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保险发展特点及其经验借鉴介绍

第一篇：发达国家保险发展特点及其经验借鉴介绍

发达国家保险发展特点及其经验借鉴

——OECD国家20年保险发展透视（上）

2015-10-21 摘要：保险业“新国十条”的颁布开启了中国保险业的新纪元。本文对OECD国家过去20年保险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提炼，以期对中国未来保险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基于OECD国家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数据与关键事实的分析，提出保险业的经济地位基本稳定、人本推动、责任险高速增长、需求弹性降低、供给质量提升、全球化加深、金融化加深、准公共品演进等八个特点。结合中国保险业发展实际情况，对新形势下中国保险业深化发展展开若干思考，并形成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保险，OECD国家，发展特点

一、引言

保险业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保险业为经济活动提供风险保障，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国十条”）首次明确提出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概念，明确了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顶层设计为中国保险业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弄清楚保险业发展的基本经济特点和经验，无疑对像中国这样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保险业面临重要调整的新兴经济体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国家为参照样本对保险业的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就发展历史、全球份额而言，OECD国家的保险市场在全球保险市场中具有重要地位。欧洲是现代意义的商业保险的起源地；西欧、北美洲、亚洲发达国家已经是份额最大保险市场；保险占全球市场份额最高的国家也均为OECD成员国（如，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尽管最近20年OECD国家的经济体量占全球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这一比重仍维持在70%①以上，表明OECD国家的经济发展仍保持重要地位。OECD国家的保险业在全球中也具有代表性，近几年来OECD国家保费收入占全球保费比重保持在80%②以上。OECD国家的保险市场不仅是学者研究保险业问题的重要对象，也可为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保险业进一步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过去近20年来OECD国家保险发展的特点进行提炼总结，以期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可以比较的参照系，为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总结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通过对OECD国家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数据与关键事实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保险业的经济地位基本稳定、人本推动、责任险高速增长、需求弹性降低、供给质量提升、全球化加深、金融化加深、准公共品演进共八个特点。结合中国保险业发展实际情况，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保险业深化发展的若干思考，并形成相关政策建议。

二、OECD国家近20年保险发展的基本特点

（一）经济地位基本稳定：保险作为金融服务业的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基本保持稳定

以OECD国家为代表，在过去20年间（1994-2013），保险的总保费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增长。从图1可以看到，总保费的对数在过去的20年之间基本上呈平稳的上升态势。这意味着，OECD总保费的名义增长率基本保持恒定。这20年间，OECD总保费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4.72%③。

以年保费收入占GDP的百分比，也就是保险深度（insurance penetration）来看，在近20年内，保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基本稳定。既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降低，全球保险深度大致稳定在6%左右，OECD国家的保险深度大致保持在8%左右。如图2所示。

图3给出了几个国家保险业的从业人数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在比较发达的日本、德国、西班牙和韩国，保险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行业，保险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0.1%以上。但在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保险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比较小，只有0.02%左右。在这几个国家中，除了日本的保险就业占总人口的比例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外，其他国家的占比在过去20年中，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如果我们将现代保险业回溯到1667年尼古拉斯·巴蓬（Nicholas Barbon）开办专门承保火灾保险的营业所，那么保险业已经发展了三个多世纪。而从上面的三个总量数据来看，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地位。这也说明了保险业是一个长久的事业，至今不衰。

（二）人本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保险发展与增长仍在进行中 通过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市场份额比较可以发现，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的人身保险的市场份额超过财产保险，此后，这个模式一直保持不变。这实际上意味着，随着人类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财产保险已经基本稳定在一个历史的平台上。但人身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的市场仍然保持着持续的增长。这意味着“以人为中心”的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仍然处于进行时中。“人”的意识的觉醒，唤醒了对生命、健康的尊重，从而在根本上形成了推动人身保险继续发展、增长的动力（石晓军、郭金龙，2013）。特别是，注意到全球的很多国家在近20年都在不断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但这并没有成为人身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阻碍力量。这进一步地说明了“人”的现代化带来的人身保险需求增长是势不可挡的。

从图4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寿险的占比高于非寿险的。图中的国家明显分为两个集团。英国、日本和法国的寿险业占保险业主导市场地位，而在德国和美国却是非寿险业占主导市场地位。具体到一个国家而言，该国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等都会对保险的市场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以美国和日本为例。日本是典型的寿险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寿险业保费深度长期以来居于世界前列。日本寿险业重视家庭保障，强调户主保险，因此家庭投保率高。在长期发展中，人寿保险保障功能深入人心，已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胡文富，2001）。而美国保险市场以非寿险为主导，非寿险中市场份额最高的是意外、健康险，其次是机动车辆保险。仅这两项在整个保险市场中占据着约40%的份额④（2013年数据）。美国长期没有全民医保制度，美国人的健康医疗保险保障主要来自于商业健康保险，因此美国健康保险市场体量巨大。汽车已成为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美国车险市场相对自由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使得美国车辆保险市场迅速增长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车险市场。

（三）需求弹性降低：人身保险的需求弹性大大降低

随着“人”的现代化以及对“人力资本”重要性认识的加强，人们对人身保险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向“必需品”的方向转变。近20年来，以人身保险保费为度量的人身保险需求对OECD国家人均GDP的弹性大大地降低。也就是说，人身保险已经由一种富有弹性的需求逐渐变成一种类似“刚性”的需求。从图5来看，在过去的20年中，保险对财富水平的需求弹性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大致维持在1.1的平均水平上。这个数值的大小表明，在现代经济中，保险并不属高弹性的商品。即使在2008～2012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也未见到保险需求弹性的剧烈变化，它仍然服从一贯的走势。

但是，当寿险和非寿险分解开来，就会发现它们各自的需求弹性的趋势有明显的不同。图5很清楚地表明，非寿险的需求弹性在过去20年中波动很小，基本接近于1.05。但是，在过去的20中，寿险的需求弹性的总趋势是逐渐变小，逐渐收敛于1附近。这是一个非常有启示意义的对比。它反映了现实经济世界对风险认知的重点已经从对物质的“财产损失补偿”转向对“人”的风险保障。这个转变就使得寿险的需求逐渐变成一种“必需品”，因而需求弹性就逐渐降低。

（四）责任险增长：责任保险增长明显高于其他类型非人身保险

对人及人各个方面的保护已经成为保险的首要任务，在财产险方面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责任险的快速增长上。最初形态的财产保险是实物资产在遭受意外事故产生损失时对价值的重新补偿，承保的是物质利益风险，而责任险的标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造成伤害而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责任险可以说是财产险中的“人的保险”。责任保险开始于19世纪中叶，产生之初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随着社会各种民事活动增加，法律制度不断健全，人们的索赔意识增强，责任保险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已成为财产保险中的支柱性险种之一。

从图6中可看出，在过去20年责任险占财产险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美国1994年的责任保险总保费收入约为222.57亿美元，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5.01%，而到2013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0.30%。在所有OECD国家，近几年责任险保费收入的每年增长速度大约为8%，而总保费的增长接近5%。1994年所有OECD国家的责任保险保费收入总额为508.61亿美元，到2013年增加到1 617.05亿美元，增长了217.93%。而同期财产保险的增长为145.10%，远小于责任险的增长速度。

责任保险的索赔额也出现了大幅提高，责任保险索赔的总规模在2002年是840亿美元，占到非寿险索赔额的16%。特别是医疗事故的责任索赔，从2000年开始每年以10%的速度上升，索赔率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索赔的严重程度以每年7%速度增长。

（五）供给质量提升：供给方的供给质量不断提高

尽管在近20年中，新的保险产品层出不穷，但是保险的根本经济宗旨仍然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强调的一样，就是对“风险的管理”，尤其表现为对损失的补偿。从帕累托优化的角度来说，只有因损失补偿而带来的经济福利（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超过保险机构所获得的利润，这样的保险制度才是值得存在的。否则，保险将成为社会总福利的减少者。从全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说，那样的保险制度就应该取消。衡量保险供给质量的一个简单、简洁的指标就是“赔付率（loss ratio）”，即保险公司赔付占保费的比率。这个指标在财产类保险中更为适用。从全球的角度来说，近20年，总的平均赔付率基本稳定在70%，而且总的趋势是平缓地增长。这反应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保险公司的服务供给质量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二，全球保险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在近20年在不断地提高，这也要归功于近20年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高度整合带来的外溢效应。

（六）全球化加深：全球化整合程度越来越高

近20年来，保险业的全球化整合程度越来越高，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的机制越来越成熟。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全球性再保险的快速发展。近20年OECD再保险市场（包括分入和分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将近8%，明显高于总保费的平均增长率5%。全球性的再保险是风险在全球配置、分摊的重要机制。它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趋势下的风险管理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保险业正在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承担者。图8给出OECD再保险与总保费增长率（都是5年移动平均）的对比。总体上，再保险市场的增长比总保费增长要快，但是，再保险增长的波动性也比总保费增长的波动性大。再保险市场具有更明显的保险周期（underwriting cycles）特性。从图8中来看，再保险市场的繁荣周期是1999～2004年；疲软周期是2005～2012年。再保险周期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全球巨灾风险发生情况影响。

另外一个体现保险市场全球化的现象就是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图9描述了OECD国家近20年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市场中份额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到，在20年中，保险公司在国际间的渗透是不断加深的。近年来，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达到20%左右。

（七）金融化加深：与其他金融产品深度嵌入

从保险产品的形态上看，近20年最大的变化是，保险产品与金融衍生品深度嵌入。保险在结构化金融工具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保险成为一个风险引导的桥梁，将原本难以管理的风险（比如垃圾等级的信用风险）引向有更大风险胃口（risk appetite）的投资者成为可能。当然，风险胃口不等于风险承受能力，这种风险转移也许会导致投资者的损失。但是，在此以前，将垃圾等级风险有效地管理起来几乎难以想象。

另类风险转移（ART，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是对利用非传统保险产品转移风险机制的代称，其中保险与其他金融产品的深度嵌入是主要内容和特点。ART的产生源于美国的巨灾风险赔付。1992年的安德鲁飓风导致了170亿美元的损失，比保险公司的预计损失高出2倍。虽然此前保险公司根据人口增长、财富集中等因素对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风险损失进行了充分的估计，但仍然出现了这种超出预期的情形。巨灾的直接后果是一些保险公司因此而破产，再保险公司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提供和以前一样的巨灾风险覆盖。传统承保能力面对巨大的损失显得力不从心，人们开始寻求其他（另类）风险转移手段。除了传统的再保险机构之外，更广阔的资本市场具有更强大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个思想直接催生了“证券化”的另类风险转移工具。1996年，保险连接证券（Insurance-linked Securities，ILS）正式交易。最初的保险连接证券基本是转移自然巨灾风险的工具，典型的如巨灾债券（Cat bonds）。2005年遭遇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Katrina，Rita，Wilma，Ophelia和Dennis飓风，保险公司共计面临损失800亿美元的赔付要求。2007年，32家保险和再保险发起公司发行了85亿美元的巨灾债券。巨灾债券是通过发行收益与指定的巨灾损失相连结的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给债券投资者。政府、跨国公司以及地区性和全球性的保险公司都会使用巨灾债券来对冲风险。就债券发行机构的角度而言，巨灾债券的功能类似于多年期再保险合同。巨灾债券发行后，未来债券本金及债息的偿还与否，完全根据巨灾损失发生情况而定。除巨灾债券以外，还有巨灾风险担保义务、巨灾连接衍生品（如PCS巨灾期权）等证券化产品。

根据瑞士再保险资本市场研究报告，就全球保险连接证券市场的发展规模而言，截止2014年底，保险连接证券未偿还总额达到241亿美元，是1997年的33倍。尽管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7年之后几年，不论未偿还证券还是新发行证券的数量都有所下降，但近几年快速发展的趋势说明，保险连接证券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说明，保险与其他金融产品的融合规模在不断增加。多种新的证券化产品的出现也说明这种融合程度在不断深化。

（八）准公共品演进：保险的准公共品性质突显和保险——政府PPP模式盛行

近半个世纪以来，保险业不断地突破商业服务业的边界。最近20年，在很多领域中，保险部门与政府的合作愈发密切。保险由于本身保障功能的特性，不再局限于商业品的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准公共品的性质。保险的保障性质保险和政府税收在资金汇集形式上的相似性为保险和政府有机融合机制的实现提供了契合点（陈雨露，2014）。保险-政府的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营模式）模式是指，政府与商业保险资本为提供保险服务而建立起公私合作模式，政府与商业保险企业的合作贯穿于整个体系设计。目前，这种模式典型表现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医疗、农业等部门。

一般而言，国家建立起社会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为广大人群提供基本保障。这种政府控制的强制性保险存在保障程度低、灵活性低的缺点，而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计划具有量身定制的灵活性，市场化的运作使得保险公司有动力进行产品创新、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因而更有可能满足个人日益增长的全面医疗保险需求。然而医疗费用的增长加重个人和政府的经济负担，医疗服务提供的复杂性造成医疗市场的低效率，这些市场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仍然需要政府的干预。因此在OECD国家，很难看到医疗领域单独由政府或单独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服务。OECD国家医疗体系各有不同，但商业医疗保险的基本状况是与公共保险计划共存，形成基本保障（如西班牙、比利时等）、替代保障（如希腊、墨西哥、英国等）、补充保障（如丹麦、法国等）、附加保障（加拿大等）。据瑞士再保险估计，2007年全球5万亿美元的医疗费用中，约有五分之一通过商业医疗保险获得。

保险-政府PPP模式的另一个典型表现是农业保险。由于存在可能的巨灾损失、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单纯由财政支持或者单纯由商业保险经营都会造成市场效率低下，削弱经营者参与积极性。公私合营的方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在OECD国家得以广泛运用。例如，美国多重风险农作物计划由政府出资、私营保险团体进行操作；西班牙采用公私合营的制度安排，涉及政府部门、私营保险公司共保联合体、再保险联合会三个主要参与者，农户还可以参与保险产品设计；墨西哥农业保险制度则是一种混合体系，在公私合作体系中政府通过多种形式提供服务。综合来看，发达国家比较成功的农业保险计划都采用了公私合营的方式，体现了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墨西哥政府不仅提供保费补贴，还对农户提供技术援助，通过墨西哥农业保险公司（Agroasemex）对互助基金提供再保险。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可以自由销售产品，开展业务。

人口结构变化、经济深化发展将带来新型风险的日益增加。应对日益复杂化的风险，“保险-政府”PPP模式将有广大的发展空间。例如，针对企业跨国经营海外风险的保险服务、针对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服务等，已经开始有相关的实践。

三、基于OECD经验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我国保险业发展存在着发展模式粗放、结构性矛盾突出、产品同质化、服务滞后等问题。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正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保险业转型发展既要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发展的经验，也要立足于本国基本特点。本文从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保险业实际情况，对保险业深化发展进行若干思考。

首先，从保险深度看，中国保险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从总量上考虑，尽管中国保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已进入世界“第一梯队”行列，但2014年中国保险深度仅为3.18%⑤，与全球6%和OECD发达国家8%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将发达国家保险深度水平作为保险业发展的稳态，那么就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和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言，中国的保险业仍有可观的发展空间。从发展趋势上看，OECD国家的特点暗示着成熟的保险市场将以较平稳的速度发展。中国作为后起的新兴市场，保险业发展速度迅猛，2000～2013年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0%。而近年来保险业增长速度有震荡型下降趋势，近三年（2011～2013年）的保费平均年增长率仅为6%⑥，这与目前中国保险市场面临转型调整的宏观经济背景密切相关。同时发展的波动性表明中国保险业还未达到平稳发展的常态，并不是一个成熟的保险市场，与保险强国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其次，把“人”的全面保护作为深化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保险业与“人”紧密相关的是人身险市场。从数据上看，我国人身险份额在过去几十年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大部分年份该份额超过70%，近几年比例有所下降，但仍超过60%。我国人身险（尤其是寿险）占据主导地位与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背景紧密相关。20世纪90年代高利率的市场环境激发了寿险市场高利率产品的需求，分红险、万能险等非传统保障型险种占据了重要市场份额。然而，分红险一家独大的局面导致人身险市场结构长期不均衡，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产品结构调整。我国保险业近几年对产品结构、销售渠道、市场利率等多方面的改革调整，反映了业界对这种不均衡的认识。养老、医疗、健康等领域一系列新的政策意味着，“人的价值”已经开始得到关注，将对引导消费者深化“人力资本”意识和合理利用保险进行风险保障起到正面作用。从人身险对财富的需求弹性看，我国人身险（包括寿险、健康险和意外险）需求的收入弹性总体趋势是逐渐变小，但年度间具有较大波动性，相比之下财产险的需求收入弹性平稳得多。我国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类似于OECD国家的特点说明，保险尤其是人身保险产品逐渐向“必需品”转化，隐含的意思是，人们对自身价值更加重视，对自身价值的风险保障也具有强烈的需求。然而，人身险的需求弹性剧烈波动说明我国人身险市场发展并不完善，消费者对自身价值保障的需求易受政策环境、产品服务等因素的影响。

财产保险领域对人的价值的重视体现在责任险的发展上。社会由人的组成，具体来看，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情感、道德、法律、利益、政治等因素，使得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活动编织在一起形成了整个社会体系。人与人的利益冲突需要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予以协调。责任保险诞生的本源就在于充当协调纠纷的一种机制。近10年我国责任险年均发展速度达到20%，几乎与总保费收入增长速度持平，但从责任保险占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比重来看，近10年间比重几乎不变，平均仅为3.2%⑦，总量、相对量远远不及美国、英国等OECD国家。

综合来看，要实现我国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应将对“人”的全面保护作为保险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健康、寿险、养老到责任险，全面提高产品设计、服务和管理的水平。

第三，以再保险市场与对外开放为着眼点提高我国保险业的全球化整合水平。全球经济一体化突出了再保险市场、国内与国际保险市场接轨的重要性。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市场容量、市场结构、市场监管有了重大改善，市场主体除中国再保险集团，还有多家专业再保险公司，此外，还有大量境外再保险人通过离岸方式介入中国市场（史鑫蕊，2012）。从市场地位看，中再集团在国内再保险市场上占据60%的市场份额，处于再保险市场的主导地位。“新国十条”为国内其他资本投资再保险市场提供了准入证，民间资本频频的响应说明再保险市场的发展需要制度的松绑和政策的指引，同时，可以预见将有更多的国际再保险主体进入国内保险市场。再保险市场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模扩大的再保险市场促进直保公司的经营，风险容量和风险转移分散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二是促进国内与国际再保险市场的渗透融合，为国内保险公司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筹资提供便利。不可否认，国内再保险市场主体力量的增加及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将直接影响我国在全球再保险市场的定价权、话语权。国内与国际保险市场相渗透的必要性也显而易见。从西方经验来看，欧美保险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着眼于海外业务拓展，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引发的保险需求为美国保险公司提供了业务拓展领域，美国保险公司逐渐在世界保险市场、尤其是欧洲保险市场扩大业务范围和影响力。欧盟区的保险公司则以收购方式进入外国市场，布局其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的国际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提出和规划为国内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中资保险公司以为我国海外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境外投资保险、航运保险等风险保障为契机，推动业务向海外拓展，并逐步实施全球战略。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国内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仍处于低水平的状况，2013年外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仅为3.95%⑧，与OECD国家平均20%的水平存在相当的差距。打破地域限制、开放交强险市场、“下放”外资保险部分行政审批权等政策的实施已逐渐为外资保险公司提供扩张平台。然而，除了制度、政策的限制，由于业务领域限制，外资保险公司的效益与在华外资企业保险需求和外资保险母公司的全球战略调整紧密相关。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保险市场中的发展更受“本土化”和中资保险公司竞争加剧的困扰。保险公司在国际间的不断渗透和中国外资低市场份额，意味着中国这一新兴保险市场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全球布局来说具有较大的发挥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外资保险公司拥有相对成熟的经营、技术手段、业务管理和服务理念，在优化业务结构、规范合规意识、提升效益观念、完善售后服务和理赔体系等方面对中资保险公司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国内保险市场时，如何提高其技术、经验在国内保险市场上的正外溢性效应，需要深入思考。

第四，积极推进我国保险与金融产品的融合创新。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主要表现是，金融产品创新程度和金融各子市场之间融合程度加深。保险市场与金融市场融合的途径包括保险资金运用、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开发、保险证券化、保险公司机构的融合，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险市场与金融市场融合的路径不仅限于此。从2009年《保险法》颁布实施以来，保险资产投向不动产、未上市银行股权、私募股权基金等另类资产的比例迅速上升，2013年已达投资总额的12.35%⑨。另类投资的比重增加意味着保险资产配置更加多元，事实上保险资金投资收益水平也有所提高。

在经济个体/组织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保险市场与金融市场甚至经济市场联动性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无论保险产品创新，还是保险资金运用，所涉及的风险都由单

一、传统向多元化发展过渡，保险不仅局限于风险转移的手段，商业保险公司已经逐步向提供全面风险管理服务发展。典型ART产品如保险证券化产品，已经为全球范围内需要全面风险管理的企业提供传统保险产品所不能提供的风险分散途径。近两年，监管部门对保险资金参与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力度加大，保险资管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获得一定的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为保险产品、金融产品的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技术已经开始服务于保险业的服务产业链拓展。例如，健康医疗保险与互联网产业相结合的“移动医疗”、大数据技术支持的“车联网”与商业车险的结合等。可以预见，互联网的发展对保险业与其他行业，包括金融业其他部门的融合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

第五，中国的新国际战略需要保险业提高准公共品服务。随着经济发展和各部门之间经济联系的深化，我国的商业保险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提供风险保障、风险管理服务。在健康、养老、农业等领域，商业与政府的结合已经有所体现。在医疗领域，“大病保险”引入商业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条例》明确农业保险的开展由“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由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进行承保。保险-政府的PPP模式在更广泛的领域也有可操作空间。“一带一路”的提出和构建，为我国企业布局区域化、全球化发展提供机遇，同时也对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参与国国内利益集团分歧、政局变化将影响“一带一路”项目实施的稳定性甚至合法性；国家动荡和地区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不仅影响动荡地区参与“一带一路”，也会影响周边稳定；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形成潜在威胁；地区外势力，例如美国，可能施加压力。投资风险，例如企业收入面临损失，文化和法律体系差异可能提高企业法律成本。这些风险将增加政府、企业开展区域、国际活动的不确定性。在通常意义上，商业保险是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路径。出口信用保险、进出口货物保险、远洋船舶保险等可以为企业开展跨境投资贸易合作提供风险保障与服务；境外投资保险可以引导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制造业产能向外转移；保险可以发挥资本融通功能为企业项目进行融资，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在面临巨大不确定风险时，商业保险也可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参与，例如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推进贸易协定的签订，提高对外投资合作公共信息服务质量和水平，建立高效的境外投资合作风险预警系统等，不仅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投资保护，还要为商业保险发挥保障功能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

第六，高度重视保险行业的就业和人才培养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表明，随着经济成熟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向以服务业为重调整。保险业作为重要的现代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部门。我国保险业就业对金融业、全社会就业的贡献率甚至高于银行业（吕秀萍、赵建军，2008）。我国2013年的数据显示，保险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为0.28%，这一水平与部分OECD国家基本持平，但是，如果剔除保险营销员数量，这一比例仅为0.06%⑩。保险代理人队伍对缓解再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国内保险市场需要优化解决的问题之一。另外，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整合给保险公司带来更多业务领域，意味着需要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战略使得企业“走出去”、跨区域合作面临新的风险，运用市场机制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例如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机电产品、大型成套设备等产业发展的作用，提高境外投资保险对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服务水平，必然需要完善的专业人才配套机制。新的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意味着，保险业发展新方向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专业水平的要求。第七，通过赔付率的提高从根本上提高保险供给质量。保险公司的经营水平直接影响到保险商品的供给质量。以赔付率来分析保险商品的供给质量，我国保险尤其是财产保险的赔付率远低于OECD国家⑪。低赔付率的起因和影响与保险行业的众多因素相关，其中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保险费率居高不下，而僵硬的保险费率管制制度是其主要原因。1997年保险监管机构开始对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水平进行管制，这是在利率下调、保险公司遭遇利差损的市场环境下引导公司规范经营的应对措施。但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变化，费率管制的弊端逐步显现，急待改革和完善。几年前开始的人身险、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就是对“保费高”、“理赔难”等问题的正面回应。与赔付率相关的另一重要事实是，赔付率的高低体现着保险公司经营是否完善。赔付率过低意味着保户缴纳的保费可能被保险公司的财务成本挤压或者被纳入保险公司的利润。前者意味着保险公司经营水平低下，在业务管理、资金运用、公司治理上存在不足；后者表明保险公司挤占了保户的利益，保险消费者利用保险进行风险管理的成本增加。赔付率过低从侧面反映保险产品费率的增加，从保险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将降低投保人的最优保险需求。甚者，间接费率的增加最先影响的是优质的投保人，低风险投保人减少投保将导致保险市场上出现更多逆向选择。这对于保险公司经营、保险市场均衡、保险业的国际竞争都有不利影响。从短期来看，提高赔付率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中国保险业的赔付率水平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综合反应了我国保险供给质量问题，价格与产品及服务严重不匹配。从长远来看，这种不匹配会成为制约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在短期利益和长远发展之间进行权衡，我们建议中国应明确提出提高赔付率的监管要求。通过这个倒逼机制，反过来在根本上提高中国保险业的竞争力。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作者以2005年不变价整理计算。② 数据来源于瑞士再保险公司Sigma世界保险研究报告。

③ 作者根据图1数据，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方法计算。几何平均法复合增长率约为4.83%。

④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2013年，美国意外、健康险保费收入总额超过566亿美元，机动车辆保险超过342亿美元；保险业总保费收入将近2290亿美元（数据均包含再保险业务）。

⑤ 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报数据中心。

⑥ 作者根据《中国保险年鉴》整理计算。⑦ 作者根据《中国保险年鉴》整理计算。⑧ 作者根据《中国保险年鉴》整理计算。⑨ 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14》。

⑩ 作者根据《中国保险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⑪ 由于险种的不同特点，部分险种例如农业保险的综合成本率大于10%。参考文献： [1] 陈雨露.全球公共产品建设的新潮流与中国保险业的使命[J].保险研究，2014，（11）.[2] 胡文富.日本人寿保险市场概况[J].保险研究，2001，（1）.[3] 吕秀萍，赵建军.中国保险业宏观效率实证分析——基于贡献率方法[J].保险研究，2008，（8）.[4] 石晓军，郭金龙.城镇化视野下农业保险发展的若干思考[J].保险研究，2013，（8）.[5] 史鑫蕊.中国再保险市场的竞争态势及发展策略[J].保险研究，2012，（3）.作者：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石晓军 闫竹 来源： 《保险研究》2015

年第7期

第二篇：发达国家地铁建设经验

发达国家地铁建设经验

1支持大运输量公共交通系统发展，控制小汽车的盲目发展。轨道交通是大都市交通运输的骨干。纽约、莫斯科、东京等已形成地铁网络的城市，居民出行一般步行5到10分钟就可以乘坐轨道交通，非常方便。号称“汽车王国”的美国，仅1997年就有13个城市订购上千辆地铁和市郊轻轨列车，用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城市轨道交通促进城市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轨道交通发展使城市沿轨道交通线发展，市区密集人口可能疏散到郊区，有了大运量的地铁和轻轨，人民白天到市中心上班，享受城市文明，晚上可远离喧嚣的城市，住进环境优美的郊区，同时轨道交通是世界公认的“绿色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明显污染减少。重视各种渠道获得资金，加快地铁和轻轨的发展。世界各国地铁和轻轨的发展都靠国家和市政府的财政补贴。有的国家规定城市税收的一定比例用于地铁建设，还鼓励大的企业、财团参与地铁轻轨的建设管理。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发达国家的低息贷款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和轻轨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地铁是一门包括土木、机械、自动化、计算机、新材料、通信信号、环保等专业的系统工程，很多方面体现了当代社会最先进的高新技术。一些发达国家已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只有岁时吸收这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坚持走国产化道路，不断创新，才能少走弯路。引进竞争机制，建立健全的地铁轻轨运营管理体系，充分发挥现有地铁轻轨设施的功能，创造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中国地铁在线

第三篇：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的特点

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的特点返回

发达国家的农业信息化正在步入新的阶段，形成了从农业信息的采集、加工处理到发布的健全的、完善的农业信息体系。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再局限于某一独立的农业生产过程，或单一的经营环节，或某一有限的区域，而是横向和纵向拓展。农业信息化不仅使发达国家农业的原有优势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而且使其原有的劣势逐步改善以至消失，极大地提高了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实力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一、发达国家农业信息体系

由于不同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模式和目标不同，农业信息体系的模式也各不相同。

（一）美国农业信息体系的主要特点

1.以国家为主体的完善的农业信息体系。美国以政府为主体构建了庞大、完整、规范的农业信息体系。美国农业部认为，如果大量的市场和生产信息不由政府部门来组织，就无法保证信息使用的公平性、及时性、真实性。所以，尽管有很多私人公司向社会发布市场信息，但农业部仍然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市场信息网络，收集和发布官方的信息。美国农业部有五大信息机构，分别是国家农业统计局、经济研究局、世界农业展望委员会、农业市场服务局和外国农业局，这五大机构都有明确的职责和任务。国家农业统计局为美国农村社会提供有意义的、准确的、客观的统计信息服务，该局每年发布大约340种报告，涉及120多种农产品。报告内容包括生产、存栏、分配、利用、库存、农业投入品价格以及劳动力、农场数量、农业化学品的使用等项目。经济研究局的工作包括市场研究、现状和展望分析，以及开发商品农业、食物和消费者经济、自然资源和环境、农村经济、能源和新用途五个领域的经济和统计指数。世界农业展望委员会协调美国农业部的商品预测项目，监视全球气候和分析其对农业的影响，协调美国农业部的气候、天气和遥感工作，改进和加强美国农业部预测的一致性、客观性、可靠性。农业市场局为农业行业提供广泛的市场营销服务。农业市场局的市场新闻报告为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等提供了准确的信息，以帮助他们在市场上的营销活动。外国农业局代表美国农民、食物和农业部门在海外的各种利益。它通过驻外农业专员、美国农产品商人、遥感系统等信息源收集全球作物和畜牧业生产数据和进出口信息。它利用这些信息来进行生产预测和评估出口机会，追踪美国农业进出口的变化，为美国出口商分析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并指出贸易机会。

2.全面、详细的农业信息调查内容和规范的调查方法。美国农业部的信息调查主要内容有12个系列：（1）农产品价格、农业支出、农业劳动力及其工资情况；（2）农业生产与效率情

况；（3）农业收入情况；（4）农产品流通中的成本与开支情况；（5）农产品的消费与利用情况；（6）土地价值与土地使用情况；（7）种植业与畜牧业生产测算；（8）农场合作组织情况；

（9）市场新闻；（10）国外农业情况；（11）农业资金平衡情况；（12）农业生产成本情况。美国农业部对每一种调查工作，都统一编写了工作手册，规定调查内容，说明收集方法、适用性和局限性以及对历史信息利用和折算的方法。美国农业部统计信息调查方法主要有：面积结构和列表结构相结合的样本调查方法、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客观产量调查方法、遥感调查方法。多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依靠农业部有关业务局在全国各州派驻的职员和雇员获取。信息调查的方式以直接向农户面对面询问、定时定点派员观察、用长途电话询问以及让被调查人填写邮寄表格等方式为主。采集和报告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不能随意变更。农业部每十年组织一次全国性普查工作，另外每五年组织一次补充调查以更新资料。

3.规范的农业信息处理和严格的农业信息发布制度。美国农业部的各个部门对从国内外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要做适当的数据处理。几乎所有的经济信息都以数据资料为基础，按时间序列来组织。美国农业信息的第一手资料大多依靠农业部有关业务局的抽样调查得出，对抽样数据按照一定比重推算得出全国的数据，然后依照普查数据验算校正。

美国农业信息的分析和发布有着严格的制度和规定。美国国会要求，美国农业部每个月都对世界农产品的供求形势进行一次预测。在每个月的第2个星期四，来自农业部各部门的专家，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进入一个全封闭的会议室里，先将国内各州送来的生产调查资料开封，再配合全球市场产销态势，审定各产品的预测数字，最后达成代表农业部的官方预测，以报告方式对外公告。公布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世界主要谷物、油料作物和畜产品的供求预测，同时分析上月发生的影响各种农产品供求数量的事件及影响程度。正式报告经部长签字后，在当日的东部时间8：30向外界公布，全球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各国新闻媒介都可转载报告内容。

（二）日本农业信息体系的特点

1.建立了完善的农业市场信息服务系统。日本的农业市场信息服务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个是由“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联合会”主办的市场销售信息服务系统。日本现在已实现了国内82个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和564个地区批发市场的销售数量及海关每天各种农产品的进出口通关量的实时联网发布，农产品生产者和销售商可以简单地从网上查出每天、每月、的各种农产品的精确到公斤的销售量。另一个是由“日本农协”自主统计发布的全国1800个“综合农业组合”各种农产品的生产数量和价格行情预测系统。凭借着两个系统提供的精确的市场信息，每一个农户都对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市场什么好销、价格多少、每种农产品的生产数量了如指掌，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确定和调整自己的生产品种及产量，使生产处于一种情况明确、高度有

序的状态。

2.完成了农业科技生产信息支持体系。日本的农户自身基本不具备科技开发能力，生产所需的各种科学技术大多来自于国立和民间的各种农业科研机构。为此，日本十分重视信息技术作为载体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日本现已将29个国立农业科研机构、381个地方农业研究机构及570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全部联网，271种主要农作物的栽培要点按品种。按地区特点均可在网上得到详细的查询。其中，570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与农协或农户之间可以进行双向的网上咨询。

3.正在逐步完善农用物资及农产品销售的网上交易系统。日本对于电子交易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十分重视。日本于1997年制定了“生鲜食品电子交易标准”，建立了生产资料共同定货、发送、结算标准，并正在对各地的中央批发市场进行电子化交易改造。

（三）法国、德国的农业信息体系特点

法国的农业信息主体很多，但不同主体在服务内容上侧重点各有不同，服务对象和群体规模也有所不同，具有良好的互补性。

第一，国家农业部负责向社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政策（法规）信息、统计数据、市场动态等。法国农业部门分三级，即国家的、大区的、省的。国家农业部下达农业信息收集任务，大区农业部门负责组织和完成信息采集、汇总和上报任务，省农业部门协助大区农业部门完成信息采集任务。各种专业技术协会、合作社，汇集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然后在本组织内共同享用。第二，农业商会在法国农业信息服务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主要是传播高新技术信息，举办各类培训班，组织专家、学者讲课和发表文章，协助农场主做好经营管理。

第三，研究、教学系统产生、传播和直接利用大量农业科技信息，通过培养学生和面向社会咨询两大方式实施信息服务。

第四，各种行业组织和专业技术协会都尽量地收集对本组织有用的技术、市场、法规、政策信息，为组织本身及其成员使用。

第五，民间信息媒体也是重要的农业信息主体之一。法国的信息媒体一般都是私营的（含股份制），例如《法国农业》杂志社，其订户约占法国农场主的40％。它办有综合刊和专刊，综合刊上宏观、微观信息都有，包括欧盟政策、政府法规、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分析报告、新品种和新技术信息；专刊上有的一期只谈养牛，有的只谈养猪或养鱼。

第六，各种农产品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社，例如粮食生产合作社、葡萄生产合作社等，也广泛收集对自己组织有用的信息，需要其成员知道的事情，它们一般都马上告知（通常使用的传媒是传真）。

德国的农业信息系统由两个体系组成。生产信息的调查和收集由国家统计总局进行，在联邦、州、县、乡各级都有相应的统计信息机构；而市场信息的调查和收集则由半官方性、非赢利性的农业和食品市场价格信息报告中心负责。

二、发达国家农业信息技术的发展及运用

农业信息技术作为新的农业技术革命的先导，可以将现有单项农业技术综合组装配套，实现高层次的科技创新，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科技的总体水平。农业信息技术已成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业资源管理利用水平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在发达国家，农业信息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一）3S技术的应用

信息技术在农业上应用最早的是遥感系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简称3S系统）。目前，在美国、加拿大等国，3S技术普遍已应用于农业生产管理，例如作物估产、动植物生长长势监测、气象和病虫害预报、精细施肥、灌溉、农业综合发展的动态仿真模型等。通过3S综合集成，一体化地为农业系统管理服务，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精确农业（Precision Farming）的发展

精确农业首先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起步。它是基于农田条件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差异的事实，旨在利用多种高新技术的集成，使对土地的经营操作能比较准确地响应这种差异，达到有效地节约投入、降低成本、减少环境不良后果的目的，即农业管理是针对土壤而不是针对田块。其依托的技术包括：田间车辆定位系统，与作物栽培有关的数据库，GIS和栽培模型，田间信息采集传感与机械控制技术等。迄今为止，美国已有5％农场在实践使用Precision Farming系统，精确农业已预示着人类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的潜力、智慧与能力。

（三）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应用

计算机网络系统是农业信息技术中发展最快的。美国农业信息化强度高于工业81.6％，作为信息时代象征的电子计算机正在普及。农民使用计算机来记帐，做出如何经营的决策，利用天气预报程序可以知道天气状况。计算机还可以告诉农民在什么时候种植何种作物产量最高，采取什么种地方式效益最高等。

据1997年的统计调查，美国有40％的农场有计算机，其中，47％的农场主使用互联网，20％的大型商业化农场已经进入互联网。美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计算机网络系统AG-NET，该系统覆盖了美国国内的46个州、加拿大的6个省和美国以外的7个国家。英国也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农业计算机网络AGRINET。此外，日本的CAPTAIN，澳大利亚的CISC，荷兰的EPIPRE等都是较有名的农业信息网站。

2000年，日本有34％的农户拥有PC机，其中12.2％接入互联网。在日本，计算机已广泛

应用于耕作、作物育种、农作物与森林保护、蚕业与昆虫利用、农业气象、农业经营、农产品加工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贮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近两年开发的农业技术情报网络系统，借助公众电话网、专用通讯网、无线寻呼网，把大容量处理计算机和大型数据库系统、互联网网络系统、气象情报系统、温室无人管理系统、高效农业生产管理系统、个人计算机用户等联结起来。政府公务员（从官房长官到普通职员）、研究和推广公务员（从高级研究员到一般技术员）、农协和农户，可随时查询、利用入网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有农业技术、文献摘要、市场信息、病虫害情况与预报、天气状况与预报、世界或本国或县甚至町村地图、电子报刊、音像节目、公用应用软件等，几乎无所不包。

德国的农业技术信息服务通过三种类型的计算机网络来实施。一是各州农业局开发和运营的电子数据管理系统（EDV），用户只要将计算机或电视机通过电话线与EDV系统联机，并交纳一定的费用，就可随时获得作物生长情况、病虫害预防和防治技术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信息等。二是邮电局开发运营的电视文本显示服务系统（BTX），用户只需购买BTX主机和键盘，将其与电视、电话连接，即可通过邮局的通讯网络，获得农业技术信息服务。三是德国农林生物研究中心开发建设的植保数据库系统（PHYTOMED），以德国计算中心的大型计算机为宿主机，凡与宿主机联网的计算机用户，可联机检索有关农业技术信息。

（四）专家系统、模型系统、智能信息系统的开发

发达国家已研制出大量作物模拟模型、作物生产管理系统和病虫害管理系统，以及其它与农业相关的模型、专家系统和管理系统。目前，国际上已有近百个农业专家系统。农业模拟模型的研究在国外也有30年的历史，其中，作物管理技术已达到实用程度，出现了各种综合性的模拟模型。

（五）农业信息服务技术的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农业信息服务技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科技文献网络和农业信息数据库的发展更快。现在，每年有1200多种期刊、30多万篇文献入网，大型的农业数据库越来越多，例如AGRICOLA、AGRIS、CAB等。

三、健全的有关农业信息化的政策法规

美国在农业信息的采集、传播、发布等方面有着规范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①严格的信息资料保密制度。美国农业部对所有的农业信息资料都分门别类制定了保密和公开发布的时间，任何个人和团体不得随意传播尚未公开的信息资料，否则要受到法律和各种条例的制裁。②积极促

进信息资料共享。美国既限制对机密资料的传播，同时又反对对信息资料的垄断，积极促进信息资料的共享。一旦信息资料经农业部公开发布，该资料就为全社会享有共用。此时，农业部将无偿提供这些信息，不得获取利润，只能收取资料加工和印刷的工本费。③不得发布虚假信息。美国农业部对公开发行和出版的信息资料层层把关，严肃编审工作，在一份报告正式发布之前，要经多位同行专家审议，以期杜绝错假资料的发行和出版。

日本政府在农业信息化方面的一项首要职责就是抓好信息市场规则及发展政策的制定。日本政府根据农业生产的市场运营客观规律要求，建立了若干个专门咨询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性规则和运行性规则，约束市场各方的行为，并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了发展政策，促进市场的有序发展。日本农业市场经营性信息是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主体，为了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和及时，政府为批发市场的运行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法律。根据这些法律，批发市场有义务及时地将每天各种农产品的销售及进货数量、价格上网公布。

法国有关法规规定，所有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有义务如实填报自己的生产经营情况，违者按偷税行为处罚。农场主的财务、税务甚至一些经营方面的事情，一般都由社会上的相关协会（或称事务所）帮助料理，按有关法规规定，这些相关的协会（或事务所）必须帮助农场主如实填报生产经营情况。为了保证信息采集的质量，大区农业部门一般都严格选拔信息采集人员，拥有会计师资格等专业条件的人才能人选，并且对他们进行专题培训，要求他们必须到农场主家里填表，一定保证信息的质量。

——摘编自赵元凤的文章

第四篇：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特点

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特点

中国食品产业网（2006年11月21日11:18）

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农业也是一种弱质产业，农业生产既要面对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又要面对市场风险。为了应对农业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各国都在逐步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支持农业的发展，其中，农业保险是一种重要的风险转移工具。通过投保农业保险，农业生产者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获得保险赔偿。从国际上看，农业保险的发展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将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经营

农业生产的风险很高，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高成本、高风险、高赔付”的特性，往往会使保险经营者陷于“不保不赔，少保少赔，多保多赔”的境地。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而言，绝少愿意承保这样的高风险业务。从历史上看，农业保险最早产生于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于农业生产者分散经营风险以及保险公司追逐利润的需要，一些商业性保险公司尝试开办农业保险，但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开始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保险并取得了成功。目前，全球约有40多个国家实行了农业保险制度，这些国家大多将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转而以国家为主导建立相应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或者采取对商业保险公司给予资助、补贴等方式鼓励其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从而使农业保险具有了很强的政策性。

从各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来看，做法不尽相同，各有特色。其中，美国、加拿大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模式，其特点是国家专门保险经营机构主导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如：美国成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归农业部领导。该公司1939年开始举办农作物保险，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农户的农业投资，给农业信贷机构提供保险保障。

西欧国家采取的是民办公助模式，农业保险由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和私营保险公司经营，国家则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例如：法国政府早在1840年就成立了第一家地区性互助保险公司，1986年该公司被改制为法国农业互助保险集团公司，专门经营农业保险及其相关业务，法国政府则给该公司拨付相应的行政费用。

日本采取的主要是相互制的保险模式。农业保险由区域性农业共济组合经营，政府通过提供部分经营费用和再保险，构筑全国农业保险体系。

国家给予农业保险一定的财政扶持

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正外部经济性，但同时又面临很高的经营风险，容易出现亏损。按照WTO规则，成员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农业收入扶持政策（即“绿箱政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标的保险进行保费补贴。为了兴利除弊，已经建立农业保险的国家大多通过财政手段对农业保险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而为农业保险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一是实行低费率高补贴的财政政策。各国在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同时，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农民能够买得起保险，政府往往对农民支付高额的保费补贴，从而调动农民运用农业保险机制分散风险的积极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如：法国对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补贴比例在 50―80%左右，农民只需交纳20-50%左右的保费即可获得保险保障。另一类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相关的业务费用补贴，从而减少其经营方面的损失，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

同时，为了使财政补贴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有的国家还建立了专门的基金。法国政府根据《农业灾害法》的规定，建立了国家农业灾害保证基金，对农业灾害进行补偿并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国家农业灾害保证基金一部分来源于农业保险税收，另一部分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二是实行相应的税惠政策。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经营者的积极性，很多国家采取了税收优惠的措施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如：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免征一切税赋，并且通过其他法律鼓励各州政府适当提供农作物保险专项补贴，经营农业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除缴纳1-4%的营业税外，免征其他各种税收。

通过专门立法确定农业保险的法律地位

鉴于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各国都普遍将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单独经营、单独核算。同时，农业保险体现着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国家一般都要承担相应的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社会责任，国家一般也要求农业保险的经营不得以营利为目标。在很多国家，法律甚至将农业保险规定为强制性保险，要求农户必须购买。因而，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商法典》或者其他保险法律的规定就不能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为此，国家需要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农业保险法，明确农业保险的法律地位，从而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贯彻国家对农业保险予以扶持的政策目标。

从各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来看，农业保险的发展都是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基础的。通过国家实施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可以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奠定法制基础。

例如：美国1938年制定《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该法随着美国农业及农业保险政策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修改和完善，其内容既包含保险标的、组织机构、再保险等规定，也包含联邦政府的救济计划等。1994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案》，对农作物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使美国的农业保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规定不参加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将得不到政府其他计划的福利，使得农作物保险成为一种变相的强制保险。

法国通过《农业互助保险法》界定和划分了农业互助保险社应承担的风险范围；颁布《农业指导法》对农业保险的经营与发展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制定《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项目、保险责任、再保险、保险费率、理赔计算等予以了明确确定。此外，法国政府还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产品实行强制性保险，规定对主要农作物和主要饲养动物实行强制保险。

日本在20世纪早期就制定了《牲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等法律，1947年日本将相关法律合并后制定了《农业灾害补偿法》，从而确立农业保险的基本运行模式。从现行的体制看，日本采取强制性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国家通过立法对主要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和饲养动物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作物和饲养动物则实行自愿投保。作者:王伟

第五篇：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路径

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路径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先后以现代机械替代手工劳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发展农业，用现代经济管理科学经营和管理农业，大大提高了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水平，农业与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三种主要发展模式

国外现代农业发展有三种主要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规模化、机械化、高技术化模式，以日本、以色列等国为代表的资源节约和资本技术密集型模式，以及以法国、荷兰为代表的生产集约加机械技术的复合型模式。一个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模式，主要由该国的土地、劳动力和工业水平决定。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用实证资料证明了这条规律，世界上劳均土地在30hm2以上的国家，基本上走的是机械技术型道路；劳均土地在3～30hm2之间的国家，走的是生物技术—机械技术交错型道路；而劳均土地不足3hm2的国家，多数走的是生物技术型道路。

二、政府的推动至关重要

纵观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政府颁布法律、制定政策，全方位地规范和引导农业健康发展。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减少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以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政府通过休耕计划、农作物保障计划等来稳定和保护农业；通过建立健全法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指导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法律体系，保护农民的正当利益，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公平交易，政府每隔5年就出台一个“农业法案”计划，美国农业科技研究局据此制定6年农业科技发展计划，与农业法案相衔接；通过国家税收、补贴、价格干预、信贷管理以及产量定额分配等手段，对农产品市场与农业内部资源配置保持有效调节。

日本分散的小农经济能迅速纳入现代化的轨道，主要是依靠日本政府的全面干预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日本在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也出现过由于过分剥夺而导致农业萎缩的情况，但均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分别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实行了对农业的反哺政策从而使农业迅速强大起来。

法国的土地政策有利于土地集中，促成了法国农场的规模化经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机械化政策激发农户使用先进农机具的热情，使得农田耕作效率和土地产出率在较短时期内取得巨大提高；专业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劳动的分工协作，既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又便于管理和机械化的推广；财政、金融和外贸政策的倾向性，极大地鼓励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诱导了社会资金向农业投资；健全的农业科技和推广体系的建立，为法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也给法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作用

综观国外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高度重视民间组织的力量，许多国家都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提高自我服务水平，以期能够节约交易费用，降低成本和市场竞争的风险，增加获利的机会。

美国农业合作社在其整个农业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内为其社员提供物资与资金、组织经营管理等，对外输出劳务和销售农副产品等。因此，农业合作社不仅直接成为土地和市场联系的纽带，而且成为一种能够避免市场风险、保护农民利益的有效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完全由农民自发联办，没有任何官方色彩，主要活跃在流通及农产品初加工、储运和销售环节，把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联结起来，增强了农业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日本农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采用了全盘合作化的土地节约模式，由农业协同组织联合分散农户形成劳动集约经营。农协在日本政府财力物力支持下，通过其遍及全国的机构和广泛的业务活动，同农户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系，起到在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上使小农户同大市场对接的作用，在有效阻止商业资本对农民的盘剥、保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的农协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它除了完成经济职能外，还兼有帮助政府贯彻农业政策、代表农民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双重职责，在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国的合作社产生于19世纪中叶，随后迅速发展起来。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建立了3100个农业信贷合作社，7200个供应和销售合作社，1400个服务合作社。合作社一般按行业划分，农户可同时加入几个合作社。双方每年签订一次合约，农民只专心生产，其他的事项全交给合作社去办理。年终结算时，扣除风险基金和发展储备金，其余的按入社资金和按农产品收购量分给社员。如果发生亏损，社员也要按对应的份额承担风险。为了鼓励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可免交33.3%的公司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成了合作社社员，农业合作社占据了农产品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生产资料和饲料基本上由供销合作社销售，90%以上的农业贷款业务，由信贷合作社提供。

四、促进农业专业化一体化

美国农业专业化程度很高，形成了著名的生产带，如玉米带、小麦带、棉花带等。这种区域分工使美国各个地区能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通畅的水陆运输网的建立，更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化分工、专业化生产，而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也有力地推动了附近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美国农业生产在地域上专业化，农民按照批发商的订购合同，组织农产品生产；加工商根据批发商对农产品的质量和规格要求，对生产者提供的产品进行加工，然后交由批发市场组织销售，从而实现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有机联系。

法国政府在推行农场经营规模化、生产方式机械化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引导本国农业走上了专业化和一体化道路。其农业专业化有三种类型：区域专业化、农场专业化和作业专业化。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传统习俗和技术水平，对全国农业分布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半数以上农场搞起了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业效益，使法国农民人均收入达到城市中等工资水平。

荷兰耕地不足，农业企业大多采用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荷兰温室农业无论是蔬菜还是花卉，一般都是专业化生产、多品种经营。这种专业生产有利于设施专业化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并形成规模效益。同时，专业化生产促进了专业领域的研究，使企业有长足的发展后劲，也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市场份额。

五、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三位一体”体系有效地提高了农业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体系

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州农学院同时承担教育、研究和推广三项任务，使三者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并切实为农业生产服务；二是每年的研究推广计划由基层向上申请，推广站提供的服务应尽量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三是推广经费由联邦、州和县共同负担。美国农业科学研究的经费充足，它主要来自公共和私人两大系统，二者互相补充，前者侧重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后者侧重于新产品开发和应用研究。

日本确定了优先水利化、化学化而后机械化的方针，并把生物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施肥方法的改进、土壤的改良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推进日本农业的技术改造上，采取了适应小规模经营的小型化、灵巧化的发展方针，先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机械，经过研究、改进，制成适合本国使用的农业机械。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农业全面现代化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积极采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在良种、农机、施肥等农业技术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法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农业行业组织和工业企业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共同参与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在全国形成了农机、农药、化肥、良种和先进农艺的立体推广网络。1949－1968年间，法国农民自发组织了1300多个“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学习新的农业技术。此外，国家还设立了“全国农业进步基金”，成立了“全国农业推广和进步理事会”及各省的委员会，1959年还颁布了《农业推广宪章》。

六、留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的选择，既不能走美国大规模土地经营的道路，也不具备日本高额补贴的条件，但我们可充分利用当前世界农业科技革命的成果改造传统农业，避免发达国家早期忽略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所走的弯路，通过推广先进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现代农业。因此，在能实行规模经营的地方，可以通过有效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来集中土地，推行机械化生产；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形较复杂的地方，可以采取集约经营的方式，通过拓宽农业发展的深度、广度，实行产业化生产来发展农业。就地形复杂、经济发展落后的贵州等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应当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采取集约经营的方式，走劳动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农业道路，在引进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和加快农民技能培训上下工夫。

发展中国现代农业，政府必须对农业进行必要的保护，完善政府支持农业的制度安排、组织管理和支持政策体系；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目前，中国每年对农业实际补贴率为财政支出的2%～3%，大大低于对世界贸易组织8%的承诺，为此，必须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促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投入保障机制和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快农业立法进程，保障农业发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政策目标、预算额度、操作程序、部门分工、法律责任等，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与保险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民投资风险。

近年来，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应大力支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有效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为适应21世纪农业发展的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国必须改革目前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使农科教紧密结合，保证农业有充足的技术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