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开(中央电大)本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
说明:1.适用于国开(中央电大)本科所有专业学员基于网络的终结性考试。
2.该资料为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考试通过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终结性考试系统(kaowu.openedu.com.cn)完成。
试题:谈谈你对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潮流的认识。
答:一、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当西方列强用大炮揭开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在隆隆炮声中开始睁眼看世界,意识到应向西方学习。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器物,即学习工艺技术,学习主体主要是地主阶级改良派。这分两个时期:一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二是洋务运动时期,基本思想是“中体西用”。第二阶段是学习制度。洋务运动失败后,学习升至制度层面。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其改良派向西方学习君主立宪制进行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其革命派通过革命向西方学习资产阶级共和制。第三阶段是学习思想文化。辛亥革命摧毁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于是,这一阶段学习上升至思想文化层面,也就是进行观念形态的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因此可以说,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上了个阶梯,第一步是技术进步,第二步是科技加政治改革,第三步是在以往学习的基础上的思想解放。
二、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将改造社会的重任寄予青年,《青年杂志》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就是《敬告青年》。作者希望青年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发出了“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呼唤,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
三、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基本口号: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以此概括西方文明的精神。此时所讲的民主,既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也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科学,既指科学的思想、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
主要思想武器:进化论和个性解放思想
基本内容: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道统孔学,“打倒孔家店”成为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流行的口号。尊孔与反孔成为新文化运动斗争的焦点,成为观念革命的起点。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新青年》之所以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批判孔学,破旧揭丑,主旨是要打破孔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动摇孔学在中国观念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以“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圈”,促使人们“思想的解放”,并非要否定孔学。
四、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及局限性
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对旧制度、旧民俗、旧礼教的批判,给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思想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加速了人民的觉醒,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冲破夷夏之辨、中体西用的束缚,放眼世界,大胆拿来,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如晨曦照亮了黑沉沉的旧中国,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否定了两千多年来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吸收新思想,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在思想和认识方法上存在缺陷。首先,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没有提供认识、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其次,将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地位,忽略了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以为无须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只靠在观念形态上做斗争,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能改造国民性;改造了国民性就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其实,就结构制度的系统分析尤其是方法论意义而言,与其要人改变国民性,不如让人改造社会制度。制度变了,人就不得不改变。最后,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方法上存在形式主义的偏向,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倾向将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绝对对立起来,把复杂的文化现象做简单化处理。形式主义的方法论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五、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怀疑
第一,倡导者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来自西方思想武库,但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武器的批判,这是因为批判的武器暴露了致命缺陷一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方式深入暴露了这种矛盾,引发了全世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寄希望于西方的中国人的希望破灭了。战后欧洲的惨象和西方文明的堕落,使倡导者产生了避害意识,觉得科学进步非但没能制止大战,反而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危害性。许多人对资本主义开始失望、惶恐和愤慨,资本主义已经破产的观念渐入人心。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了危机。李大钊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颜面大失。欧洲人自己对其文明之真假也不得不加以反思。1918年10月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梁启超怀着困惑前往欧洲考察。他此行一是为自己求点学问,看看这场空前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二是开阔眼界。他目睹了欧洲所遭受的战争摧残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战后的欧洲一片破败和贫困。欧洲人用潮湿的木柴和煤渣取暖,食物仅够果腹。他还感受到了西方思想界浓郁的悲观主义。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全社会人心都陷入了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所遇到的法国思想家和其他人也是感到种种的怀疑和失望。人群中弥漫着“世纪末”情绪,即世界濒临灭绝时的情绪。连西方人自己都怀疑了,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呢?
第三,学习西方一再碰壁,使得中国人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中国自19世纪下半叶思想领域开始激荡,要改变中国的命运,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奋斗不止,却一次又次地失败。失败与希望、保守与创新循环往复,生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曲折痛苦的年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概括道:“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种痛苦对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就会寻找新的出路,这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土壤。
以上各种原因,再加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就更加深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如李大钊等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1918年他就意识到,“东洋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于渡世危崖”。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方的怀疑只是说明思想后来转向的必然性。为什么转向东方,转向马克思主义呢?就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