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第一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我对中国文化中的士一些看法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的形成及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确然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我们如果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②①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因而古代中国的“士”在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不大喜欢“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或许是源于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吧。比如每次回家，我妈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总是“呀，我们家的知识分子回来了！”，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总觉得这无形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其实我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也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定义。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他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知识人”的提法。我们再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324页）中，“分子”是指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而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因此我个人觉得“分子”这个词带有一定的团体的性质，是一类物的整体；而“人”就可以具有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自由。中国古代的“士”虽在早期是带有团体性质的贵族阶层，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发展，“士”的界限便不再限于某一固定的阶层了，因而我个人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贴切于对中国文化中“士”的表述。

在中国历史上，“士”从社会地位上来讲，经历过一个从贵族阶层到庶民阶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序篇第1页.② 同上.第9页

③ 同上.第2页.④ 同上.④

④③

层的转变。在周代春秋时期社会阶级的金字塔中：

1.金字塔的塔尖：天子

2.金字塔的第二层：诸侯

3.金字塔的第三层：大夫

4.金字塔的第四层：士

5.金字塔的第五层：庶人

6.金字塔的底层：奴隶、蛮裔等等

从第一层到第四层都属于贵族，在春秋晚期直到西汉末年的社会中，“士”都是出现在贵族阶层的，而在封建社会科举制施行之后“士”便从贵族阶层逐渐走向庶民阶层。“成为庶民之首。”

处于金字塔第五层的庶民在也有机会上升为士。“到了春秋末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难截然划分了。‘庶人工商遂’、‘ 台宴士庶子’都说明春秋晚期庶人已有正式的上升之途”。此时庶人上升的途经主要还是依靠战功，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则更多的是以学术仕进。

英国的哲学家柯林武德的核心理论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的变异也是中国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折射。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了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兴起的是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代“士”而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

纵观中国的封建史，是一部自身内部不断断裂、更新的历史。而“士”的传统也是这样在断裂中不断更新并最后走向消亡的。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传统”一词本身便蕴涵着“连续不断”的意思。那所谓“断裂”有是指什么呢？我想表达的是，这里所说的“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相当于英文中的“Break”一词，即中断后仍能沿着原先部分继续发展进行下去，这种断裂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就如中国封建史上朝代的不断更迭一样，有谁会站出来说，中国的历史就因此而是断裂的了么？

事实上每经过一次“断裂”，“士”的传统也随之推陈出新一次，进入下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连续性则贯穿于它的不断的内部“断裂”之中。西方学者曾将基督教的“传统”一词形容作“永远的古老，永远的新颖“，这句话与“以古为新”很相近，这里也可以移用于“士”的传统。

“士”的传统既然是一活物，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部“断裂”中更新自身，那么它最后为什么走向了解体，并从历史上隐没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页.①

我认为，这是缘于一切的活动都需要遵循规则，一旦规则不能再约束活动行为，那么之前一直延续的就会不复存在。

“士至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定下的规定。所以“士“在中国史初次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儒家。司马谈就告诉我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①从先秦以来“士“就不断的有参政的要求，在汉代，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等人的“独尊儒术”的提议之后，不但郡县举孝廉改以“士”为对象，太学中博士的弟子更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此汉代官吏由“士”出身便制度化了。

从隋唐到明清一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士”直接进入了权利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经有了制度的保障。但这也决定了中国“士”的悲哀。“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中举成为“士”唯一晋身仕途的途径，一辈子在科举教育中度过，有多少人能跨过那道龙门，飞黄腾达呢？大多是像孔乙己一样，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孔乙己的形象代表着许多在科举考试中不能中举的“士”的形象，为一个飘渺的目标而虚度一生。可悲可叹！

“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的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期，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单从他们在行为模式上来看，仍摆脱不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余韵。有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的知识人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是他们独有的责任，在西方社会中，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分子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责任。他的这种惊异，在我们看来却很是平常，因为知识分子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受到了“士”文化的长期熏染，摆脱不了“士”的阴影。

中国文化中的“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也不再做更详细的论述，就这样浅谈即止吧，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758页.

第二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著作简介：

《士与中国文化》集结了余英时先生十二篇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也是共12章节，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1100字。由于是论文集，可能在逻辑上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总体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研究知识分子比较著名的还有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和许纪霖的《知识分子十讲》。

作者简介：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 930 年生于天津。1 950 年至1 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 956年至1 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余英时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

余英时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在当代海外学者中,余英时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的,他的论著呈现出一种文人情怀和学者风范相结合的风貌,这种治学气质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中,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士与中国文化》彰显了这个特色。

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访谈时如是说（研究背景）：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彼时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对中国传统质疑之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意吧？ 本书由于时间问题，我暂时并没有看完，但是都大概看了下每个章节的内容，结合本书的导读和简本，我把本书分为6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士”一词的起源，本义，并告诉我们在古代早期“士”由低微的贵族，逐渐演变成庶民，以及“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的奠定才最终赋予了“士”延续至今的本质含义。

第二部分，主要以汉代的循吏为切入点，阐述了代表着“士”的循吏身上的双重身份，即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以及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在这里，余先生告诉我们，其“师”的身份并不是中央要求和规定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现象，这里，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循吏的自觉的教化，甚至更加认同“师”的身份，这都证明，士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一种自然的承载关系。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魏晋时期的士人“自觉”和社会“自觉”的两个现象，来论证“礼”和“情”的一种对立统一，这时的士依附于士族社会，并且更加的重视着个性发展和人格精神独立自由。

第四部分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儒学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并在道教和禅宗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导致士志于道中的“道”逐渐由一种政治上的功用转化为一种社会功用。

第五部分，着重介绍了明朝的士人与商人的关系，士而商，或者商而士，四民社会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最被轻视的“商”在此时跃居到第二位，并在社会地位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第六部分，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二章节，这里我主要讲下我看完第二章节后的感想。第二章节作者通过对“道”与“势”两个重要的概念的讲解，以达到对“士”的群体形象的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希望用阶级来分析文化现象，尤其用新兴地主阶级的观念来分析“士”的兴起。而本文却鲜明的提出“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他才能坚守‘思想上的信念’，这恰是孟子‘恒心’的现代诠释”，作者一再强调“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如何来解释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意义与结果呢？作者再次用传统经典中“思以其道易天下”的理想，与汤因比提出的“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概念，强调“道”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现状，具有比政治更高的权威，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疏离于普遍阶级的“创造少数”也确实可以做到了这一点。而由于中国的“士”追求的是“人道”，因此他的实现没有确定的保障，因此更重视自爱自立自尊。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来树立，但是中国“道”则悬在空中，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守住个人的尊严才能抗礼于“道。” 在中国今日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观点也有其现实的意义，既是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呼唤与对追名逐利之徒的含蓄批评；也是希望通过价值观的构筑，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以道的力量，或者说道德文化的教化，来实现长远的目标。

问题：

1.为何余先生没有在书里没有论述自隋唐以来对中国士阶层影响很深的科举制度，比如阶层的流动等…..2.现代的中国，我们时常会听到现在的中国人缺少的是信念，那么一直有着坚持“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余先生也在书中写到从汉代以来，循吏，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有二个身份，一个是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还有就是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从汉到清末一千多年，但是怎么就是在这个近代的短短时间内会渐渐的淡化了？？

第三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在图文无意中看到一本已经泛黄的书——《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叙述的主要对象就是“士”。那么究竟什么是“士”，与中国文化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

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史学家，一位以中文写作为主且专注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裔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余教授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士”的现代意义：“‘士’在古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它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超越个人的私立之上的”1

关于“士“的起源，书中所记“‘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2，“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到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3。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而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自序第2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学术的总汇。”4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哲学的突破”。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5。这种认识随之而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6。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7

而对于“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余教授认为有三点：“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导致了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8而这三点都足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余教授在书中谈到：“先秦的士以‘道’自任，受到时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9诸家论“道”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儒、墨在‘王官之学’解体之后，极力要争取‘道统’上的正宗地位，但他们并不承认‘道’是他们创建的。”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为“人间性”，中国古代之“道”，比较能够摆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中国没有古希腊那种追究宇宙起源的思辨传统，强调4

51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人间秩序的安排。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组核心概念就是“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余教授是把它作为理解中西思想差异的枢纽来处理的。所有价值都是具有超越源头的，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殊无二致，所不同者是超越与人世的关系。从“道”还是从“势”的困惑来自于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士与王侯在政统中可以是君臣关系, 但在道统

11中则这种关系必须颠倒过来而成为师弟”。若以师弟关系相论, 知识分子自然享

有指导君主的权利,“道”尊于“势”,以“道”控“势”,当是不言而喻。若以君臣关系相论, 作为大夫的知识分子又负有服从君主的义务, 其既然是官僚行政结构的一个部分, 就必须实现整个结构在君主制的条件下, 其往往体现为君主的个人意志所规定的既定功能。师弟关系与君臣关系那里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规范, 知识分子在前者发挥的是价值功能, 在后者发挥的是工具功能, 其扮演的角色规范相去甚远。然而, 在中国古代那种社会文化情境下, 偏偏要求知识分子一身兼二任焉, 这自然挑起了双重角色规范从“道”与从“势”间的剧烈冲突。

在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已初现端倪。“第一，构成条件不是阶级，而是其所代表的道。第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筋出来的。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第四，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12而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不但《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知识分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绝不能因此肯定他们都在精神修养上有了真实的造诣。事实上，世主也以此为取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士”的标准。“修身”既人于利禄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为虚伪。

儒教在汉代确居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儒教对汉代国家体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影响是比较表面的，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对孔子和儒家而言，文化秩序是第一义的，政治秩序是第二。循吏兼“吏”与“师”的双重身分，这双重身分可以称之为“政统”与“道统”。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互相支援，一方面又不断发生矛盾。汉代的循吏恰好处在这两个传统的交叉点上。

到了东汉政权的建立实以士族大姓为社会基础。光武集团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形势下获得最后的胜利，除刘秀个人的身世，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较为有利外，它和士族大姓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协调，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士族在当时社会上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大姓跟着士族走。东汉这个靠着士族大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

看完这本书，感受良多。这本书的主要论题，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形成的过程。不仅如此，作者在探讨“士”这个特殊阶层的时候，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而是能以比较的世界眼光来衡量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将“士”与古代西方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找出他们的相似与区别之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同学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第四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一）这段时间读了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有感于先秦游士对道的追求精神。《士与中国文化》论述的士和文化的关系，进一步说，是“士”和“道”的关系。而“士”的内在实质其实差不多是现代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其内涵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而其外延，却一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发生着改变。“道”也如此，它既是“天道”,也可以是“人道”,可以是“政道”,也可以是其他的承载着规律性或哲理性的思索。孔子说：“士志于道。”则将“士”这个群体从此与中国的“道”捆绑在了一起。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他们即使经济上微度贫困，却能‘无恒产而有恒心’，他们往往以道的承载者自居，抱着‘天下有道，则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则以身殉道’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是后世‘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秉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践行理想的行动派。他们认为道尊于势，现实生活中也不免以道从势，以道辅势。他们中的优秀者为王侯的师友，他们中最不济的在门下当食客，他们中狂放的隐居不仕，凤歌笑孔丘。他们深知‘天道远，人道弥’，却不愿放弃追求，留下这句流传千古的话‘行不能至，心向往之’。

追求，不考究缘由和结局，忽略过程中的悲伤和喜悦，剩下的就是迷惘。迷惘从何而来，又何以适从呢？读过很多遍诗经国风中的《蒹葭》，伊人的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可望不可即，诗人顺流而下又逆流而上，千回百转的求索，使整首诗篇弥漫着未知结局、似淡却浓的迷惘和锲而不舍、坚定从容的追求。迷惘和追求是相伴相生的，就像光亮之下有光和影，爱情之中有爱和恨，为人处事有狷狂和中庸一样。

《围城》里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情怨痴缠，在几个城市之间迁移，和诸多名不副实、脸厚心黑的知识分子谋生。追求保暖、情爱和精神有所安宁的方鸿渐，忽然意识到爱情、婚姻实际上是被人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不论是攻城还是守城，战死沙场还是声名远扬，最终一切都指向虚妄。而城在那里，永远有人争夺和守卫。陷入迷惘之中的方鸿渐不知如何面对这样的婚恋、事业和人生，所以故事的最后，方鸿渐和孙柔嘉吵架了，他没有追上去把女人哄回来，也没有出发去找赵辛楣，而是看着那个慢了几个点的自鸣钟发呆。

迷惘之不可逃避，正如追求之不甘放弃。我不喜欢方鸿渐谋生谋爱谋理想的善良有余，杀伐优柔，也不能接受他看到爱情、婚姻、人生真相之后的逃避和消沉。我不喜欢顾曼桢逆来顺受，与世不争、安分守己的个性，这样的女子只有在时间的打磨里，才能慢慢明白如何对待追求和追求的迷惘。

如果人生、理想和爱情是道，那么你我应当是志于道的士，纵使穷尽一生也没能企及追寻的终点，行走之中被迷惘紧紧围绕，也应当有‘行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精神。如此，便也不曾辜负年少，问心无愧了。

我欣赏士对道有些清晰认识，却依然执着追求的精神。只有这样，你才能头也不回的走下去，坚定从容。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二）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陆陆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全书浏览一遍，其中许多地方不乏是跳跃式的阅读，即使这样，自己从中也得到许多启发。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囵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浏览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该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学生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学生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因为他大学的专业似乎与他的爱好并不相一致。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考，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毕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这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应该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知识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那本人也就忝列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又为何，普及度又有多少）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而余英时先生认为，在西方出现的具有知识分子性质的阶层，在中国先秦时代似乎已经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士”（只不过相似）。并认为中国的“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两者之间在基本精神上有许多契合之处，但不能画等号。康德先生对近代知识分子精神则概括为“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与资中筠女士对方孝孺的点评相一致，她认为方孝孺之死与布鲁诺的死有明显的质的差异。一个是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和生命，对推动社会前进并无作用；而一个是为科学真理“日心说”而死。笔者以为，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为什么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较长的结论所在！

对“士”的进化，我完全赞同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的观点，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因为至少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了“文士”的产生，如文字、书籍等等，当然这是笔者自己一点小小的思考，与大家先哲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顾颉刚先生对“士为低级之贵族”的判断，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但我以为，这只是因历史条件限制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士”只不过是舞文弄墨之人的归属性和自我定义。

余英时先生在“哲学的突破”这一节更让人们有所思考。由于哲学的突破，整个西方文明中，理性认知的文化基础由此奠立，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跳不出它的笼罩。相反，我国历史上似乎在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是较弱的学科。

余先生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中用了孔子《论语》中的许多章节，笔者从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中一一找到对应的注解，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章的精义和脉络，从中也能产生自己正确的理解。比如李零先生对“士”的注解为：“士”,即君子，也叫“士君子”,是贵族下层的一般称呼。而我的理解是：君子与贵族并不相通，庶民中也有君子，君子似乎更是跟人的文化素质、教养、信仰追求的结果。

余先生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第27页中有这样的描述，“荀子的时代，儒家与其他各派在政治上的竞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因此他（荀子）推崇儒家与排斥诸子（从结果看，是成功的）”.我在边注上写了“斥诸家，则不可谓士，故中国无士也。”第28页上，荀子主张在政治上“禁非道”.我在边注上这样写道：“禁不同意见，非士之人所为，即为，则不能称之为士也，只可谓‘犬’也。”第29页上，我这样写下了自己的认识：“政治化的士还能称之为士吗”第30页上，“将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此乃中国士之特色。”第34页，“国人之‘士’，为君王服务，又为君王利用。此乃中国一特色。”第36页：“士争名，而不争理。”第38页，我对齐国陈仲的评价，“此乃真士，一旦士与政治相互结合，似乎只能变成余先生所说的‘知识人’而已了，货与帝王，以求相当，与西方知识分子定义相去甚远。”第40页：“中国之士似乎开始时即为霸道与独尊而战斗，故在传统文化历史上，我们没有好的学术氛围，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国民性。”

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知识分子，我们只有智识分子。像班达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当然它的前提是如萨义德所说“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怀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研究通俗文化史尤其不能以‘科学’为借口而持一种非历史德态度。”我们不能以18世纪后的要求来要求中国文化传统上的“士”,同样我们也不能借中国历史上一些圣人的片言只语，与近代知识分子画等号，这也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因为我们本身似乎就缺少培养知识分子的土壤！

第五篇：中国文化概论读后感

这本书是由高教司组编的，因此书中所述皆是当今权威之论证，而众多作者亦可算是中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我个人认为文章很有可读性，中国文化概论读后感。尽管我在读第一遍时多少有些迷惑，但或许这也恰恰证明了文化内涵的一种深刻，证明了这本书的价值。确实，姑且不谈读完后我对中国文化又多了多少了解，单是那种巨大的时间跨度就会让人忍不住在内心生出无尽的肃穆和庄严之感。用半年的时间读完千年的历史，恍惚中总感觉半年的时光就如同已过了千年。也许这种感觉并不奇怪，用一个半年用一双眼睛去见证中国人从上古到今日的千年文化史，怎会不令人慨然？其中点点滴滴记载了中国的辉煌，透射着历史中灿烂的光芒，也详述了中国千年文明中所走过的所有曲折的路，让人读来自然会感到几分沉重。

不难看出，同样沉重的是历史，是文化。然而，在一种浩瀚的沧桑感之后，其实我觉得更有必要去思考一下文化本身的内涵和它在人类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一种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寄托和行为的指导，没有文化的民族应该是不会存在的，即使是有，也注定是没有希望的。中国经历了千年的风雨，走到今天其实也同样面临着一场文化的抉择。中国人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的文化该走向何方？在本书的末尾，本书的编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为中国新时代的文化指出了方向。然而抛开一种言论的说教以及思想上的控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经不住推敲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走向或形成往往并不会因为一种貌似客观甚至超脱的语言解释而定型。它需要的是实践的考验，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它的决定者是历史。

笔头落下上述文字之时，正听着那首小刚的《黄昏》，多少有种伤感，所以读史一定不能再听着伤感的音乐，否则那份慨叹足可令人窒息，因为人总是在不经意中把历史的沧桑与人生的际遇相结合，两相交映，便是一个沧桑的时代。由此我想到中国文化在今天发展的状况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人们曾经把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定位为迷茫的一代，就是说这一部分人生活在一个古今文化碰撞，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而这个时代造成了一种文化的波动与混乱，也就因此造就了一批思想波动混乱的人，读后感《中国文化概论读后感》。这些人面临历史向前的滚滚大潮，在一种思想的多元但又不能彼此相安的状态中变得无所适从，也因此，这一代人又常被戏称为没有希望的一代，其实本质上说的就是，这些人由于文化的不定性，始终无法让自己找到一种让自己信服的文化价值系统，所以理想是模糊的，前途是模糊的，他们伴随着经济的超速膨胀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因此中国新时代文化的真正定型过程还远未结束，中国文化依旧任重道远。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这本书记载的历史文化处处透射出了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但细读这本中国千年文化史的终极目的绝非是去一味追索一种昔日的文明，去单纯重温昔日中国文化的光辉灿烂。历史的真正作用是告诉后来人，不要再走前人曾经走过的错误的路，或是让后人从前人的经验中汲取养分指导未来，因此文化始终与历史相融。

千年的文化，千年的感慨。我们可以在书卷中穿越时空，走过这历史的千年，不胜唏嘘。然而当曾经的八零后最终开始登上社会的舞台时，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百年，就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因为恰恰是无数的人生百年才凑成了历史的千年。

我也是一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啊。

《中国文化概论》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宗桂先生的力作，这部著作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文化概论》，如果只是看书名并不太象一部学术专著，不过即使写成“概论”，对研究中国文化来说是不容易的。“文化”这个词听起来很普通，大家都不感到陌生。不认识字的人，可以说是没有文化，但这些人的行为、心态都会受到民族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可是要说清楚什么是文化，要对此作出科学的界定，都似乎又成为难以捉摸的东西。关于文化的定义，据国内外不同资料统计，有说一百种，也有说二百种，总之，至今没有一个为人们共同认可的科学界定。

此书取名《中国文化概论》，这与文化史有所不同。后者是按照顺序，阐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式和变化发展的历程；而作为“概论”，则要按其内涵分类作专题论述。虽然有些专题也要讲述其发展顺序，但重点还是要阐明各个专题的特殊内容。书中对于中国文化的流变和分期，中国文明发展的特殊道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中国文化的文体内容、核心、类型、特点、理想人格、价值取向、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基本精神，都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和分析。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思想流派，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教，以至尊先五，重传统的社会习俗，书中都分别立专章进行论述。各章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全书经纬成文，论史结合，交织成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化整体的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