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门体制心得体会：注重政府管理组织与方式创新

第一篇：大部门体制心得体会：注重政府管理组织与方式创新

所谓大部门体制，就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大部门体制是一种大职能、宽领域的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体制。在大部门体制下，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较广，职能综合性强。如德国内政部的管理范围涉及公务员、机构编制、移民、统计、文化、新闻、体育、国家安全、警察、救灾等诸多方面。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普遍实行大部门体制，是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公民社会不断成熟、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政府管理组织与方式不断创新的必然结果。

第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使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和公共事务不断外移，企业、社会和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的范围不断趋于核心化、中心化和综合化。政府职能的领域客观上缩小，为不断减少政府机构奠定了职能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要求放松规制，不断去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度的政府管制；这就要求政府放弃对企业、产业和社会的过细、过度的监管，将政府工作的重心放到制订政策和服务提供上。如日本在行政改革中，对原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的公用事业实行简政放权，引入民间企业进行竞争，政府不再直接管理，政府相关部门只承担法规管理、实施监控职能。因此，日本2000年将通产省与企划厅合并为经济产业省，建设省、运输省、国土厅、北海道开发厅合并为国土交通省，文部省与科技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等。

第二，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议会控制内阁与行政部门，这就要求各部部长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这就使部长进入内阁成为必然。部长进入内阁，同时又要保持内阁成员的数量的稳定，便于内阁协调功能与决策功能的发挥。内阁本身成员数量的限制就决定了各部部长数量的限额，从而限制了各部的数量。这是政府部门实施大部门体制的政治动力与基础。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英国，实行部长责任制，每个部长要为政策问题、为个人行为和过错、为所领导的部门被指控的过错向议会负责。

第三，地方化与权力下放的潮流是与全球化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性的潮流，这一潮流要求实行职能下属化原则，即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尽可能地向下一级政府转移。下一级政府愈来愈多地承担了教育、科技、公共事业等公共职能，中央政府职能集中于政策制订与统一监管，中央政府事务必然缩小，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必然趋于综合化。

第四，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政府综合事务在政府事务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要求政府实施综合决策、综合执行与综合管理，以便加强对政府事务的综合协调与战略管理。例如，为了适应信息社会传统电信网、计算机互联网、有线电视网三网合一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三网融合”的综合电信监管体制。又如对卫生事务的管理，近年来，国外的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均呈现综合、统一集中管理的趋势，如英国卫生部负责制订卫生保健总体政策和策略、执行政府医疗卫生保健预算、组织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负责环境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管，等等。英国卫生部对应我国卫生、环保、药监、质检、民政、劳动保障等政府部门和残联等组织。

第五，政府管理组织与方式创新使实行大部门体制具有了组织基础。在当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西方国家推行决策与执行的分离，设立了大量的执行机构，原来由政府行政机构行使的管制职能被转移到执行机构，行政机关内行使决策职能的高级文官组织一个专门负责决策的相对较小的“核心司”，政府部长及其核心决策司集中精力负责决策和监管，集中精力负责协调事务，这就为推行大部门体制创造了条件。目前，英国约有131个执行机构；美国约有56个独立机构和4个半官方机构，德国约有36个政府各部门直属的联邦高级机构与部门。行政管理技术的发展也为大部制的推行提供了技术保障，如电子政务的应用为减少管理层次、促进管理组织扁平化创造了条件；社会服务承诺制的推行，也使行政质量与效率大大提高，为推行大部门体制奠定了基础。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管理组织与方式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实行大部门体制：能够避免职能交叉，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将需要各个部门协调的事务变为部内协调的事务，减少协调的成本，提高协调的效率；便于进行战略管理，提高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筹安排能力；便于部长承担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有利于责任政府建设；综合性强的部门，其灵活性也强；同时，也有利于形成强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

第二篇：创新执法体制与方式

创新执法体制与方式

全力开创经开区城管工作新局面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吉林市西北部的平原地带，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专利产业化试点基地，开发区行政区域面积 103平方公里，规划开发面积 4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8万人,现有各类企业1189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6户。市政府很重视开发区的城管执法工作。为了进一步理顺城管体制，完善城管体系，切实加强开发区城管执法工作，2007年专门成立了吉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经开分局，并由市城管执法局选派经验丰富、能力较强的人员担任分局主要领导。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开分局以营造环境优势为重点，以构建和谐城管为导向，以提升服务为主线，全力提高区内城管水平，在经开区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共建共管的舆论环境。宣传气氛越浓，整治效果越好；宣传声势越大，执法阻力越小。经开分局成立伊始，将宣传视为城管工作的生命线，视为与开发区各界沟通的桥梁。视为减少管理阻力、赢得群众支持的有利武器。

开展“走访式”宣传活动，对区内各大企业逐一进行走访，发放宣传资料。与企业领导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听取建 议与意见，解答咨询，宣传有关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

在大街小巷开展经常性宣传活动。利用挂置宣传条幅、设立宣传展牌、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在全区内开展城管宣传活动，与广大群众、商家业户交流，收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接受投诉，营造了浓厚的城管舆论氛围。

加强对上对外城管宣传。按照“多报、快报、精报”的要求，向经开区及市城管执法局报送动态信息，理论研究等材料，以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对我区城管工作的重视，赢得理解和支持。

二、转变理念，营造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是促进管理水平提高的前提。经开分局自成立后，更新执法观念，转变管理理念，变管理为服务。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推行了一系列便企、便民措施。

向各大企业发放便企服务卡，服务卡上注明负责该企业的中队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执法职能及举报电话。一方面可以同企业建立快捷的沟通渠道，第一时间了解企业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企业监督执法队员的执法行为。

开通城管举报热线，为投诉人服务，受理社会各界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投诉、举报。确立了“有问必答、有求必应、限时必办、投诉必究”的工作原则，无论大事小事，一律认真处理，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既方便了投诉人投诉、提高了其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又为城管人员及时提 供了管理问题和线索，无数双理性良知的眼睛促使城市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巩固、创新、提高。同时，分局还继续推行网上举报平台，为广大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三、以人为本，建立一支过硬的城管执法队伍。一支合格的城市管理队伍应具备四种能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城市的能力；化解矛盾、构建和谐城管的能力；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法的能力；奋发有为、狠抓工作落实的能力。经开分局以提高队伍“四种能力”为目标，狠抓队伍建设。按计划开展了“经开分局2007业务知识全员培训”工作，聘请相关兄弟单位业务骨干来讲解实际案例。主要以提高队员的执法水平与综合素质，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重点，并采取了全新的培训方法——“提问制”，分期进行闭卷考试，从而使分局执法者素质有进一步提高。同时，分局还开展了“执法业务大讨论”活动，分别对以往执法中发生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经验，使队员们对执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提高了执法队员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

在制度管理上，坚持以“百分考核”制度做为管理队伍的有效手段并同绩效工资挂钩，奖罚分明，改进和完善了《执法分局法律文书管理规定》、《经开分局案件追办制度》、《工作日志补充考核规定》，靠制度约束人，靠制度管理人，使城管工作逐步步入法制化、规范化、长效化的轨道。

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打造开发区优良的投资环境。2007年，经开执法分局深入贯彻“城市管理年”的各项工作方针，紧紧围绕着经开棚户区改造工程、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城际铁路建设工程、开发区重点工程及《市执法局关于二OO七年工作安排》所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高效地开展执法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人性化拆迁，确保开发区全年拆迁工作按时保质完成。2007年，经济开发区将化工园区改造工作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拆迁工作任务多，工作量大的情况下，分局充分调动人力、物力资源，机关和中队都投入到了一线执法工作中去。建立了排查机制。组织专门力量，对全部拆迁户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行动，对有可能发生上访、闹事的拆迁户进行重点排查，力争从源头上及时发现可能影响、干扰拆迁工作的隐患。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及时组织公安、司法、土管、信访等部门，逐一分析原因，研究处理对策，逐个加以解决。建立每日例会制度，对每天的工作都进行汇总和安排，确保化工园区拆迁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截止目前，在市局规划大队、指挥中心、城管治安支队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分局共完成了化工园区、新村村、九东村、二台子村、建新村、通溪村、化纤厂住宅楼、江提改造等930余处的违法建筑的拆除工作，900余户正式房屋（经仲裁）的拆除，面积12万余平方米，拆迁量为历年之最且无一起上访案件，保证了开发区棚户区、化工园区改造工作的全面完成。

在进行拆迁过程中，分局始终按照“变强拆为自拆”的工作思路，构建和谐拆迁理念，把维护社会安定放在重要位置，坚持耐心说服在先、协调处理到位、保障及时有力，促进了拆迁工作按时顺利完成。在2007年7月，对占用高速引线的3处煤厂违法建筑进行整治时，经了解得知，当事人确实没有合适的储煤场地，一旦强制搬迁将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经分局领导研究，协调有关部门，为当事人无条件提供了一个临时储煤场地。并派出铲车、翻斗车二十余台协助其运煤3000余吨。最后，还主动协调开发区有关部门，帮助当事人将其所储煤炭全部卖出。这种温情执法，人性管理的执法方式深深感动了当事人。为此，当事人给经开分局送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二）治本清源，创建整洁、有序的开发区市容环境。亮丽、整洁的市容环境是吸引外资、引企进区的重要条件之一。经开分局一直将市容整治工作作为重点来抓。

1、巩固“松江北路”整治成果

按照开发区的要求，本着及时发现、及时查处、长效管理、杜绝反弹的原则，分局建立巡查制度，对松江北路(新江街景观路)进行了不间断的定期巡查。同时对市里确定的甲级一类路坚持每日巡查，严格控制新违法建筑的形成，全年共计对巡查发现的80余起违法行为进行了依法查处，保 证了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

2、对高速立交桥下的露天市场进行了取缔迁移，至今未发现反弹现象，达到了预期效果。

3、对经开区所有围挡广告进行排查，对不符合标准及违章设立的进行拆除。同时，对工业园内的野广告进行了粉饰，全年共粉刷野广告1000余处。

4、对工业园区内的露天烧烤进行了整治，取缔了园区内的所有露天烧烤。

5、自2007年7月开始，对工业园区内运输散流体行为进行了全面整治。针对年内园区内破土开工的施工工地较多且九站地区沙场较多，是市区内建筑用沙的主要供给地之一，分局一方面派中队在重点路段死看死守，严查重罚；另一方面，从源头抓起，派专人走访了全区内26个沙场及十余个施工工地，同负责人签定了责任书，同时加强建筑施工工地出入口管理，硬化出入口，做到车轮不带泥，出入口无污水、弃料，并给在区内运输散流体车辆全部安置了苫盖设施，现已基本杜绝了散流体散落污染路面的行为。

6、对全区内的废品收购站点进行了集中整治。由于历史原因及城乡结合部的地域特点，整治废品收购站点工作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经分局领导班子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治计划。首先，执法队员深入各个站点踏查动员，摸清收购站底数及基本情况。然后，协调有关部门停止办理审批手续，同时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对站点进行详细排查，对存在违规行为的收购站点坚决查封。在各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此项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得到了市整改办的高度评价。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我们的城管工作任重道远，只有立足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探索管理新思路，研究管理新情况、解决管理新问题，城管工作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城区管理水平才能逐步提高。在新的一年里，经开分局将按照经济开发区政府的工作部署，结合市城管执法局的具体工作要求，创建性的开展工作，为经济开发区的快速发展，我市经济建设的全面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第三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推进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改革，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内部约束机制；深化垄断行业企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推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整体技术水平，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促进民营企业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提高集约经营水平。与此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保险制度建设，逐步扩大覆盖面，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重组和人员退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四篇：政府创新与绩效管理

政府创新与绩效管理

1010670247刘晓爽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攻坚任务艰巨，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这对加强政府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政府创新是社会创新的表率，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有一个创新型的政府。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对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各级政府在社会的各种创新中，特别是在制度创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归根结底要通过政府来实现

创新型政府的主要特征，就是政府部门将创造性的改革作为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增进公共利益的基本手段。一个创新型的政府，必须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对公共服务部门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因此它必然是一个改革型的政府；一个创新型的政府，必须随时破除那些僵化的和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制度，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开放型的政府；一个创新型的政府，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府。

政府创新有多种类型。从创新的对象看，有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和政府管理技术创新，前者涉及宏观的制度性改革，后者主要是微观的工具性改革；从创新的目的来看，有行政管理创新和公共服务创新，前者主要是为了提高公共部门自身的效率，后者则主要是为了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方便和实用的角度，将政府创新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三类。政治改革包括：民主选举、政治参与、政务公开、干部选拔、权力监督、立法改革、司法改革、决策改革；行政改革包括：机构编制、行政责任、行政成本、行政审批、行政管制、行政程序、绩效管理、行政激励、公务员制度；公共服务包括：公益事业、社区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扶贫济弱。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一下政府绩效管理。

建立问责制度，开展绩效评估。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努力建设责任政府。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严格依法追究责任。绩效评估是引导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导向、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有了绩效评估的结果，行政问责才有可靠的依据。要科学确定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实行政府内部考核与公众评议、专家评价相结合的评估办法，促进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要按照奖优、治庸、罚劣的原则，充分发挥绩效评估的导向作用和激励约束作用，坚决反对虚报浮夸、急功近利，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要抓紧开展政府绩效评估试点工作，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推广。

政府绩效管理是指公共部门积极履行公共责任的过程中，在讲求内部管理与外部效应、数量与质量、经济因素与伦理政治因素、刚性规范与柔性机制相统一的基础上，获得公共产出最大化的过程[1]。政府绩效管理又可分为多个具体分支，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部门绩效考核、机关效能监察、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等等。

以绩效为导向的政府营运模式开始于20世纪初，当时的美国纽约市政府提倡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框架下分析效率、效能问题。绩效管理受到广泛关注始于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以立法形式要求联邦政府部

门提交关于绩效目标执行情况的评估报告，促使公共管理者努力提高政府内部管理效率、效能及部门服务质量。在中国，随着政府目标责任制的推行，政府部门绩效评估问题也开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的评价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一是从没有考评和奖励的平均主义转向以政绩论奖惩的绩效主义；二是从以德和政治表现为关注点的政治鉴定转向以工作实绩为关注点的绩效考评。[2]

政府绩效管理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把绩效作为管理的核心。这就要求必须重视管理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效应，关注管理过程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力求在测评中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政府绩效管理理论认为，重视绩效能够激发管理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能够促进测评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第二、强调多元服务主体。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单一服务主体，政府既是公共产品的组织者，又是生产者。绩效管理理论则认为，政府当然是社会公共产品的组织者，但不一定都是直接生产者，对于那些技术性、具体性的社会事务，应尽可能地交给社会组织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承担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中介组织、非盈利组织、公私合作组织，甚至是私人盈利组织。第三、凸显机制创新。传统的行政管理虽然也在不断地谋求发展，追求创新，但总体说来都局限于体制性的改革，行政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领导体制改革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政府绩效管理则以政府应该管什么和怎么管作为中心，致力于寻求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创造一种新的管理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作为职责使命，以提高绩效作为目标指向，全面理顺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领导与部属、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的关系，把不该管的和管不好的公共事务移交出去，政府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工作。第四、政府绩效管理重视管理方法与技术。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往往孤立地研究和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绩效管理讲求方法与目标的统一，积极寻求和开发可操作性的管理方法，提高管理绩效。作为一种目标结果，绩效是对政府运用管理方法是否有效的验证，管理的有效性和管理方法的有效性是一致的。绩效评估是根据预定的管理目标，运用一套力求全面、客观、公平的评估指标，对特定时期公共组织和人员的管理状况进行测评的过程，绩效评估不仅可以反映管理信息，而且通过公共组织和人员之间管理结果的纵横比较，可以形成压力，产生激励，提高管理绩效。

政府绩效评价中绩效信息使用者（组织部门）与信息提供者（评价对象）之间的良好合作不仅能够使组织部门对评价对象更好的作出客观、准确地评价，同时也能强化政府绩效评价作为推动政府工作的“有力抓手”。但目前我国政府在实施绩效评价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由于评价体系设置方面造成的，如何评价指标选取不科学、评价程序不合理等，这些可以通过完善评价体系加以解决，另外一些问题则是由于评价组织者和评价对象行为导致造成的，主要集中反映于绩效评价信息的失真。

政府绩效管理系统围绕政府工作目标。结合政府机关的效能建设，采用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协助政府管理部门构建全面、科学、高效、准确的绩效管理平台，对政府、职能部门、公务人员的政策执行情况、工作完成情况、公众满意程度等方面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绩效考核评估，提高和完善我国和谐社会下服务性政府的绩效管理体系。

政府绩效管理是适应全市发展需求，进一步强化机关效能建设，提升行政执

行力，切实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落到实处，体现“重激励、硬约束、严考核”和“奖优、治庸、罚劣”的总体要求。政府绩效考核时绩效管理的一个环节，是对绩效管理的工作的总结和评价。温家宝总理指出：“绩效评估是引导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导向、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要抓紧建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科学评估政府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

在进行政府绩效评价时，要保证绩效信息的准确性，一方面必须加大对信息的检查人数和次数，以便及时、全面的了解参评单位的实际情况，从而消除两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信息失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对绩效信息提供者提供失真信息的惩罚制度，加大惩罚力度，也可以保证减少信息失真情况发生，同时也能降低绩效信息使用者检查的频率。

把第三方作为绩效评价信息收集方引入。采用第三方收集绩效信息一方面能够减少政府为开展绩效评价而收集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绩效信息使用者和第三方对绩效信息提供者不诚信的行为共同的处罚，能够更好地推动政府在开展绩效评价活动采取第三方进行信息收集。

引入第三方信息收集者作为一个新的附加参与人之后，由于其所发挥的信息传播作用，能够更好的规避信息提供者的不诚实行为，促进信息使用者更多的采用第三方收集绩效信息，同时也能够使绩效评价组织者节省更多的资源，使其能够更好的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同时为了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政府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对提供不诚实信息的惩罚力度。无论是采用第三方作为信息收集者，还是信息使用者自己收集信息，一旦发现绩效信息提供者提供不诚实信息，一定要依法严惩。随着惩罚力度的加大，绩效信息提供者不诚实行为的成本提高，其不诚实的概率下降，同时惩罚力度的加大还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制止那些潜在的绩效信息提供者的不诚实行为。

2.降低政府绩效信息使用者的检查成本。政府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领导在开展绩效评价活动过程中应给予绩效信息使用者足够的行政支持，同时加大对信息使用者业务素质和水平的培训，在具备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建立政府绩效信息收集系统，从而在行政、业务和技术上降低检查的成本。

3.改革现行的政绩考核评价制度。要从根源上改善政府绩效信息提供者不诚实行为，必须改革现行的目标责任制考核和领导干部考核方式，规避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的出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绩效评价能够获取真实的绩效信息，才能使绩效评价结果更真实地反映出评价对象的绩效水平。

我们应该结合实践，不断完善建立绩效评估体系，提高行政效率，推动政府创新的发展。

第五篇：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

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务已走到一个很关键的发展阶段，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不再适用，政府管理创新面临着许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电子政务；政府上网；政府管理；创新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改变。当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方面政府管理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创新已成为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也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为了迎接信息社会的挑战，利用当今先进的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来改造政府、重塑政府、构建电子化政府、实施电子政务，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追求的战略目标。所以，电子政务是政府再造的理性选择和信息技术进步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1、电子政务的内涵当前，世界各发达国家借助于先进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技术争相进行的电子政务建设，已经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方向。电子政务发展的程度，已成为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和衡量国家竞争力的显著标志之一。对于电子政务的定义，美国IBM/Lotus公司技术白皮书中的描述是：电子政务（e-Government，即电子政府），是电子商务

（e-Commerce/e-Business）应用体系中，基于网络的符合Internet技术标准的面向政府机关内部、其它政府机关、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的信息服务和信息处理系统”。电子政务这一词我们耳熟能详，但究竟什么是电子政务，在目前的国内学界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也没有得到一种普遍认可的定义，甚至电子政务的名称，在不同的场合提法也不一样。如电子政府，政府信息化、数字政府、网络政府等等。但是大多数的观点是将电子政务的核心界定为政府上网。从电子政务的字面上来理解，这也是电子政务实施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政府是从网络上获取信息，并且在网上设有自己的网站和主页，可以向公众提供非保密政府信息的检索服务，使“政府公开”。政府还建立网上服务系统，使政务在网上与公众互动处理；政府机关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由各种电子化渠道互相沟通。但实际上我们谈到电子政务概念的时候，应了解到，电子政务的关键和核心并不在于技术的应用，技术手段的应用只是电子政务的一种初级的形态，电子政务应该是一种不仅仅是在技术上，而且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传统政府的政府模式。然而无论我们怎样去定义电子政务，电子政务已经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逐渐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党的十六大对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发展电子政务，提高服务和

管理水平。2006年3月出台的《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明确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50%以上的行政许可项目能够实现在线处理”。可见，当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极大的改变和重塑着社会公众生活方式的时候，电子政务自然地成为社会对政务变革的必然要求，成为政府管理创新的最佳平台。

2、基于电子政务的政府管理创新的一些问题。我国政府的办公自动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通过推进政务信息化，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管理质量和创新效率，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但实际上，由电子政务推动和影响的政府管理创新还没有明显的显现。在一些地方，由于种种原因，电子政务的实施反而会让政府觉得一时无所适从，先进的办公手段被迫闲置。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子政务建设与政府管理创新不适应。由于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更新，使得电子政务在建设的初期投入很大，这时我们会发现电子政务的实施导致政府行政成本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如果这时政府对社会和企业的服务质量不能有效地提高，政府工作人员作风没有得到改善，电子政务在实现服务政府、阳光政府等方面没有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电子政务就有可能走向失败，加剧了政

府与群众的矛盾。

第二，电子政务的内容太少，作用太小。从我国已有的电子政务网络来看，电子政务的内容存在大量问题。首先，内容太少，相当多的仅仅局限于把一些法律、法规、政策、条文从纸上搬到网上，公开的信息数量少，网上信息更新不及时。其次，政府信息网络比较重视网页的介绍宣传的静态功能，却缺乏与用户的积极沟通手段，公众和企业虽然从网上可以了解一些政务信息，但要办理一些事务缺乏必要的渠道，政府与上网公民之间缺乏互动性、回应性。国家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各地每年通过财政投资和其他渠道对电子政务投入的资金在400亿元左右，这么庞大的开支，如果不对其“结果”——即电子政务的绩效进行有效管理的话，不但严重影响电子政务的实施效果，也会造成国家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产生其他不良社会影响。

第三，电子政务建设与政府管理中条块分割不适应。目前我国许多政府部门的电子政务是按照两条路径开展的，一条是以各级政府为主的政府上网工程及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另外一条是以“金字”工程为主体的纵向业务应用系统建设。目前我国电子政务的主要问题在于，各级政府门户网站难以整合工商、国税、地税、海关等重要经济部门的电子政务，没能发挥其综合性政府网站所有的应用。

第四，标准建设弱化，难以发挥电子政务全国整体优势。

在电子政务标准化体系建设中，主要有技术标准和评价标准这两个标准化建设。目前，我国电子政务标准化建设比较落后，在技术标准和评价标准上都没有国家制定的一定时期的统一的规范。标准化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电子政府发展的巨大瓶颈，使部分构建电子政务系统的地区和单位，已经开始出现系统之间的不协调，甚至是冲突。

第五，信息安全成为政府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电子政务是一个庞大的管理信息系统，由于使用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安全意识千差万别，一定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网络安全隐患的根源在于互联网是一个以自律为主、管理为辅的领域，用户的行为自律是关键。政府的管理要创新，采取的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政府上网，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电脑罪犯就可能在网上窃取到政府的部分权力，进行犯罪活动，这些都将影响到政府工作目标的达成和形象、政府的管理效率和公众形象以及威信的塑造。

第六，数字鸿沟问题成为制约电子政务整体发展的瓶颈。“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在中国，数字鸿沟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信息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将对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日益成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难题。来自于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08》数据资料，2007年中国数字鸿沟总指数为0.46，中国城乡

数字鸿沟指数为0.64，表明目前我国仍然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特别是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在2008年《信息化建设》杂志提供的《2008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分析报告》中，通过对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大型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在开展电子政务的时间上，在五年以上的，东部占63.08%，西部占37.50%。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信息化建设日趋成熟的今天，农村和西部地区对信息化还有很强的需求，应该说农村和西部地区是未来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在进步，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电子政务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关键是要找准问题并去解决问题，电子政务的建设和发展，是依赖于社会和广大群众的实际需求而生存的，这样一些问题不解决，政府管理的创新就将会成为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