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语境学》教案
《语境学》教案
语境即言语环境,亦即使用语言的环境。古语云:?d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言有宜也。这“宜”,也就是要与环境相适宜。同一颗痣(?d子),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有美丑之分。这说明了环境的重要性。
语境(context)自1923年由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次提出后,现已成为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修辞学家陈望道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题旨情境理论,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1],他还进一步指出:“写说是要适应当时的题旨情景的,只有适应当时的题旨情景的修辞,才是好的修辞。”[2]这里的题旨情景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语境。
语境是现代修辞学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以说,没有语境,就没有修辞。一切修辞活动,包括听说读写都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言语交际离不开语境,作品的编码与解码也离不开语境。
文学话语是特殊层面的言语交际。语境,作为话语存在的家园,在文学话语中也就带有了不同于日常交际语境的特点。语境作为参与文学话语建构的因素,是一个需从多维视界加以审视的复杂体,它往往使对语言的审视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而与文艺学、美学、哲学、心理学、信息学等学科共享资源。
第一讲 语境的多维空间
文学语境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复杂性表现在分层装置。文学语境是一个多层面的聚合。既有显性的语符层面,又有隐性的认知层面与审美层面。语符层面又有着下位分层,内层是由语言材料构成的言语代码体系,它由言语代码的语音、语义、语法三个平面组成。外层是与言语有关的所有其它因素,包括社会背景、时空背景、审美因素、心理因素等。进入语境的语言符号要受制于语境各因素,语境各因素纵横交织构成了特定言语代码的坐标轴。
在文学话语同一交际界域中,往往存在着多种语境因素。与话语中心关涉的时间、空间、社会背景、对象、话语目的及上下文等因素往往处在相互关涉、相互制约的状态下。这些多维的语境因素聚焦于同一话语中心,又与话语中心呈现 1 纷纭复杂的关系,从而构成了话语与语境的多形态格局。这就使语境对话语的制约、干扰或生成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
第一节 语符层面
语符层面,是由语词纵向组合而形成的链接,它以线性的外在形式作用于读者的视觉感官。在这一层面上语境以语言材料组成的上下文或前言后语出现,而又隐含着言语代码所表示的时间、空间、对象、背景等因素。就这一意义而言,文学语符层面是由语符表层和深层的因素构成的。
文学语言在语符层面表现出与日常语言运用截然不同的特色,试看下例: 报告团计划先去南方比如深圳珠海一带,到那边接受一些最新信息,西丽湖海上世界深圳湾大酒店游乐场的过山车毕竟大家都没见过。然后沿京广线北上,途中的大城市比方长沙武汉郑州石家庄之类都打算下一下。那些地方都有出租车,这场演讲必定能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加上橘子洲头黄鹤楼及稍稍弯一点路即能去的少林龙门石窟都能激起爱国之情和陶冶性格。北京是重点。
方方《白雾》 从语言规范角度看,上例每个句子内部都符合语言结构规则,但从句与句之间的链接来看,内在的逻辑关系便显现出某种断裂。“接受最新信息”与“西丽湖海上世界深圳湾大酒店游乐场的过山车”并无什么联系。“有出租车” 与“演讲的效果”之间也无必然联系。从地理位置来看,“橘子洲头黄鹤楼”与“少林龙门石窟”并非“稍稍弯一点路即能去的”。最后的“北京是重点”也显得突兀。这种语符在线性排列上的超常规,在当代文学中以“狂欢”的局面出现,表现了语言规范与创新的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一现象,我们将在“解构中重新建构的文学语符”部分加以探讨。
语境在语符层面不仅指语言材料紧邻的关系,还包括整个文本篇章。理解一个语言符号或符号组合,有时得联系篇章大语境。不联系篇章,人们就无法理解《祝福》中,四婶的一句“祥林嫂,你放着吧!”为什么给祥林嫂以致命的打击,无法理解“我真傻,真的”表现了祥林嫂怎样的心态,反映了人们怎样的接受心态,以及与社会背景的关联。
在语符层面中除了语言材料以显性形式构成语境要素外,还隐含着其他语境要素,即有些学者称为“言外语境”的语境要素。“言外语境”要素实际上也是 以语符为外在载体的,只不过其所指隐含在语言材料的深层。这些语境要素包括时间、空间、对象、目的、背景等,各语境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构成文学言语的语符层面。
时间语境,即与语言使用有关的一切时间要素,大到时代背景,小到某一时段、时刻。时间语境对语言使用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诗经•硕人》中有几句比喻形容姑娘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颈如蝤蛴,齿如瓠犀。” 蝤蛴即天牛或金龟子的幼虫,这样的喻体如用来比喻当代的姑娘,则显得可笑。时间因素是语词所表现的内容的很重要的依据。林明理在《想起了一道数学题》开头讲述了儿时曾做的一道数学题,这大约是1975年,小学二年级课本里有这样一道题: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为173公斤,苏修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为83公斤,而美帝的仅约8公斤。求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分别比苏修的、美帝的重多少?这道题做完后小学生们都无比自豪,因为我国的人造卫星比苏修、美国的都重了许多。长大后又读了一些书,才知道这个数据虽然是正确的,但却有着时间差问题。我国的为1970年4月,苏联的为1957年10月,美国的为1958年2月。由此,作者讽刺了命题人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取材技巧”。这位命题人将不同时间的成果放在一块比较,目的是要制造假象,刻意突出我国的成就。这件事中对时间因素的混淆导致了现实现象的虚幻失误,但这种题目恰切地反映了在那“一切都要与政治挂钩的年代”,社会价值取向对人们思维的误导。在文学言语中,时间语境使作品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王蒙小说里充溢着浓烈的时代色彩,他通过时间差异所形成的反讽来表达作品的主题,表现深刻的含义。如《失态的季节》中写反右高潮时,钱文由于去吃了顿西餐被发现而打成右派。小说写钱文的心理感受:“面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钱文不能不感觉到人民的伟大与自己的渺小,人民的充实与自己的空虚,人民的光明与自己的阴暗,人民的苦口婆心与自己的自甘堕落,人民的热烈与自己的凄凉。总之,人民是沸腾的大海而自己是瑟缩的秋虫,人民是历史主人而自己是历史的垃圾,人民是火红的太阳而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魑魅魍魉„„”这些话语充满了极左时代的“革命色彩”,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王蒙文革题材的作品中带有大量文革特色的用语,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时代特色。如《名医梁有志传奇》中写道:“„„又有人说梁有志的进步恐怕还只能算是一些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他的问题不少。再说,他的进步里包含着不纯正的动机。不能只看给暖瓶灌开水。同样的暖瓶同样 的水,有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无产阶级的,另一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非无产阶级的。”对小事无限上纲上线的可笑情景,真切地反映了十年**期间人们对事物推理逻辑的荒谬,嘲笑了十年浩劫中人们思想意识的可悲。王蒙利用特定的时间语境,写人物,写事件,表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作品的时间语境是通过语言形式与内容表现出来的,描绘特定时代背景的作品带上了特定时代的特色,读者由此读出了时代感。如一首题为《请好好用我》的诗这样写道:
我只想做一个工具。
做一个有用的工具。
请好好用我。
……
我应付不了这人世的风云,所以我知道自己达不到做人的标准。
那么就让我做工具吧,做一个简单的工具。
……
现在,我连这点可怜的要求都没有了,火焰离去剩下的是冰点。
于是,我连怎样做一个工具
也不知道了。
这首诗出自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小说以年谱的形式,记录了1957――1966年间,武汉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的一批知识分子的颠簸命运。他们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三峡大坝的勘探设计工作,但“整风”、“反右”、“文革”一系列政治运动,摧残了他们的肉体和精神,他们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中挣扎。上述诗歌是吴松杰对无法施展才干的苦闷的倾吐。语言形式纯朴自然,虽然全诗用隐喻构成,但其喻体“工具”的寓意明白显露。除了“火焰离去剩下的是冰点”带有诗意的美化的语言外,其他文句均平白浅显,带有“革命年代”的朴实无华。从内容看,也带上了浓厚的时代气息,抒发了知识分子要奉献的决心和报国无门 的无奈。诗歌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占有很大比例,除了每年开头用诗歌表述外,小说叙事过程中也经常出现诗歌。有古诗词,有自己创作的诗歌。诗歌是知识分子在苦闷无奈下的精神寄托,诗歌参与小说文本建构,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新,也是文本内容的重要显现,是对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折射,也是对每一历史年代、每一场政治运动的概括反映。再如丁子恒初来乌泥湖时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准备投入三峡大坝建设,“何妨谈话且徐行”、“漫天风雪任平生”表现其放荡不羁的浪漫情怀。但政治运动打破了他的梦想。面对政治斗争他茫然失措,担忧自身安全,躲进诗歌中寻求精神寄托与庇护。一篇《归去来辞》让他沉浸于田园诗意境界,当然这只能是暂时的。三年自然灾害后,三峡大坝停建,丁子恒茫然中又想起了辛弃疾的词:“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腔热情随风逝去。在其人生的每个阶段,诗歌都是对其处境的一种昭示。
空间情景也是语符层面中隐含的语境要素之一。王蒙《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中大夫周丽珠的感觉很恰切地说明了空间语境对物象的作用:“任何人不会因为在菜田边的粪池里发现蝇的幼虫而晕倒。但如果是在某一家饭桌上,如果饭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如果台布上摆着的是景德镇出品的细磁花碗,如果小碗里端来的是晶莹剔透的冰花雪耳,如果当你拿起小匙一搅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晶莹剔透的底层的大尾巴蛆,再一搅蛆又没了,又变成了味美色亮的冰花雪耳,当你下咽的时候忽然又变成了蛆虫――我的天,你还能保持神经的平衡吗?你的前庭器官还能正常调节吗?你的内分泌还能正常渗透吗?你的消化器官――你能不呕吐吗?”这是周丽珠大夫得知王大壮骗子行为后产生的感觉联想,这个联想为蛆设置了不同的空间环境,以说明不同的空间给同一事物所造成的不同的联想。前一空间语境与蛆是相和谐的,后一语境则与蛆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巨大的反差导致强烈的作呕之感。
空间语境对语词的意义与使用起着制约作用,进入特定空间语境的语词可能产生某种变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词义变异的一个典范。《马桥词典》突破小说传统做法,记录了湖南汨罗县马桥人的日常用词,计115个词条。在这些词条的导入下,一个个生动丰富的故事展现于人们眼前。在这样一个小说被置换为词典的文本中,马桥语境被不断地强调,而强调的一个手法就是这一语境中的词语的特有意义不断展现。一是对共同语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异。如“贱”在共同 语中是贬义词,而在马桥则是“好”的意思,老人家见面,总要问一句:“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身体好不好”。在马桥词典中,老年是贱生,越长寿就越贱。对人的评价也以“贱”为健康,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再如“狠”,是能干,本领高超的意思,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也是“狠”。也有中性或褒义用作贬义的,如“醒”,在马桥词典中是“蠢”的意思,“醒子”即指蠢货。词义变异再一表现是词义的扩大衍化,如“甜”在马桥用得很广,凡是好吃的味道均概以“甜”,不但吃糖“甜”,吃鱼吃肉吃米饭也是“甜”,甚至吃辣椒、吃苦瓜还是“甜”。这就是马桥人纯朴的味觉认定。再如“肯”原是能愿动词,原来用于表现有生物的心理趋向,而马桥人则泛用于天下万物,如“这块田肯长”,“这条船肯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马桥人对事物的情感性。再如“火焰”一词,也被马桥人扩大了。马桥人会说城里的人火焰高,发了财的人火焰高,读书的人火焰高,刚吃饱的人火焰高,等等。而得了病的人,背运的人则火焰低。马桥人对词义的特有的自我约定俗成,反映了马桥人独特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及语言特色。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空间语境中,又蕴含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根。
特定的空间语境对表现作品人物形象既是制约,又是一种环境渲染。方方的《风景》借死去的小八子的亡灵为叙述视点,展现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风貌。其中有一段小八子父母打斗的场景描写:
父亲揪住母亲的头发,追问她七哥到底是谁的儿子。……那时正是晚饭时候,一个个的观众端着碗将门前围得密密匝匝。他们一边嚼着饭一边笑嘻嘻地对父亲和母亲评头论足。母亲朝父亲吐唾沫时,就有议论说母亲这个姿势没有以前好看了。父亲怒不可遏地砸碗时,好些声音又说砸碗没有砸开水瓶的声音好听。不过了解内情的人会立即补充说他们家主要是没有开水瓶,要不然父亲是不会砸碗的。
这段文字以嬉笑调侃的口吻描述了底层市民庸俗萎缩的生活状态。这表现在父母亲的打斗,也表现在“观众”们的嬉戏评论。街坊们对司空见惯的打斗场面不是劝架,而是怂恿。这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阿Q与小D斗殴时人们观看的情景: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相比之下,未庄的人们倒是“文雅”了许多,他们的话语是隐讳的,可以任人解释的。而方方笔下的围观场景,则少了劝说和隐讳,多了几分明目张胆的怂恿与调笑,表现出一种毫无顾忌的幸灾乐祸,确如“观众”的身份,对戏文加以评头论足。这就把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空虚无聊的精神风貌给描绘得活灵活现。如果说鲁迅是以含蓄的笔调写斗殴的观看场景,表现国人的劣根性的话,方方则是以直露的方式对底层市民的劣根性加以毫不留情的暴露,这一描写展现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生活实景和精神风貌。
空间语境是人物言语交际必不可少的依赖因素。张洁《五色的海》中有个句子:“男同志就是游泳裤。”离开具体语境,这个判断不能成立,但结合空间语境,其义便得以明示。这是营业员与男顾客对话中的一句,初到海边的男顾客要购买游泳衣,在接过游泳裤之后,他还要“小褂”,此时,营业员说了上述这句话,对话的具体情景对话语起了补充说明作用。有时,偶然出现的空间情境,也可以作为交际者表达的依托。《三国演义》“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与刘备对饮。曹操说:今天下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一酒后狂言,使刘备大惊失色,手中的汤匙和筷子,惊落地下。此时恰好雷声大作,刘备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偶发的空间情境,以“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掩饰了内心的惊慌。雷声,这一偶然出现的自然现象成为刘备掩饰真实心理活动的最佳空间媒介,它掩饰了刘备的失态,并为曹操听信谎言提供了有力依据。
空间语境的缺失有可能导致交际的失误乃至失败。当交际双方不处在对同一空间背景的认知中,可能出现对话语的不解或误读,而这种交际失误又可能将双方所处的空间语境的某一现象揭示出来。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开头有一段许三观与爷爷的对话:
“我儿,你身子骨结实吗?”
“结实。”许三观说,“爷爷,我不是你的儿……”
他爷爷继续说:“我儿,你也常去卖血?”
许三观摇摇头:“没有,我从来不卖血。”
“我儿……”爷爷说:“你没有卖血,你还说身子骨结实?我儿,你是在骗我。”
“爷爷,你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懂。爷爷,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许三观与爷爷的对话出现了信息差异,按爷爷的话语推理,没有去卖血,身子骨就不结实。而这种推理是许三观所无法接受的,也是读者所无法接受的。但联系他们所处的特定的语境来看,在这个贫穷的村落,村民们就是靠卖血为生,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村人的观念中,没卖过血就等于身体不好,因为只有身体好的人才可能三个月一次地卖血。这种观念还没有渗透到许三观的脑子里,因此无法接受爷爷话语的思路。读者也因为还未知晓这个特定乡村的习俗,因而也无法接受爷爷的推理。但这正为读者预示了小说将要展开的情节,一个对主人公来说悲凉的命运昭示,许三观也将走上村人的老路,靠卖血为生,用生命的透支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一点,在连儿子孙子都无法分辨的“老糊涂”爷爷脑子里根深蒂固,折射出乡村人的生活水平,反映了卖血为生在乡村的普遍及历史的悠久。
对象也是隐含于语符层面的语境因素之一,这一对象包括言语交际的双方。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在社会上都具有两种以上的地位,也就扮演着两种以上的角色。角色这个术语来源于戏剧。在社会学看来,人类社会好比是一个天然舞台,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犹如是一台社会剧,每个人都在这个社会剧中担任一种或数种职务,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性别、性格、文化素养、职业、身份地位、心理、地域民族等都是对象语境的因素。这些因素,制约着言语的表达与接收。对象语境在文学作品中突出表现在作品人物的言行举止,人物之间的交际。它既包括说者,也包括听者。文学作品对人物的塑造多着力于人物语言,以此表现特定的描写对象。张爱玲《金锁记》中对曹七巧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便得力于其话语。曹七巧的第一次亮相便先声夺人,以尖酸刻薄的话语展现了其个性。这次亮相选择的场景是老太太卧室隔壁的小小起居间。众人因要给老太太请安都聚集到了这里。曹七巧姗姗来迟,说了这番话:“人都到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叫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明明是抽鸦片误了时间,却借口是因为摸黑梳头,由此借题发挥派别人的不是。尖酸刻薄、绵里藏针的话语使人物形象凸现人们眼前,让人领悟这位二少奶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对象也包括听者。《西游记》中塑造的猪八戒以多方面特点构成了其个性特征,显得栩栩如生。猪八戒用激将法成功地说服了被逐后的孙悟空,使他出山救师傅,是得力于表达者针对对象孙悟空的心理个性采用了恰当的言说策略。反之,不考虑对象的表达则可能产生信息传讯障碍,无法达到话语目的。老舍《离婚》中,老李太太因为老李“不在太太处备案而把钱给了别人”大为恼火,气急败坏地找邱太太讨教惩治老李的方法。邱太太鼓动她说:“跟老李吵!你和我不同:我被文学士拘束住,不肯动野蛮的。你和他吵,我作你的后盾!”老李太太与邱太太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造成了话语接受的差异,没文化的农村妇女李太太,将文学学士邱太太的“后盾”理解为“后顿”,于是乎“有人管后顿,前顿还不好说?跟他吵!后盾改为后顿,李太太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了倚靠。”双方在言语交际中的失误将两个人物的特点都表现了出来。邱太太说话不看对象,自以为是。李太太则愚昧无知,缺乏教养。人物间的言语交际,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作者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一种手法。
目的语境隐含于话语深层,字词的选用中往往隐含着说写者的表达目的。如“子好不须多”与“子好不愁多”,一字之差,表义各异。汉语是非形态语言,语序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同样的字词,语序排列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同。目的语境是隐含在话语深层的,但它又是以特定的语言组合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人物对话中的话语目的往往不仅限于字面义,而是隐含在话语深层的。苏童《妻妾成群》中的多对人物处于一种朦朦胧胧的暧昧关系,这就使人物话语带有了一种不可捉摸的深层含义,说话者的话语目的常常隐含于看似平常的话语中。如颂莲与侍候她的丫头雁儿之间,就有着多次过节,这使得两人关系紧张,最后雁儿死在颂莲的虐待中。小说有一段颂莲对雁儿的嘲讽之语,便是话中有话,致使雁儿狼狈不堪。这是大少爷飞浦来看颂莲时,处于三人环境下的言语交际。雁儿端了两碗红枣银耳汤进来,先送到飞浦手上,颂莲借机嘲讽,对飞浦说:“你看这丫头对你多忠心,不用关照自己就做好点心了。”这一话语名为褒扬,实为讽刺。话语目的为雁儿所领悟:“雁儿的脸羞得通红,把另外一碗往桌上一放就逃出去了。”颂莲还不甘罢休,又进一步嘲讽:“雁儿别走,大少爷有话跟你说。”这句话的话语目的飞浦也领悟了,说:”你对她也太厉害了。”表层平常的话语,出自颂莲口中却带上了其特有所指。当然颂莲对雁儿的嘲讽是由于二人关系的恶劣,这是颂莲刚进陈家时因小事而种上的。其后雁儿又因多次偷听偷看而惹恼颂 莲,最后雁儿竟然用针刺小人等方法诅咒颂莲,被颂莲虐待而死。读者凭借这些语境要素,读解了人物话语的深层含义,并由此得知了人物间的复杂关系。小说中卓云与颂莲的对话,飞浦与颂莲的对话,都常含有深层的话语目的,需要读解者依据语境的其他要素加以领略。作家为表现人物情节而巧妙设置话语,读者依据语境,在多姿多彩的言语形式中探寻作者的话语目的,把握人物形象。
知识背景、共知前提也是在语符层面中隐含的语境要素。它们是说写者话语表达的基础,也是听读者理解话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言语表达有赖于对知识背景的理解,话语接收也必须在了解知识背景的基础上。相声中有一对话:
甲――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能把我吃了? 乙――不能。我是回民。
甲如果不知道回民不吃猪肉,就无法接收乙话语中的真实含义――辱骂对方是猪。听众如果不具备这一知识背景,也同样无法欣赏二人对话的巧妙之处。读解文学作品,要了解作品所反映事件的有关背景资料,否则,就无法理解某个字词,某个句子,甚至整个篇章的真实含义。不了解唐王朝对西南方少数民族的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就无法解读杜甫“兵车行”等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解读“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诗句中隐含的巨大悲哀。不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旧中国的历史背景,就无法把握孳生于这一特定土壤中的阿Q这一典型形象,无法解读这一形象所反映出的国民的劣根性。
共知前提是交际双方所共同知道的前提背景资料,是对话双方信道畅通的必要条件,如果双方不处在同一个前提条件下,便会造成交际障碍。在小说、戏剧等以人物活动构成主要内容的作品中,作家常常利用人物之间共知前提的缺乏,制造矛盾冲突,展示人物关系,推动情节发展。曹禺《雷雨》就常利用交际双方共知前提的缺乏制造矛盾冲突,促进情节发展。周萍与周朴园的对话,周萍、四凤与鲁侍萍的对话,都因交际双方不在同一个语境层面上,导致信息失误。
第二节 认知层面
认知层面,是由语符表层与深层的语境因素相融合而构建的深层意蕴。接受者在这一层面超越了对语符自身信息的理解,而依靠与其相关的更为广阔的语境因素,依靠自身的阅读体验,进入作者的编码意图空间。表达者与接受者在这一层面上进行心灵的沟通。上例方方《白雾》中的那一段不合逻辑语义的链接,透过语符表层,读者可解读出作者对所谓“演讲报告团”的揭露与嘲讽。这是一个“浪子回头”演讲报告团,九人中只有三人是上台演讲的。虽然冠以“接受一些最新信息”、“激起爱国之情和陶冶性格”一些冠冕堂皇的字样,但在这幌子下人们不难发现这一群欺世盗名、假公济私者的鄙俗内心。读者在语链的断层中读出了作者所要表现的真谛,从而便超越了语符所传递的信息,而获取了更为深刻的含义。
语境认知层面着重于读者对作者深层义的解读,在这一层面,语词的内在蕴含得以揭示。沈从文《阿黑小史》中有一段五明对阿黑的认知:“在平时,五明常说阿黑是观音,只不过是想赞美阿黑,找不出好句子,借出来表示自己低首投降甘心情愿而已。此时五明才觉得阿黑是观音!那么慈悲、清雅、温柔,想象观音为人决不会比这个人更高尚更近人情。加之久病新瘥,加以十天远隔,五明觉得为人幸福像个皇帝了。”五明与阿黑是一对恋人,上述描述是五明对阿黑从表层欣赏衍化为深层认知的转化。“观音”在此出现两次,“是观音”的判断前后寓意不同,前一是五明对阿黑外貌的欣赏赞美,称赞对象限于对象表面,称赞语也只是限于表层夸奖。后一则进了一步,不仅涉及外表,更着重于其内心的美好,称赞语也进而由表层赞叹深入为内心感叹。要领略这一转化,就要注意其间一些词语的运用,在语词中蕴含着作者的深意。一是“平时”与“此时”的相对,这是点明认知进化的时间区别。一是“只不过”和“才”的相对,这是前后态度的转折。再一是“常说”与“觉得”的区别,这是由外表转化为内心的认知。读者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字里行间的变化,就可能产生疑问,无法理解此观音与彼观音有何差异,无法深入理解作者的用意。只有借助语词所具有的语境因素,读者才能达到与作者的最大程度融合。
在认知层面,读者要依靠综合语境要素,读解出字里字面的综合义。文学语言的语符代码往往具有超出代码本身的言外之意,这种言外之意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成的,尤其要依据各语境要素达到与作者的共鸣。张焰铎《握手》中写文革期间,一个乡村电影放映员在放映外国影片《蓝色的多瑙河》时,没有把男女接吻的镜头删去,而是当出现这样的镜头时拿着话筒对场子里解释:“乡亲们,外国人的接吻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的握手。”在那个灰色的岁月里,这样的话语既很平常又很得体。小说后面写道:“有一对男女知青走进月光照不着的林径。他们早相爱了。只是用目光相爱觉得偷吃了禁果。今晚月色真好,他们在林子的阴影 里终于克制不住尝试着‘握手’了。”“他们握得太久了。不光树林沙沙的声音笑他们,树林外边的月亮,月亮旁边的云彩,都笑起他们来。”在整个小小说文本中,“握手”都具有了超越言语代码之外的含义,对这种语符所指的变异,读者可以解读出“灰色的岁月”对人世间情感的遏制,也可解读出在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空间人们情感的一种释放。再如刘绍棠《烟村四五家》中写一乡村货郎苗小莠子与一个老太太做买卖,老太太担心他不够秤,恰好这时,“从老太太的家门口`,走出一个花褂子年轻女子,手里端着一只浅篮。苗小莠子眼尖得像两把锥子,断定必是老太太家刚过门的儿媳,便假装粗脖子红脸的嚷道:‘老太太,你一百个放心!缺斤少两,我是你儿子。’那个小媳妇闹了个大红脸。”由于语境的参与,作晚辈的话,在这儿却成了讨人便宜的话。这是在特殊语境中生成的。
在语境认知层面,言外之意所表达的意图可能不为作品中人物所接受,却可为读者所识读。《红楼梦》中许多人物对话都是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要读解出其深意,语境是不可或缺的参与因素。仅以黛玉话语中的言外之意来说,便有多处。如第十九回,当宝玉说黛玉身上有奇香时,黛玉说:“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宝玉一时不解,问:“什么‘暖香’?”黛玉点头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依据语境,黛玉话中的言外之意得以解读。原来,黛玉对“金玉姻缘”耿耿于怀,时时刻刻处在焦虑担忧之中。因此,这一言外之意实际上是对宝玉的一种试探。还有一处宝钗与黛玉的对话,宝钗问:“你禁不得风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里来着?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宝钗道:“呆雁在哪里呢?我也瞧瞧。”黛玉道:“我才出来,他就‘忒儿’的一声飞了。”黛玉此处的“呆雁”实际上是讽刺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的宝玉,宝钗不明就里,当然无法领会,而读者却借助语境的参与,明了黛玉所指。
在语境认知层面,有时甚至一些原不具备感情色彩的词语也临时生成了感情色彩,曹禺《雷雨》中鲁贵向四凤要钱,父女俩有一段对话:
鲁贵 四凤,别――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帐?现在你手下方便,随便匀给
我七八块好么?
鲁四凤 我没有钱。(停一下放下药碗)您真是还账了么? 鲁贵(赌咒)我跟我的亲生女儿说瞎话是王八蛋!
鲁四凤 您别骗我,说了实在的,我也好替您想想法。
鲁贵 真的!?――……
鲁四凤 这是真的?
鲁贵(真心的)这可一句瞎话也没有。
鲁四凤(故意揶揄地)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您,我也没有钱!(说比就要拿
起药碗)
鲁贵(着急)凤儿,你这孩子是什么心思?你可是我的亲生孩子。
鲁四凤(嘲笑地)亲生的女儿也没有法子把自己买了,替您老人家还赌帐啊!
鲁贵(严重地)孩子,你可放明白点,你妈疼你,只在嘴上,我可是把你的
什么要紧的事情,都处处替你想。
鲁四凤(明白地,但不知他闹的什么把戏)您心里又要说什么? 鲁贵(停一停,四面望了一望,更近地逼着四凤,佯笑)我说,大少爷常跟我提过你,大少爷,他说――
鲁四凤(管不住自己)大少爷!大少爷!你疯了!――我走了,太太就要叫我呢。
四凤对父亲的称呼,原是用“您”,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生身父亲,为了要钱竟然拿她与大少爷的暧昧关系来作为要挟,人称代词换成了“你”,在这一语境中,“你”带上了四凤厌恶、愤怒、轻蔑等感情色彩。这是在特定语境中临时生成的。
第三节 审美层面
审美层面,则是在上述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渗透了表达者语义升华和接受者审美体验的有机结合,是话语的价值体现。审美的体验是一种超语言的体验,语境各要素在这一层面得到最终的融合。我们可以下例分析这三个层面交融的状况: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的滔滔江流。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日渐减弱,他们的船辑时时搁浅,他们的衣袋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余秋雨《三峡》 从语符层面看,语词组合所构成的话语链诸环节是不相协调的。首先,是语符所指代的时间、对象语境的不和谐。李白与刘备,一文一武,一唐朝一三国,应属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朝代两类人物。“清晨”与“夜晚”的衔接进一步打破了时间差,对自然历史的人、事进行了重组。从事件、风格、态度来看,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也应是水火不相容的。表达者却在认知层面将这些互不相容的人、事、时加以移位链接。表层的不相容,不和谐,被统一于白帝城这一特定的地域背景之中,使“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李白与“白帝城托孤”的刘备在因地域而关联的语符表层,衍生出沧海桑田,世事更替的深层感慨。在解构历史话语的同时,含有了认知的深层层面,并在审美层面实现了修辞化的话语重构,使读解者在作者诗意话语与语境的融合中,去感受作者对世态风云的感慨,对和平的祈盼。巴赫金在分析普希金的抒情剧《离别》时的一段阐述或许可以作为上述语段的理论印证:“审美观照世界的具体建构,情形就是这样。在这里凡属价值因素,都不是受原理原则决定的,而是受事物在事件具体建构中所处的唯一位置决定的;而事件的建构又是从参与性主体的唯一位置出发而实现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作为具体人的唯一性因素得到确认。在这里,空间的、时间的、逻辑的、价值的因素,都在具体的统一中得到充实„„,都同一个具体的价值中心相联系,不是按照理论体系而是按着建构原则从属于这一价值中心,通过这一中心并在这一中心之中获得各自的定位。”[3]上例中的时空、人物、事件正是围绕着话语价值中心,在打破话语常规的同时进行了重组整合。在三个层面的融合中,对语境各要素的综合考察是解码的关键。语境可分解出若干要素,但各要素又往往是相辅相成,错综复杂的。就一个言语环境而言,其中往往是由多种语境因素综合而成的,因此,要综合考虑各语境因素。如“?d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的古语,有人不认同,认为痣无论长在什么部位都不美。实际上,这恰好说明了语境的作用。痣的美丑,除了受空间语境的制约,还受到时间、对象等语境的制约。不同的时代,对“痣”的审美观念不同,如果历代“痣”都不被认同,就不会有“美人痣”之说。不同的空间地域,对“痣”的审美也有所不同,印度女性就刻意在前额点上一颗痣。不同的对象,审美观念也会有异,有人认为痣是美的点缀,有人则不以为然。因此,对同一“痣”的解读,因时、地、人而异。同理,同一语言现象中,也综合了诸个语境因素。
审美层面达到了语境因素的最大融合,特别是对一些隐含较大复杂性的文学话语,要能够透过表层看到深层,透过异常看到寻常,才不至于因一些表面现象而误读作者意图。毕淑敏《血玲珑》中讲述了一个动人故事。“伟大的母亲”卜绣文为拯救身患绝症的女儿,费尽心思,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她甚至欲牺牲自己的身体,只为换取主治医生魏晓日对女儿全力以赴的救治。在一个夜晚,魏医生家中,卜绣文和魏医生都经历了一场精神的折磨与搏斗。魏晓日虽然对卜绣文心存爱慕,但他毕竟是个正人君子,终于克制住自己。卜绣文也处在复杂的情感搏斗中,其中,有一细节写卜绣文为了把事情做的“周到谨慎”,为了让魏医生“放心”,走到电话机前,拨通了自家的电话。“践石吗――”她的语调平稳而沉着,没有一丝急躁。当电话里传来丈夫着急的声音,为她的迟归担忧时,卜绣文稳稳地说:“有什么可急的,我很好。”这时有一精彩的对话,夏践石关切地问:“你现在在哪里啊?在做什么?”卜绣文反问:“我还能在哪里?我还能做什么?”夏践石恍然大悟:“噢„„那是。你在忙,你在工作啊„„。”卜绣文充分利用了丈夫对她的信任,故意设置了一个抵挡对话继续下去的屏障,这个屏障是如此自然,如此巧妙,“她什么都没有说,都是他自己说的”。她没有留下任何口实,就轻而易举的操纵了他。这个细节从表面看,读者可能会产生与魏医生一样想法,认为卜绣文是老练的撒谎者,以为她会经常“这样”向丈夫“请假”。于是对这个“伟大的母亲”产生怀疑和疏离,对夏践石产生同情,同情他对妻子的关心信任反遭愚弄。可是,如果联系整个文本语境,我们便可能对卜绣文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这个商界女强人一方面在商场上奋力拚杀,为女儿筹集治病 资金;一方面,她还要与医生交涉,寻找一切能挽救女儿生命的契机,甚至研读有关医学资料。在家庭面临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不是她丈夫,因为丈夫生性懦弱,甚至连与医生商讨女儿病情的事都无法做到。在这种情景下,卜绣文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最大的事莫过于抢救女儿的生命。虽然她自暴自弃地说自己“水性杨花,人尽可夫,瞒着丈夫独自偷欢”,但随着情节的展开,人物性格特点所处情景的揭示,读者与魏医生一样,敌意与误解渐渐开释,反倒衍生出对这个人物的同情与敬意。这样一来,看似蒙骗丈夫的反问语“我还能在哪里?我还能做什么?”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效果上就具有了审美价值,它将人物的委屈、无奈、自怜、辛酸及机敏巧妙地融合起来,将这个人物在这种特定的情景下所能具有的表现表达得生动真切。
审美价值取向关涉到语言使用者的生活经验,所处的空间等语境因素。拿作品比喻为例,作家笔下喻体的选用往往融入了作家自身的经历感受。如沈从文笔下,常以“兵”为喻体:
① 船停在码头边,正如一行兵。
《船上》 ② 船小像把刀,狭长卧在水面上,成排,成一串,互相挤摸着,把头靠着岸,正 像一队兵。
《在私塾》 ③ 这东西(水磨)正转动着,像兵士做跑步走,只听到脚步声音。
《逃的前一天》
④ 只见大担小担的油松公块子柴平平顺顺排对子列着,他们行列的整齐,你一看
便会想到正在衙门里大草场上太阳下操练的兵士们。
《瑞龙》
上述本体不同,但都以“兵”作为喻体,体现出作家对客观事物的独特感受和认知个性。作品所处的空间地域是湘西,在历史上出现过苗民反抗清朝的行动,出现过兵匪相交的剧烈战斗场面,加之沈从文也亲历过军旅生活,这些都给其语 16 言运用取向打上了烙印。“兵”能体现当地风貌,“兵”又是作者易于产生联想想象的事物,于是自然而然就成了作者顺手拈来的喻体。
文学话语的三层面是相融合的,人们对语符层面的解读就蕴含着对认知层面和审美层面的接受。因此,我们对文学语境多层面的分解实际上应看作对语境不同角度的审视。而在对某一语境现象进行鉴赏时,接受者对话语三层面的接受是融为一体的。
注释:
[1]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新版。[2]《陈望道修辞论集》,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
[3] 巴赫金《论行为哲学》,见《哲学美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第二讲 审美形态中的语境
文学语境的多维空间在对语境视野的拓展中也开释了文学语境的审美空间,本章着重于语境在文学审美形态下的认知,立足于文学语体的特性,对语境参与文学话语建构美学意味生成与读解加以考察。
第一节 语境系统的内在融合
基于文学话语多层面的复杂性,语境因素在话语的各个层面也充分展示出其纵横相交,盘根错节的状态。
语境因素的交织,使处于同一交际界域的语境呈现出复杂性。语境各要素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重的。它构成了文学话语语境要素间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由此造成了文学话语各层面内部,层面与层面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
文学话语的多层面,为语符的编排提供了广阔的调剂空间。进入文学语境的语符,大大突破了语符在语言规范中所形成的能指与所指的约定俗成关系。以“先锋”一词为例,仅在徐坤小说《先锋》中就有多种所指义:
①先锋者,积极要求进步,积极靠近组织,刻苦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又红又专,热爱劳动,积极主动和同志们打成一片之分子是也。
②先锋就是存在,就是我的红卫兵时代,就是人或者牛,就是行走。③先锋就是进口超重低音音响,可接CD唱盘,卡拉OK功能,完美齐全。④先锋就是国产消炎药,头孢氨苄糖衣片,Ⅰ号Ⅱ号Ⅲ号Ⅳ号Ⅴ号Ⅵ号,败火祛痰。
⑤先锋就是赛场上永远打前场的,我想操谁就操谁。
以上对“先锋”内涵的界定各异。①是进入海关信息储存器语境中的解释,②至⑤是出自先锋画家――这一特定对象语境的解释,不管何种理解,都超出了词典中约定俗成的“作战或行军时的先头部队”之义。虽然如此,这些解释却与其特定的时空背景,特定的人物思维相吻合。从综合层面看,这种能指的多元指涉造成了所指的虚无,“这也先锋那也先锋,都先锋了,还先个什么锋”。而这正是作者的意图所在,混杂的释词,讽刺了知识界对“先锋”的盲目崇拜。从而体现出特定的美学价值。
文学话语的多层面,为话语表达者提供了多角度的审视领域,也为话语接受者提供了广阔的鉴赏空间。同一自然现象,可以引发人们不同的联想想象,也因此有了客观存在的实语境与想象创造的虚语境的虚实相间。舒婷的《黄昏》就是虚实并存的语境的写照:
我说我听见背后有轻轻的足音
你说是微飓吻着我走过的小径我说星星像礼花一样缤纷 你说是我的睫毛沾满了花粉
我说小雏菊都闭上昏昏欲睡的眼睛 你说夜来香又开放了层层叠叠的心
我说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暮春 你说这是一个诱人沉醉的黄昏
自然之景在“我”、“你”的眼中各异,这是带上“我”、“你”情感倾向的不同视角,不同认知和联想。景物在不同的视角中虚实相生,虚语境的介入,使能指所代表的所指信息扩容,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语符组合编排的自由度,扩展了文学话语的言说空间。
语境要素间的辩证关系往往表现在某些语境要素不平衡,而另外一些语境要素的平衡上。在文学话语的各层面中,常见到的是语符层面的解构,这是由语言材料表层语境间的不平衡造成的。如: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比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肉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也只好这样了。”我赞同道:“看来确实别无选择。” “那就当吧。”
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这是小说开篇的一段夫妻对话。这一对话,可以说是以荒谬为基准来建构话语的,在语符与语符的搭配组合中追求的是一种不协调。“治理国家”与“弹棉花腌制猪头肉”,风马牛不相及,崇高与低贱并置;“追求”以“一塌糊涂”为程度补充,是一种错位组合;“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与“当作家”的缘由链接,是一种荒谬推理。话语在语符层面的总体表述风格是荒谬,既是对能指符号组合的解构,又是对“崇高”所指的解构。在对语符表层解构的深层,蕴含着认知与审美的生成。在认知层面是对社会某一阶层某一现象的展现,在审美层面则输出了调侃中的嘲讽信息。表层的不平衡被深层的认知和审美意味所调和,从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上的平衡。如果说,王朔常用调侃话语来解构崇高,那么,王蒙则常以崇高话语建构卑琐人物、事件。崇高与卑贱,对立中有着内核的统一,这就是由于语境要素的参与,致使不平衡转化为平衡。
语境要素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语符层面表层,而且表现在语符层面的深层。由于对所描写事物的情感介入,作家笔下对自然界审美对象的描述往往出现与现实现象的不平衡。如阎连科《往返在土塬》有两处对太阳的描绘,由于孕育的情感不同,意象各异。一处描绘是:“那天早上太阳不很圆,边上有浅浅的锯齿,如同一个破瓶底儿在东边的土塬上空轻轻悬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掉进土塬。那时的日光,既不温暖,也不明亮,却很湿粘,像浑水灌在土塬各处,天有浅浅的阴色。”太阳的描述中带有鲜明的人物情感,这是二姐为了替“我”拿到县矿产公司招工指标而被迫嫁给村支书瘸脚的外甥,二姐出嫁那天“我”眼中的太阳。“浅浅的锯齿”、“破瓶底儿”的视觉形象,“湿粘”的感觉形象都是在我的心理作用下对自然景物的一种扭曲,是和“我”的情感化学反应之后所生成的一种意象。另一处的太阳却是不同的景象:“„„太阳已经呼一声从远处阔原的田土中挣出来。那当儿我记得很清楚,椭圆的太阳猛然变圆了,在我眨了一下眼睛的时候,它就乘机跳一下,弹在了空中,脱离了黄土阔原的拉拽,像一圆金色的飞轮在空中悬着。”这是“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要走出土塬时所见所感 的太阳,太阳已成了“我”苦苦挣扎,终于得以解脱的象征。在同一个文本中,太阳的形象各异。与其把这些语段看成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不如将其视为人物心态的写照。在与人物有关的特定时间、空间、事件语境的参与下,作品景色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之间出现了变异。但这一不平衡却因了人物的心态得到了另一层面的平衡。
因此,语境要素间的颠覆只是表层现象,而平衡则是深层次的,是语境某要素对颠覆的要素间的重新整合。颠覆是对语符层面规定语域的偏离。它解构了原有的语境协调规律,却在另一层面重建了新的规律;它造成了一种缺陷,但在缺失的不圆满中重塑了另一层面的圆满。
语言材料是互为语境的,因此,语境各要素间的不平衡,也可以看成是话语对语境的突围,这是文学话语常见的现象,也是文学话语有别于日常交际语言的突出特点。从语言规律及言语交际规律的角度来评判语言的使用,言语代码与语境的关系应该是相匹配的,但在文学话语中,语境的复杂性却使话语对语境的匹配呈现出复杂性。在语境的相互作用中始终存在着辩证关系,因此,话语对语境的突围便成了文学话语与语境搭配的常见的一道风景。
语境要素间的复杂关系,还表现在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等方面。语境要素间的关系常是互为语境的。这正如舒婷《双桅船》中船与岸的关系:“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以船的角度看岸,以岸的角度看船,这是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客体的审视,由此得出不同的审视效果。
语境要素的相互融合,常是由文学话语视角的交替而引起的。两种视角混杂在一起,使不同角色的语境难分难解。舒婷诗作《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即是典型的例子。诗作以“窗下”所见的“灯”为主线,贯穿整个诗句,试摘引首尾两段:
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祝福我吧,因为灯还亮着。
………… 因为灯还亮着,祝福我吧,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
全诗是以虚拟的人物串起虚拟的语境,完成情感的抒发的。诗句上下文语符的链接颇具匠心。首段“你从我的窗下走过”是“我”为了表达“我”的情思而创设的语境,由此引发出虚拟的“你”之所见:“灯还亮着”。而“灯还亮着”既是“你”所见到的语境,又是“我”历经沧桑,矢志不移的见证,是“祝福”的缘由。末段由上文“灯”的伴随引起,倒装了首段的语序,衔接自然,又增添了吟咏的韵律。全诗以“窗下”与“灯”为空间语境,贯穿始终,联系着跳越的时间空间,联系着情感交流的人物。但这一空间语境与诗中人的关系却不是单一的。“窗下”与“灯”,“我”与“你”的语境是错综交织的,“我”与“你”的层面在互相渗透着。语境的交织是由于视角潜移默化的转换。从“你”的角度而言,“我的窗下”是“你”对“我” 的审视角度,是“你”观察的立足语境。始终亮着的“灯”,则是“你”所聚焦的客体,是你观察的对象语境。从“我”的角度而言,“窗下”的“你”是“我”的情感交流对象,是“我”倾吐情思的寄托。而“灯亮着”则是一种隐喻,有着深层的寓意。亮着的“灯”是“我”历尽沧桑的伴随语境。它始终伴随“我”,见证“我”从年轻到年迈,不断的奋斗、追求。它伴随着“我”,在“狂风推送”中“并没有沉沦”;在年迈龙钟之年,“衰老的不是我的心”;用“火热的恋情”,“回答四面八方的问候”;”以“轩昂的傲气”,“睥睨明里暗里的压迫”„„视角的交织,语境的交替使全诗寓意深刻,韵味无穷。
相融合的语境要素可能处在互动的干预中,某一语境的变化可能引起其他语境的变化。张承志《北方的河》末尾有一段主人公“研究生”诵读诗稿的描绘:“他举起自己的诗稿,在粗厉的风啸声中朗读起来。他读着,激动地挥着手臂。狂风卷起雪雾,把他的诗句远远抛向河心。他读着,觉得自己幼稚的诗句正在胸膛里升华,在朗诵中完美,像一支支烈焰熊熊的火箭镞,猛烈地朝着那冰河射 去。”北方的大河,狂风雪雾的季节,是“他”诵读诗稿的时空语境。紧随这一语段,是诗句诵读对时空语境的动态作用:大地震颤,冰河开裂,积雪融化,春水奔流。从表面看,这一童话似的语境变化是作者为了表现诗句的神奇魔力而刻意安排的;从小说整体布局看,则是为了寄托经历北方的河的强悍洗礼后的“研究生”的新的崛起,新的力量的孕育。从语境的交互作用看,大河冰封,是“他”朗诵诗句的语境;“他”朗诵诗句,又是大河冰开雪化的语境;而大河冰川崩裂又是产生“他”思想震撼的语境。语境要素一环紧扣一环,念诗的人、诗句、大河已浑然一体,由此表现了人和景的互动。从诗句所产生的结果来看,诗句也成为自然景物变化的语境。因为,在主人公的眼里,大河是有生命的,也是有语言的。在诗句引发大河发生惊天动地变化的同时,这一“可怖又迷人”的大河使“他”“彻底地慑服了,震惊了,吞没了”。在这里,既是诗句对“北方的河”的强大的作用力,又是“北方的河”对“我”的巨大震撼。因为,大河是“他”的语境,“他”是大河的语境,二者已浑然一体:“他的声音已经和这轰鸣的巨川的吼声融在一起,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和这桦皮舟一块化成了一个大浪。我就要成熟了,他听见自己在以浪涛的语言说着,我就要成人了。” 作者通过语境的互动,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昭示了北方的大河对年轻一代成长的启迪和洗礼。在文学话语中,寄予了作者情感的景物描写触目皆是,就常形成景物是人物活动的语境,人物又反作用于景物,成为景物的语境的循环。这也是文学话语多角度摄取为语言带来的极大的能动性。
第二节 多维视界中的表达与接受语境
语境层面的平衡与不平衡,各要素间的相互交错、相互融合使文学话语的表达与接受也呈现出多样性。语言只有进入交际才具有了它的使用价值。有人认为,文学话语是“一种交流对象缺席的话语”。但正如余秋雨在接受凤凰卫视访谈所说:“我写任何一篇文章,我眼前永远有收信人。”文学话语作为独特的言语交际,其独特性之一在于交际的对象是隐性的。交流对象的“缺席”只是显性的缺席,而隐性地存在着。作者与读者这一对交际关系,看似不直接介入交际,实际上是在间接地沟通着,读者是隐性在场的。因此,文学话语是由“理解者参与共同的创造”[2]的言语交际。对文学话语的审视,不能不从表达者与接受者双
[1] 23 方加以考察。而由于文学话语的多层面性和语境要素的复杂性,话语表达与接收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界面。
话语表述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与阐释。表达者应力求通过自己的表述,引导读者的阅读趋势。但在文学话语中,却常出现对话语导向的颠覆,上文预设语境与后续语境链接的消解。这是对一般话语规则逻辑链接的背离。读者阅读期待中所形成的定势语境被消解,重新组建出一个超定势语境。如何顿《真寐假寐》中有一段对黄钱的介绍:“黄钱很聪明,他知道中国的版图像叫鸡,他知道天安门在北京,他知道李世民就是唐太宗。他能装电灯,晓得铁丝不能当保险丝用,还能对着示意图装电视机天线。他还能做缝纫,可以把一米长一米宽的花布做成十条紧身短裤。他还会给儿子剃马桶盖头,还会钉鞋掌,修单车,买鸡蛋。他知道一只手握着蛋,另只手握拳状对准天光去照,如果蛋内呈红黄色就是新鲜蛋,呈麻斑色就是坏蛋。除了这些特长,他还会挖耳屎,而且挖耳屎的技术相当高明,简直可以开一个挖耳屎的专店。”首句“黄钱很聪明”为以下讲述提供了一个预设语境,可是当读者试图进入这一语境所导入的下文语境时,其预期的阅读期待却大打折扣。这些对幼童来说或许能称得上是“聪明”的表现,冠之于一个历史教师却不能不说是绝妙的嘲讽。下文语境解构了“聪明”一词的语义。而重新建构的超定势语境,则借助了读者阅读期待的落空而完成。读者依据自身所具有的知识背景语境,来平衡前后语境差异,鉴识这一特定语境中“聪明”的真实含义,从而体味出作者在上下文语境的不平衡中所输出的美学信息。这一美学信息的蕴涵,既取决于审美客体所具有的独特审美表现方式,也取决于审美主体的审美创造。
语境要素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话语表达与接受的复杂性,也构成了语境在表达层面和接受层面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突出表现在语境对话语的干涉与反干涉诸方面。
语境因素的相互制约、综合作用,使语境成为合成话语的必不可缺因素。但它既可能帮助话语表达,帮助话语接收,又可能干扰表达,干扰接收。《三国演义》第四回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即是“缚而杀之,何如?”这一话语在特定语境中遭遇多种语境因素的制约、干扰作用为起因的。这一话语表达与接受中存在着多个语境因素,特定的时间、空间情景、特定的人物,这些语境因素交织合成,加大了话语的模糊性和接收失误的概率。首先,从表达方来说,宾语隐含的话语形式,带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这一模糊话语的真切含义需要由说话者所处的空间情景来定位。只是因为话语的偶然、潜在的接受者曹操与表达者不处在同一个空间情境下――杀人后才发现绑着一口猪,因此,这一对接受方而言情景缺失的话语起了偏离的制约,干扰了话语的正确接收。当然,更大的误导因素还由于曹操当前的处境和多疑的个性。行刺董卓未果,逃难途中,此为曹操所处的时空语境。多疑的生性――这一接受对象自身的语境因素在这一语境中只能是变本加厉地发挥作用。与话语关涉的多个语境因素干扰了话语的正确接受,限制了话语只能产生偏离接受这样的结局。
文学话语多对交际关系在场的特殊言说空间,也形成了文学语境的复杂关系。文学语境中往往交织着多对角色关系,交织着时空跳跃,因此,往往存在着多重视角的辩证关系。
每一对交际关系都处在特定的语境中,而这些语境在同一语域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关涉,形成了同一交际界域的多重复杂关系与交际效果。上例中,“缚而杀之,何如?”这一话语所关涉的交际对象有三对:一是显性的表达者与接受者――吕伯奢家人与家人;一是表达者与潜在的偶然接受者曹操;再一是作者与读者。话语偏离的责任方,并不在话语信息的发出者。因为信息的发出指向,是显性的交际对象。对吕伯奢的家人与家人这一对交际对象来说,有了情景语境的参与,话语的表达与接受应该是无误的。可是,对表达者与潜在的偶然接受者曹操来说,则存在着不同的语境空间,也就是空间的错位。显性交际对象所处的空间语境――厨下绑着一口猪,对隐性的接受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它只是在行动之后才昭示于曹操,让曹操醒悟了接受的误差。曹操接受话语时的存在语境是危机四伏的逃难之途。因此,对话语的接收只能受制于这样的语境。对读者与作者的交际而言,作者所给予的全知语境,使读者处于全方位的审视角度,对作品话语与各对交际对象所处的语境关系,作了居高临下的接收。
文学话语的多层面及语境因素的复杂性,造成了话语表层价值与深层价值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也可看作话语价值和接受者的价值认证间的差异。如王蒙《坚硬的稀粥》中主人公在听了儿子一番慷慨激昂的吃西餐理论后引发的感慨:“更新了这么大的观念,提出这么犀利的见解,抓住了这么关键的要害,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儿强!真是身在稀粥咸菜,胸怀黄油火腿,吞吐现代 化之八方风云,覆盖世界性之四维空间,着实是后生可畏,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惧的是小子两片嘴皮子一沾就把积弊时弊抨击了个落花流水,赵括谈兵,马稷守亭,言过其实,大而无当,清谈误家,终无实用„„”儿子的言论,在主人公的感觉中是“言者为之动火,听者为之动容”。这一感慨负载着表达者的思绪在古今中外跳跃着,表现在语符的链接上就出现无序的组合。这种能指的胡拼乱凑,构成了所指的大杂烩,从线性表达的语符表层来看不具有审美价值。可是,由于表达与接受的不同特点,在接受者一方却由于语境的参与,得到了非线性的价值重建。正如谭学纯、朱玲所说:“大量研究表明,话语接受不是一个连续的、线性展开的过程。不一定表现为逐字逐句的追寻,而可能有跳跃、有间隔、有回视、有旁顾;不一定是直线性的推进,它不集中于一个焦点,而是散点透视;不是囿于文、句内的孤立的读解,而是重视文、句外的整体活动。”[3]审美接受并不受语符线性排列的限制,而这种非线性接受即得力于语境的参与。在表达者生拉硬扯的文白夹杂、古今合璧中,在文内所指时代、人物差异的表层下,有着对刚挣脱“左”的束缚的当代中国人心态俏皮隽永的奚落。在读者审美经验的参与下,话语价值得以重新认证。
在从编码到解码的过程中,语境至始至终参与了交际全过程。编码者依赖语境塑造人物形象,编排故事情节,表现一定的思想主旨;解码者借助语境把握人物形象,了解情节发展,领悟作者意旨。因此可以说,脱离语境,就无编码与解码的界面可言。语境能使话语指向单一化,也能使话语含有多重指向,解码者要善于从多种指向中领悟其主要指向。沈从文《边城》中有一段翠翠和祖父的对话:“翠翠,你不记得你前年在大河边时,有个人说要让大鱼吵你的吗?”“他是谁?”“你仔细想想看,猜猜看。”“一本百家姓好多人,我猜不着他是张三李四。”“顺顺船总家的二老,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啊!”接着,祖父呷了一口酒,象赞美这酒,又象赞美另一个人,低低地说:“好的,妙的,这是难得的。”祖孙二人的对话充满了情趣,聪明伶俐的翠翠欲语还羞,避免正面回答祖父问题。祖父也明知故问,将对未来孙女婿的称赞隐含在对酒的夸奖中。“好的,妙的,这是难得的。”这一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就具有了双重意义,对上文询问二老的话语来说,是一种承接,是随之而来的夸赞。而对呷了一口酒来说,又是对酒的夸赞。名为夸酒,实为夸人,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中,话语获得了双重含义。第三节 特定语境中的语词审美
单个词语无所谓审美,具有审美价值的语词是进入特定语境后的语词。作家在调配语词时重视同义表达形式的选用,使语词在传递语符信息的同时还输出了美学信息。以下,我们以两个案例来诠释特定语境中的语词审美。
I鲁迅笔下的“偷”
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的自我辩白,成了代表迂腐形象的“名言”。用同义的“窃”取代“偷”不是孔乙己的创造,而是鲁迅的创造。是鲁迅将独具个性的词语赋予独具个性的典型人物,从而使人物形象凸现于读者眼前。鲁迅十分注重词语的锤炼,利用汉语同义表达的丰富语言资源,用出个性,用出韵味。在鲁迅笔下,多处表“偷”义的描写各不相同。这些“偷”的同义描写,虽然不能形成词汇意义上的同义词,但却是特定语境中“偷”的“变体”,是修辞意义上的同义表达,它往往将人物的形神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用不当用“偷”字,全是因特定语境而定。实为“偷”处不用“偷”,非为“偷”处却用“偷”,表现出鲁迅调遣语词的技巧。“偷”是个不雅之词,作为读书人的孔乙己是讳莫如深的。明明偷了书,却又忌讳“偷”,这就是孔乙己的迂腐。而同样一个“偷”字,在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口中,却显出无限的童趣。《社戏》中,写“我”和双喜、阿发等孩子在看戏归途想吃罗汉豆,双喜问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阿发经过一番“侦察”,说:“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摘自家的豆,因是瞒着大人的,故而说“偷”。这一“偷”真是毫不掩饰,大大方方,表现出孩子心灵的纯洁,性格的活泼。结合下文语境,更可看出这一“偷”的公开,“偷”的坦然。因怕阿发的娘骂,孩子们又到六一公公田里“偷”了一些。第二天,六一公公问:“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子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双喜说:“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多么坦诚爽快,童言无忌。而被“偷”的六一公公则说:“请客?这是应该的。”当听“迅哥儿”说豆好吃时,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随即夸起自己的豆来。“偷”在这一语境中表现了孩子的天真童趣,也表现了村野乡亲间的和睦。
而真正是“偷”的动作,为了表现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情景,鲁迅又换用了不同的词。在《故乡》中,写“圆规”到“我”家,先是讨要“破烂木器”没要到,于是忿忿然地离开,“顺手将我母亲的一幅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圆 规”杨二嫂顺手牵羊,未经主人允许随意带走东西的行为实属“偷”。但用“偷”又过于简单,不具有形象感,无法确切地描画出杨二嫂的动作神态。况且,她毕竟是在主人的注视下将手套“塞在裤腰里”的。再联系下文所写,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杨二嫂每日必到,一天在灰堆里发现十多个碗碟,便认定是闰土埋的,想运灰时偷带出去。杨二嫂以此发现为自己的功劳,又“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拿”在此实际上也即“偷”。至此,一个喜欢贪小便宜,又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的形象,便凸现在人们面前。用“塞”、“拿”代替“偷”,既形象生动,又蕴涵丰富,确切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动作特征。再如《阿Q正传》中写阿Q跳进尼姑庵后的菜园里偷萝卜,也是用了表示具体动作的词:“赶紧拔起四个萝卜,拧下青叶,兜在大襟里。” “拔起”、“拧下”、“兜”取代了“偷”,传神地将阿Q被小尼姑发现后,迅速行动的一连串动作传神地表现出来。
表现“偷”而换用其他词语,不但具有动作的传神性,在人物言语交际中还能巧妙表现出交际者的心理活动。《琐记》中写与衍太太聊天,当“我”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时,衍太太鼓动说:“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当“我”说母亲没钱时,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说:“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橱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衍太太话里的“拿来”、“寻出”都是“偷”的同义表达,这从后面衍太太所散布的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可以看出。实为“偷”而不用“偷”,是作者从言语交际双方考虑的。衍太太鼓动“我”偷家里的东西,但不用“偷”字,表现出衍太太的教唆技巧。这一教唆是充分考虑了听话者的心理接受的,如用“偷”字则可能给对方以刺激,引起对方的顾忌或抵触情绪。
鲁迅将表“偷”义的语言形式加以衍化,变着法子写“偷”,将各式人等,各个事件,各种情景写出个性,写出神韵。这给我们以启迪,语言是丰富多彩的,要使你的笔下生花,就得注意根据特定语境,精心调配语词。同时,在鉴赏作品时,注意语词与特定语境的组合,领略作者语词选用的匠心,也能从平凡的语词中,读出不平凡来。
II文学语境中的数词审美
进入特定语境的语词在作品中常常带有美学价值,语境的参与还能使寻常词语蕴含了美学信息。我们试以最为枯燥的数词为例,解读寻常词语如何在语境中获取了美学价值。
单个的数词只有概念义,谈不上审美韵味。然而,数词一旦入诗、入文,进入特定的文学语境,其表义功能就起了转化。这一转化使数词的表义容量扩充,并增添了审美韵味。而审美韵味往往蕴涵在表数言语代码形式的深层,是数词与特定语境高度融合而生成的。
纵览文学作品中的数词,其表现形式极为丰富,从一至百、千、万都有。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蜀道难》)“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聂夷中《咏田家》)“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蜀相》)“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梅尧臣《梦后寄欧阳永叔》)“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王安石《桂枝香》)“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辛弃疾《西江月》)“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龚自珍《己亥杂诗》)“十年天地干戈志,四海苍生痛苦深。”(顾炎武《海上》)“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汉乐府《长歌行》)“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琵琶行》)“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北朝民歌《木兰辞》)原本枯燥的数字,一经诗人巧妙安排,便表现了斑驳陆离的内容,并富有了审美韵味。这些数词,有实写,有虚写。或表时间,或表地域,或表频率,或表人物,或表景物。与文学语境结合后的数词,大大扩充了言语代码的表义容量。
数词进入文学语境,有时增添了原来不具有的情趣。原本枯燥的数词,便显得妙趣盎然。如辛弃疾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虚写的约数两两相对,且将数词与所修饰的名词倒装于句前,突出了眼中所见之景,增强了画面感,这些数词与名词配合,传递了作者轻松喜悦之情。再如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暮江吟》)以数量词领起,加之动词、形容词的巧妙配置,写出了秋日夕阳的柔和,江景的绮丽,画面清新,情味浓郁,又给人一种安谧之感。数词的情趣性常表现为数词与数词巧妙组合的形式,这种形式与语境的结合,使数词带有别具一格的谐趣。如宋朝理学家邵雍的《蒙学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二十个字的一首小诗,竟 然用了十个数字,这十个数字不是枯燥地堆砌,而是和谐地镶嵌在所描写的景物之中,以四五家烟村、六七座亭台作为八九枝花的背景,勾勒出一幅清新淡雅的画面。除了用数词整体来写景之外,还可用它来写人。传说清朝上至皇帝,下至书生,都喜欢将数字入诗,以寻求意趣。清代文学家陈沆曾即景写人,在一首七绝中用了十个“一”:“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以数词冠物、冠人,又冠人的动作神情,写得别有情趣。与此相类似的是纪晓岚应乾隆之要求所作的诗:“一蓑一笠一鱼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这些诗都以数词“一”的反复巧妙入诗为特有形式,使全诗于单一中又富有变化,于变化中又有着复沓的韵味。
数词进入文学语境中,还能使原本不带情感色彩的词增添了情感意味。当然,这一情感意味要结合语境来领略。贺敬之《雷锋之歌》中有一个这样的诗段:“看,站起来/你一个雷锋,/我们跟上去;/十个雷锋,/百个雷锋,/千个雷锋!„„/升起来,/你一座高峰,/我们跟上去;/十座高峰,/百座高峰!――/千条山脉呵,/万道长城!„„”同样的语句形式,通过数词表量上的递增,表达了对雷锋的讴歌,继承雷锋精神的愿望和信心。数词在这里带上了强烈的抒情色彩,这种色彩是作者所设置的语言环境与数词巧妙结合的产物。数词中的情感色彩有时则表现得更为隐讳深层,其被读者接受也就更有赖于语境的参与。王愿坚的《七根火柴》结尾记述卢进勇将烈士遗留下来的火柴递到指导员手里时的数数:“一、二、三、四„„”。联系小说语境,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数字不单纯表记数作用,而是饱蕴着感情。它在前面烈士牺牲前将火柴交给卢进勇时就已出现了。这位同志花了很多时间所数的“一、二、三、四”里饱蕴着对火柴的珍惜,对战友的深情。卢进勇重复了这一数数举动,数词里则饱蕴着对战友的缅怀,失去战友的悲痛以及对战友崇高精神境界的讴歌。
数词进入特定语境往往扩充了其信息容量,此时的数词具有极强的概括性,所以,它出现在成语中的频率很高。如“一了百了”、“一波三折”、“一呼百应”、“一鳞半爪”、“十全十美”、“七上八下”、“七拼八凑”、“入木三分”、“八面玲珑”、“九死一生”、“三令五申”、“三思后行”、“三番五次”、“万无一失”、“万世流芳”、“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百感交集”、“挑三拣四”。这些成语中的数词,都是虚指用法,他们与其它符号组合在一起,凝结成了成语的高度浓缩形式,表达了 深刻的含义。文艺语体联想想象的特点使数词常带有夸张的成分,而在夸张用法中数词往往扩大了自己的信息容量,从而具有了审美韵味。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数词的夸张写法,极写庐山飞瀑之壮观,也因了这一数词与景物语境的巧妙融合,使诗句与庐山飞瀑的壮丽景色一道千古流传。在文学作品中,还有诸多类似“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数词夸张用法。如王蒙小说《杂色》中描写草原雷声阵阵,暴雨降落:“这不像雨声,而是更像同时撕裂一千匹布,或是同时射出一千支箭,或者干脆是同时打开一千口沸腾着的开水锅的声音。”此处的“一千”显然已不是实数,而带有夸张之意,以此渲染草原雷雨的巨大声响,将草原这一特定地域的特有自然景观绘声绘色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实写的数词常出现在公文语体中,一旦进入文艺语体,其深层便常蕴含着某种讽喻意味。这时的审美韵味,便常常通过言语形式与所处语境的反差表现出来。王蒙小说的反讽笔调就常“跟小说做法开个小小的玩笑”,以极为具体确切的统计数字入文,如《说客盈门》中所公布的“一批千真万确而又听来难以置信的”找丁一说情的人的详细统计数字:
在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日这二十天中,为龚鼎的事找丁一说情的:一百九十九点五人次。(前女演员没有点名,但有此意,以点五计算之)来电话说项人次:三十三。来信说项人次:二十七。确实是爱护丁一,怕他捅漏子而来的:五十三,占百分之二十七。受龚鼎委托而来的:二十,占百分之十。直接受李书记委托而来的,或间接受委托而来的:六十三,占百分之三十二。受丁一的老婆委托来劝“死老汉”的:八,占百分之四。未受任何人的委托,也与丁一素无来往甚至不大相识,但听说了此事,自动为李书记效劳而来的:四十六,占百分之二十三。其他百分之四属于情况不明者。浆糊厂厂长丁一将县委书记的表侄龚鼎除名后,说客盈门,以上数字的统计可谓细致而周密,从劝说的方式来统计:来找的、来电话的、来信的,统计数字精确到小数点。从劝说的来源目的来统计,精确算出了百分比,各类人等都有案可稽,还有“百分之四情况不明者”中又蕴含着高容量的未知数。这种“全方位”的周密统计与小说语体的反差,对事件的表述起了强烈的讽喻作用。
数词经常与量词组合,而数词与量词组合,又与名词超常搭配后所形成的效果尤为突出,往往是作者的匠心之所在。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湖心亭看雪》中
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一段文字中,最妙的就是数量词的超常使用。“一痕”、“一芥”“两三粒”,使人感到雪中具体景物之小,以此来反衬大雪三日,“上下一白”雪景之壮观,使人感到天地境界之大。每个句子都以名词后带数量词为基本格式,仿佛镜头移动,从小而更小,直至微乎其微,这既是随着小船徐徐行进,视觉移动而产生的变换境界,又使人感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沧海一粟的深沉感慨。再如鲁迅、茅盾等大家也常通过数量词与所限制成分的异常搭配来达到修辞效果,鲁迅以“一座”来限制“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示众》),以“两颗”来状“头”(《阿Q正传》);茅盾以“一匹”来限制苍蝇(《追求》),都显得既形象,又充满了讽刺意味。
注释:
[1] 冯黎明:论文学话语与语境的关系,文艺研究,2002.06 [2] 巴赫金:1970――1971年笔记,巴赫金全集第4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三讲 文学语境差
文学作品中的语境制约着言语代码的选用,也伴随着读者读解鉴赏的全过程。在语境参与过程中,既有语境各因素间的平衡,也出现了语境各因素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我们可称其为语境差,即各语境因素间表现出来的差异。各 32 语境因素间的不平衡可能产生积极的正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负效应。我们侧
重于对积极语境差的探讨。
第一节 语境差多层面的显现
由于文学语境的多层面,语境差也可能出现在话语各个层面。它可能出现在作品语符层面的各语境因素之间,也可能出现在作品人物与读者语境之间,还可能出现在创作与读解语境、读解与读解语境之间。语境差在不同界域其差异有着不同的特点。
作品内语符层面的各语境要素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语境整体。语境间的各要素有时是统一和谐的,有时却存在着差异。上下文、时间、空间、对象、情景等语境因素有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错位。根据语言系统规律,语词组合必须符合语法规范,符合语义搭配原则,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有时却出现了有悖规范,与上下文语境不相吻合的言语代码组合。林希《“小的儿”》中写歌星王丝丝嫁进侯家当小妾,进门就先拜见大奶奶,大奶奶不理睬她,书中以叙事人“我”的口吻写道:“王丝丝小姐自然早有准备,谁都知道愣往一个地方进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你知道人家有没有指标呀!”“指..标”本指计划中规定达到的目标,放在进人家作小妾上实属不相称,但正是这一不相称中透露出诙谐,与全书调侃语调相一致了。这种不和谐有时还表现在语句与语句之间,王朔《动物凶猛》中写“我”迷恋上了钥匙,先是合法地将自己家的各种锁打开,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柏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将打开锁的感觉与钓鱼人的喜悦相比还甚为和谐,可与战争中的获胜心理相比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上下文所关涉的两样事件一大一小极不平衡,但诙谐的情趣就从这调侃语气中油然而生。《围城》中也多处用这种语义的不平衡来冷嘲热讽。如写爱尔兰人卖假文凭,结果反上了方鸿渐的当后:“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以来唯一的胜利。”最后一句是现.....................行本中增添的,在日常小事的叙述描写之后加上看似庄重严肃却隐含着冷嘲热讽的评论性文字,使作者的嘲讽充满诙谐风趣的意味。故意将方鸿渐与爱尔兰人之间假文凭的交易升格为国家间的外交或订商,从而风趣地嘲笑了爱尔兰人骗局的
失败,而这一笔触中,还捎带一枪,讽刺了旧中国政府外交上的屡屡退让妥协政策。
语境差还可能出现在作品人物与读者的交际语境。在文学作品被读解的状态下,至少存在着两对交际关系:一对是作者与读者的交际,另一对是作品内人物与人物的交际关系。这两对交际关系是处于不同层面的交际。作者与读者交际的凭借物是作品人物,因此读者与作品人物的交际是处在一种看似直接实为间接的状态。“中间人”――作者所提供给作品人物的语境与提供给读者的语境常常是不平衡的,因此,作品人物与读者之间也就有可能存在着不平衡。此外,由于作品人物关系的复杂性,即在作品人物与人物交际这个层面可能出现多对交际关系,就使得读者与这些人物的交际也带上了复杂性。有时候,读者与这一人物可能处于共知语境前提中,而与另一人物则处于语境差异的不平衡中。作品人物之间有时由于时间空间情景等语境因素的参与限制了人物的交际活动,而对作者与读者这一对交际关系来说,则存在着另一个读解的语境空间。夏衍曾在电影创作理论方面的书中讨论过一个问题:“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在桌下,而围坐着的人们正在打牌或者说笑话。这炸弹,是让银幕下的观众知道而桌上的人们不知道,还是让下面的观众和上面的人们都不知道。这两种叙事策略,究竟哪一种更揪心也更具艺术效果呢?”[1]这个问题涉及叙事语境的设置。也就是应该设置读者与作品中人物不同的语境,还是应该设置相同语境的问题。王大进《小于千分之一》以多条线索并进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发生在多对人物关系之间的故事。这些故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故事中人物并不知道彼此的关系,彼此的纠葛,但读者凭借作者所提供的语境,并随着情节的发展推进,对人物关系,情节关联作了全面的接收。小说的一对关系是高兴与异地情人丁小燕,丁小燕从C城来到N城与高兴相会,恰逢高兴老婆出差,因此,这“是一个特别的好消息,简直就是上天给他最好的一份礼物”。二人如愿在宾馆度过了销魂落魄的美好时光,可是,心情却被丁小燕黑色小拎包的遗失而破坏了。这是二人难得的幽会中的第一个不愉快事件。如果说,这一事件只是破坏了他们的心情,那么,第二个不愉快事件则是彻底摧残了他们的关系,那就是代人受过而被误打。二人在宾馆的幽会之夜被前来捉奸的男子痛打一顿,打手后来才知道打错了对象。这一事件导致丁小燕离开,而且“不想再看见这个地方”了。小说中的再一对关系是捷迅电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周建明与他的老婆范淑芬,情人马羚。周建明因马羚的关系要与
妻子离婚,妻子不愿离,其第为其报复请打手捉奸,结果误打了高兴与丁小燕,导致二人关系破裂。这一偶然的巧合将高兴、丁小燕与周建明、马羚关联起来。小说中的另一人物是出租车司机凡三。凡三与上述两对人物都有着关系,这一关系是他作为出租车司机与顾客的关系,但这一关系可非同寻常。因为丁小燕的小拎包就是丢在他的车上,而他因赶着做生意和后来对拎包主人的“不正常的男女关系”的不满(从包中的照片和肉麻的情书中得知),产生“不必马上把这东西交出去”,“让他们急吧”的想法,使高兴和丁小燕因丢包事件严重影响情绪,并导致丁小燕在凡三因车祸死亡后才由警察将包交还的尴尬局面。凡三与周建明的关系也是雇主关系,当然这一关系在文本中的作用只是引出坐进车中的周建明这一人物。因此,这一对关系要比上一对关系来的简单。此外小说中还有凡三与饭摊老板娘甘露的关系,以及甘露与年轻时介绍对象认识的秦冬宁的关系。秦冬宁与凡三的关联也是作为司机与顾客的关系出现的,但这一关系却是凡三之死的间接原因。凡三本要收班,遇秦冬宁坐车只好载客。秦冬宁又是应甘露之约与之面谈,在大雨中乘上凡三的车子回家的。途中车子故障,秦冬宁下车,凡三却因猛踩油门撞入围墙死亡。小说中还有周建明与前来讨钱的老郑的关系,老郑前去周家报复与周妻范淑芬的接触,等等。这一对对关系纵横交错,但各对关系中的人物对于之相关的其他关系的人、事浑然不知。高兴与丁小燕对造成他们幽会中的两个“恶性“事件的人物处在“未知语境”。他们既不知道出租车司机为何人,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替谁受过。这种“未知”推进情节发展,导致人物关系的终结。出租车司机凡三是关联各对关系的一个核心人物,虽然他的身份平凡,但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没有他的出现,这个故事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因为有了他,小说才变得更加戏剧化起来。”[2]虽然作者采取多条线索并进的叙事手段,但却在凡三的关联中展开。在凡三的关联中,作者完成了自己“作茧自缚”的构想,完成了对不同类别男女关系的探寻。而作品的戏剧化,既在于人物关系的巧妙关联,又在于人物的不知道“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在桌下”的语境局限。读者却在作者所提供的语境中,对各对关系,各个事件步步了解,便将其相互关联,通过情节的展开对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的探寻。
创作与读解、读解与读解语境的差异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这种差异可以表现为时代差异、空间地域差异、个人审美差异诸方面。当读解者与作品中的各时空语境因素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时,差异就产生了。这些差异有的可以通过作品
中的叙写来调整,使读者读解并领略,有的则需要读者借助文外的时空背景去读解,通过强烈的反差领悟其深刻的内涵。除了时代等因素引起的创作与读解差异外,读解者的身份、文化素养、审美观念等其他因素也有可能造成读解与创作的差异。正如王蒙所说:一本《马桥词典》,“语言学家从中发现语言学,小说作者从中感受小说,民俗学社会学从中寻找真的与虚构的民俗,1[1]评论家从中共鸣或质疑于韩氏社会评论与文艺评论„„”[3]而这种种读解的不同角度,不同感受是创作与读解关系中的正常现象,愈是富含信息量的作品,愈能引起不同学科读解者的不同读解。如朦胧诗,“荒诞派”小说等,引起的“争鸣”的概率就极高。语境差既可能出现在创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可能出现在不同的读者与读者之间。一些进入特定语境后与原来的所指有差异的语词,其意义所指常常引发争议。古诗词中的数词,就常引起他人甚至科学家的误读。如杜甫诗中的数字误读,《古柏行》中有两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里的数字是夸张写法,借对古柏参天入云和巍然耸立的雄劲形象,来象征诸葛亮人格的伟大、才能的卓越、勋业的不朽。但宋代科学家沈括却讥笑说:“四十围是直径七尺,而高达二千尺,岂不是太细长了吗?”黄朝英则反驳说:“古制是围三径一,四十围,是一百二十尺,围有一百二十尺,直径就是四十尺,怎么能说是七尺呢?直径四十尺,高二千尺,正好合适,怎么能以‘太细长’加以嘲笑呢?”这二人争来论去,但无论是沈括还是黄朝英,都是以纯科学的方法考证杜甫的诗,似乎有理有据,却都是忽略了诗歌文体的特点。杜甫常将枯燥的数字入诗,使作品妙趣横生,意境深邃。创作与读解者的身份不同,造成了语境差。当然,这种语境差不光出现在不同学科中,同一学科中不同的审美观念有时也会产生语境差。如苏东坡曾讥笑王祈的“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不合情理;明朝评论家杨慎曾将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都是同一学科内所产生的语境差。
第二节 语境差的审美价值
文学作品中的语境差具有特殊的审美效应,这一审美效应体现在语境系统内的自我调适。有了语境各因素间的调节,不平衡就可以转化为平衡,并转化生成为美学信息。毕加索的朋友卡恩瓦洛有一次问毕加索:“为什么在你的大壁画《和
谐》上,鱼在鸟笼子里,鸟反而在鱼缸里呢?”毕加索回答道:“在和谐中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一解释也可以用来说明语境差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即在语境错位的表象下,隐含着内在的和谐。当然,这一和谐不包括存现于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界域的语境错位,因为这种错位缺乏内在的和谐。因此,我们所讨论的错位美学价值,仅限于积极错位现象,即作品人物交际之间,或人物与读者交际之间,由作者所设置的语境错位。
语境系统内各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对语境因素间的不平衡起了调节作用。正因为有了这一调节,才将语境差中的不平衡转化为美学信息。钱钟书《围城》中有一个句子:“阿刘„„不禁又诧异又佩服,又瞧不起,无法表示这种复杂的情绪,便‘啐’的一声向痰盂里射出(唾口)浓浓的吐沫。”从语义搭配来..看,原文的“唾口”与上下文语境更吻合,改文的“射出”用在吐唾沫上似乎力度太强,但上下文之间的语境差却被特定情景这一语境因素协调了。原来,管舱房的侍者阿刘的这一动作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进行的:阿刘原想将空出的舱位租给方鸿渐和鲍小姐,遭拒绝后租给了孙先生,又因孙先生等人吵闹被法国管事查到,阿刘被解雇下船。这时,阿刘看方鸿渐继鲍小姐之后,又与苏小姐亲近,诧异、佩服、轻蔑、愤愤不平,几种复杂的情感无以发泄,便集中在这一口吐沫上。原文“唾口”仅表一般动作,不足以表达这种复杂的感情。改为“射出”,含快速发送之意,就把积蓄了阿刘复杂而强烈感情的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妙趣横生。而这一妙趣就是从词语与上下文语境的不协调中表现出来的。
有时,语词与所描写的对象语境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能传神有趣地表现人物心理情态,于是,特定的对象语境也就起了调节平衡的作用。人物语言是人物内心的写照,《红楼梦》中一些动词的独特运用就精到地表现了人物特有的心态。第十九回写宝玉到宁府看戏,宁府热闹异常,跟从小厮都走散了,宝玉不堪这等热闹,便突发奇想:“素日这里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画的很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由“热闹”联想到美人“寂寞”,从而萌发去“望慰”之情,这是痴宝玉的痴想。这一词语不符合常人的心态,却极真切地表现了宝玉这一特定人物的心态,体现了宝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思想,正是这种“重女轻男”思想的指导,他才移情 37 画上美人,赋予其以生命力,于是便有“望慰”之说,这就把痴宝玉对女子的一片痴情表现得富有情趣。
在以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为题材的作品中,其表现内容与话语形式常出现与当代读者语境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因特定的时间语境而得到调节,因而也就带上了特定的合理性。王蒙小说的反讽手法便常通过时代差来表现。如《失态的季节》中所叙写的50年代到60年代反右运动中人们的言论行为和心理,小说多次写钱文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是钱文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感想,也是特定时空语境中“这一类”人处境的真实体现。前面我们曾引了钱文被打成右派的一段心理感受,这应该是真实的心理感受,但这一“真实”却是时代重压下所产生的畸形的思想。面对社会环境的巨大压力,谬误衍化为了真理,当然,这是一种无意识中的“认罪”,是在“红色海洋”中产生的思想变异。小说中还有一段文字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重压下的无奈和试图摆脱困境的决心:“依依稀稀,他知道现在没有什么比睡觉更重要的了。依依稀稀,他忠告自己,现在只有睡觉是真的,只要他明天还准备出工的话。依依稀稀,他相信这一切终将过去,等着吧,随着时间的逝去,一切忧愁,一切烦恼,一切恐惧也就云消雾散了呦;而我们的生活将仍然是光明的快乐的幸福的与新鲜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必须接受考验,我们必须忍受许多痛苦和屈辱。我们本来是罪有应得的,应该接受更多的历史的惩罚。只有在清水里泡三次,再在碱水里泡三次,再在石灰水里泡三次,我们才能变得比纯净更纯净„„那时候,当我们回忆起这一切时,我们就会莞尔一笑了,我们就会幸福了。”这段思想中的推理显然是荒谬的,但这是无奈中对光明的祈望,是对“变得比纯净更纯净”的乌托邦理想的构想。今天的读者从这种构想中读出了荒谬,也读出了时代感,读出了这一阶层的人们在重压下的复杂的心态。王蒙对苦难的反映中又带有其特有的幽默诙谐,表现了身处逆境中的人们的含泪的笑。《买卖提处长轶事――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中所记叙的“文革”期间人们的荒谬话语与行动,在今天的读者眼中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小说中有一段对话:
监管者:那你想一想,还有什么问题隐瞒着?要重大的,不要避重就轻,主动交代的我们
一定从宽。
买卖提:(低下头,捻着衣角,思想斗争很激烈的样子)有一个问题实在严重,我不敢说。
监管者:(眼睛放光)你说呀!你说呀!我保证,说出来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
买卖提:我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我发动的。而且我正准备发动第三
次世界大战。监管者:???
这一番问与答都是荒谬的。但这一荒谬却因作品所反映的年代而有了其真实的基础,这就是“文革”时期逼供情景的真实再现,当然,这一对话中也体现了买卖提处长的机敏幽默,针对逼供者“要重大的”语义导向,给对方一个极其荒谬却又“符合”对方要求的答案,出其不意,令对方措手不及。当然,这是在苦难中的辛酸的“笑”,是在重压下的自我开释。王蒙笔下“非常”时期的“非常作品”都带上了很强的时代气息,也因此于今天的读者产生了很强的时代差异。正如王蒙自己所说:“反讽也好,批判也好,这是读出来的,是由于语境的变化形成的,当时所讲的许许多多的道理,现在看起来像讽刺。谁讽刺?我没有讽刺,是历史在讽刺。”[4]作家的创作意图与创作效果得到了高度融合,读者作品时代语境差中体味了强烈的反讽意味。
语境差表现在作品所描绘的内容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言语形式的选择方面。言语形式的超常规链接表现出的形式上的语境差也有着内在的和谐。徐坤《含情脉脉水悠悠》中有一段文字,可说是诗歌的高强度链接:“红灯和绿灯将他们引向神女峰、白帝城、巫山、夔门、巫峡、巴峡、瞿塘峡„„那么数不清的峡与峰。那些流传千古的名字,那些流传千古的诗呵!就要千里江陵一日还了,就要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了,就要有飞流直下三千尺了,就要有巴东三峡巫峡长了,就要有猿啼三声泪沾裳了,就要有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了。”在短短的篇幅中,一气排列了五句诗词: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乐府诗《巴东三峡歌》、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这些诗句的作者不同,所表现的情感也不同,却链接在一个句子组合中。但这种链接却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它因特定的地理而关联,也因轮船上的这一群文人而
关联,同时也隐含着对这一群文化人在讨论文化状况的幌子下追逐异性闹剧的一种嘲讽。
作品内言语代码与语体这一大语境的差异中往往隐含着深层的讽喻寓意。语言表现风格与文体的差异是语境差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形式有时甚至表现在对整个文本的颠覆上。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文体更新是写作者追求陌生化的一种手法。这种手法甚至影响到高考作文。在“淡化文体”的旗帜下,学生的习作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更新。2001年全国高考卷中就出现了一篇以“就诊报告”形式写作的小小说,现摘录如下:
《患者吴诚信的就诊报告》
姓名:吴诚信
性别:男亦可,女亦可
年龄:生于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
职业:待定
确诊方法:中西结合一 望诊
脸色:无甚大碍,就是不会脸红。即使是“落井下石”后,也是脸不改色。眼睛:眼
珠缺乏灵活性,只能侧视或者向“钱”看。目光较黠。鼻子:鼻头上翘,鼻孔变大,嗅觉间
歇性失灵。只能闻官气、贵气,而不能闻民气、贫气。舌头:发生变质、发音不准确,舌尖
形状有变为弹簧的趋势。说“撒谎”(sa huang)发音清晰,说真话(zhen hua)则发音含糊,吐字不清。
二 把脉
脉搏沉、快、紧、滑、涩……典型的吹牛皮后心悸、早搏导致心脏衰竭的先兆。三 透视
1 肝肺呈现出暗色,甚至变黑。2 脊椎有弯曲迹象,病情表现为直不起腰。四 血样采集
患者血色呈暗红色。血色分子结构多种多样,有“才”、有“貌”、有“钱”、有“思”,其中前三者居多,惟独缺“信”,“诚”细胞和血小板几乎没有。五 基因鉴定
经过精密仪器测试,患者的基因已经发生变异。已不能显示系何族子孙,“信、义、忠”
结构已经被破坏。虽然基因测试确定不出系何族,但行动都具有浓厚的封建小农意识。表
现为见了五斗米就折腰(当然,脊椎已查明有问题),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挖人墙角,落
井下石。六 治疗方法
换血:注入大量“人文”氧气,替换体内有害健康的“拜金主义”二氧化碳。2 每天早晚一次扪心自问,摸摸自己的良心在否。3 阅读大量杂文,唤醒其诚信意识。
七 医生建议
此病例不是首次发现,十分具有代表性,望患者注意,切莫互相传染。
医生(签章)
――《语文月刊》2001年第09期
形式是“就诊报告”,反映的内容却是小小说。它塑造了一个“吴诚信”的形象,这一形象代表了一种典型。以“就诊报告”形式出现,造成了具体情节的缺失,但小说塑造人物的功能犹存。这种对小说文体的解构与讽喻内容相结合,将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缺乏诚信的人的特征挖掘得十分深刻。在当代小说中,这种对小说文体的解构还有着其他形式,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词典编排形式结构小说;谌容的《总统梦》以戏剧对话结构小说;王青伟的《!――?》以电影镜头结构小说;吴若增《又及》以信件形式结构小说;彭达《来访登记簿摘录》以公文语体写小说,这些都形成了语体与表现内容、风格的语境差,在给人耳目一新的观感中增强了作品的讽喻意味。
注释:
[1]王石:《也是创作谈》,见《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3期。[2]王大进:《种种可能》,中篇小说选刊2005年1期。[3]王蒙:《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4] 《从“恋爱”到“失态”――王蒙〈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研讨会纪要》,见《小说评论》1996年第2期。
第四讲 幽默游戏规则与语境
具有幽默意味的文学话语其核心在于语境差。语境是滋生幽默的土壤,而它参与幽默话语的建构呈现出的往往不是一种协调,而是一种悖反,一种对规则的颠覆。这种颠覆形成了语境差,即在同一交际界域语境各要素间的不平衡。它是对语境内部和谐的颠覆,这一颠覆在幽默语言生成和欣赏中却是重要的因素。在语境内在张力场的协调下,某一层面的颠覆得到了另一层面的平衡,幽默由此生成,幽默的美学价值也由此显现。颠覆解构了原有的语境协调规律,却在另一层面重建了新的幽默游戏规则。
第一节 幽默语境差形态
幽默话语模式与语境的关系呈现出一般言语交际进入语境的不同状态。上下文、时空、对象、目的等语境要素往往处于某种程度的裂变,某种程度的颠覆。这种颠覆既表现在语符层面,也表现在认知等层面。它以一种陌生化的表征,给人以愉悦的惊喜,构建了语境差美学价值层面。
对语符层面的颠覆是幽默话语语境差的常见形态。它或者表现为能指与所指关系的颠覆,或者表现为对能指组合链接形式的解构。这种颠覆解构是对语言规律的一种突围,幽默意味在突围中生成,审美价值也在规则与突围的悖离中显现。
胡范铸指出:“而这种‘诉诸理智的可笑性’的内核,就在于合乎常规的内容采取了超乎常规的形式或者合乎常规的形式荷载了超乎常规的内容,所引起的心理能量(期待的、经验的、情感的„„心理能量)遽然释放的可笑。”[1]这一论述中蕴含着精辟的辩证理念,揭示了能指与所指超常组合所生成的幽默效果。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颠覆是对符号约定俗成关系的“违约”,这是由语言材料构成的语言语境的内部颠覆。一幽默小品文写一对热恋中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隔两地,半年后女友转投款爷怀抱。女友婚礼上。男子送来一幅对联:
上联:愿天下有钱人皆成眷属 下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横批:爱嫁谁嫁谁
对联的巧妙之处在于对常用语能指与所指的颠覆解构。上联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中的“有情人”改为“有钱人”,能指的变更当然随之所指的移位。下联则赋予“无产者”以特定的所指,此处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就不同于政治用语的语义,再配以横批的调侃语调,形成了语符层面的颠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当一个表达方式原系用之于转义,而我们硬要把它当作本义来理解时,就得到滑稽效果。”[2]虽然他说的只是将转义作为本义理解一种情况,但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幽默原理:将此形式表达彼义,或将彼形式表达此义,语符在特定语境中能指所指的临时变迁这一颠覆现象能够产生强烈的幽默效果。
能指符号的变异组合在幽默话语中常表现为对话语导向的颠覆,即预设语与后续语之间形成落差,从而使幽默在预设语与后续语的不协调中展现出来。周谷城将这种现象称为 “预期之逆应”:“所谓‘预期之逆应’即创作者对于鉴赏者所‘预期’的东西,予以反面的答复之意。凡‘预期之逆应’,未必都是幽默;但凡幽默的东西,一定含有 ‘预期之逆应’这个成分。”[3]这种上下文的语境差既是对话语链的颠覆,又常伴随着对逻辑链的解构。一幽默小品文说某人早晨醒来时,发现太太去世了。起初,他吓得脸色苍白,随即边跑边叫女佣:“阿莲!阿莲!”正在厨房准备早餐的阿莲忙问:“先生,什么事啊?”那人回答:“今早要少煮一个鸡蛋!”按照前面的描述及事态发展的常规,此人呼唤女佣的后续语应是对太太去世后事的处置之类。但却出人意料地以“今早要少煮一个鸡蛋!”作为结束。这一吩咐与前面的描述不相衔接,与人之常情也不相吻合。这是对话语链的颠覆,也是对人情事理的颠覆。
对人情事理的颠覆中常常隐含着对话语逻辑的悖离,这是对逻辑链的消解,是由语符层面的颠覆辐射至事物认知层面的颠覆。钱钟书《围城》写方鸿渐演讲,当讲到“„„海通几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时,“那记录的女性涨红脸停住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 “耳朵”何以会“丧失贞操”,这一陈述是对事理逻辑的违背,但却显得风趣诙谐。再如写归国途中船上人们打麻将的原因:“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他服务„„一片乡心正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要为祖国服务的热切心情与后面的寄情麻将形成了反差,打麻将与爱国、世界潮流关联又是对事理逻辑的解构,这就与幽默中嘲讽了这些人在爱国幌子下所掩盖的精神的空虚。王蒙《牢骚满腹》中发牢骚者发了这样一通牢骚:“早晨我去买早点,却发现早点铺里根本没有安装篮球筐架。我去买一张报纸,却发现卖报的不是双眼皮。在汽车站我等汽车,等了两个小时也没有一辆我所希望的123456789号巴士开来。进了办公室以后,我大吃一惊,原来桌子上连一碗馄饨也没摆着。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竟然没有得过奥林匹克跳高冠军。我用玻璃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忽然想起那个采茶的农妇说不定对丈夫不贞。”由于所期望的事都无法实现,此人没吃早点,没买报,没坐汽车,没进办公室,没接电话,没喝茶,最后准备自杀。这些牢骚由于与事理逻辑相违背,只能是笑料。
逻辑链的消解有时表现出多层链接的阻断,通过一层推进一层的荒谬造成幽默。有一描述白痴与众人的对话的幽默小品文,就是通过事理逻辑的层层荒谬造成幽默的。一个白痴获得一笔100万元的赛马奖金。众人不解,问白痴:“你是怎样购买赛马奖券的?”白痴说:“我连续三天梦到‘7’这个数字,3x7=24,所以我买了第24号赛马奖券,一下中了。”众人大惊:“3x7=21,怎么会是24呢?”白痴也吓了一跳:“真的?这回买错了,下次买21号。”赛马奖券为白痴所得,这是第一层逻辑链的断裂;白痴购买诀窍是根据梦境数字,这是第二层断裂;这一数字的乘法错误造成了第三层断裂。如果故事到此为止,还不足以形成幽默。幽默意味尽显在最后一层,即白痴的顿悟。这一顿悟在上面荒谬的基础 44 上更推进了一层,本来乘法错误只能说明白痴购买理由的荒谬,却被白痴往另一指向错位,事理逻辑错位在这一层面得到了极至表现,幽默韵味也由此横生。
语境差还表现在对言语交际规则的偏离。幽默故事中的人物对话常违反日常对话信息接收反馈的等量原则,形成语境差。这一语境差往往体现在对话双方的语境偏离,即对话某一方对话语指向的偏离所产生的信息差异。如一则以“新生儿”为话题的幽默小品文,说泰勒夫妇7岁的儿子帕特,不喜欢别人家的婴儿,所以对自己家里也将有一个婴儿降生的消息感到不满。一天,泰勒夫妇正在为婴儿的降生做安排。泰勒先生说:“有了婴儿,我们的房子就不够住了。”帕特恰好走进来,他问:“你们在说什么?”母亲回答说:“我们在说我们现在得搬家,因为婴儿就要诞生了。”“那没用,”帕特绝望地说:“他会跟我们到那儿去的。”“我们现在得搬家,因为婴儿就要诞生了”的话语指向在发话者母亲那里指的是人口增加,原住房不够。而在话语接受者帕特那里,却转化成了“要躲避婴儿”。这一接受指向的偏离是受制于接受者的心理需求的。如果说这一幽默中接受者的偏离是一种无意偏离的话,那么,下列对话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有意的偏离: 卖瓜的小贩:“快来买西瓜,不甜不要钱!”
饥渴的路人:“哇!太好了。老板,给我来一个不甜的。”
卖瓜者的“不甜不要钱”意在表明瓜的品质,而接受者有意将其往另一指向解释。这一对话语指向的偏离往往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链接。
语境差还表现在虚拟语境与真实语境的相交相错。幽默话语常以对常规的超越取胜,因此,其话语权及言说空间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展示。有时,让虚拟的交流对象出场,这是对言语交际对象这一话语载体语境因素的颠覆。在一则“BP机的烦恼”的幽默小品文中,作者让人机进行了对话:
北京的某个深夜,BP机忽然响了。
急忙开灯看BP机,只见上面显示:“姿势不对,起来重睡。” 这则交际,虚拟了人机对话,将话语权交给了BP机。人们可以展开联想,是BP机对人的提示?是BP机对机子的提示?是人有意设置的提示功能?抑或是BP机偶然的巧合?随便你怎么想,但这一虚拟情景确实令人发笑。还有人与动物的交际。有一则“蜈蚣出游”的幽默小品文,说的是一个寂寞男人买了一条蜈蚣当作宠物,放在盒子里带回家。稍后,他很想和这新朋友一起去散步,但多次邀请蜈蚣都没搭腔。最后,当他把脸贴在盒子上喊道:“喂!你有没有兴趣去散
步?”时,盒子里终于传来微弱的声音:“你第一次叫我时我就听见了。我忙着穿鞋子呢!”这则幽默设置了人与蜈蚣的对话,如果说,前面的叙写都合乎常理的话(买蜈蚣当作宠物虽不合理,但对这一特定的“寂寞男人”来说还是可能发生的),最后出现的蜈蚣的回答就是不合情理的了。虚拟语境是对真实语境的一种颠覆,也是对属于人的话语权的颠覆。
第二节 语境张力调控
在同一交际界域中,语境可能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层面状态。颠覆造成了一种缺陷,却在缺失的不圆满中重塑了另一层面的圆满,从而以陌生化带给人们以鲜活的语言感受。语境差能够完成对幽默话语的构建,就在于语境各要素在语境多层面的自我调适,这些调适形成了内在的张力。颠覆是表层的,平衡则是隐含于深层的。语境张力参与颠覆与平衡的相互作用,从而构建了语境差在幽默话语中的美学价值层面。
语境要素颠覆的表层往往隐含着内在的恒定规则,颠覆与恒定规则相作用,又统一于超越语符层面的审美价值认证,从而达到一种内在的深层的平衡。
语境在某一层面处于颠覆状态,而其中却往往隐含着一种内在的恒定规则。颠覆与恒定是一个对立的统一,恒定使颠覆有了存在的基础,颠覆则使恒定裂变,从而产生陌生的新鲜感。孙绍振指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肤浅地了解幽默原理,而是驾驭幽默的错位模式。两条思路甚至多条思路各自独立存在,这是二元逻辑的自发的天然的状态,没有幽默感。要幽默就得把两条思路弄到一起来,奥妙全在找到严密的交错模式。”[4]老舍《离婚》开头介绍张大哥的幽默话语,就是通过话语的错位模式实现幽默,从而奠定了小说的幽默格调:“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的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麻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像片,只许成功,不准失败。“这段表述的精彩之处就在其交错
模式。这是悖理与常规的交错,表层与深层的交错。“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包括他的父亲,这是对事理逻辑的悖反,但因了他十足的“大哥味儿”这一判断有了内在的根据。“显微镜”与“天平”本不相干,但却因了张大哥的“媒人”特性而关联,统一于一个对象。“麻子与近视眼”在天平上相抵消,本也是事理的颠覆,却也因了张大哥介绍手段的高明有了平衡的基础。整段文字就由这颠覆与恒定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话语幽默意味。
语境差常表现在语符层面的不平衡,而语符层面的不平衡中常隐含着语符层面外其他语境要素之间的恒定规则。如一幽默小品文写教官问士兵龟田:“为什么你的棉被总叠得比山本差?”,龟田答道:“报告长官,山本入伍前是做豆腐的,而我入伍前是做花卷馒头的。”“叠被”的好坏与“做豆腐”、“做花卷馒头”本无联系,但此处却将其以因果关系关联起来,构成了语符与语符链接的颠覆。但这一话语衔接的不平衡中却有着内核的合理性,那就是豆腐、花卷馒头在形体上的各异特征与所叠被子的相似,幽默便生成在这不合理与合理的融合中。在语符能指与所指的颠覆中,也常隐含着其他语境要素间的恒定规则。如一幽默小品文设置了修理工与医生的对话。修理工去医生家修理电视机,发现电视机用了二十余年,已经破旧不堪。医生幽默地说:“开个处方吧。”修理工回答:“我看,只能写验尸报告了。”以医学术语“开处方”、“写验尸报告”表现电视机的状况,是语符能指对描述对象的颠覆,但这一颠覆却有着医生职业话语的合理内核,也因此有了对话双方合理的话语链接,由此释放出幽默。
如果说,上例中的恒定因素是隐含在话语深层,由隐性语境来体现的话,那么,有些恒定规则则是由显性的语境因素,即上下文语境因素来体现。上下文语境的相互照应,显现了颠覆中的合理。如两则点歌的小品文,一说一外地人因买不到车票回家,只好在南京过年,到电台点歌,点了陈小春的《算你狠》,“送给火车站的所有票贩子”。另一说女孩儿点歌,献给很辛苦的妈妈,却是《女人为何要这样折磨女人》。不能回家过年,让人想到点歌给无法团聚的亲友,但这一预想却落空了。这一落空,却有着其内在的恒定的缘由:外地人不能回家――买不到票――票被小贩倒走之间有着恒定的逻辑规律。女儿点给妈妈的出人意料的歌,却因为上文的交代:妈妈星期天都到书店给女儿买回一大堆的书籍而得到合理的解释。显性语境因素与话语中的悖理叙说相作用,合成了话语的合理内核与幽默意味。
由于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复杂性,由于话语指向的多重性,颠覆与恒定的交织有时表现为更复杂的情态。如一则幽默小品文题为“美眉的关心”,写“我”去学校开水房打开水,里面已经挤满了美眉,“我”精神抖擞地进去,潇洒地排队。当轮到“我”时,开水突然溅出来,手上淋了不少水,那个痛啊!为了保持风度,“我”咬着牙装作没事。身边的美眉关心地问:“没事吧?”我感动得连说:“没事没事。”只见美眉回头对后面的女生说:“真讨厌,今天的水又没开!”被开水烫了“没事”隐含着两种可能,两种语义指向:一是“没事”字面义与字里义的相符,这是真没事,但真没事又意味着“水没开”――水温不够。一是假没事,字面义与字里义的不相符,这是男生为表现“风度”的掩饰。男生的假“没事”却被女生解读为真“没事”,由此产生了表达与接受的错位。在这一交际语域中,有着多层面的颠覆:有语符层面的颠覆――“没事”隐含的掩饰;“美眉”对话语的理解。有事理逻辑的颠覆――“美眉”出人意料的联想反应。但也隐含着语符及逻辑层面的恒定规则,这就是事理逻辑推断的合理性:手被烫了没事,说明水温不够。这一话语片断中,还有着前预设与后续语的不平衡:“我”对“美眉”关心的感动与“美眉”对“没事”的反应,二者之间形成了反差。这一不平衡也因了事理逻辑的恒定而具有了某种合理性。随着最后一句感叹,“美眉”的“关心”也完成了由对男生转化为对开水的衬跌。正是这些语境因素的相互存在关联,才使得故事既顺理成章又出人意料。
恒定是语境差中合理的内核,而幽默意味的体现则是由语境要素间的调谐所形成的张力,使语境从某一层面的颠覆得到另一层面的平衡。颠覆的语境要素与处在恒定状态下的语境要素形成了对抗,由此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表达与接受效应。而在颠覆与恒定的对抗中又有着其他语境要素的调控张力,各语境要素聚焦于语言审美价值,从而将颠覆转化为平衡,产生美学效应。
从颠覆到平衡的语境差幽默建构得力于语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语境某一要素对颠覆的其他要素起了张力的作用。正如孙绍振指出的:“幽默的逻辑结构是一种二重的错位结构,它不遵守理性思维一元化的同一律,但这并不是说它就没有逻辑,它的逻辑特点是二重错位,所以就简称‘错位率’”。这种“错位”具体表现在:“在一条思路,一条逻辑上落空的同时,又在另一条思路上突然领悟到逻辑的落实,瞬息之间,不但体验了康德说的失落的惊异,而且还有顿悟的惊喜,如果光有失落的惊异,最多不过是滑稽而已,有了另一逻辑
的顿悟,才可能产生意味隽永的笑„„” [5]这不但说明了滑稽与幽默的区别,而且精辟地发掘出幽默深层的“非一元亦非二元的二重复合逻辑”。一外国幽默写道,欧洲某城市公墓里正在举行葬礼。面对一具棺材和无数的鲜花,有人在沉痛地致悼辞:“今天我们要送别的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一位水晶般纯洁的人„„”这时有两个市民路过,其中一个问道:“上帝啊!他们干吗硬要把两个人塞进一具棺材呀?!”市民对悼词的理解是对话语原有语义的颠覆,这一颠覆由于悼词分说的话语形式而有其合理性。市民理解的逻辑误区,却在另一层面获得了新的平衡,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政治家”与“纯洁”的不相容,从而表达出对政治家的嘲讽。
幽默话语语境差从颠覆到平衡是由话语表达者与话语接受者共同参与建构的,它由表达者输出,却离不开接受者的输入。交际双方在语境差的建构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对语境差的领悟实际上是一种双向建构双向调控。对语境差中体现出的幽默意味的解读诠释也基于对语境差的重新建构。这种建构是对颠覆的语境要素的一种话语价值重建,也是一种审美认证。缺少话语接受者,就无所谓平衡,因此,幽默话语的生成是接受者在场的一种交际活动。
接受者参与幽默话语建构,可能是直接的、显性的在场,也可能是间接的、隐性的在场。在幽默的言语交际中,接受者一般是显性在场,直接参与幽默话语建构。而在以对话构成的幽默故事中,读者――这一接受者则是隐性在场的。在以人物对话为主要内容的幽默故事中,至少存在着两对交际关系:一对是故事中人物,一对是读者与作者。因此,对语境要素的颠覆与平衡也就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对话产生的信息差异对作品人物来说非幽默,但对作者与读者的交际来说则生成了幽默。如一故事说张三在乡间小路开车,正当他悠哉地欣赏美丽风景时,突然迎面开来的货车司机摇下窗户大喊一声:“猪!”张三也摇下车窗大骂:“你才是猪!”刚骂完,他便迎头撞上一群过马路的猪。张三与货车司机的言语交际出现了一种错位,当然,这一错位中有着合理的内核,这就是“猪”在汉语中的谩骂语义,以及交流时间的短暂造成的话语省略,由此导致话语接受的失误。而在读者与作者的交际中,上文所创造的情景语境,使读者与作者处于平衡状态,读者对“猪!”的真实含义作了正确的解读,并因此解读出了故事的幽默韵味。
第三节 幽默语境差建构
语境差中的颠覆与平衡,是统一于审美意味下的有机体。语境差的幽默效果既取决于审美客体的审美表现方式,也取决于审美主体的审美创造;既涉及表达,也涉及接受,是由话语表达者与话语接受者共同参与而完成的审美活动。因此,语境差的建构既涉及到语言学,又涉及心理学、哲学、美学诸方面,它是一种语言与审美心理相交融的多维建构。
幽默话语语境差从颠覆到平衡的转化是表达者与接受者的共同协作。胡范铸以敏锐的视角,指出语言幽默氛围中的双向沟通特性:“这种审美效果,只有在‘语言运用’和‘语言欣赏’的过程中才能显现。” [6]话语模式所制造的幽默氛围的解释权既取决于表达者,又取决于接受者;既涉及表达,也涉及欣赏,它是接受者隐性或显性在场的言语交际活动。因此,幽默话语语境差的建构要充分考虑接受者的接受心理。
语言表层形式按线性排列,虽然说接受者的阅读体验是一种非线性的,但接受者的阅读顺序受到线性表达的限制。因此,语境差的设制要注意到语言符号的组合调配和故事结构的安排。有一关于“相亲”的幽默小品文,一漂亮小姐去相亲,趾高气扬地对先生说:“你有别克吗?”先生说:“抱歉,我没有。”小姐又说:“那你有三房两厅吗?”先生又说:“抱歉,也没有。”小姐又说:“那你还敢来和我相亲?”说完扭头要走,先生莫名其妙地说:“真是奇怪啊,干吗非要我把宝马换成别克,别墅换成三房两厅啊?”故事之妙在于有意制造的语境差。前后语境形成衬跌,利用前语境的铺垫,形成后语境的跌落。“我没有”于否定问话的同时开释了另一个可能空间:有宝马、别墅。但如果将语符排列顺序对调一下,变成“我没有(别克),但我有宝马。”“我没有(三房两厅),但我有别墅”,就毫无幽默可言了。此例之妙就妙在前后的衬跌造成的语境差。衬跌是一种出人意料的上下文语境差异,它的幽默性往往体现在末尾,体现在与上文的落差中。因此,对落差的设置是幽默话语的关键所在。
表达效果强的幽默话语往往注意接受者心理落差的语境差形成,这种落差既由语言符号的线性排序构成,又由故事情节的叙事结构组成,因此,要注意结构安排对落差“度”的表现作用。我们可以比较两则关于好消息坏消息的故事。一则是律师走进牢房对犯人说:“我给你带来了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犯人愿先听坏消息。坏消息是“在被害者的尸体上发现了你留下的血迹。”而后听的好消息则是:“血样分析显示,你很健康!”另一则“换裤子”的故事,说
第二篇:古诗词语境
根据提供的实际情况运用学过的诗句填空。
(1)在期末写评语时,老师会祝你()。(2)小明是个顽皮的孩子,五年级的学生还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成天心思不在学习上,请你用学过的诗句劝他:()。
(3)当我们浪费粮食时,老爷爷经常用唐代李绅的诗句来教育我们:()。(4)有时候,有些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下正在做的事情反而不及旁人看得清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朝诗人()在《题西岭壁》中的诗句“()”说明的就是这个朴素的道理。
(5)当我们回忆母爱,要报答母亲的深恩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吟诵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6)当我们在外地过节时,常引用()朝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来表达对家人的怀念。
(7)汗代史学家、文学家()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中的“于”当“比”讲,它与()代诗人()写的《山行》中的()(诗句)中的“于”意思完全相同。
(8)现在人们常用《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名句“()。”来表达对远别好友的深情厚谊。
(9)中秋佳节,皓月当空。那一轮圆月被黄灿灿的月晕衬托着,月光如透明的薄纱,蒙蒙胧胧地照着大地,清风拂面,不由撩起我思乡的情怀:离别故土几载,家乡的亲人可好?酸楚的我不禁潸然泪下。“()”。(10)来到瀑布脚下,捧着清澈的泉水,舒服极了。仰望瀑布倾泻而下,泼洒飞流,撞击在岩石的棱角上,溅起了朵朵美丽的水花。望着
美丽的瀑布,我不禁想起“()”。
(11)昨天下午,张老师布置了一道数学思考题。晚上我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就在我“()”时,爸爸走过来,助我一臂之力,经他一点拨,我豁然开朗,真是“()”。于是我很快解开了这道难题。(12)爷爷七十大寿,亲朋好友都前来祝贺。大家祝爷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可爷爷却叹道“()”。我赶紧把爷爷的话打住:“()”。爷爷,您的身子骨比年轻人还壮实呢。”爷爷笑了,摸着我的头说:“就你会贫嘴!”
(13)昨天下午,张老师布置了一道数学思考题。晚上,我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就在我踏破铁鞋无觅处”时,爸爸走了过来,助我一臂之力,经他一点拨,我豁然开朗,真是“ ”,于是迅速地解开了这道难题。
(4)老师,你可记得我——一个令您付出无数心血与汗水的“小淘气”。您那眼角的皱纹,有一条是为我而生,您那头上的银发,有一丝为我而白。“_ ”,这诗句不是赞颂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奉献精神,还能赞颂谁呢?
(15)春雨,古今中外多少人赞美你。“ ”这是大诗人杜甫描述你来到人间的佳句。你来了,如烟似粉,悄无声息,垂柳在你的抚慰下吐出新芽,竹子在你的滋润下拔节,禾苗在您的沐浴下盈盈闪光„„(16)”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泥土的信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
(17)月亮渐渐西沉,星星又悄悄地眨起了眼睛。望着满天星星,我不由得想起了爸爸白天对我说的话,是啊,“ ”。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8)中秋佳节,手捧着香香甜甜的月饼,凝神眺望着皎洁的月亮,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远在大连的表弟,心里默默祈祷着:“ ”。
(19)战火连连,兵荒马乱,“望湖楼”酒家却依然是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歌女搔首弄姿,这真是“ _”,达官贵人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被侵占之地何时才能收复,(20)“_。”是啊,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呢,却是一去不复返。不抓住今天,永远期盼着明天,幸运会向你招手吗?(21)我们几个手挽手默默地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彼此无语。朝夕相处三年的挚友呀,怎
舍
得
刹
那
间的分
离
。“ ”?大家泪眼相视,情意无限!
(22)我们的老师指导大家写作时,常常引用宋代著名诗人苏轼的《题西林壁》中的两句诗,“ ”,强调习作是心灵的放飞,是情感的释放,写法要不拘一格,语言要有自己的个性。(23)又一次竞选的失败,将我的心抛入到万丈深渊。哎,要知道我投入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应对这两次竞选呀,老天爷怎么对我一点也不开恩呢?我几时才能“ ”呀!
(24)中秋佳节,皓月当空。那一轮圆月被黄灿灿的月晕衬托着,月光如透明的薄纱,朦朦胧胧地罩在大地上,清风拂面,不由撩动我思乡的情怀:离别故土几载,家乡的亲人可好!酸楚的我不禁潸然泪下,“ ”。亲人啊,可知道海外游子的心!
(25)湖边,那株丰姿的柳树亭亭玉立,纤细的嫩叶泛着点点绿光,远远看去,就好像一树绿色的宝石,柳枝也不逊色,低眉顺眼,柔柔软软、缠缠绵绵,似风姿绰约的美
人。
此
景
象
真
可
谓
是“_ ”。
第三篇:古诗词语境
根据提供的实际情况运用学过的诗句填空。
(1)在期末写评语时,老师会祝你()。
(2)小明是个顽皮的孩子,五年级的学生还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成天心思不在学习上,请你用学过的诗句劝他:()。
(3)当我们浪费粮食时,老爷爷经常用唐代李绅的诗句来教育我们:()。
(4)有时候,有些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下正在做的事情反而不及旁人看得清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朝诗人()在《题西岭壁》中的诗句“()”说明的就是这个朴素的道理。
(5)当我们回忆母爱,要报答母亲的深恩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吟诵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
。)”
(6)当我们在外地过节时,常引用()朝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来表达对家人的怀念。
(7)汗代史学家、文学家()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中的“于”当“比”讲,它与()代诗人()写的《山行》中的()(诗句)中的“于”意思完全相同。
(8)现在人们常用《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名句“()。”来表达对远别好友的深情厚谊。
(9)中秋佳节,皓月当空。那一轮圆月被黄灿灿的月晕衬托着,月光如透明的薄纱,蒙蒙胧胧地照着大地,清风拂面,不由撩起我思乡的情怀:离别故土几载,家乡的亲人可好?酸楚的我不禁潸然泪下。“()”。
(10)来到瀑布脚下,捧着清澈的泉水,舒服极了。仰望瀑布倾泻而下,泼洒飞流,撞击在岩石的棱角上,溅起了朵朵美丽的水花。望着美丽的瀑布,我不禁想起“()”。
(11)昨天下午,张老师布置了一道数学思考题。晚上我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就在我“()”时,爸爸走过来,助我一臂 1
之力,经他一点拨,我豁然开朗,真是(“)”。于是我很快解开了这道难题。
(12)爷爷七十大寿,亲朋好友都前来祝贺。大家祝爷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可爷爷却叹道“()”。我赶紧把爷爷的话打住:“()”。爷爷,您的身子骨比年轻人还壮实呢。”爷爷笑了,摸着我的头说:“就你会贫嘴!
”
(13)昨天下午,张老师布置了一道数学思考题。晚上,我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就在我踏破铁鞋无觅处”时,爸爸走了过来,助我一臂之力,经他一点拨,我豁然开朗,真是“ ”,于是迅速地解开了这道难题。(4)老师,你可记得我——一个令您付出无数心血与汗水的“小淘气”。您那眼角的皱纹,有一条是为我而生,您那头上的银发,有一丝为我而白。“_ ”,这诗句不是赞颂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奉献精神,还能赞颂谁呢?
(15)春雨,古今中外多少人赞美你。“ ”这是大诗人杜甫描述你来到人间的佳句。你来了,如烟似粉,悄无声息,垂柳在你的抚慰下吐出新芽,竹子在你的滋润下拔节,禾苗在您的沐浴下盈盈闪光„„
(16)”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泥土的信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
(17)月亮渐渐西沉,星星又悄悄地眨起了眼睛。望着满天星星,我不由得想起了爸爸白天对我说的话,是啊,“ ”。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8)中秋佳节,手捧着香香甜甜的月饼,凝神眺望着皎洁的月亮,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远在大连的表弟,心里默默祈祷着:“ ”。
(19)战火连连,兵荒马乱,“望湖楼”酒家却依然是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歌女搔首弄姿,这真是“ _”,达官贵人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被侵占之地何时才能收复,(20)“_。”是啊,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呢,却是一去不复返。不抓住今天,永远期盼着明天,幸运会向你招手吗?
(21)我们几个手挽手默默地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彼此无语。朝夕相处三年的挚友呀,怎舍得刹那间的分离。“ ”?大家泪眼相视,情意无限!
(22)我们的老师指导大家写作时,常常引用宋代著名诗人苏轼的《题西林壁》中的两句诗,“ ”,强调习作是心灵的放飞,是情感的释放,写法要不拘一格,语言要有自己的个性。
(23)又一次竞选的失败,将我的心抛入到万丈深渊。哎,要知道我投入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应对这两次竞选呀,老天爷怎么对我一点也不开恩呢?我几时才能“ ”呀!
(24)中秋佳节,皓月当空。那一轮圆月被黄灿灿的月晕衬托着,月光如透明的薄纱,朦朦胧胧地罩在大地上,清风拂面,不由撩动我思乡的情怀:离别故土几载,家乡的亲人可好!酸楚的我不禁潸然泪下,“ ”。亲人啊,可知道海外游子的心!
(25)湖边,那株丰姿的柳树亭亭玉立,纤细的嫩叶泛着点点绿光,远远看去,就好像一树绿色的宝石,柳枝也不逊色,低眉顺眼,柔柔软软、缠缠绵绵,似风姿绰约的美人。此景象真可谓是“_ ”。
第四篇:语境练习题
语境练习题
1.有记者问现代新加坡之父 李光耀:“1997年后香港将遭遇什么?”李光耀答道:“1998”。请问李光耀的言外之意。
2.阅读下面的对话,在两处横线上,填上清楚简洁而又有针对性、说服力的话
甲对乙说:“我考不上高中了,所以明天起,我打算请假,帮助亲属做买卖,考试时我再来,你看怎么样?”
乙说:“我的意见。” 甲说:“那有什么好处做买卖也不需要文化。”
乙说:“。”
3.阅读下列一则报道,将其概括成一句话新闻,不超过30字。
据《人民日报》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1月1日(北京时间11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由于受到天气的干扰和塔利班的抵抗,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受到影响,美军因此计划向阿境内增派兵力。拉姆斯菲尔德没有透露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美军数量,但他表示,希望能够增派三到四倍的特种部队进入阿富汗。
另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当天也指出,美国不能在回教斋月停止反恐战争。美军目前已有少量地面部队进入阿富汗北部地区,协助反塔北方联盟对塔利班发动进攻,他们出动B—52轰炸机对塔利班前线阵地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4.阅读下面内容,回答问题。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一个人就好像一个分数,它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计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的值就愈小。”
列夫·托尔斯泰这句话要告诉人们的意思是:。
5.听下面作家与厨师的对话,根据要求回答问题。
录音材料: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作家对厨师说:“你没有从事过写作,因此你无权对书本提出批评。”厨师反驳道:“岂有此理!我这一辈子没下过一个蛋,但我能尝出炒鸡蛋的味道,母鸡行吗?”
(1)作家与厨师争论的话题是:。
(2)厨师回答的言外之意是。
6.“1、2、3、5、8、13、21、34、55、89、144„„”这是数学中有趣的斐波那契级数。此级数的最大特征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述)。
7.阅读下面这则消息,提取有关语言信息。
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代表们就如何保护我国环境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代表们认为,环境保护不能只靠政府,企业及公众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对环保目标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三方相互协作,才能保证生活、生产、生态三个目标的协同实现。
依据代表们的意见,要保护好我国的环境,应该做到
9.读对联,要注意揣摩其中的寓意,下面是某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写的一副对联,请写出次人具体有哪些兴趣爱好。
品韵方晓丝竹雅执毫始觉草篆神
10.阅读下段文字,回答问题。
1992年6月,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倪萍与日本影视歌三栖明星翁倩玉合作,同台主持“中日友好歌会”擂台赛。舞台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前,比赛实况通过卫星想中日两国观众直播。倪萍将首先发言,他对主持词提出了异议,坚决不同意导演为他写的第一局:亲爱的日本朋友,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
(1)倪萍不同意主持词中第一局词的原因是
(2)如果让你重新为倪萍写第一局台词,你怎样写?
11.英国纽约街头一名乞丐,行乞时在脖子上挂上一牌子—“自幼失明”,但每天所得甚少,后来一位诗人春天在此路过,给他的牌子换了一句话,这句话语言形象,能激起人们的感情波澜,点燃起人们同情的火焰。于是他收入大增,假如你是这位诗人,你牌子换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12.朱镕基总理在2002年3月15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指克林顿总统)讲了这样一段话,就是必须实现一个由威胁转成海峡两岸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我觉得克林顿总统这句话应该改两个字才比较确切,就是必须要实现在太平洋两岸之间的由威胁转为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克林顿总统和朱镕基总理讲的话都是在特定场合下含蓄的外交辞令,都没有直接指明谁威胁谁,谁与谁对话。
请你用自己的语言把文中划线的句子的意思明确完整的表述出来。
克林顿总统的意思是。
朱镕基总理的意思是。
13.日本的北海道出产一种味道珍奇的鳗鱼,海边渔村的许多渔民都以捕捞鳗鱼为生。而鳗鱼的生命非常脆弱,只要一离开深海区,要不了半天就会全部死亡。一老渔民发现了使鳗鱼不死的秘诀,就是在整他的鳗鱼中,放进几条鳗鱼的“对头”狗鱼,几条势单力薄的狗鱼惊慌地在鳗鱼堆里四处乱窜,这样一来反而把满满一船死气沉沉的鳗鱼全给激活了。
这一段话给你的启示是
14.《三国演义》中写到晋国司马炎灭吴国、俘虏吴王孙皓。在接见孙皓命他就座时,司马炎说:“设立此位久已。”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
15.班里的“小书法家”小丽正在书写一幅参赛的书法作品,大功即将告成。毛手毛脚的小映突然凑上来踫到了她的手,一幅艺术作品立刻惨不忍睹。小丽还在气头上,又是莞尔一笑,说:“微笑是人类最好看的表情。”
小映这句话的意思是:
16.福特·马多尔斯说:“阅读海明威的文章,好比透过潺潺流水观看河底,单词像小方砖一样,井然有序地镶嵌在一起。”
福特·马多尔斯的言外之意是:
17.根据下面的一段话中的统计数据,请为这段话写一个结束句。(不超过30字)
最近,记者考察了某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对这条商业街的商业用字进行了调查,发现整个路段的747个招牌中,含有不规范字的招牌多达118个。约占总数的16%。在这188个招牌中共有346个不规范字,由此看来。
第五篇:近义词—语境分析法
近义词—语境分析法
一、方法解读
对近义词的辨析,考查要求是要理解重要词语在语境中的含义,并能根据语境进行揣摩,正确选用词语及辨析词语运用的正误。因此,语境分析就十分重要,二、方法思路
1、审清题干,明确题型和答题要求。
2、读句子,体会语境并理解词语在语境中的含义。简单的近义词分析可联想日常生活真实语境去选用排除。较难的近义词,可根据辨析方法技巧,认真分析每组词的异同,选出最合适答案。
3、最后将选出的答案代入每个句子中进行检验,防止排除失误的情况。
三、方法运用
填入下列句子的横线上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1、圣母殿宽七间、深六间,极为___,却无一根柱子。
2、在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时,不应挫伤他们心灵中最___的一个角落——人的自尊心。
3、著名作家叶文玲曾经满腔热诚地___中学生:“不管写长文章或短文章,都要从心里 写,从心里流出来。”
A.宽敞 敏感 告诫B.宽敞 敏锐 训诫C.宽阔 敏锐 告诫 D.宽阔 敏感 训诫
方法思路:
1、审清题干,明确题型为选择题,答题要求是选出最恰当的一项。
2、读句子,体会语境,理解横线上所缺词语在语境中的含义。句1:A项说房子空间大,联想日常生活中真实语境,我们经常会说房间真大,真宽敞,没有人说宽阔,会说马路宽阔,草原宽阔,选A、B两项,排除C、D两项。句2:联想日常生活语境,心灵敏感角落还是心灵敏锐角落,我们生活中通常说心灵敏感,选A项。最后再代入三个句子中进行检验。根据辨析方法技巧,“告诫和训诫”,告-告诉,训-训斥,根据语境,“满腔热诚地”不能是“训”,所以选出最合适答案为A。
3、将A项代入四个句子,均符合四个句子的语境,故最终确定A项为正确答案。
答案解析:正确答案为A项。“宽敞”和“宽阔”表示的范围不同。“宽敞”一般指室内的,“宽阔”多用于指室外的,如水面、草原等;“敏锐”、“敏感” 搭配对象不同,如“敏锐”一般和“观察力”、“眼神”等搭配,而“敏感”一般和“神经”、情绪等词搭配;“告诫”和“训诫”表示的程度不同,“训诫”一词有“教训,训导”之意,程度重。结合三个词语的情况,故正选答案应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