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国开电大本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终结考试大作业专题四题库

[最新]国开电大本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终结考试大作业专题四题库

1.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答：遵义会议历史的经验表明：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1934年10月中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劓”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改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又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总之，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答：第一，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进入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第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及时地将进攻的方向转向农村,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第三，毛泽东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重心的思想。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闸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第四，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使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第五，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

3.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答：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没有统一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入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思想理论建设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4.一般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开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却将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其依据何在？

答：

第一，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予以回答。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里，党内普遍认为：中国革命应以城市为中心。中共中央要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因为，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来看，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革命成功的典型。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辛亥革命是从大城市开始的。大革命也是以大城市为中心而波及全国的。

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中国国情与俄国也不同，辛亥革命失败了，大革命也功亏一篑。而在大革命失败后敌我态势发生了更大变化。反革命武装到牙齿，革命缺少武装。因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除了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部队最后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转入粤西北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证明：以城市为中心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既然在中心城市领导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行不通，重走北伐道路又再无条件，那就只剩下一种选择：在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使然。

依据八七会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中共中央在领导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占领一个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也肯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其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为周子敬的信，信中认为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部力量去开展农村工作;以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封锁城市，用广大农村的革命势力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取得胜利。这进一步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心，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革命根据地，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二，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党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农村的思想。毛泽东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把实事求是放在第一位，即“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井冈山斗争时期，不管革命战争如何频繁，斗争环境如何恶劣，毛泽东都以惊人的精力从事调查研究，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并集中群众的智慧，进行周密、细致的探讨，从而得出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才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根据客观历史所提出的要求与条件，逐步充实、发展和完善的。1927年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就提出了“上山”的思想。“上山”就是指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发起暴动和起义。八七会议上又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瞿秋白曾提出让毛泽东留在中央工作，但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到乡村、到山里去结交几个绿林朋友。大量的革命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理论的进一步概括奠定了基础。随着农村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共产党和割据地方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他又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的第二个土地法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第三，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根据，在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

前一特点规定，其一，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群众。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广大的农村，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广大农村理所当然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其二，国民党反动派相当牢固地控制着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而广大农村却是它无法牢固控制的地方。半殖民地中国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革命可以在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首先开始并取得胜利。其三，半殖民地中国的城乡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问题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半殖民地中国的城市虽带有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治农村。因为广大的人力、物力在农村，而不在城市，所以把广大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就可以给反革命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其四，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分散的地方性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从而形成了军阀割据和统治集团不统一的局面。这就为中国革命首先在农村得到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巨大缝隙。

后一特点规定，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四，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就在于：他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善于进行理论的思考与概括，从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他认为，正确路线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否则，就不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因此，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国情和经验教训。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判了教条主义，阐明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表现了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毛泽东非常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新的对策，表现出了一个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5.开展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答：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1月起，蒋介石集结重兵，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围剿”。到1931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果”。1933年3月，红一方面军又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红军反“围”的胜利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但其中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了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从而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方法: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环境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从而争取到了广大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6.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会屡次出现“左”倾错误？必须认清这一错误倾向产生的深刻根源，这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具有关键意义。

答：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国情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左”的急躁情绪。

一、三次“左”倾错误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并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中共领导人认为革命形势不是处于低潮，而是在不断高涨，因而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这次错误是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主要贯彻者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

第二次是1930年6-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共领导人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已进入高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其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次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并将城市工人总暴动和武装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造成了农村更严重的阶级对立。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二、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左”倾错误的主要原因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左”倾错误，其主要原因有：第一，八七会议后党内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能得到认真清理。第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第三，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中共党员占大多数，使整个党处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中。第四，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以为只要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曾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或不对他们附和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赖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3年初，由于国统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一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国统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