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与中国文化（★）

第一篇：设计与中国文化

设计与中国文化

设计在中国源远流长，只是在最初不叫设计，当然现在人们将古代的设计作品统称美术。中国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从18000年前山顶洞人的装饰品上，已经看到审美意识的萌发，我国最早的北方岩画也可上溯到1万年前，传统绘画的最早一缕曙光，是从彩陶文化中透露出来的，彩陶的装饰纹样成为我国一切装饰纹样的始祖，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祖先们自从开始了美术活动，就再也没有停止过美的创造。从原始时代璀璨的玉器和彩陶艺术，到奴隶制时代盛极一时的青铜工艺，从气势宏大的秦汉艺术，到审美自觉时代的六朝书法绘画和佛教艺术，从“灿烂而求备”的唐代美术，到宋元明清的人文画民间艺术等等绵绵不绝，其中的雕塑和建筑对后世的城市建设影响颇深。

这些先祖们创造出来的艺术，充分体现出这是人类思想与灵魂相撞的美丽的精神火花，赋予物体一种理由一种让他们永存下去的理由和意义，我们由衷的感到他们的伟大和执着。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艺术永远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一种新的设计理念的提出，将经过数以万计的人的努力和研究，欧美近些年在设计方面的发展速度惊人，特别是美国的发展更让人瞠目。他们在设计与文化和谐交融方面做得非常好，虽说这个发展仅仅几百年的国家没有多少历史文化，可他们就是把这点文化在设计甚至在其他领域体现的淋漓尽致，而我们呢？一个拥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度却在干什么，每年都有好多搞设计的人去国外取经，可结果呢！一切显而易见，我并不反对去国外镀金，我就是想我们这些搞设计的人从我们的文化中创作出我们自己独到的作品，就像《周易》中所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辩证观。

当代的设计几乎涵盖所有领域，但是糟粕作品居多，要想在这个领域好好发展并非易事，我这里只就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的融合谈谈，电视中的广告而言不要过分追求欧美风格，让观众大惑不解而觉莫名其妙。建筑设计方面我们有更多的借鉴欧美现当代建筑，古罗马建筑，印度建筑，我们的故宫建筑和民俗建筑等等。在现代城市建筑和别墅建筑方面都是很好的材料。再说园林设计我们可从古画如《清明上河图》，唐寅的山水画中，江南的遗产文化私家园林，北京的皇家园林等等。我们可以学到无数的好东西。《道德经》所言：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中国文化没有像两河文化，印度文化乃至希腊文化那样，于长途跋涉中衰败乃至陨落，而是以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与主体不断的吸纳同化外部因素有密切关系。换言之，中国美术设计有强大的纳构力，它具有不断吸收可用者而又不丧失自我的旺盛生命力。所以说当代的设计可植根于中国文化，我觉着它在设计方面有着强大的潜力。我们绝不做，学师者生，似师者死。

绘画中有一句话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我想用到设计上也是一个道理。记得我的一位老教授在课堂上说过：“设计的前沿得看建筑设计与时装设计。”他说得很对，因为它们在社会上是最敏感的。设计的前沿，设计永远得看到前沿的东西，这样我们始终拥有新的养分，来为我们的社会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第二篇：“师”与中国文化

“师”与中国文化

——关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章启群 《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2月24日 13 版）

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知识、教养、情趣尤其是健全人格的形成，主要依靠教育。因此，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上游包含起源和导向的意义。河流的上游污染了，下游只能束手待毙。教育要是出了根本的问题，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失序、混乱。这样的社会顽疾一般也是难以根除的。

中国的教育不能完全与西方的education等同，因为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因此，全面照搬西方现成的教育模式在中国不会成功。经过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中国教育有很成功的方面，也有难以逾越的痼疾、困厄。严肃、深刻、全面地思考其中得失成败之因，对于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根本方向性的意义。

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师”在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作用和意义，试图揭示现代中国教育中“师”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社会问题，实质上就是核心价值观缺失的问题，以期引发思想界对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师”与道统

韩愈《师说》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其辞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为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之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之依附，则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之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之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起始。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言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滕文公上》）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应是不可怀疑的。“礼治”是周朝的立国之本。施行礼治的管理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而统治思想的论证、各种制度的设计等，最终也依赖于人才。因此，教育涉及到周王朝长治久安和统治延续接班的根本基业，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周礼》关于周朝的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完全出于杜撰，所谓辟雍、成均等名，应该渊源有自。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应该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地官·保氏》，周朝学校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天运篇》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之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不仅创立了百家学说，同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但是，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乐》亡佚）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也是难以分割的。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手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手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师傅的本质区别。孔子之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传道授业延续不绝。战国中后期之齐国稷下，更是名师硕学荟萃之地，成为各地莘莘学子慕名向往之胜地。秦汉所设立博士之官，实际即是各学科之名师，亦为学界翘楚。这些在讲坛上向众学子传道授业者，也是中国思想的伟大创造者。孔子自不必言，从孟子、荀子、董仲舒，到宋明的程、朱、陆、王，直至清末明初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他们皆为青年导师，亦为学界首领，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不仅通过授课生徒传承中国文化、思想，使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同时创造新的思想、学术，让中国文化、思想的长河更加波澜壮阔。圣贤思想通过师的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孔子和儒家思想通过读经和教化，渗透到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之中。古代中华文明因此延续几千年，即使在19世纪中叶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今日中华民族又展示出复兴的曙光。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这些振铎舌耕的大师们，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之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师”是中华文明独有的职业

师在古代中国的这种地位，是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现象。这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与古代希腊罗马、印度、伊斯兰、印第安以及非洲等文明明显不同的特征。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B.Vi⁃co1668-1744）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必须具有原始宗教。按照蔡元培的观点，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科学、艺术、哲学。从人类历史看出，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异常深厚和十分顽强的影响力。一般人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因此，在西方，宗教不仅是古代人们生活的意义指归，也是中世纪的统治思想，实际上伴随整个西方文化的进程。近代以来，康德论证了哲学的对象及其功能，亦为信仰留下空间。尽管尼采在19世纪末叶宣称“上帝死了”，而且现代科技无孔不入，但宗教在西方的领地没有丝毫收缩，依然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学术是一个互补的整体，是平衡整个社会的精神两翼。不仅是西方，在今天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中，例如日本、韩国，不仅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存在，而且新兴宗教可谓如雨后春笋。可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巨大。

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现象。中国的宗教状况即属于一种特殊。现今考古发现，远古中国也有大量原始崇拜遗存，不仅新石器早期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有大量祭祀的玉器，直到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甲骨文证明，商王每日占卜，重大事情请示鬼神做主。《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为确实之论。但是，这种历史发展轨迹在西周之后发生逆转。

边陲小国的周武王，打败了政治、文化中心的泱泱中原大国殷商，仅仅用神灵、天命是无法解释这一巨大历史事变的。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让刚刚立国的西周统治者警钟长鸣、如履薄冰。《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朝开国之君和圣贤，时时告诫后王以殷亡为鉴，崇德爱民，励精图治。为此，西周统治者树立了“以德配天”的观念，建立了“礼乐”文化。后世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质上是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了礼乐文明的社会形态。而“礼治”的关键，是理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宰（礼即理）。于是，社会观念和风气为之大变。鬼神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统治者的活动中，退出了支配人间社会的高高在上位置。巫师在周朝已经远不如商朝那样，只是一般的宫廷供奉。残余的敬神祀鬼基本隐退为仪式性的活动。这种仪式的性质正如后来荀子所言：“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从《尚书》《诗经》《左传》可以看出这一历史变化，国家的管理即处于理性的指导之下。

因此，与古希腊、古印度崇尚天神、梵天等超现实力量不同，中国从周朝开始即崇尚理性。（张光直先生将殷周巫师与萨满在萨满教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影响进行类比，其实很不恰当。周朝的巫师与萨满已经具有本质的不同。）作为西周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在春秋末感慨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并竭力宣扬“克己复礼为仁”，是对于西周礼乐文明体制的深刻认同。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罕言“性命与天道”，表明孔子对于崇尚理性的西周文化传统身体力行，是礼乐文明本质特征的有力佐证。

西周建立的礼乐文明，对于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王国维称此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并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礼乐文化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文明之总特征。此后，先秦的儒、墨、道、法诸家，皆鲜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尽管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例如梁武帝）崇信佛法，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没有成为国家宗教。传统的佛教、道教，对于古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瞿同祖先生说过：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没有国家宗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最为不同的特点。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

除中国以外，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卓新平在《全球化的宗教与中国文化战略——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一书中表示：“当今世界人口约70多亿，各种宗教信徒近60亿，占世界人口的85%，当前中国人口约13亿，各种宗教信徒已逾3亿。”可见全世界非宗教信徒的10亿人中，99%以上是中国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项“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教传统的比例（百分比）”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大致相同。

当然，上述宗教有现代宗教与传统宗教之分。例如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而古代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和佛教的世界，与今日世界的政治势力版图仍然具有一种大致的叠合。今日世界上爆发战争的地区，也与古代的宗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没有国家宗教，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

如果说，一种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那么没有国家宗教的中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各项运作，而且保持高度的文明程度呢？换句话说，一般社会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的？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过读经、科举等途经渗透在中国智识阶级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也能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的人格理想，与一般宗教的圣徒、烈士在本质上相通。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和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总有仁人志士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种行为展示的就是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与儒家舍生取义信念本质上一脉相通。而在这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中，师则是轴心。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师，决不能等同于teacher、professor之类。除了道统的传承、光大，师的人格意义亦为中华文明之特质之一。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的宗教文明，理性的中华文明中没有直接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教、佛陀、大阿訇等，师实质上兼有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职能，兼有主教、佛陀、大阿訇等的职责。在古代中国，道德历来与文章并论，人品比学问更重，这是中国文化中对于为师者的双重要求。孔子为后人尊崇为圣人，是“万世师表”，亦为全体民族的楷模。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行为，成为中国文明中之道德基础。以后历代之为师者，即是这种社会理想的传承人和道德的身体力行者。师之行为方式，不仅为智识阶级也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因此，虽然可以说，道为师所存之根本，而更应该说，师之所存为道之具体体现，或可以说即是道之肉身化。

可见，古代中华文明中之为师者，虽不能说与西方圣徒相似，却肩负着学术、思想和道德之三重重任，传承中华文明之圣火，贯通几千年圣贤之血脉。

新学之兴与“师”之隐退

但是，随着中国现代教育转型，师失去了依托的载体，从社会生活中自然退场了。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简称“学问”）的总体构架和分类是经、史、子、集，即“四部之学”。《四库全书》即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的“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转变中的院系、课程设置看到其轨迹。直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四部之学”之知识范式，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所取代。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当下中国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四部之学”相比，这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应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结果，目标是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从观念上来说，这个转换是由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从形态上来说，转换之后中国学术可以与现代西方学术直接接轨，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西方，还能够实现在同样的标准之下进行新知识的创造，攀登世界学术的顶峰。

然而，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重大问题至今难以解决。

第一是学科建设问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种转换几乎是直接进行的。例如屠呦呦先生研究的《肘后备急方》，在古代属于“子”部，现在毫无疑问归入医学。当下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西方没有任何区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除了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经济史等）之外，就基本范式、主要概念、核心问题来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的相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当前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与此相关。然而，在人文学科建构中则异常困难，有些重大问题中国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共识。如何将“四部之学”整合进各自的学科，这一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表面名词、术语的切割、焊接和归类，而是要透过文本内容实现内在中西思想的对接。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史”，绝不简单等同于今日的文学和历史学，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亦是更加复杂，不仅“经”部大多是哲学要典，“子”部等更是哲学重镇，“史”部和“集”部亦有与哲学相关的不能忽缺之作，例如《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

第二是学术功能问题。中西之间即使是相同学科，承载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却不尽相同。譬如说，以古鉴今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的必修课。故修前朝之史为历代王朝必行之事。中国古典“史”学的这些意义指向和功能，与其说与现代历史学相关，毋宁说与现代政治学更加接近。就现代学术而言，历史学则基本退居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门学术。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学科转换之后，“经”部被肢解，经学消亡。“经”部文本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经师”因此自然消失。读经、修身、科举这种传统儒家的生活模式完全废弃，师与道所承担的中国式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消失殆尽。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知识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四部之学”的消解导致“师”的退场，导致读经、修身活动消亡，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呢？

“师”的缺失及其社会问题

师的退场，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一种文明形态的转换。

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也是不可能延续、发展的，更不可能辉煌。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照此推论，中国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社会的模式，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那样的中国只能成为现代化的“独轮车”。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这种“独轮车”式的现代化社会在地球上还没有先例。

就今日中国社会现实而言，随着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支配地位自然淡出。当下虽然也有一些“国学院”“儒学院”和“书院”，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他们成为了真正的teacher和professor。古代中国社会中与“天地君亲”并列，承担社会教化功能而被普遍尊崇的“师”消亡了。读经修身这种启蒙必修课的废弃，拆毁了智识阶级道德人格建立的基本训练，进而导致智识阶级的精神虚无化。因此，在当下中国，不仅真正的儒家十分稀有，真正的道家、佛家也不多，倒是纵横家们风生水起，各领风骚。为师之道在今日中国已经空心化。而为师之道的空心化，其虚无的深度和烈度要远远大于官员、商人的空心化。因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个人道德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官员、商人。由此而导致的虚无主义，是当下飘荡在中国国人心灵深处之幽灵。

师的退场也导致社会教化的形态基本终结。就像必修的功课缺失导致基础知识无法建立一样，当下中国庞大的受教育群体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世界，从理论上说就必然处于一个价值真空之中。对于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这正是釜底抽薪。为师之道与为人之道，其根本也是常人的道德，两者之间内在相通。故钱理群先生悲叹：今日如北大、清华这等高校，所培养者亦不免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究其根由，也应了韩愈《师说》之言：“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核心价值观建构与知识创造是教育的两个根本功能。在西方这是由教会和学校分开进行的。建制上大学与神学院分开，并行不悖，当然相互之间也有互补。中国教育必须把现代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坎。解决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问题，无非只有两种选项：或者通过教会、寺庙、道观、清真寺来承担全民的教化功能，或者通过学校承担这种教化功能。如果第一个选项没有实施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思考在学校教育中，如何在传授知识的教育之外有效地进行人格教育。试想当下中国，除了在学校中尤其是中小学设立读经学制，大概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的两个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从体制上说，为了培养经师，则必须设立经学院。大学与经学院可以独立运行。实际上它们之间在学术上也能够互补。大学必须是现代化教育，西方大学教育是样板。经学院培养经师，应该像西方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一样。

人类历史上湮没的文明很多，例如巴比伦，古埃及，亚述，迦太基等等。现在的希腊人与古希腊文明没有关系，现在的意大利人与古罗马文明也没有关系。由民族国家把古代文明一直传承至今，严格地说，只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如何延续、复兴，应是当下中国有识者之首要课题。张之洞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兴在于教育，亡也在于教育。

第三篇：中国文化与管理

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加之人们的道德良莠不齐，使得企业的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大大提升。一般企业的硬性规章制度难以规范到企业的每个角落，利用传统文化来管理企业成了一个新的管理方向。

中国的传统文化，既包括我国土生土长的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其他诸子百家为支流的世俗文化，也包括了外来的，后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的其他文化。如：宗教文化佛教。关于传统文化的应用，已经有例子证实了它的可行性。早在日本，日本的经营之胜——稻盛和夫利用佛教的思想经营企业成了经营界的一个佳话。他白手起家，创立了“京瓷”和“KDDI”，两个企业都位列世界企业500强。

稻盛和夫把佛教用于企业管理的成功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传统文化中含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养分，这些精华在今天依然能发挥作用。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的文化传承从来没有发生过断裂的现象。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儒家文化一直是封建王朝统治的主流思想，宋代名相赵普曾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虽然王朝早已成了历史，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主题，企业间的经济利益才是主旋律。面对现在一个普通的管理难以应付的复杂环境，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吸收儒家的管理思想，试想下对于一个复杂如斯的天下，儒家尚能井井有条管理了两千多年，更何况一个企业呢？

所谓管理，是在社会组织中，为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礼记》有言：人者，天地之心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述的都是儒家关于人本的思想，对应到企业当中便是要求企业注重员工。员工，是企业的最宝贵财富，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往往有一批优秀的员工。员工与企业的关系，犹如儒家说的民贵君轻一样，员工可以让一个企业生机蓬勃，也可以让企业衰败。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有一个成熟的员工管理体系。这就要求企业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充分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在建立一个有利于员工平等竞争、全面发展的平台的同时，还要做好员工的保障工作，既满足员工的保健因素，也提供了激励因素。

除了人本的思想外，儒家的义利学说对企业的管理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子曰：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他们提倡的是重义轻利或者先义后利，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事，无适无莫，义之比也。说的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但要依照义来办事。到了孟子，甚至发展到了要求人们舍生取义。在今天看来，义利学说有其自身的缺陷。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企业对于员工不能强求、不敢奢望他们为企业舍弃宝贵的生命，但是儒家先义后利的思想还是值得借鉴的。现在企业中的经济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除了制度上的漏洞缺失外，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内心的“义”观念淡薄。从社会上看，有人为一时之纵欲，休妻离婚、抛妻弃子，失夫妻之义；有人为家产钱财货物多少，兄弟反目，不惜对簿公堂，甚至有因一时之气，弑父杀母，全无父母兄弟孝悌之义。这些种种现象，揭示了缺少义的危害。当一个企业人利字当头时，他便有可能钻制度的漏洞，极尽各种营营之事，损公司利益以自肥。减少、杜绝这些现象的手段之一便是依靠道德伦理的教化，弥补人心中的道德缺陷。在具体的措施中，企业应做的是加强员工的道德建设，灌输集体主义思想，以高尚的精神感化人、鼓舞人，使人在潜意识中养成正确的义利观。长期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才有可能培育出德才兼备的企业人才

第四篇：梅与中国文化

梅与中国文化

摘要：梅素以民族之魂被中国人民喜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首，梅的起源与发展，梅的习性与栽培以及梅花的应用构成了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梅文化，成为中国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字：梅梅之魂梅文化

梅开独先天下春，花中气节最高坚。由于梅花的迎霜破雪傲寒绽放，并且最早给千家万户报来春天的信息，因此梅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花卉，它已成为一定社会背景下人们精神追求的目标。它以广阔、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形式。我们所说的梅文化，就是人们以梅花为对象进行培育、观赏、研究等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从一定意义上说，梅文化是各种爱梅赏梅活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的过程，它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几分瑰丽。

在漫天飞雪、万花纷谢时，唯有梅花傲然挺立，梅与松、竹同具抗严寒、斗冰雪的特性．被誉为“岁寒三友。梅花的神、韵、姿、色、香俱佳，开花独早，花期甚长，用途广泛，品种繁多。自古以来，深受中国人民喜爱。而很多喜爱梅花的人，只能领略其美丽的外表，却不了解其内涵。实际上．花卉与诗歌、文学、绘画、音乐一样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我们称之为“花文化”。我国古老而伟大的花文化，显示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象征着中国人民的愿望与向往 “梅文化”尤其如此。

1、梅的起源与发展

梅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花果。根据各地的考古发掘显示．多处遗址和墓葬中有出土的梅核，我国梅花专家陈俊愉先生和考古专家陈志达先生发现在《崧泽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的“崧泽遗址与古代种籽鉴定初步意见”记述着，掘出的地下梅核碎片坚厚，表面有分布均匀的小孔．即是野生型的梅．经测定此梅核碎片距今约5226-5906年。

观赏梅花的兴起，大致始自汉初，《西京杂记》载： 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佳树，有朱梅、胭脂梅。西汉末年扬雄作《蜀都赋》云：“被以樱梅、树以木兰。”可见约在2000年前，梅以作为园林树木用于城市绿化了。

到了南北朝，艺梅、赏梅、咏梅之风更盛，“梅于是始以花闻天下”(杨万里《和梅诗序》)。且以其“以韵胜，以格高 的高洁品性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所崇尚歌咏。

隋、唐至五代，是艺梅渐盛时期。唐代名臣宋景作《梅花赋》有“独步早春，自全其天”等赞语而李白、杜甫、柳宗元、自居易等，也有咏梅名诗。

宋、元年问，是我国古代艺梅的兴盛时期。除梅花诗词外，梅画、梅书也纷纷问世。宋代梅诗特多，梅词也多佳作 名家如北宋林逋(和靖)隐居杭州孤山，植梅放鹤．号称“梅妻鹤子”其《山园小梅》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至今广为流传。元代有个爱梅、咏梅、画梅成癖的王冕，别号“梅花屋主”，在九里山植梅千株。其《墨梅》诗画，皆远近闻名 诗云：“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实际上是以梅花精神暗喻自己的名节。

明、清时期，艺梅规模与水平进一步发展，品种也不断增多。明工象晋的《群芳谱》记载梅花品种1 9个，并分成白梅、红梅、异品3大类。咏梅、画梅之风有增无减。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赏梅咏梅的同时将梅花精神进一步升华。l950年12月，陈毅元帅一首《冬夜杂咏·红梅》“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从正面点出了梅的刚正与顽强。伟人毛泽东以他浪漫的气质和丰富的想象挥就而成的《咏梅》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 ”更是把梅花高洁励人的品格推向极至。这是用梅花精神来比拟中国革命者不畏险阻、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国魂。

2、梅花的应用

2．1观赏价值

梅花的观赏价值极高，其树姿苍劲，花色清丽，风韵洒脱，暗香沁人，尤其当满树梅花，迎春开放时，即有 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占天下春”的壮观景象，又给游人以“踏雪寻梅”的意趣享受。在园林中，在地势高燥、阳光充足之处，均可自然配植。最好用苍翠的常绿树种或深色建筑物为背景，方可格外衬托出梅花冰清玉洁之美。可与松、竹相搭配，构成一幅相得益彰、互为补益的 岁寒三友”图，也是一组相对稳定的人工植物群落。还可栽成专类园形式：梅园、梅岭、梅山、梅溪、梅径、梅坞、梅峰等，在花开时，能形成“香雪海”的美景，更使游人心旷神怡。梅花也可作切花，或用于盆栽、盆景。

2.2其 他

梅木坚韧而富弹性，是理想的手杖、算盘珠和雕刻等细木工用材。梅树的根可制作书架和根雕，梅核可用作制活性炭的原料。梅酸还可作为媒染剂，以之染布，久不褪色。我国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很多中国名花早已蜚声国外，而花虽小，但香韵隽永的梅花却未受重视。现在，经过十多年来全国各界的努力，中华梅花的春天即将来临 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梅花事业春天的到来

参考文献]

-马库斯·坎利夫等．The I iterature of the U．S[M]．北京：美国大使馆文化处，1985

[3]张伯香．英美文学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4]A．T．鲁宾斯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 997．

第五篇：围棋与中国文化

围棋与中国文化（1）

围棋的棋盘格子死板，毫无变化。棋子除黑白为对以分二方外，所有棋子没有区别，无谁大谁小，无分工，不知性能。可一落到棋盘上，突然活起来，都在谋在杀，一着能使通盘皆活，或满盘皆输，变幻莫测，不可端倪。这正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有一位我所佩服的先生着文说：「象棋的最大优点，也是较围棋的最大进步是：每一个棋子有每一个棋子的性能。」这真使我大失所望。他不知道围棋的无可无不可正在个中，且又不知道中国人对于他手下的东西最讨厌有固定的性能。再看下去：「象棋棋子越下越少，而围棋棋子越下越多，少则容易控制，多则眼花缭乱，满盘密密麻麻，真能看出青光眼。」倒还有些意思的是称这是「象棋和围棋的最大差别」，则又大谬不然矣。

围棋和象棋比，棋子无固定性能，这就比象棋对人的主观依赖性为大。中国象棋每个子，与生俱来有一身本领，人服从于这一性能。象棋的每一个棋子的作用是固定的，而且看起来有天赋的优越条件，例如车可以横冲直撞，马可以斜过去吃子，当然这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是一种限制，总是一种天赋吧！车好像出身高贵，似乎是纨绔子弟，旧时代的王公贵族。兵很可怜，只能往前，只能走一步，过了河才能横行，横行也只能走一步。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护将，将死了就是棋局终了，即使别的子很多也是输了。象棋布局也是先布好，像罗马方阵图一样，摆出阵地决一死战的架势。围棋就不同，每一个子都靠人的主观，它本身没有天赋，全仗人，下棋人，临时决定，临阵决机。这样围棋形而上的成分高，象棋形而上的成分少„„象棋的布局先固定死，再分头冲杀，而围棋的宏观布局先存于心，且边走边布，重在占位。我以为围棋是典型的真正的中国式。

中国象棋落子非常明确，为的是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围棋落第一手时，战场上空无一物，第一手下去，根据你的第二手才有第三手。棋手在布局上很下功夫，绝对不是为了杀伤对方有生力量。正如老子所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说的，是很有辩证法的，要能收缩，一定要先扩张；要想放弃，一定要先张扬；要想夺取，必定先要给予。这样的辩证的思考，是在围棋手的心中一直在进行中的。根据实际的情况临阵决机。围棋的棋子没有大小，但一旦落到棋盘上，变化就开始了，都在谋在杀，而且是阴谋阳谋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弃子战术，吃亏一点，是为了叫你上大当。围棋可以说是明明白白，却又是居心叵测。围棋和中国人的通脱老辣相象。中国人中间的一些人非常潇洒，但他又是老奸巨滑的。二三十年代人论中华民族性中就提到这样的特点。好多作家说过，我记得林语堂就说过这个意思。好像并没有表现出凶巴巴的样子，就像老子说过的「和光同尘」，不那么直露，光芒不那么耀眼。往往表现出一种超脱，但这又不是真正的超脱，表面上装出一种消极的超脱这里面埋伏着老滑。

所以我从这些地方，认为它和中国的哲学扣得特别紧，正是在这种地方使围棋成为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代表，有最典型的中国哲学气息。

围棋又可以和中国人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相映照。中国人往往说「引而不发」。中国人不是讲中庸吗？「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就举个普通的例子，就如弓箭，假如有十个人包围我，我手里只有一根箭，我采取的办法只能是引而不发。当我拉开了弓威胁着每一个人，「谁过来？」这十个人唯也不敢过来。假如我将箭一下子射出去呢？射死了一个人，但是，余下的九个人全部过来了，我就完了。

《易经》讲时，讲位。每卦有六个位：初、二、三、四、五、上。某一特定的时，某一特定的位，再加上一个度。围棋上的位也跟走的时间、局面的程度有关。我的棋子啪地下去，一下子对方可以傻眼。两个高手的棋还一点点往下走，进行肉搏，收官子之类；低手的棋，布局时位就被高手悉数占到，不战而败。棋子根本用不着走下去了。《易经》的位经常在调整，比如同一个第二爻，刚说他是好的，到第三爻又说第二爻是坏的。怎么会这样？实际生活中也不稀奇。我想围棋是和《周易》相通的。一个子落到棋盘上，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正如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利弊，利多还是害多？如是利多，就可以上了。两个高手下棋，很难有万全之策。

这个子落到棋盘上，还可能有许多的功能，别的子还能受到它的影响。有时它的「位」原来是好的，走到一定的时候，它又不好了，它又碍手碍脚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与《周易》也有一点相像。我在研究《周易》的时候发现，有时很好的爻位，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碍事，可能会阻挡你前进的道路。或者开始不错，但走下去会给对方做了件事情，对方可以马上利用你这东西，这是他开始时没有想到的。但是以后又可能起作用。像《周易》中说的「鹤鸣在阴，其子和之」，又呼应起来了。围棋中的包围，反包围，大包围，这样的千变万化，也与《周易》相通。围棋和《周易》最终什么东西都归结到一个「数」。中国人对这个数，讲天数、气数，如果撇开它的迷信思想，实际上什么都是由数决定的。《周易》虽然是「象」，实际上「易者数也」。为什么？「象」实生于数。离开了数就没有「象」。可以举个例子。「某人，某地，淋雨两小时，第二天起，感冒发烧，三天后痊愈。」这是一个「象」，但这里，还不是有许多数目字？离开数无所谓「象」。围棋也是一个「象」，但是核心是数，都是数目字。围棋每个子都没有成见，没有给某一个棋子如象棋一样先定什么调子，不赋予你任何特权，平等竞争。棋盘死得不能再死，里面是很平等的。下棋人和对手也是非常平等。而且一开始不如象棋一样占好位。我非常讨厌象棋（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谈），把位置预先弄好，令我很不喜欢。我非常赞赏围棋一律平等，看自己的作用，这正是希望所在。

围棋与中国文化（2）

（五）围棋中的人生哲学

“黑白演绎如世事，纹枰对弈悟人生。”不知道从哪朝哪代开始，就有了“棋如世事”和“人生如棋”的说法。人们常把“学棋”与“做人”联系在一起，把围棋的棋理看作是做人的道理。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围棋中蕴含着人生的哲学。

下棋要懂棋理、走正着，才不容易失败；人要有道德、走正道，才不致于堕落。下棋要有大局观，思路要清晰，意图要明确；人生也一样，要有长远规划，要有自己的既定目标。下棋不能够贪心，做人也不能忘乎所以。我们说，围棋与人生都有三个阶段。围棋布局的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形势的优劣乃至全局的胜负；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在青少年时期就要打好基础。围棋的中盘是双方激烈争斗，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阶段；而人到中年，则是奋力拼搏、事业有成的黄金时期。人到晚年就相当于围棋的收管阶段了，虽然大局已定，但也要居安思危，不可等闲视之，要防止功亏一篑，晚节不保。下棋取得了优势时，既不能得意忘形，也不可缩手缩脚，要善于一步步地把优势转变为胜势；当棋局处于劣势时，既不能丧失信心，更不能意气用事，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对方的弱点和破绽，耐心地等待扭转局势的机会。人生也是如此，在一帆风顺时，要想到遭受挫折的可能性，时刻做好接受前进道路上各种严峻考验的准备，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当身处逆境、遇到坎坷时，不能灰心丧气，要依靠顽强的意志，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战胜人生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下棋要力争主动，不可让对手牵着鼻子走；人在社会中生存，也要争取主动，要努力学习、主动掌握各种技能，主动适应社会的竞争环境。无论是下棋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要有一颗平常心。下棋要平心静气的对待输赢，生活中也要心平气和的看待名利和荣辱。无论是棋局还是人生，都不能把结果看得过重，重要的是要把过程做到极致。一个好的过程是值得认真回味的，只有好的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好的过程却有了好的结果，那只能说是偶然。人生和棋局都会有偶然，但我们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偶然上。这就像不能把赌注下在彩票中百万大奖上一样。棋局中经常会出现各种选择，而人生中也是要经常面临各种选择的。对于棋局和人生，我们都要冷静和理智的面对，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说“棋如人生”，其含义就在于：与其一心想赢棋，不如专心下好每一步棋。因为下棋要步步取“正道”，而人生也是如此。

我们说，下围棋是否讲究礼仪，也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来。第一手棋应该下在棋盘的右上角，把方便对方下棋的左上角留给对方，以示尊重对手。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应该讲文明、有礼貌，尊重他人。做为晚辈或棋力低的一方，在对局的前后都应该主动地整理棋具。这不仅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也是把自己摆到了谦虚好学的位置。围棋讲究落子无悔，无论走得好还是走得差，你都要自己负责，因为棋是你自己走的，不能悔棋，这也正如人生不能再重新来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小的围棋盘，就是我们人生的大舞台。围棋吸引我们的并不是双方对决的胜负，而是蕴藏在其中的一条条做人的哲理。与其说你在和对手下棋，还不如说是在和自己对弈，因为最难战胜的对手就是你自己。在关键时刻你输给了自己的随手和昏招，总不能怪罪对手吧？我们说，下棋需要智慧的思考，人生更需要睿智的经营。谁能说人生不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呢？

由上可知，在这看似简单的黑白世界中，确实是蕴含着许许多多深奥的哲学道理，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围棋能够使我们在休闲娱乐之中得到人生的感悟，让我们能够正确地面对丰富多彩的生活。正有所谓“大智若愚，返璞归真，无中生有，有中生无。” 你如果了解了一定的哲学知识，对于开发智力、启迪智慧，学好棋理、提高棋艺必定是大有益处的。实践证明，凡是围棋名人，都是能够对哲学学以致用，对辩证法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著名棋手俞斌九段在谈自己的切身体会时就曾经说过：“学不好哲学的人，下不好棋。”这句话显然是十分有道理的。如果你是一名围棋爱好者，若懂得或是正在用哲学思想来指导下棋，那就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收获，同时你也一定能够体会到，在棋局之外，还有许多许多更让人回味无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