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债务加入”问题的裁判规则总结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债务加入”问题的裁判规则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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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债务加入作为一种有效的增信措施，被广泛运用于法律实务中，而法律制度层面，我国现行法关于债务加入的规定却并不多见。在现行法缺失债务加入系统规定的背景下，本文对于债务加入进行系统论述，以此为法律实务中债务加入的运用以及审判实践中债务加入纠纷的审理提供有效指导。现予以转发。
一、概念
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加入到债的关系中，与原债务人一起向债权人承担责任的现象。
在司法实践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首先明确使用了“债务加入”的概念，其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
（一）》（苏高发审委[2005]16号，下称“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纪要”）第十七条规定：“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在调研报告《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中亦采用了“债务加入”的概念。
债务加入并不导致原债务人退出债务关系，这是债务加入与债务转移的最大差别。
债务加入也不同于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债务是从债务，并且适用现行法关于保证期间的规定，而债务加入中原债务人和第三人承担的是同一债务，并且并无保证期间的适用。
现行法关于债务转移、连带责任保证都规定了较为详细的规范，而关于债务加入除了上文提到的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纪要中有所提及外，在中央层级法律规定中无明确规范依据。
二、司法实践中关于债务加入的争议问题
尽管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司法实践却面对了大量的债务加入纠纷。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在《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一文中将有关债务加入的争议焦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债务加入的认定标准。
在第三人加入到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如果第三人与债权人并未明确约定是否免除原债务人义务，有观点认为，除协议中的文字和履行行为可以推断出不免除原债务人义务，否则视为免除原债务人的义务；另有观点认为，权利的放弃必须明示，因此，除协议中的文字和履行行为可以推断出免除原债务人义务，否则视为不免除原债务人义务。
（二）关于债务加入的责任形式。
有三种观点：
（1）第三人加入到债务履行中完全属于一种道德义务，没有对价关系，其是否履行这种道德义务不受法律的约束，第三人不负民事责任。
（2）目前我国法律对债务加入的形式和责任均未规定，因而不能定性为连带责任，第三人应与债务人负并列的清偿责任。
（3）由于第三人与原债务人所承担的是相同的、不分先后的偿还责任，其性质与连带责任最为接近，因此，第三人应与原债务人负连带责任。
（三）关于第三人履行义务后向债务人追偿。
也有三种观点：
（1）如果第三人与原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协议，那么，第三人履行义务完全是其一种自愿行为，未经原债务人同意，原债务人不负有向其支付的义务，第三人不能向原债务人追偿。
（2）第三人为原债务人履行偿付义务后，原债务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获得了利益，符合《民法通则》中不当得利的要求，第三人可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原债务人偿还。
（3）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了义务，应自然取得债权人的法律地位，其自然可以代替债权人的地位向原债务人求偿。
针对以上争议点，理论上关于债务加入的研究成果，以及司法实践中积累的审判经验，都能够为妥善处理债务加入纠纷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三、债务加入的理论分析
（一）构成要件
1、债务具有可转移性。
通常认为下列债务不具有可转让性：
①性质上不可转移的债务，指与特定债务人的人身具有密切联系的债务，需要特定债务人亲自履行，因而不得转让，比如演出合同中某知名歌星的出演义务；
②当事人特别约定不得转移的债务；
③合同中的不作为义务。
对于债务须具有可转移性作为债务加入的构成要件，以本文理解，并不能僵化理解，原本不具有可转移性的债务，如果在债务加入的环节，取得了债权人的同意，其不可转移性可能不复存在，并不会因其原本具有的不可转移性而影响债务加入的效力。
例如知名歌星的出演义务，如果债权人同意由另一个同样或者更加知名的歌星代为演出，则该另一个歌星加入到原演出债务中并无不可。另外，债权人和债务人原本特别约定不得转移的债务，同样可以新的意思表示一致解除该等特约，从而使债务加入顺利实现。实践中，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通过先行改变债务性质的方式来达到交易目的。
2、债务加入合意的成立与生效。
债务加入法律关系中存在三方当事人：债务人、第三人、债权人，债务加入合意可以由三方当事人共同形成，也可以仅由其中两方当事人形成。由三方共同形成时，债务加入合意成立即生效；由两方当事人形成时，其成立和生效尚需具体分析。
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纪要规定了债务加入的三种表现形式，即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
按照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纪要的观点，三方合意、（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的）两方合意以及第三人的单方承诺都可以形成有效债务加入。
在不考虑其他可能导致意思表示无效因素的情况下，三方合意形成有效的债务加入并无疑问，而对于（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的）两方合意，在并未经过债务人同意的情况下，由于第三人自愿共同履行债务，债权人又愿意接受第三人的履行使债务全部或部分归于消灭，对于债务人并无不利，所以一般认为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加入合意不必经过债务人的同意即可生效，即使违背了债务人的意思，也应认可其效力，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纪要的规定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但对于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纪要中规定第三人单方承诺，则需要分情况区别分析：如果债权人依据该承诺要求第三人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则相当于接受了第三人发出的债务加入要求，转化为（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的）两方合意，而如果债权人明确或者以行为表示不接受第三人的单方承诺，则因为并无任何债务加入合意形成，自无债务加入法律效果产生。
关于债务加入两方合意，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纪要中只列举了（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的）两方合意，似乎认为另一种（第三人与债务人达成的）两方合意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债务加入。有学者认为第三人与债务人达成的债务加入合意，尽管债权人没有参与，债务加入合意仍然成立并生效，但以存在债权人受益的意思表示为必要。在此种场合，尽管债权人并未明确对于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加入合意表态，但是在第三人依据其与债务人之间债务加入合意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予以受领。但是由于债权人并未明确或以其行为表示同意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加入合意，在第三人怠于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无权主动要求第三人履行债务。
（二）法律效果
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纪要第十九条规定：“债权人请求第三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责任形式有约定的除外。”
该条确定了在当事人之间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债务加入关系中第三人与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效果。但是关于第三人承担的是何种责任，由于目前（中央层级）法律（司法解释）层面尚无明确规定，学理上对此尚无定论，有“连带责任说”、“不真正连带责任说”、“类型化”等观点。
但是不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第三人与债务人承担了性质和内容上同一债务。在此前提下，应予关注的问题是：
1、当事人之间关于责任形式的特别约定有何影响；
2、第三人享有何种抗辩权；
3、第三人偿还债务后是否享有追偿权。
1、当事人关于责任形式的特别约定有何影响
与连带责任相对的责任形式是按份责任，如果当事人之间约定第三人与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按份责任，则需要根据特别约定是否经过了债权人的同意而判断其效力。
在三方（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特别约定的场合，特别约定自然对三方都有效；而在两方特别约定的场合，需要区分特别约定由哪两方作出而分别判断。
一是债权人、第三人之间的特别约定，由于经过了债权人的同意，对债权人有效，另外，按份责任减轻了债务人的部分负担，对其并无不利，在债权人与第三人关于债务加入的约定无需经过债务人同意即可生效的情况下，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关于按份责任特别约定的效力应作相同解释。
二是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特别约定，由于未经债权人同意，并且在第三人偿债能力弱于债务人的情况下，按份责任的特别约定势必将危及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该等特别约定对于债权人并不当然有效。但是，参照前文关于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两方债务加入合意效力的论述，如果第三人依据按份责任的特别约定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予以受领，而在第三人怠于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无权主动要求第三人履行部分债务。
2、第三人抗辩权
第三人享有的抗辩权分为三个方面：
（1）债务自身瑕疵产生的抗辩权。
比如债务合同无效、债务尚未到期、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等。
（2）原债务人对于债权人享有的抗辩权。
《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虽然是关于债务转移情形第三人享有原债务人抗辩权的规定，但是不论是债务转移还是债务加入，第三人承担的债务在性质和内容上与原债务人承担的债务并无不同，所以可以类推适用。
（3）第三人因加入债务而享有的抗辩权。
例如第三人对债权人作出的债务加入意思表示无效、可撤销等。在第三人对债务人作出的债务加入意思表示存在无效、可撤销事由的情况下，可否直接以此对抗债权人，则存在争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存在第三人不得援用原因关系之抗辩的规定。大陆有学者认为，债务加入合同大多采有因原则，第三人时常可以原因行为无效、可撤销而对抗债权人。在（债务人与第三人两方）债务加入意思表示尚未告知债权人的情况下，由于债权人并不存在要求第三人履行债务的信赖利益，应当允许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自行变更、撤销债务加入合意，并以债务加入原因业已消失为由对抗债权人。
3、第三人追偿权
在债务加入关系中，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一般都会对第三人清偿债务后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有约定的从约定。而在无约定的情况下，第三人在清偿债务后对债务人是否享有的追偿权，现行法并未明确规定。
《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但是，债务加入关系中第三人从形式上看毕竟不是保证人，不能直接适用《担保法》该条规定。但是从实质上看，债务加入也是一种担保，因为债务加入不导致债务人免责，也不属于第三人清偿，仅仅是增加了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保障而已。
日本通说认为，债务加入与保证类似，可以类推适用保证的相关规定。准以此据，则第三人清偿债务人后，可以类推适用《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另有观点认为，第三人清偿导致债务消灭，债务人没有法律依据而获得了利益，第三人可以适用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向债务人进行追偿。
四、最高法院关于债务加入的裁判规则
通过从公开信息渠道可以查询的司法案例分析，有关债务加入的纠纷集中在债务加入的认定和法律效果（责任形式）上，即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是保证、债务转移还是债务加入？第三人加入债务后，第三人承担何种责任？现有司法案例尚无涉及到第三人追偿权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追偿权问题只能在债务加入纠纷中债务加入的性质已经确定，并且第三人已经履行债务后才可能出现，所以在债务加入纠纷中一般不涉及追偿权问题，而一旦第三人履行完债务后行使追偿权的，则原债务加入三方债务关系演变为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双方债务关系，即使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则对之前的债务加入三方关系已不做深究，所以在判决中没有体现或者一笔带过，在公开信息渠道中难以查获。
关于债务加入纠纷司法案例的另一个特征是，各级法院处理的债务加入案件标的虽然相差甚大，但是面临的问题几乎一致，即前段提及的债务加入的认定和法律效果（责任形式）。这与前文提到的最高法院通过调研总结的有关债务加入的争议点正好吻合。
有鉴于此，本文仅选取最高法院公布的债务加入案例分析总结裁判规则，即考虑到其权威性亦照顾到反映司法实务问题的全面性。总结最高法院债务加入司法案例，关于债务加入的裁判规则如下：
（一）债务加入关系中第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商事实践中第三人承诺“代替”债务人履行债务，至少具有三重含义，即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加入或者债务转移。
何种含义为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须结合债权人表态、当事人事后实际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原则，进行综合判断。
（三）债务加入法律关系中，在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下，如债务承担协议系只在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签订，则不适用法复[1997]4号批复的规定，第三人可行使原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如果债务承担协议系由债权人、第三人、原债务人三方签订，则适用法复[1997]4号批复的规定，第三人不能行使原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四）当事人承诺共同对债权人债权负责的，构成债务加入，应向债权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五）判断第三人愿意承担债务的承诺构成保证还是债务加入，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如第三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中有较为明显的保证含义，可以认定为保证；如果没有，则应当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出发，认定为债务加入。
（六）第三人在债务合同上签字确认但并未约定承担的还款比例，事后债务人、第三人分别向债权人偿还部分债务的，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第三人与债务人对于全部债务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七）第三人向债权人承诺承担债务人义务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给该第三人或者债务人退出债务关系，不宜轻易认定构成债务转移，一般应认定为债务加入。
第三人向债权人表明债务加入的意思后，即使债权人未明确表示同意，但只要其未明确表示反对或未以行为表示反对，仍应当认定债务加入成立，债权人可以依照债务加入关系向该第三人主张权利。
前述最高法院裁判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在现行法关于债务加入尚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具有极大的参考性。究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债务加入的认定以及第三人责任形式的判断上，其中部分内容在地方法院已经通过审判指导的形式正式发文，具体指导着债务加入纠纷的处理，例如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纪要第十八条规定：“第三人与债权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免除债务人可履行义务的，债权人请求债务人承担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但债权人对免除债务人的履行义务无异议的除外。”即是债务加入关系成立的一条推定规则。
五、债务加入法律实务注意要点
通过前述关于债务加入的理论分析以及裁判规则总结，对于本文开头部分展示的债务加入三个主要争议问题都可以做出相对较为准确、合理的回答：
1、关于债务加入的认定标准。
第三人与债权人未明确约定免除债务人义务的，除协议中的文字和履行行为可以推断出免除债务人义务，否则视为不免除债务人义务。
2、关于债务加入的责任形式。
第三人应与债务人负连带责任或者共同还款责任。
3、关于第三人履行义务后向债务人追偿。
第三人享有追偿权，追偿权的基础可以为不当得利，也可以类推适用保证人追偿权规则，即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了义务，自然取得债权人的法律地位，可以代替债权人的地位向债务人求偿。审判实践中，各级法院可以参照前述结论，并结合当事人间债务加入纠纷具体情况，依法裁判。从法律实务的角度，为了避免因法律规定不明确可能带来的司法裁判不确定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防范措施：
（一）三方债务加入协议。
在所有形成债务加入法律关系的合意中，债权人、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三方债务加入协议是效力最为确定、产生纠纷的可能性最小的一种合意形式。
三方协议能够反映各方诉求，对于三方都有效，避免了意思表示因传达、通知等产生的不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最能够获得认可的一种债务加入协议形式。
如果确实因主、客观原因不能达成三方协议，从债权人的角度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协议形式债权人与第三人的两方协议，如果债权人仅与债务人达成第三人加入债务的合意，因为不能约束到第三人，即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债务加入的合意，债权人亦无权直接主动要求第三人履行债务；从债务人的角度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协议形式同样是与第三人达成债务加入的两方协议，从而可以依约要求第三人履行债务，如果债务人未与第三人达成债务加入合意，即使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债务加入的合意，债务人亦无权要求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从第三人的角度而言，不论与债权人还是债务人达成债务加入合意，都应承担债务，不同之处在于是受债权人还是债务人请求的约束而已。
（二）第三人责任形式明确约定。
第三人承担的责任形式分为三种，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连带责任的理论区别在实务中影响并不大）、按份责任。
在当事人意欲承担按份责任的情况下，尤其应当予以明确约定，否则极有可能被推定为连带责任。
责任形式是区分债务加入、债务转移和保证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认为，在债务加入的场合，第三人与债务人承担的是同一债务，并且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债务关系，因此，相比于债务转移和保证，债务加入对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最为有利。
（三）第三人追偿权的处理。
第三人追偿权解决的是第三人清偿债务后，对其利益的保护问题。对于债权人而言，一般只要债权获得了清偿，可以不关心第三人追偿权的享有或行使问题。但是，如果第三人因为追偿权问题而主张意思表示瑕疵并撤销原债务加入意思表示，则可能危及债权人已获清偿的债权利益。所以，从尽量明晰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减少纠纷的角度出发，在债务加入关系中应一并明确约定第三人追偿权的享有和行使问题。仅从债权人角度出发，还可以通过约定第三人追偿权不得作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抗辩理由的方式，避免第三人追偿权问题可能对于债权安全造成的影响。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法办发[2000]4号 【发布日期】2000-06-15 【生效日期】2000-06-15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
（法办发〔2000〕4号）
为推进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发展，维护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今年起有选择地向社会公布裁判文书。特制订公布办法如下：
一、公布的裁判文书是指本院各审判庭审理案件所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
二、裁判文书的公布主要通过以下五种渠道：
1、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的裁判文书，商请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予以公布。
2、对具有典型意义、有一定指导作用的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定期地在人民法院报、公报上公布。
3、日常的裁判文书可随时在人民法院报网和我院开通的政府网上公布。这是公布裁判文书的一种主要形式。
4、所有公布的裁判文书可装订成册，放在指定部门供各届人士查阅。目前先考虑放在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同时设置一部触摸式电脑将公布的裁判文书输入，供查阅。如当事人需要索取的，可收取成本费。
5、每年将所公布的裁判文书汇集成册，由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公布程序：
1、本院的裁判文书公布工作由办公厅负责统一协调。
2、各审判庭负责提供各类裁判文书的正本。
3、办公厅总值班室对各审判庭的裁判文书加盖院印时留存三份，一份供筛选公布，一份供装订成册，一份备查。
4、公报编辑部负责对裁判文书进行初选，并将拟公布的裁判文书冠一个案名，商有关审判庭提出公布的意见后，送办公厅。
5、办公厅对拟公布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必要时，报主管院领导审核。
6、办公厅宣传处负责对经领导审核后可予以公布的裁判文书进行编号，对外提供。
7、公布时间一般以裁判文书盖章后一个月之后。对送达有特殊情形需要延长裁判文书公布时间的，有关审判庭应及时通知公报编辑部。特殊案件的裁判文书协调好时间后即可公布。
四、不宜公布的几种情况：
1、裁判文书中涉及国家政治生活，公布后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
2、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成年人犯罪和个人隐私情况的；
3、裁判文书比较集中反映死刑数字的；
4、裁判文书中过多涉及其他人和事，因可能会给他人造成精神压力或给法院工作带来不利影响而无必要公布的；
5、裁判文书中的理由部分说理不透彻，不足以印证裁判主义的；
6、裁判文书文字表达存在缺陷、错误的；
7、其他不宜公布的裁判文书。
五、对违反本办法擅自对外公布裁判文书造成重大恶劣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六、本办法自2000年6月15日起施行。
本内容来源于政府官方网站，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引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发表时间：2011-3-18 11:08:00 阅读次数:9 所属分类：常用法律法规
(2009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0次会议通过 2009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法释〔2009〕14号公布 自2009年11月4日起施行)
为进一步规范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工作，提高裁判质量，确保司法统一，维护法律权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法律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引用时应当准确完整写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条款序号，需要引用具体条文的，应当整条引用。
第二条 并列引用多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顺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同时引用两部以上法律的，应当先引用基本法律，后引用其他法律。引用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先引用实体法，后引用程序法。
第三条 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文书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适用本规定第四条规定。
第四条 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
第五条 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或者行政规章，可以直接引用。
第六条 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第七条 人民法院制作裁判文书确需引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存在冲突，根据立法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无法选择适用的，应当依法提请有决定权的机关做出裁决，不得自行在裁判文书中认定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
第八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判规则(9)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判规则
1.为短期融资目的而进行的股权转让及回购应为合法 ——当事人之间出于短期融资需要，而非以长期牟利为目的而进行的股权协议转让及回购等安排，其合法性应予承认。
标签：股权转让-合同性质-股权回购
案情简介：2003年，投资公司就受让实业公司所持公路公司49%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了回购条款。嗣后，实业公司以该股权转让实为企业间借贷为由主张无效，并提供了由其拟稿，呈交国资部门的请示函，显示实业公司“因流动资金周转暂时困难”而以股权转让及回购方式借款。庭审中，投资公司按法院要求提供了该文件原稿。法院认为：实业公司提供的请示函虽载明股权回购系其“流动资金周转暂时困难”而借款的背景事实，但该函系实业公司单方起草的请示稿件，未经投资公司确认，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投资公司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亦主动提供该份材料，但其称系按法院要求提供，并不因此当然代表其对该文件内容真实性、合法性的认可。鉴于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审中实业公司亦未提交新证据充分证明其主张，故实业公司关于以此函证明双方存在资金借贷关系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况且，股权协议转让、股权回购等作为企业之间资本运作形式，已成为企业之间常见的融资方式，如并非以长期牟利为目的，而是出于短期融资需要产生的融资，其合法性应予承认。据此，实业公司关于双方股权转让实为融资借贷应认定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不予支持。
实务要点：股权协议转让、股权回购等作为企业之间资本运作形式，已成为企业之间常见的融资方式。如果并非以长期牟利为目的，而是出于短期融资的需要产生的融资，其合法性应予承认。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号“某实业公司与某投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见《上诉人联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审判长宫邦友，审判员朱海年，代理审判员林海权），载《商事审判指导·商事裁判文书选登》（201401/37：203）。
2.国有资产转让应评估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国务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虽为行政法规，但关于国有资产转让应进行评估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标签：股权转让-国有股权-合同效力-未经评估
案情简介：2003年，投资公司就受让实业公司所持公路公司49%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了2年期限的回购条款。期间，因付款条件发生纠纷。嗣后，实业公司以国有股权转让未经评估应为无效，主张确认其股权回购权。
法院认为：实业公司始终主张确认其股权回购权，但该权利确认须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为前提。实业公司主张既要求确认转让无效，又主张确认回购权，故其主张理由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另外，1992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性质虽为行政法规，其第3条关于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在资产拍卖、转让等5种情形下，应当进行评估的规定亦虽为强制性规定，但根据《合同法》第5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14条，该内容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1992年经国务院授权制定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10条规定：“对于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情形没有进行评估，或者没有按照《办法》及本实施细则的规定立项、确认，该经济行为无效。”鉴于该细则属部门规章，非法律、行政法规，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不能直接否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故判决驳回实业公司回购请求。
实务要点：国务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性质虽为行政法规，但其第3条关于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在资产拍卖、转让等5种情形下，应当进行评估的规定虽为强制性规定，但根据《合同法》第5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14条规定，该内容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号“某实业公司与某投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见《上诉人联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审判长宫邦友，审判员朱海年，代理审判员林海权），载《商事审判指导·商事裁判文书选登》（201401/37：203）。
3.房地产评估机构资质：是财政部还是建设部说了算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生效前已获房地产评估资质的机构及人员，资质有效。
标签：执行⊙以物抵债⊙评估资质
案情简介：2006年，执行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对被执行人实业公司所有的土地及地上在建工程评估，评估值为8000万余元。因拍卖时流拍，依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裁定作价6000万余元以物抵债。嗣后，实业公司申诉提出评估公司及评估人员仅有财政部制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和资产评估师执业证书，而无建设部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及从业人员资质，主张评估报告无效。
法院认为：根据财政部《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4号）及《关于资产评估机构从事房地产评估业务有关问题的批复》，可以看出其作为资产评估业主管部门，认为资产评估业务范围包括了房地产单项评估；根据建设部《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2号）规定，可以看出其作为房地产评估业主管部门，与房地产评估行业普遍认为没有房地产估价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不能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110号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的实施机关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9条规定：“国家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上述规定对此前已取得房地产评估资质的资产机构及评估人员，在法律、法规未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前，应尊重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宜否定其从事房地产评估的资质。
实务要点：资产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能否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在评估行业争议由来已久。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对房地产评估机构资质的核准部门作了规定，但对该决定生效前已取得房地产评估资质的资产机构及评估人员，在法律、法规未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前，应尊重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宜否定其从事房地产评估的资质。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9号答复辽宁高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资产评估公司资质问题的请示》函“信义公司与红星公司被执行案”，见《试论评估机构资质问题及其对执行拍卖的影响》（潘勇锋，最高院执行局），载《执行工作指导·案例分析》（201402/50：70）。
4.股权回购方单方变更付款条件的，不能约束相对方 ——股权回购条件成熟时，一方就付款条件的单方意思表示不构成对原协议的变更，亦不影响各方依约履行各自义务。
标签：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合同变更-付款条件
案情简介：2003年，投资公司就受让实业公司所持公路公司49%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了2年期限的回购条款。期间，实业公司多次提出回购请求，并以担心其依约先付款后投资公司拒绝返还股权为由，要求以银行保函方式履行付款义务遭拒。事后，投资公司以实业公司行使回购权超过两年期限为由拒绝回购致诉。
法院认为：案涉股权回购条件成熟时，各方当事人可直接按双方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至于双方在股权回购磋商中提出的种种条件，在未达成一致前，均为单方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不构成对原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亦不影响各方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合同法》第62条第5项规定，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本案股权回购过程中，实业公司在投资公司陆续发出按指定账户汇款指示后，其可选择索要具体账户或提存等方式履行约定付款义务，但其坚持先过户后付款，因该履约方式违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变更了履行方式，最终导致超过回购期限。《合同法》第67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投资公司依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在实业公司违背约定，符合拒绝接受其履约条件下，拒绝其超过约定内容的关于先过户后付款的回购主张，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应予充分。实业公司依《合同法》第68条第3项关于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丧失商业信誉的，可以中止履行的规定，主张不安抗辩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故驳回实业公司回购请求。
实务要点：股权回购条件成熟时，各方当事人可直接按双方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至于双方在股权回购磋商中提出的种种条件，在未达成一致前，均为单方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不构成对原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亦不影响各方依约履行各自义务。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号“某实业公司与某投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见《上诉人联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审判长宫邦友，审判员朱海年，代理审判员林海权），载《商事审判指导·商事裁判文书选登》（201401/37：203）。
5.股东实际出资大于应缴出资不构成股东对公司借款
——股东对公司的实际出资大于应缴出资形成的资本溢价，性质上属于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不构成股东对公司的借款。
标签：出资责任-抽逃出资-资本公积金-资本溢价
案情简介：2005年，执行法院依建筑公司申请，查封了被执行人投资公司名下商铺。2008年，物业公司提出执行异议，其理由：1995年，投资公司设立时，章程规定首期投资总额1.46亿元，注册资本100万元，林某出资额为15万元；2003年，投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案涉商铺作价1884万元转让给林某以抵顶其多投入的出资本息；物业公司依林某指定受让案涉物业。
法院认为：根据财政部1993年1月7日发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第311号科目“资本公积”和对资本溢价的范围规定，以及1994年施行的《公司法》第178条规定，股东对公司的实际出资大于应缴注册资本部分的，应属于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此外，根据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1996〕35号）关于投资项目资金本的规定，及本案书面证据，应认定林某对投资公司出资为资本公积金。物业公司主张林某对投资公司多缴出资属于林某对投资公司的借款，但未举证证明双方事先对该出资性质为借款及借款期限、利息等有特别约定，此情形下，根据前述规定，林某多缴出资应为资本公积金而非借款。资本公积金属于公司的后备资金，股东可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股东出资后不能抽回，亦不得转变为公司的债务计算利息，变相抽逃。2003年，投资公司董事会决议用本案的房产抵顶林某多投入的出资本息，实质是将林某本属于资本公积金的出资转变为公司对林某的借款，并采用以物抵债形式予以返还，导致林某变相抽逃出资，违反了公司资本充实原则，与《公司法》和国务院上述通知规定相抵触，故董事会决议对林某借款债权的确认及以物抵债决定均应认定无效，物业公司依林某指定受让案涉物业，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规定的阻却法院执行的条件，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力，故判决确认物业公司对案涉物业不享有所有权。
实务要点：股东实际出资大于应缴出资形成的资本溢价，性质上属于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不构成股东对公司的借款，股东以此作为借款债权而与公司以物抵债的，构成变相抽逃出资，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规定的阻却法院执行的条件，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力。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6号“某建筑公司与某投资公司等执行异议案”，见《再审申请人江门市江建建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江门市金华物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门市金华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审判长王富博，代理审判员吴景丽、张颖），载《商事审判指导·商事裁判文书选登》（201401/37：236）。
6.不良债权受让人向非国企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处理
——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向非国企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应参照最高法院法发〔2009〕19号文件精神处理。
标签：执行-不良债权-利息
案情简介：2004年，生效判决认定仓储公司应偿还银行借款本息共计2300万余元。随后，银行将该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给资产公司。2006年，资产公司又将该债权转让给投资公司。2007年，投资公司再转让给工程公司。2008年，执行法院裁定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工程公司。2012年，仓储公司向执行法院支付执行款3800万元。工程公司以该款不能全部满足其债权及迟延履行利息数额为由拒领。
法院认为：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30日《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的精神处理。根据前述纪要第12条规定，该纪要不具有溯及力，在其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该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故本案利息包括迟延履行利息在内，应按法律规定计算至前述纪要发布之日。
实务要点：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30日《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的精神处理。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湖北高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函 “武汉一通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与武汉金恒源仓储有限公司执行纠纷案”，见《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请示与答复》（葛洪涛，最高院执行局），载《执行工作指导·案例分析》（201402/50：79）。
7.拍卖抵押财产确定保留价时未避免无益拍卖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16号第9条中“保留价确定后”的保留价，非仅指第一次而是每次拍卖确定的保留价。
标签：执行-执行拍卖-保留价-无益拍卖
案情简介：2012年，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鲍某在3500万元债权范围内对酒店抵押大厦享有优先受偿权并进入执行程序。2013年，就生效判决认定酒店应偿还银行3000万元欠款及利息，执行法院裁定拍卖同一抵押物，并按评估价确定3434万元为保留价，因两次流拍，执行法院按拍卖公司建议，最终函复按2745.5万元进行变卖。鲍某提出异议。
法院认为：鲍某对案涉抵押财产的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在第一次拍卖确定保留价时，既要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9〕16号）第13条规定，以评估价为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同时还要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9条规定，查明如以评估价为保留价拍卖，依该保留价成交计算，拍卖所得价款在清偿优先债权和强制执行费用后有无剩余可能。如有剩余，则确定该评估价为保留价；如无剩余，则为无益拍卖，应当在实施拍卖前将有关情况通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于收到通知后5日内申请继续拍卖的，执行法院应当重新确定保留价，重新确定的保留价应大于优先债权及强制执行费用的总和。法释〔2004〕16号第9条“保留价确定后”中的保留价，并非仅指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而是指每次拍卖确定的保留价。原执行法院在拍卖中，未查明如以评估价3434万元为保留价拍卖，能否满足鲍某的优先债权及强制执行费用总额，未在拍卖前将可能出现无益拍卖的情况通知申请执行人，违反了法释〔2004〕16号第9条规定。在申请执行人未申请继续拍卖的情况下，继续拍卖，经两次降价，三次流拍后的保留价2745.5万元进行变卖，与优先债权及强制执行费用的总数额相差越来越大，违反了法释〔2004〕16号第9条规定，故应撤销原执行裁定。
实务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9条规定的“保留价确定后”中的保留价，并非仅指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而是指每次拍卖确定的保留价。
案例索引：江西高院（2013）赣执复字第21号“江西省九江银行泰和支行与浙江高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绍兴市南风大酒店借款抵押合同纠纷执行案”，见《拍卖抵押财产确定保留价时应避免无益拍卖》（黄训荣、陈红，江西高院执行局），载《执行工作指导·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201402/50：123）。
8.股东是否增资不实，不应以工商登记瑕疵资料为据 ——第三人对工商注册瑕疵资料产生信赖，该信赖本身并不构成已足额缴付注册资本的股东承担公司债务的法定事由。
标签：执行-瑕疵出资-出资责任-增资扩股
案情简介：1997年，工贸公司依生效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制衣公司，并以1995年制衣公司增资扩股时，原股东运输公司及新增股东织绸厂并未实际缴付增资款为由，申请追加被执行人。为此，工贸公司提交了工商局出具的制衣公司工商注册登记资料，显示制衣公司投资总额、注册资本为700万元。同时该资料附注“本资料仅供参考，不得作为经营凭证”。运输公司及织绸厂提交了1999年工商局作出的撤销1995年的制衣公司变更登记，恢复原登记事项的行政决定书。同时，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证明亦确认并重申该撤销决定。
法院认为：制衣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已由设立时的150万元增资至700万元，应以具有法定资质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为准，并应有相应审批机构的批准文件。虽然工商局出具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显示制衣公司注册资本为700万元，但鉴于该资料附注已载明“本资料仅供参考，不得作为经营凭证”，故上述工商资料仅具有形式上之推定证明力，不能当然由此认定制衣公司注册资本已变更为700万元，且制衣公司作为在深圳注册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如需增加注册资本及股东，依法还应经审批机构即当地政府批准。1999年的工商局行政决定书已撤销制衣公司1995年进行的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登记，制衣公司登记状态已恢复至该次变更登记前的状态，即制衣公司注册资本、投资总额、实收资本均为150万元，股东分别为运输公司、实业公司、香港公司。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已确认上述各股东均已出资到位，运输公司不存在未足额缴付注册资本情形，织绸厂亦非制衣公司股东。故驳回工贸公司要求运输公司、织绸厂承担责任的请求。
实务要点：工商部门在相关信息发布工作上虽存在一定瑕疵，导致第三人对该瑕疵工商资料产生信赖，该信赖本身亦不构成已足额缴付注册资本的股东承担公司债务的法定事由。
案例索引：广东深圳中院“广东省东盈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波涛制衣有限公司等执行案”，见《执行程序中公司股东出资不实、增资不实的审查判断》（欧宏伟，广东深圳中院执行局），载《执行工作指导·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201402/50：131）。
9.即使投保单有涂改，但间接证据亦可佐证其真实性 ——即使投保单的记载有部分涂改，不能直接据此认定保险标的范围，但可通过间接证据佐证的，仍应认定其真实性。
标签：证据规则-间接证据-抵押物保险
案情简介：2008年，食品公司就其房地产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期间因火灾致损，法院委托公估报告为305万余元。食品公司据此主张保险赔偿，同时以火灾前后的水费结算单及器材费发票、人工施救补助费领用单等主张施救费用。保险公司以《财产保险综合险保单》及明细表、《财产保险综合险投保单》、《抵押物清单》等作为证据，认为保险标的范围应为贷款抵押的三栋房屋，损失应为60万余元，不包括厂区内其他建筑物和道路。食品公司提出《财产保险综合险投保单》上关于保险财产项目、投保金额、事故绝对免赔额等处有涂改痕迹，应认定保险标的范围包含厂区内全部房屋建筑。
法院认为：本案中《财产保险综合险保单明细表》、《财产保险综合险投保单》、《抵押物清单》上记载的保险标的物房屋估价一致且与抵押物评估报告中的房地产估价接近。保单明细表上明确保险项目标的地址，与投保单、抵押物清单及评估报告上载明的标的物均明确指向食品公司拥有房地产权证的三栋房屋建筑，上述证据内容之间相互印证，证明案涉保险标的物范围就是上述特定的房屋，而不包括食品公司厂区内其他建筑物和道路，故作为计算保险金的公估结论中损失金额应作相应扣除。关于施救费用，考虑到火灾发生后工厂停产，正常用水费用所占比例很小，“正常用水”与“灭火用水”二者在数量上无法准确计算，故以食品公司提交的水费结算单认定水费并无明显不当。《保险法》等法律鼓励被保险人尽可能地降低不必要的损失，如对被保险人的举证责任要求过严，不利于该立法目的实现，进而有损于保险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故对食品公司提供有关器材费发票及人工施救补助费领用单，且费用合理，应认定食品公司已尽到举证责任，应予采信。鉴于本案保险标的仅限于厂区内三栋房屋，故依公平原则，酌定保险公司赔付50%的施救费用，同理，本案受理费及鉴定费，亦应由食品公司及保险公司各承担50%。
实务要点：抵押物保险投保单上保险财产项目、投保金额、事故绝对免赔额等处虽有涂改痕迹，但这些内容在投保单及其他投保材料处进行了重复记载，内容并无矛盾，投保人不能以在空白投保单上盖章行为免除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21号“某保险公司与某食品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见《再审申请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公司与被申请人烟台宏辉食品有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审判长王宪森，审判员殷媛、杨征宇），载《商事审判指导·商事裁判文书选登》（201401/37：223）。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征收拆迁裁判规则五则
最高人民法院征收拆迁裁判规则五则
规则提要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正当程序和事实要件2.房屋评估报告须按规定送达被征收人3.因公共利益征收红线范围外部分房屋具有合法性4.租赁合同因征收终止承租人无权分割补偿款5.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再起诉拆迁许可证违法，法院不予受理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正当程序和事实要件 裁判要旨
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征收补偿费用虽未足额到位，但政府同级财政部门就此作出专项说明，确保财政资金用于该征收项目补偿安置。而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该征收项目进展顺利，绝大部分被征收人已经签约并补偿结算完毕。据此，在不影响被征收人依法获得公平补偿的情况下，征收人按征收进度及时分批补足征收补偿费用的行为符合实际，再行对征收决定作出撤销或确认违法的判决已无实际意义，而且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案情简介
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并在报纸上公告了该征收决定，原告顾某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原告顾某不服，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房屋征收决定违法并予撤销。法院认为
本案所涉建设项目依法应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基于该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征收房屋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该建设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其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基本程序符合《征收条例》的规定。政府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虽未足额到位，但在征收过程中，实际补偿的货币已超过其在专户上存储的货币，确保了对被征收人补偿的及时足额到位。据此，在不影响被征收人依法获得征收补偿的情况下，政府按征收进度及时分批补足征收补偿费用的行为符合实际，也并不违反《征收条例》规定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房屋，应给予被征收人公平补偿的原则。案例索引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常行初字第8号。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正当程序和事实要件》（张鹏鹏，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载《人民司法·案例》201210:50。2房屋评估报告须按规定送达被征收人 裁判要旨
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征收主体未按规定将房屋评估报告送达给被征收人，导致被征收人后续救济权利的丧失，法院应当依法撤销依据该评估报告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案情简介
政府发布征收决定，原告艾某、沙某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征收指挥部将《关于确认房地产评估机构的通知》张贴于原告被征收房屋门口，通知其选择评估机构，后征收部门在司法工作人员见证和监督下抽签确定了评估机构。随后评估机构向征收部门提交了原告房屋的估价报告，政府对原告作出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补偿决定书。法院认为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16条第1款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委托书或者委托合同的约定，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应当包括评估对象的构成及其基本情况和评估价值。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在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9条第2款规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本案中，政府未将评估报告及时送达原告并公告，致使原告对其房产评估价格申请复核评估和申请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的权利丧失。故政府对原告房产评估程序违法，依据该评估程序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依法应予以撤销。案例索引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马行初字第00010号。见《房屋评估报告须按规定送达被征收人》（张鹏鹏，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载《人民司法·案例》201422:11。3因公共利益征收红线范围外部分房屋具有合法性 裁判要旨
整栋房屋的大部分在项目建设用地规划红线范围内，小部分在红线外，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考虑房屋的实用性及社会安全性等因素，将红线范围外的部分房屋一并征收，并给予被征收人合理补偿，契合社会生活事实，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立法精神。案情简介 原告杨某部分房屋在某学院取得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之拆迁范围内，但未能如期拆迁。后政府启动道路建设项目，其部分房屋在该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故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征收杨某整栋房屋。杨某不服，在复议决定维持征收决定后诉至法院，以“征收决定与拆迁许可证主体和内容冲突”以及“未提供合理安置补偿方案”为主要诉由，请求撤销征收决定。法院认为
因房屋拆迁许可证已失效，道路建设项目属于新启动项目，征收决定与房屋拆迁许可证两份文件并不存在冲突；因原告部分房屋在道路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征收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且房屋地面高于道路地面10余米，不整体拆除将产生严重安全隐患，整体征收拆除符合实际。案例索引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2）株天法行初字第28号，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株中法行终字第14号，见《因公共利益征收红线范围外部分房屋具有合法性》（彭德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载《人民司法·案例》201422:08。4租赁合同因征收终止承租人无权分割补偿款 裁判要旨
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租房屋被国家征收，其征收补偿对象是房屋所有权人，承租人并非征收补偿的对象。承租人因出租房屋被征收而向出租人主张分割补偿款项的，人民法院不能根据征收补偿协议以征收补偿项目名称来确定具体补偿款项是否给予承租人的，应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并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定，按租赁合同纠纷予以裁判。案情简介
被告瘳某与原告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其所有的地下仓库由某公司使用。后该片区被征收，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瘳某支付其搬迁费、积极搬迁奖励费、设备设施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装饰装修补偿费共计81万元。法院认为 1.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租房屋被国家征收，被征收人与补偿对象是房屋所有权人。本案原告不能依据项目名称来确定具体补偿项目是否给予承租人。2.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为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主张权利的依据是合同法和双方约定。3.租赁合同因国家征收而终止，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应当按照不可抗力处理，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依据以上意见，本案争议的款项应作如下处理：（1）搬迁费。一审庭审中，被告同意支付，其自认具有法律效力，予以支持。（2）积极搬迁奖励费。该费用是政府在征收本项目中依政策支付给产权人的费用，原告主张该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不应主张。（3）设备设施补偿费。被告一审庭审中同意按实补偿原告，予以确认。（4）装饰装修损失费。双方租赁合同中约定，出租方提前收回房屋，应当原价支付装修费用并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出租人上诉要求不予给付，故不予支持。（5）停产停业损失。该费用是政府补偿被征收人的，是支付给被征收人的费用。承租人要求出租人支付合同不能履行的停产停业损失，主要为剩余期限经营可得利润，故将出租人从政府获得的6个月的停产停业补偿全部支付给原告，作为恢复生产的费用。案例索引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3）津法民初字第02266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785号。见《租赁合同因征收终止承租人无权分割补偿款》（蔡潇剑、张娇东，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载《人民司法·案例》201508:44。5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再起诉拆迁许可证违法，法院不予受理 裁判要旨
拆迁当事人双方就房屋的拆迁事宜已经达成了补偿安置协议，意味着被拆迁人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拆迁过程中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认可。事后被拆迁人对原拆迁许可证行为提起诉讼的，其原告资格已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的条件，受诉法院可裁定不予受理。案情简介 原告张某与拆迁人某土地储备中心达成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并按约定领取了补偿款。后张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被告某建设局作出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行为违法，并撤销该房屋拆迁许可证。法院认为
根据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的规定，拆迁房屋的基本程序是先由建设机关依拆迁人单位的申请作出房屋拆迁许可并同时公告相关内容，然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被拆迁房屋协商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在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可申请建设主管机关对该房屋的拆迁行为作出裁决等。可见，在房屋拆迁程序各环节中，拆迁当事人双方如已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则该协议与被拆迁人最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为在此情形下，原由建设主管机关与拆迁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已转化为由拆迁当事人双方经协商达成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这一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对被拆迁人来说，这一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达成，此时已非拆迁许可证行为所能决定，而是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为最终决定的依据。故当被拆迁人就其房屋的拆迁事宜在与拆迁人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其对原拆迁许可证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已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的条件，受诉法院可裁定不予受理。本案张某此时已不具备对拆迁许可证的颁发行为提起诉讼的资格，原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其起诉，可防止诉权被滥用，以维护正常的行政诉讼秩序。案例索引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10）湖长行受初字第3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湖行受终字第6号。见《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再起诉拆迁许可证违法，法院不予受理》（辛坚、赵哨兵、章豪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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