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ker道德本能中译（最终版）

第一篇：Pinker道德本能中译（最终版）

道德本能

作者: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译者：朱力安

我们的某些心理方式很可能会阻碍我们得出最为正当合理的道德结论。道德感，就跟其他感官一样，在错觉面前不堪一击。人类的道德感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结构，无独有偶，它还体现出了自身进化的历史和它的神经生物学的基础。

下面几个人中，你觉得谁最可敬？是德兰修女、比尔·盖茨，还是诺曼·博洛格？而他们之中，你又觉得谁相对来说最不那么可敬？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决非难题。德兰修女，因在加尔各答行善，帮扶穷人而受到梵蒂冈的赐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一次美国民调中被列为20世纪最可敬之人首位。比尔·盖茨，因给其用户带来的蓝屏死机和Office软件的跳舞别针（早期Word软件的蹩脚屏幕助手）而臭名昭著，其肖像在“我恨盖茨”网上惨遭毁容。至于诺曼·博洛格„„诺曼·博洛格又是何方神圣？

然而再往深处想一想，你可能就会重新考虑你的答案了。博洛格，“绿色革命之父”，采用农业科学来缓解世界饥饿，被誉为十亿生命的救星——历史上再没有谁像他这样拯救过如此之多的生命。盖茨，在决定如何使用他的财富时，出人意表地，把钱投入到抗击发展中国家常见病中，希望以此来减轻大多数人的苦难。而德兰修女，则弘扬了苦行的美德，并据此来经营她的资金周转不灵的使团：他们的病号主顾得到了许多的祷告，但生活条件严酷，没有镇痛剂，医疗设备也原始得令人命堪忧。

不难发现，这三个人的道德名声跟他们所行的善何其不成比例。德兰修女是神圣的化身：白色的袍子，哀伤的目光，禁欲克己，照片中的她常与大地上的贫苦人群相伴。盖茨则是一个书呆子中的书呆子，还是世界首富，他要是能上天堂那骆驼都能钻过针眼了。而博洛格，现年93岁，一个农学家，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里和非赢利组织中，极少走上媒体舞台，因此也就压根没走进过我们的视线。

我怀疑上述例子可能连一个人都说服不了，没人会承认盖茨比德兰修女更圣洁。不过这些例子足以反映我们的头脑是会被神圣的光环所左右的，因此而无法对于行为本身——无论是让人贫困还是让人富裕的行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断。仿佛我们在道德错觉（moral ilusions）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这迷惑人的道德错觉无异于麦片包装盒上的不真实的广告图片，或者是心理学课本上的变幻线。

今天，一个新的领域在利用错觉揭开第六感——道德感（是非观念）的面纱。人们的道德直觉已经在实验室里、互联网上和大脑扫描中被抽离出来加以研究，人们更试图以博弈论、神经科学和进化论生物学来分析道德直觉。“有两种东西，我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就越是使我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爱慕和敬畏，”康德写道，“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如今人们越探索道德准绳，心里就越发感到敬畏，至于是否还能爱慕就不得而知了。人类的道德感(是非观念)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结构，无独有偶，它还体现出了自身进化的历史和它的神经生物学的基础。

是什么触发了道德感

要承认人的心理有专门的一部分作用于道德，就得先认识到人们对事物的既定的道德评价与他们对其他事物的成见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道德化 1

（moralization）是一种心理状态，就像一个开关，可开可关。当这种道德开关被打开的时候，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便驾驭了我们的思考。这种思维模式使我们将某些行为视作是不道德的，而不仅仅是难如人意的，或不合时宜的，又或者是不太明智的。

道德感的首要特征是：被援引为规则的道德信条通常被视作是普适通用的。比方说，禁止强奸、禁止谋杀，这不会被人们视作一种当地风俗，而更具普适而客观的公允。

道德感的另一项特征是：人们觉得那些犯下不道德罪行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对那些违反道德律的人施加人身伤害仿佛是天经地义的；相反，让他们“侥幸脱逃”才是一种过错。因此人们可以毫无不安地奉上帝之名或假国家之权来伤害那些他们认为不道德的人。伯特兰·罗素曾写道：“让道学家们兴奋不已的，莫过于心安理得地对人施以残暴——也正因此他们才发明了地狱。”

我们都体会过当心中的道德开关被打开时的感觉——正义之光在闪耀，愤怒火焰在燃烧，有种力量在感召。心理学家罗津（Paul Rozin）曾经设计了一组对照，研究举止相仿却具有不同的“道德触发法则”的两类人，以此来探索触发道德感的开关之所在。健康素食主义者为了实际的目的而避免食用肉类，比如为了降低胆固醇，避免摄入毒素。而道德素食主义者禁食肉类则是出于伦理的原因：不做屠夫的帮凶。而当他们被问及对肉食行为的感受时，罗津指出，道德动机的不同引发了见解的重重差异。道德素食主义者倾向于视肉类为污秽之物，他们也更倾向于认为人人都应当是素食主义者，他们还会给他们的饮食习惯添上德行的色彩，比如坚信素食可以使人远离兽性，不起恶念等。

推理与人为合理化

常常有待商榷的，不仅是我们道德评判的内容，我们使用道德评判的方法也问题多多。人们通常不会进行道德推理，他们只进行道德合理化：从结论出发——从无意识的感情迸发出的结论出发，然后再回过头来编织一套似是而非的正当说法。

人们的迷信与他们为使其正当而强作的辩解之间存在着差距，这在道德心理学家的新近设计出的“沙盘”2中一览无遗，这便是由哲学家福特（Philippa Foot）和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设计的思想实验，叫“有轨电车难题”。在您晨起散步的时候，你看到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沿轨道呼啸疾驰，列车员无力操控，颓然兀坐。电车前方轨道上有五个人正在修铁轨，显然涉险。您此刻站在道岔旁，可以拉动操纵杆将电车导向另一个岔道，挽救五个人的生命。不幸的是，电车将轧过在该岔道上工作的一个工人。那么，是否可以扳动开关，杀一而救五呢？大部分人的回答为“是”。

现在再考虑另一个场景。您此刻在一座桥上俯瞰铁轨，发现了失控的电车轧向五名工人。现在能制止电车的惟一方法是掷下重物阻挡电车的前路。而手边够得着的重物只有站你旁边的一个胖子。你是否应该把胖子从桥上扔下去？您面前的两个困境都是牺牲一人挽救五命，因此，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标准来说，这两个困境是伦理等价的。不过大多数人可不这么认为：虽然他们会扳动第一个困境中的开关，他们不会去动第二个困境中的胖子。尽管如此明显的有效差别在哲学家们的实验中实属罕见，但若非要测试者们说出个所以然的话，他们也说不出什么言之有理的东西。

哲学家兼认知神经学家格林（J.D.Greene）认为，进化论使人们具备了一种

对粗暴对待无辜者的反感。这种本能，他指出，倾向于压倒一切关于人命得失的功利的计较。这种反对伤害同类的冲动同样也可以用于解释其他案例：人们禁绝牺牲一个来挽救多人的做法，比如让一个住院病人安乐死，然后收获他的器官来挽救另外五个急需移植的病人；或者把人从拥挤的救生艇上扔下去以免小艇下沉。

就其本身而言，这不过是说得过去的一家之言，但格林跟认知神经学家科恩（J.Cohen）和另外几个普林斯顿同事们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用功能磁共振成像窥探人的大脑，试图找出人脑中主感情的区域（让人在同类相残面前退缩部分）与人脑中主理性分析的区域(计较人命得失的部分)这两部分的区域相冲突的迹象。

当人们苦思冥想要在牵涉到徒手杀人的两难困境中作抉择的时候，他们大脑中的几个网络会被激活。首先包括脑前叶的中央延伸部分，该部分涉及对他人的感情；其次还包括前叶的背外侧部分，该部分涉及持续的心脑计算(包括非道德推理，比如决定出行应坐飞机还是乘火车)；还有第三个区域，那便是前扣带皮层，来自大脑某个部分的冲动与另一个部分的忠告之间的冲突就在这个区域中体现。

但是当人们思虑一个不需要亲自插手的两难困境(比如将道岔搬向只有一个工人的岔路上)时，人脑的反应则大为不同：只有涉及理性计算的部分被激活了。另外有研究表明，因前叶受损而感情迟钝的神经病患者只会从功利角度思考：他们认为把胖子扔下桥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两相一致，该研究支持了格林的理论：我们的非功利直觉是感情冲动战胜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

是否存在普适道德？

“有轨电车学“的成果——错综复杂、与生俱来而又普适全球的道德本能，让豪瑟（Hauser）和米凯尔（John Mikhail）复兴了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道德感与语言的类比学说。据乔姆斯基称，我们生来便具备”普适语法”，它迫使我们以语法结构来分析话语，语法规则在起作用，而我们却不自知。依此类推，我们生来便具备普适道德语法，它迫使我们以道德结构来分析人类行为，而我们同样对此知之甚少。

认为道德感是人的本性中天赋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并非牵强附会。人类学家布朗（Donald E.Brown）所收录的人类共性列表中就包括了许多道德概念和人类感情，其中有是非观念；感同身受的悲悯；公平公正；对慷慨气度的赞赏；权利与义务；禁止杀人、强奸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赔偿过失；赏善罚恶；羞耻之心与禁忌。

道德的勃勃生机在孩子的童年早期就已涌现。蹒跚学步的幼童就已懂得自发地帮助他人，把玩具分给别人，尽量安慰周遭不幸的人。据心理学家杜尔里尔（Eliot Turiel）和斯麦塔纳（Judith Smetana）称，学龄前儿童已经隐约明白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区别了。四岁孩童会说：穿睡衣上学是不可以的(社会习俗)，无故打小女生也是不可以的（道德原则）。不过当大人问他，如果老师批准呢？这时大多数孩子会说：这样就可以穿睡衣上学了，不过还是不可以无故打小女生。

尽管还没有人查明是否存在道德基因，但却有许多事实可以从旁佐证。一出生便分开的一对同卵双胞胎(基因相同而环境不同)，较之领养来的无血缘的兄弟(环境相同而基因不同)，他们的性格特征——比如“认真负责”和“性情随和”——的相关性相比之下要高出许多。被确诊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或“心理变

态”的人，从小就有道德目盲的征兆。通常来说，这些孩子不论家庭环境正常与否，从小就恐吓小朋友，虐待动物，习惯性撒谎，不知怜悯也不懂悔过。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其中就有人会成为凶徒恶棍。

尽管心理变态很可能是遗传倾向性造成的，而程度较轻的一种则可能是由于脑额区受损造成的(脑额区包括制止正常人将假说中的胖子扔下桥去的那部分脑区)。神经科学家发现一些额叶遭受重度损伤的儿童可能成年后会麻木不仁，不负责任，尽管有着常人的智商。他们撒谎，偷窃，无视惩罚，不顾自己孩子的性命，以及无法走出最简单的道德困境，比如两个人无法在看什么电视频道上达成一致该怎么办，或者一个人是否应该窃药来挽救他垂死的妻子。

如此看来，道德感或许就根植于正常人脑的构造之中。诚然，当我们思索与生俱来的内心道德律时，敬畏感充盈着我们的内心，但这个假说充其量也是不完整的。无论是何种道德语法规范着人们的道德评判，这规则终究难以普适。随便一个没在“人类学初级班”上打瞌睡的新生都能举出大堆这样的例子。

无所谓神圣了么？

“道德腐化”这个词恰恰被某些批评家用到了“道德感”这门新兴科学上。人们试图解析道德直觉，但看上去却恰似在解构道德直觉。进化心理学家们仿佛想要揭露我们最高贵情操的最终利己的本质——想要揭示我们对孩子的爱，对不幸者的同情，以及正义感不过是在物竞天择中的一种为了保全基因而采取的策略。这种不同文化有不同道德偏好的解释可能会导致模棱两可的相对主义，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资格去批评其他文化中的哪怕是再野蛮的习俗了，因为“我们有我们的道德，他们有他们的道德”。而这整套体系仿佛要把我们拽向无所谓道德是非的虚无主义深渊，将道德从至高原则降格为神经系统的幻构。

其实，这些忧虑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了解一下它为什么站不住脚也很有必要。第一个误解涉及进化解说的逻辑。进化生物学家们有时将DNA作人格化处理，原因跟教科学的老师让学生们以一个分子或一束光的视角来建构整个世界一样，因为行之有效。不经数学运算就能理解物竞天择说的一大捷径，就是把基因想象成一小团不遗余力自我复制的因子。

不幸的是，自私的基因的“拟子”（meme）从通俗生物书中脱逃出来，变异生成了一种观点：有机体（包括人）都是自私而冷酷的。这个衍生观点其实并不成立。基因并不是用来装载我们潜意识里不可告人的欲望的。“自私的”基因跟无私的有机体是完全可以彼此兼容的，因为基因的目的（喻义上的），即自私地自我复制，可以通过给有机体的大脑“通电”让它做无私的事情来达到，比如善待亲戚和急陌生人之急。当一个母亲彻夜不眠安慰一个病痛中的小孩时，从某种喻意角度来讲，可以说使她继承了爱怜这种情感的基因是“自私的”；但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要说她此刻自私那都是说不过去的。

同样饱受冤枉的是互惠利他主义，即所谓公平背后的进化理据。它并没有暗示说人们行善事纯粹是抱着投桃报李的小人之心。我们都知道世上有这种得不到报偿的善行，比如打赏一家餐厅里的服务员，虽然明知道不会再光顾，纵身扑向手榴弹以挽救战友。这种善念的爆发在生物学家看来却也并非异乎寻常。

在特里弗斯（Trivers）1971年的经典作品中，他向世人展示了自然选择是如何推进无私精神的。“一报还一报”的互利互惠，让有机体交换好处免受诈欺，这只是第一步。一个施惠者不仅要避免无耻之徒(得人好处而不回报)，更要优选慷慨的报答者（那些以力所能及的最大好处来报答施惠者的人），而次选吝啬的报答者（那些以差强人意的最小好处来敷衍施惠者的人）。既然被施惠者选作受惠者是有利可图的，争当圈内最慷慨伙伴的竞争就开始了。更确切地说是争着充作最慷慨伙伴的竞争就开始了，因为施惠者既不会读心术也不懂预见未来。一个公平而慷慨的名声就成了人的一项资产。

道德只是水月镜花？

对于道德感的生物学解读并不能使人得出人人都斤斤计较于自身基因或利益之最大化这一结论。不过，它把道德这个概念本身搁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可堪忧虑的：科学观点教导我们，主观经验的某些成分是我们生理虚构的，并不能在外界找到客观对应。如果对错之别也仅仅是大脑系统的产物，我们要如何相信是非之争更为真实呢？如果对错之分只是一种集体幻觉，我们又怎么能断言说种族灭绝和奴隶制这些恶行对全人类来说都是错的呢，或许它们仅仅是不合我们胃口？

让上帝来主宰道德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自然如此，不过柏拉图2400年前就把这种想法给了结了。上帝是否有充分理由来把某些行为归为道德而把其他行为归为不道德呢？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他的旨意只是神的突发奇想——那我们又为何还要把它当回事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上帝也下达旨意也受道德理性的约束的话——如果他并没有下旨折磨幼童的选择——那我们为何不直接诉诸这些道德理性？

这又让我们回到了最初的遐想：道德理性到底从何而来，它们是否超出于人脑的臆造？它们显然不像波长或质量，不属于物理世界。这就只剩下另一种可能了，那就是道德真相存在于抽象的柏拉图领域，容身其中有待我们去发现，或许跟数学真理隐匿于精神领域有待被人发现是同样道理。或许我们的道德感也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我们在此基础上掌握道德推理，道德现实的本质会迫使我们得出某些结论而非其它。

道德现实主义，观点一如名字所示，让许多哲学家都吃不消。不过一个折中后的版本就不那么疯狂了——只要不是一列石刻的“你应当”的宇宙法则，至少应是一些个“假如那么”的逻辑判断。现实的两大特质为任何理性的自我保全的社会个体指明了道德方向。它们也可以为裁定我们道德感的评判何时与道德本身相符提供基准。

其中一个特质便是“非零和博弈”的盛行。在人生中的许多竞技场上，如果双方采取一种不自私的态度来行事，客观来说结果会比任意一方采取自私行为要好得多。你我二人如果分享我们的盈余，救对方的孩子于危难中，禁止相互射杀，比之于贮藏各自的盈余而任其腐烂，当对方的孩子溺水时自己还在修指甲，或者上演《美国宿仇》中的场景，你我双方都将获益更多。任何一个中立的旁观者都能够、你我双方如能开诚布公地理智谈谈也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应该追求的状态是双方都不为己。这些数据结果的展示并非大脑系统的偶然产物，也不是一种超自然力量的指示，它们就在事物的本质之中。

道德的另一个外部支持是理性本身：道德靠的不是推理者自私自利的观点。如果我请求您做什么关乎我的事情——别踩着我的脚，告诉我时间，不要开车轧我——那我就不能将我的利益凌驾于你的利益之上(比如，保有开车轧你的权利)，当然，前提是我把这请求当回事。除非我是银河霸主，否则我就必须对你作要求的同时自己也受同样要求限制。

无独有偶，这个观点的核心——视角的可互换性——在历史上最为人深思的道德哲学里一再重演，包括黄金法则，斯宾诺莎对永恒的观点，霍布斯、卢梭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绝对命令”，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它同时也为辛格（Peter Singer）的同心圆理论奠定了基础，该理论乐观地假定我们的道德感——尽管因进化论而将自己、亲缘和宗族看得过重——依然可以促使我们在道德之路上前进，因为我们的推理迫使我们不断扩大围绕我们有情众生（sentient beings）的圆圈。

改进从认识自己开始

道德这一概念依然比我们所继承的道德感要大，而研究道德感的新兴科学并未使道德推理和道德信念显得过时。同时，它对我们的道德宇宙来说也是影响深远的。

至少，科学告诉我们即便我们的对手再怎么棘手，他们也不是无道德是非的精神病人，他们也在道德思维里挣扎，这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们都是强制而普遍的，分毫不差。当然了，有些对手确实是精神病人，也有一些人受惩罚性道德说教毒害以至于丧失了逻辑推理的能力。一旦分歧出现，而群众的思考能力尚未完全丧失时，认识到对方也是出于道义而非贪婪，这种共识的达成首先是在理性。一方是能够谅解另一方的社群、稳定、公平或尊严等考量的，尽管那时双方可能仍就是否存在更为重大的价值考量存在纷争。

研究道德感的科学同时也警示我们：我们的某些心理虚构的方式很可能会阻碍我们得出最为正当合理的道德结论。道德感，我们知道，就跟其他感官一样，在错觉面前不堪一击。道德感容易使人把道德本身和纯洁、地位与合群相混淆，也很容易把实际问题的解决变成道德远征，从而往惩罚式的侵犯中寻找解决之道，有时还会强加禁忌使某些话题变得不可触及。道德感还有一大陋习，那就是总让天使跟自己站在同一边。

尽管智慧的人们可能早已看出我们是如何被自己的“故作虔诚”所蒙蔽的，但我们的公共话语依然未能给这种做作打个合理的折扣。而最糟糕的情况是我们还为自己愚勇的轻率歌功颂德。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前主席卡斯（Leon Kass）在《厌恶的智慧》一文中主张，当涉及克隆和其他生命伦理技术时，我们应该放下理性，让本能先行：“我们都对克隆人的远景感到排斥„„因为我们直觉和感觉到——立刻地，无需争辩地——我们理应珍视的东西遭遇了破坏„„现如今，人们已百无禁忌，恣意行事„„厌恶感或许是唯一残留的还大声疾呼捍卫人性之核心的声音了。已经忘记如何战栗的灵魂是何其地浅薄。”

确实有也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来管制克隆人，但“战栗感指标”显然不足为理由之一。人们已经战栗得够多了，为各种各样的与本族文化的纯洁感抵触而又道德无涉的事情而战栗：碰了不该碰的，与黑人同用一台饮水机，允许犹太的血液与雅利安的血液混杂，容忍同性恋男性相鸡奸等等。如果我们的祖先让厌恶感占了上风，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尸检、接种疫苗、输血、人工授精、器官移植和体外受精了，所有这一切刚出现的时候都被斥为不道德。

研究道德感的科学恰恰是在推进道德，而远非解构道德。它让我们看穿进化论与文化迫使我们承担的道德错觉，也让我们可以聚焦我们共同分享和捍卫的目标。正如契诃夫所写的：“只要让人看清自己，人就能超越自己。”

（本文由作者授权翻译发表，原载于《纽约时报杂志》专栏，有删节）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content/38475/1

第二篇：《激活快乐本能,分享道德魅力》学习体会

《激活快乐本能，分享道德魅力》学习体会

当前新课必革浪潮涌动，全国教育领域正掀起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教与学的革命，使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又增添了几分乐趣与生机。

一、教师要以人为本，多方位关注学生的发展

新奇、活泼、富有情趣的新材料，洋溢着“以人为本”的人文气息，能够对学生起到强烈的学习动机吸引作用，作为教师，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良好的第一“见面”印象，并让这种印象早日转化为强烈的学习动机，为学生深入学习思想政治课打坚实的心理基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教学，我们可以激励学生。信息化的今天，学生接受新事物的途径越来越广泛，思想政治课的新教材，也充分利用这一深刻的变化，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当中，多途径，多层面的收集信息、展示信息，并在课堂活动中通过教师的引导加以整合，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二、体验创新

创新既是一种创造，又是一种激情。在教学实践中，我体会这种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师的创新;二是教师引导下培养学生创新。

教师的创新，需要教师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己任，对教材加以丰富、加以创新。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会对思想政治课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三、开展课堂小活动，体验生活。

无论教师如何和善待人、如何顾及学生感受，如果课堂教学形式单一，学生不能感受到自己对课堂活动的参与和支配，必然会失去兴趣。新课程理念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注重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去。这种新的学习观的形成使得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有利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讲授《神奇的货币》这一内容时，针对学生难以理解货币的产生过程，我特意从网上下载了五种商品的图片，让学生在课堂上扮演买者和卖者的角色进行循环交换，让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扩大了的物物交换所面临的困难，并乘机引导学生提出可能解决的办法，从而为货币的应运而生埋下了伏笔。合作学习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课堂学习效率，而且能培养学习彼此交往，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等现代意识，学生也逐步形成了终身受益的学习方法和态度。

四、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快乐学习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幽默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不仅能够减轻人们的心理压力，而且还可以防止或消除紧张的人际关系，创造和谐气氛。思想政治课堂上的幽默能够活跃教学气氛，更生动、灵活、巧妙地完成教学任务。使严肃、抽象、深刻的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生动、浅显，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学政治课不同于数、理、化等学科的特点之一是需要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的大量语言叙述、阐释，才能完成教学任务。通过教师语言幽默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学习的压力，理论思维的艰苦，学生不时会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许多学校往往将政治课排在上午最后一节或下午第一节，这段时间学生的大脑一般处于疲劳状态。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如果教师缺乏幽默感，就会筑起一道师生互不理解的高墙。”教师此刻的幽默将会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带来富有朝气的乐观情绪，使学生精神焕发，激发起学习的兴趣。我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主张每堂课都充满学生的笑声。相对于语文课而言，政治课要达到上述境界难度的确大一些，但创造幽默的机会还是有的。许多笑话、格言、警句、歇后语、经典广告词、流行的短信、歌词、打油诗、俗语等都可以活学活用，信手拈来，达到妙趣横生的效果。在讲授市场秩序加强信用制度时，我用了“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則灵”的反面例子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在讲如何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时，我用了：“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讲授“法人”这一概念时，握手先提出“法人是法国人”“法人是说法语的人”“法人是守法的人”“法人就是人”等一连串看似正确实则荒谬的说法，让学生一一加以否定，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弄懂科学的定义。这样寓教于乐，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必能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兴趣。一次有个同学趴在桌面睡觉，我会走到他身旁说，“你又上了封神榜？！”当回答问题有些学生欲试而不敢时，我就鼓励他们说：“心动不如行动，过了这条村就没了那个店啦！”实践证明，巧妙地使用幽默技巧就会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枯燥乏味的学习变成一种精神享受，同时，也构筑了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一举两得！

五、积累资料，散发魅力。

时时刻刻注意积累资料，是一个政治教师提高教学的趣味性的源泉。而教师教学趣味性的提高，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源泉。政治课教师在尊重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前提下，还要从社会生活和文字资料以及各种各类媒体网络资料中搜集授课的素材，注意积累。

其中媒体资料和网络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课中的使用对于课程内容的现代化、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信息走进课堂，改变了多少代人只能运用抽象的文字信息、语言信息作为基本教学传播载体的传统，让教师能够方便、迅捷地运用图片、实况影像、图表等形象化传播载体进行教学，增强了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和可信度，激发了学生巨大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展现政治课的学科魅力。

例如，笔者在讲“发展生产 满足消费”这一知识点时，就播放了从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昨天今天 明天》中截取的片段，学生从生动形象、活泼幽默的小品中体会到物质生活的丰富，使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明显增强。

思想政治课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时代性，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坚持杜绝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一定要选取相当数量的实际事例进行教学。为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在尊重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前提下，还从社会生活和文字资料中搜集授课的素材，注意积累。把积累到的材料分类分条标号记载，并装档存放，建立“教学资料档案”，需要时从中提取，方便快捷。利用资料，逐步使教学做到有理、有据、有趣，使学生对政治课愿学、乐学。

以上是我听完讲座后的所得所想。教学是一门艺术，艺术需要创造性的反复实践，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随着新一轮课改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教学的方法和策略也不断更新，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第三篇：(本能)影评（范文）

本能。人性本恶

英文名是“Basic Instinct”，一个是“第六感追缉令”，还有一个就是直译“本能”了。我的英文比较烂一点，就直译吧。

也不知道是从几时开始的，看电影的时候变得非常旁观。以前看电影的时候会陷入到剧情里面去，情绪也很容易跟着电影的进展而起伏，看完了以后还会胡思乱想，所以我从不看恐怖片什么的，自己吓自己好几天都不安神这事我可不做。看之前据说，很悬疑，有点恐怖，有点色情，还有点血腥。看完了感觉还好。

故事进行到1个多小时尼尔森死后就不好看了，前面的稍微悬疑一些。不恐怖。有性爱场景4处。血腥谋杀2处。影片的第一个场戏就把这两处各占了一处。一共死了5个人，分别是：强尼(M)。尼尔森(M)。洛西(F)。莫伦(M)。贝丝(F)。值得一提的是配乐很好，非常能烘托气氛。

两个主演，尼克(M)和凯瑟琳(F)。他们和死者的关系是，强尼是凯瑟琳的sex pater，尼尔森是尼克的对头上司，莫伦和尼克是work pater。洛西也是凯瑟琳的SP，贝丝是尼克的GF兼心理咨询师，凯瑟琳是尼克的嫌疑犯，尼克是凯瑟琳的利用对象。强尼是个生活糜烂的摇滚歌手。尼克是手枪走火打死同伴被内部从凶杀组调到风纪组，正在等待心理评估合格的探长。凯瑟琳是畅销书作家擅长写黑色情杀小说，她修得心理学和文学的双学位，父母和前夫均亡，过亿资产双性恋。贝丝是心理医生，效力于警局人事的心理评估同时有自己的工作室。凯瑟琳，洛西，贝丝是同校，同界，同修心理学的校友。

电影从强尼被杀开始，尼克和莫伦所在的组接收调查。第一个调查对象是凯瑟琳，强尼的死法，跟凯瑟琳几年前出版的小说中主角的死法一模一样：双手被白色丝巾绑住，身上被冰锥捅了无数个窟窿，午夜两点，死在床上。影片到结尾都没有明确的说明强尼到底是谁所杀。

做几个假设吧。

假设。

假设一。洛西杀的。

尼克找凯瑟琳的时候先在她的房子里碰到洛西，他问了洛西两个关键问题：

1、你最后一次见到强尼是什么时候？她答，他死了。

2、昨晚你和强尼在一起吗？她答，你们要找的是凯瑟琳不是我。她没有回避问题，但也没有回答问题，没有肯定，但也没否认。

她的动机是嫉妒，她想独自占有凯瑟琳。但凯瑟琳告诉尼克，她不会嫉妒，她只会兴奋。但她确实嫉妒过。当她看到尼克和凯瑟琳ML后，她试图谋杀尼克，他们在公路上追逐着开快车，直到她的车飞出道路摔下路坡，当场毙命。

这之后，她成了杀害强尼的凶手的怀疑对象，因为她也看过凯瑟琳和强尼ML。她嫉妒得想把和凯瑟琳有染的人统统杀光。但她已经死了。

也是在她死后，尼克才找到她16岁时的做案记录：16岁的小洛西，拿着老爸的剃须刀，杀光了家里所有的人，只因为觉得家人对她不如对她弟弟好。当时她说，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到底怎么了，看到旁边有东西，就把他们都杀了。

她有前科，有动机。

假设二。贝丝(莉莎·何伯曼)杀的。

贝丝在一开始是个最单纯的人物：警局的心理辅导专家。前夫已亡，正和尼克交往。两人有性关系。她管制他，不许抽烟，不许喝酒。彼此认真。尼尔森死后情况变得复杂。

尼尔森死在自己的车上，被一个三八左轮手枪从太阳穴一枪毙命。他死前与尼克发生激烈争执，在警局。他一直为难尼克，处处针对他，企图逼他承认他不是因为手枪走火而误伤人，而是蓄意谋杀。贝丝处处维护他。在尼克知道自己在贝丝那的档案被尼尔森卖到凯瑟琳手里，与他发生争执，并责难贝丝把档案给尼尔森，贝丝称她是被迫。贝丝为了再次维护尼克，和自己，杀了尼尔森。

凯瑟琳在不经意间告诉尼克她在大学时曾于一个叫莉莎·何伯曼的女生有染，莉莎开始迷恋她，学着她的穿衣打扮。尼克查到当年的莉莎，正是贝丝。贝丝跟凯瑟琳说同样的话，并猜测这些话凯瑟琳都告诉过他，而且是在床上。全中。

贝丝的前夫同样死于被三八左轮手枪从太阳穴一枪毙命。大家怀疑，原因是她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凯瑟琳。假设尼尔森是贝丝所杀，有可能是尼尔森发现了她谋杀前夫的秘密，以为这个发现保密为条件索要尼克的心理咨询档案。

强尼有个私人的心理医生，巧的是，这个心理医生与贝丝在一间工作室。当她发现强尼和凯瑟琳的关系后，杀了强尼，为能夺回凯瑟琳。

贝丝死在尼克的枪下，她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尼克我爱你。正在尼克不知该听贝丝还是凯瑟琳犹豫时，莫伦接到一个自称是她们大学校友的人的电话，她说她知道她们当年事情的底细，约在某栋大厦的405见面。他们赶到那里，尼克在车里等，莫伦独自上楼，尼克突然感觉事情不对劲，匆忙赶到楼上时发现，莫伦已经被冰锥刺死在电梯里。尼克万分恐惧，听到人声，转头一看是贝丝，她的手放在大衣口袋里，尼克惊恐的要贝丝把手给拿出来，他坚信她手里拿着的是那只三八左轮，贝丝大声叫他冷静走进他说是莫伦给她留言要她来这里却没有将手拿出来，尼克一枪毙了她。但她的口袋里根本没有手枪。而且这栋大厦没有405号房，那位自称同学的人也在两年前血癌死掉。

警局的人赶到现场，在楼梯上发现了冰锥，假发，自己人的工作服，都是贝丝的尺寸。一切证据都对贝丝不利。

警察到贝丝的住处搜查，在架子上找到了那枚三八左伦，枪口和杀死尼尔森的那只相吻合。并在她的抽屉里找到了她收集的凯瑟琳出版的书，和所有的报纸报道。

她杀了强尼。情杀。

假设三。凯瑟琳杀的。

凯瑟琳说，我不会笨到用自己小说中的情节去杀人。一句话推脱了全部。在后来尼克也说，我不会笨到那天刚跟他(尼尔森)发生争执晚上就把他给杀了。

她没有动机，她最大的嫌疑就是，杀了强尼，布置了这一切，让她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光，看警察能不能逮住她。因为她说了一个故事，一个母亲，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并制造成不幸死亡的样子，看警察能不能逮到她。

影片的结尾处，在她和尼克M(ing)L的床下，放了一枚冰锥。这是最后一个镜头。

疑点。

洛西。

相信凯瑟琳，洛西不会嫉妒。那么她没有杀强尼的可能性。

贝丝。

相信贝丝。她爱的是尼克，根本就不爱凯瑟琳。她收集凯瑟琳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尼克做调查。

凯瑟琳。

她不会笨到等所有的嫌疑人都死光了，还在床下放枚冰锥杀尼克。

问题关键。

莫伦的死。

杀死莫伦的手法和杀强尼的如出一辙。这个时候洛西已经死了，鬼魂是不会做案的。

贝丝为什么会到那里，莫伦真的给她留了消息，因为莫伦出来时很匆忙是在路上碰到尼克的。真是如此。她便只有1/2的嫌疑。但贝丝没有杀莫伦的动机，难道她以为一出电梯的会是尼克，她要杀尼克？她同样没有杀尼克的动机。影片在这个地方有个遗漏。莫伦死在电梯里，电梯不能正常运做，贝丝当然只有走楼梯，而这栋大厦有几个安全通道？如果只有一条，那么杀莫伦的人在逃走时就应该碰到尼克或贝丝，贝丝只在尼克到现场几分钟后赶到。如果是贝丝杀的，那么她在逃走时应该会碰到尼克。片子没有交代，找到杀莫伦证据的那个楼梯是不是贝丝上来的方向。

也许是凯瑟琳，她同样了解尼克急切想知道她和贝丝大学的事情，打了冒名电话。杀掉了莫伦。但她也没有杀莫伦的动机。同样没有杀尼克的动机。唯一的动机就是她想看到自己是不是会被逮到。同时她也猜准了莫伦会告诉贝丝，想借某人的手除掉这个人。

可最后为什么是那样一个镜头？凯瑟琳如果真杀掉了尼克，那不是太笨了吗？难道是噱头？谁知道呢？

本能。

这个本能，详细说，应该是人的潜意识。人性本善的另一种说法是，人性本恶。

第四篇：本能影评

如果是游戏，谁才是赢家？

——《本能》影评

凯瑟琳用智慧和性的本能占了上风，但最后却被爱的本能驱使放下了手上的冰锥。尼克看似被欲望所迷惑，最后却使得凯瑟琳改写了一直以来遵从的故事发展规则。

爱发生在遇到那个能懂得自己的人时，抗拒征服的同时也是被征服的过程。游戏之所以好玩，是因为棋逢对手，凯瑟琳是高智商高性感度的美女作家，尼克是职业嗅觉敏感作风强硬的警察。强者之间的过招，从来就是充满了刺激、暧昧和欣赏的。就像是猫和老鼠的游戏，他们都以为自己是猫，却又同时都是老鼠。这么节奏紧凑神经紧张的相处方式带来的致命吸引力跟快感应该也不是能够轻易抗拒的吧？

所以，从一开始结局就是注定的。

只是，当凯瑟琳从爱情中清醒，那只一直藏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的冰锥，是不是就会落下？

不管那一天会不会到来，曾经发生过的改变不会像粉笔字一样被轻易擦除，当一个杀手真正动情，她就再也无法完成艺术品式的杀戮。

回到原题：本能，是什么？

性善性恶，从来就说不清楚。有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可是每天看看微博看看电视看看大街小巷让人心寒的事情也出了不少，有人相信“人性本恶”但是一旦真的遇到别人有危险自己却想都不想伸手帮助。问起来只能说杀人是冲动，救人也一样不假思索，毁坏会有快感，建立一样成就感十足。

或者说是征服么？让对手，特别是强大的对手臣服在脚下的确是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可是在对手戏的过程中要让你相信他的确是可敬可惧的对手的过程难道不是对你的征服么？那么到最后到底是他承认了你的不可战胜还是你承认了他的值得赞赏呢？你以为你赢了那

就是赢了么？

只能说，当我们没有发现更大的心理舒适时，曾经以为当下所追求的欲望就是本能。

嫉妒是本能、宽容也是本能，伤害是本能、维护也是本能，杀戮是本能、拯救也是本能，相信是本能、不相信也是本能，性是本能、爱更是本能。

第五篇：圣经中译历史

圣经翻译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已开始，但要到公元七八世纪才有把圣经译成中文的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即罗马；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略派。此派始于叙利亚，其始创人聂斯脱略因提倡“基督二位二性说”而于公元431年被教会第三次大公会议定为异端。然而，此派积极传教，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传入中国。公元781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讲述人类的堕落、弥施诃（即弥赛亚）的降生、救主在世的事迹等及介绍景教入华、盛衰的经过，也有景教经典《真经》翻成中文的记载。景教经典可能包括将旧约，新约圣经翻译的部分，可惜这些经书的译本全都失传，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方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直至十三世纪中叶罗马天主教来华，圣经中译才有新的发展。最早的是若望孟高维诺神父所译的蒙古文旧约诗篇和新约全书。其后有利玛窦神父的“祖传天主十诫”；阳玛诺翻译四福音的《圣经直解》；巴设神父的白话文四福音、保罗书信及希伯来书——《巴设译本》可能是后人马殊曼和马礼逊译经时的蓝本；贺清泰教士的《古新圣经》，它包含除《雅歌》和大部分先知书之外的旧约与新约内容，然未曾印刷发行。该译本包含了圣经翻译史上第一份序言《之序》、《再序》，其中扼要介绍了译者的翻译思想。

利玛窦在1603年首次刊印的《天主实义》中，试图以更为新颖的“上帝”一词来指称“Deus”[ˈdeəs]。他在书中明确提出，“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经学者考证，这一新译的最初使用，可以追溯到利玛窦来到澳门后不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玛窦以“上帝”译解“Deus”仍属于技术层面的改进。对于此一译语的不足，他在1604年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道：“我认为在这本书中，最好不要抨击他们所说的东西，而是把它说成同上帝的概念相一致，这样我们在解释原作时就不必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概念，而是使原作顺从我们的概念。”利玛窦的这番话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他非常清楚“上帝”一词在中国人头脑中可能产生的歧义。所以，他才强调按“我们的概念”来“解释原作”。也正因为如此，利玛窦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新译的努力。在名为《斋旨》和《司铎化人九要》等另一些文章中，他又尝试用“上主”、“主”或者“主耶稣”等其它词语来指称“Deus”。

当范礼安和利玛窦分别于1606年和1610年去世之后，教会内部反对以“天主”或“上帝”译解“Deus”的声音逐渐高涨。在日本的许多传教士也风闻此事，都认为在华的神父们犯了错误。1707年，罗马教廷颁布南京教令，天主教译名固定用“天主”翻译Deus，禁用陡斯、天、上帝等。十八世纪末，随著基督教来华，圣经的中译本可说是百花齐放了。继《马士曼译本》（1822）后，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1823）及其修译本《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太平天国删改的《旧遗诏圣书》及《新遗诏圣书》（十九世纪末）。

马士曼博士(Joshua Marshman)于1822年在印度出版《马士曼译本》。马士曼译本出版较早，但因为马礼逊的译本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所以一般仍以马礼逊译本为第一本中文圣经。

马礼逊是第一位前往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他于1807年抵达广州，1814年出版了他单独翻译的新约全书。1823年，他和另一位新教传教士米怜合作完成旧约全书之后出版中文圣经全译本，取名《神天圣书》，共21册，史称“马礼逊译本”。从此，基督教的全部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神天圣书》的文体类似当时畅销的《三国志演义》，译文流畅，广为流通。这也是流传到欧洲的第一本中文圣经。在《神天圣书》中，马礼逊将God译为“神”，承袭了天主教徒巴设的译法。但是事实上，在《神天圣书》中，马礼逊自己也没有给God一个固定译法。该书中马礼逊用了“真神、真活主、神主、神天、主、上主、上天、天地之大主”等译法。

根据《神天圣书》，由麦都斯、马约翰、郭实腊、裨治文等人组成的译经小组于1837年出版《新遗诏书》、1840年出版《旧遗诏书》，后郭实腊又反复修订，最后于1955年成型出版，名为郭实腊译本，此译本将God译为上帝。太平天国（1851-1864）的创立人杨秀清、洪秀全采纳“新旧遗诏书”，受其影响创办拜上帝教，其教义《旧遗诏圣书》及《新遗诏圣书》的来源便是郭实腊译本。因此郭实腊译本可谓在晚清造成最大社会震动的中文圣经。

1842年英美传教机构组成十二人委员会重译圣经，计划出版由不同教会宣教士联合翻译的《委办译本》。可惜，因为教派不同立场而造成了分裂。

美国浸信会不满将Baptizo译作「洗」而不译作「浸」，首先退出，另邀宣教士高德（J.Goddard）依浸信会立场修订《马士曼译本》而完成《高德译本》。

美国圣经公会代表裨治文因坚持God译为神，不可译为上帝，半途退出，完成《裨治文译本》。

英国圣经公会代表麦都思等人仍于一八五四年完成《委办译本》。此译本不但重译圣经，统一译名，还有著名汉学家理雅各、中国学者王韬的协助，译文优雅，文采斐然，遂成19世纪最具影响力中文圣经。

1890年上海举行各教派传教士联合大会，决定进行和合本的翻译工作，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翻译文言文和合本、浅文理和合本和官话和合本。当时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圣经唯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

《浅文理和合本新约》于1904年出版，《深文理和合本新约》于1907年完成。后来两者合并，于1919年出版《文理译本全书》。此译本对原文忠实，文笔流畅，可是发行后已不适合时代需要。1919年4月，由狄考文（C.W.Mateer）等人组成的翻译小组，费了27年时间完成了《官话和合本》，（又称《国语和合本圣经》，简称《和合本》），为中文圣经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和合本》圣经的译者是以“忠于原文”为目标，就是要“坚持文字上的准确”，但由于译经原则改变，这个目标就有新的理解：“重视意义上的准确”。在旧约翻译的十三年中，新约经过了多次的修订，以使其译文更清楚、优美。《和合本》实在为教会提供了一部翻译比以前更准确、更适合大众阅读的译本，于是它就成了教会和信徒最受欢迎的圣经译本，渐渐建立起典范的权威，成为主流，也为教会和信徒的语言系统增添了不少独特的基督教词汇。

1946年，吕振中翻译《吕译新约初稿》，1970年，吕译《旧新约圣经》在香港出版，是第一本由华人独立完成的圣经。

1968年，由雷永明（G.M.Allegra）领导的“思高圣经学会”出版了圣经全译本“思高本”，是当代中国天主教使用的唯一权威译本。

1992年由容保罗领衔的30多名华人翻译家集体直接由原文《希腊文新约》为蓝本，翻译出《圣经新译本》

文化负载词

所谓文化负载词，按照纽马克(Newmark)的定义，是指能集中反映或表达某一民族风俗习惯﹑气质情感﹑历史典故﹑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心态等特有事物的词﹑词语和习语。纽马克也认为，语言有普通语言，个人语言和文化语言之分，文化负载词是文化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就构成了推理语言信息的文化语境。翻译工作者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原文中没有任何生疏的词，但由于不谙其文化背景，译文读起来莫名其妙，甚至可能出现歧义，让人莫衷一是。圣经中文化负载词比比皆是，因为对非基督教国家、地区的人来说，基督教就是另外一种文化，读圣经就是在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因此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译文的质量。

翻译作为译者与目标与读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其成功取决于译者能否通过译文使目标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言在读者身上产生相同的语境效果, 即在翻译过程中注意保护译文与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之间的关联免遭破坏。具体到圣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要做到这一点，译者首先对这些词所负载的文化或宗教意义了如指掌，然后从目标语中寻找对应的词。若完全对应的词在目标语中根本不存在或仅有类似的概念，直译很可能造成信息错误或缺失，此时译者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对直译可能造成的不准确的语境效果进行修正，或对缺失的语境假设进行补充，以使译者与读者的认知语境达到互明。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译文与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之间的关联，实现译者的意图。

参考文献：

1.《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年01期 作者：柴倩 郑亚南 从关联理论看圣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2.《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4期 作者：谭树林近代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二马译本”

3.《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年07期 作者：于红 戴卫平刍议“God”的中文翻译

4.《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01期 作者：李滟波

从《圣经》中的God到中国的“上帝”和“神”──兼论跨文化语境中的形象变异

5.《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6期 作者：李炽昌 《圣经》在中国——太平天国对经文的诠释

6.《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02期 作者：戚印平

“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附表：

----年分（公元）------------------------译本---------------781-----------------------------年景教碑

----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若望孟高维诺译本》：诗篇、新约全书（蒙古文）

----十六世纪末------------------利玛窦译“祖传天主十诫”----1636年----------------------阳玛诺的《圣经直解》----约1700年-------------------《巴设译本》

----十八世纪末------------------贺清泰《古新圣经》，未有印刷发行----1822年---------------------《马殊曼译本》

----1823年---------------------马礼逊《神天圣书》

----1837年---------------------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汉《新遗诏书》

----1840年---------------------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汉《旧遗诏书》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十九世纪末-----------------太平天国删印《旧遗诏书》为《旧遗诏圣书》删改《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新遗诏圣书》

----1850年--------------------《委办本四福音》

----1852年--------------------《委办译本新约全书》----1953年---------------------高德修译的《新约全书》----1854年--------------------《委办译本》

----1857年---------------------麦都思、施敦力改写《委办译本》的新约官话译本

----1859年----------------------《裨治文译本》的新约----1862年----------------------《裨治文译本》

----1866年----------------------《北京官话新约全书》

----1868年----------------------高德、罗尔悌、迪因修译的《旧约全书》----1872年----------------------《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改订本）

----1875年----------------------施约瑟的《北京官话旧约全书》王多默的《宗徒大事录》

----1878年----------------------《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

----1885年----------------------杨格非的《新约浅文理译本》----1889年----------------------扬格非的《新约浅文理译本》（修订版）包约翰、白汉理合译的浅文理新约全书《杨格非官话译本》

----1892年----------------------德雅的《四史圣经译注》----1897年----------------------李问渔的《新约全书》----1902年----------------------施约瑟的《二指版》

----1905年----------------------杨格非的《旧约浅文理译本》（至雅歌）----1904年----------------------《浅文理和合新约圣经》----1906年----------------------《深文理和合新约圣经》《官话和合译本新约全书》

----1919年----------------------《文理和合本》《国语和合译本》----1946年----------------------吴经熊的《圣咏译义》----1949年----------------------吴经熊的《新约全集》----1954年----------------------徐汇修院的《新译福音》----1955年----------------------狄守仁的《简易圣经读本》----1956年----------------------萧静山的《新经全集》----1967年----------------------萧铁笛的《新约全书》----1968年----------------------《思高圣经译本》----1970年----------------------《吕振中译本》----1974年----------------------《当代福音》

----1976年----------------------《新约全书新译本》----1979年----------------------《当代圣经》《现代中文译本》----1993年----------------------《圣经新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