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第一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著作简介：

《士与中国文化》集结了余英时先生十二篇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也是共12章节，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1100字。由于是论文集，可能在逻辑上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总体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研究知识分子比较著名的还有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和许纪霖的《知识分子十讲》。

作者简介：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 930 年生于天津。1 950 年至1 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 956年至1 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余英时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

余英时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在当代海外学者中,余英时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的,他的论著呈现出一种文人情怀和学者风范相结合的风貌,这种治学气质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中,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士与中国文化》彰显了这个特色。

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访谈时如是说（研究背景）：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彼时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对中国传统质疑之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意吧？ 本书由于时间问题，我暂时并没有看完，但是都大概看了下每个章节的内容，结合本书的导读和简本，我把本书分为6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士”一词的起源，本义，并告诉我们在古代早期“士”由低微的贵族，逐渐演变成庶民，以及“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的奠定才最终赋予了“士”延续至今的本质含义。

第二部分，主要以汉代的循吏为切入点，阐述了代表着“士”的循吏身上的双重身份，即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以及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在这里，余先生告诉我们，其“师”的身份并不是中央要求和规定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现象，这里，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循吏的自觉的教化，甚至更加认同“师”的身份，这都证明，士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一种自然的承载关系。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魏晋时期的士人“自觉”和社会“自觉”的两个现象，来论证“礼”和“情”的一种对立统一，这时的士依附于士族社会，并且更加的重视着个性发展和人格精神独立自由。

第四部分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儒学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并在道教和禅宗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导致士志于道中的“道”逐渐由一种政治上的功用转化为一种社会功用。

第五部分，着重介绍了明朝的士人与商人的关系，士而商，或者商而士，四民社会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最被轻视的“商”在此时跃居到第二位，并在社会地位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第六部分，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二章节，这里我主要讲下我看完第二章节后的感想。第二章节作者通过对“道”与“势”两个重要的概念的讲解，以达到对“士”的群体形象的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希望用阶级来分析文化现象，尤其用新兴地主阶级的观念来分析“士”的兴起。而本文却鲜明的提出“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他才能坚守‘思想上的信念’，这恰是孟子‘恒心’的现代诠释”，作者一再强调“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如何来解释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意义与结果呢？作者再次用传统经典中“思以其道易天下”的理想，与汤因比提出的“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概念，强调“道”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现状，具有比政治更高的权威，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疏离于普遍阶级的“创造少数”也确实可以做到了这一点。而由于中国的“士”追求的是“人道”，因此他的实现没有确定的保障，因此更重视自爱自立自尊。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来树立，但是中国“道”则悬在空中，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守住个人的尊严才能抗礼于“道。” 在中国今日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观点也有其现实的意义，既是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呼唤与对追名逐利之徒的含蓄批评；也是希望通过价值观的构筑，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以道的力量，或者说道德文化的教化，来实现长远的目标。

问题：

1.为何余先生没有在书里没有论述自隋唐以来对中国士阶层影响很深的科举制度，比如阶层的流动等…..2.现代的中国，我们时常会听到现在的中国人缺少的是信念，那么一直有着坚持“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余先生也在书中写到从汉代以来，循吏，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有二个身份，一个是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还有就是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从汉到清末一千多年，但是怎么就是在这个近代的短短时间内会渐渐的淡化了？？

第二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我对中国文化中的士一些看法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的形成及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确然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我们如果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②①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因而古代中国的“士”在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不大喜欢“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或许是源于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吧。比如每次回家，我妈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总是“呀，我们家的知识分子回来了！”，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总觉得这无形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其实我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也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定义。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他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知识人”的提法。我们再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324页）中，“分子”是指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而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因此我个人觉得“分子”这个词带有一定的团体的性质，是一类物的整体；而“人”就可以具有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自由。中国古代的“士”虽在早期是带有团体性质的贵族阶层，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发展，“士”的界限便不再限于某一固定的阶层了，因而我个人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贴切于对中国文化中“士”的表述。

在中国历史上，“士”从社会地位上来讲，经历过一个从贵族阶层到庶民阶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序篇第1页.② 同上.第9页

③ 同上.第2页.④ 同上.④

④③

层的转变。在周代春秋时期社会阶级的金字塔中：

1.金字塔的塔尖：天子

2.金字塔的第二层：诸侯

3.金字塔的第三层：大夫

4.金字塔的第四层：士

5.金字塔的第五层：庶人

6.金字塔的底层：奴隶、蛮裔等等

从第一层到第四层都属于贵族，在春秋晚期直到西汉末年的社会中，“士”都是出现在贵族阶层的，而在封建社会科举制施行之后“士”便从贵族阶层逐渐走向庶民阶层。“成为庶民之首。”

处于金字塔第五层的庶民在也有机会上升为士。“到了春秋末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难截然划分了。‘庶人工商遂’、‘ 台宴士庶子’都说明春秋晚期庶人已有正式的上升之途”。此时庶人上升的途经主要还是依靠战功，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则更多的是以学术仕进。

英国的哲学家柯林武德的核心理论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的变异也是中国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折射。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了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兴起的是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代“士”而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

纵观中国的封建史，是一部自身内部不断断裂、更新的历史。而“士”的传统也是这样在断裂中不断更新并最后走向消亡的。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传统”一词本身便蕴涵着“连续不断”的意思。那所谓“断裂”有是指什么呢？我想表达的是，这里所说的“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相当于英文中的“Break”一词，即中断后仍能沿着原先部分继续发展进行下去，这种断裂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就如中国封建史上朝代的不断更迭一样，有谁会站出来说，中国的历史就因此而是断裂的了么？

事实上每经过一次“断裂”，“士”的传统也随之推陈出新一次，进入下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连续性则贯穿于它的不断的内部“断裂”之中。西方学者曾将基督教的“传统”一词形容作“永远的古老，永远的新颖“，这句话与“以古为新”很相近，这里也可以移用于“士”的传统。

“士”的传统既然是一活物，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部“断裂”中更新自身，那么它最后为什么走向了解体，并从历史上隐没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页.①

我认为，这是缘于一切的活动都需要遵循规则，一旦规则不能再约束活动行为，那么之前一直延续的就会不复存在。

“士至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定下的规定。所以“士“在中国史初次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儒家。司马谈就告诉我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①从先秦以来“士“就不断的有参政的要求，在汉代，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等人的“独尊儒术”的提议之后，不但郡县举孝廉改以“士”为对象，太学中博士的弟子更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此汉代官吏由“士”出身便制度化了。

从隋唐到明清一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士”直接进入了权利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经有了制度的保障。但这也决定了中国“士”的悲哀。“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中举成为“士”唯一晋身仕途的途径，一辈子在科举教育中度过，有多少人能跨过那道龙门，飞黄腾达呢？大多是像孔乙己一样，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孔乙己的形象代表着许多在科举考试中不能中举的“士”的形象，为一个飘渺的目标而虚度一生。可悲可叹！

“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的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期，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单从他们在行为模式上来看，仍摆脱不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余韵。有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的知识人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是他们独有的责任，在西方社会中，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分子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责任。他的这种惊异，在我们看来却很是平常，因为知识分子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受到了“士”文化的长期熏染，摆脱不了“士”的阴影。

中国文化中的“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也不再做更详细的论述，就这样浅谈即止吧，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758页.

第三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在图文无意中看到一本已经泛黄的书——《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叙述的主要对象就是“士”。那么究竟什么是“士”，与中国文化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

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史学家，一位以中文写作为主且专注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裔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余教授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士”的现代意义：“‘士’在古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它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超越个人的私立之上的”1

关于“士“的起源，书中所记“‘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2，“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到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3。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而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自序第2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学术的总汇。”4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哲学的突破”。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5。这种认识随之而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6。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7

而对于“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余教授认为有三点：“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导致了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8而这三点都足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余教授在书中谈到：“先秦的士以‘道’自任，受到时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9诸家论“道”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儒、墨在‘王官之学’解体之后，极力要争取‘道统’上的正宗地位，但他们并不承认‘道’是他们创建的。”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为“人间性”，中国古代之“道”，比较能够摆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中国没有古希腊那种追究宇宙起源的思辨传统，强调4

51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人间秩序的安排。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组核心概念就是“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余教授是把它作为理解中西思想差异的枢纽来处理的。所有价值都是具有超越源头的，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殊无二致，所不同者是超越与人世的关系。从“道”还是从“势”的困惑来自于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士与王侯在政统中可以是君臣关系, 但在道统

11中则这种关系必须颠倒过来而成为师弟”。若以师弟关系相论, 知识分子自然享

有指导君主的权利,“道”尊于“势”,以“道”控“势”,当是不言而喻。若以君臣关系相论, 作为大夫的知识分子又负有服从君主的义务, 其既然是官僚行政结构的一个部分, 就必须实现整个结构在君主制的条件下, 其往往体现为君主的个人意志所规定的既定功能。师弟关系与君臣关系那里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规范, 知识分子在前者发挥的是价值功能, 在后者发挥的是工具功能, 其扮演的角色规范相去甚远。然而, 在中国古代那种社会文化情境下, 偏偏要求知识分子一身兼二任焉, 这自然挑起了双重角色规范从“道”与从“势”间的剧烈冲突。

在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已初现端倪。“第一，构成条件不是阶级，而是其所代表的道。第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筋出来的。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第四，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12而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不但《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知识分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绝不能因此肯定他们都在精神修养上有了真实的造诣。事实上，世主也以此为取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士”的标准。“修身”既人于利禄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为虚伪。

儒教在汉代确居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儒教对汉代国家体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影响是比较表面的，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对孔子和儒家而言，文化秩序是第一义的，政治秩序是第二。循吏兼“吏”与“师”的双重身分，这双重身分可以称之为“政统”与“道统”。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互相支援，一方面又不断发生矛盾。汉代的循吏恰好处在这两个传统的交叉点上。

到了东汉政权的建立实以士族大姓为社会基础。光武集团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形势下获得最后的胜利，除刘秀个人的身世，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较为有利外，它和士族大姓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协调，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士族在当时社会上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大姓跟着士族走。东汉这个靠着士族大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

看完这本书，感受良多。这本书的主要论题，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形成的过程。不仅如此，作者在探讨“士”这个特殊阶层的时候，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而是能以比较的世界眼光来衡量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将“士”与古代西方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找出他们的相似与区别之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同学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第四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一）这段时间读了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有感于先秦游士对道的追求精神。《士与中国文化》论述的士和文化的关系，进一步说，是“士”和“道”的关系。而“士”的内在实质其实差不多是现代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其内涵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而其外延，却一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发生着改变。“道”也如此，它既是“天道”,也可以是“人道”,可以是“政道”,也可以是其他的承载着规律性或哲理性的思索。孔子说：“士志于道。”则将“士”这个群体从此与中国的“道”捆绑在了一起。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他们即使经济上微度贫困，却能‘无恒产而有恒心’，他们往往以道的承载者自居，抱着‘天下有道，则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则以身殉道’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是后世‘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秉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践行理想的行动派。他们认为道尊于势，现实生活中也不免以道从势，以道辅势。他们中的优秀者为王侯的师友，他们中最不济的在门下当食客，他们中狂放的隐居不仕，凤歌笑孔丘。他们深知‘天道远，人道弥’，却不愿放弃追求，留下这句流传千古的话‘行不能至，心向往之’。

追求，不考究缘由和结局，忽略过程中的悲伤和喜悦，剩下的就是迷惘。迷惘从何而来，又何以适从呢？读过很多遍诗经国风中的《蒹葭》，伊人的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可望不可即，诗人顺流而下又逆流而上，千回百转的求索，使整首诗篇弥漫着未知结局、似淡却浓的迷惘和锲而不舍、坚定从容的追求。迷惘和追求是相伴相生的，就像光亮之下有光和影，爱情之中有爱和恨，为人处事有狷狂和中庸一样。

《围城》里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情怨痴缠，在几个城市之间迁移，和诸多名不副实、脸厚心黑的知识分子谋生。追求保暖、情爱和精神有所安宁的方鸿渐，忽然意识到爱情、婚姻实际上是被人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不论是攻城还是守城，战死沙场还是声名远扬，最终一切都指向虚妄。而城在那里，永远有人争夺和守卫。陷入迷惘之中的方鸿渐不知如何面对这样的婚恋、事业和人生，所以故事的最后，方鸿渐和孙柔嘉吵架了，他没有追上去把女人哄回来，也没有出发去找赵辛楣，而是看着那个慢了几个点的自鸣钟发呆。

迷惘之不可逃避，正如追求之不甘放弃。我不喜欢方鸿渐谋生谋爱谋理想的善良有余，杀伐优柔，也不能接受他看到爱情、婚姻、人生真相之后的逃避和消沉。我不喜欢顾曼桢逆来顺受，与世不争、安分守己的个性，这样的女子只有在时间的打磨里，才能慢慢明白如何对待追求和追求的迷惘。

如果人生、理想和爱情是道，那么你我应当是志于道的士，纵使穷尽一生也没能企及追寻的终点，行走之中被迷惘紧紧围绕，也应当有‘行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精神。如此，便也不曾辜负年少，问心无愧了。

我欣赏士对道有些清晰认识，却依然执着追求的精神。只有这样，你才能头也不回的走下去，坚定从容。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二）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陆陆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全书浏览一遍，其中许多地方不乏是跳跃式的阅读，即使这样，自己从中也得到许多启发。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囵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浏览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该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学生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学生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因为他大学的专业似乎与他的爱好并不相一致。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考，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毕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这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应该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知识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那本人也就忝列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又为何，普及度又有多少）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而余英时先生认为，在西方出现的具有知识分子性质的阶层，在中国先秦时代似乎已经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士”（只不过相似）。并认为中国的“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两者之间在基本精神上有许多契合之处，但不能画等号。康德先生对近代知识分子精神则概括为“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与资中筠女士对方孝孺的点评相一致，她认为方孝孺之死与布鲁诺的死有明显的质的差异。一个是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和生命，对推动社会前进并无作用；而一个是为科学真理“日心说”而死。笔者以为，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为什么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较长的结论所在！

对“士”的进化，我完全赞同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的观点，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因为至少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了“文士”的产生，如文字、书籍等等，当然这是笔者自己一点小小的思考，与大家先哲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顾颉刚先生对“士为低级之贵族”的判断，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但我以为，这只是因历史条件限制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士”只不过是舞文弄墨之人的归属性和自我定义。

余英时先生在“哲学的突破”这一节更让人们有所思考。由于哲学的突破，整个西方文明中，理性认知的文化基础由此奠立，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跳不出它的笼罩。相反，我国历史上似乎在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是较弱的学科。

余先生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中用了孔子《论语》中的许多章节，笔者从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中一一找到对应的注解，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章的精义和脉络，从中也能产生自己正确的理解。比如李零先生对“士”的注解为：“士”,即君子，也叫“士君子”,是贵族下层的一般称呼。而我的理解是：君子与贵族并不相通，庶民中也有君子，君子似乎更是跟人的文化素质、教养、信仰追求的结果。

余先生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第27页中有这样的描述，“荀子的时代，儒家与其他各派在政治上的竞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因此他（荀子）推崇儒家与排斥诸子（从结果看，是成功的）”.我在边注上写了“斥诸家，则不可谓士，故中国无士也。”第28页上，荀子主张在政治上“禁非道”.我在边注上这样写道：“禁不同意见，非士之人所为，即为，则不能称之为士也，只可谓‘犬’也。”第29页上，我这样写下了自己的认识：“政治化的士还能称之为士吗”第30页上，“将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此乃中国士之特色。”第34页，“国人之‘士’，为君王服务，又为君王利用。此乃中国一特色。”第36页：“士争名，而不争理。”第38页，我对齐国陈仲的评价，“此乃真士，一旦士与政治相互结合，似乎只能变成余先生所说的‘知识人’而已了，货与帝王，以求相当，与西方知识分子定义相去甚远。”第40页：“中国之士似乎开始时即为霸道与独尊而战斗，故在传统文化历史上，我们没有好的学术氛围，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国民性。”

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知识分子，我们只有智识分子。像班达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当然它的前提是如萨义德所说“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怀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研究通俗文化史尤其不能以‘科学’为借口而持一种非历史德态度。”我们不能以18世纪后的要求来要求中国文化传统上的“士”,同样我们也不能借中国历史上一些圣人的片言只语，与近代知识分子画等号，这也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因为我们本身似乎就缺少培养知识分子的土壤！

第五篇：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

近日拜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两部著作，自觉小有收获，对老师课堂所讲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遂笔记于此，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因两部书中后者成书较晚，作者在其中对旧著的观点作了修正，而本文脉络亦以其体系展开，虽不守篇章之序，却以其体系为本，仅於个别处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填补，故撰此陋文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因两部书中后者成书较晚，作者在其中对旧着的观点作了修正，而本文脉络亦以其体系展开，虽不守篇章之序，却以其体系为本，仅于个别处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填补，故撰此陋文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徵，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於其他特点。（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徵贯穿起来，原都本於惟一之总特徵；那就是寻到了家。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徵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於各章节以求畅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征，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征贯穿起来，原都本于惟一之总特征；那就是寻到了家。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征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于各章节以求畅达。

一、理性早启

一、理性早启

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徵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徵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征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征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於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于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至於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至于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

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西洋强于理智而弱於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西洋强于理智而弱于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读后感《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於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于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於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於斯。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于斯。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徵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征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

二、伦理本位

二、伦理本位

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至於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於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至于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于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因此他对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形态观点也较含糊，只大致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而没有将此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与西洋进行比较研究，只说应该大致相同。因此他对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形态观点也较含糊，只大致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而没有将此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与西洋进行比较研究，只说应该大致相同。

周孔以降的社会方是梁公发力之处。周孔以降的社会方是梁公发力之处。他言孔子以一部《春秋》在旧秩序中勾勒出新秩序来：一面启导人类理性，是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失其不容怀疑、不容商量的独断性，而凭著理性作权衡；一面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令其成为人伦至情，而后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於情谊之上。他言孔子以一部《春秋》在旧秩序中勾勒出新秩序来：一面启导人类理性，是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失其不容怀疑、不容商量的独断性，而凭着理性作权衡；一面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令其成为人伦至情，而后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于情谊之上。后西汉世伦理终令封建解体并取而代之，原本在此。后西汉世伦理终令封建解体并取而代之，原本在此。此种由内而外的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富於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在他滋养下，维系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礼俗不知不觉间诞生。此种由内而外的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在他滋养下，维系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礼俗不知不觉间诞生。其诞生后千年不易，正如其根本所植的自然法，故能与其同寿於天地间。其诞生后千年不易，正如其根本所植的自然法，故能与其同寿于天地间。孔子之学与其说在社会秩序与组织，毋宁说在完善个人，说白了就是“做人”。孔子之学与其说在社会秩序与组织，毋宁说在完善个人，说白了就是“做人”。一个完美的中国人格，是在一系列伦理关系中产生的，以孝子为始，进于慈父等事。一个完美的中国人格，是在一系列伦理关系中产生的，以孝子为始，进于慈父等事。他终其一生始终处於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他终其一生始终处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这就大不同於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公将西洋对应於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这就大不同于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公将西洋对应于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细查起来实则正相反，须知西洋人是在普遍、深入地将人域与自然、此群与彼群、自家与人家、自我与他人、灵魂与肉体甚至灵魂内部割裂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某种利益，而极其局部地、谨慎地、不情愿地、小心提防地妥协结合成为集团，并在集团间角力。细查起来实则正相反，须知西洋人是在普遍、深入地将人域与自然、此群与彼群、自家与人家、自我与他人、灵魂与肉体甚至灵魂内部割裂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某种利益，而极其局部地、谨慎地、不情愿地、小心提防地妥协结合成为集团，并在集团间角力。故此集团决不含有“合”的意味，反倒是为了更好地“分”下去。故此集团决不含有“合”的意味，反倒是为了更好地“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