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读书报告

——对《国富论》中部分观点的思考

一、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国富论》的开篇讲的就是劳动及分工问题。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出价值，然后价值才能转化为国民财富。而劳动分工则是改良劳动的手段，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带动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种因为分工而造成的同等数量劳动者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比过去大大增加的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即熟练程度增加；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所损失的时间；第三，机械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人以一顶三。

关于劳动分工最好的例子是福特汽车的流水线。流水线诞生之前，汽车工业完全是手工作坊型的，每装配一辆汽车要728个人工小时，汽车的年产量大约只有12辆。这一速度远不能满足巨大的消费市场的需求，拥有汽车成为富人的象征。直到1913年，福特提出在汽车组装中运用流水线生产，大大提高了汽车的生产速度及产量，才使得汽车走入万千普通家庭。为什么汽车流水线会带来如此大生产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将产品的生产工序被分割成一个个的环节，工人间的分工更为细致，极大促进了生产工艺过程和产品的标准化，使每一个生产岗位有了通用性。由此，只有少数技术工人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被彻底颠覆了，一个最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也可以被提高到技术工人的水平之上。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对于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奠基作用，后来的专业分工、管理职能分工、社会分工等理论，都是在斯密的这一学说基础上提出来的。2O世纪初，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人泰勒，以工厂管理为对象，以提高劳动效率为核心，提出了“科学管理四原则”。他在对管理者和工人的工作职责进行研究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出标准化、科学化的分工方法和操作规则，代替了以往的经验和方法，曾被各类工厂广泛采用。

但是，与此同时，斯密提出分工也有一定弊端。《国富论》下卷中谈到：分工进步，依靠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似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变成最无知的人。这不但使他不能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更使他不能怀抱一切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情感。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做适当的判断。他的无变化生活的单调性质，把他精神上的勇气销毁了。就是他肉体上的活动力，也因这种单调生活毁坏了，除了他已经习惯的职业外。对于无论什么职业。他都不能活泼地、坚定地去进行。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而获得的。

二、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

劳动创造价值，想得到这些价值就需要用其他劳动创造的价值来交换。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是由劳动产品构成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私有，资本积累，工资成为使用劳动要素所支付的报酬，由需要的人付给出卖劳动力的人。

而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便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是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说，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

影响一国工资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劳动者的生活费用支出、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由劳动力的劳动量来决定的，“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因此，工资就是获得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劳动量的货币体现。用成本—收益方法来表达，工资就是获得劳动力的成本。一国获得劳动力的成本越高，则劳动力的工资越高。

这个观点就今天来看，依然是十分正确的。经济增长快速的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也快，而劳动者不够，自会导致雇主间的竞争，雇主们竞相出高价雇佣劳动者，所以劳动者的劳动工资增长的也快。

一个国家即使非常富有，但如果经济发展长久陷于停滞状态，那么每年的所已经雇佣的劳动者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要的劳动者人数，即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增长缓慢，劳动者的增加会超过雇主需要雇佣的人数。一方面，雇主不需要为了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支付高额的劳动工资；另一方面，由于就业机会不足，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来维持生活，就不得不接受报酬较低的工作。这样一来，劳动者的工资自然不会高了。

三、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就只好迫而借债。

一个国家要为战时的国防设备积蓄的费用，必须高于平时的三到四倍，因此战时的收入就必须比平时收入高三四倍，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国家马上就有按照费用增大比例而增加收入的方法，这样大的收入的必须来源自赋税，而最快课征的赋税也要经过10个月乃至12个月才能入国库。军队、武器装备、给养等均需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到位，所以在战争时期，政府除了向国民借债外则没有其他办法了。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公债理论。

公债是指的是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凭其信誉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格式化的债权债务凭证。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政府除了借债，再不能有其他的方法。至于在平时，亚当•斯密是反对举债的，因为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

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即使不是在战时，国家还是常常会发行公债来收集人民手中富余的钱来进行其他方面的用途，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的投资等。这其实是以国家政府的信用作为担保的。一旦在公债上出现问题，国家的信用就岌岌可危了。

比如说欧洲的希腊债务危机，它源于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公布政府财政赤字，而后全球三大信用评级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而揭开希腊债务危机的序幕。希腊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即是政府的财政赤字，而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存在较高的财政赤字，因此，希腊债务危机也引爆了欧洲债务危机。此次危机是继迪拜债务危机之后全球又一大债务危机。由此可见，公债确实具有较大的政治及经济风险，除非必要不应过度发行，否则若政府因难以还债而失去公信力，会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