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与近代农民问题

第一篇：新农村建设与近代农民问题

中国近代的农民问题与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理解

系别

：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年级 姓名 学号 :

2011级

： 赵然

：2114031814

新农村建设是对近代农民问题的重要解决办法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在土地问题上集中表现。无论是农民阶级政权亦或是资产阶级政权都没能给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也使得农民问题存在到现今。而如今新农村建设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工人阶级政权的号召下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办法。

关键词----农民，土地，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土地市场

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侵略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农业经济也日益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并成为其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仍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因此近代中国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治团体能否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决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得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决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化为一场农民广泛参加的社会运动。

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代表了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普遍要求。，但这个纲领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资政新篇》通篇未涉及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决定了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缺乏实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表明农民由于作为小生产者的保守、狭隘、散漫等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单凭自身力量求的解放，更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向胜利。

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基本上局限于一些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农民问题，缺乏群众基础，其失败是必然的。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了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但它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难以成为发动群众的理论武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三民主义做了新的阐释，民生主义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增加了“节制资本”的原则，并提出了改善工农生活的状况。

从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不能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主要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任何改良和革命都要失败，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也要落空

而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基本特点是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推进，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重点全面推进，从整体上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和慎重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涉及国家长远利益和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这是对近代教训下的深刻反省。

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问题，必须坚持两条原则：第一，严格控制占用耕地；第二，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而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一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二是土地市场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于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将会起到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一、关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律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法律保障。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重申一些基本的法规要点。首先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这不仅符合我们国家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符合现代农业长远的发展要求。我们今后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探讨都要立足于这一点，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不变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

其次是推进规模经营不能动摇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否认，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确实有其局限性，目前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与“统一经营”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农户往往以户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导致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农民组织化程度过低、农产品竞争力过弱。应当大力加强“统一经营”这个层次，确实做到统分结合。但是，“统一经营”必须有新的理解，主要是通过社会化的服务形式和产业化的经营体系来实现，绝不是恢复过去那样的集体统一经营模式。第三是承包地流转必须用于农业。在土地流转中，不能违法改变承包地的用途，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现在有些地方未经允许，擅自改变承包地的用途，在耕地上挖鱼塘、栽树木等，甚至通过“以租代征”方式，避开土地审批，将农业用地变成非农用地。这是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有关法规的错误行为，必须及时予以纠正。

从目前各地的情况来看，土地流转是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一个重要方面，规范土地流转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地的流转应当经过发包人同意，发包人通常是指集体经济组织。但是，现在主要威胁是土地流转未经承包人的同意，由村委会或乡镇政府强行流转，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

由于目前许多地方集体经济组织缺位，在村一级是由村民委员会代替，在乡镇一级则由乡镇政府代替。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承包地流转必须要经过承包人的同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特别是流转到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要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这是法律规定的程序，是必须遵守的。解决这种矛盾和纠纷的唯一正确办法，是保持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真正按照法定程序办事。

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还要注意牢牢把握两个界限。根据《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草案）》的相关规定，对农民举家迁入小城镇的，应当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允许对承包地进行流转。实际上，这里流转的只是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只有在农户举家迁入设区的城市、并且享受与城市人口同等待遇的时候，才可以收回这些农户的承包地。二．关于土地市场问题

近些年来征地问题上的一种突出现象是，对工业用地给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普遍很低。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很多地方是以低地价或者零地价来吸引工业企业进行投资的，相当一部分地方的政府没有得到多少土地转让收益，有的甚至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进行补贴，以解决失地农民安置和长远生计问题。而用于发展商业服务和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土地，土地转让的价格相对较高。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工业用地为什么要实行低地价甚至零地价呢？原因是很多地方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争先恐后地进行招商引资，纷纷把土地优惠当作最重要的优惠条件，以为土地价格越低越有吸引力。应当说，这是现阶段我国土地市场上出现的一种奇特现象，是一种不规范的运作行为，非

但严重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并且导致了土地的过多占用和粗放经营，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损失和浪费，亟待加以纠正和规范。

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必须正确看待招商引资。从目前各地招商引资的情况来看，引来的工业项目大部分是比较好的，但有不少工业项目综合效益并不高。有些工业项目看起来经济效益较高，但是资源占用多、能源耗能大、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较差。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明显过大，应当重点加大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项目引进力度，对引进工业项目应当注重高科技、低消耗、零污染、高收益。

如何提高招商引资的水平？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形成由市场决定土地价格的机制，合理制订工业用地价格，有必要确定工业用地的最低价格作为底线。确定最低用地价格，实际上对引进的项目设置了一个门槛。跨不过这个门槛的项目就不能进来，真正属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高、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项目就能够进来，从而有利于提高引进项目整体的质量和效益。

在土地出让方面，必须改变长期以来暗箱操作的批租方式，实行公开运作的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运用市场机制形成和确定土地价格，使竞争力强的好项目优先获得土地。

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将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土地的增值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在处于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的过程中，一个公认的理论观点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农村土地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也就是说农民拥有最重要、最短缺、最宝贵的土地资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应当成为农民受惠最多的过程，土地由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失地农民较快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

参考文献

《土地制度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 刘煜 《太平天国与农民问题》方之光

朱庆葆 《浅论民国土地法的得失》陈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与创新研究 》

《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 李凯敬

《土地整理与新农村建设耦合关系及其模式创新研究》 高明秀 《中国土地开发权制度研究》 沙文韬 《重庆市农村土地市场运行机制研究》 焦庆东 《中国土地》刘宗连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问题

不断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取向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民日益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村已不可逆转地融入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然而，由于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公共服务长期不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如何合理配置公共产品资源，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农村公共产品：边界范围与基本特征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求，市场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1](P89—94)。很显然，这些社会产品或服务会使农村受益，农民受惠，但外部性的存在又使得其中有些社会产品或服务的受益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和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变化，我们将农村公共产品分为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种类型。经济发展型指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起支撑和促进作用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气象、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型指保障农村社区稳定和农村基层政权运转的公共产品，如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经济发展规则等；社会保障型指为提高农民社会福利水平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社会救济、农村文化与体育设施等；生态保护型指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共存，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如农村生态保护、环境建设、村庄绿化、农业灾害防治等。

农村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属性，还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为：一是运行成本高与利用效率低并存。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村庄布局的松散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较高；农村人口密度不高且分布不均衡，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较低，公众受益范围较小。二是高依赖性与低供给率并存。由于制度变迁，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裂变为为数众多的农户，农户的分散经营决定了其生产和生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高度依赖；农业生产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交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政府支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直是重城市，轻农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三是高外在经济性与低内在经济性并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高低影响到农业外的其他产业，但是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户的脆

弱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具有较低的内在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它有较强的外在经济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格局与问题透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形成，特别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的到来，农村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了长足进步。然而，必须看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单

一、区域布局不合理、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并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近几年来，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我国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力度，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总量达到2626.2亿元。国债资金在总规模减少的情况下，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但总体上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仍然严重不足。表现为：(1)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带病运转。据调查，目前全国病险水库约有3万座，占水库总数的36％，其中大中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接近30％，小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更高，结果是农业抗灾能力下降，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2)农村生活居住环境不容乐观。统计显示，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3)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目前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没有延伸到农村；占全国总人口60％左右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九成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中学生是城市的4倍，但教育经费只占全部教育经费总额的38％。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既有制度内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工业优先、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促进工业化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和资金保证。但由于国家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实行的是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自筹解决，国家提供少量补助，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距。二是受分税制影响，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事权，但却没有稳定的财源，由于财权和事权分离，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如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承担，而事实上这些事权却下放到了乡镇。由于基层财力有限，长期入不敷出，无力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的数量构成和比例。我国现行社会管理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指标的行政化体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多由各级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提供，农民缺少实质性的参与。这种方式直接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供需结构失衡。据调查，近几年

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增幅较快的是交通、通讯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基础教育支出，说明农民对交通道路、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的公共产品需求增长很快，但在实际供给中，乡村道路和医疗卫生服务等严重不足。统计表明，国家教育经费投向农村的不到1/3，农民人均医疗卫生经费仅为城市居民的1/4。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升级达标，倾心于“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样板工程”，不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而且直接导致地方债务的增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有：(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一直是“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沿袭的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性供给机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农民需求的表达，没有体现农民意愿，而是由上级的指令决定。在这种决策机制下，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和支出结构容易出现错位。(2)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基层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运转，无力进行公共产品供给，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60％～70％用于人员供养和行政开支，而用于基础建设的支出比重不高。(3)基层政权的目标函数和农民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一致。基层政权追求的主要是政绩，农民追求的是农业生产的效益最大化和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比如，政府为了政绩工程，可能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大水利，而农民直接受益的是小水利。但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不协调。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配置不存在帕累托改进。总体上看，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居住的分散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水利投资看，“十五”期间，计划的农村饮水解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全国5700多万群众告别饮水困难；对213个大型灌区和23个重点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2亿亩，可以说是成绩斐然[2]。但是国家对农村小水利建设、人畜饮水、灌区节水、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等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财政支农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期限长且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大力修建农贸市场、休闲广场、歌舞剧院、高档宾馆等，还冠之为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美名，而实际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1)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供给效率低下。一方面，农民由于受信息渠道和手段的限制，获取和拥有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另一方面，政府在没有充分的市场调查情况下，又不能提供真实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因而，常常出现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的进入和退出现象，造成资源浪费，供给效率低下。(2)逆向选择导致了供给效率低下。在政府有限问责制度下，项目申请人的收益不可能小于零，并可以通过项目寻租，却不需要承担项目风险。假定项目的收益一定，只有那些成功时收益较高的项目才会申请；但是，给定期望收益相同，较高的成功收益意味着较低的成功概率(较大的风险)。这样，高风险项目驱走了低风险项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逆向选择，财政支农资金得不到高效率利用。(3)长期博弈下的低水平均衡。政府的公共投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和低水平的组织化程度，使得农村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平均水平，这势必会在下期降低公共投资在公共财政中所占比例，进一步降低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公共投资将收敛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带来供给效率的低下.三、增加和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

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集中表现。单一的政策选择、制度变革或资本注入并不能完全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现实，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创新机制、完善政策。

1.建立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共同承担机制。一是各级政府应明确职责。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外溢性特征和供给的现状迫切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有效供给力度。各级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应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尽快改变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真正承担起农村社会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3]。二是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县、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决定了各级政府间责任划分的原则：属于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承担，属于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一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和工程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协调。三是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政府间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将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转变为制度内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理顺公共分配关系，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于应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转移支付。

2.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财政不可能覆盖到农村所有领域，也不可在短期内大规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研究者依据公共产品供给的回报率，了解农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从研究结果看，对全国而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依次是科研、教育、道路、通讯、电力和灌溉。国家财政部农业司在实际调研中设计了相关问卷[4]，结合对浙江、四川、陕西、河南四省的调查，财政部农业司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优先序，对东部地区而言，第一，建立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第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重点是农村中小学必要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第三，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农村文化建设。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主要是：

(1)保障基层机构的正常运转，主要是编制内的人员工资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2)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重点是中小学危房改造、必要教学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3)支持乡村道路建设和清洁饮水主要设施建设；(4)

支持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防疫体系建设，重点是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农村大病医疗救助；

(5)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弱势群体发展，主要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农村扶贫开发；(6)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重点放在中部粮食主产区。

在符合WTO规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家财政的实力，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以及农民的关注度，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先序是，经济发展型：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民培训、乡村道路建设、农产品市场信息；公共服务型：乡村债务化解、乡村规划、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型：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社会救助；生态保护型：农业灾害防治、生态建设、村庄绿化、环境保护。

3.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各类农村公共产品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受益范围，因而其适应性的供给机制和制度安排也就有所不同。诚然，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但政府供给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提供，我们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既要考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又要保证社会公众的福利最大化[5](P224—228)。根据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应广辟渠道，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应是政府，政府不能推卸责任，但政府绝不是惟一的供给主体。政府在目前有限的财力下，不可能在短期内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来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在明晰产权关系的条件下，积极引进民间投资，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动员社会资源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这样一方面可减轻财政供给公共产品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实际上我国目前已出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诱致性变迁现象，如村级医疗卫生服务的民间供给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或大中型农机具的私人化等。政府应创造条件诱导和促进这些创新行为，以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拓宽公共产品筹资渠道，形成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一是采用许可证经营的方法，吸引市场资金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如学校、农资供应、小型水利设施、乡村卫生院等公共产品，以发放许可证的方式，吸引私营企业进入经营领域，让农民代表监督。今后，在明晰产权、加强管理的前提下，要有多元化投资的思路，多渠道融资，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逐步扩大范围和增加内容。二是实行政府与市场共同分担的筹资机制。改变过去单一的政府投入机制和“以农为本”的筹资机制，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机制，政府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分别采用委托代理、公开招标等方式为农村公共产品筹集资金。

4.建立“由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必

须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程序和需求表达机制。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变迁，目前，须逐步将“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变为“自下而上”的供给模式，满足广大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构建新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另一方面，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变由外生变量即来自社区外部的各种因素来决策公共产品的供给为由社区内部需求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要求，也充分体现了村民自治。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项目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的意见。

第三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提高农民素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论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民素质

摘要：“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问题，农民问题是重中之重，提高农民的素质迫在眉睫。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任务，而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素质。文章说明新农村建设中提高农民素质的基本内涵，并且分析提高农民素质与新农村建设的紧密关系，最后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力量，建设新农村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素质。没有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农民思想素质的提高，就没有适应现代农业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就会缺乏根本的动力支撑。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把培育新农民作为一项根本措施来抓，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培养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培养知识化的新型农民，为增产增收和建设新农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关键词：“三农”问题 新农村建设 历史任务 经营管理素质

一、新农村建设中提高农民素质的基本内涵培养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素质，必须要有有符合形势要求的具体内容。在新形势下，对农民在素质方面的基本要求，我们要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从农

民增收的愿望出发，从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出发。提高农民的做事和做人两种能力。

（一）农民的技术素质

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再加工的能力。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繁荣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而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实质是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的过程。只有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武装农民的头脑，让农民学会使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才能有效推进现代农业进程。如在农作物种植方面采用新的种植方法，培育新品种，培育优良品种，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农产品方面，农民应该不要只凭经验，更需要掌握科学技术，掌握农产品深加工的工艺流程、工艺参数、相关标准、安全生产的相关内容以及农产品冷冻、冷藏、保鲜等方面的先进技术。

（二）经营管理素质

农民从事农产品营销、管理农村社会的能力。建设新农村需要的新型农民不但是农业生产者，也必须是农业的经营者和农村的管理者。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过有关农业经营管理的教育与培训，不懂农业经营管理，并且因为文化水平低，他们大多靠自己的经验进行农业生产，就难以适应现化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经营管理素质。比如在农产品营销方面，农民需要准确及时掌握市场的动态，分析市场需求，找准营销渠道。同时，农民特别农村基层干部要实现农村经营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

三）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农民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有利于提高农民获取信息，掌握新的农业技术，使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了解市场行情进行农业生产。目前我国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并且农村现在对教育的投资不是很重视，大部分农村孩子初中就出去打工了，这对农村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因此要大力加强农村教育投资，重视农村中小学建设，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农民自身应该重视对孩子的培养，支持孩子接受高等教育。

（四）思想道德修养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素质指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能力。农村中一些传统美德正在消失，农民的思想素质在下降，随着外出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邻居之间的互帮互助越来越少，铺张浪费严重，农村婆媳关系的问题比较多，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封建迷信的事情有抬头的趋势，要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农民要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发扬民主，反对专制；弘扬团结互助、助人为乐、勤俭节约、勤劳朴实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提高农民素质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广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力量，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农民素质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才能真正找到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

第一，从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来看，广大农民自身素质偏低是制约新农村发展的巨大障碍。我国农村目前的现状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和农村教育投

入不足、农民身体素质较差、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农民的市场参与能力较差等。据统计，在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6.7%，接受过正统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农民素质低，不利于农民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利于农业市场化，同时农民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参与程度不高，不了解农业市场行情，农村的选举差不多成摆设。

第二，从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上来看，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靠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搞活农村流通市场；增加农民收入靠农民的统一协调、勤劳智慧和艰苦创业；乡风文明、村容整洁靠广大农民树立新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民主管理村级事务需要农民提高参与基层民主事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新农村建设最终还要体现亿万农民群众所具有的新素质、新观念、新精神、新生活的层面上。忽略新农民这个主体素质的提高，再好的硬件条件，再美的优良环境，也会失去它们建设和存在的最终意义。

第三，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环境上来看，全面提高农民素质需要创造文明、祥和、安定的农村社会环境。但少数农民由于素质低，生活空虚，没有理想，集体主义观念淡薄，民主法制观念缺乏，利己主义观念膨胀，直接影响着农村的社会环境改善、社会风气净化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提高农民素质，可以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自觉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为新农村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从新农村建设的人口资源优势上来看，提高农民素质是缓解新农村建设人口压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新农村建设中土地、资

源、环境和人口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如何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合理转移与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素质紧密相关，无论是农村城镇化，还是发展乡镇企业，就业者的受教育水平是实现就业的前提。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非农产业的要求，只能滞留在农业部门。如果农民具备了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就具备了向第二、三产 业转移的基本条件，同时可缓解新农村建设人口压力。

第五，从新农村建设的产业结构优化需求上看，提高农民素质是实现结构优化、农业产业化的必然要求。按照优质化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农民要改变过去的单纯种植、养殖，而要向农、牧、副、渔、工、商、服务等产业多方面发展，进行多种经营，也利于降低经营风险，增加农民的收入。在转变中对农民的素质要求很高，素质越高，对农业生产进行调整能力越强，否则就是盲目调整。农业产业化下，都需要高素质来武装农业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及服务者。

三、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一）更新观念，加强政府的组织领导

正确的意思对实践有知道意义，只有全新的观念，才会有全新的实践和全新的发展。提高农民素质，是落实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正确掌握农民的实际动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用竞争的观念，以农村经济发展的眼光决策和定位有关农民素质提高工作，承担起组织实施的责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

（二）制定合适的农业政策引导农业发展

国家为了发展农业，制定政策鼓励发展农业。如田亩补贴，种子补贴，农药化肥补贴，还有低保，农村养老补贴。政府鼓励农民返乡创业，给以资金和技术支持，提供市场分析和指导，农民鼓励并保护农民的农业专利。给农民发展副业的机会，分山到户，发展山林经济，发展农村旅游业。农民得到鼓励，建设新农的积极性会得到提高，同时有利于农村家庭和谐，也利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总之，好的政策给新农村建设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外部环境。

(三）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重点落实农村义务教育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小学和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投资是各项投资中收益率最高的，尤其是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对于公民来讲，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减轻农民的负担。从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着眼，必须把农村义务教育当作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来抓，要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全方位培养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能力，父母也要重视子女的教育，督促子女学习，有利于农村新增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四）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的带头作用

提高农民素质，需要农村基层干部以身作则。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基层干部要加强理论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贯彻执行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增强为农户的服务意识，带头学习为农户服务的基本知识，坚持为农民服务，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转为指导服务的工作方式，用教育引导示范服务、民主协商的方法，正确处理

和解决各种新矛盾、新问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将“三个代表”思想落实到农村，落实到实处，发扬为农民服务的意识。

（五）大力推广职业技术教育

健全农民培训制度和体系，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直接培养懂技术、会种田的新型农民，大力发展推广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切实推动新农村实现跨越式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纵向上要健全并完善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横向上要适应第一、二、三产业的职业技术需求以及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开展农民科技培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骨干，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因素影响农业技术培训。因此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统筹农民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应该像抓经济工作一样，抓好农民培训工作，开设农业技术培训班，鼓励农业创新，培训新型农民观念要更新，内容和方法要创新，对新型农民的培训应该不断探索培训内容、培训方法等方面的新路子、新方法和新思维，培养高素质的农民。

（六）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农民现代文明素质

以创建文明村镇为主导，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五星文明户，大力整治陈规陋习，破除迷信，崇尚科学，移风易俗，全面提升广大农民的文明素质和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用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武装现代农民，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工作，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

村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广大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工程，需要各方各面的努力，需要政府的指导和支持，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政府的指导只是外部环境，只有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农村的现状，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农业，新农民新农。这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的目标，也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参考文献：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和中央部委领导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与报告汇编[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2、李水山.什么是新农村建设[N].中国教育报,2006-04-19.3、两会聚焦之农民问题，中国时政报

4、郑作广.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着力培育新型农民[N].光明日报,2006-04-22.5、毕艳芳.关于农民素质与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J].清江论坛,2007(2).

第四篇：论农民增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论农民增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涉及农村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系统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在多方面采取措施。

关键词：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6)05―0004―03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涉及农村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经济建设是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是中心环节。

一、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据统计资料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改革之初相比增长近20倍，从1978年的133．57元提高到2003年的2622．2元。但从1997年到2003年的这7年时间里，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只增长4．5％，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增幅的1／2。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3元，两者之比为1：2．47；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差距扩大到1：3．24。1997年以后，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量增速缓慢，城乡差别不断扩大。

二、农民增收缓慢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一)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能反映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高低。据统计资料显示，从1989年到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低下，影响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制约了农民对教育的经费投入。据统计资料显示，在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所占比重与城镇居民相比，低2至5个百分点。1985、1990、1995、1999、2003等年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3．9％、5．4％、7．2％、10．7％、12．1％；而同期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科教文化娱乐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8．1％、8．8％、8．8％、12．3％、14．4％。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低，教育文化支出所占比重低，其绝对量更低。农民对子女教育经费的过低投入，影响了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制约了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据统计，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1997年为87．3％，2001年为87．8％。较低的文化素质，一方面制约了农民增收能力的提高，由此陷入“低收入――低素质――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又阻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三)影响农民生产性支出，制约农业经济增长。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生产的资金积累速度也相应缓慢。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农民人均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保持在28％左右。从1995年到2000年的五年间，生产性支出的实际金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几乎没有增长。这一方面使农业无法实现增产增收，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民调整种植结构。

(四)不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农民收入过低且增长缓慢还会诱发乱砍乱伐、围滩造田、过度垦荒放牧捕捞等短期行为，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遭受破坏，造成水土流失、旱涝灾害频繁、土地沙化、资源枯竭等严重后果。

三、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

(一)农业人口比重过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多。我国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及城镇化的发展，乡镇企业和城市二、三产业已吸纳“农民工”1．2亿，尽管如此仍有较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2003年，我国劳动人口中，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分别为49．1％、21．6％、29．3％，第一产业人数达3．6亿，而同期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比重分别为2．2％、3．4％、3．9％。

从农民人均收入总量的变化看。我国农民人均收入总量变化呈现三个阶段：(1)1978年底到1984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农民人均收入超常规增长，根本原因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2)1985年到199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农民人均收入获得快速增长，原因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尤其从1992年到1996年，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高峰期。(3)1997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出现徘徊、停滞。从农民人均收入结构的变化看。按收入来源的性质划分，农民人均纯收入分为劳动报酬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统计数据显示，在农民人均收入的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仍是主要部分。但劳动报酬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由1990年的20，2％增加到2003年的34．4％，增加13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75．5％减少到2003年的57．8％，减少17个百分点。

(二)支农资金投入不足，农业经济增长乏力。一是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偏小。建国以来，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人也在不断增长。从“一五”到“九五”期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38．33倍。同期，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48．6倍，总体上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但1990年以来，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却大大慢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从1990年到2003年，国家财政收人年均增长13．9％，而同期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年均增幅仅为8．8％。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农业财政支出相当于农业GDP的45％～95％。而我国2003年财政支农支出仅相当于农业GDP的10．3％。可见，虽然我国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国家财政的支农支出仍总量不足。二是财政资金支农绩效较差。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表现为农民人均来自第一产业收人与农业财政资金总量的对比关系。虽然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在不断增长，但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没有增长反而下降。1996年，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为1193元，2001年下降到1165元。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低。三是农业信贷资金投入不足，弱化了金融对农业的支持。我国农村金融领

第五篇：建设新农村 关键在农民

建设新农村 关键在农民

----与XX县红庙村支书贺茂梓一席谈

“新农村建设，既需要国家给予必要的资金扶持，又需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必须教育村民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自觉当好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近日，湖北省XX县龙坝乡红庙村党支部书记贺茂梓，在地头接受采访时，结合本村实际，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今年52岁的贺茂梓，熟练地背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20字总体要求。他的理解是，生产发展是前提，生活宽裕是目的，乡风文明保安宁，村容整洁树形象，管理民主是手段，实现“三个文明”和富庶才是新农村的目标。

贺茂梓说，有些村民片面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含义，说是“建设新农村，旧房换新”，有几家贫困户问村干部：“啥时候能拨款子下来，把我们的旧房拆掉盖新农村呢？”实际上这是“等、靠、要”依赖思想的反映。贺支书说他召集“两委“班子成员开会，统一思想认识后，又召开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结合村情宣传解释新农村建设20字要求，讲明除争取国家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外，主要靠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农民则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生 力军，必须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道路。

“建设新农村，陈规陋俗也得改。”贺茂梓说，必须提高村民素质，除普遍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外，还应当加强教育农民自觉维护家庭和睦、邻里团结、村泰民安的政治环境，改变不讲公德、不讲公共卫生、随地乱吐痰、乱倒垃圾、信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俗，搞好环境卫生和污染治理，建设文明生态家园。

“建设新农村，必须有信心。”贺支书说，村里集体经济底子薄，刚脱贫的农民也不富裕，有人说把红庙村建成新农村，“麻袋绣花，底子太差”，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实现，表现出信心不足。贺茂梓用近几年本村发展变化，教育和鼓励村民坚定实现新农村的信心。红庙村是两个小村合并的大村，11个村民小组，404户1668人，散住七沟八梁和隔河相望的二高山中，原是省定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重点村，通过近3年的国家扶持和村民艰苦奋斗，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860多元，比XX年增加765元，实现整村脱贫，达标验收，今年预计可达XX元以上。贺支书用事实教育村民树雄心壮志，克服畏难情绪，用辛勤劳动和智慧争取新农村早日建成达标。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分清轻重缓急，村民急切盼望国家多投资用于农村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水利、道路等生产生活条件，方便农民群众。”在国家以奖代补政 策鼓励下，红庙村农民积极投工投劳改善道路交通条件，村组公路已达9000多米，有3400米沥青主干道，眼下村民正建设1600米的村组水泥路，其余泥土路急需资金支持进行改善。村里有3条总长5000米的堰渠，灌溉900多亩良田，由于土渠岁岁修年年垮，劳民伤财，迫切需要国家支持修成U型渠，一劳永逸。红庙至松溪沟隔河相望，均在库区，村民和沉重每天涉水过河不安全，一旦涨洪水便中断往来，需要架设一道大桥解决隔河渡水难。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贺茂梓说，红庙村正在制订新农村建设5年规划，细化中央提出的20字目标要求，使村民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积极扩大优质高效农作物春播面积，广开增收门路，并按照新修订的村规民约，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做文明村民，建设欣欣向荣的新农村，精神风貌好于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