僚制组织中，权力高度集中，下层人员往往缺乏自行处置的权力，但面对快速多变的外部环境，政府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做出迅速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提倡采取授权或分权的办法。与集权相比，授权或分权更具灵活性，于新情况和新变化能迅速做出反应，也更有效率。

2.4、追求效率，效率至上：为此，新公共管理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2.4.1、在政府内部，放松行政规制，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新公共管理主张放松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与之签订绩效合同，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 [3]。这样能使下属更加具有使命感，比照章办事的组织士气更高，更具有创新精神，从而更有效率。

2.4.2、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经验：新公共管理认为，私营门管理在创新能力、效率、质量、服务水平等方面均优越于公共部门管理，因此，公共部门要运用私人部门的管理理论、模式、方法和技术，如项目预算、业绩评估、战略管理、合同雇佣制、绩效工资制等，提高效率。

2.4.3、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传统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的事情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则由政府垄断。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参与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应广泛地引入竞争机制，取消政府垄断，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竞争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2.4.4、重视结果，结果导向：新公共管理建立了一种新的责任机制，不再实行以规则和程序为本的事前控制，而建立以结果为本的事后控制体系 [4]。

2.5、改革公务员制度：西方文官制度本为避免分赃制（Spoil System）的不良影响而设立，它有助于保持社会公平和政治稳定。然而，它的缺陷是忽视了政府的效率。新公共管理对公务员制度的一些重要原则进行了改革。①通过推行临时雇佣制、合同制等新制度，打破传统文官制度“常任文官，无大错即不得辞退免职”的规定。②废除公务员政治中立原则。新公共管理主张公务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 [5]。

3、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

如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确实在诸多方面为传统公共行政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很多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如同它之前的理论一样，存在着不少的缺陷，只不过它所关注的对象有变，所谓“得此失彼”。众人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诸多方面：

3.1、批评新公共管理的经济学基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盲目将这些经济学理论引用于公共管理领域，滥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能会导致理论基础的错误。而且，新公共管理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即人性自利假设。它假设人总是趋利避害，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利他只是达到自利的途径和手段。然而，这种人性假设忽视了互惠、互信、体谅、容忍和同胞爱等文化因素对人性的影响，否定了公共伦理的存在，是不符合公共行政现实的 [6]。

3.2、批评新公共管理单一的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各项政策措施追求的是经济价值的目标，如三Ｅ：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能（Effectiveness）。新公共管理以“三Ｅ”为追求目标，忽视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公共利益、社会公正、正当程序等民主社会基本的价值目标，只求“经济、效率和效能”而弃“民主、公平和正义”于一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复活[7]，可能导致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和民主化危机。

3.3、忽视了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差异：新公共管理照搬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方法和技巧，过于强调此类手段、技术层面上的重要意义，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它试图简单地以精神、技术和机制重塑政府，建立企业家政府，注定会在现实中受挫。

3.4、市场化导向的潜在危险：新公共管理者极力推崇市场机制，认为市场因其独特的激励和奖酬机制而具有极大优势，主张市场作用最大化、政府角色最小化。这种对市场的过分崇拜显然忽视了市场自身存在的缺陷。在实际生活中，市场失灵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在竞争的过程中，公益的丧失、规避巧用、寻租、特权与贪污等可能成为公共市场的普遍现象 [8]，如若听之任之，必不利于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

3.5、政治化的不良影响：新公共管理强调打破文官的政治中立，政治领导人愈来愈加强了对文官的政治任命，他有可能选择那些认同其政治目标或具有相同、相似立场的高层文官担任各部门或机构的头头。这种高层文官的政治任命违背了文官制度的基本精神，有可能导致政治腐败以及权力的滥用[9]，可能会使政治分赃制的弊端重现。

3.6、顾客导向的误区：新公共管理把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企业家和顾客的关系，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因为公民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而且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参与者和监督者，政府的唯一“所有者”，将公民贬低成消费者，似乎降低了公民作为与国家相对的权利和合法地位的拥有者的作用[10]，降低了公民的宪政权利和法律地位。

3.7、结果导向的弊端：新公共管理主张以事后结果为本追究责任，而不重视实现结果的过程或程序。这虽然有助于分清责任、提高短期效率，但却不利于长期性的、效果难以评估的政策的施行，从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而且，法治社会的重要内涵就是强调程序正义，强调程序上的正当过程（procedural due process），亦即马克斯·韦伯所称的“形式的合理性”。一味地注重结果导向不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法治精神。

4、对新公共管理的总结性思考：

公共行政的主流理论模式主要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其中包括新公共行政所尝试做出的努力）和新公共管理等阶段。传统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为理论基础，主张把公共行政作为一种科学，主张由常任的、中立的和无个性特征的公务员组成严格的官僚制组织，亦称科层制组织。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范式的弊端日益显露，越来越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更进——新公共行政。它主张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突出行政的公共性质，主张民主行政。但新公共行政并不是公共行政理论模式的一场革命，而是一种理论改良，它并没有针对行政部门效率低下的现状做出改变，没有对传统行政模式做出理念和操作层面上的变革。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重困难，迫切需要建立起新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并带入实践，以解决政府管理的效率危机。在我看来，传统公共行政以及新公共行政都是强调公平、民主、正义等层面上的价值意义（尽管传统公共行政把效率原则作为其最高标准，但官僚制本身却造成了其效率缺损）；而新公共管理则是更加注重效率，主张通过技术、方法及手段的合理化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新公共管理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效率，提供了更好的公共服务，但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它又不可避免地有所偏失。它所崇尚的理念和价值意义，可能会给社会公平和民主价值带来损害，可能会在公平和效率的砝码上倾向其一而抬高了另一边。因此，正如众多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新公共管理模式并不一定是有利于结合社会公平和运行效率的最佳模式，它与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行政一样，偏向于注重社会发展的某一层面，只不过其着眼点不同罢了。

5、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分析：

里格斯的公共行政生态学中明确提出了行政环境对于政府管理的决定、限制和制约作用。它认为，行政环境是行政管理生存和发展的宏观形态，是行政管理存在的土壤和行动的空间。有什么样的行政环境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行政管理 [11]。

5.1、将新公共管理引入我国行政改革所受制约因素：

新公共管理是西方20余年来掀起的一场政府管理理念和实践双重层面上的革命，但究竟对我国行政改革有多大的借鉴意义，以及在哪些方面借鉴其长处，则要根据我国的行政环境做具体之分析。具体说来，在我国引入新公共管理，至少会受到以下诸方面因素的制约：

5.1.1、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体制尚不健全，我国还没有发育成熟的社会力量，第三部门即各种社会中介组织、NGO、NPO力量尚有待壮大。而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大规模兴起是建立在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发育成熟的第三部门基础上的，我国现今的国情显然离这种要求还相距甚远。

5.1.2、我国现阶段行政领域发展水平和自身特点的制约[12]：西方新公共管理主要批判的是政治与行政二分和官僚制，主张加大政治对行政和公务员的影响，增强行政人员的政治责任意识和政治敏感性，以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主张重塑政府，摒弃官僚制；主张通过在政府内部放松规制来激发行政人员的企业家精神，提高行政效率。但我国的情况是：①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过分干预行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实为常见，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因此，现阶段我国应该加大政治和行政的分离，它有利于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下，培养一支职责权清晰、职业操守好的独立、稳定、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②我国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传统型组织长期占主导地位，韦伯所倡导的法理型组织——官僚制并未真正建立，因此根本无法像西方一样，谈及官僚制的摒弃了。对我国而言，官僚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批评和克服官僚制的弊端，而是如何巩固和完善官僚制组织，发挥其精确性、纪律性、稳定性及可靠性的优势，为合理有效的政府管理提供组织形态上的保障。③我国现阶段需要的是一种可被预测的、更负责任的公务员制度。发达国家之所以要放松规制，是因为规制过度已经损害了行政效率。而我国现阶段公务员制度面临的问题不是规制过度，而是规制太少，行政随意性很大，不依法行政、不按章办事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不在于超越规则，而在于细化规则，建立规范全面的以功绩制为取向的公务员制度，促使公务员依法行政，以提高行政效率。

5.1.3、我国政治文化和传统观念等理念层面的束缚：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不同，中国始终缺乏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而这些是西方行政改革包括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根源和思想基础。而且，由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影响巨大，民众缺乏民主传统、法制观念、权利意识和市场理念，且这些思想意识范畴的改变将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这些都是我国借鉴新公共管理措施的不利所在。

5.2、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虽然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新公共管理的所有理念和模式都拒之门外。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市场的方法来科学有效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政府管理变革，显然对我国的行政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我们要大力发挥现实国情中有利于改革的积极因素，借鉴新公共管理中与我国国情相融的理论和方法，努力探索：

5.2.1、加大政府体制创新力度，切实转换政府职能。新公共管理把政府职能定位为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应该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这对于当前我们的行政改革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合理划分政府职能，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市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关系，5.2.2、放松行政管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效率低下、质量不高、且成本巨大的问题。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我们可以借鉴新公共管理的做法，在加强对公共服务领域监管的同时，我们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并通过在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供水、供气、铁路运输等行业，可以进行这方面的改革 [13]。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对此在政策上做出了放宽，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成为试点。

5.2.3、注重效率观念，加大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尝试把企业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行政领域，提高政府效率。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我国政府机构中一直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新公共管理的思想。首先，我们应该增强效率意识，树立成本观念，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其次，在公共行政领域借鉴一些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在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但企业管理手段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反馈（所谓回应性）等，是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的，它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5.2.4、增强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和公仆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导向，把公民比做政府的顾客，虽然有所片面，没有正确认清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但它对于现时期的我国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悠久，封建残余势力强大。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官本位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政府官员，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凌驾于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以“父母官”自居。在现实生活中，长官意志，唯上、唯权就是不唯法等种种无视法律的现象以及“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僚衙门作风依然屡见不鲜。新公共管理以服务对象为顾客，以顾客为上帝的观点，与我国所倡导的“人民公仆”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14]。它有利于我们摒弃官本位，消除官僚作风，增强服务理念，真正成为人民公仆，而不是只把它当作一句空泛的口号。

6、结束语：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在历史长河中，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是具有两面性的。我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新公共管理追求效率，崇尚市场价值的理念和方法应该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我国同时又处于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如若片面追求效率而导致的民主、公平、正义危机也同样会使我们身陷困境。我们应该学习新公共管理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一面，抓紧时机谋发展；同时，我们又应该借鉴新公共行政谋求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主张。简而言之，就是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吸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

简而言之，要建立起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我们需要在公共管理的以下诸多方面进行深入和细究：

6.1、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政府职能，定位政府角色，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职能模式；

6.2、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方面，具体措施如何操作，以及如何对承担公共服务供给的私营部门进行监控；

6.3、如何深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事业单位体制，这是现阶段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6.4、如何正确认识官僚制的优点与弊端及现今我国国情下如何完善官僚制组织，进行“政府再造”。

参考文献： [1] 张成福.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17 [2] 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7 [3] 刘力，张源.“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J〕天府新论，2003，(4)：68 [4] [6] [8]梁建东.新公共管理的反思：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批判〔J〕天府新论，2001，(3)：86，85，85 [5] 唐旭斌，齐正学.西方新公共管理述评及借鉴〔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2，(10)：22 [7] [澳]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 祝玉峰.“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成就与问题及对我们的启示〔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2，(2)：17 [10] [美]彼得斯.政府未来治理模式〔M〕吴爱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1] 齐明山.《行政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2] 余世喜，欧志雄.新公共管理对我国政府改革借鉴作用的思考〔J〕暨南学报，2002，(7)：35，36 [13] 柴生秦.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2000，(5)：140 [14] 谭和义.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02，(9)：68

第二篇：《新公共管理》读书笔记

读《新公共管理》笔记

赵成根老师的理论：公共治理模式=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官僚行政体制

一、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

二十世纪后二十年成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年代。从英美发端的这场改革，很快扩展到澳洲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欧洲的法国、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等国。

英国的政府改革

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在尼斯坎南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启动了英国的行政改革。主要做法是以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为核心的民营化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签约外包的运用；鼓励私人投资行动。1979年开始启动的以管理绩效评审为核心的“雷纳评审”；1983年开始推动指在树立成本意识提高公共部门的经济和效率水平，从而降低公共开支的“财政管理模式创新方案”；1988年开始实施“下一步行动”改革，运用一整套商业管理模式，重塑了英国政府管理结构和模式。尤其是对政府决策功能和管理、服务功能科学划分的基础上，在管理和服务部门引入执行局制（agency），对于现代官僚行政体制和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创新价值。

1991年约翰·梅杰上台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公民宪章运动”，通过在四十多个具体的公共服务行业推动顾客导向的服务承诺制，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公民满意度。1997年托尼·布莱尔以新工党的政治形象结束了长达18年的保守党的执政格局。他一方面继续推进保守党执政期间推行的改革（私有化改革）；另一方面，针对保守党执政时期过分强调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竞争，忽视了公共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和协调，从而带来碎片化的制度结构的弊端，提出了构建协同式政府的新的改革构想。布莱尔政府认为，传统的做官制模式和保守党的市场化模式都各有局限，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的优势，通过多方面的合作共同为社会和顾客提供满意的服务。布莱尔政府的协同式政府改革，改变了传统的保守党政府强调政府退却的理念，而是努力让政府有所作为。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从目标设定到具体操作从组织结构到文化整合，从政府内部到政府外部无所不包。即不是依靠传统官僚制的命令服从关系，也不是依靠新公共管理的合同制而是建立在观念共识、目标分享和组织整合基础上的相互信任的诚信关系。

美国的政府改革

同英国一样，1981年共和党里根政府上台执政后，运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理论启动了美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形式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签约外包。另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同时，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是里根政府、克林顿的美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通过贯彻顾客导向、绩效导向、战略导向和结果控制等原则，通过精简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政府管制、引入竞争机制和推行绩效管理等具体的改革措施力求创造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经济型政府。

英国、美国、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改革的主流，但各国因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等不同，改革模式呈现越异性发展。英国著名公共管理理论家、改革分析家波利特将各国的改革分成了四种模式：

一是维持现状派。这些国家主要通过松绑、精简机构、收缩预算等措施，“减轻”现存的官僚制度，使现行结构和模式更好地运作，尽可能地维持现状。德国和欧盟所采用的就是这样的改革战略。

二是现代化派。这些国家的改革，一般包括结果导向和业绩导向的预算改革。强化绩效评估，适度放松僵硬的人事制度，权力下放，强调战略计划的功能等，主要属于政府管理结构和模式自身的调整和变迁。此类包括加拿大、芬兰、法国、荷兰和瑞典等。

三是市场化派。主张在公共部门内部引进更多的竞争和市场类型机制。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此类。

四是小政府派。主张把任何可能私有化的东西全部实现私有化，从而回归守夜人式的国家，政府只承担一些私人部门不能或不愿承担的核心职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部分时间属于此类型。

美国的改革既有很强的现代化因素，也有很强的市场化趋势，难于归类。

政府管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基本方式。20世纪政府管制的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稳定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但到20世纪70年代，过度的政府管制限制了市场自由和活力，政府管制机构膨胀，开支过大，管制成本过高，以及管制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等弊端，已经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和经济发展。

二、什么是新公共管理

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改革概括为：公共管理主义、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企业家型政府、苗条政府、善治、新公共管理等。

英国著名公共管理学家胡德在《行政管理》杂志发表了《一种普适的公共管理模式》一文，提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概念，概括了公共管理的精髓，也反映了各种理论家的主要看法：（1）在公共部门引入精细的专业化管理；（2）明确的绩效规范和绩效评估，科学界定组织目标和组织部门、各单位的目标；（3）实行绩效导向的资源配置和报酬管理制度，废除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官僚制人事制度；（4）实行公共部门组织单位的分散化转型，实现供应者和生产者的相对分离，充分利用合同制和特许经营等制度安排的效率优势；（5）在公共部门中引入更多的竞争；（6）运用私人部门管理实践中成功的管理模式；（7）在使用资源过程中，更多地强调纪律和节约，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英国著名公共管理专业费利耶在《行动中的公共管理》一书，对新公共管理进行了四种分类：（1）效率驱动模式：这种改革模式以追求效率为核心目标，试图用商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来改造公共部门的运行模式。（2）组织规模缩减和分权模式：从科层管理向合同管理转型，强调组织间的战略联盟，从标准化的服务向灵活多样的服务系统转型。（3）追求卓越模式：强调组织文化重要性的人际关系管理学派对公共部门的管理影响。（4）公共服务取向模式：强调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实现公民参与和维护公共责任。

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变迁都是危机推动的结果。

公共管理的革命性转型

第一次转型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变革,从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型。第一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普选制；二是，现代官僚制行政组织体制的发展，层级化、专业化、制度化的官僚制组织系统迅速发展起来；三是现代政府的扩展。这一百年是政府职能扩展的一百年，政府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消极无为的守夜人转变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积极的大政府。四是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转型。行政职能扩张，行政机构和人员规模膨胀，国家不再称为政治国家，而是一个行政国家。

第二次转型

20世纪70年代末，以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政府改革为启动标志，国家公共治理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型。这次重大转型恰是国家的退却，是校正20世纪 2 以来政府过度扩张、民主过度发展基础上国家的政治行政结构、政府的公共政策结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弊端。其核心目标是降低公共治理成本，提高公共治理效率，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塑造经济型政府。（1）重塑行政组织结构，构建分权的、专业化的行政管理组织；（2）财政管理体制改革；（3）文官制度改革；（4）内部市场和准市场机构的运用；（5）实行绩效管理；（6）强化质量管理；（7）加强组织间的合作和协调；（8）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承诺制。

不断塑造新的平衡

不同历史时期，公共治理模式的差异只是相互冲突的原则和治理工具之间平衡点的不断位移，因而构成不同的平衡结构而已。世界在不断寻找平衡点：包括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民主和权威的平衡；管理和行政之间的平衡；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

从来就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而存在、运转和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公共治理中的各种平衡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总是在两个极点之间像钟摆一样不断地摆动。

政府的经济人假设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斯密为第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国富论》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分析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斯密对人的自利动机的分析，则是设计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一段经典描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已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人类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成为交易型经济机制——市场机制的逻辑起点和基础。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认为：人的自然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这种自利动机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动力。个人由自利动机所驱动的谋利行为，自由地追求利润、财富，增进自我利益，客观上也对大多数人有利，增进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赫伯特·A·西蒙最早将有限理性引入经济学理论，他提出：在人的选择行为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人的选择模式不可能是最优选择模式。人的选择行为受到信息不周全、知识不完备、决策成本限制等一系列主客观条件限制，根本达不到理性程度。

行动经济学认为：人关不是完全自私的，如父母会愿意为孩子奉献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会为慈善基金捐款等。人的行为也不总是理性的，如炒股、赌博的时候。正确理解经济人假设：

斯密自利经济人假设的“自利”绝不简单地等同于“自私”，不否认为人的各种良好动机的存在，也绝不否认人的动机结构的复杂性。斯密的“自利”从根本上说，不过是对社会个体“自我”的理解、承认和尊重。

斯密的理性，主要是人在动机意义上的理性。其基本模式概括为：主观动机模式——环境——客观社会行为模式。在人进行主观选择的过程中，大量的、综合性的环境因素都会影响他的选择行为。人是客观环境的塑造物。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完整理解，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下，尤其是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因此，为重塑人的行为模式，必须首先重塑环境。不合理的制度系统必须导致劣质的行为淘汰优质 3 的行为，一整套具有良好品质的制度是构建一个良好社会的关键。唯有良好的制度系统，才会同时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斯密对人类制度设计理论巨大的贡献在于，好的制度必须是充分尊重人的自由选择、自主选择的自由和权利，激发他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动力。不是靠强制、欺骗，而唯有依靠自然的制度系统，才能激发社会最强大、强烈的一个能量、能量源，那就是“人对自我利益的关系和不懈追求”。在私利的追求和公益的实现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实现和谐的过程中,制度发挥了关键性的调节使用。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

詹姆斯·M·布坎南运用经济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公共治理问题，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这一“政治的经济理论”。他认为个人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就像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一样，同样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布坎南认为，经济学的本质就是一门交换的科学，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政治领域，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市场交换。公共财政学派认为“政治是复杂的交换”，“政府是公共交换的补偿过程”。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看法，所谓政治市场是指政治家、官僚和选民等政治主体围绕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所形成的关系结构。

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表述，导致人类冲突的本质是利益的冲突。在人类开性中，我们发觉有三种主要争执的原因。第一为竞争，第二为猜忌，第三为荣耀。第一种原因，使人类为利益而侵略；第二种原因，使人类为安全而侵略；第三种原因，则使人类为名誉而侵略。

个人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共同的思想起点和思想精髓。

第二章

公共物品理论

1651年，英国著名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国家的本质“用一个定义来说，就是一大群人互相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够按其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这句话指明了国家或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为个人提供公共服务。“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总是与某种组织相联系的，公共物品总是某个组织的公共物品。

1740年，英国著名政治哲学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最指出“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促进某些共同的目的或动机。

亚当·斯密首先注意到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与市场失灵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推进在物品提供方面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功能。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君主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社会侵犯；第二，建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保护个人不受他人伤害；第三，建设并维护公共设施。”斯密所指的公共工程主要是国防工程、行政司法方面的公共设施，还包括方便商业、促进教育的工程和设施这些对全社会有益的工程，由于所需费用太大，并且其收益难以弥补成本，因而不能指望由私人来提供。因此，公共物品的提供就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

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通过路灯、港口、灯塔、堤坝等工程建设的案例，证明诸如此类的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提供。因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重要的，但没有人感兴趣，因为这些服务的提供并不必然自然地获得适应的报酬。”“个人不具备任何手段去截留那些利益，而避免其流向他人，也难以收取费用补偿其创造者。”

维克塞尔在1896年出版的《财政理论考察兼论瑞典的税收制度》中指出，公共物品所给 4 予个人的边际正效用，应与个人纳税所损失的财富的边际负效用相等，这就是著名的“利益财税原则”。

历史上最早关注公共物品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是A·R·林达尔。他在1919年《公平税收》中提出“公共物品”这一概念，并指出公共物品是国家对人民的一般给付，个人或集团通过赋税的形式购买公共物品，并由此建立了林达尔模型。

1949年，戴维·布坎南在《政府财政的纯理论：一个建议的途径》中指出，关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在政府与个人之间一定存在着类似市场的联系”。这个“准市场”就是民主社会的投票决策机制，由此构成了布坎南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思路。“准市场”为公共物品私人提供模式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公共物品、私人物品

经济生活中许多过去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现在可以在政府的科学管制下由公私企业提供，如城市交通、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产业。

影响公共物品形成的技术包括两项：一是排他性技术，即阻止搭便车行为的技术能力，如果有足够的成本低廉的排他性技术，就不会导致物品或服务的公共部门垄断。公路隧道借助非接触式电子收费设备实现了私有化运营。二是公共物品本身的生产技术水平，如现代复杂的自动灭火系统使一些消防工作变得更加“私人化”，新的演播技术使世界上的娱乐变得更为公共化。技术往往是影响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相互转化的重要因素。

公共物品的属性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严格科学的定义是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给出的。即，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物品，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某种物品的社会消费总量等于每个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量，不仅每个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量相等，而且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量与社会对该物品的总消费量相等。斯蒂格里茨在《政府经济学》中写到：“要排斥任何人的使用是不合理的，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消费的数量，这就是说，多供给一个人物品的边际成本等于零。”布坎南《公共财政》一书中强调了公共物品的联合消费特性。

公共物品区别与私人物品的两个本质属性：消费的非对抗性（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

斯蒂格里茨在其后来的《经济学》中还发现有些公共物品在消费时会产生拥挤性。

公共物品的分类：纯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准公共物品）、公共资源性物品（公共池塘资源）。

纯公共物品：严格满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条件。纯公共物品听提供方式是非市场的。如，国防、外交、法律等。

俱乐部物品：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公共的范围是有限的，如收费公路、有线电视。第一，当俱乐部成员数目超过其容纳的固定规模后就会产生拥挤，从而破坏消费的非竞争性，所以限制俱乐部的“消费”数目是必要的。第二，由于俱乐部物品具有排他性，应采取收费这样的办法来限制消费者数目，以排斥非俱乐部成员享用该物品。拥挤性是准公共物品有别于纯公共物品听一个重要特征。

公共资源性物品：同时具备消费的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如公共渔场、公共牧场、空气、河水、海洋资源、矿藏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却无法有效地做到排他。也就是说，无法通过收费的方式将拒绝付费者排除在消费者的行列之外，搭便车成为一种基本的现象。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种类物品听属性是动态变化着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相对的。从时间上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技术、新方面、新工艺的不断推出和广泛应用，物品的属性也随之不断地变化着。比如，电视节目曾被认为是纯公共物品，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有线电视网可以通过收费来实现排他的准公共物品。与之相反的是，互联网产生之前，信息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交换和享用，在网络时代，信息可以全球范围内共享。

从空间上看，随着人类组织化的程度的提供和组织结构模式的变迁，公共物品的属性同样发生了重要变化。

再次，产权的引入对公共物品属的影响。产权的界定会引起物品属性及类别的变化，如作为公共资源性物品的一条河流，产权的界定使其转化为具有排他性的物品。

最后，需求强度的变化对公共物品属性和分类的影响。供小于求的状况、拥挤的到来，排他也就产生，收费方式就有可能使公共物品向私人物品转化。

外部效应分析

资源配置职能是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一，而政府公共财政之所以具有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是因为外部效应、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

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给“外部效应”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只要某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或某一厂商的生产函数）所包含的变量在另一个人（或厂商）的控制之下，即存在外部效应。消费的负外部效应（消费的负外部性），指消费者个体的消费行为给社会带来了损失。从外部效应的概念和分类看，外部效应会使收效或成本外部化，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约瑟失·斯蒂格里茨说：“只要存在外部效应，资源配置就不是有效的。”外部效应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

外部效应的成因主要存在两种争论：一种看法认为，外部效应的存在源于市场机制自身（经济人假设）。另一种看法认为，外部效应的存在源于产权的不明晰（公地悲剧）。

外部效应的纠治：1。征税或罚款；2。补贴；3。政府管制；4。法律道德措施；3。产权界定；6。组织设计。

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机制：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供给。

第三章 民主危机

各种具有共同利益偏好的社会群体都建立了自己的利益组织，并通过一定的渠道影响政府的政策运行。

民主政府的公共政策成为“千百种集团利益的混合物”。政策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和交换主要由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来进行，这种互动的特质决定了政策过程的特点和政策的绩效。公共政策便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竞争所造成的均衡物。利益集团影响下的政策均衡，一般地说是公正、合理的。

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组织成员的多少、财富的多寡、组织能力的强弱、领导能力的高低、与决策者关系的远近，以及集团内部的凝聚力等。杜鲁门指出，在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体制中，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利益集团竞争的规则，安排妥协与平衡利益，制定政策以规定妥协的方式，执行妥协的结果以解决集团间的冲突。

多元社会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并塑造平衡格局。压力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改革和进步的媒介。

福利其本质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福利国家是工人阶段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斗争成果。

第四章 科层官僚制组织的危机

科层制的特征：层级化、专业化、制度化

莱宾斯坦提出了X效率理论：

个人的行为具有惰性特征，通常在惰性区域工作，只要有可能，个人就会偷懒，这是由经济人的机会主义特征决定的。

个人的努力水平不是机械决定的常量，而一个随机决定的变量。

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表明，企业组织成员的努力程度，企业组织降低成本、追求创新的可能性，与他们的运行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创造一定的压力，形成比较强的压力环境，才能推动员工最大限度地努力工作，推动企业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寻求创新。

第三篇：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分析

● 李洋 柴中达

新公共管理的出现被称为行政管理范式的转换。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它涉及到以往的公共行政领域所未涉及的大量专题，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政府失败、自给型公共组织等，成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

第一，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通过“政府公共政策化”将政府从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解决机构臃肿、预算超支、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与腐败盛行的顽症。“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策组织与规制组织的职能是负责“掌舵”，而服务提供组织与服从型组织的职能是“划桨”。这样做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减少开支、提高效率。

第二，将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引入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手段、服务理念都可以为公共部门所用。应该打破政府部门的垄断，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将公共服务承包出去，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和目标管理；对产出和结果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机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终身任职。

第三，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政府服务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于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

第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以授权、分权的办法来对外界变化迅速做出反应。与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更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多得多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能够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产率。

第五，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与之签定绩效合同，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这是组织由过去的“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

第六，考虑外部性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政府可以将一些公共产品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实行公共产品消费低收费制，从而减少人们对公共产品消费，增加私人产品消费，同时也改变公共服务者激励机制，减少公共产品带来外部性。

第七，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替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

“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进行公共管理信息化改革，主要目标是建立电子化政府。随着知识爆炸性的增长，政府原有的管理模式和运转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为改革这种状况，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和实现社会信息化，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弱、西方各国高额的财政赤字、福利国家的不堪负重以及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浮出水面，成为引发政府改革的直接原因；其次，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的更高要求，是西方政府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再次，自二战以后，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规模的无限膨胀，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最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要求西方各国对政府组织作出适应信息时代的变革与调整。这些因素共同促成西方各国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浪潮，西方国家普遍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

第四篇：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城市管理具有哪些启示（定稿）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城市管理具有哪些启示 中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备一切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论,中国公共管理学者还没有一致的立场和观点,更没有形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虽然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理解不一致,但是他们都认为公共管理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两大类;

第二,公共管理实现了由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转变,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转向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使得公共管理的战略管理、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制等成为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

第三,公共管理学是一门与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它是在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改革的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公共部门管理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它比传统的行政学更具有现实性;

第四,公共管理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统一;第五,公共管理学是多学科的综合,它充分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等当代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工商管理的方法,从而使公共管理学的知识框架更具合理性。

第五篇：新公共管理与邻避政治

汤京平,陈金哲.新公共管理与邻避政治─以嘉义县市跨域合作为例[J].政治科学论丛，2005(23)新公共管理与邻避政治：以嘉义县市跨域合作为例

摘要：台湾以较有弹性的治理模式来追求更高效率的成果已于近年逐渐浮现。以民生废弃物的终端处理为例，焚化炉以BOT的方式兴建确实已为政府节省不少公帑。然而，这项财货的供给有相当大的规模经济之要求，但多年前中央政府欲克服邻避现象而采取了「一县市一焚化炉」、各自管理自己垃圾的分权政策，以政治外力限制财货供给者寻求最适规模经济的可能。时至今日，全国焚化厂的处理总量已超过需求量，而行政疆界的隔阂却导致县市间焚化设备分布不均，使部分地区有垃圾处理危机，有些地方却出现没有垃圾烧的窘境。在环保团体停止兴建焚化炉的诉求下，环保署又朝向上集权的方式修正政策，希望透过强制性的「垃圾跨区域处理机制」来解决垃圾处理能力分布不均问题。但当初因集权而让环保单位焦头烂额的邻避问题，如今可曾因为时空条件的改变而能避免？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本研究以嘉义县鹿草焚化厂的运作为例，提供了另类的思考途径。嘉义县市同时委托达和公司操作焚化炉，在嘉义县尚有处理余裕，嘉义市却有爆发垃圾处理危机的状况下，县市政府透过协商的过程，建构起有利的诱因结构，达成一个县、市政府与民营公司三赢的协议，也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邻避冲突，显示新公共管理对于化解邻避冲突似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本研究虽因地方特殊情境而有其适用的局限性，但透过民营化降低政治争端、避免中央集权、由地方主动寻求合作伙伴、共同谋求协商双方共同利益等原则，应可普遍适用于所有跨区域处理一般废弃物的情境。

关键词：邻避情结、公私协力、多中心治理

壹、前言：新公共管理与垃圾终端处理

环境管理在台湾往往开风气之先，在政策中常蕴含许多较新的治理观念。除了很早就应用诱因机制来辅助传统的管制措施，在新政府运动以及后来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被积极推展之后，我国环境政策的发展也相当符合近年多元化治理的趋势，结合公、私以及第三部门的力量来提供环境相关公共财货。

以垃圾处理为例，若观察我国过去数十年来民生废弃物处理政策的演变，就能够看到政府企图引进私部门力量来改善治理效率的努力。就垃圾的末端处理而言，在行政院科技会议「焚化为主，掩埋为辅」的中长程指导原则下，虽然招致不少环保团体的批评，但仅就其针对公共财货特性引进私有部门（private sector）的力量，以创新的公私协力模式——公办民营（BOT）或后来民有民营（BOO），来降低政府的财务负担而言，确实深得新政府运动或新管理主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精髓。

在民国八十年台湾地区垃圾资源回收厂兴建计划」下核定的21座焚化厂之中，仅有8座属于传统由政府建造经营的案例，而有13座属于公有民营的模式；在八十五年环保署又订定「鼓励公民营机构兴建营运垃圾焚化厂推动方案」，让之后核定的15座焚化厂皆属公办民营或民有民营，充分反应新政府运动浪潮之下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趋势。

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或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的改革风潮中，民营化（privatization）、契约外包（contracting-out）只是比较受到国人注意的部分。事实上，在这个援用理性选择概念于公共行政的学术传统内，一直有多中心治理的主张：公共财货的提供必须考虑该财货本身的性质——如资本密集或劳力密集，规模经济的大小、对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依赖程度、对于人身自由的侵害程度等特质——再决定由哪个部门（公、私、第三部门或彼此合作）或哪个层级（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俾能降低生产财货或提供服务的成本，达到最高的供给效率。

而此类将公共行政建构在多重治理层级（multiple layers）中的多重权力中心（multiple power centers）之上的体制，也将更符合民主行政的原则（Ostrom，1973）。这些原理不但解释美国复杂的多中心治理体制（polycentric governance，McGinnis，1999）的制度逻辑，以及单一功能政府（special-purpose government）林立的现象（Foster，1997:3），也为地方自治事项以及中央对地方政府垂直的权力划分，提供重要的理论架构与运作的指导方针（Ostrometal.，1988）。

不论是新公共管理或多中心治理，都承袭自由经济的传统，对于国家主权或强制力在追求集体目标的必要性方面，有相当的保留。虽然许多治理工作仍然相当依赖国家以强制力介入，这些治理新思维，都强调治理者间的自治以及治理者与被治理者间协力合作的可能，并在不同的治理事项上，寻求成功的案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治理工作包括两大类型，一方面在于透过规范性政策来维持市场秩序并进而防止集体悲剧的发生——亦即，避免因为个人追求其私利而危及集体的利益（如个人竞相取用共享性资源而导致其快速枯竭）；另一方面，则是由政府积极提供市场通常无法正常提供的公共财货或服务与社会福利措施。一般而言，公共财货（服务）与社会福利的提供，比较类似私部门活动的性质，因此新政府运动的实验多从这个治理领域着手，进行改革。然而，随着相关研究日益累积，也有越来越多的实例指出，规范性的治理工作也有可能透过自愿性的协力合作来达成。例如，各地以小区为自治主体的共享资源管理，往往被证实比政府强力介入更有效率（Gibsonetal.，2000）。以垃圾终端处理为例，若政府援用早年在堆置于行水区或简易掩埋的方式处理，则资本需求有限，规模经济也相当小。若采取卫生标准甚高的掩埋方式，资金需求变大，规模经济也增大。若以兴建焚化炉的方式处理，则涉及动辄二三十亿台币的资金需求以及昂贵的维护费用。此时，因为垃圾处理并不涉及人身自由的干涉或国家主权的行使，若能适当地引进私部门的力量，与公部门的功能形成互补，则能产生「公私合营增效」（public-private synergy）的利益。若希望以资源回收、垃圾减量的方式降低对于终端处理的需求，则属于劳力密集的状况，透过制度诱因的提供让财货需求者合作生产（co-producing）这项公共财货，则可望获得最高的效率（汤京平，2001）。综合而言，以往采取简易掩埋方式处理垃圾时，因规模经济小，由乡镇级政府主导实为合理的设计；后来改采垃圾焚化政策，资金需求甚大，以BOT等公私合营的方式降低政府的财务负担，也是非常睿智的作法。只是焚化厂营运的规模经济相当大，远超过县市的疆界，与后来「一县市一焚化厂」的政策似有抵触。

本文以下将厘清「一县市一焚化厂」的政策起源，并介绍嘉义县市合作方案形的政治经济因素，以说明类似跨域合作方案将能克服规模经济不足的问题，让县市政府以及受委托的操作商都能改善目前的状况，达到柏瑞图最适境界（Pareto Optimal），展现新公共管理改革增加效率的可能性。依照此一案例研究，本文针对环保署近来企图将焚化炉管理向上集权的雏议，提供一个另类的思考方向。

贰、邻避情结与「一县市一焚化厂」的垃圾末端处理政策的形成虽然焚化炉相较于传统的垃圾掩埋场因为能够发电而较具经济效益，故比较容易吸引民间企业的投资，但由于焚化炉属于典型的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设施，在设置时容易遭致政治上的困难。垃圾焚化厂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地区居民重大的财产损失与环境卫生的威胁（如房地产暴跌、景观破坏、农作物滞销、垃圾运输与贮藏引起的恶臭，或烟尘与戴奥辛可能污染附近水源等），而另一方面有成本利益负担公平性的问题——政策利益被广大的民众所分享（使民众免于垃圾脏乱的威胁），政策的成本却由少数人承担，利益分配有严重失衡之现象强化了标的地区居民的受害意识，使其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克服保守的、不愿闹事的惰性而加入抗争运动。在许多邻避抗争中，由于抗争者的地理分布范围较小，动员成本较低，传统社会网络较绵密，沟通互动较强，凝聚力（solidarity）较高，因此较能控制其成员搭便车意图。此时，若有地方政治菁英登高一呼，扮演对内凝聚民气、运筹帷幄，对外募集资源的角色，极易突破群众运动的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并达到持续动员的效果，有效对抗执政当局的意图。相对而言，邻避政策受益者的阵营却往往十分被动，无法为政策提供强而有力的奥援。此乃因为一方面政策的利益被分配到广大的民众身上，而个别的受益人不易体会到该利益的重要性，而提供足够的诱因让个别的受益人有足够的动机克服惰性以参与为政策护航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政策受益者往往散布在广大的地理空间之中，使有效动员的成本更高，因此不易组织起来支持这类政策。这些因素都使政府在规划或执行这类政策之际，常处于倍感孤立无援的困窘，甚而被迫与激烈抗争的民众妥协。此乃邻避情境往往造成政策僵局的主要原因。

缘此，政治可行性成为引进新治理模式的主要障碍，而如何化解抗争所造成的政策僵局则成为政府首要考虑。为此，环保署的对策是乃将兴建与营运焚化厂的主导权交给各县市政府，而有「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由中央补助各县市至少拥有一座焚化炉（黄文杰，2003），但由地方政府负责选址，在兴建期间安抚相关的抗争，兴建完成后并负责营运与监督事宜（在公办民营的模式下则由地方政府与厂商签约），此间环保署只提供政策指导以及提供兴建硬件部分的补助。环保署这样把问题推给下级政府的作法，乍看之下似有逃避责任的嫌疑。然而，详细分析之下，却具有提升政治可行性的智慧。毕竟邻避抗争属于地方性的抗争，中央单位不但缺乏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以找寻双赢的解决之道，更可能因为上级的强行介入而引进复杂的利益纠葛，导致治丝益棼的反效果。

由地方政府主导化解邻避抗争有许多优势。首先，化解邻避僵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缩小政策辖区的范围。缩小政策辖区的最主要功能在于限制抗争的规模。抗争要能够获得预期效果，规模当然越大越好，除了能展示选票的实力，声势浩大才能吸引媒体注意，引起社会回响，并对政策制订者构成有效的威胁，进而达成抗争的集体目标。然而，抗争的规模往往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都与政策辖区的大小有关。因素之一是受害团体的自我认定。「邻避」冲突的英文直译为「不要在我家后院」，因此，「我家」或「我群」（we group）的认定就攸关抗争团体的大小。当政策疆域属于区域性或全国性，亦即垃圾处理的范围跨越许多既有的行政区，则容易激发个别行政区民众的受害意识，把自己定位成政策的主要成本担负者。例如，当垃圾焚化炉座落在特定乡镇，若其处理范围扩及全省，则不但该乡镇的居民会有受害意识，可能连全县的县民都认为焚化炉将在自己的后院兴建，而将自己定位成受害者。此时，潜在的抗争参与者将大幅扩增。反之，若政策疆域缩小到各县市，则政策的受益人与成本负担者就在县市疆界内自行区隔，可能大部分的县民会把自己定位成受益人而非成本负担者，因此「我群」的规模可能局限在下一层级的行政区域（如乡镇），规模因此大幅缩小。

影响抗争规模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抗争团体的动员能力。关于抗争或社会运动等集体行动的形成已累积不少讨论，不同的理论派别虽强调不同层面的因素，但综合而言不外乎如何透过菁英领导以及社会网络来强化身份认同，募集内外部资源，同时克服集体抗争行动中个别成员搭便车的意图。

缩小政策辖区将直接影响政治菁英参与或领导抗争行动的动机。地方政坛的菁英主要由行政部门的民选首长以及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构成。在民主的制度下，民选官员的态度与立场往往会响应其选民结构。县市首长比较倾向在自己的辖区内兴建垃圾焚化厂，因此将成为化解邻避冲突的主要力量。理由之一乃因为县市首长在既有的选举制度下，选民分布范围较广，除了邻近设置地点的相对少数选民之外，其更必须同时考虑到全县境内选民的利益与意愿。广大的地方选民往往对于即刻的威胁——诸如垃圾危机或经济问题（尤其是失业问题）比较敏锐，在通盘考虑之下，环保问题往往在地方政治中因较不具急迫性而位阶较低。对于执政者的幕僚——行政部门的官员而言，特定政策方案的可行性与可操控性可能是主要考虑。境内拥有垃圾焚化厂可把垃圾处理的主导权握在手上，避免受到其他县市的挟持，是不确定性较低的方案，也免除了行政单位的协商成本。相对而言，立法部门政治菁英的态度可能较不一致。由于议员的选区相对较小，只要能够获得相当数量的死忠支持者，就能在下一届选举中无往不利。此一选举制度这让许多议员代表比较能保有若干理想的性格，也让许多邻避设施预定地附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有充分的动机利用这类事件与选民搏感情，因而采取与执政者对抗的策略。立法委员虽然选区较议员辽阔，但当选的门坎远较县市首长的低，因此也比较可能采取与执政者对立的立场。尤其是反对党（或派系）的立委，为了争取更大的问政空间，制造日后竞争百里侯宝座的有利战略情势，更有动机充分计算声援这类抗争活动是否具有累积政治资源的效果，而采取同情邻避抗争的立场。但即便如此，许多与执政者同一阵营的议员或立委，很可能与行政部门的政治菁英结合成主流阵营，分享利益，共同为兴建案背书，让邻避抗争的规模被有效控制。

从邻避抗争的反动员角度而言，缩小处理垃圾的辖区，虽然一方面政策成本负担者的范围缩小，根据Olson(1965)的集体行动逻辑，将比较能够克服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问题，而形成抗争行动，但另一方面政策受益人的地理分布范围也同时缩小，比较容易凝聚足够的政治压力与抗争者对抗。在地方形成政策受益人的行动联盟将给予政策推动者实质上的支持，而地方性绵密的社会网络容易形成直接的社会压力，以集体利益的理由要求邻避抗争者妥协。「自己垃圾自己处理」的原则，让民选地方首长比较容易向选民交代，更重要的是邻避情结中难以化解的受害者心理，也会因而稍微减轻，也让政治菁英比较容易透过道德劝说以及实质的利益（如补偿金）分解邻避动员。此外，环保署将兴建焚化炉的主导权下放给地方，也让环保署避免直接站上争议的火线，容许环保署以上级政府比较超然公正的立场，监督地方的运作，并在必要时透过环境影响评估等机制为争议的双方提供仲裁服务。

从以上讨论可知，我国近年垃圾处理政策，深深受到邻避现象的牵动，因而发展成各地方政府各自处理自己垃圾，各自拥有自己垃圾焚化厂或掩埋场的现状。然而，从较具批判性的角度思考，现行的垃圾处理政策，尤其是目前垃圾焚化厂设置的情形，是否具有经济效益？

参、垃圾焚化厂的兴建与跨域处理的需求

诚如上述，如果治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供公共财货，则有效率的治理，必须考虑每种公共财货的供给事实上都有其最适的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当政策疆域越接近这个最适当的营运规模，则越能提升财货供给的效率（Brown and Jackson，1990）。因此，在其它条件允许之下，政策的制订者应该设法让政策疆域尽量接近该财货供给的最适营运规模，以追求最佳效率。

垃圾焚化处理这项公共财货的供应有多大的规模经济？目前以地方政府为主导者的现况是否是符合其最适之营运规模？从许多实证资料来分析，我国的废弃物终端处理似仍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从国外的例子来看，废弃物管理的营运规模可以非常庞大。除了有无毒性以及或民生或事业废弃物等常见的类别，完整的废弃物管理体系事实上整合了收集（collection）、储存（storage）、运送（transportation）、焚化或掩埋等终端处理（disposal）、以及减量（waste minimization）与资源回收（recycling）等主要次体系（O’Neill，2001），虽各有不同的财货性质以及规模经济，但可以透过购并、结盟、合资、成立子公司等常见的企业伙伴关系，进行水平与垂直的整合，以有效降低营运成本。著名的例子是全美最大的废弃物管理集团——废弃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 Incorporated，简写为WMI）——于一九六八年成立之初，整并了佛罗里达州以及芝加哥的废弃物终端处理公司，经二十多年的快速扩张，成为Fortune杂志排名的全球前五百大公司。全美第二大废弃物管理集团是废弃物事业联盟（Allied Waste Industries，Inc.），是数百个地方公司的集合体，其于一九九九年购并著名的BFI（Browning-Ferris Industries）后，目前营业额高达55亿美元，服务人口超过1千万，范围遍及全美37州。

上述废弃物处理产业在近几十年内快速蕈集成庞大集团的趋势，证明垃圾处理的规模经济显然相当可观——大公司能够整合运输、仓储、能源管理、以及资源再生使用等产业，降低营运成本，增加营运灵活度与对外谈判筹码，使得小规模经营的小公司因相对而言较缺乏效率，不是遭到淘汰、兼并，就是寻求彼此结盟以图生存。以垃圾焚化厂为例，每个垃圾焚化厂的兴建，动辄耗资数十亿元的经费；焚化厂的日常营运与维修也动辄数千万元，并涉及相当程度的专业，耗费相当可观的公务人力，除北高等财务规模较大的政府单位，实非一般地方政府有能力负担的公共设施。同时，焚化厂的运转必须燃烧相当吨数的垃圾量才能发电出售以维持损益平衡，而维持稳定的垃圾量以维持稳定的供电量之能力也让焚化厂具有较大的谈判议价空间。因此，若能整合不同焚化厂的营运以降低垃圾量供应的不确定性，将能增加营运效率。

此外，拜运输科技进步以及高速公路网发达之赐，废弃物处理的规模经济得以日益扩大，除了垃圾收集较属于劳力密集的产业，较有地缘上的考虑，其它次体系都因运输成本能够有效压低，而得以沿着特定终端处理厂址向外延伸，透过集中处理以达到更具效率的营运规模。而地方政府则透过委托外包（contracting out）等方式，让一些甚具规模的废弃物处理公司以较低廉的价格提供完整的服务，让垃圾在不同行政疆界之间自由流动，而不涉及「谁家的垃圾」与「由谁处理」的问题，似乎是较具效率的作法。

反观国内的情形，现行的垃圾处理政策正面临重大的考验。我国垃圾处理长久以来一直是最基层的乡镇市公所的职责，不但由乡镇市公所的清洁队负责收取垃圾，也由其负责找地方掩埋。此一制度设计也许因为垃圾收集、分类是劳力密集的工作，也有地域上的限制（在短时间内服务全境的需求），同时早年社会对于垃圾掩埋的卫生安全要求不高，因此允许地方政府以低成本的方式便宜行事。

在许多大型焚化厂兴建完成并顺利运转之后，垃圾处理虽有从乡镇向县市集权的趋势，同时九十三年版的「废弃物清理法」也规定，九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前各县市环境保护局应完成一般废弃物工作调整，由县环境保护局统一处理，届时如能否克服乡镇市公所的抗拒，依照各乡市垃圾处理设施能力宏观地调配县市境内的垃圾，将能增加垃圾处理的效率。但纯就经营规模的角度而言，县市政府其实还不是最适（optimal）之处理层级。一方面兴建的费用本身就是几十亿元的预算，没有中央政府补助，除了北高两市财政能力稍佳之外，几乎没有地方政府能够负担这样庞大的费用。而操作经营与设备维护则涉及相当的高的专业需求以及可观的经费，往往也超过地方政府能够负担的极限。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就全国焚化厂的总处理量而言，已远远超过总需求量，但焚化厂因兴建时程的差异，在各县市之间的分布并不平均，导致有些县市有高额的余裕处理量，有些却还没有焚化炉处理自己的垃圾。由于过去十多年来垃圾焚化炉的兴建与营运都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虽然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对焚化炉有不同程度的需求，但因为早期垃圾无处可去所引发之垃圾危机是如此刻骨铭心，让各地方政府莫不希望透过拥有自己的焚化炉，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垃圾处理的问题。此外，环保署巨额补助地方兴建焚化炉的政策，也提供了重要的财务诱因，导致地方努力与地方居民达成各类补偿协议，积极弭平地方的邻避抗争，让许多地方的焚化厂都能完成兴建并顺利运转。在各焚化炉相继完工加入营运之际，环保团体开始质疑环保署核准兴建的焚化炉已超过需求量。

根据环保署的统计，台湾地区九十一年的垃圾清运总量约为675万公吨，其中56.62%（共约382万公吨）以焚化方式处理。而环保署八十年核定兴建并完工运转的18座焚化厂，若以85%的操作运转率计算，目前国内处理容量每年约已超过612万公吨。若再加上即将完工的宜兰利泽厂、基隆市厂，以及八十五年核定兴建将于近年完工的各焚化厂所拥有的196万公吨，近年内将有超过800万公吨的总处理容量，不但超过处理目前所需焚化垃圾量的两倍，即使全部清运垃圾都已焚化处理，届时处理容量也远超过所需之量。换句话说，许多焚化厂不是必须以处理事业废弃物来填补，就是将面临无垃圾可烧的窘境。而县市政府往往与焚化厂代操作厂商签订保证进厂量的契约，依目前过高保证量，对许多地方政府都产生很大的压力，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政府需付费买垃圾给焚化厂，或焚化厂之间互相抢垃圾烧（以维持发电量）的现象。至于环保署当初为何核准这么多焚化厂之兴建，主要是因为受委托的学者依照当初的垃圾量以及10%的成长量推估出来的需求量过高所致，而学者则是依据环保署提供的统计资料来估算。相关的统计资料是由下级政府层层汇报至环保署。由于以往垃圾以掩埋为主时，各乡镇清洁队并没有精确估算垃圾量的能力与动机，仅能以「车」为单位概略推估。

对于基层的清洁队员而言，清运量攸关其工作绩效以及人力、预算的规模，因此宁愿高估也不可少算。反之，当以垃圾以焚烧为主要处理方式时，由于焚化厂有较精确的磅秤，而且垃圾量多寡攸关政府必须负担的费用，因此基层政府单位有动机提供相对精确的数字。这也许是我国近年垃圾减量的成效异常卓著的部分因素——从八十七年每人平均1.13公斤的垃圾量，大幅降为九十一年的0.86公斤，降幅高达27%。然而，民众环保意识抬头，各种资源回收（如保特瓶回收计划）与垃圾减量措施成效卓著，以及民间加入垃圾处理（如台塑收取厨余以生产有机肥）产业等因素也可能有重要影响，让今后的垃圾量持续下降的趋势相当明显。

垃圾焚化处理容量远大于需求量虽然是许多垃圾焚化厂营运绩效不彰的结构性因素，但地方行政疆界的藩篱，让各县市各自为政无法互通有无，才是更重要的问题。由于各县市在垃圾处理方面各自为政，同时兴建焚化厂的进度不一（有些比较顺利，有些则遭遇较大的阻挠），因此现阶段焚化厂在各个县市的供需情形也不一样：有的县市可能因面临较剧烈的抗争，无法顺利兴建焚化厂，导致目前垃圾末端处理设施的容量不足，因而对焚化厂的需求相对较高；反之，有的则因境内已有多座焚化厂，余裕处理量甚大（如高雄县有仁武、冈山两厂各1350吨的日处理量，却只有800吨的需求），却因为地方政府唯恐引起民众抗争，不愿进行跨县市的整合以改善各地「垃圾市场」供需失调情形。

此外，从财政上的角度，让垃圾在不同行政区域内自由流动也将有互蒙其利的效果。从环保署（2003）提供的资料来看，许多焚化炉委托民营事业单位代为操作。由于各类契约条件不同，代操作的费用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从最低的每吨负136元，到最高的849元，此间相差将近1000元。若能降低对高操作费焚化厂的依赖，把垃圾转到低操作费的焚化厂，则有节省公帑之效果。为了让既有焚化厂维持营运的效率，也让各县市能够透过转运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建构垃圾管理区域合作机制乃全然合理的思考方向。但政治可行性多高？是否会激起新的邻避抗争？

肆、跨域合作管理垃圾的可能——以嘉义县市的合作机制为例

跨域合作有其困难度。赵永茂教授列举了跨区合作及管理经常面临包括政治、经济、组织等层面的限制。在政治面，可能发生中央与地方垂直政府间（或政党）的对抗（vertical confrontation）、水平政府（或政党）间对抗（horizontal confrontation）、同一政府内的行政立法冲突（internal conflict）、府际关系与府际管理法制的建立不足等问题，以及不同地区公民投票议决冲突等问题，干预跨域合作的形成。在经济方面的限制，则可能有双方合作所生之外部效益不足以提供合作之诱因、地区产业及经济衰退区的威胁、经济性机能与组织发展不足导致经济发展规划案与其它竞标外包合作案不易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文化、历史保护的竞争等问题。最后，行政机关本身则可能有本位主义，缺乏合伙之观念、经验、技术与组织等内在因素，都可能形成阻碍（赵永茂，2003：62）。因此，跨域合作在台湾成功的例子至今仍相当有限。

一般讨论跨域合作处理垃圾的案例，都会提及台北市与基隆市之间的合作协议——由台北市提供基隆市300吨垃圾焚化处理量，而基隆市则代台北市处理等量的灰渣，堪称为互蒙其利的双赢协议。然而，诚如环保团体所批评，此一协议背后的前提是基隆市自有之600万吨容量垃圾焚化厂仍持续建造，近期内将完工运转，届时将不再需要与台北市合作处理，颇有暂时解决基隆市垃圾处理燃眉之急的意味，并无透过跨域合作以达到最适营运规模、提升垃圾管理效率的意图，故难谓的新治理的范例。反观嘉义县市所达成的协议，虽不见媒体大肆报导，知名度远不如北基合作案例，但以其较有长治久安的企图，也有降低彼此营运成本的效果，因此十分值得深入了解，探讨这类合作案例成功所代表之多元治理上的意义。

一、鹿草垃圾焚化厂的兴建与达和公司的营运

长期以来，台湾地方政府一直十分仰赖中央政府的财政补助，地方大型公共建设更是极端仰赖补助，而争取的途径有二：

一、是地方人士充分合作，以筹集资金，并借资向上级请求补助。

二、是地方首长、民意代表的合作向上级争取补助（赵永茂，1978：219）。因此，派系争斗严重的地区如云林县、嘉义县等，地方首长与不同派系合作争取上级政府的建设补助，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基本上，焚化厂属于「邻避」设施，亦即不受人欢迎的设施，但这种属于区域性的公共设施，以邻避设施的特性来分析，焚化厂所生之效益为广大区域的使用者共享，但其所产生之负面外部效益则由厂址邻近区域之民众来负担，其次，设施之兴建本身属于高度专业科技知识。

嘉义县搭上环保署「台湾地区垃圾资源回收厂兴建计划」的列车，争取到鹿草焚化厂的兴建计划，并顺利克服地方的反对声浪，于九十年完工运转，提供每日900吨的垃圾处理量。在设厂之初，虽然也遭遇民众的抗争，但诸多因素让这些抗争活动并未形成太大的政治压力。首先，就设置的地点而言，其设置范围倘依都市计划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类推，必须符合：「应在不妨碍都市发展及邻近居民之安全、安宁与卫生之原则下，于边缘适当地点设置之」，垃圾焚化厂设在台糖的土地上，不但减少了土地取得相关补偿的争议，同时其周围广大的土地都是台糖的甘蔗田，人烟相当稀少，因此甚难达到较具威胁性的抗争规模。第二，焚化厂的厂址虽座落于鹿草乡，但在与太保市与朴子市交界之处。鹿草乡本身人口不多，加上乡长缺乏地方派系奥援，动员有困难。

邻近两市的政治菁英虽然可能有意运作，但因垃圾焚化厂并不设在自己辖区内，抗争的正当性便似有商榷余地——虽焚化厂紧邻自己的小区，但就行政疆域而言，仍在别人家后院。第三，因太保市的距离稍远，受焚化厂影响较大的区域应属朴子市，但此间未见朴子市曾经发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由于朴子市市长黄纯真与嘉义县县长李雅景分属不同派系，理论上前者应该有充分的动机进行杯葛以牟取最大的政治利益。然而，由于环保局长吴荣辉为朴子市新庄人，一方面在朴子多年经营，培养基层实力，另一方面也在环保业务上尽力挹注朴子市财政资源，增加黄市长的政绩，方便其为连任铺路，因此让朴子市长愿意采取比较温和协商的路线，放弃激烈抗争的手段。虽然上述因素都草根性的抗争活动能够被有效化解，但一般认为鹿草焚化厂能顺利兴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要归因于嘉义县一派独大的地方派系的结构。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执政的国民党内主要有黄派与林派两大势力。当时嘉义县政府由黄派领导人李雅景主政，而县议会也以黄派势力较大，由黄派的董象担任议长，侯清河担任副议长。由此时府会一家亲的情形，显示黄派这段期间在地方政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让县长能够有较大的施政空间。而派系与其桩脚不但在选举时是动员的机器，平时更是被政治菁英用心经营的社会网络，因此在邻避抗争的动员与反动员操作上，居于枢纽的地位（汤京平，2000）：

黄派的县长除利用其执政优势，顺利安抚地方菁英，也透过参访既有焚化厂的观摩活动，有系统地与地方民众进行沟通，减低其对于污染的疑虑，而获得相当显著的效果。

嘉义鹿草焚化厂九十年底完工时，依照BOT的规划，将操作经营权公开招标，最后由达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和公司）标得操作经营权。达和公司为一上市公司，在全国各地以BOT方式取得焚化厂的操作营运合约。从八十五年到九十年止，其先后取得「台北县树林垃圾焚化厂」、「台中市垃圾焚化厂」、「嘉义市垃圾焚化厂」以及「嘉义县鹿草垃圾焚化厂」的委托操作营运合约，已为全台湾规模最大的废弃物管理公司。目前负责操作营运的三座焚化厂——台中厂（900公吨/日）、嘉义厂（300公吨/日）、鹿草厂（900公吨/日）——每日之操作处理量可高达2100公吨，服务的县市人口在当时已达200万人之多。其于九十二年又取得台北县八里垃圾焚化厂之代操作营运合约（1350公吨/日），以及云林县林内焚化厂的BOO案（600公吨/日），俟后者开始营运，其垃圾焚化处理之经营规模又将倍增。此外，达和也与操作经营高雄县冈山焚化厂的台糖公司达成定量垃圾供给的策略协议等，透过其规模越来越大的垃圾清运事业网络，及各地的转运站，达和已默默地达到县市间垃圾搬有运无的功能。

除了水平整合，达和公司的垂直整合也相当有规模。为因应北部工商业发达的县市因垃圾掩埋场、焚化厂处理容量不足所引发的商机，其于九十一年起增加废弃物转运业务，并于九十一年、九十二年分别取得台中市及台北县辖内之废弃物转运服务，年废弃物转运量约为22万吨。此外，其亦成立子公司达和废弃物清除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台北地区废弃物清除及沟渠清理工作，年废弃物清运量超过3200吨，各种机具与车辆约50辆。也许因为其具备这些垂直与水平整合的庞大营运规模，导致其在操作经营绩效方面有非常亮丽的成绩。其代操作的嘉义鹿草厂年平均运转效率高达96%，在环保署九十一大型垃圾焚化厂营运绩效评鉴中，名列第一名，而台中厂也名列第三。

从达和的营运策略来看，其以嘉义鹿草焚化厂为核心，透过公司的废弃物清运体系，加上依约取得之操作经营权的台中市、嘉义市、嘉义县三个焚化厂，均具备地缘接近优势，皆在100公里之内，垃圾转运成本在高速公路的便捷性之下，可以降低营运成本，增加获利。焚化厂营运获利的关键，除了降低进料（垃圾）的成本以及出货（电能）的价值（如夏季电能的价格较高），最大的问题还是能够维持更高的运转率，除了停车维修，最好都能满载运转。但由于垃圾供给的多寡变异量极大，而垃圾体积也大，故虽然焚化厂本身通常拥有庞大的储存槽，可以维持三天以上的供应量，但不管垃圾量暴增（如风灾之后）或骤降（如清洁队放长假），都会造成困扰。因此，有效调节焚化厂的垃圾量遂成为提高营运绩效的重要条件。

由于嘉义县实际垃圾处理需求量仅约400多公吨，这让鹿草焚化厂每日有四、五百余公吨的余裕处理量，能够容纳其它厂的超额需求。例如台中市每日的垃圾量约有1000吨左右，而台中市焚化厂只能处理700吨，因此有300吨的垃圾必须藉由外县市的焚化厂来协助处理。而达和公司的营运体系，就提供这些垃圾一个重要出处，由达和运交鹿草焚化厂加以调节吸收。以二○○四年上半年为例，透过达和公司台中转运站进入鹿草焚化厂处理之废弃物少则每日50公吨（一月），多则每日174公吨（六月），显示民间环保公司的灵活经营策略，有助于焚化厂的操作营运效率，更为垃圾跨域处理的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二、鹿草焚化厂：县府的聚宝盆

根据BOT的原则，鹿草垃圾焚化厂兴建完成后，交由民间公司代为营运，经公开招标，最后由全国最大的废弃物处理公司——达和于九十年十二月一日取得二十年之委托操作营运权，与县政府签订契约，详细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比较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县政府对于达和有垃圾进厂保证量的承诺：若将900公吨每日处理量以85%操作运转率计算，焚化厂将至少有765公吨的日处理量，其中由县政府保证提供432公吨的垃圾，而每吨需付给达和234元。换言之，在这个数量以下的垃圾，不管多少，县政府每年至少必须支付约3700万元处理费给达和公司，若未达到这个数量，还有发电损失等相关赔偿。就某种程度而言，这协议让达和立于不败之地：只要将营运成本压低到这个数字之下，就不会亏本。另外，达和则有333公吨的保证量，除这部分处理容量可以自行运用外，若操作运转率高于85%则其自行处理额度更高。因此若能妥善经营，达和应能创造相当可观的营收。

乍看之下，政府好像签订了一个图利厂商的协议。但从达和对政府的义务来看，则可发现政府不但能藉此解决部分垃圾问题，还能够增加县库收入。达和一方面可能利用鹿草的余裕量支持其它达和代操作焚化厂处理过量的垃圾，另一方面可能够向县政府争取处理一般事业废弃物的执照，吸收处理单价更高、更具利润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但不管这部分燃烧物来源为何，达和都必须上缴县政府每公吨1474元的费用，包括回馈金200元、灰渣处理费300元、焚化厂折旧费974元等。因此，若达到85%的操作率，则达和将缴给县政府接近1亿8千万的费用，让垃圾焚化厂成为县库的聚宝盆。为此，嘉义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专款专用的垃圾处理基金，目前盈余已接近3亿元。

这样的协定让达和与县府有一致的利益：两者都希望焚化炉能够达到更高的操作运转率。对于达和而言，其主要利润来自于发电出售的利润以及向服务对象收取的处理费。鹿草焚化厂为机械式焚化处理技术之大型焚化厂，其燃烧过程中产生之热能，可以气电共生的方式产生电能，然后转售给台电。据估计每吨垃圾可以产生500～550元的发电营收，因此达和公司处理每日765公吨垃圾的总发电效益约为1亿4千万元，若加上县政府支付的3千7百万元的保证量处理费，就接近达和应缴交给县政府的费用。此外，达和的另一项主要收入则为对外收取垃圾处理费。达和为嘉义市处理每吨一般废弃物可收取849.2元的处理费，而一般事业废弃物的处理单价更高，可能高达1800元一吨。这些都是属于达和的利润。但不管是发电效益还是处理费收入，都与处理量成正比，因此让达和有动机维持稳定的垃圾量以提高操作运转率（例如九十一达到96%）；对于县政府而言，提高操作运转率也意味着达和将上缴更多的费用，对县府也有更多收入。而当达和能够吸收的垃圾量远超过焚化炉的处理量时，达和也比较不会计较县政府保证量的短差，乐于取用县政府的保证量。基于以上原因，县政府因此也乐于协助达和对外吸收垃圾，维持接近满载的高操作运转率。在这个诱因结构下，嘉义县市合作处理垃圾的机制默默地展开。

三、嘉义县、市垃圾焚化处理合作机制的形成

嘉义市本身也有一个300公吨日处理量的湖内里焚化厂，但以85%的操作运转率估算，日处理量仅达255公吨，远不敷嘉义市312公吨的日清运量所需。而都会区地狭人稠，卫生掩埋场的增设势必遭遇非常大的阻力。因此需委托其它民间废弃物清运公司，将为数不少之垃圾送至高雄县仁武垃圾焚化厂处理。因此，若能将垃圾运往近在咫尺的鹿草焚化厂代为处理，将是更符合经济效益的作法。

但行政疆界的隔阂可能让咫尺成天涯。嘉义县市之间的关系看似唇齿相依，但近年透过合作协议而互蒙其利的经验实际上非常有限。嘉义市在七十一年改制为省辖市后，多年来一直由无党籍的许家班取得地方执政权，在许家班的影响下，传统上是由反对国民党的势力所主导。相对而言，嘉义县虽有传统派系政治的竞争，但在九十年之前是由国民党长期执政。因此，嘉义县、市之间，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各自为政。此外，县、市分家之后，嘉义县因大量县有财产座落于嘉义市，为了财产移拨使用问题，更造成前嘉义县、市政府之间冲突不断，特别是嘉义县李雅景县长（八十三年至九十年两届任期）与嘉义市长张文英（八十三年至八十六年）及张博雅时代（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龃龉最为明显。

然而，县市政府间的关系在八十九年五月市长张博雅入阁、市政由副市长陈丽贞代理后似有改善的迹象。陈丽贞曾任环保局长，上任后不久即着手进行八掌溪畔湖内里垃圾掩埋场的迁移计划。讵料清理出来的垃圾量过大而发生无处堆置头痛问题，使市府垃圾处理的需求量突然大增。加上九十年年底又逢地方选举，因此对于市府产生很大的垃圾处理压力。适逢嘉义县鹿草焚化厂刚完工，试车运转需要相当数量的垃圾试烧，不但释出相当庞大的垃圾处理容量，而在各乡镇市公所尚未完成垃圾供应配合措施的情况下，湖内里垃圾场清出的垃圾恰可节决县府的燃眉之急。在此互利基础下，九十年六月开始，嘉义县政府许可部分嘉义市湖内里掩埋场清出的垃圾进入鹿草厂焚化处理，以每公吨处理费八百元计，期限至九十年年底止。

虽然是试验性质的方案，非属两地方政府之间的常态协议，但已开启了日后合作的契机。

除了嘉义市对于垃圾处理的压力持续存在，嘉义县本身未能收到足够数量的垃圾也是促成合作的主因。嘉义县的保证进厂垃圾量为每日432公吨，但根据环保署发布之统计，嘉义县扣除资源回收、厨余回收及少部分仍以卫生掩埋处理之垃圾后，被送进鹿草焚化厂处理之垃圾量平均每日低于400公吨。因此，嘉义县仍有约30公吨的余裕量，若能透过协议代收其它县市的一般废弃物，并酌收处理费，将有充实县库的实质利益。由于焚化炉的余裕处理量仍有支持的空间，故在鹿草焚化厂九十一年一月试烧期满之后，仍旧沿袭之前的合作模式，而达成嘉义市政府以每日50吨及每吨处理费新台币1000元的代价（含灰渣处理），把垃圾送进嘉义县鹿草焚化厂的协议。

从客观数据来看，嘉义县在这项协议中显然给予嘉义市相当大的优惠，因为嘉义市把垃圾送进其湖内里焚化厂，必须支付给达和的代操作费每公吨也高达849.2元，另加灰渣处理费300元。

而其若透过达和吸收，算进达和自行处理的额度，则因为达和每吨需缴交1474元给县政府，故达和若希望能够达到本益平衡，处理费则可能相当高。不但在价格上相当优惠，更最重要的安排其实是只设定处理上限的条款：协议中只规定嘉义县必须提供每日50吨的处理容量给嘉义市，却未规定嘉义市保证提供的数量，由于嘉义市没有垃圾掩埋场或转运站堆放垃圾，这条件给嘉义市相当大的弹性处理空间。但也由于嘉义市进入鹿草焚化炉的垃圾量并不稳定，因此造成鹿草焚化厂设备利用上的困扰，成为嘉义县比较迫切希望处理的问题。

这问题后来透过「嘉义县市联席会报」的协商机制来解决。九十年年底县市长选举时，原属国民党籍的嘉义县地方派系林派领导人陈明文加入民主进步党，获得征召并竞选成功，嘉义县地方执政权首度易帜；而嘉义市则由许家班支持之无党籍代理市长陈丽贞（九十二年三月陈丽贞市长也宣布加入民主进步党）胜出后，能够有效整合资源，避免有「各自为政」及「重复投资」的情形，县、市政府开始规划府际公务协调的机制——县市联席会报。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两位新市长首度召开，之后并顺利运作，每季召开，持续商讨县、市政府间可以彼此协助的事项或共同推动的政策。

既有的垃圾合作处理模式在经历将近一年的运作后，在第三次联席会报（九十一年十月）中提出检讨。由嘉义市垃圾处理的容量并未改善，因此市环保局提案请求嘉义县鹿草垃圾焚化厂于下一继续协助其处理垃圾焚化事宜。嘉义县环保局虽因焚化厂尚有余裕而表示同意，但在第四次联席会报时指出，嘉义市一直无法确定进厂之垃圾量而造成嘉义县的困扰，因此要求嘉义市政府重新评估进厂需求量，并提出每月保证进厂量。几经协商后，县、市环保局于九十二年三月之协调会中达成协议，鹿草焚化厂保留给嘉义市的处理容量降为每月300公吨，即每日约10公吨（嘉义县政府，2003）。但实际上，跟据嘉义县环保局进行总量统计粗估，从九十二鹿草焚化厂代嘉义市处理的一般废弃物，每个月约在450公吨上下，平均每日约有15吨，略符合县政府能够容忍的范围。

在此协议之下，市政府当然是赢家，因为其能够以较便宜的方式处理垃圾处理容量不足的问题。相较于其于湖内里焚化厂自行处理垃圾的成本849.2元加上灰渣处理300元，嘉义县的方案反而更优惠。若能将嘉义市的焚化厂改收处理费单价更高的事业废弃物，而一般废弃物送交鹿草处理，则无疑将为市民省下相当可观的市政预算。不过嘉义市并未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协议。九十二年以来，嘉义市一方面推动垃圾强制分类及资源垃圾回收政策，另一方面把商业区的垃圾界定为事业废弃物，要求业者自行委托私人的垃圾清运处理公司收取，而将经手的垃圾量减低到平均每日245.4公吨的能够自行处理范围。

对于嘉义县而言，这项协议也可为县库赚取相当丰厚的收入。如前所述，也许是预留垃圾成长空间的考虑，县政府与达和所定的每日432公吨之保证进厂垃圾量有点过高，实际上各乡镇市送进鹿草焚化厂的垃圾量已减低到400公吨以下，而持续下降的垃圾量，也让县政府为满足垃圾保证量而产生不小压力。达到保证量之前的30多公吨余额，不管有没有垃圾进厂都需支付固定的处理费，甚至还要加上发电损失。而代嘉义市处理每日约15公吨的垃圾，因在保证量之内，并不增加成本，与现况相比，却能为县库赚取每年约540多万元的收入；而即便代收量超过嘉义县承诺的保证量，达和也承诺第一优先处理县政府的垃圾，处理费也有优惠的议价空间。因此，这协议实可谓具企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治理之实例。对于达和而言，维持最高操作运转率是基本原则。虽然县府垃圾量不足432公吨时，也会支付等量的处理费，并依照复杂的发电损失公式对达和进行补偿，故达和没有损失，但如果县政府送进厂的垃圾越接近其保证量，则达和越能维持高水平的运转操作率，发电量与售电收益也会越高，因此达和也将乐观其成。从这观点来看，这个跨县市合作处理垃圾的方案可谓三赢的范例。

伍、结论——跨域治理的政策建议

在立法院永续会的质疑下，环保署于九十三年重新检讨其焚化炉兴建政策，行之多年的「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在立法院与环保团体的压力以及学者的建议下，终于改弦易辙，以抽象的「跨域合作处理」原则取而代之，在取消南投、花莲以及澎湖等县的焚化厂兴建计划之后，这些地区将不会拥有任何焚化厂。若兴建垃圾掩埋厂的阻力仍旧难以克服，则势必要依赖邻近县市的掩埋或焚化设备，来协助其处理无处可去的垃圾，如花莲的垃圾可能转运即将完工的台东或宜兰利泽焚化厂。在九十三年五月五日的环保国是论坛中，环保署把全国23县市划为六区，宣示其跨区域处理机制。这办法看似合理，但似乎把问题拉回到原点：如果没有邻避问题之类的政治因素，当初就不会有「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也就不会有今日焚化炉分布不均，造成有些县市没垃圾烧要被罚钱、有些却有垃圾无法处理而即将爆发垃圾危机的窘境。反过来说，当初既有邻避问题，现在为何就没有？以往因为地方居民抗拒、菁英政治操弄的问题而采取分权的处理方式，现在透过中央强制的区域划分却能防止同样的剧目再度上演？

中央集权从来不是解决邻避问题的良方。环保署强力介入反而容易重新挑起地方民众的危机意识。尤其当台湾几乎年年有选举，当选举迫近时，参选的地方政治人物可能为了争取媒体曝光率而介入甚至领导这类抗争运动，或利用这类事件激起民粹风潮来对抗在位者的优势。反之，利用公私协力的方式，把垃圾处理有技巧地归类到私领域的范畴里，可能反而是防止垃圾政治化的可行之道。若观察欧美国家的发展，一般废弃物的处理设施发生邻避抗争的案例已日渐减少，较难善了的往往只限于有害废弃物或辐射性污染物的处理。除了因为这些国家处理废弃物的卫生安全标准甚高，而政府管理这些废弃物处理的信用已经建立之外，这和这些国家长久以来透过委外等民营化方式处理废弃物也有密切关系。民营化把废弃物处理的成本适当地反映在营运效率上。为了防止居民抗争或官司，民营公司有动机严格控制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令人厌恶的成分（如恶臭、空气或水源污染、戴奥辛危害等）。当这些令居民厌恶的成分变得不明显，垃圾就与一般商品无异，而邻避情节将会获得舒缓。而垃圾变成私领域范畴内的商品，则政治人物拿来操弄的正当性就不复存在。

事实上，本研究所呈现的跨域合作，在环保署的鼓励下，已经在许多地方默默地运作，而且成效相当良好。除了前述台北与基隆知名的合作方案、南投县的垃圾远赴高雄冈山焚化厂处理、以及台中垃圾透过达和进入鹿草焚化厂外，云林县大埤乡的垃圾也就近送到鹿草焚化厂处理，嘉义县政府也比照对嘉义市的办法，以每公吨1000元的价格代为处理，除填补县府保证量的不足外，也为县库创造可观的营收。若林内焚化厂竣工运转，大埤乡的垃圾必须送过去处理，则政府需支付的费用每公吨将高达2555元。本研究结果显示，垃圾转运其它县市所涉及的邻避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的政治纠葛，似乎并没有想象中严重。府际合作加上公私协力所达成的三赢效果，在本案例中充分已展现。达和公司在许多地方都标得政府的焚化厂操作权，因此在公司内自行调配各厂垃圾来源与储存量，以最符合经济效益的方式进行调节，因属于私人公司的内部营运问题，所以政治显著性不高，只要不发生诸如汞污泥出口之类的丑闻，政治操作的可行性不强。因此焚化厂区附近居民为该厂处理外县市垃圾而抗争的情形其实并不多见。比较常见的政治效应只是议员在议会中向环保局官员提出相关质询。然而，只要能够提出数据证明这类合作处理不会妨碍本县市的垃圾处理，且有利于县市政府的财政健全，就能满足议员展现问政成绩的需求。此外，因为政府与代操作厂商之间订定了契约，能够透过法律来保障民营公司收取其它县市垃圾的裁量权，政治菁英介入的空间也就比较有限。

这个案例本身有一些特定的条件，使它在其它县市的适用性受到限制。最明显之处是合作的县市双方刚好需求互补，合作方案对双方都有明显的财政收益，因此能够有充分的正当性以避免议会的杯葛。而在正当性充足时议会也不一定不会杯葛，因此县市长也需有相当的政治实力，如对派系力量的适度掌控，来防止合作案受到议会力量的破坏。此外，更显而易见的因素是嘉义县市同为民进党执政的县市。跨政党的地方合作虽非不可能，但会因为政党利益不一致或彼此信任不足而显得困难度更高。其它因素如主其事者（特别是县市长与环保局长）展现的斡旋才能当然也攸关本案的成败。因此，这类跨域合作要能成功，有一定的难度。

然而，由本案可知，多元治理可能是最能配合地方需求，达到治理效率的最佳方案。地方政府透过与厂商签约的方式，建构起厂商与政府都能互蒙其利的诱因结构，同时也透过私有化的方式来克服潜在的政治争端。本研究事实上展示了这样的可行性。此间，透过民营化降低政治争端、避免中央过度干预、由地方主动寻求合作伙伴、共同发掘协商双方共同利益等原则，应可普遍适用于所有跨区域处理一般废弃物的情境。相较于环保国是论坛中诸多倾向于集权的建议，如环保署内增设统筹的焚化行政单位、组织焚化厂行政法人、成立区域议会等大幅冲击现有体制的变革，本研究并不认同。依照多元治理的精神，有效率的治理应指向更细致的合作模式——由具有地方知识的地方政府主导，透过垃圾处理民营化政策及个别地方政府间的协议，设法建构起双赢的契约诱因结构，并透过法院强迫两造执行契约。环保署在此间可透过提供补助款等诱因及搜集相关契约或协议模板等方式从旁协助，而不宜强力介入，以维持协议的志愿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