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作业(赵佶)（五篇材料）

第一篇：国际税收作业(赵佶)

重庆三峡学院

国

际

题目：经济全球化下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姓名：赵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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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论文201004034136 2010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一班

经济全球化下，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 摘要：国际避税（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行为。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纳税主体)和征税对象(纳税客体)进行的课证。因此要规避税收,就要避免成为纳税主体和纳税客体。文章立足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国际上跨国纳税人避税的种种形式，分析各国避税的措施，并综合地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和应用。

关键字：全球化避税防范国际避税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投资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常见的经济现象，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然而，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凭借其跨国生产和销售优势，在从事跨国经营活动中，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以及各国涉外税法和国际税法的漏洞，通过种种合法手段，规避或减少税收负担，获得最大利润。因此防范国际避税成为各国维护税收利益的重要思想。

一、对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避税手段的认识

（一）变更居民身份避税法

指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迁移出该国，成为另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或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以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国际避税方式。其具体做法是：将个人住所或公司的管理机构真正迁出高税国；或者利用有关国家国内法关于个人或公司的居民身份界限的不同规定或模糊不清，实现虚假迁出；或者通过短暂迁出和成为别国的临时居民的办法。

（二）转移定价避税法

转让定价是指有联属关系的企业法人之间，在相互举借贷款、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转让无形资产等经济往来中，所制定的价格，也称划拨价格。这是目前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采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际避税方法。其基本作法是：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提供贷款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提供贷款时制定高价。这样，跨国公司的利润就可以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

（三）新的苗头

其一是境外中介机构，包括承接留学、法律、会计业务的机构在国内设立办事处的有关征税。由于这些业务所签订的合同定金较少，而营业收入主要在境外结算，国内行政机构往往只能按合同金额计税，而无法得到这些机构在境外收到的、源于境内收入的资料，所以不能征得所有应缴税款。其二是境外公司在境内举办会展的有关征税。由于境外公司未在境内注册，而在境内提供服务所得收入也多在境外结算，加上会展期短，国内行政机构无法取得收费明细表，进行依法征税。其三是.利用电子商务避税。电子商务是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是在互联网与传统信息技术系统相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相互关联的动态商务活动。在实现了书写电子化、信息传递数据化、交易无纸化、支付现代化的同时,也引起了审计环境、审计线索、审计信息的储存介

质、审计的技术方法、审计方式等一系列的重大变化。而这些使得国际税收中传统的居民定义、常设机构、属地管辖权等概念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无法准确区分销售货物、提供劳务或是转让特许权,因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既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世界各国政府提出了防范国际避税的新课题。

二﹑跨国纳税人的避税形式

在现今的经济全球化下，跨国纳税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避税手段千奇百怪，层出不穷，而且手法不断翻新，但归纳起来有几种具体形式: 跨国纳税人居所的变迁﹑巧用常设机构﹑选择最有利的公司形式﹑在避税港境内建立基地公司﹑通过转让定价避税、采用延期纳税方式避税。

本文将列举一个案例，但并不对各个国际避税进行一一阐述。

A.（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是由设在欧洲某避税港的某跨国集团独资经营的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其注册地在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三级城市）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A公司的组织架构是：注册地有间集团内部称之为P厂的生产机构，主要从事建安材料类产品的制造、生产加工；注册地外设立了10多个分公司和1个办事处，均属非法人的营销机构，主要从事在中国市场销售本公司的产品。

经调查，A公司名下的10多个分公司由设在上海的营销总部（登记为A公司的上海办事处）直接统一控制和管理，集团内部将上海营销总部称为MO。注册地机构实质上就是P厂，注册地再也没有什么总部机构来控制和管理P厂和上海MO（10多个分公司）。注册地P厂与上海MO分别直接接受集团的管理与控制，实质上就是集团设在中国的制造和销售的2家子公司，而不是法律形式的1家A子公司。A公司仅仅是该跨国集团将分散的2家子公司利用总分支机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注册登记行为，有名无实，从而构成了虚设法人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

（一）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看，注册地P厂与设立的10多个分公司和1个办事处同为二级机构，本应直接只接受总机构控制和管理，总机构再对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董事会）负责。但是，经调查，挂名A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财务总监等等均不在注册地上班，而在上海分部工作，因其行使的职权只限于上海MO机构的营销事务，所以从不过问注册地P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样，注册地P厂则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机构管理层进行公司治理，管理权和经营权也不涉及上海MO机构的营销事务。同时，注册地 P厂、上海MO均直接只对境外投资股东（母公司）负责。因此，A公司仅仅是注册法人人格而已，没有总机构实体，从而形成了有悖公司组织形式和公司治理的做法和行为：10多个分公司不由注册地机构而由上海MO所控制和管理；一家公司并存2家公司治理结构，并列2个“老总”，违反了作为二级机构只能对上一级机构负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二）从经营管理看，A公司的住所不是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通过对A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和生产经营管理的调查，并进行了功能分析，发现A公司根本不存在总公司管理机构来控制和管理P厂和上海MO或10多个分公司，注册地机构不是决策、管理和控制中心，而仅仅是集团在全球布局的一家制造商。所登记A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营销职能则由上海MO机构承担，但上海MO却是与注册地制造商截然分开的一家分销商，两者泾渭分明，互不控管，独成体系。

因此，注册地住所的机构是承担单一生产功能的制造商，而不是集经营决策、产品制造、市场开发、产品销售等功能的公司总部，法人公司是个“壳体”。

（三）从财务控制看，A公司不按总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进行设账和核算，没有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存在的财务处理中心。通过对A公司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软件的调查分析，发现注册地仅仅是P厂的会计核算和财务控制的所在地，而不是包括众多分公司在内的整个公司的核算地和管理地，即不具有总分支机构会计的特征。该跨国集团在全球对全资企业、控股企业采用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及其会计核算。在早年，P厂和上海MO各自使用ORACLE和SCALA不同的外国版管理（财务）软件系统，在近年，尽管两者统一改用SAP软件，但仍是各自独立的2条网络化管理系统，径直受控于境外的集团供应链部门和亚洲地区总部，从不支持在A公司法人层面的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无法按总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实现统一核算和集中管理。因此，在没有总机构及反映各机构的账簿、凭证等情况下，为应付境内政府相关部门对报表管理的要求，A公司不得不采取了在上海MO合并会计报表然后在注册地P厂报送的做法，从而凸显了与一个法人身份不一致的二个会计主体，表明了注册地P厂和上海MO是集团按二个子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谋划和管理的实质，从而违反了我国唯有母公司或集团才能对子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法则。

（四）从总部经济看，A公司不具备明显的聚集效应的总部经济特征。具有战略品牌的跨国公司原则是将总部设在具有信息、技术、资本、高级人才等特殊优势资源的一线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制造基地设在具有原材料、劳动力等廉价常规资源的其他区域，实行“总部??生产基地分离”的组织模式。企业总部不是简单等同于总部注册地，并不因法律形式的注册行为而实质改变总部经济内涵和运作。因此，从总部经济特征分析及实地考察，A公司的注册地作为三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上海几乎没有总部经济资源的比较优势，既没有总部内涵，也不履行总部职能，不是总部入驻地，而是利用港口、土地、劳动力、税收优惠等优势资源的生产制造基地。

此外，还可以从人事权、财产权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也能印证A公司是在法人人格掩饰下的徒有虚名的实质。

从这个案例我们能发现，在以法人作为界定纳税人的标准下，是否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都应由法人汇总纳税，只有一个纳税主体？A公司以公司的登记注册法律形式为由认为，应由法人作为独立纳税人实行汇总纳税。而税务机关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出发认为，纳税人的认定不仅取决于公司的法律形式，而且取决于公司的法律行为，以事实为根据，重事实轻形式，否认法人选择汇总纳税的方式。

三﹑对经济全球化下防范国际避税措施的探索

（一）加强国际税收的情报交换

为了更好地监控国际税源、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各国、各大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重视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2010年12月20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联合反避税信息中心（JITSIC），并已向该组织伦敦办公室派驻代表，全面参与JITSIC的各项工作。各国代表利用JITSIC这个平台，共同研究分析各类避税模式和动向，实时交换涉税信息，提高跨境交易透明度，追踪调查纳税人的逃避税行为，分享各自经验，共同识别和打击恶意税收筹划，为成员国有效行使税收管辖权，防止税收流失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二）加快反国际避税立法建设。

为了有效地控制国际避税，各国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健全税收法规条款上，注意文字的准确使用，设法堵塞漏洞。同时要制定反避税专门条款并规定跨国纳税的税务申报义务、调查举证义务。另外还要限制居民的财政性移居活动。所有这些条款的制定，都是税务当局防止国际避税的有效法律武器。日前在深圳举行的反避税热点问题交流会上，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廖体忠表示，税务机关将进一步完善反避税工作机制，继续执行反避税案件立结案审批制度，坚持防查并举，构建管理、服务、调查三位一体、统一规范的反避税防控体系，不断拓展反避税领域。

（三）强化税务管理，广泛开展税务稽查与税务审计。

一是强化纳税申报制度。严格要求一切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纳税人及时、准确、真实地向国家税务机关申报自己的所有经营收入、利润、成本或费用列支等情况。二是强化会计审计制度。加强对跨国纳税人的会计核算过程及结果进行必要的审核，以检查其业务或账目有无不实、不妥以及多摊成本费用和虚列支出等问题。目前许多国家一般都要求外国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所申报的各类报表一律要经过公证会计师的审核，否则不予承认。三是采取所得核定制度:许多国家采用假设或估计的方法确定国际税纳人的应税所得。征税可以基于一种假设或估计之上，这不是对税法的背弃，而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的有效办法。如在纳税人不能提供准确的成本或费用凭证，不能正确计算应税所得额时，可以由税务机关参照一定标准，估计或核定一个相应的所得额，然后据以证税二此举的目的多是为了避免跨国纳税人利用不准确的成本或费用避税，同时也可以简化征收手续。

（四）坚持“独立竞争”标准，防止征税对象利用国际转移进行国际避税。通过征税对象国际转移进行避税主要发生在国际关联企业之间〕这些企业之间的财务收支活动、利润分配形式体现着“集团利益”的特征，因此，对这种避税活动给予限制，关键是应坚持“独立竞争”标准，即按照有关联的公司任何一方与无关联的第三方公司，各自以独立经济利益和相互竞争的身分出现，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的活动所应承担或归属的成本、费用或利润来考查、衡量某个公司的利润是否正常，是否在公司之间发生了不合理的安排。凡是符合“独立竞争”标准的，在征税时就可以承认，否则，要按照这一标准进行调整，这样就可以达到防止避税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2】丁建华、刘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避税与防范》，四川财政，2001。

【3】引自国际税收精品课程，其中有些地方数字有变动。

【4】《中国税务报：我国已形成较全面的反避税法规体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2011.11.07

【5】《中国加入国际联合反避税信息中心》，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2011.09.21

第二篇：高二作文：再话赵佶

高二作文：再话赵佶

高二作文：再话赵佶

历史踏着它的车轮从宋末一直驶到了今世，现在让我们乘上历史的轮回车，重新回到宋末，看一看那位只识丹青画自然，不思立志治国家的丹青皇帝赵佶的宫廷生活吧。

这是公元一一零一（辛已）年的一天，这天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孔雀园中一湾清泉映着舞动的白云，鱼儿在白云之上自游，宛若已跃进龙门即将幻化成吞云吐雾之金龙。随着一阵宫乐的鸣奏和无数声万岁的欢呼，赵佶继位了这位气宇轩昂，相貌不凡的皇帝让人打眼看去遍觉与历代皇帝有所不同。果不其然，徽宗继位的第一件便大破了已往的规矩发布定国式诏，取而代之的是发布了一份广集书画贤士，建造画院与皇宫东临的圣旨，与此同时拟订的还有不安民圣旨令九州府衙收集各地奇珍以及天下美女入宫，以补后宫空白和绘画之缺。

他高居宫中，静待所需东西的到来，哪管每日折本如山，大事不断，只顾他那娇妃与笔墨。可真是徽宗风流胜李杨，心与丹青同存亡啊！

又是一个好天气，这日徽宗正在欣赏他新得的庐山高图奉令办事的御史满面春风回来复命，只见徽宗双目炯炯放光，喜气从心头一直流到眉梢，快步随着那御史直向珍宝园而去。等待了数月之久的奇宝终于到了园中，他看到这满园奇珍遍地异宝的园子真是喜出望外。

从造型奇特的寿山奇石，到制作精巧的清泉宝砚；从世间难得的珍奇花草，到倾国情城的奇美娇娘，无一不让人心动。更何况那堪称绝世至宝的白玉孔雀更始珍品中的极品。真可谓是珍宝园中走一遭，民间哪得珍宝。

他在处理过美女之后又欣然用他那独特的瘦金书体题下了别开洞天四个大字，以显示那珍宝园中孔雀园的精妙绝士。随后便招来那些儒雅画师，命他们将这孔雀登高的奇美描绘下来。可谁想，那些画师数日的耕耘竟没有一幅令他满意的。众人觉得很奇怪，直到徽宗宣和殿御笔亲绘那幅传世名作芙蓉锦鸡图并言道：孔雀登高必先迈左腿，无有先迈右腿者后，众画师才恍然大悟，惊叹徽宗的观察入微和妙笔丹青。

除了丹青写意之外，他所剩的活动便也只有风流快活，整日古筝鸣奏，歌舞不断。

就这样，八年的光阴转眼而过，压制了八年的怨气终于难以压制直冲霄汉，在一个阴云密布（已亥年）的日子，在那珍宝园中御笔亲点别有洞天的小山上带着他那妙笔丹青和至爱的孔雀与庞妃一并横剑自刎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或许徽宗不拾荒地，他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画家，但他登上了皇位，就意味着他必须担起自己的责任，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若违背此理，如若像徽宗一样倒也罢了，大不了一死了之，如若像陈希同那样，背道而驰，那可是要背上千古骂名的！

伴着冰冷的雨滴，我再次步入历史的隧道，从宋末一直驶到今世，眼见那些引之以为荣的人们，心痛万分，聪明的人难道不应在闲暇时回顾一下历史，体悟一下读史使人明志之理吗？

2003级6班李忠林

点评：充斥着历史文化底韵的沉重文字，对中国这位花鸟皇帝做了客观的评价，冷静而清醒地回顾了一段奢华的历史。文中说史能明志确然。指导教师杨佳奇

第三篇：声声慢赵佶翻译及其赏析

声声慢是宋朝皇帝赵佶所写的一首诗。大家是否有学习过的呢。声声慢赵佶翻译及其赏析，我们来看看下文。

声声慢（梅）

宋代：赵佶

欺寒冲暖，占早争春，江梅已破南枝。向晚阴凝，偏宜映月临池。天然莹肌秀骨，笑等闲、桃李芳菲。劳梦想，似玉人羞懒，弄粉妆迟。

长记行歌声断，犹堪恨，无情塞管频吹。寄远丁宁，折赠陇首相思。前村夜来雪里，殢东君、须索饶伊。烂漫也，算百花、犹自未知。

赵佶

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082年5月初5～1135年6月4日），神宗11子，哲宗弟，是宋朝第八位皇帝。赵佶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死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宋徽宗在位25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35里处）。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书”。

作者介绍

宋徽宗赵佶(1082.05.05-1135.06.05)，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逝时无子，向太后于同月立他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

宋徽宗即位之后启用新法，在位初期颇有明君之气，后经蔡京等大臣的诱导，政治情形一落千丈，后来金军兵临城下，受李纲之言，匆匆禅让给太子赵桓，在位25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都城绍兴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东南35里处)。

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体”，他热爱画花鸟画自成“院体”。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被后世评为“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编写《宋史》的史官，也感慨地说如果当初章惇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并还说如”宋不立徽宗，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日，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张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否则当立长弟申王赵佖，但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无子，神宗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赵佖后，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赵佶，章惇指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并以宋神宗语驳斥反对派:”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 但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立赵佶为帝。赵佶即位的第二年，向太后去世，改年号为”建中靖国“。这是赵佶统治政权的开始，在位共二十五年。

腐朽统治

徽宗即位后，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太后在神宗时即是守旧派，当政后随即任命守旧派、韩琦长子韩忠彦为执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执政蔡卞等相继受攻击，蔡卞首先被贬任知府;同时恢复被贬逐的守旧派官员的名位，守旧派官员接着相继上台。当年七月，向太后还政后不久，反对立徽宗为帝的左相章惇被罢相，韩忠彦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当时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佑、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于是改次年为建中靖国，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绥斯民“。但是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邓洵武首创徽宗应绍述神宗之说，攻击左相韩忠彦并推荐蔡京为相，得到执政温益的支持，为徽宗所采纳，首先于同月末决定改明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示放弃调和政策，改为崇法熙宁变法。

蔡京是个政治投机者，王安石变法时拥护变法改革，元佑初又附和司马光积极推翻新法，绍圣初又积极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后不久受守旧派

攻击而被夺职提举宫观闲居杭州(今属浙江)，结交赴杭收集书画的宦官童贯，蔡京以擅长书法逐渐受到可以称之为画家、书法家的宋徽宗的赏识，邓洵武、温益知道徽宗必将重用蔡京，在进呈绍述新法意见时都力荐蔡京，认为徽宗”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

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左相韩忠彦首先被贬任知府，蔡京升任执政。随后右相曾布也被贬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为左相，独相达三年之久。其后虽曾二次罢相，但又复相或以太师控制朝政，位在首相(徽宗改左仆射为太宰作首相，右仆射改称少宰为次相)之上。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还以太师领三省事掌握朝政。徽宗时期始终是蔡京及其党羽的天下，他们打着绍述神宗改革的旗号，作为排斥异己打击反对者的幌子。

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三千索(“索”意与贯同)，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又如征收所谓经制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2]。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3] 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诏书也不依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上奏后颁行的正规途径，而是请徽宗亲书后即颁行，称为”御笔手诏“，甚至请宦官杨球代书，号称”书杨“，以达到他们任意胡作非为的目的。

徽宗初年，宦官杨戬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立法，可以种稻的田土，收索民户田契，辗转追寻，直至无契可证，将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种植户即作为佃户，须交纳公田钱，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弥漫数百里的梁山泺(泊)，是济州(今山东巨野)、郓州(今东平)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强行收取赋税，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在李彦及其党羽的摧残之下，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

起义不断

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起义于河北路，同年十二月已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军，被称为”河北剧贼“，北宋朝廷曾下诏进行招降。但宋江未受招安，而是于次年转战南下京东路，被称为”京东贼“，活动于青、济、郓、濮(今山东鄄城北)诸州境内。这时南方的方腊举行起义，发展迅猛，亳州(今属安徽)知州、前执政侯蒙上书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4] “其后宋江移军南下，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圆假作同意起义军借道而袭击南下的宋江起义军，起义军遭受较大损失后，”北走龟蒙间“。宣和三年(1121年)初，宋江起义军南下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朝廷派官军追击，起义军继续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今淮安)地区，又被称为”淮南盗“。起义军转而北上，途经沭阳时，遭到县尉王师心邀击，略有损失。二月，在海州(今连云港市区西南部)为知州张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

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是方腊起义军。方腊是两浙路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青溪(今淳安西)西部山区的帮源洞(通峒，指山谷地区)漆园主(一作佣工)，屡遭”造作局“酷取，他利用包括明教(摩尼教)等各种秘密宗教组织起义，为里正发觉，遂杀里正而于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起义，次月即建立政权，首先攻占青溪县城。深受”花石纲“之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随即攻占睦州、歙州，消息传到首都开封，徽宗立即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童贯统率数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而起义军差不多与此同时，已攻占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方腊拒绝部属关于北上抢占江宁，控扼长江天险抗击官军渡江的建议，而是主力南下，先后攻占婺州、衢州、处州(今丽水西)等地。

北宋官军于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受命首先抢占江宁、润州。当正月下旬，北上的东路起义军围攻秀州(今浙江嘉兴)之际，东路官军也到达秀州，起义军在官军的内外夹击下退往杭州，二月中旬官军攻占杭州。北上的西路起义军，先后受挫于旌德、宁国、歙州。

三、四月之际，官军又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腊放弃青溪，退回西部山区帮源洞，帮源洞在东西两路官军的夹击下，激战数日后起义军战败，二十六日，方腊为官军小**韩世忠所俘，起义失败。起义军的余部转战于浙东地区，至八月间，才最后失败。方腊被俘后被解往首都开封，于八月下旬被杀害。北宋朝廷虽然镇压了方腊起义，但并没有吸取教训，革新政局，而是更为黑暗腐败，其时距北宋被金灭掉不过5年左右。

联金击辽

政和元年(1111年)，郑允中、童贯使辽，辽人马植夜谒童贯献灭辽之策，受到童贯的重视，遂约马植归来，马植到宋首都开封童贯家后，上书给徽宗，献计宋派遣使臣自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渡海到辽东与女真结盟，共灭辽朝，可以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深受徽宗赏识，赐马植姓名为李良嗣，后又赐姓赵。金朝建立后宋曾遣使渡海，但未能登陆而回。重和元年(1118年)马政使金口头表达宋金联合攻辽及燕、云地区归来，金遣散覩等人使宋商议结盟事务。宣和二年(1120年)宋遣赵良嗣、马政先后使金，金亦数次遣使来宋，双方议定夹攻辽朝，辽燕京由宋军攻取，金军进攻辽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等地，辽亡后燕云地区归宋朝，宋将原纳给辽朝的岁币转给金朝，史称”海上之盟“。

但是，由于宋军腐败，缺乏战斗力，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燕京)，均被辽守军打败，辽南京还是由金军攻占。宋每年加付一百万贯钱为代税钱，随同每年的”岁币“交付给金朝，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金方将燕京及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但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俘往东北作奴隶，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残破不堪的一座空城，宋设燕山府路统治新得的燕京地区。云州(辽西京)地区，金太祖也表示在宋出犒军费给金的条件下归属宋朝。五月，金已许将朔(今属山西)、武(今山西神池)、蔚(今河北蔚县)三州先归宋，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就因同年六月金太祖病死而中止。

金太宗即位之初也是遵守盟约的。宣和六年(1124年)，当时的主将宗翰、宗望都反对割山西地与宋，太宗还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命东、西两路军大举南下，宋兵部尚书孙傅把希望放在士兵郭京身上，郭京谎称身怀佛道二教之法术，妄以道门”六甲法“以及佛教”毗沙门天王法"破敌。但神兵大败，金兵分四路乘机攻入城内，金军攻占了汴京。宋钦宗遣使臣何到金营请和，宗翰、宗望二帅不允。

第四篇：税收作业

1、试述我国税收的作用，并举例说明。

税收的作用是税收职能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税收职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现阶段，税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人的主要形式和工具

税收在保证和实现财政收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能保证收人的稳定；同时，税收的征收十分广泛，能从多方筹集财政收人。

2．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

国家通过税种的设置以及在税目、税率、加成征收或减免税等方面的规定，可以调节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3.税收具有维护国家政权的作用

国家政权是税收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国家政权的存在又依赖于税收的存在。没有税收，国家机器就不可能有效运转。同时，税收分配不是按照等价原则和所有权原则分配的‚而是凭借政治权利‚对物质利益进行调节，体现国家支持什么、限制什么，从而达到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目的。

4．税收具有监督经济活动的作用

国家在征收税款过程中，一方面要查明情况，正确计算并征收税款；另一方面又能发现纳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或是在缴纳税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国家税务机关对征税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可以采取措施纠正，也可以通知纳税人或政府有关部门及时解决。

税收的作用就是税收职能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具体表现出来的效果。税收的作用具体表现为能够体现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调节经济总量，保持经济稳定；体现产业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合理调节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维护国家权益，促进对外开放等。

关于我国税收的作用，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税收是组织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资金。这就是说，一方面，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90%以上）；另一方面，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严格执行税收政策，依法纳税，这使财政收入有了稳固的保证。

第二，税收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例如，对价格高于价值的一些商品多征税，平衡商品之间的利润水平，避免片面地生产价高利大的产品，而不生产价低利小的产品；同时，还可以合理调节消费行为，避免因过度消费某些商品而损害人们的健康。又如，为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国家对乡镇企业采取低税或减税政策。

第三，税收是国家实现经济监督的重要手段。从宏观方面看，税收可以反映国家经济的运行状况，据此，国家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例如，从各地个人所得税的缴纳状况，可以大致了解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从而采取必要的调节政策和措施，防止地区间的收入过于悬殊。从微观方面看，国家各级税务部门通过征管工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及时发现或防止企业违反税法的行为，促进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2、试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

一、税收公平、效率原则的理论内涵

（一）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在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公平原则列为首位。税收公平，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平问题而受到重视的。税收本来就是政府向纳税人的无偿征收，虽然有种种应该征税的理由，但从利益的角度看，征税毕竟是纳税人利益的直接减少，因此，纳税人对征税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关注。在现代经济中，税收公平原则事实上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经济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对所有纳税人同等对待，以便为其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其次是对于客观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如资源禀赋差异等，需要通过差别征

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同等或说大体公平的竞争环境。经济的发展使各类经济组织成为重要的纳税主体，与个人相比，它们要求经济方面的公平比社会公平更迫切、更现实。而且，经济公平也是税收效率原则的必然要求。税收公平，特别是经济公平，对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税制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我国市场发育还相当不健全，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外部因素较多，同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如何使税制更具公平，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是我国进一步改革税制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税收效率原则。这里的效率，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耗费成本最小；二是经济效率，就是征税应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对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最小。遵循行政效率是征税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而追求经济效率，则是税收的高层次要求，它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税收调控作用认识的提高。

二、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关系及处理方法

（一）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关系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既矛盾又统一的，矛盾性表现在：在具体的税收制度中往往很难兼顾公平与效率。公平原则强调量能负担，而效率原则强调税收应尽量避免对经济产生干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可能拉开贫富差距，从而破坏公平原则。但从整个经济运行的方面来看，公平原则是实现税收效率原则的前提。只有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原则为前提，才能谈及效率问题。如果不以一定的公平为前提，政府征税就不会为纳税人接受进而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当然也就无法提高效率。从另一方面看，效率原则为公平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动力。效率的提高可以保障公平更好地实现。盲目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只有在整个经济都很活跃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提高一个层次，公平程度也就会向前迈进一步。

（二）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关系的处理我国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我国的根本任务。因此，只有效率优先，低消耗、高产出，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只有经济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财富增加了，全体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质基础，国家才有可能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贫困地区的人民早日摆脱贫穷，并通过福利、救济等办法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说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的提高。事实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着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会导致占比重相当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购买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第二，实现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如果低收入者通过主观努力和勤奋劳动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便会损害效率，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

现在，我们一方面应坚持不懈地发挥税收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坚持公平税负，鼓励竞争；另一方面，要强化税收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调整税制结构。

三、在税收实践中实现税收效率与公平原则完善的税制可以使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更好地发挥税收宏观调控的作用，但只有完善的税制，却不能有效地执行，也是不够的，税收征管对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有很大影响的。

由于我国税收征管中存在很多漏洞，每年都有大量税款流失，这不仅降低了税收效率，而且影响了税收的公平。本该纳税的人没有纳税，这对于相同条件的已纳税人来说就

是不公平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有：公民的纳税意识淡薄，缺乏良好的全民纳税风气；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主观故意或由于本人业务能力的限制，不能发现错误申报。针对这种情况，要强化税法宣传，增强人们的纳税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要通过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和科学化、精细化的税收管理；通过税收征管现代化手段的应用，特别是实行国地税信息共享，对纳税人的经营行为实行信息全面覆盖；通过电子化结算手段，避免通过现金账外经营，规范一切经营行为和个人收入监督等措施，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加大查处力度，使征纳行为更加规范、合法。

长期以来，税收成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与研究，造成税收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大力推广现代化的征管方式，具体内容包括普遍建立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建立税务机关与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税务服务体系；完善税务代理业务等。还应该运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建立一条税务信息系统网络，将纳税人的账目如银行存款、租赁收入等，纳入税务信息系统网络，对异常情况，随时抽查、协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上的全面普及，降低征纳成本。

效率和公平是现代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但它们又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这是因为：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有效使用是人类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人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作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和制度安排，必然会在国家上层建筑包括税收中加以表现。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也应当充分体现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下，对于公平和效率的认识是不同的。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粗浅地谈谈对于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关系的认识。

一、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的基本含义

税收的效率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经济效率，一是行政效率。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税收对经济资源配置，对经济机制运行的影响。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要求税收政策要有利于经济机制运行的有效运行，促进经济资源配置，使税收超额负担最小。如果税收的课征将使社会付出的代价超过了政府从纳税人那里实际得到的好处，并使生产和消费蒙受损失，就会形成税收的超额负担。税收的行政效率是指征税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这些费用包括：税务行政费用和纳税人的奉行纳税的费用(按税法纳税时所支出的费用，如为个人缴款，公司、个人雇佣律师、顾问应付的酬金，以及避税所花费的时间、金钱以及所受的惩罚等)。税收的行政效率要求“最少征税费用原则”。鉴于文章的主旨，对于税收的行政效率将不展开论述，而着重探讨税收公平和税收经济效率的关系问题。

在税收中，公平主要体现在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前者是指以同等方式对待在同等情况下的同等的人，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应当缴纳同等数量的税收。后者是指对不同条件的人必须区别对待，不同支付能力的人缴纳不等数量的税收。笔者以为，作为调控经济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税收应当符合提供平等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的要求。但平等是否意味着人们在收入、支出、财富、总效用以及人们从政府的支出中得到的利益都一致，或者是各种因素综合后相一致 ? 同时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同等情况、同等条件以及同等的人以衡量税收达到公平，是一件困难的事。

二、分配中的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

党的十六大报告承接十五大指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在初次分配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于效率，并不意味着税收一定要保持中性。税收效率并不意味着税收的中性。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要让市场“看不见的手”自由和自发地发挥作用，政府不干预经济，从而促进公平竞争，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创造条件；而政府对市场机制运行的任何干预，都势必会破坏市场规范和市场秩序，破坏资源的最佳配置，因而税收应当保持中性。但我们应该看到，首先，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处于发育阶段，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机制还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扭曲和失真的市场信号常常需要外部措施加以校正。其次，即便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

也不能自发地纠正外部影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消除外部影响特别是消极外部影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的重要措施之一，便是通过税收手段。再次，调节经济调节是税收的基本职能之一，不论税制设计的初衷如何，税收客观上必然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不起调节经济运行作用的税收是少有的，在设计上也是困难的。

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但也决不能忽略效率的作用。譬如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求参与收益的分配，但如果在税收上对于这些资本利得和劳务报酬或财产转让所得采取与劳动所得不一样的税收负担，同样会影响资本与技术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生产遗产税和赠与的开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人创造财富的欲望，从而影响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在税制设置时，必须要考虑适当的税负水平，从而既在再次分配中把公平的因素放在首位，同时也要防止对经济运行的过多干预。

三、税收立法和执法中的效率与公平

有学者认为，公平的税制是有效率的，有效率的税制是公平的。笔者以为，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一定不能将其绝对化，否则就是片面的。

首先，公平的税制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如果制定的税收政策本身不是有效率的，那么即使其是公平的，也不能导致效率的出现。譬如，目前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对国内所有的增值税纳税人来说，总体是一致的政策，可以说是公平的。但由于其不允许对购进的固定资产给予抵扣，因此不利于资本投入生产领域，所以说，与消费型增值相比，并非是有效率的。其次，有效率的税制不一定是公平的，不公平的税制未必一定是无效率的。通常意义上，对一部分地区、产业或纳税人的优惠就是对另一部分地区、产业或纳税人的歧视，它使市场的竞争机制无法完全正常发挥作用，部分效率较高的地区、产业或纳税人可能会因不平等的税收待遇而败在效率较低的竞争对手脚下，从而最终导致全社会的效率损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效率的税制要求税收公平。但笔者认为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对本国有益的税收安排未必对其它国家有益，同样，对部分地区、产业、纳税人实行的优惠政策，从一个角度看，是对其他地区、产业、纳税人的不公平，但从社会整体来说可能是有效率的。采取什么样的税制模式，必须从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出发，根据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目标的具体情况来对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间的安排作出权衡。如：改革开发后，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等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深圳、珠海等经济区内的企业实行 15 ％的企业所得税率，以及最近实施的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都促进了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符合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因而，我们认为相关的税收政策安排是有效率的。

再次，笔者认为，某些税收待遇上暂时的不公平，并不意味着社会公正的缺失。事实上，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纳税人的起点并不相同，因此，通过这些鼓励措施，可以鼓励资本、技术和人才流向这些地区和产业，促进这部分地区或产业和纳税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这些地区、产业或纳税人取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反而是更深层次上的公平。

四、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的再思考、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属于相对的、历史的范畴，任何性质的公平和效率都不能与历史发展阶段相割裂。不论是为了公平还是为了效率，都应该立足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效率和公平是社会的不同目标，对税收有不同的要求，但两者又密切联系，相互影响。从总体上而言，税收效率要求税制保持公平，税收公平也不应排斥税收效率。但从另一个层次上看，公平的税制却未必是有效率的，有效率的税制也未必是公平的。两者的结合点，就是上述第 1 点的观点。、对于税收体制的效率和公平，也必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即：首先，要在税收体制制定时侧重考虑税收的效率。虽然税制中的少数税种，可能会更加地注重于公平，但对税

制总体而言，应当是追求效率的。其次，要在税收政策的执行中侧重于税收的公平。税制确定后，必须加以严格地执行，要保证税制的统一性、严肃性，从而在对待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和程序上保持一致性。

第五篇：历史名人宋徽宗赵佶与肇庆的故事

历史名人宋徽宗赵佶与肇庆的故事

肇庆的历史曾经很“辉煌”，做过南明王朝皇都，做过两汉时期苍梧郡郡治，又是明清时期两广总督府所在地；同时在肇庆起家的皇朝亦有数个，比如南北朝的陈国，五代十国的南汉，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在肇庆发迹的皇帝不得不提——他被就是史家称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赵佶，这位中国艺术上史上独一无二的全能天才，在政治史上却是不称职的最高领导，背着昏庸荒淫的骂名，最后被金兵俘虏北上，做了亡国之君，死后尸油被点了天灯。这样一位历史名人，却跟肇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肇庆地名之来就跟他登上皇位有关，近日记者翻阅各种史料和采访有关专家，就“宋徽宗与肇庆”的话题进行追溯。

在宋徽宗的慷慨拨款下，郡守郑敦义在1113年将土城扩大，筑为砖城，从而有了今日宋城墙之雏形。西江日报记者 钱荣森 摄

肇庆之名的由来，相信很多市民都了然。肇庆古称端州，改名为肇庆是在900多年前的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徽宗亲笔御书“肇庆府”三字，端州故有此名，并沿用至今。

端州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古代各朝各代行政区划与地名不断变化，在唐宋之前，端州并没有作为固定的历史地理概念被人熟知，相反今隶属于肇庆的高要、封开（封州），却频繁在出现在历史记载中。记者翻阅史料得知，端州作为地区中心形象出现，应该是唐宋之后，尤其是以端州荣升为“府”，改名肇庆为分界点，自此以后现在的城区所在地开始统领其他地区，逐渐以西江甚至岭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形象登上政治舞台。这一点跟宋徽宗的破格提升有紧密联系。宋徽宗为什么要如此看重肇庆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背后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非嫡非长

赵佶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其中的偶然与必然，让史家每写到此都不免感叹。明代学者张溥就认为，北宋的覆亡就源于这样一次阴差阳错的任命。

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生有十四子，宋徽宗排行第十一，赵佶的生母御侍出身，身份低微，生下他不久就过世。按照立储规矩，赵佶非嫡又非长，自然是继位的冷门。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赵佶的异母兄赵煦即宋哲宗继位。其他继位无望的诸子相继被封为王，其中赵佶被封为端王，享受端州百姓的供奉。

出人意料的是，1100年，在位15年年仅24岁的赵煦突然病死了，病因是纵欲过度，导致“精液不禁”，但又膝下无子。怎么办？只能从哲宗兄弟中找继承人。而这时端王赵佶同样是冷门，哲宗有皇弟１３人，其中８人已死，５人尚在，即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越王赵偲。5人之中，申王赵佖是老大；简王赵似是哲宗的同母弟，是被尊为皇太妃的神宗朱德妃所生。历朝历代的皇位继承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死去的皇帝无皇子，则论血缘关系亲疏，立同母弟；入无同母兄弟，就立长者。简王赵似无疑是一大热门人选，申王赵佖次之。

据《曾公遗录》记载，在立帝朝议中曾发生激烈争吵。神宗遗孀向太后主持会议问大臣，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曾残酷迫害司马光、苏轼的新派、当时权倾朝野的宰相章惇提出“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 皇后痛斥：“都是神宗儿子，有何区别。”同时她解释说按立长的规矩，当立申王，但“申王是个独眼龙，所以次当立端王。”朝下大臣见太后执意立端王，掂量利害得失后纷纷附和太后意见。章惇恨恨地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向皇后为什么执意要立端王，学界还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赵佶能做上皇帝，跟皇后喜欢他的才气以及孝顺有关，同时不排除她有打击简王母亲，排挤章惇的的嫌疑。但端王“轻佻”预言却被不幸言中，这位风流才子走上政治舞台后，重用蔡京、童贯、高俅等奸臣，亲手将北宋江山毁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北宋江山的覆灭便源于这次阴差阳错的安排。

丽谯楼是古代肇庆府衙的所在地，为古代肇庆的政治中心，建于宋重和元年（1118年）是为供奉宋徽宗赵佶亲笔御书“肇庆府”而建，故称“卸书楼”，明代改为“丽谯楼”，明末，朱由榔在肇庆建都抗清，在此楼登基，改作“永明宫”。西江日报记者 钱荣森 摄

2、荣升为“府”

肇庆——寓意好运的开始

18岁的赵佶当上了皇帝，对这份上天赐予的“好运”，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据史料记载，赵佶本人非常迷信，笃信谶纬之学。南宋《曲洧旧闻》记载： 1102年有人上了一道奏本说：十二属相中狗居戌位，是陛下本命，如今京城到处都在杀狗，是对陛下的大不敬。徽宗听后马上下旨，严禁天下杀狗。

从这些可以推断，迷信的赵佶认为，封地端州给自己带来了做皇帝的好运气，是福地。1100年宋徽宗登上皇位，当年十月，就将端州升格为“兴庆军”，寓意“兴旺喜庆”的意思，军是宋朝当时军事重镇的名称。为什么要升级？记者从《宋大诏令集》查到当年徽宗发布的《端州升为节镇诏》—— “惟高要之奥区, 乃南国之旧壤。土风淳厚, 民物夥繁。朕诞受多方, 绍承大统, 顾启封于兹土, 实赐履于先朝。茅社之荣, 是为基命，节旄之重, 宜锡隆名。”大有没有端州就没有我今日的意思。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拔钱八万贯，叫节度使郑敦义将兴庆军的土城拓建为砖城，驸马都尉王诜见皇上高兴，乘热打铁劝宋徽宗将兴庆军再升一级，宋徽宗便在十一月初六将兴庆军升格为“兴庆府”。记者翻阅史料得知，北宋将“州升府”称为“升大藩”，兴庆府是当时岭南唯一一个府级行政区，足见徽宗对封地的恩宠。

5年后，去广东的做转运判官燕瑛又建议改名，他查到，八十多年前，北宋死敌西夏曾将首府兴州改名为“兴庆府”。他觉得堂堂大宋沿用西夏国首府旧名，实属不妥，恳求宋徽宗赵佶改名。宋徽宗认为当初端王的封号实在祥瑞，想把端州封地改为“辛庆府”或者“升龙府”，征求他的意见。燕瑛经过反复思考，提议改名“肇庆”，寓意开始带来吉庆之意。宋徽宗认为：“肇”乃发端也，“庆”乃可喜可贺，合二为一，即“喜事是从这里开始”之意，乃同意此名。于是不假思索执起朱砂笔御批准奏，并用独特的瘦金体亲笔御书“肇庆府”三字。燕瑛欣喜异常，陪同钦差大臣到肇庆，并在知府衙前筑楼，悬挂宋徽宗御书，号为“御书楼”，即今“丽谯楼”。如今，这牌匾肇庆仍然挂在丽谯楼的前宇上。

3、地位提升

专家：并不仅是宋徽宗的恩宠

据了解，宋朝封王并无实封，封国但取空名，而没有其地。因此，端州只是宋徽宗的潜邸。那么，宋徽宗是否来过肇庆，我市多位文史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目前所查到的史书对此并无记载。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肇庆在宋朝非常受重视。文史学者陈大同介绍，肇庆在宋代隶属广南东路（今广东省名的来由），岭南地区为数不多升级为“府”的地方。此后，宋徽宗之子、宋高宗赵构未登基前亦被封为康王，登基后便把康州改为德庆府。南渡后，肇庆府与德庆府是广南东路三个“府”当中的两个。

由州升为府，单单是徽宗的恩宠？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学者鲁延召就认为除了因徽宗潜邸这个特殊的政治原因外,实际上也这一地区经济、政治地位情况的反映。肇庆地区在宋朝以前一直是西江流域的军事重地，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咽喉。正因为此，这里成为多个王朝的发迹地。

除了军事方面，隋唐以来，端州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人口一直位居广东前列。《刘伟铿史学文集》中提到，据《元丰九域志》，北宋端州有主户（占有土地者）客户（无土地的佃农）共25093户，是《新唐书》所载端州9500户的2.7倍，由此加速了西江沿岸端州、康州、封州的开发。肇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愈加突出。宋代经过冯拯、陈尧叟、包拯等人的努力, 已使端州完成了从单一的两广重要军事城堡向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多层次演变，而当时的广州在农耕经济与广府文化人户总量仍比不上端州。而不得不提的是，广州只是在南宋灭亡时才临时升为府的。

4、重视端砚

宋朝端砚生产贸易十分繁荣

宋徵宗亲笔题写的“肇庆府”三字既秀丽飘逸又挺拔瘦硬，这正是他自成一家的瘦金体书法。宋徽宗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而才华横溢的皇帝，他广泛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与伦比。而他的“瘦金体”和许多画作都是借助端砚流芳百世。

宋代是书画艺术发展的高峰期。广东省旅游特级教师谈雅伦告诉记者，宋徽宗不仅创作大量书画精品，还积极推动北宋文化艺术的发展，他建立健全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相应地提高了画院的政治地位，还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宋徽宗对书画艺术的重视，营造了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大大增加了文房四宝的需求量，端砚不仅为宫廷画师所用，在民间也颇受文人青睐。

据史料记载，宋代是端砚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市博物馆馆长陈羽在《端砚民俗考》一书中提到，宋徽宗对肇庆恩宠有加，不仅拨巨款修葺城墙”，同时征来大量端砚赏赐功臣。由于皇帝对端州和端砚的重视，加上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使端砚的生产和贸易十分繁荣。仅宋代开采的砚坑就有10多个，成为全国两大产砚区之一，其中坑仔岩和宋坑等名坑均开采于宋代。

宋徽宗爱赏赐大臣以端砚，中国文房四宝制砚艺术大师柳新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及此点，并谈到了《钱氏私志》记载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宋徽宗请书法家米芾到宫内写字作画，完成后，宋徽宗十分满意，赏给米芾刚才用来研墨的端砚。米芾如获至宝，马上将端砚揣入怀中，谁知墨汁溅了米芾一身，宋徽宗见状捧腹大笑。有“砚痴”之称的米芾对端砚的无比钟爱之情也由此可见一斑。（文/叶树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