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角的多元化电影叙事结构——《霸王别姬》《英雄》叙事结构之分析

第一篇：多重视角的多元化电影叙事结构——《霸王别姬》《英雄》叙事结构之分析

多重视角的多元化电影叙事结构——《霸王别姬》《英雄》叙事结构之分析

[摘要] 电影通过造型手段进行叙事，在如何结构故事和使用怎样的视听手段来实施导演设想上，电影叙事结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内电影艺术工作者在世界电影艺术不断变化的潮流冲击下，积极寻找能表现生活和自已电影观念的多种叙事结构。文章以两部具代表性的影片《霸王别姬》、《英雄》为例来具体分析电影叙事结构，两部影片均采用了多重视角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叙事模式，从而构成更为完整、客观的真实，多角度、多层次的展现出人物复杂而丰富的性格，从而实现了电影叙事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关键词] 电影 叙事结构 多重视角 多元化

一、引言

电影是叙事艺术，是通过造型手段来进行叙事，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影片的叙事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在叙事上也就有了浩繁的、很难确定归纳的模式。依据电影叙事学的理论，叙事一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讲故事，这偏重于故事的种类；二是如何讲故事，这涉及到一个导演的风格问题，即如何结构故事和使用怎样的视听手段来实施设想。如果要对一个导演的艺术水准及其风格进行分析研究，并对其在系列作品中体现出的一个比较固定的手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首先应注意影片所采用的“叙事结构”，以对故事的构成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从而才能基本把握一部影片可能的主题追求。传统电影的叙事结构多是与顺序性叙事时间相对应的戏剧式结构，这种结构主要表现为：把戏剧冲突作为电影结构的基础，按照戏剧冲突展开的规律，遵循从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布局方式，依次展开冲突的动作历程。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法国新浪潮为开端的现代电影推翻了这种戏剧式叙事时空，使现代电影冲破了戏剧式结构的单一模式，实现了叙事结构的多视角多元化。国内电影艺术工作者在世界电影艺术不断变化的潮流冲击下，开始把戏剧式电影作为艺术革新的对象，冲破戏剧式电影结构的束缚，抛弃戏剧冲突的核心，积极寻找能够表现生活和表达自已电影观念的多种叙事结构，从叙事结构上实现了我国电影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这里，以两部具代表性的影片《霸王别姬》、《英雄》来具体分析电影叙事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二

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在香港被评为港人百年电影的最爱，这部影片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的叙事结构的复杂性，我们通过《霸王别姬》的宏大寓言式结构对历史和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又可以讨论它所涉及到的目前为人所关注的“第六代”主题，即与宏大叙事所表达的主题相对立的“后现代性”问题。

《霸王别姬》在影片叙事结构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所采用的四种叙事结构：挪用宏大叙事、舞台叙事、台下叙事和影戏结合，从而形成了片中有戏、戏中有观众的复杂叙事结构，展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电影作为第七艺术被引进之前，我国的戏曲是最为贴近老百姓的艺术了，但是，流于形式的伦理说教又使它们变得极为简单。戏曲《霸》实质上只不过通过一个历史事件来演绎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及人生观罢了，即做男人就要像霸王，男人的一生就是要追求境界，轰轰烈烈；做女人就要像虞姬，温柔美丽夫唱妇随。电影《霸》没有重复同样的主题，戏剧《霸》的英雄主义只不过是电影《霸》叙事的切入点而已，两种叙事表现的根本不是同一主题。电影《霸》叙事结构可谓匠心独运，陈凯歌借用京戏《霸》的原名，不用一个镜头就给观众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在心理上拉近了观众与影片的距离，可以说影片的第一层叙事始于中国戏曲。幕内幕外叙事彼此映衬、相互依托，在观众的对比联想中产生新的意义。舞台上的《霸》突出的是“英雄”，银幕上的《霸》似乎在竭力消解这个概念，电影《霸》之所以把镜头对准黎民百姓而不是社会的精英，是因为导演等反对宏大叙事、反对英雄主义。宏大叙事既是时代的产物，又为时代所否定。这部电影通过解构宏大叙事构建了两条反英雄主义的线索，一条是“造就英雄”（戏剧名角）的过程；另一条是贯穿始终的动荡历史。

陈凯歌借用宏大叙事的目的是为了解构它，概括地说，宏大叙事是以一个固定的主流叙事模式/方式，表达一个永恒的主题思想。解构宏大叙事结构就意味着构建了另外一种叙事方式，即从不同的角度并同时关注多个主题。陈凯歌的叙事方式是“戏中有戏”。一方面，他的电影中一直有一个“舞台”叙事（舞台和戏剧观众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舞台（戏剧演员）和银幕内其他人物之间又形成了一个叙事层面。最后，舞台和银幕的有机结合又提供了第三个叙事视角。三条叙事线索已明显构建了复杂的后现代主题思想。

舞台叙事是指《霸》以戏曲的形式在银幕中出现，尽管《霸》从未以完整的情节展现在银幕中的舞台上，但导演的用意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向人们展示舞台观众和戏剧《霸》之间那种难以割舍的关系。在银幕中多次看到戏剧观众面对舞台和演员疯狂热烈的场面，除了京戏艺术的征服力之外，在宏大叙事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人，没有谁不想成为英雄。毫无疑问，观众首先认同的是《霸》的英雄主义，而英雄主义的基本含义是通过性别概念构建的，即英雄是男性。那么，台上台下性别模式的对应就使观众产生了共鸣，英雄主义的概念也因此确立。英雄主义不仅突出了诸如“勇敢、力量、正义”等宏大概念，而且也制造了性别歧视。在一个父权的社会中，虞姬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女人”的命运。从舞台前观众的“猫叫声”和幕后虞姬（“小豆子”）遭“王公公”“破身”，然后为袁四爷所“霸占”以及后来被国民党士兵在舞台上当众污辱的一幕，可以看出，虞姬——英雄的妻子，忠烈的楷模，遭到了几代“男人”的羞辱。所有发生在虞姬身上的事情决非是偶然的，而是父权社会中女性成为男性附属品、性工具的缩影。

电影《霸》中的舞台和银幕讲述的是两个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霸王”和“虞姬”的故事。如果把它们看成一个完整的连贯的叙事线索，而且涉及到了性别问题。程蝶衣的性别在台上台下一直困绕着他，让他始终难以走出性别模糊的怪圈，相比之下，段小楼则不然，他始终没有感到性别上的困惑。虽然父权社会一直把异性恋视为唯一合法、正常的模式，但正是这一模式本身又把它自已给否定了，程蝶衣的故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在故事开始时，小豆子（程蝶衣）尽管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男孩，他甚至不愿意在台词里说自已是女孩。此时没人会相信舞台的角色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性别在父权社会里就是一个游戏，规则起决定作用。自从小豆子自愿扮演虞姬的那一时刻起，他就真正成了“虞姬”。程蝶衣是性情中人，他不满足于舞台上“虞媚”那短暂的感觉，而是要求现实生活中和“霸王”（段小楼）“从一而终”。无论台上台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动荡，都不能改变他要与段小楼从一而终的决心。程蝶衣在精心模仿、刻苦训练之下就变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女人”。虽然程蝶衣在一般人看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甚至是真假不分，但观众会认同程蝶衣对段小楼的那种眷恋，这样一来，电影《霸》就把评判的权力留给了观众。从程蝶衣这个人物身上看到，性别既是一种信念，一种行为或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心理。一旦小豆子自已意识到自已与虞姬有不解之缘时，他一下子就确立了自已的性别身份。如果舞台上的虞姬因历史和舞台关系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的话，程蝶衣则用亲身经历给观众演绎了一场当今虞姬的故事。让人感叹的是，他为戏中的爱不能自拔，以至于最后以自已的生命为代价真实地重现了历史的一幕。在他看来，现实中不能真实，真实的时候不现实，他宁愿在那暂时美好中即刻离开，至此，舞台和银幕合二为一了。而“霸王”段小楼自始自终认为自已只是在“演戏”，对他来说，现实才是最重要的。

真正艺术作品的魅力在于它的复杂性。无论从形式、主题、结构上人们都无法对电影《霸》概而论之，如果简单地用定性思维和传统审美视角来判别其艺术价值的话，它便不可能在世界影坛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了。

三

多重式聚焦是情节重复表现的一种技巧，主要是让不同的人物从各自的角度讲述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倾向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或解释同样的事件上。从叙述功能上讲，多重叙述角度的设置无疑削弱了故事的必然逻辑，促使文本“讲述”脱离传统因果式叙述的线型链条，而朝着叙述的横断面上展开。因此，这种聚焦方式一方面能够产生一种立体观察的效果，完整的故事轮廓通常是由不同的眼光组合出来的，使读者从多方面去了解所发生的事件，从而能够对所发生的事件有更为完整地把握；另一方面，故事的动机和结局还可能产生种种相异的解释版本。这就要靠观众自已去比照、去思考，判断事实真相及多重声音背后的寓意。《英雄》的推出，激荡起种种喧嚣，而这部影片的叙事结构的独特性也引起了广泛的观注，可以说《英雄》的叙事结构差异既是并列的，又是前后勾连、螺旋上升的，在虚实相衬的迷宫讲述中，在不断的否定之中一步步接近故事的真相。

《英雄》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刺秦更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话题，按一般的叙事规律，影片只要将各路英雄沿着刺秦这一目标，顺着时间、事件、情节的次序一一往下展示，便可以万事大吉了，但这样就显然是平淡无味了。电影的独特性在于必须强调故事及讲故事的方法，张艺谋带给我们深刻而新鲜的印象是他在《英雄》中诠释的另一种“英雄”，以及形式上的“以虚衬实的螺旋递升”多重式聚焦。《英雄》和以往的侠客题材不同的是，影片要表达的是一个大的主题：天下。它是以天下为宗旨，由此来结构英雄、定义英雄的。在这个立意下，无论是刺客，还是被刺的秦王，他们以天下为先、以苍生为重、舍小义取大义，每个人都是影片要歌颂的英雄人物。

影片一开始便将刺客无名置于秦王面前，这样故事才开始，就已近结束。因为无论无名行刺成功与否，这幕戏也要拉上帷幕了。可是面对无名呈上的战利品，秦王和观众的心理一样，都想知道无名是如何连破长空、残剑、飞雪三大武林高手的。对此，无名必须做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样便有了无名与秦王的对话，便有了倒叙的故事。首先是无名陈述各大高手被他一一击破的过程，然后是秦王猜想无名的陈述是否合情合理从而作出自已的判定，最后是无名修正秦王的猜想，讲清了残剑对“天下”二字的领悟以及力阻无名刺秦的过程。影片随后的结尾，是从作者全知的角度去叙述，对影片主要人物结局的交代，对上述三个故事的补充。无名放过秦王，坦然赴死；残剑得不到飞雪的理解，以死明志；飞雪追悔莫及，以身殉情；长空为纪念三位好友，从此弃武；秦王彻悟，为天下而统一。

《英雄》采用了几个整齐叙述段落的模式，它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平面中摄取多个角度、多个视点，而是以“无名何以连破三大高手而近秦王”为核心事件，把三个段落分开叙述，各自独立，但三段之间实际并没有完全断开，而是相互勾连。后者既对前者分别予以否定，但又是前者表意上的延伸和继续，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形态，最后逼近事实真相的顶端。全剧的叙述形态是：“负、负、正”。第一个故事是无名对秦王讲述的一个假故事，从全片结构看，这是整个故事的基础，不仅交待了人物的出场，也说清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情节的展开理清了线索，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故事是秦王揭穿了无名的谎言，这既是第一个故事人物关系的发展与延伸，同时刺客们的思想性格也在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展示，为第三个故事中的人物举动做出了铺垫。第三个故事无名对秦王的猜测作了修正，对刺客们言行、思想性格做了最为真实地讲述，阐释了“天下”二字对刺客们的冲击，既是前两个故事表意上的递升，也是主题的升华。张艺谋之所以安排这样的叙事结构，是因为他要在影片中完成“英雄”的另类解释，这样，张艺谋在虚实结合、扑朔迷离的讲述中达到以虚衬实的目的，最后树立真正的英雄形象，归结出博爱“天下”苍生、念及天下和平统一者乃真英雄的主旨。为了配合影片叙事结构和创作意图，《英雄》充分调用了色彩的修辞功能呼应影片的多重叙事。第一个故事——红。刺客、赵人服饰均为红色，象征着鲜血、生命，宣示一种剑侠特有的矢志与抱负。而柔滑红绸下的肌肤之亲，决斗胡杨林的黄叶漫漫、红衣飞舞，却代表了爱欲的火、妒忌的火，表现出当事人热烈而几近偏执的狂躁内心。同一色调竟寓示出了主人公两种高下不一的精神境界,同时，这不是导演对英雄的定义。第二个故事——蓝。静谧的青山绿水，淡蓝衣的残剑、飞雪，隐喻二人是一对坚贞不淪的情侣。蓝色透露出一种平静、质朴或悲凉的韵味，在一片冷色调中呈现给观众一种向内收缩的壮美，传达出侠客所特有的沉静、内敛的气质，但这仍然不是导演的最终英雄定义。第三个故事——白。白色的藏书阁，白色的着装，这是一种最高境界，象征超凡、博大的爱，突出残剑与众不同的“悟”性，隐喻剑客的那种普通人无法达到的生存状态。白色段落中，无名转述了残剑绿色的故事，显示了残剑的冷静与克制，以天下为重的博大胸怀。白与绿，在色彩语言上呼应了“天下”、和平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导演对英雄的完美定义。

导演张艺谋以色彩在他的电影中描绘出一道独特的风景，最大限度地刺激了观众的视觉思维，从而引发想像、制造修辞幻象，发挥色彩的能指性和暗示性，在修辞的世界里视觉审美获得极大的满足从而达到对主题的理解。在影片中，色彩不仅具有视觉的承担和构成功能，同时也因为它直接参与故事的讲述，参与故事各部分结构的组织和安排而具有作为叙述者的叙述功能、组织功能。

从《英雄》人物各自的讲述中，我们认识到，同一个故事，当事人不断的否定往往把观众带进虚虚实实的迷宫讲述之中，而当最后逼近真相、达到以虚衬实时，创作者的意旨、故事内涵的丰富、叙述力度的深化往往令观者惊叹不已。

《英雄》和《霸王别姬》在艺术形式上，均采用了多重视角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叙事模式，从而构成更为完整、客观的真实，多角度、多层次的展现出人物复杂而丰富的性格，使人物成为多元化的立体形象，让观众在这多种视角的叙述中，获得一种独特的叙事感受，进而去思考、去体味。

第二篇：《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之比较

《活着》

————电影与小说比较

文学和影视之所以作为艺术形态而独立存在，就是根据其语言的特性和构成特点而决定的。文学和影视语言的不同特点，也就具有了自身的语言规律和表现手法，作家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大量修辞手法来提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而在影视语言中也能找到自身的修辞手法，通过影视语言的表现技巧来强化观众审美感受的影响。它们两者虽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同，但在观念形态和血脉上是一致的。

古华曾经说过：“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也的确是那样，我们知道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人物,情节，环境也即小说的叙事结构。作者将一个个故事情节以叙述的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不仅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让读者真切的感受到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读者读下去，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向观众展现其精彩之处。只不过电影时将人物搬上银幕，用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罢了，这样就将观众放置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之中，从而观众的想象空间就被挤压了。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他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的不同之处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阐明了这一点。

首先，从情节上来看，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一般来说，叙事性文学比较注重情节，而小说的情节更为完整和复杂，叙事诗和叙事散文的情节比较单纯，有的只摄取了一鳞半爪的生活片断，戏剧情节的完整性与小说的相似，但在复杂性，丰富性上则远不如小说，它受舞台时空的限制，不能容纳大量的详细情节而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小说则可以突破相对的时空限制，容纳更复杂，更丰富的情节，反应更广阔的生活内容。

电影《活着》在情节上不仅有增加和删减甚至还有较大的改动。一：情节的增加

首先，电影增加了皮影戏，并以皮影戏贯穿整个电影，并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展现给观众。我们可知影片中皮影有两个寓意：一，人是玩偶的操纵者。二人却如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操纵。在我看来，皮影是与影片情节相融合的，在不同的时代上演着不同的内容。这也向我们诠释着，人活着，特别是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人生就像是一场黑色幽默的皮影戏。

其次是凤霞被别人欺负，有庆为姐姐报仇在大食堂将加辣椒的面倒在那个欺负姐姐的孩子的头上，以及福贵兴致致的喝下酸辣茶后佯怒追着儿子打，引发大家会心的发笑，这些看似滑稽的场面实际上也暗含着难以名状的悲，凤霞因为不会说话再被别人欺负后也无法言其委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凉。因为，有庆姐姐报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影中这些引人发笑的场面，是电影的基调不至于那么悲伤，虽沉但不重，虽哀却不伤，大概这也就是张导为观众考虑后而有意为之吧！二：情节的删减

塞米利安阐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说：“小说”是建构在更为广阔的规模之上，它涉及的范围，要比戏剧宽广，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让几条行动线索同时 进展，很多事件，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发生的······因为，要充分叙述完整的情节，所以小说一般都要有一定的长度。电影由于受时间等条件限制因而偏重于简单明了的情节结构。《活着》电影与小说相比，小说中的许多情节都删除了。表现在：凡有“我”参与的一切场景在电影中都被删除了，小说是以“我”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来展开故事情节的，而电影中压根就没有出现过“我”。“我”这一角色的缺失造成了时空感的缺失，“我”这一角色增加了读者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想象。如果缺失后，观众就只能随“影”而动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了。还有小说中，福贵任意辱骂殴打家珍，电影中这些情节均为出现过，小说中福贵夫妇因家贫把女儿凤霞送人，在电影中也被删除了。这些情节的删除虽然有利于电影的再现与表现，但却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三：情节的改动

小说与电影有一定的互通性，可是任然有其区别存在。所以在发生“触电”现象，由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出于迎合观众的需要必定会对小说的部分情节做出改变。《活着》的电影对小说也做出了一定改编。

（一）死亡人数的减少，小说的结局是除福贵以外的其余的人都死了，而电影中除了福贵，还有家珍，馒头还活着，从观众方面来讲，死亡人数的减少更易于观众的接受与承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文关怀。

（二）电影中，万二喜与凤霞相亲时，所送的礼物是《毛泽东选集》，军装帽，像章，这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更是体现了当时的个人崇拜现象之严重，而小说中，写他们相亲时。万二喜给他家了一瓶酒和几尺花布，作者余华并未将小说打上政治的烙印，而只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三）电影中凤霞怀孕后，二喜和凤霞回家带的是一瓶酒和好几样好菜，但小说中他们带回去的是一瓶黄酒和一碟豆子，在当时那个艰苦的年代，小说中的情节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就是电影中春生被批斗后，半夜去找富贵，家珍在巷口朝春生喊得“你要好好活着，你记着，你还欠我们家一条人命呢”而小说中家珍是在家中说的这一番话，这样更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表现家珍对春生既痛恨又同情的心理。这一细节改动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电影通常被称作是一次的艺术，而电影偏重于简单明了的情节结构，不仅删除了情节，还删除了人物，如富贵的老丈人和有庆的体育老师等。

环境描写是衬托人物性格展现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生发展，都不能离开一定的时代，社会和自然地环境。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受特定环境制约的，只有充分地描绘环境，才可能具体真实的揭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

具体来说，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活着》是以时间为叙事线索描写一个小山村的生产生活环境，而这个小山村根据猜测大概可被认定是南方的，而电影中则叙述的自然环境可以肯定的说是发生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影片发生的社会环境则是通过张导在屏幕上打出“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等代表特殊时代的数字展现出来，更有大炮，大标语，大食堂，大炼钢，红卫兵等象征当时社会事务的出现，电影将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空间的冲击了更强。

叙事结构的不同，是由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决定的。小说需要真情实意的流露，这样才能吸引读者。而电影受时间的限制，因而不能无限制的发展。

小说叙述是冷静，朴素，有控制力的，但也有心境放松之后的余裕，来把握叙述上的节奏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察觉到那种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温情，透过 现实的混乱，险恶，丑陋，从卑微的普通人的类乎灾难的经历，和他们的内心中，发现那种值得继续生活的简单而完整的理由。而电影叙述则是生动，富有感染力的，它以影像为基本叙事单位，通过对声音和画面不同的组合来表达主题和阐述思想。强调的是诉诸观众的听觉和视觉的感官享受。它通过穿插一些喜剧性场景的描写，体现了沉重之后的一点放松与释然，哀痛过后的一点憧憬与希望。

《活着》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都它的可取与成功之处，我们可以言其不同也可赞其成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至于好与不好，我们需要留给观众自己去作出评价。

第三篇：电影《霸王别姬》程蝶衣叙事原型分析

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电影《霸王别姬》程蝶衣叙事原型分析

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以出色的演技把程蝶衣这个“不疯魔不成活”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宿舍里一个人看完这部电影，天黑黑的提别压抑，叹完一口气都觉得心里还是憋得慌。一个人，连追求目标的信念都失去了，死也许就是最好的解脱。

很明显，程蝶衣在从小受尽苦难之后终于成为了角儿，与他的师哥一起为自己的艺术梦想而活着，即使这个梦想是以牺牲他的本性为代价的。他活着，为了梦想，为了师哥。然而，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毫不留情地毁掉了他活下去的希望。他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奥菲斯，不甚了解这个神话的我这才知道 Orpheus，是太阳与音乐之神阿波罗(Apollo）和史诗女神卡莉欧碧(Calliope）的儿子，音乐天才，前往冥界寻求复活亡妻尤丽黛的方法，遭到失败。一直追逐尤丽黛幻影的他不近女色，最后死于色雷斯怨恨。奥菲斯失去了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和信念，终日沉浸在失去亡妻的痛苦和与亡妻在一起的幻象中，而程蝶衣则无时无刻不被他所钟爱的师哥和菊香纠缠在一起的事情苦恼着，同时也被自己的梦想欺骗着。

当历尽沧桑的程蝶衣和段小楼在十一年后再演（排练）《霸王别姬》，蝶衣情感依旧，却蓦地被段小楼提醒：自己原来终究是男儿。是的，自己是男儿，对段小楼的爱情都不过是一场美好而痛心的奢梦，终于梦醒，却将身心都已倾献。不愿梦醒的蝶衣宁愿像虞姬一样，永远倒在血染的爱情里——从一而终，他用自己送给段小楼的宝剑自刎了。蝶衣的幸福和希望被夺走了，他与奥菲斯一样，虽不死于他人的怨恨，却早已溺毙于“失去幸福”的这个水潭中。

第四篇：叙事结构与电影赏析《城南旧事》

《叙事结构与电影赏析<城南旧事>》教学设计

教学目的：

一、了解作品创作的特色——散文美：了解《城南旧事》里“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

二、理解作品的叙述视角与创作意图的关系。

三、理解电影通过视像——造型语言表现人物的特点。活动安排：

一、赏析影片《城南旧事》：

①英子的眼睛对于影片有什么重要作用？ 讨论问题：

电影中小英子在外形上有什么特点？（形式：学生交流。）明确：英子在外形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双大眼睛。导演曾经这样评价她的扮演者沈洁：“（她）有一双非常贴合那个时代孩童的、会说话的眼睛„„”。追问：英子的眼睛对于影片有什么重要作用？

影片就叙事视点来看，正是透过小女孩“英子”一对童稚的眼睛看世界，从头至尾，由英子的第一人称观点循序发展，她既是懵懂的孩子——一个好奇的旁观者，又是叙述主体，体验着复杂的成人世界，并随之逐步成长。从这个角度，它也可以是一部主角经历人生磨难成长的小说。

②叙述视角与创作意图的关系？ 讨论问题：

大家知道，电影是一门视觉艺术，它主要通过场景（人物变化或者地点转移）来展开故事。请大家回想电影，将电影划分为几个场景？（形式：学生交流）教师明确：

所有的场景都有英子参加，英子是故事的主人公。

部分之间好像不太连贯，是两条线索（妞儿与秀贞）的交错，至结尾才合而为一。同时，还有一些情节似乎与整体联系不多，比如看“出红差”和爸爸教英子写大字。③串珠式的结构方式的作用？ 讨论问题：

有人说《城南旧事》的结构是串珠式的，你觉得该如何理解？ 教师明确： 首先，“串糖葫芦”反映了电影结构上表层的分块特点，似乎各个部分连接不紧密，像糖葫芦上一个个的果子；然而，《城南旧事》又不完全是一个个散果，糖葫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有一根签子，把所有的散果连缀起来，对于《城南旧事》而言，这个“签子”就是叙述者，也就是英子。她使各个部分到结尾成为有机整体，读完之后回过头看，看似无联系的部分之间实际上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这正是作者设置悬念的技巧。同样，影片中的某些部分，如看“出红差”与“爸爸教英子写大字”看似闲笔，其实却有着深意，是为了说明英子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育与她自己亲眼见到的社会有很大不同，他们教英子的都是正面的东西，而英子亲眼见到的却大多是丑恶面。

第五篇：《孔乙己》的叙事人称及其叙事结构

《孔乙己》的叙事人称及其叙事结构

鲁迅精致的短篇小说及其杂感散文，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有语言特色和艺术力量的文学创作。严家炎在研究鲁迅小说的讨论中，提出“复调小说”的说法，认为作品有一种特别的不大容易把握好的滋味，不仅思想复杂，而且情感深切。那么从文本细读的研究来说，我们应该有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因为具体到一个文本，小说叙事的这种意义恰恰源自作品的叙事技巧和叙事结构。从根本上说，一个成熟的叙事文本，一定是一个蕴藉作者独特生命体验的、完整圆润的叙事结构在向读者开放。鲁迅的文字确实有一种语言独特的叙事力量，但这种力量除了语言的独特和简洁外，还有文本叙事的深层结构。这既是鲁迅在长期的杂学积累以及文艺实践的多种修养基础上，将小说的现代性技巧与传统叙事相结合而进行艺术创造的高超能力，也是具体文本叙事力量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本文就大家最熟悉的《孔乙己》进行文本细读，探讨其叙事的结构和意义。

要讨论文本的叙事和结构，就不能忽略叙事的人称和视角，这牵涉到“谁看”与“谁说”和“怎样说”的本质问题。

文本是作者的语言创造，是意义的可能表达，是作者对于自我思想情感的深层反省，也是对于世界存在的体验想象。《孔乙己》的表层叙事采用第一人称，且叙事简洁工美。但文本直接叙事的第一人称“我”，有点以边缘身份讲述故事的味道。这样的“第一人称”，一方面是为了形成文本叙述一种回忆的情调，另一方面却也是作者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少年伙计的第一人称首先形成比较温和客观的“我”和孔乙己之间的人物关系，其次造成“我”第一人称叙述的固定视角，回忆的直叙加上意叙（略睹其事，听闻一二，想其大概），以便形成文本“我”以“第一人称”回忆讲述孔乙己“故事”的表层叙事结构。但“孔乙己”和孔乙己的“故事”不是“我”一个人的叙述完成的。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

“故事”的叙述人称只是作者采取的一个视角，以有利于文本的叙事情感和整体结构。表层的叙述借助咸亨酒店里少年“伙计”的视角展开，与叙事的主体情感有了部分疏离，使文本直接（表层）的叙事态度显得冷静而平实，这样就造成了鲁迅自己所说的小说叙事的“从容”。这里所说的“从容”，是创作主体为了充分表现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生存体验而细心选择的叙述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内在的情感基调。因此，我们在仔细阅读这个作品时，还是能感受到在叙述的平静和从容背后，还有一种内在紧张的视角交错的叙述关系。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文贵曲而不宜直。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追究文本叙事的深层结构。整个“故事”好像是以“我”的所见所闻呈现的，但是“孔乙己”来到咸亨酒店的情景和听闻孔乙己的事，却有不同的隐含眼光在推动着叙述的进程。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文本的叙述除了第一人称“我”的人物视角外，文本的叙述时时转化为第三人称议论“孔乙己”如何怎样的叙事回归（或者说视角转移）。这样在“我”的第一人称的有限叙述视角的表层下面，出现了全知视角的多重眼光，也就是说孔乙己出现在咸亨酒店的时候，不论是描写情景的交代文字还是那些简洁有力的对话，其实都已经超越了少年伙计的视角限制和“回忆”可能。这使简单的第一人称叙事就变得丰富起来。如果说第一人称的“我”的少年视角，在呈现“故事”的过程中，只是一种单纯的故事叙述，是一种生活原态的回忆态度，也就是对孔乙己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难以忘怀的情景回忆，那么文本叙述内在的全知视角的存在，是内在的叙事者的视角，也是叙事学批评中所说的零视角的存在，使这个简单的“故事（人物）”叙述（回忆）背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感。追究起来，不能简单地说是作者安排的悄悄位移的叙事者所造成，其实“故事”的叙述345货源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背后，存在一个真正推动整个文本和叙事情感的叙述者。也就是说这个小说文本存在深层结构。作者是文本的创作主体，他直接制约着文本的深层情感和整个文本的叙述，而视角在表层的呈现，是叙事的基本策略和限制。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和叙事文本研究的重大发现。文本的视角在特定情况和表层叙述中，好像是单一的，但就整个文本来说，也许是一个复杂的叙述过程。

那么这又包含了文本或者说“故事”叙述者怎样的叙事态度呢?首先，真正推动《孔乙己》整个文本叙事的“叙述者”，也就是隐含的叙事视角打破了第一人称叙事和少年视角的单纯。因为在少年“我”的眼里，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不是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主顾。连起码的生计和自尊都没有保障的孔乙己，却仍然以“读书人”自重，而结果是遭到短衣帮和其他人的肆意嘲笑，这使“我”瞧不起这样一个落魄人物。虽然“我”在“咸亨酒店”几乎也是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面对满口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却也不屑一顾，当他要教“我”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时，“我”的态度明显是一种不情愿的回避，对孔乙己这个落魄人物的轻蔑不言而喻。但是“我”对孔乙己这个人物真正的态度是什么?其实，我们也不能排除，生活的无聊和落寞，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小伙计，更多的是冷眼看热闹的成分。“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在大家（包括掌柜的）取笑孔乙己的对话和热闹中，文本的叙述强调“引得众人都/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枯寂生活里善良而无多少同情心的人们的普遍态度。这样的态度从一个少年人的眼光来透视，是单纯而真实的。“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好像大家除了取笑逗乐，没有人真正关心孔乙己的穷困潦倒和真实存在。

但是，从创作主体的情感或者叙事态度来说，又不是这样简单的。人性的复杂使创作主体的情感和思想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青二白。所以叙事情感的多重追求必然导致叙事结构的复杂性。鲁迅有许多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介入叙事的意义和情感都有所不同，但第一人称的“我”明显不是一个完全的独立视角。《孔乙己》整个作品的背后，某种意义上是鲁迅对于历史转折和文化嬗变带给自己内心感伤的悲悯，也是对文化衰败和人性愚昧的双重压抑下中国人生存的深深同情。孔乙己这样一个被科举毒害的人物，他的迂腐来自放不下文人“学士”身份的某种虚荣和清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同时，好吃懒做又促成他偷窃的毛病，这让一个梦想通过科举追求人生显达却最终穷困潦倒的小人物，增加了更多令人诟病的行为把柄，变成社会各阶层人可怜可鄙的对象。科举考试对人性的残害以及文人士子诸般丑恶与扭曲的举止，在清朝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有丰富的描写，而科举时代最下层畸形文人的产生，现代作家周作人《知堂回忆录》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回忆和解释得非常简洁清楚。科举考试的进取，“这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①除了少数人侥幸得到功名而发达外，大多数的“这些被淘汰下来的人，那么哪里去了呢?他们如不是改变计画，别寻出路，便将„场楦‟进而为„街楦‟，──在街上游荡的人，落到孔乙己的地位里去了。”②体验过世态炎凉和遭受过生活打击的人们，对这样的人物会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叹，也不排除极端鄙视的同时也有着深切的人道同情。正是人性的幽微和复杂，在通常的同情背后，往往会油然而生人类自我悲悯的内在情感和生命体验。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写到自己不能读书考科举而别寻门路的心境时，如此悲愤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是怎样的悲愤、伤痛和内心悲凉。虽然这不能等同于作品的叙事情感和叙事态度，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这样的悲凉情感，最为深刻地蕴藉在鲁迅无法脱离故乡人物风情的小说叙事背后。为了表达创作主体这种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情绪，所以“故事”叙述在“我”的眼光之345货源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的文本叙述者。“我”只是文本叙述的表面的承担者，是真正的叙述者在文本叙事的过程中选取的一个有限视角，是文本叙事的一个策略设置。小说叙事完成孔乙己的“故事”，有三部分内容构成：“我”在咸亨酒店看到“孔乙己”的具体情景，短衣帮、掌柜的和孩子们与孔乙己之间构成的情景对话，“听说”和猜测的有关孔乙己的一些事情。这三者又是交织在一起，“我”的回忆作为叙述视角而贯穿了整个文本的叙事场景，但不能承担第二、第三部分内容的内在意义和叙事情感。“在文学中，我们从来不曾和原始的未经处理的事件或事实打交道，我们所接触的总是通过某种方式介绍的事件。对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便产生两个不同的事实。事物的各个方面都由使之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视角所决定。”③其实，孔乙己的“故事”除了“我”的固定视角外，同时是由叙述者统摄的多重眼光的补充叙述完成的。因为文学的意义在被发现和被表达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在所有人的眼光后面才是叙述者的眼光。这也说明文本《孔乙己》的创作主体对于叙述内容和叙事对象的艺术处理，心怀是深厚的。当然也需要提醒，我们在理解文本叙述者的叙述及其叙事情感的时候，不能把作品第一人称背后的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情感的直接流露，因为文学的创作与文本的呈现是一种意义存在和自我情感的可能性的反省与省察。这才是《孔乙己》简洁语言和看似简单的第一人称叙述背后更深沉的叙事追求，形成了文本隐含在第一人称背后的深层结构，造成整个“故事”叙述的内在紧张关系，从而使不同人物和创作主体的情感结合在一起，在轻喜剧式的文字背后让阅读者有一种切入心灵的沉重感受，同时文本的叙事却有了一种客观的外在从容又不失内在情感体验的紧张。这样，外在的固定的“小伙计”的人物视角与内在叙事者的零视角构成一个叙事结构或者说视角交错的叙述关系。也就是文本第一人称直接叙述的背后，出现了第三重声音和聚焦孔乙己的多重眼光。这也是为什么《孔乙己》这样一个简洁的文本能够充分地展现一个人物，并让每一个读者品味再三的原因之一。它的叙述抓住了人们内心的情感，体现的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人生以及人生背后历史文化造成的人的生存真实，并通过他者带给我们一种活着的真实和悲凉，叙事的深层蕴涵了创作主体自我悲悯的独特体验。“结构既内在地统摄着叙事的程序，又外在地指向作者体验到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结构的意义除了需要着重地在其内在的完整性上获得说明之外，也要在文学史已有的结构，以及作者的人间经验和哲学中获得说明。”④

所以说，这个简洁的文本，它本身的叙事结构是双重的，呈现或包含的叙事情感也是丰富而深厚的。首先，“第一人称”的叙述人称，造成文本第一个叙事层面的限制要求，使文本叙事内容有了一定的限制或者说选择，而不是完整的“故事”讲述。叙述语言的本分和话语呈现的平实，整个文本的阅读给人一种原态化、不确定性的真实感受。其次，是“我”──一个店小二的第一人称叙述──是一个没有完全浸染社会世故却也略知人事的“少年”视角，不仅带来“第一人称”叙事的某种真实和亲切，而且呈现出“故事”表层叙述的单纯和客观态度。第三，在第一人称的有限叙述的同时，在孔乙己其人其事或者听说其人其事的叙述中，不时转换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述，形成“故事”叙述的多重声音。也就是说，第一人称的“我”回忆讲述的不是我的“故事”，而是孔乙己的“故事”；而孔乙己的“故事”又不是完全由我来判断和说明的，是在他者的不断补充（听说议论）中完成的。第四，正是这样的多重声音，说明叙事存在的深层结构和层次性。最深层的，整个的文本叙事是由叙述者在所有人眼光后面不知不觉地推动，让创作主体的情感在不同的层面上得以暗示或呈现，因此也使文本的意义丰富而深蕴。这种注重叙事技巧的现代意识，使汉语传统叙事的故事性减弱，在平淡深挚的叙述里体现了作者难以言说的悲凉情感。

另外，从叙事文学的内在结构来说，一个文本的聚焦人物能够照亮整个文本的叙事。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文本的多重声音和这种声音造成的潜在意义和情感，我们可以从文本的聚345货源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焦人物来看看文本结构，或者说叙事技巧。

在一个圆润和完整的叙事文本里，叙述的“话语”、故事和人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文本的叙述过程中，不仅语言、叙事人称，还有叙述的“话语”和“话语”呈现的所有人物和故事，都是相互补充和联系的整体结构，各自发挥着各自缺一不可的文本结构力量。正如在传统的叙事作品《西游记》里，除了孙悟空这个聚焦人物，其他人物也是完成孙悟空这个人物必不可少的存在和参照。不仅师徒之中的其他三人在“孙悟空”形象的人物构成中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就是各种神仙人物和妖魔鬼怪的存在，才能生成或者说在文本内部完成孙悟空这个人物的独特个性和艺术塑造，进而完成叙述者在“故事”层面和内在叙事倾向中追求的目的、思想与情感体验。同样，我们在《孔乙己》的分析认识和阅读体味中，需要把握孔乙己这个人物，或者说正是这个人物照亮了整个文本的叙事层次。只有充分认识这种聚焦人物和照亮文本的叙事策略，才能通过文本的叙事结构体会创作主体在叙述故事背后灌注的叙事态度和叙事情感（情感的倾向性）。

这样的聚焦谋略和技巧不仅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叙述（文本）的结构，也是具体叙事的一种艺术手法。像《水浒传》第十二回，在写到急先锋索超为周谨鸣不平、而叫阵与杨志比武的情景，叙述者在简单交代二者你来我往的交战后，却转而描写梁中书和众军官、众军士们的神情举止。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的《导言》中，借这个情节和金圣叹的眉批，说明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切入叙事研究叙事分析的角度不同⑤。却也提醒我们，聚焦中心人物的眼光和视角，包含了更多的作者的叙事策略，也隐含了叙事的某种情感暗示。在描写杨志与周谨、索超两个人比武的不同叙述里，文字背后叙事情感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小说文本《孔乙己》的叙述在聚焦中心人物的同时，是否也暗示了叙事更深层的批判意义和目的追求呢?

《孔乙己》的叙述从容而简洁，其艺术力量，来自对于孔乙己生存真实的艺术揭示，还有隐含的各种视角，以及具体到每一个字的艺术锤炼；同时文本包含的作者对于孔乙己这个悲剧人物的那种说不清楚的同情，也会深深打动读者。这种情感的复杂，除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艺术的高超，还在于简洁和更深层的暗示与批判。作者在不到三千字的一个短篇中，那么充分地展示孔乙己的人生悲剧和生命尴尬，而且是在一个典型的环境里，采取了不同人物的眼光和视角的多重透视，像中国画的皴法与点色，既丰富了故事的生活本色，又创造了文本的多重意蕴。看似不经意间，达到了叙事技巧的出神入化。在孔乙己悲剧人生和被同情的细致体贴中，第一人称的人物视角和内在转换的多重叙述，形成聚焦中心人物的多重眼光：１、“我”——瞧不起孔乙己的咸亨酒店的小伙计；２、公开嘲笑孔乙己的短衣帮（顾客的一部分）；３、惦记孔乙己的掌柜的；４、没有直接出现但是存在的、坐在里面喝酒的穿长衫的主顾们；５、显隐在更远的背景上的何家和丁举人；６、只注意孔乙己的茴香豆而凑热闹的孩子们。如果说《水浒传》的作者以描写周围人的眼光来聚焦读者的眼光于比武的两个人身上，那么《孔乙己》的聚焦孔乙己的描写有着高超的叙事追求。如果你从聚焦人物孔乙己身上把眼光回转过来，你会发现鲁迅在不动声色中，给我们勾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也是孔乙己悲剧演绎发生的生活真实与存在真实。这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孔乙己只是个人物，而文本是一个多重的完整的结构，意义在结构的深层丰盈和彰显。“结构是以语言的形式展示一个特殊的世界图式，并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向世界发言的。”⑥

正因为鲁迅作品揭示的这种中国人生存的真实，所以当你的阅读真正进入文本的时候，除了冯文炳（废名）先生所说的阴暗而沉重的感觉，一股悲凉也会从你心底升起。鲁迅现代小说家的力量不仅仅是作品的思想性，更主要的还是艺术揭示的深刻性，显示了一种小说艺345货源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术的真正力量。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对于每一个人物的设置和暗示，看似不经意间的描写和牵连，在包含了更深层的批判锋芒的同时也表现了对于卑贱者的真正体贴。孩子的单纯与少年世故，公开地嘲笑和无情地毒打残害，迂腐古板却不失善良，温和精明而较量锱铢，这都是作品简洁而从容的叙述中，极自然地三言两语就揭示并勾勒得神态活鲜的东西，文笔的老辣和内敛让人叹服。孩子们因为热闹因为要得到一颗茴香豆，而注意孔乙己，而我的注意和回避孔乙己要教“我”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就在“我”“太傻”和不会“羼水”的背后，仍然比那些孩子多了几分“世故”。短衣帮的公开嘲笑孔乙己，只是让孔乙己在喝酒的时候，难堪而已。但是作为“读书人”的何家和丁举人，对于同样是读书人的孔乙己，却是毫不留情地吊打和弄残双腿。科举读书的发达是财富的攫取和权势的嚣张，文人的没落却是谋生无术、走投无路。如果短衣帮的麻木不仁值得批评和同情，而读书有钱的丁举人之类人性泯灭的同类残害，更令人发指和诅咒。由于孔乙己的迂腐无能和好吃懒做的毛病，在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也看到他的善良和某些诚实的品质。因为能把有限的“多乎哉?不多也”的一小碟茴香豆，分给凑热闹的孩子们一颗，这种贫穷落魄中的“大方”可能说明孔乙己生活沦落中，还有美好闪光的东西。而不经意间提到掌柜的对于孔乙己的追问和态度，特别是居高临下地追问“孔乙己”偷东西挨打的神态，以及惦念孔乙己的十几文欠账，轻轻几笔就写出了商人锱铢必较的敛财本性还有笑脸背后的冷漠势利。虽然作者的文笔是内敛的，但深藏的批评眼光却是那么冷峻。

可以看出，聚焦孔乙己的叙述、人物和不同眼光形成一个真正的叙事的意义结构。简而言之，小说文本《孔乙己》的文本叙述，我们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认识和理解：一是“我”以第一人称叙述孔乙己的“故事”的故事层面。二是文本叙述背后的叙述者推动整个文本叙事的叙事情感和叙事态度、影响文本整体取舍的叙事层面。三是聚焦孔乙己反映孔乙己存在真实的多重眼光形成的意义层面（或者说暗示批评的更深层面）。这在文本叙述的整合意义上形成了小说文本多层次的叙事结构。当然，这是文本阅读与探讨的意义上可能性的分析和理解，而在文学批评的感悟和观照中，不能因此而打碎文本或单方面理解。

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文学一直承载着人类对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从古典的抒情想象到现代的叙事想象，说明了文学相同的东西，也直接呈现了区别。所以简单地说，文学在更早的古典时期，文学概念还很宽泛的时候，以诗为主体的、与散文的大的文体界分，是合理的。而在现代，文学更多地归于更加宽泛的散文化叙事了。当然，散文的内在机制在现代的流变是清楚的，除了一贯的历史叙事外，滋长繁衍了小说的叙事，也就是想象虚构的现代散文叙事。古代的散文专于质实的历史（泛指一切人类群体与个体生活真实或近于真实的纪录）叙事和职能，而诗属于想象，而且是一种神性的想象。现代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于人类往古历史的去神话，人回到人自身，所以现代文学人们共同的焦虑是，怎么样地努力和颓废都找不回诗性的东西。而同时小说这种文体的兴盛，却反映出现代文化趋向平民化和生活化的价值转换。《孔乙己》在悲凉的叙事中，体现了鲁迅从传统文化走向文化批判矛盾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存在认识。《孔乙己》是一个活的文化标本，触及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存在，呈现生命真实和文化真实的同时，关怀和体贴人的悲剧存在，从过往的悲惨和颓废指向未来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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