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联系实际，试述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四）

理论联系实际，试述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答：随着对国际形势判断的转变，中国外交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虽然是新中国的一贯立场，但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又赋予了它崭新的内容。

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纲领

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反霸斗争的思想，并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从全人类的战略高度，将维护世界和平与反对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策略、原则。

80年代一开始，邓小平提出，80年代我们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要维护世界和平，寻求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这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

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决定的。首先，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不畏强暴的民族，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是与维护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最需要和平，最不希望战争。其次，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这样一个主要依靠经济、科技竞争的世界里，随着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将更趋显著，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以及世界和平的保障作用会日益增强。第三，中国永远不称霸。无论是以前人们称之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时期，还是现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时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既不能把自己与霸权主义绑在一起，也不能自己搞霸权主义。“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

二、改变“一条线”战略，实现新时期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一条线”战略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际背景。这一战略自70年代中期提出，经历了70年代末期的特殊阶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它在当时对缓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长期腹背受敌的状态，遏制苏联的扩张霸权，起了重要作用。对此，邓小平1985年9月14日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全球性进攻。毛主席当时从力量对比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为了制止战争的危险，当时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和欧洲在军备上赶上来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赶上来了”。

进入80年代后，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国力减弱，美国在医治越战创伤后国力增强。美国和欧洲的联合进一步加强，卡特后期和里根上台后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政策，美苏争夺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在国际事务中，美苏既争夺又对话，是霸权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中国作为世界战略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如同某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正如邓小平1984年11月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的：“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那将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第二、“一条线”战略本身有其自身的缺陷。“一条线”战略与我国50年代实行的向苏联“一边倒”战略一样，以战略关系划线，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使我们的外交活动失去了一些必要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由于同一些国家的关系长期僵化，正常的、必要的经济、科技、文化交往也受到了限制。特别是这一战略容易被霸权主义所利用，使某一方通过打“中国牌”增加与另一方对抗的筹码，从而损伤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关系。第三、中美战略关系遭到破坏。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有所发展，但是一直存在着阴影，突出地表现在美国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特别是里根在竞选和出任美国总统后，改变了对中国战略作用的估计，并多次声称要大力发展与台湾“老朋友”的关系，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的台湾政策，主张向台湾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这种行为再次暴露了其霸权主义的本质，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基于以上原因，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空间，邓小平及时指导我们党改变了以往的外交战略，代之以更为实际、更为灵活的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针。这一政策方针，酝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于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他反复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决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不称霸，不当头，不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其中包括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邓小平认为，这个政策很重要，是一个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

调整与发展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从1981年起，中国逐步停止了与美国实际存在的战略联盟关系，并与美国政府就台湾问题和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了艰巨的谈判，最终于1982年签订了“8.17公报”，使中美正常的国家关系得以发展。1982、83年间，邓小平多次就正确处理对美、对苏关系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明确指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而不能把自己绑在别人的车子上去。对待任何国际问题，都应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强调，对于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我们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是配合这一霸反对另一霸，也不是在两霸中搞平衡，搞等距离。在国家关系上，要适当调整对美、对苏政策，对美国不应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再讲“战略关系”。对苏关系长期处于僵冷状态，对我并不利，要适当加些温。由于邓小平战略决策的推动，在中美关系曲折中发展的同时，中苏关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198Z年8月，中美“8.17公报”签订后，邓小平即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前去莫斯科，以中国大使“客人”的身份向苏联传递信息，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建议双方开始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从这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派特使，就消除三大障碍问题进行了长达6年共12轮的磋商。与此同时，双方高层接触不断增多，终于促成了1989年5月的最高级会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40多年来一贯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80年代后期，从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中，邓小平敏锐地预见到战后形成的两极政治格局行将结束，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他指出，国际形势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万千世界，不同的利益倾向代表着不同的选择，世界向何处去，现实要求政治家们作出回答。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要建立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此后，他又反复强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件事要同时做，以相互适应。关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行不通了，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说，他早在1974年联合国发言时就谈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仍很突出，他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便会明白，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的客观依据。第一、旧的国际秩序是冷战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利于世界和平，阻碍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所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的宪章和原则，经受了长期的历史考验。以它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应该是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平等的，都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别国，并以此干涉别国内政，谋求霸权。第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摆脱了旧的国际秩序中那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在政治上，它最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精神，最适应于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样化的世界国家形态。在经济上，它最能体现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适应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