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与中国文化

第一篇：梅与中国文化

梅与中国文化

摘要：梅素以民族之魂被中国人民喜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首，梅的起源与发展，梅的习性与栽培以及梅花的应用构成了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梅文化，成为中国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字：梅梅之魂梅文化

梅开独先天下春，花中气节最高坚。由于梅花的迎霜破雪傲寒绽放，并且最早给千家万户报来春天的信息，因此梅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花卉，它已成为一定社会背景下人们精神追求的目标。它以广阔、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形式。我们所说的梅文化，就是人们以梅花为对象进行培育、观赏、研究等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从一定意义上说，梅文化是各种爱梅赏梅活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的过程，它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几分瑰丽。

在漫天飞雪、万花纷谢时，唯有梅花傲然挺立，梅与松、竹同具抗严寒、斗冰雪的特性．被誉为“岁寒三友。梅花的神、韵、姿、色、香俱佳，开花独早，花期甚长，用途广泛，品种繁多。自古以来，深受中国人民喜爱。而很多喜爱梅花的人，只能领略其美丽的外表，却不了解其内涵。实际上．花卉与诗歌、文学、绘画、音乐一样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我们称之为“花文化”。我国古老而伟大的花文化，显示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象征着中国人民的愿望与向往 “梅文化”尤其如此。

1、梅的起源与发展

梅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花果。根据各地的考古发掘显示．多处遗址和墓葬中有出土的梅核，我国梅花专家陈俊愉先生和考古专家陈志达先生发现在《崧泽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的“崧泽遗址与古代种籽鉴定初步意见”记述着，掘出的地下梅核碎片坚厚，表面有分布均匀的小孔．即是野生型的梅．经测定此梅核碎片距今约5226-5906年。

观赏梅花的兴起，大致始自汉初，《西京杂记》载： 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佳树，有朱梅、胭脂梅。西汉末年扬雄作《蜀都赋》云：“被以樱梅、树以木兰。”可见约在2000年前，梅以作为园林树木用于城市绿化了。

到了南北朝，艺梅、赏梅、咏梅之风更盛，“梅于是始以花闻天下”(杨万里《和梅诗序》)。且以其“以韵胜，以格高 的高洁品性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所崇尚歌咏。

隋、唐至五代，是艺梅渐盛时期。唐代名臣宋景作《梅花赋》有“独步早春，自全其天”等赞语而李白、杜甫、柳宗元、自居易等，也有咏梅名诗。

宋、元年问，是我国古代艺梅的兴盛时期。除梅花诗词外，梅画、梅书也纷纷问世。宋代梅诗特多，梅词也多佳作 名家如北宋林逋(和靖)隐居杭州孤山，植梅放鹤．号称“梅妻鹤子”其《山园小梅》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至今广为流传。元代有个爱梅、咏梅、画梅成癖的王冕，别号“梅花屋主”，在九里山植梅千株。其《墨梅》诗画，皆远近闻名 诗云：“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实际上是以梅花精神暗喻自己的名节。

明、清时期，艺梅规模与水平进一步发展，品种也不断增多。明工象晋的《群芳谱》记载梅花品种1 9个，并分成白梅、红梅、异品3大类。咏梅、画梅之风有增无减。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赏梅咏梅的同时将梅花精神进一步升华。l950年12月，陈毅元帅一首《冬夜杂咏·红梅》“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从正面点出了梅的刚正与顽强。伟人毛泽东以他浪漫的气质和丰富的想象挥就而成的《咏梅》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 ”更是把梅花高洁励人的品格推向极至。这是用梅花精神来比拟中国革命者不畏险阻、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国魂。

2、梅花的应用

2．1观赏价值

梅花的观赏价值极高，其树姿苍劲，花色清丽，风韵洒脱，暗香沁人，尤其当满树梅花，迎春开放时，即有 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占天下春”的壮观景象，又给游人以“踏雪寻梅”的意趣享受。在园林中，在地势高燥、阳光充足之处，均可自然配植。最好用苍翠的常绿树种或深色建筑物为背景，方可格外衬托出梅花冰清玉洁之美。可与松、竹相搭配，构成一幅相得益彰、互为补益的 岁寒三友”图，也是一组相对稳定的人工植物群落。还可栽成专类园形式：梅园、梅岭、梅山、梅溪、梅径、梅坞、梅峰等，在花开时，能形成“香雪海”的美景，更使游人心旷神怡。梅花也可作切花，或用于盆栽、盆景。

2.2其 他

梅木坚韧而富弹性，是理想的手杖、算盘珠和雕刻等细木工用材。梅树的根可制作书架和根雕，梅核可用作制活性炭的原料。梅酸还可作为媒染剂，以之染布，久不褪色。我国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很多中国名花早已蜚声国外，而花虽小，但香韵隽永的梅花却未受重视。现在，经过十多年来全国各界的努力，中华梅花的春天即将来临 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梅花事业春天的到来

参考文献]

-马库斯·坎利夫等．The I iterature of the U．S[M]．北京：美国大使馆文化处，1985

[3]张伯香．英美文学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4]A．T．鲁宾斯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 997．

第二篇：围棋与中国文化

围棋与中国文化（1）

围棋的棋盘格子死板，毫无变化。棋子除黑白为对以分二方外，所有棋子没有区别，无谁大谁小，无分工，不知性能。可一落到棋盘上，突然活起来，都在谋在杀，一着能使通盘皆活，或满盘皆输，变幻莫测，不可端倪。这正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有一位我所佩服的先生着文说：「象棋的最大优点，也是较围棋的最大进步是：每一个棋子有每一个棋子的性能。」这真使我大失所望。他不知道围棋的无可无不可正在个中，且又不知道中国人对于他手下的东西最讨厌有固定的性能。再看下去：「象棋棋子越下越少，而围棋棋子越下越多，少则容易控制，多则眼花缭乱，满盘密密麻麻，真能看出青光眼。」倒还有些意思的是称这是「象棋和围棋的最大差别」，则又大谬不然矣。

围棋和象棋比，棋子无固定性能，这就比象棋对人的主观依赖性为大。中国象棋每个子，与生俱来有一身本领，人服从于这一性能。象棋的每一个棋子的作用是固定的，而且看起来有天赋的优越条件，例如车可以横冲直撞，马可以斜过去吃子，当然这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是一种限制，总是一种天赋吧！车好像出身高贵，似乎是纨绔子弟，旧时代的王公贵族。兵很可怜，只能往前，只能走一步，过了河才能横行，横行也只能走一步。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护将，将死了就是棋局终了，即使别的子很多也是输了。象棋布局也是先布好，像罗马方阵图一样，摆出阵地决一死战的架势。围棋就不同，每一个子都靠人的主观，它本身没有天赋，全仗人，下棋人，临时决定，临阵决机。这样围棋形而上的成分高，象棋形而上的成分少„„象棋的布局先固定死，再分头冲杀，而围棋的宏观布局先存于心，且边走边布，重在占位。我以为围棋是典型的真正的中国式。

中国象棋落子非常明确，为的是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围棋落第一手时，战场上空无一物，第一手下去，根据你的第二手才有第三手。棋手在布局上很下功夫，绝对不是为了杀伤对方有生力量。正如老子所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说的，是很有辩证法的，要能收缩，一定要先扩张；要想放弃，一定要先张扬；要想夺取，必定先要给予。这样的辩证的思考，是在围棋手的心中一直在进行中的。根据实际的情况临阵决机。围棋的棋子没有大小，但一旦落到棋盘上，变化就开始了，都在谋在杀，而且是阴谋阳谋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弃子战术，吃亏一点，是为了叫你上大当。围棋可以说是明明白白，却又是居心叵测。围棋和中国人的通脱老辣相象。中国人中间的一些人非常潇洒，但他又是老奸巨滑的。二三十年代人论中华民族性中就提到这样的特点。好多作家说过，我记得林语堂就说过这个意思。好像并没有表现出凶巴巴的样子，就像老子说过的「和光同尘」，不那么直露，光芒不那么耀眼。往往表现出一种超脱，但这又不是真正的超脱，表面上装出一种消极的超脱这里面埋伏着老滑。

所以我从这些地方，认为它和中国的哲学扣得特别紧，正是在这种地方使围棋成为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代表，有最典型的中国哲学气息。

围棋又可以和中国人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相映照。中国人往往说「引而不发」。中国人不是讲中庸吗？「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就举个普通的例子，就如弓箭，假如有十个人包围我，我手里只有一根箭，我采取的办法只能是引而不发。当我拉开了弓威胁着每一个人，「谁过来？」这十个人唯也不敢过来。假如我将箭一下子射出去呢？射死了一个人，但是，余下的九个人全部过来了，我就完了。

《易经》讲时，讲位。每卦有六个位：初、二、三、四、五、上。某一特定的时，某一特定的位，再加上一个度。围棋上的位也跟走的时间、局面的程度有关。我的棋子啪地下去，一下子对方可以傻眼。两个高手的棋还一点点往下走，进行肉搏，收官子之类；低手的棋，布局时位就被高手悉数占到，不战而败。棋子根本用不着走下去了。《易经》的位经常在调整，比如同一个第二爻，刚说他是好的，到第三爻又说第二爻是坏的。怎么会这样？实际生活中也不稀奇。我想围棋是和《周易》相通的。一个子落到棋盘上，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正如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利弊，利多还是害多？如是利多，就可以上了。两个高手下棋，很难有万全之策。

这个子落到棋盘上，还可能有许多的功能，别的子还能受到它的影响。有时它的「位」原来是好的，走到一定的时候，它又不好了，它又碍手碍脚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与《周易》也有一点相像。我在研究《周易》的时候发现，有时很好的爻位，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碍事，可能会阻挡你前进的道路。或者开始不错，但走下去会给对方做了件事情，对方可以马上利用你这东西，这是他开始时没有想到的。但是以后又可能起作用。像《周易》中说的「鹤鸣在阴，其子和之」，又呼应起来了。围棋中的包围，反包围，大包围，这样的千变万化，也与《周易》相通。围棋和《周易》最终什么东西都归结到一个「数」。中国人对这个数，讲天数、气数，如果撇开它的迷信思想，实际上什么都是由数决定的。《周易》虽然是「象」，实际上「易者数也」。为什么？「象」实生于数。离开了数就没有「象」。可以举个例子。「某人，某地，淋雨两小时，第二天起，感冒发烧，三天后痊愈。」这是一个「象」，但这里，还不是有许多数目字？离开数无所谓「象」。围棋也是一个「象」，但是核心是数，都是数目字。围棋每个子都没有成见，没有给某一个棋子如象棋一样先定什么调子，不赋予你任何特权，平等竞争。棋盘死得不能再死，里面是很平等的。下棋人和对手也是非常平等。而且一开始不如象棋一样占好位。我非常讨厌象棋（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谈），把位置预先弄好，令我很不喜欢。我非常赞赏围棋一律平等，看自己的作用，这正是希望所在。

围棋与中国文化（2）

（五）围棋中的人生哲学

“黑白演绎如世事，纹枰对弈悟人生。”不知道从哪朝哪代开始，就有了“棋如世事”和“人生如棋”的说法。人们常把“学棋”与“做人”联系在一起，把围棋的棋理看作是做人的道理。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围棋中蕴含着人生的哲学。

下棋要懂棋理、走正着，才不容易失败；人要有道德、走正道，才不致于堕落。下棋要有大局观，思路要清晰，意图要明确；人生也一样，要有长远规划，要有自己的既定目标。下棋不能够贪心，做人也不能忘乎所以。我们说，围棋与人生都有三个阶段。围棋布局的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形势的优劣乃至全局的胜负；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在青少年时期就要打好基础。围棋的中盘是双方激烈争斗，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阶段；而人到中年，则是奋力拼搏、事业有成的黄金时期。人到晚年就相当于围棋的收管阶段了，虽然大局已定，但也要居安思危，不可等闲视之，要防止功亏一篑，晚节不保。下棋取得了优势时，既不能得意忘形，也不可缩手缩脚，要善于一步步地把优势转变为胜势；当棋局处于劣势时，既不能丧失信心，更不能意气用事，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对方的弱点和破绽，耐心地等待扭转局势的机会。人生也是如此，在一帆风顺时，要想到遭受挫折的可能性，时刻做好接受前进道路上各种严峻考验的准备，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当身处逆境、遇到坎坷时，不能灰心丧气，要依靠顽强的意志，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战胜人生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下棋要力争主动，不可让对手牵着鼻子走；人在社会中生存，也要争取主动，要努力学习、主动掌握各种技能，主动适应社会的竞争环境。无论是下棋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要有一颗平常心。下棋要平心静气的对待输赢，生活中也要心平气和的看待名利和荣辱。无论是棋局还是人生，都不能把结果看得过重，重要的是要把过程做到极致。一个好的过程是值得认真回味的，只有好的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好的过程却有了好的结果，那只能说是偶然。人生和棋局都会有偶然，但我们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偶然上。这就像不能把赌注下在彩票中百万大奖上一样。棋局中经常会出现各种选择，而人生中也是要经常面临各种选择的。对于棋局和人生，我们都要冷静和理智的面对，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说“棋如人生”，其含义就在于：与其一心想赢棋，不如专心下好每一步棋。因为下棋要步步取“正道”，而人生也是如此。

我们说，下围棋是否讲究礼仪，也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来。第一手棋应该下在棋盘的右上角，把方便对方下棋的左上角留给对方，以示尊重对手。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应该讲文明、有礼貌，尊重他人。做为晚辈或棋力低的一方，在对局的前后都应该主动地整理棋具。这不仅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也是把自己摆到了谦虚好学的位置。围棋讲究落子无悔，无论走得好还是走得差，你都要自己负责，因为棋是你自己走的，不能悔棋，这也正如人生不能再重新来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小的围棋盘，就是我们人生的大舞台。围棋吸引我们的并不是双方对决的胜负，而是蕴藏在其中的一条条做人的哲理。与其说你在和对手下棋，还不如说是在和自己对弈，因为最难战胜的对手就是你自己。在关键时刻你输给了自己的随手和昏招，总不能怪罪对手吧？我们说，下棋需要智慧的思考，人生更需要睿智的经营。谁能说人生不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呢？

由上可知，在这看似简单的黑白世界中，确实是蕴含着许许多多深奥的哲学道理，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围棋能够使我们在休闲娱乐之中得到人生的感悟，让我们能够正确地面对丰富多彩的生活。正有所谓“大智若愚，返璞归真，无中生有，有中生无。” 你如果了解了一定的哲学知识，对于开发智力、启迪智慧，学好棋理、提高棋艺必定是大有益处的。实践证明，凡是围棋名人，都是能够对哲学学以致用，对辩证法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著名棋手俞斌九段在谈自己的切身体会时就曾经说过：“学不好哲学的人，下不好棋。”这句话显然是十分有道理的。如果你是一名围棋爱好者，若懂得或是正在用哲学思想来指导下棋，那就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收获，同时你也一定能够体会到，在棋局之外，还有许多许多更让人回味无穷的东西。

第三篇：神话传说与中国文化

论自然界的神话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摘 要：自然界多姿多彩，自然界的力量无比神奇、无比强大，太阳提供给我们光热，月亮为我们照亮黑暗的世界，风雨雪云霞塑造了自然界的美，那么，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是如何理解自然界的种种神奇？又创造了怎样美丽辉煌的文化呢？ 关键词：自然神话；太阳神；蚕神；马头娘

中国神话，源远流长。它是远古人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状况之主观想象和幻想的反映。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变化，还经常遭受自然威胁，便产生了幼稚的想象和主观幻想，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和拟人化，这就产生了神话。它表现为古人对自然力的原始理解、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同时在历代文艺创作中，摸拟神话，假借传说中的神来反映现实或讽喻现实的作品，也属神话范畴。传说和神话有近似之处，又无近似之处，神话是幻想、虚构，塑造英雄，借助神的力量；传说有历史事实的影子，但经过渲染加工而成。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自然神话是颇为出色的一支。《山海经》中有较多自然神话的记载，其中不乏神奇怪异、令人惊叹的自然神形象。如“龙身而人头，鼓其腹”的“雷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的“海神”，“身长千里”，主宰昼夜明晦、冬夏寒暑的“钟山之神”烛阴，“十日所浴”的神树“扶桑”，衔木石而填东海的神鸟“精卫”等等，都是自然神话中出色的自然神形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夸父逐日》的神话：夸父与日逐走，人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据《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夸父，神兽也。”《山海经·西山经》谓“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疑为“尾”之误）而善投”。可见“夸父”实为自然神的形象。

自然神话多以山川风雷、鸟兽草木之类自然物为描述的对象和故事的主角，反映了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迷惑与解释，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愿望。另外，因为信仰自然神话，古人们便从自然神话中找到种种方式，来祭祀这些自然神，以求得自然的风调雨顺。这些方式便是民间风俗，是中国文化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瑰宝。

首先，我们来谈谈有关太阳神崇拜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世界上所有古老民族都有太阳神。多数只是虚幻的神话，没有真实的生活原型可查考。中国的太阳神崇拜不仅年代久远，而且有案可查，这是由于中国文明是自远古到当今从未中断的唯一古老文明。远古先民在树碑立传、保存文献等方面不及近代，却终不能抹去祖先那辉煌的业绩。

中国关于太阳的神话，在《山海经》中，便有夸父“与日逐走，如日，渴欲得饮”，最终“道渴而死”的故事；也有讨论太阳升起落下之地的“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的说法，《山海经·大南荒经》中出现了“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的记载。在《淮南子》的《天文训》一篇中，出现了太阳在旸谷升起，在天池咸池沐浴等等对太阳周天运转的描述。此外，还出现了盘古之双眼化作日月、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也构成了中国的太阳神话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太阳神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人们对创造之神的信仰，民间太阳神话的广泛流传，炎帝神农氏崇高地位的确立，都与之密切相关。

古代的太阳崇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刻绘在器物上的有关太阳崇拜的图像；与太阳崇拜相关的遗迹、遗址；古代岩画中有关太阳崇拜的图像。另外，中国古代古籍中大量有关太阳崇拜的记载，记录了先民们精神信仰的历程，见证了民族的诞生。

由此可知，太阳神话与中国文化之间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有了太阳神话的出现，才有了民族的诞生，有了中华文化的开端。其次，我们再来谈谈有关动植物起源的神话中蚕神神话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蚕丝神话是中国神话园地里一枝艳丽的奇葩，象嫘祖神话、织女传说千百年来仍在广为流传，系蚕丝文化园里一曲优美动听的交响乐。神话、传说中的蚕业文化主要有空桑传说、扶桑传说、三桑传说、桑林传说、马头娘传说等等。这里主要谈一下蚕神神话。

蚕神在民间有蚕女、蚕姑、马头娘、马明王、马明菩萨等多种称呼，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蚕桑之神。在古代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中，蚕桑占有重要地位，汉以前，蚕已经被神话，称其神曰先蚕，意指始为蚕桑之人神。民间祀奉的蚕神，则是蚕马神话演化而来的蚕女、马头娘。其起源是《山海经·海外北经》所记的“欧丝”女子，该书谓：“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 这是蚕神的雏型，一开始即为女身，尚未与马联系。后晋干宝《搜神记》载：“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惟有一女；牧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 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 邻女走告其父。„„后经数曰，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 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 姓种之，今世所养是也。””此后，百姓据此为之塑像，奉为蚕神。

神话逐渐演变为民俗，如含山的“轧蚕花”，其中心内容还是祭祀蚕神，民间传说蚕花娘娘在清明节化作村姑踏遍含山，所以在山上留下了蚕花喜气，谁要是能够“脚踏含山地”，就可以把含山喜气带回去了。为此，附近蚕农届时都要来“轧蚕花”，庙会上有一种制作精美的纸做“蚕花”出售，人人都会买一朵，男的插在帽沿上，女的插在鬓边，更加增添了喜气；习俗中还要去买一支三寸长的嫩藕来吃，据说清明吃藕，眼目清亮，养蚕时不会打瞌睡，也有的说是因为藕也有丝，是为了一种吉兆；中原地区在一年收完蚕花之后，还要到庙里谢蚕神，祈求来年蚕业丰收；在江苏蚕区，乡间妇女有祈蚕丰收的祭祀；湖州三月要表演蚕花鼓，蚕期要拜蚕花五圣；安徽潞安在上元节要蒸面茧祭祀蚕姑等等。

这些都是蚕神神话演绎出来的中国地方习俗，不仅意味着蚕神在民间的信仰之高，也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精彩的蚕神文化。正是因为有了蚕神，才有了古代民间多姿多彩的民俗，才有了中国文化长河中经久不衰的蚕文化。

神话不仅以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类生活及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展现了远古人民的心灵世界，为探索远古时代的历史奥秘透露了许多可贵的信息，也为了解远古人民的意识、情感、精神、意志和性格提供了不少形象的资料，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不仅如此，古代神话还以自身的瑰丽壮伟给人们以美妙的艺术享受，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同时，古代神话还是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源头，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丰富营养，无愧为文学艺术的肥沃土壤。

第四篇：易经与中国文化

易经与中国文化

《易经》为中华文化的精粹，乃五经之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易经》的发展横贯数千年，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特质。

目录

一、中国文化的源头

二、《易经》的形成与发展

三、对《易经》的基本认识

1、易的基本含义

2、易的基本要素

3、何为太极？

4、何为阴阳？

5、八卦成象

6、六十四卦结构

7、六十四卦与生命遗传密码

四、《易经》的核心——太极图理论

1、世传最早的太极图

2、解说太极图

3、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庸之道

五、易经应用于管理

1、易经思维模式

2、八卦与五行

3、五行学说渊源

4、五行学说与中医学

5、易经与现代管理模型

6、五行学说与政治哲学

7、中国式民主政治

六、东西方文明

1、西方文明

2、东方文明

七、开创中华文明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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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文化的源头

中华文明辉煌灿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那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为我们展示了恢宏壮丽的历史画卷。谈到中国典籍，自然想到中国的经、史、子、集，所谓经就是儒家《五经》（即《易》、《诗》、《书》、《礼》、《春秋》），以及《四书》、《老子》、《庄子》、《黄帝内经》等等，但是在这些经典中，唯有《易经》是最古老的典籍，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总源头，《易经》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中国人的文化特点。

“文化”一词就来自于《易经》中的《贲卦?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就是文理，纹路的意思。我们看甲骨文、金文中“文”字（见上图）就是文理、纹路的象形，其中金文中的“文”字还有人形的象征。

什么是天文？什么是人文？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寒暑昼夜就是天文；人有男女老幼，有君臣夫妇子女，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及需求，这些就构成了人文，通过协调这些不同关系，以满足不同层次群体的不同需求，使各社会群体及个体和谐相处，使人与人之间其乐融融，使整个社会富有凝聚力与向心力，这就是文化的作用。

“人文以化”就是文化，“化”是文化的核心，“化”包含三层涵义即教化、感化、风化。

教化就是培养与教育，使人懂得遵循社会规则，尊重社会秩序，使人与人之间相敬相爱，知礼仪进退。如果没有人之为人的教化，人就失去了人的尊严与优雅，狼群中长大的狼孩，只具有狼的习性，而不是人性，虽然有人的身体，但是其习性与狼无异，所以教化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企业，教化就是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习惯的养成与培养，它是企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感是感应、感知、感通的意思，易经中六十四卦中有一卦叫“咸”卦，咸就是感的意思，咸卦彖辞中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所谓“感化”就是要了解各阶层百姓的所思所想，最大限度的满足其不同层次的需求、愿景，使大家在这个群体中有所依托或寄托，从而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建立和谐的相互关系。在企业管理中，沟通感化是形成团队凝聚力的关键因素。

风化不是指石头的风化，而是形成风俗，风情的意思，《诗经》中的风、雅、颂的“风”就是民风的意思。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自化”，就是使文化形成民风、民俗、民情。我们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人移居国外后仍保留中国人的习俗特点，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唐人街”，都保留了很多中国人的文化习俗，这就是风化的魅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强盛最重要的标志，一个民族的强大首先是文化的强势，而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强大。美国黑人精神领袖马丁•路得•金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人民的强大。人民的强大的根本就是文化的强大。

军事或经济强大的国家，如果没有核心文化的支撑，所谓的强大也仅仅是短暂的。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在中国历史上，秦国采用了商鞅法家思想使秦国很快由弱国变成了军事强国，并依此统一了六国，然而秦国依靠的是严刑酷法、野蛮暴政，而不是亲民顺民思想，以至于人们称强秦为虎狼之国。在秦统一后不到十六年，民怨鼎沸，终致陈胜、吴广起义，短短几年不可一世军事强大的秦国就灭亡了。这是短期内军事强大的国家灭亡的例证。

另一个例子就是隋朝的建立与灭亡。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一位非常有作为有思想的开国帝王，他在位期间成功地统一了百年严重分裂的中国，开创了先进的科举选官制度，大力发展文化与经济，使隋朝很快成为盛世之国。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坚虽然采用了先进的科举选官制度，但是其皇位继承人并没有选好，其子杨广即位后耽于声色，残酷暴敛，大兴土木，劳役民众，其在位期间不几年三次对高丽用兵，使其国力大减，最终激起人民的反抗，间接导致隋朝的灭亡。这是经济强大国家很快灭亡的实例。

谈到文化，我们自然会想到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以理性思辨为基础，诞生了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欧几里德等著名思想家，由理性思辨衍生出了西方现代文明——科学与民主；而希伯来文明来自于古犹太民族，其发展为神圣上帝（耶稣）信仰为根基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天主教文化，成为西方人文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易经》是中国人的原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是诸子百家（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兵家、杂家、纵横家等等）之渊源。诸子百家思想是对易经天人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多元文化竞相绽放的局面，也奠定了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中国文化从其本源来说不是神创说，而是秉承“天人同源、天人合一”天地人同源的思想体系。

《易经》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百姓日用而不知。成语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金兰同好、物极必反、居安思危、否极泰来、七上八下……等均来自易经。

谈到《易经》，那么什么是“经”？就是织布中的纵向的“线”，是不能够断的，不管编织多长的布这个经线却贯穿始终。所以经是织布的主干，横向的线称作纬线。所以易经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主干。

为什么要学习研究《易经》？用宋代思想家张载的话讲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什么意思呢？天地本无心，以其自然规律为心，“为天地立心”就是把握天地运行规律，推之于人伦社会，建立社会正当的秩序；“为生民立命”就是将人民的福祉与性命放在第一位，使人民幸福、使社会繁荣；“为亡圣继绝学”就是继承、发展、创新先贤古圣传下来的智慧宝典，使之弘扬光大；“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使天下人永享和平，建立祥和安泰的太平盛世。

二、《易经》的形成与发展

“易”字的来源

为什么称为《易经》？这个“易”的来源是什么？历史上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易字来源于日月，即日月为易。

也有人认为“易”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象征，故曰：“日出为易”。

还有人认为“易”来自于变色龙，即蜥蜴的“蜴”。但是不论何种解释，都离不开象形和变易，那么易是干什么用的呢？《易》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学问，是通过象与数的模式演绎、模仿万事万物规律及规则的学说。

所谓“象”就是现象、抽象，所谓数就是变化的量数关系，关于“象”与“数”后面还要详细阐述。

古有三易

据载自古曾有三易流传，《周礼?春官?太卜》中说：“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连山》、《归藏》皆佚，唯《周易》存世。

《连山》以艮卦为首，传说是神农时之易，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断，是人类山居生活的真实写照；

《归藏》以坤卦为首，传说是黄帝时之易，象征万物无不收藏于大地之母，《归藏》重阴亲柔，是母系社会的形态反映； 《周易》以乾卦为首，坤卦次之，象征重天地尊卑次序，《周易》重刚崇健是父系家长制农耕社会的重要社会形态构成。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易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或三个划时代的重要人物，这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伏羲氏——周文王——孔子

远古———中古———近古

伏羲氏

伏羲氏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为三皇之首，相传是距今6500年前远古时代的一支氏族，那个时候还是蛮荒时代，先人茹毛饮血、居无定所，依靠渔猎为生，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先祖。

传说伏羲氏治理天下时尊道贵德，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中通人事，其思想达于天人合一之境，当其时黄河上通天界，河中出现了一匹神奇的龙马，背上呈现有规则的图案，伏羲氏见到图案，恍然所悟，就将其记录下来，由此便产生了为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八卦”。

伏羲氏的贡献：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俪皮之礼，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他的贡献就是开创了中华人文文明，使人们懂礼仪，生活更优雅，摆脱蒙昧的蛮荒时代。

河出图，洛出书

河图洛书的传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据《尚书·顾命》孔安国传说：“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随则其文以画八卦；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九类即《洪范》九条法则，笔者按）”。

前面讲了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黄河中出现了一匹龙马，背上呈现规则图案，伏羲氏因之以成八卦，这就是河出图的传说。

传说大禹治水时，大水久治不退，时有神龟背上有神奇文字，大禹感悟，依此法大水退去，并将其整理成了九条治理天下的法则，这九条法则保留在《尚书·洪范》篇中，这就是洛出书的传说。

通常认为，“河出图”就是指易经中的八卦图的传承，“洛出书”就是指《尚书·洪范》传承，它们常常代表了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象征意义。

周文王

周文王（公元前1152——1056）姓姬，名昌，为殷商末年西伯侯，是一位很有德才的创业君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经济，礼贤下士，广募人才，使“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文王曾被商纣王关押在羑里监狱七年，身处忧患之中，感慨大自然、人类社会的阴阳消长规律，结合自身的坎坷遭遇，探究八卦、六十四卦之理，从而演绎出了《周易》，文王的第四子周公将六十四卦附上卦辞、爻辞，借以阐述对万事万物发展变化、吉凶祸福的看法，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易》本经。

周武王（姓姬，名发）是周代第一代立国君王，是周文王的次子，于公元前1046年消灭殷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

周公旦，又称周公，周文王第四子。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以及巩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传说他作《周官》（即《周礼》），是礼乐制度的倡导者以及推行者，传说他擅长解梦，后世有周公解梦一说。

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官为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县）。因纣王无道，曾劝谏纣王，但纣王不听，反而把他囚禁起来。周武王攻破殷商都城朝歌后，武王向箕子咨询治国之道，箕子向其传授大禹之络书九法，记载於《尚书?洪范》之中，《洪范》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箕子因为殷商旧臣，不愿在周为官，被武王封于朝鲜。

周文王父子及箕子对易经的发展做出了卓绝贡献，在周建立人伦道德礼乐秩序，开创周朝800年基业。

孔子

孔子为春秋时期鲁国人。《史记》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彖》、《说卦》、《文言》”。孔子做学问的态度是“述而不作”，由其弟子将他的讲解《周易》的心得整理出来而成《易传》。孔子对《周易》的讲解心得共十篇，这十篇心得就像给《周易》插上了翅膀一样，故孔子的《易传》又称《十翼》。

孔子十分喜爱并赞赏《易经》，其在《论语》中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马王堆帛书《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史记》载孔子读易而“韦编三绝”，可见孔子对易经十分喜爱。

孔子曾删《诗》《书》，制《礼》《乐》，而唯独赞《易》，不敢对《易》进行删改。

孔子对中国典籍进行整理传授三千弟子，成为中国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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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于春秋时期，其时周王室已衰微，礼乐已崩坏，诸子百家各自提出了治世理想，包括孔子也提出了社会大同的盛世理想，然而春秋时期群雄争霸，孔子学说难以付诸实践。尽管如此，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带领众弟子传播其仁义盛世理想，一生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孔子最后也不得不慨叹：“河不出图，凤鸟不至，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孔子自叹生不逢时啊。

公元前479年，孔子正在编著《春秋》，有人在鲁国西部猎获一头怪兽，孔子见到后说：这是“麒麟”啊。麒麟是传说中的仁兽，它被人捕获而死，孔子掩面痛哭，叹息生非其时啊。在《春秋》志有“西狩获麟”，至此孔子就停笔写不下去了。孔子确实在这一年悄然离开了人间，享年73岁。这就是 “获麟绝笔”的传说。

孔子的学说到汉武帝时由董仲舒阐发得以弘扬，汉武帝拙百家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绵延两千多年。

三、对《易经》的基本认识

易经是关乎天、地、人根本规律与关系的智慧经典，是揭开宇宙、社会、人生奥秘的金钥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

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讲究二元对立，西方的认识论常常是黑白分明，西方人做事讲究原则，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东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讲求二元融合，做事讲究曲成，其把握的原则是“中庸”，就是执其两端而用中（不走极端），做事常常是不取黑白两端，而走中间道路，注重平衡各方关系。

1、易的基本含义

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

万事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变化之中，但不是乱变。变化的是现象，不变的是原则。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不断变化，这是现象的变化，但是春夏秋冬的次序是不变的，这就是原则。

万物的变化一刻不停，正如《论语》中所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常言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就是说变化是永恒的，不变的是原理、原则，而原则、原理也是随着大的体系而发生变化的。例如在地球上地球绕太阳一圈是一年，而在土星上则相当于地球上的二十九年半。

所谓简易，就是指万事万物的变化模式很简单，归根结底就是两个要素，即阴和阳的变化。

易中的理、象、数

所谓“理”就是事物变化所遵循的道理、原则，所谓“象”就是事物变化的现象，而“数”就是事物变化的量度关系，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包换数量的变化。如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就包含了季节、月份、日时等的数量变化关系。

2、易的基本要素

阴阳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要素：大自然有天地、日月、昼夜、寒热，动物有雌雄，社会有治乱更替，人类有男女等等。古人就将天、日、男、雄、昼、热等象征光明、温暖、刚强、向上的现象都归属于阳，而把地、月、女、雌、夜、寒等象征黑暗、寒冷、阴柔、向下的现象都归属于阴。阳性事物具有散发、活力、刚健、升华、创始等属性特点，阴性事物具有收藏、静止、柔顺、承载、生成等属性特点。

在易经八卦或六十四卦中，阴用中间断掉的横线表示，阳用一横线表示。一阴或一阳也称作爻，或阴爻、阳爻。

3、何为太极？

《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它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专门术语，意为化生万物的本源。

古人发现，在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有一种内在生命力，一颗种子只要给于其适当的条件，它就能发芽、生根，并成长为植株，并开花结果。正是这种生命力造就了万物各具形态、成长繁育、生长化收，使树木的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使我们的幼儿长大成人，能够使我们身体内部、社会乃至宇宙天体维持自然的平衡与更新；在自然界中这种生命力能够使天地按照昼夜、四季的规律不停运转，能够产生冰霜雨雪、雷电风云、暑寒燥湿的作用，是这种力量带给自然界多姿多彩的勃勃生机。这种“生命能力”（古人称之为“气”）它缈无形象却又无处不在，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却又遍布所有有形无形的事物与生命体，这种能力在《易经》中叫做 “太极”，它具有“生生”不息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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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存在这个特性，它就是万物及生命的“能动之机”。这个“东西”在道家称之为“道”，在佛家称之为“心”，在西方宗教中称之为“上帝”。它渺无形象，无处不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在《易经》的太极图中用一个空心圆来表示。

4、何为阴阳？

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有：“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阳是构成事物的基本要素，也是事物变化呈现的基本状态，阴阳相互对立，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的这种关系可以形象的用阴阳鱼太极图来表示（其中左为阳，右为阴）。

易经中的“太极生两仪”与现代辩证法中的“一分为二”有一定的相似性。

自古中国人就十分重视阴阳之间的对立、依存、消长、转化关系，《老子》中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音声相合，高下相倾”，又曰：“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人的福与祸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人的福可能是祸的开始（人在优越的条件下容易懈怠）；人的祸也可能是福的开端（人经历挫折与磨难会变得智慧与理性，就会有忧患意识，就会奋发图强）。常言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这个意思。

在道教经典《阴符经》中有：“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这就讲出了恩与害的相互转化关系。比如教育孩子，从小在家中得到溺爱的孩子往往很难成器，而在严格要求或艰苦磨练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往往能够有所作为。

谈到阴阳之间的关系，就会涉及到哲学中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唯物论与唯心论之说，因为物质与精神只不过是一阴一阳关系，不可分割的，正如一个人的手心与手背，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物是一元二分的关系。

得与失、苦与乐

说阴阳关系，为什么将“得与失”、“苦与乐”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得失与苦乐问题是人生的一大问题，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与关切的。人们常常会问：

什么是幸福？

有人说，有钱就幸福，也有人说，有权就幸福，是这样吗？不见得，有些富豪跳楼自杀是怎么回事？还有些高官欲壑难平是为什么？关键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包括得失的取舍与苦乐的感悟等。

佛家常说人生是苦，故佛家讲修行解脱，实际上佛家用人一生的时间去解决人生苦乐的终极问题，他要出家、修行、解脱，最后证悟涅磐的彼岸，即获得永恒的解脱。实际上在宗教中真正解脱的少之又少，犹如凤毛麟角。

在中国历史上，禅宗是非常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发展深受儒家的影响，特别是《易经》思想对禅宗影响巨大。禅宗中讲：“烦恼即菩提”，这是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智慧，就是太极一体之智。其实人生中的得与失、苦与乐始终是相伴的。

禅宗的确是一种离苦得乐的解脱法门，宋代禅宗青原行思认为真正解脱要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重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小时候是没有好坏概念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好坏、苦乐有了分别之心，我们往往喜欢好的，不喜欢不好的，人生中总是在好与坏、得与失的分别、取舍、争夺之中，所以会有烦恼、有痛苦，会患得患失，难以解脱，这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第二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宗教与世俗最大的区别是宗教提供了一个超越世间的天堂世界或极乐世界，宗教中认为人生是苦的，只有艰苦修行才能到达天堂或极乐世界从而永享幸福。这激励修行人为了获得永恒的幸福，可能暂时舍弃世间人们的各种追求。这往往颠覆了世俗中的价值取向，孜孜于宗教信仰的人往往能吃尽人间之苦，却不以之为苦，苦乐、得失在这一境界中完全颠倒了，故“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第三重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一境界不可思议，是达到超越二元对立智慧后的一种认知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没有所谓天堂地狱的分别，没有出世与入世的执著，没有执著于好与不好的取舍，然而却一切能应运自然，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我们不执著于山或水，而是享用、受用山水带给我们的遐意。在第三重境界，生活中还有不愉快，还有烦恼，但是这不愉快、烦恼也只是体现生命中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我们快乐之源。三重境界说来简单，但是每一重境界须经过刻骨铭心的人生磨砺，甚至经历生与死般的人生大历练，才能有所感悟，有所贴切，未有真正的人生体验，实难超越。

与禅宗三重境界相对应的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这是宋代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中的一段，原词是这样的：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这首词本来是叙述离恨别苦之情的，表达词的主人公经过长夜难眠的相思之苦，清晨独自登楼远望，眼前茫茫一片空阔，离愁愈炽。王国维借用宴殊词中的意境妙手一点，将凄凉、孤独、迷茫的意境与执著追求的心境，引申到对事业和学问的凄苦迷茫与追求的意境中。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这一段出自柳永的《蝶恋花•凤栖梧》，原词是这样的：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十分擅长写哀婉缠绵的词情，这首词本来是描写执著追求爱情的愁苦意境的，王国维借用该词对爱情的孜孜追求引申为对人生事业和学问苦苦求索，为了所追求事业或学问，实现自己的梦想，虽历尽千辛万苦，身心憔悴，那怕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一段词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原词是这样的：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的前面描写宋代都市元宵之夜，游人如织，灯火如雨，艳香华美，车流龙舞的景象，最后一句笔锋一转，描写主人公在喧嚣的夜景中不经意间见到了寻觅已久的意中人。抒发了主人公在喧嚣的夜景中能超然物外，独享久别相逢的快乐心境。王国维将这一意境引申为对事业与学问的追求，在苦苦求索的过程中，当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然而却在不经意间山回路转，展现出“柳岸花明又一村”，似乎一切都变了，真是豁然开朗天地宽。

在这一境界也意味着，人在喧嚣烦乱的世事中要能保持一丝宁静与恬适，能够随处发现生活中的意外惊喜，学会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乐趣。

5、八卦成象

前面主要讲了阴阳的生成及其相互关系，并由阴阳引申至人生对得与失、苦与乐的理解上。阴阳是《易经》中的重要概念，是八卦、六十四卦的根本。阴阳之中仍包含着阴阳，阴阳再分化就成为四象，四象再分化则成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如果用卦符的排列组合来显示，则八卦的生成关系如下图所示。

十七世纪著名德国数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受这个图示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数学原理，从而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理论的基础。

6、六十四卦结构

（1）什么是象？什么是卦？

象就是变化的现象，卦者，挂也，就是悬挂在那里的一种形象，是事物变化现象的比拟。

（2）什么是爻？什么是爻位？

卦中的阴阳层次就是爻，爻者，交也，就是事物变化的层次。比如八卦有三爻，六十四卦则有六爻。爻位就是在八卦或六十四卦中爻的位次。在易经中爻位通常是从下向上的次序，在八卦中分为下爻、中爻、下爻；在六十四卦中分为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

（3）为什么阳爻用九，阴爻用六？

；在易经中，阳爻通常用九来表示，因为九是成数（生数是指一、二、三、四，成数是六、七、八、九）中最大的阳数，阴爻通常用六来表示，六是成数中最大（逆数序）的阴数。故阳爻用九，阴爻用六。

（4）六十四卦的来源与构成。两个八卦重叠（即八卦再排列组合）就构成了六十四卦。

（5）卦名、卦象、卦辞、爻辞及传文。

在易经六十四卦中每一卦都有不同的卦名，即乾、坤、屯、蒙、需、讼……等等。

卦象通常就是指卦符，是事物呈现状态的比拟。卦辞是对该卦象呈现状态的概括性或比拟性解释。爻辞是对卦中某一爻位呈现状态的比拟性解释。“传文”则是对易卦辞、爻辞或易理的进一步阐释。

例如，在易经中鼎卦是由从上至下的六爻组成，从下至上分别是初六、九二、九三、九四、六

五、上九。

鼎卦的卦符是一种象，它与鼎有一定的对应性，鼎卦的初爻与鼎的四脚对应，鼎卦的九二、九三、九四爻与鼎身对应，而鼎卦的六五爻与鼎耳对应，鼎卦的上九爻与鼎杆（抬鼎时所用）可以对应。

7、六十四卦与生命遗传密码

现代细胞生物学研究证明，所有生命体，不论植物、动物，乃至微生物，决定生命遗传特性的是DNA和RNA，DNA由最基本的四种碱基，即腺嘌呤(A)、鸟嘌呤(G)、胞嘧啶(C)和胸腺嘧啶(T)组成，这四种碱基排列组合，可以构成64中遗传密码，可以对应于《易经》中的六十四卦，而四种碱基则对应于《易经》中的四象。现代医学证明，人的基因中包含着生命的所有遗传信息，人类的很多疾病都与遗传信息，或自身携带的基因有很大关系。因此，可以说六十四卦是构成生命的密码，不仅如此，六十四卦也还是构成宇宙自然乃至人论社会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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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经》的核心——太极图理论

1、世传最早的太极图 最早的太极图出现于北宋，是由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所创立（即著名的《爱莲说》的作者），据说其来源于道士陈抟炼丹用的无极图。周氏太极图为五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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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太极图

周敦颐对其太极图作了一个简单说明即流传后世的《太极图说》。

周敦颐的太极图及其图说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他开启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与繁荣，由于宋代思想的繁荣昌盛，远播西方，形成了东学西渐的热潮。宋代易学思想及理学对欧洲哲学影响深远，16-17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东学西渐”的热潮。到了18世纪，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不断涌现，到今天，人们还能在梵蒂岗图书馆看到14种西人研究《易经》的著作。当时欧洲许多著名学者对中国哲学思想怀有敬意之情，如莱布尼兹、伏尔泰、卢梭等。

由于周氏太极图看起来还是有些复杂，后人对其不断修改，以期更加符合易经的深意，阴阳鱼太极图就是在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太极图示。

2、解说太极图

传统太极图是以相互环抱的两个阴阳鱼组成的圆形图案，故称阴阳鱼太极图。

“太极”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它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专门术语，意为化生万物的本源，是万物（包括我们人）存在、成长与变化的总根源。

“太极”是我们的生命之本，是我们的文明之源，它难以言表，难以形容，但是古人还是用各种语言将它的变化进行描述。有学者则根据《周易•系辞》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章句创立了各式各样的太极图式，以表述太极的变化原理。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这是周敦颐对其太极图形阴阳关系的最简要的说明。

世传的太极图有多种多样，其中传播最广泛，在民间最具影响力的当是传统阴阳鱼环抱太极图，这个太极图代表什么意义呢？

这个阴阳鱼太极图的最外圈为圆形（象征太极），一是表示万物的变化周流不息、无始无终；二是表示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三是表示圆融畅顺、圆满法界。

太极图中的S型曲线（象征阴阳两分），一是表示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包含相辅相成的阴阳两方面；二是阴阳彼此消长互动，阴长则阳消，阳长则阴消，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三是阴阳互为其根，各自均以对方为存在条件；四是事物阴阳的转化都是渐进的过程，即由量变到质变；五是表示阴阳互推互化生生不息。

阴阳中的鱼眼，一是表示阴阳双方中都包含对立面的因素，即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二是表示阴阳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部也会自生化出对立面的因素；三是阴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对立关系。

世传的太极图将阴阳之间的关系描绘的惟妙惟肖，但是对于三才、五行、八卦等诸多关系，则难以表达。我在参悟传统太极图的基础上，研究出了郭氏太极图，该太极图比传统阴阳鱼太极图多了一个中圆，这个中圆表示阴阳多方面运化致和而生的境界。虽然只是在阴阳鱼太极图中多了一个圆，但是很关键，这个太极图很巧妙的将太极、两仪、四象、五行、八卦等真正贯通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太极图理论的创新。

这个太极图在阴阳鱼太极图基础上构成了统一于太极基础上的多元互动与均衡关系。也就是说，将传统阴阳鱼太极图着重描述的阴阳对应关系，发展为多元（三元、五元等）之间的互动协调关系。从本质上讲，三才、五行、八卦又根源于阴阳，而阴阳本于太极。参见郭氏太极演化分解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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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图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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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三层境界图

3、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庸之道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子思（孔子孙）所作。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中庸》是儒家阐述的“中庸之道”，并作为人性修养与教育的理论著作。

中庸之道的核心是中用与中道，通俗来讲，中庸就是待人接物要把握好尺度，拿捏好分寸，不走极端，留有余地，中庸达到的境界就是“和”。《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利共赢” 就是中庸思想的现代体现。

中庸思想如何在笔者的太极图中体现呢？

太极图是以“象”的方式描述矛盾（阴阳）关系变化的动态模型。笔者的太极图最核心是由一个包含了阳（1）、阴（4）、阳中阴（2）、阴中阳（3）公共部分的中圆，这个中圆就是取其“中”之意，这就是中庸的形象化体现，这个中圆既是“合”也是分，从而形成多元关系，其达到的状态也就是多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这个“中圆”也就是象征我们做事、做人应把握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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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易经应用于管理

1、易经思维模式

（1）、建立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系统观；

（2）、象形化思维，取类比象，天人整体观

（3）、运用阴阳互补、平衡和谐、知微见著、物极必反等思想

（4）、用易经中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模式认识了解世界；

（5）、多维度辩证思维（多元辩证思维）。

我们知道易经在中国古代应用及其广泛，在中国古代，宗教、科学（古代）、哲学、管理、心（理）学、天文、中医等都与易经有很大关系。

2、八卦与五行

八卦来源于阴阳、四象，其强调的是“卦”，是事物变化现象的对待关系的模拟，其强调的是事物诸多对待关系。

五行也来源于阴阳、四象，其强调的是“行”，即事物运行关系，是事物诸多方协调、平衡、制约的稳定运行的模拟，其强调的是协调、制约运行关系。

五行学说能够与现代科学接轨，广泛用于系统管理、系统控制等领域。

3、五行学说的渊源

五行学说也是《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和《内经•素问》，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帛书本《五行》，说明五行学说在当时已具十分广泛的影响力。五行学说在后世一直伴随着易学而发展，汉代著名学者董仲舒将五行学说引入天道信仰，成为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奠定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即以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太极图说》）构建了其宇宙生成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尚书•洪范》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水曰润下”，意思是凡具有寒凉、固藏、滋润、向下流动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则属于水；“火曰炎上”，凡具有温热、蒸腾、热烈、活跃、繁盛性质与作用的事物则属于火；“木曰曲直”，凡是具有升发、条达、舒畅、明辨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则属于木；“金曰从革”，凡具有断革、肃杀、清宣、收敛、约束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则属于金；“土爰稼穑”，凡具有繁育、承载、受纳、滋养作用的事物则属于土。

较早记录五行生克关系的是《春秋?左传》：《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载：“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五易经与中国文化

较早记录五行生克关系的是《春秋?左传》：《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载：“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五行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十分成熟，并且有着广泛的应用。

4、五行学说与中医学

自古中国有医易同源之说，历史上著名中医师都是十分了解阴阳易理的，象《黄帝内经》中的岐伯，三国时期的华佗、唐代的孙思邈等。

阴阳五行是中国医学的理论基础，比类取象（望闻问切）、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特点。中医学的理论核心是阴阳五行学说，中医认为，木、金、水、火、土五行是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五行分别对应肝、肺、肾、心、脾五大脏俯系统，并与自然界的五气、五色、五味、五神等比类一致。在五脏五行系统中，肝属木主疏泄、明辨；肺属金主清宣、断革；肾主固涩、流浊；心属火主生发、蒸腾；脾属土主运化、纳藏。

5、易经与现代管理模型

易经中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但是作为最成熟的管理模型我认为应该是五行系统，下面简单介绍。

五行原理现代阐释

五行生克构成了事物要素间的和谐互动关系，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多元辩证逻辑学说，五行生克是多元间的互动协调关系。

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要素运行和变化所构成，故称为五行，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所描述的事物变化的层次不同，但其根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整体性、系统化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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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统一”是阴阳学说的根本规律，其包括阴阳对待、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

互动致和”是五行学说揭示的根本规律，描述了事物主要五个因素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维持整体平衡、协调、稳定的运行机制。参见五行结构及其生克变化原理图。

（1）、系统中的五行架构

五行学说是将自然界与社会各种事物参照五行之物（水、火、木、金、土）的性质进行取象比类，建立的多元生、克制约、平衡与生化关系。

万事万物都具有五行要素，在古印度，认为四大（地、水、火、风）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

（2）、五行系统管理（治理）模型

在“完备系统五要素”这个循环图中，制定方案主要是断革是非，从而确立行为方法，故属金；方案执行就是执行过程，主要是体现如水般的滋润、流行特征，故属水；过程监督主要是主曲直，故属木；纠偏机制主要是纠正偏差，尤如火焰般热烈、蒸腾，曰炎上，故属火；系统评估如稼穑生长于土地，其主要服务于全系统，如稼穑来源于土地而回归于土地，故属土。

6、五行学说与政治哲学

三权分立的渊源

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与西方思想史是紧密相关的，最初萌芽于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史学家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5——125年）的思想之中。这些萌芽思想沉睡了十六七个世纪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雨中复苏了。

洛克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他全面剖析了立宪君主制，总结了资产阶级各派的政治主张，完成了《政府论》这个划时代的著作。“分权”的概念从此诞生了。他认为，国家有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其中立法权的地位最高；三权彼此是分立的，同时又相互制约并协同工作的。洛克的分权论实际上还只是“两权分立”，联盟权（即外交权）实际上是行政权的一部分。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全面阐述和发展了分权和制衡的思想，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被后人称为“理性的法典”。他认为，如果权力过于集中，来自人民的权力就会变成统治人民的工具，因此他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学说继承了洛克的“三权分立”（尽管还只是二权分立）的思想，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建立并完善了“三权分立”学说，从而使司法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元素。

孟德斯鸠认为，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合一，就会形成专断的权力，自由也就不存在了。他认为国家权力的这三个部分之间要相互制约、相互牵制、彼此结合、维持平衡，以具有最大的稳定性。这就是三权制衡的原理，标志着制衡学说的发展和建立。

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是当时限制君主王权专制，争取公正政治权的思想理论。随着西方资本社会的发展，这一分权说已经成为近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成为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

其实这“三权分立”制衡说还是不完整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适合中国文化环境）在分权系统内缺少必要的监督环节，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五行学说可以构建完善的五元权力制衡。

“三权分立”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同时也是西方管理哲学的核心。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西方三权分立缺乏必要监督、监管环节的弊端。

7、中国式民主政治

中国正处在结构转型期，法制化管理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法律应该体现公平与正义，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是确保公平与正义的重要环节，也是防治行政腐败的有效途径。所以将监督权从司法权中独立出来成为重要一环，以强调监督机制的重要作用。监督权是保证行政有效运行，防止行政腐败的一种重要因素，故单独成为权力制衡的一个独立元素。监督权主要是监督、审查行政执法环节的公平、公正、有效性，防止行政腐败。

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民主，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民主是一种政治体制，也是公民的一种社会权利，民主化的程度决定着社会的和谐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保障和维护人民公众的话语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促进和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政治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必然应该涵盖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诸多领域，《易经》中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必然也能从政治哲学视角解读当代中国政治，乃至提出相对适合于中国特色的政治解决方案。这也是笔者从传统阴阳五行哲学中探索政治哲学的根本目的，希望以此抛砖引玉。

六、东西方文明

1、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有个特点，就是黑白分明、二元分立，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西方基督文化中二元对立论十分突出，在《圣经》与基督教义中善与恶、美与丑、天堂与地狱、正统与异端常常是水火不相容。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也常常表现为二元对抗或二元分离的矛盾状态。如，西方一方面信仰万能的上帝，另一方面又搞唯物的科学，宗教与科学始终不能统一。而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如莱布尼兹、牛顿等。

由于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信仰，它将世俗与天国割裂开来，在世俗中人就是有罪的，这就形成了宗教中的原罪思想以及救赎人生的情结，构成西方思维模式中的执著、反省的人生诉求。对上帝的心灵依托以及对来世天堂世界的信仰追求，造就了西方修道普教的传教士精神，并贯穿于所谓西方文明的不断扩张中，成为社会潜意识的心理形态。因此，西方的枪炮打到哪里，哪里就会有西方传教士和教堂。

西方宗教本质上是把上帝信仰契约化了，歌德的《浮士德》人生历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契约基础上的；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从理论的层面使契约精神成为西方文明的基本社会思想。；

作为宗教中上帝信仰与主宰的反叛，以希腊理性哲学为基点的自由主义在西方近代得到了大发展（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发端）。洛克《政府论》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体系的建立，孟德斯鸠进而完善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从经济层面丰富了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一是主张彰显人的权利，指出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来自民意；二是限制政府权力，不让它恣意妄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相信经济发展要靠市场，靠自由竞争，靠合理规则。

契约论与自由论结合，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为基调的民主法制制度，形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社会基础，形成了西方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维护人权的思想。

中国认知思维模式注重综合，而西方思维认知模式注重分解，注重对每一部分的细节的解剖与分析，就像西医一样。这形成了西方人条理分割、注重逻辑的思维习惯，也造就了西方人的科学思维模式。

西哲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就是这种分析思想的最高体现。黑白分明，一切都分成同己和异己的两部分，总要找出一个对立面，这种对立思维，直到现在还是大有市场。如冷战思维、民主传播思想、反恐理论……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1927～2008）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其代表作《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这一思想在美国当代很有影响力，这也是美国实行对外霸权主义思想内在因素之一。

2、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与《易经》的传承有很大关系。中国文化是多元融合而又统一的，在对《易经》的不同理解中，形成了儒、道、墨、法、阴阳、医、名等诸多宗派，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没有万能的造物主（人格神）的概念（尽管墨家崇神，但没有成为主流），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秉承天人合一的天道人和思想。

中国文化崇尚人文主义精神。道家认为，只有顺应自然并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实现完美的人性。而儒家则认为，既要尊重自然规律，还要通过礼乐教化，通过自我完善才能达到圆满人生。儒家思想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指导人们正确地为人处事，所以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

儒家的治国之道，是以扎根于宗亲宗族之血缘关系的宗法体系为基础的。在中国，家与国存在着结构模式的相似一致性。君与臣、夫与妇、父与子、上级与下级、长辈与晚辈，这是同一性质的阴阳模式的关系体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大学之道、治国之本。在儒家看来身、家、国、天下是不同层次的同构关系。儒家的一切思想范畴：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等……都是构建在统一的家国一体式宗法体系之上的。因此儒家思想又是一种政治哲学。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知足、自强、内省、心灵宁静与安适是真正的幸福之源。

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五行思想突破了简单二元对立思维，中国人不太主张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法，排斥任何形式的极端与片面。中国的辩证思维较西方有更多维度，中国注重多个不同因素（不只是两个）的和谐、圆成与圆通之境。我们善于寻求一种综合的结决方案去化解矛盾，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对立面。“和”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中国今天倡导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思想，就是“和”这一思想的政治体现。

七、开创中华文明新境界

中国文化当前面临的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社会多元化问题，诚信缺失问题，产业技术发展问题，以及在世界多元关系中构建和谐国际关系新秩序等诸多问题……。我们还要继承、发展、创新传统文化，吸收、贯通、融合西方的先进文化，并融进中国元素，建立东方文明话语权强势。，使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自1840年中国经历了“3000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目前中华文明尚处在复兴初期，我们今天的吃穿住行乃至生活中的一切都受西方化深刻影响，我们穿得西服，坐的汽车、飞机，办公用的计算机等等，包括西方的政治、金融、文化体系都有来自于西方，应该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的烙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民主与科学是西方文化近代奉献给世界的丰盛大餐。然而我们不曾放弃复兴中国文化的梦想，我们今天的文化仍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嫁接性，中国文化具有非同寻常的发展潜力。

中华民族能否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洗礼之后，脱胎换骨、凤凰涅磐，进而开创出一个崭新的人类文明，以挽救当代西方文明带来的诸多危机，引领世界走向全新的天地，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华儿女的责任。

第五篇：“师”与中国文化

“师”与中国文化

——关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章启群 《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2月24日 13 版）

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知识、教养、情趣尤其是健全人格的形成，主要依靠教育。因此，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上游包含起源和导向的意义。河流的上游污染了，下游只能束手待毙。教育要是出了根本的问题，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失序、混乱。这样的社会顽疾一般也是难以根除的。

中国的教育不能完全与西方的education等同，因为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因此，全面照搬西方现成的教育模式在中国不会成功。经过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中国教育有很成功的方面，也有难以逾越的痼疾、困厄。严肃、深刻、全面地思考其中得失成败之因，对于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根本方向性的意义。

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师”在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作用和意义，试图揭示现代中国教育中“师”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社会问题，实质上就是核心价值观缺失的问题，以期引发思想界对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师”与道统

韩愈《师说》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其辞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为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之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之依附，则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之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之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起始。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言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滕文公上》）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应是不可怀疑的。“礼治”是周朝的立国之本。施行礼治的管理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而统治思想的论证、各种制度的设计等，最终也依赖于人才。因此，教育涉及到周王朝长治久安和统治延续接班的根本基业，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周礼》关于周朝的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完全出于杜撰，所谓辟雍、成均等名，应该渊源有自。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应该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地官·保氏》，周朝学校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天运篇》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之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不仅创立了百家学说，同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但是，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乐》亡佚）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也是难以分割的。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手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手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师傅的本质区别。孔子之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传道授业延续不绝。战国中后期之齐国稷下，更是名师硕学荟萃之地，成为各地莘莘学子慕名向往之胜地。秦汉所设立博士之官，实际即是各学科之名师，亦为学界翘楚。这些在讲坛上向众学子传道授业者，也是中国思想的伟大创造者。孔子自不必言，从孟子、荀子、董仲舒，到宋明的程、朱、陆、王，直至清末明初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他们皆为青年导师，亦为学界首领，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不仅通过授课生徒传承中国文化、思想，使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同时创造新的思想、学术，让中国文化、思想的长河更加波澜壮阔。圣贤思想通过师的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孔子和儒家思想通过读经和教化，渗透到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之中。古代中华文明因此延续几千年，即使在19世纪中叶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今日中华民族又展示出复兴的曙光。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这些振铎舌耕的大师们，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之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师”是中华文明独有的职业

师在古代中国的这种地位，是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现象。这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与古代希腊罗马、印度、伊斯兰、印第安以及非洲等文明明显不同的特征。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B.Vi⁃co1668-1744）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必须具有原始宗教。按照蔡元培的观点，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科学、艺术、哲学。从人类历史看出，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异常深厚和十分顽强的影响力。一般人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因此，在西方，宗教不仅是古代人们生活的意义指归，也是中世纪的统治思想，实际上伴随整个西方文化的进程。近代以来，康德论证了哲学的对象及其功能，亦为信仰留下空间。尽管尼采在19世纪末叶宣称“上帝死了”，而且现代科技无孔不入，但宗教在西方的领地没有丝毫收缩，依然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学术是一个互补的整体，是平衡整个社会的精神两翼。不仅是西方，在今天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中，例如日本、韩国，不仅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存在，而且新兴宗教可谓如雨后春笋。可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巨大。

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现象。中国的宗教状况即属于一种特殊。现今考古发现，远古中国也有大量原始崇拜遗存，不仅新石器早期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有大量祭祀的玉器，直到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甲骨文证明，商王每日占卜，重大事情请示鬼神做主。《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为确实之论。但是，这种历史发展轨迹在西周之后发生逆转。

边陲小国的周武王，打败了政治、文化中心的泱泱中原大国殷商，仅仅用神灵、天命是无法解释这一巨大历史事变的。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让刚刚立国的西周统治者警钟长鸣、如履薄冰。《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朝开国之君和圣贤，时时告诫后王以殷亡为鉴，崇德爱民，励精图治。为此，西周统治者树立了“以德配天”的观念，建立了“礼乐”文化。后世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质上是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了礼乐文明的社会形态。而“礼治”的关键，是理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宰（礼即理）。于是，社会观念和风气为之大变。鬼神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统治者的活动中，退出了支配人间社会的高高在上位置。巫师在周朝已经远不如商朝那样，只是一般的宫廷供奉。残余的敬神祀鬼基本隐退为仪式性的活动。这种仪式的性质正如后来荀子所言：“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从《尚书》《诗经》《左传》可以看出这一历史变化，国家的管理即处于理性的指导之下。

因此，与古希腊、古印度崇尚天神、梵天等超现实力量不同，中国从周朝开始即崇尚理性。（张光直先生将殷周巫师与萨满在萨满教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影响进行类比，其实很不恰当。周朝的巫师与萨满已经具有本质的不同。）作为西周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在春秋末感慨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并竭力宣扬“克己复礼为仁”，是对于西周礼乐文明体制的深刻认同。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罕言“性命与天道”，表明孔子对于崇尚理性的西周文化传统身体力行，是礼乐文明本质特征的有力佐证。

西周建立的礼乐文明，对于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王国维称此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并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礼乐文化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文明之总特征。此后，先秦的儒、墨、道、法诸家，皆鲜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尽管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例如梁武帝）崇信佛法，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没有成为国家宗教。传统的佛教、道教，对于古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瞿同祖先生说过：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没有国家宗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最为不同的特点。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

除中国以外，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卓新平在《全球化的宗教与中国文化战略——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一书中表示：“当今世界人口约70多亿，各种宗教信徒近60亿，占世界人口的85%，当前中国人口约13亿，各种宗教信徒已逾3亿。”可见全世界非宗教信徒的10亿人中，99%以上是中国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项“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教传统的比例（百分比）”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大致相同。

当然，上述宗教有现代宗教与传统宗教之分。例如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而古代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和佛教的世界，与今日世界的政治势力版图仍然具有一种大致的叠合。今日世界上爆发战争的地区，也与古代的宗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没有国家宗教，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

如果说，一种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那么没有国家宗教的中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各项运作，而且保持高度的文明程度呢？换句话说，一般社会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的？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过读经、科举等途经渗透在中国智识阶级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也能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的人格理想，与一般宗教的圣徒、烈士在本质上相通。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和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总有仁人志士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种行为展示的就是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与儒家舍生取义信念本质上一脉相通。而在这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中，师则是轴心。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师，决不能等同于teacher、professor之类。除了道统的传承、光大，师的人格意义亦为中华文明之特质之一。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的宗教文明，理性的中华文明中没有直接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教、佛陀、大阿訇等，师实质上兼有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职能，兼有主教、佛陀、大阿訇等的职责。在古代中国，道德历来与文章并论，人品比学问更重，这是中国文化中对于为师者的双重要求。孔子为后人尊崇为圣人，是“万世师表”，亦为全体民族的楷模。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行为，成为中国文明中之道德基础。以后历代之为师者，即是这种社会理想的传承人和道德的身体力行者。师之行为方式，不仅为智识阶级也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因此，虽然可以说，道为师所存之根本，而更应该说，师之所存为道之具体体现，或可以说即是道之肉身化。

可见，古代中华文明中之为师者，虽不能说与西方圣徒相似，却肩负着学术、思想和道德之三重重任，传承中华文明之圣火，贯通几千年圣贤之血脉。

新学之兴与“师”之隐退

但是，随着中国现代教育转型，师失去了依托的载体，从社会生活中自然退场了。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简称“学问”）的总体构架和分类是经、史、子、集，即“四部之学”。《四库全书》即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的“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转变中的院系、课程设置看到其轨迹。直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四部之学”之知识范式，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所取代。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当下中国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四部之学”相比，这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应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结果，目标是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从观念上来说，这个转换是由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从形态上来说，转换之后中国学术可以与现代西方学术直接接轨，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西方，还能够实现在同样的标准之下进行新知识的创造，攀登世界学术的顶峰。

然而，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重大问题至今难以解决。

第一是学科建设问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种转换几乎是直接进行的。例如屠呦呦先生研究的《肘后备急方》，在古代属于“子”部，现在毫无疑问归入医学。当下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西方没有任何区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除了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经济史等）之外，就基本范式、主要概念、核心问题来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的相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当前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与此相关。然而，在人文学科建构中则异常困难，有些重大问题中国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共识。如何将“四部之学”整合进各自的学科，这一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表面名词、术语的切割、焊接和归类，而是要透过文本内容实现内在中西思想的对接。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史”，绝不简单等同于今日的文学和历史学，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亦是更加复杂，不仅“经”部大多是哲学要典，“子”部等更是哲学重镇，“史”部和“集”部亦有与哲学相关的不能忽缺之作，例如《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

第二是学术功能问题。中西之间即使是相同学科，承载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却不尽相同。譬如说，以古鉴今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的必修课。故修前朝之史为历代王朝必行之事。中国古典“史”学的这些意义指向和功能，与其说与现代历史学相关，毋宁说与现代政治学更加接近。就现代学术而言，历史学则基本退居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门学术。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学科转换之后，“经”部被肢解，经学消亡。“经”部文本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经师”因此自然消失。读经、修身、科举这种传统儒家的生活模式完全废弃，师与道所承担的中国式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消失殆尽。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知识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四部之学”的消解导致“师”的退场，导致读经、修身活动消亡，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呢？

“师”的缺失及其社会问题

师的退场，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一种文明形态的转换。

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也是不可能延续、发展的，更不可能辉煌。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照此推论，中国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社会的模式，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那样的中国只能成为现代化的“独轮车”。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这种“独轮车”式的现代化社会在地球上还没有先例。

就今日中国社会现实而言，随着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支配地位自然淡出。当下虽然也有一些“国学院”“儒学院”和“书院”，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他们成为了真正的teacher和professor。古代中国社会中与“天地君亲”并列，承担社会教化功能而被普遍尊崇的“师”消亡了。读经修身这种启蒙必修课的废弃，拆毁了智识阶级道德人格建立的基本训练，进而导致智识阶级的精神虚无化。因此，在当下中国，不仅真正的儒家十分稀有，真正的道家、佛家也不多，倒是纵横家们风生水起，各领风骚。为师之道在今日中国已经空心化。而为师之道的空心化，其虚无的深度和烈度要远远大于官员、商人的空心化。因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个人道德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官员、商人。由此而导致的虚无主义，是当下飘荡在中国国人心灵深处之幽灵。

师的退场也导致社会教化的形态基本终结。就像必修的功课缺失导致基础知识无法建立一样，当下中国庞大的受教育群体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世界，从理论上说就必然处于一个价值真空之中。对于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这正是釜底抽薪。为师之道与为人之道，其根本也是常人的道德，两者之间内在相通。故钱理群先生悲叹：今日如北大、清华这等高校，所培养者亦不免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究其根由，也应了韩愈《师说》之言：“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核心价值观建构与知识创造是教育的两个根本功能。在西方这是由教会和学校分开进行的。建制上大学与神学院分开，并行不悖，当然相互之间也有互补。中国教育必须把现代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坎。解决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问题，无非只有两种选项：或者通过教会、寺庙、道观、清真寺来承担全民的教化功能，或者通过学校承担这种教化功能。如果第一个选项没有实施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思考在学校教育中，如何在传授知识的教育之外有效地进行人格教育。试想当下中国，除了在学校中尤其是中小学设立读经学制，大概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的两个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从体制上说，为了培养经师，则必须设立经学院。大学与经学院可以独立运行。实际上它们之间在学术上也能够互补。大学必须是现代化教育，西方大学教育是样板。经学院培养经师，应该像西方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一样。

人类历史上湮没的文明很多，例如巴比伦，古埃及，亚述，迦太基等等。现在的希腊人与古希腊文明没有关系，现在的意大利人与古罗马文明也没有关系。由民族国家把古代文明一直传承至今，严格地说，只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如何延续、复兴，应是当下中国有识者之首要课题。张之洞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兴在于教育，亡也在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