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联系实际,试述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正确解决了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对当代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也有了一个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认识,从而为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出发点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要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就确定了新时期对中国外交的内在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搞什么建设!”
和平是建设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也曾提出要大规模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却未能将工作重点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除了指导思想上判断失误和“左”的干扰外,我们所始终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紧张的周边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历史经验说明,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安心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实现中华民族求富求强的雄心壮志,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所以,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只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需要。
实行对外开放更是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当今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的社会里,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比重大大增加,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过去,由于某些国家和集团先后对我国实行封锁和压抑政策,我们自己又没有学会利用国际条件,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未能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必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学会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
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依据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党曾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种思想认识,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特别是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和美国侵越战争之后,中国深感战争的威胁,思想上和工作上始终处于一种临战的状态,基于这种状况,我国制定了相应的内外政策。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周边环境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作出了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这一新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虽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他观察到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性战略部署尚未准备好,战争一时还打不了,只要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努力,战争可以推迟和延缓爆发。进入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1980年4月,他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拉马拉时说:“采取有效措施,八十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
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起,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军委座淡会上谈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时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精辟地论述了关于战争问题的新判断的客观依据,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此后,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认识,明确提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
三、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基础
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实际出发,指导我们党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把握,实现了一个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50年代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60年代又形成了美苏争霸和第三世界崛起的格局。与此同时,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推动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加深了生产、资本国际化的进程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也造成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到了80年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日趋突出。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也普遍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重任。共同的发展愿望对保持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提出了新的要求。邓小平高瞻远瞩,透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的差异,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果断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
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是许多年来世界政坛上的重要话题。但是,说它是“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进而概括为“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进行全面深刻论述的,是邓小平。80年代初,他就将和平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分析和思考国际问题.1982年1月1日,他在会见阿尔及利亚财政部长亚拉时就说,现在世界上“不仅有‘南北’、‘东西’问题,还有‘南南合作’”。1984年,他在会见外宾时多次强调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他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现在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学说在当今世界的最新发展。这一科学论断,为我们党和国家调整对内对外政策,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