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受中西方文学叙事传统的影响之分析

第一篇：《子夜》受中西方文学叙事传统的影响之分析

茅盾《子夜》中西方文学叙事传统的影响

文/颦颦小字

2016.8.8 《子夜》受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影响

茅盾曾说：“我开始写小说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茅盾的创作伊始“依仗”和“凭借”他们所读过的“外国作品”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诱发的因素，而不能概括他们创作的全过程。

所有评论者都习惯把“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来概括茅盾的文化积累，也以大量的传记材料来说明他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过，在论证过程中又常常不能具体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他的创作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有的评论者则往往过分强调外国文学的直接借鉴组偶欧诺个，而忽视中国传统文学的参透作用。比如，王富仁就提出这样的观点：“要具体反映吴荪甫，赵伯韬诸如此类的资本家的生活，不仅中国古代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没有更直接的借鉴的意义，而且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也还不足以为之提供更多、更直接的具体经验。”

仅仅从题材的角度去探讨借鉴的作用，是难以说明茅盾和中国传统文学的渊源关系的。不少评论者，包括外国的评论者，已经发表了若干精辟的见解。比如美国学者白之就说过：“五四作家有意识地抛弃固有形式而大量借用西方技巧，他们的语言、典故、方言运用、性格刻画、叙述方式与对抒情的嗜好，都可以看出他们依然不断回顾中国文学传统。”但似乎还没有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

作家在构思作品时，不能不受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积淀中某而写思维方式的制约。这种制约，有时候，作家是有意为之的，以传统的心里来解释某些任务的精神特征，表达自己的爱憎，但更多时候，这种制约却常常是在作家处于不自觉的窗台所产生的，因而作家不易察觉，读者也难以发现。这种状况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茅盾也不例外。

茅盾在构思《子夜》时设置了吴荪甫这个人物，显然是有意为之的。这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金钱统治一切的心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茅盾意义赞赏，显然基于中国的思维方式。很多作家常常在无意识的状态中运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正如“五四”时期的一些反封建命题的文学作品中，却反映了比较浓厚的封建意识一样，是不自觉地。茅盾在《子夜》里设置的部分情节就带有这样的特征。

比如：茅盾原在《子夜》里设置的结尾是，吴荪甫与赵伯韬在庐山相会，“握手言和后”“乃互交易其情人而纵淫。”他固然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情节的安排，不过茅盾设计的情节明显带有西方小说的特征。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作为附着传统文化基因，从政治立场上否定了“握手言和”，也就否定了“纵淫”这个情节。这就是茅盾设计吴荪甫强奸王妈这个情节的理论根据。且不说这个情节的设置和吴荪甫性格的整体性是否协调，值得研究的是，茅盾在写《子夜》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要表现一个剥削阶级人物的“兽性大发”，强奸妇女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便是“万恶淫为首”的封建阶道德观念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所限制的。尽管茅盾在《子夜》中通过围绕《太上感应篇》设计的情节否定了哪些封建的信条，但却不自觉地仍然受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制约。

我们即使承认茅盾的《子夜》直接借鉴左拉的作品，茅盾也不会如此安排情节。《子夜》里的曾沧海发现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妾”乱伦时，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如果不是农民暴动的队伍已经袭击到他的家门口，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茅盾即使安排冯云卿以自己女儿的美貌与肉体去换取赵伯韬的秘密这样的情节，但也绝无浓化的西方色彩，仍然带有中国传统小说所惯用的“美人计”的痕迹。

（一）谋篇布局

关于《子夜》布局谋篇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关系，庆钟庆曾以茅盾的“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践”的概括来说明《子夜》的结构特色。丁尔刚则提出：《子夜》“结构艺术的大众化倾向”在于实践了“古典小说美学中一条重要的结果原则”，“就是情节的丰富性和任务性格发展的行动性”。他曾把茅盾的《子夜》作如下评述：盘根错节的网式结构、交错发展的多线结构以及人物型和心理型水乳交融的复合结构。

若是把《子夜》与《三国演义》相比较，更会发现其中叙事方法和结构形态有不少共同之处。在《子夜》中写了吴荪甫的两次“交易所之战”、徐曼丽的两次跳舞。在《三国演义》中写了曹操两次决水，也写两次诈降。对比来看，情节相似却不雷同。

《三国演义》十分重视伏笔，曹操梦马之兆正是后来司马篡魏之伏笔，深得“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子夜》中的伏笔设置也是妙！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正是曾沧海暴尸街头的伏笔，而曾沧海的侥幸出逃，而吴老太爷从不离身的《太上感应篇》又为四小姐出现在丽娃丽妲埋下伏笔。

《三国演义》的行文结构注重热冷相济。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忽有镇国寺巧遇普净长老，刘备巧遇司马先生，紧张和舒缓的笔调相穿插。而在《子夜》中的前五章情节设置都很紧张，到第六章的时候转写林佩瑶、范博文以及四小姐的感情纠葛，紧张和舒缓设置张弛有度。

《三国演义》的谋篇艺术要求前后对称，一面是刘备痛哭死关羽，一面是曹丕对曹植苦苦相逼；一面是火熄上方谷，司马懿获救，一面是灯灭五丈原，诸葛亮丧命。而《子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吴老太爷仓皇逃入上海开始，以吴荪甫狼狈离开上海结束。冯云卿谋划“美人计”倾家荡产，吴荪甫利用“美人计”也以失败告终。

（二）人物情节设置

《三国演义》很注重情节的走向变化，在东吴招亲这段情节中，洞房花烛与倒戈相向互相转化，可谓是吉伏于凶。在《子夜》里也有波橘云诡，吴荪甫的胜败一直是怒涛一起一落。

《三国演义》采用“似断实联”的结构方式，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都是同样的结构。《子夜》以吴荪甫为中心的三线交织也是“似断实联”的结构。

茅盾在写《子夜》时，“先把任务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和连带关系等重要信息均罗列出来，然后再梳理出故事的大纲，最后分好章节，使其联接呼应。”在《子夜》中人物众多，小说结构宏伟而形成的任务比对、衬托也就更加错综复杂，围绕主人公吴荪甫形成的对比、衬托，吴荪甫与赵伯韬、杜竹斋、周仲伟、孙吉人、王和甫、屠维岳、吴老太爷等都呈现出对比衬托的关系。这种人物设置的特征，在中国传统小说里的《西游记》、《金瓶梅》、《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也有，比如孙悟空和沙僧、猪八戒；潘金莲和李瓶儿；刘备和曹操；黛玉和宝钗等等。

（三）描写手法

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茅盾的创作无疑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熏陶。在心里描写手法上，茅盾秉承了中国传统小说中心理描写动作性之长处，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而在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描写上，茅盾笔法则表现为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情景交融、一石多鸟，比如《红楼梦》里的“宝玉挨打”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篇章。

综上所述，茅盾的《子夜》在人物设置、谋篇布局上无疑受着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

《子夜》受俄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影响

茅盾曾坦言《子夜》的创作受到《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和启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史诗体巨著。茅盾的《子夜》同样也是一部史诗体小说。两部作品在结构、写作技巧和艺术手法等方面有许多共性。当然，茅盾并不是简单地在模仿托尔斯泰，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

翟秋白曾评价《子夜》，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曾指出这是一部可以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媲美的杰作。《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有史诗般宏伟，不过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对于人物心理的剖析极为微妙。吴宓先生曾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委婉多姿，殊为难能可贵。”其故事情节是被镶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比如：公债交易、蒋冯阎大战等，均是真实的史实。《子夜》把这类非虚构性的话题引入小说，与虚构性话题融合入，可谓是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创作体验。

（一）艺术倾向相似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史诗体著作。众多的任务，广阔的场面，磅礴的气势，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时代。将艺术和历史融合，以豪放的笔法与细腻的人物环境描写构筑了这一部作品。托尔斯泰不仅善于人物心理嬗变的描写，而且还工于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变化。茅盾的《子夜》也是一部史诗体作品，小说人物众多、情节设置复杂、内容结构宏大、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能将复杂的社会内容展现给读者。整部小说呈现纵横交错的结构，即主线副线同时进行且繁而不乱，在小说情节发展的不同冲突阶段，茅盾运用了伏笔、比对、首尾勾连以及呼应等一系列艺术手法，行文节奏急缓有序。

（二）史诗风格创作

茅盾创作具有史诗的特征，行文脉络清晰、视野开阔，小说的构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间跨度为15年，自1805年7月至1820年12月。小说内容从沙皇到贵族带士兵再到农民，期间有对战争场面的描绘，也有对和平生活的描写。可以这么说，《战争与和平》是对俄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茅盾的《子夜》与之有着相似之处。它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帝国主义经济入侵，军阀割据、民族工业奋力挣扎直至破产以及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等等。茅盾以两个月的时间就将当时竞争激烈的投机市场、资本家骄奢淫逸的生活、农村的革命斗争、前途渺茫的民族工业、工人阶级的罢工反抗以及都市女性情感纠葛等社会国情反映出来。《子夜》与《战争与和平》这两部小说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均采用史诗性的艺术创作手法。

（三）结构复杂宏大

一百万字的《战争与和平》在开始写的是彼得堡位居上流社会的安娜的社交家庭聚会，到场的人谈笑风生，聚会气氛自然惬意，然而从出场的人物瓦西里公爵、安德烈公爵、皮埃尔等人来看，紧张的气氛暗藏其间，参会人员相谈战争，这便为后文讲述战争埋下了伏笔，而通过畅聊说笑、攀亲、跳舞便将小说人物关系厘清。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运用了多条线索互相交织的方法共同描写了战争的激烈与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

《子夜》的开头正是效仿托尔斯泰的写法，茅盾巧妙地借助吴老太爷的丧事让小说里的重要人物出场，通过人物之间的交流，让读者理清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比如吴氏亲眷地位、气质、教养、性格不一少爷、小姐、太太；上流社会的总经理、老板、理事；投机资本家；商界政界大亨以及军人、教授、医生、大学生、交际花等等，可谓是完美展现了丰富的宏伟之美。当然，《子夜》采用的也是一种复式结构的写法，既写金融战争又写军事战争，既写尔虞我诈又写安闲悠然。

（四）都市全景透视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并非在孤立地写某一历史事件或是某一社会关系，而是以全方位且立体的方式将十九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生活、民间现象以及军事战争全面地展现出来。战争与和平按编年史的顺序交替出现，其中包含了该时期的社会生活事件和历史事件，比如：民族存亡、制度变革、乡村习俗以及个人悲欢等等。

《子夜》的创作背景是在上世纪30年代都市文化浓厚的上海，以宏大的画面描绘了当时处于动荡之下的中国社会都市景象。其创作视角并非局限于某条小巷或是街角，而是以居高俯视进行场景设置，以宏伟的视角整体展示了现代都市的全貌，即：夜总会的光怪陆离、证券市场上的明争暗斗、资本家的豪宅、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文人们的高谈阔论、都市女性的情感纠葛等等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在《子夜》里，茅盾一方面赞扬现代都市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在质疑着都市文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致命冲击。茅盾对于都市的定位是具有超越性的，《子夜》这部小说里所表现的人性在金钱面前，其欲望空前膨胀并被大胆释放出来。

（五）心理描写生动细腻

在《战争与和平》和《子夜》这两部作品中心理描写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托尔斯泰和茅盾均善于表现客观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情节的曲折源自于对人物复杂情感的探索和描叙。他们均善于深刻细致地描写人物的茅盾心理，使其富有真实感。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评价托尔斯泰：“善于抓住一种情感向另一种情感，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的戏剧性变化。”茅盾正是学习了托尔斯泰的这一创作写法，经过实践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中国传统心理描写的写作风格。除此之外，托尔斯泰和茅盾均运用夹叙夹议的心理描写手法，通过细腻的笔触将主观评价和人物心理有机巧妙结合起来，一边真实刻画，一边简括评述。比如：在《战争与和平》中对娜塔莎与安德烈订了婚又经不住阿纳托尔引诱的苦恼的描写，将娜塔莎内心危机而引起的一系列反省、辩白展现给读者；而在《子夜》中也有类似的写法，茅盾将经济学教授李玉亭自从遭遇“冷遇”的前后的心理变化通过夹叙夹议的手法将愤世嫉俗的灰色教授展现给了读者。

（六）人物形象个性鲜明

《战争与和平》小说人物众多，总共五百余人，内容着重描写的是老鲍尔康斯基公爵、老罗斯托伯爵、库拉金以及安德烈博四大家族的悲欢离合，四位人物个性特征迥异。另外小说还描写了诸多女性形象，比如：可怜的小公爵夫人、善良内向的玛利亚公、天真烂漫的娜塔莎、放荡不羁的爱伦等等。其中玛利亚和娜塔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性格内向、含蓄内敛，不易让人亲近，而娜塔莎情感外露、自然率真，容易冲动。

茅盾的《子夜》同样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面容沧桑身材魁梧有抱负的吴荪甫、阴险狡诈的赵伯韬、疑心病重的杜竹斋、古板封建的吴老太爷、双桥镇土皇帝曾沧海、为资本家效力的经济学教授李玉婷、土财主冯云卿、醉生梦死的范博文、时代新女性张素素、缺乏精神支撑内心空虚的林佩瑶、爱情至上的林佩珊以及失去自我任人玩弄的冯眉清、徐曼丽和刘玉英。

（七）主角心灵塑造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安德烈和皮埃尔这两位心灵美的男主角，两人均对现存制度抱有批判的态度，并不以贵族身份为荣，而是希望为祖国的前途而努力探索。安德烈果断机智，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且幻想着为国立功。然而投身战争后，力求道德与精神的完善，比起战争和荣誉，他觉得大自然和人的生命力更重要。皮埃尔则是坦率善良而易感情用事，他强烈希望改变人类的劣根性，所以进入了共济会，然而里边的伪善功利令他感到失望，直至投身卫国战争才令自己心灵得到真正的复活。

《子夜》的主角吴荪甫所代表的是现代中华民族资本家一类人，其性格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希望他代表着当时中国的先进力量，为人有魄力，精明能干，希望能够振兴民族工业。另一方面却又在残忍压榨农民和工人。当时的社会国情制约着他不能轻松如愿地发展民族资本企业。当然，吴荪甫的悲剧并非是社会个别案例，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1]罗宗义.茅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9(4):66-73.[2]王中忱.重读茅盾的《子夜》[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2):36-40.[3]王港.浅谈《子夜》的浪漫气质[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9):89-90.[4]李玉方.论《子夜》的艺术特色[J].甘肃高师学报.2011(4):24-26.[5]翟耀.茅盾前期的文学思想与列夫·托尔斯泰[J].山西大学学报.1984(1):64-76.[6]刘伟.超越的悲剧与悲剧的超越——论《子夜》的现代性[J].2002(2):84-86.[7]翟耀.茅盾的文学思想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J].文史哲.1992(1):62-67.[8]王芬芬.论茅盾《子夜》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创造性接受[J].中国学位论文.2013(5)

第二篇：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的分析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的分析

摘要：翻译与文化有着密可不分的联系。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 ,但其语言文化的个性又给翻译活动设置了障碍。由于民族历史、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别 ,我国汉族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造成思维方式不同 ,具体体现在汉、英两种语言上的表现包括词语理解与运用、词义内涵、联想意义及句式结构的不同等方面。为此 ,分析其理论原理 ,通过引用例句做进一步的探讨 ,并就某些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当今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如何把中英文翻译地更准确更贴近两种语言文化氛围，这是值得广大英语学习人士共同讨论一番的。关键词：文化 差异 全球化 翻译

正文：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信息和风格忠实、流畅、艺术地再现出来的实践活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特指出 :“所谓翻译 ,就是指从语言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翻译作为语际交际, 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 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在很大程度, 它与文化因素、背景知识有很大的关系。王佐良曾说:“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吕淑湘也说, 翻译家必须是一个杂家。“杂”就是指知识要广博。可见,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了解背景知识是保证译作成功的关键。文化在人类社会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甚至是文化的一部分,特定的文化背景产生特定的语言。换句话说语言的学习过程也就是了解一种文化的过程。翻译作为语际交际, 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 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1 ]。在很大程度, 它与文化因素、背景知识有很大的关系。王佐良曾说:“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吕淑湘也说, 翻译家必须是一个杂家。“杂”就是指知识要广博。可见,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了解背景知识是保证译作成功的关键。英语翻译不能脱离文化的教学。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跨文化合作)”、“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77)。因此,怎 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语词的翻译要求译者在广泛地、准确地了解他国文化中的观念、信仰、习俗、价 值标准等方面的同时，忠实传达本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才能真正做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从事英语翻译要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信息有时很难 传递到译入语中，结果对等的标准就不能完全做到。一般来说，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传 统文化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列如一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由于饮食和天气等缘故，导致身体不适，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由于吃多了辣制食物，出现上火。这时问题就出现了，到底怎样把“上火”这个词翻译成外国游人容易理解且易于接受的词语呢？一般如果对于中国人来说“上火”一词，是在熟悉不过 了，然而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你仅仅说一个“hot”，他们该怎样去理解呢？所以当然在英文当中也有不少的此类的与文化有很大关联的词语，譬如，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对于学习英语的我们来说，如果你不懂语言出处的相关历史，我们很难翻译出它的真正意思，其实这句话

正是源于英国的著名历史事件—1815 年滑铁卢之战。所以，如果翻译工作者能多了解彼此语言的传统文化及某些著名历史，这无疑对翻译有很大的帮助。

二.宗教信仰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欧美人信基督教的居多, 认为上帝(god)可创造一切，因而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的说法。而中国人则信仰佛教,相信“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词语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再如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要神形并茂地译成英语并不容易。主要问题在于信仰基督教的英语国家对“和尚”这个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因此,译成英语时形意很难兼顾。所以只能传意或重形取其中一种，传意可用英语中现成的成语:One boy’ s boy;two boys are halfa boy;threeboys are no boy.再看下面实例: Being a teacher isbeing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when the clay begins to breathe.如果直译为“老师一直在创造中,犹如泥土开始呼吸”是错误的,因为信基督教的人认为,上帝创造了人,而人是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因此,英语中的creation 往往与“上帝”有关,而dust 或clay 则常指“上帝创造的人”。由此可见中西文化中不同的宗教信仰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中。如果译者缺乏对这种文化个性的深刻了解, 就难以鉴别句子的文化内涵,对译文的准确性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时间观念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 两个民族在时间观念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英语中的“the latest news”译成中文就不能译为“最后消息”,而只宜译为“最新消息”。类似的例子如the latest discovery of sth(最新发现),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sth(最新发展)等。再看下面的例句“可是我们已说到故事的后面去了”。“故事的后面”不能译成“behindthe story”, 英文不这么说, 英语里表达相同意思的地道说法是视角相反的“aheadof the story”(把后面的故事提前说了)。因此, 这个句子可以译成“But we are getting ahead ofthe story.”译者如果缺乏对英汉民族在时间观念上的差异作深入的了解,就会导致错误或误译。

四.日常谈话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1.称谓的翻译。称谓是民族文化的体现,它们反映了习俗风尚和表达习惯。英文里的称谓比较笼统, 比较模糊, 在使用上表现出相对的随便, 它不象中文里的称谓，非得把身份分得一清二楚, 这与西方社会的“人为本, 名为用”的价值观及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名分”有关。如父辈的男性亲属, 英语中概以“uncle”称之, 而汉语则有“叔、伯、姑父、舅舅和姨父”等称谓;“cousin”一词也可对应于中文里的“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姐、表妹”等称谓,因此英译汉时,就必须视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

此外, 我们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尊称, 谦称词或词语，如“××君、××先生、×公、×老”以及“小人、寡人、鄙人”等等。要把这些词语翻译好,恐怕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英语里几乎没有与此相对等的尊称、谦称词语。因此, 在翻译时,只好将就按英语习惯表达,译成Mr.××,而不能把“某某君”译成gentleman ××, 把“某老”译成senior ××,or old ××等等。

五.各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 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来感受和体验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形成一种独特的观点和认识。而词汇的象征意义是最富有文化气息的联想意义的。譬如,英语有man’s best friend(人 之良友)的说法。谁能想到这是指什么动物呢?说“人之良友”是狗,许多人会觉得奇怪,在中国,狗往往使人联想到令人厌恶的东西,汉语中以“狗”为喻体的习语几乎都是贬义的: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狗尾续貂,狗血喷人,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但在英国,人们对狗的看法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喜欢狗忠 实、可靠、聪明、可爱的品质,把它视为忠诚的伙伴,dog在英语(特别是谚语)中往往含有褒情善意。A luck dog 幸运儿Love me,love my dog 把我的朋友看作是你的朋友Every dog has his day 人人皆有得意时Hot dog 热狗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 助人过难关；又如“龙”这个词在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外国人却“谈龙色变”，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由于各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存在很大差异的，翻译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和习俗，从表面意义和形象构词到深层内涵和文化特征全都一一对应。这样就要求在进行翻译或是跨文化交际中,深刻把握其文化内涵,从而适应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交际的需要。六.饮食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有着源远历史的烹饪大国，其复杂的菜系更是举不胜数，当然对于国人来说，一说菜名就知道是什么菜，主料、烹饪方法、形状及口感都了解一清二楚，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如果直译的话，就有可能让他们产生误解。譬如，夫妻肺片，民间翻译：Husband and Wife’s Lungslice(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麻婆豆腐，民间翻译：Beancurd Made by a Pock-marked Woman（长满雀斑的女人制做的豆腐）；如果是这样翻译给外国游客的客的话，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的表情，这顿大餐还进行的下去么? 所以为了避免笑话百出，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夫妻肺片—Beef and Ox Tripe in Chili Sauce（泡在辣椒酱里的牛肉和黄牛肚）；麻婆豆腐—Mapo Tofu（麻婆豆腐的汉语拼音。有些菜名翻译为避免直译产生误解，我们可以从主料、烹饪方法、形状或口感、人名或地名等方面来着手进行翻译。其中，具有中国餐饮特色的传统食品，使用汉语拼音命名，如饺子：jiaozi;具有中国特色且被外

国人接受的菜名，使用方言来拼写，如：豆腐：Tofu;中文菜肴名称难以体现其做法及主配料的，使用汉语拼音，并在其标注英文注释。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说过“文化之间的差异比语言结构之间的差异给译者带来更多和更严重的复杂情况”。王佐良先生也曾经说过“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可见,要想译作传意, 甚至传神。首先心须克服两种语言所负载的不同的文化差异

综上所述，文化语境的诸多因素影响着语词的翻译。因此，在语词的翻译中，译者必须了解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体现在语篇中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语词所包含的文化语义，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如原译文语言与文化因素与译文基本一致时，可采用对等直译法、形象套用法、借用类似法等；如果原文语言的文化因素与译文不对等时，可采取求同存异法、意义 对等法、添加注释法等，当然将一种语言译为不同文化的另一种语言并非容易的事，而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语词翻译成同样体现文化特色的语词就更是难上加难，有 时难免出现引起读者误解和曲解的翻译。这就要在异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中找一个正确的切合点。

参考文献：1.胡文仲1 文化与交际[M]1北京:外语与教学研究出版社,1994.2.邓炎昌,刘润清1语言与 文化[M]1北京:外语与教学研究出版社,1994 3.彭保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英汉翻译中词义的确立[J ].中国翻译，1998

4.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第三篇：教育学原理专题一学习活动之分析理解中西方教育的不同传统

专题一学习活动：分析理解中西方教育的不同传统

1、分别在中文和西文背景下尝试对教育进行词源分析。

（一）、中文词源分析

在中文背景下对教育进行词源考察，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主要使用“教”和“学”这两个词述说教育。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教”，左下方表示作为教育对象的孩子，左上方表示作为教的内容的占卜活动，右下方表示手，右上方表示鞭子或棍子，是教的过程和手段，整个字就像有人在旁执鞭督促小孩学习；“学”，左上方和右上方表示两只手，上方中间表示占卜的活动，中间表示学习地方的房间，下方表示孩子，整个字就是孩子在房子里学习有关知识。“教”和“学”是从不同角度对教育进行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一词在中文中取代了“教”和“学”。

（二）、西文词源分析

在西文背景下对教育进行词源考察，可以看到，在西文中，英文、法文、德文中的教育一词均由拉丁文“educare”演化而来，而拉丁文“educare”表示“引出”的意思。可见，西文中“教育”一词表示，把受教育者内在的东西引导出来。具体说，教育是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途径、媒介，把受教育者内在的天资、禀赋、能力、知识、智慧、美德等引导出来的一种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从文字学和词源学的角度可以看出中西方教育的差别：教育是为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教育内容的选择必定受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所制约。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选儒家经典著作作为教育的主体内容，是因为儒家经典是统治阶级的理论基础，统治阶级要求人们忠于君王，拼命鼓吹孝道，提出“以孝治天下”，反映在教育的内容上就是崇尚书本，崇尚儒家经典。西方教育在内容上要宽泛得多，古希腊社会和古罗马社会崇尚自然，自然科学技术很早就成了教育的重要内容。西方教育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启发学生心智。学生接受教育并从学习中获得乐趣，所以创造力得到极大发展。东西方社会对世界文明，特别是三大科学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贡献因此而有巨大的不同。

2、通过教育的中西文词源对比分析理解中西方教育的不同传统。

对上述考察进行对比可见，西方对教育的理解围绕儿童的内在潜能和需要，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主张儿童身心自由与和谐发展，提倡在教育者的积极引导下，将其内在的东西展现出来，然后逐渐加强和丰富。而中国对教育的理解主张按照成人既定的计划，在成人的严厉监督、鞭笞与惩罚下，强制要求儿童被动学习外在于自己的知识、智慧、美德等，表现出事先所希望表现出来的素养。教育意识影响教育行为，中西方对教育理解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相应的教育观念以及行为上的巨大分野。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孔子等教育家的思想中有启发性的教育教学，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整个中国教育传统中强制和灌输的特点。西方教育中尽管强调启发、引导和激发，但也有强制和灌输的一面。只不过，西方更注重从儿童本身引发出他们的内在潜质，而中国更注重强制和灌输。

第四篇：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 散文创作的楷模 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

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第五篇：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影响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影响

关键字：史传文学，今文文学，叙事文学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

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修改便加以利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时间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诡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后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散文中已经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的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唱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春秋聘问考》（徐杰令）、《“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王长顺）

《唐代传记文学研究》（史素昭）、《唐传奇“文备众体”论》（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