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酱油行业发展之比较

第一篇：中、日酱油行业发展之比较

中、日酱油行业发展之比较

[关键词]中、日酱油 发展比较

中华商务网讯:

中国酱油生产历史悠久，早在汉朝酱油生产技术就已趋成熟，但到1975年，我国才开始正式制定酱油质量标准，从此，酱油生产步入工业化轨道。日本酱油生产技术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但却后来居上，1917年，由8个家族公司联合组建了“龟甲万”公司，拉开了日本酱油的工业化生产序幕。80年来，中国酿造酱油的技术率先在日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并得到了“发扬广大”。至今不仅在美国旧金山、沃尔沃斯，法国杜塞尔多夫，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荷兰以及台湾地区等地建造工厂，如今又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在江苏昆山合作建厂，力争用5年时间达到生产能力1．5万吨的水平。

去年底，中国调味品协会考察团一行17人赴日、韩两国，对酱油生产、贸易及行业管理工作进行了考察访问，充分感到中日两国酱油发展的差距，获益匪浅。笔者试从中、日两国酱油行业发展之比较入手，找出差距，寻求解决之道。

数字中的差距

中国是酱油生产大国，也是酱油消费大国。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酱油生产企业有2000多家，年产量达500万吨，人均年消费量（包括工业用）3．7公斤。但酱油年出口量只有18～20万吨，仅占全国总量的4％左右。日本酱油生产企业有1800余家，酱油年产量100多万吨，仅是中国的1／5，但人均年消费量（包括工业用）

7．8公斤，是中国的2．1倍；年出口酱油13万吨，占到全国总量的10％以上，大大高于我国。

中国年生产酱油5000吨以上的企业约为300家；年生产酱油3万吨左右的企业有20家左右。最大的酱油生产企业广东佛山海天调味食品公司年产销量为20万吨，只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日本年生产酱油5000吨以上的企业为30家，而最大的“龟甲万”的年产量为30万吨，加上“亚玛莎”等4个企业，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50％。由此可见，中国和日本的酱油生产企业数量相差悬殊不大，但日本酱油生产的集中度大大高于我国，人均消费也远远高于我国。

日本酱油的消费市场相当成熟，消费水平亚洲之最，世界一流。全国本酿造酱油的消费量占到80％以上，包括“龟甲万”在内的5个最大酱油生产企业生产的全部是本酿造酱油。500克或640ML的酱油平均每瓶价格10～50元不等，且基本没有城乡之分；我国的本酿造酱油充其量也不过10％～20％，其他各种低盐固态酿造酱 油和配制酱油则占到80％，500克或640ML左右的酱油平均每瓶价格在1～5元不等，很多袋装500克酱油的价格在1元以下，甚至更低，消费市场很不成熟，城市和农村差距非常之大。

机制之差

日本市场经济法规和意识非常完善。“龟甲万”公司从开始合资建厂起，产权关系就非常明晰，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明晰的产权关系决定了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员工的敬业精神，股东千方百计把“酱油事业”做大，员工一心一意为企业效力，以得到应得的报酬，从而使“龟甲万”公司蒸蒸日上，“龟甲万”品牌享誉全球。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许多酱油生产企业率先进行了改制，一些“品牌”在短短几年迅速崛起，缩小了与日本酱油行业的差距。但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时间尚短，酱油行业刚刚从保市场供应转为市场竞争，多数酱油厂是国有中、小型企业，其中不少产权关系还模糊不清，从厂长到员工，很难有长期打 算，这方面还难以与日本企业相比。可以相信，我国酱油生产企业将在不断地改革调整中成长壮大，一批产权明晰、质量稳定、深受消费者信赖的酱油品牌企业将会应运而生。

管理之差

虽经国家机构多次调整，但目前中国酱油工业行业管理工作尚未完全理顺，职责也不明确，管理力度削弱。中国调味品协会作为调味品行业管理的国家一级协会，在人员、经费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要对口国家经贸委、外贸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卫生部、国家工商局等多个部门。工作杂、乱、难，使许多工作“心有余 而力不足”。

日本的酱油行业管理一直隶属于农林省，大多数工作委托酱油行业协会管理和协调，并赋予协会相应的权力。日本酱油协会有专职工作人员30余人，协会由日本龟甲万等5家最大公司和全国酱油工业理事会组成。日本酱油协会及另设的相应组织，行使全国酱油质量等问题的检查、监督和对酱油生产技术及工艺的专门研究，并承担CAC酱油国际标准的起草制定工作。日本酱油协会的工作人员，除1人属农林省退休职工外，全部为专职人员。协会所需工作经费充裕，靠会费和大企业的资助足以满足。协会的会长是日本“龟甲万”的董事长兼总裁，他也是协会经费的最大提供者。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调味品协会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

标准执行之差

标准化工作和质量管理一直是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国从1975年开始制定酱油行业的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到2000年，由国家质检总局正式颁布了酿造酱油的国家质量标准，由原国家内贸局颁布配制酱油的行业标准和酸水解植物蛋白液的行业标准。该标准的制定与颁布，使酱油行业标准混乱及不健全的情况得到了改善。目前，我国酱油标准为条文性强制标准，企业可以在按照条文强制和卫生指标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企业标准，到当地质监局备案即可；标准的监督检查工作分别由当地质监局和卫生防疫站负责。但由于各地监督部门的执法水平参差不齐，漏洞很多，问题也很多。加之个别企业造假，给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和质量管理工作增加难 度，这已成为一个十分紧迫并应尽快解决的问题。

日本的酱油标准CJAS由农林省颁布，主要委托日本酱油协会管理。日本酱油标准主要分为本酿造和新式酿造酱油（即配制酱油）两种规格。日本的JAS标准不是强制性标准，企业可自愿采用，但是标有JAS标准产品的标识须经日本酱油协会审查通过才能使用，如果在产品标签上标有“JAS”标准字样，则说明该产品是值 得信赖的，也是企业的“光荣”。“JAS”标准，不仅对产品质量指标有严格的规定，而且对制造方式、品种、等级及标示方法均有明确要求，一旦不符合要求，日本酱油协会将行使其“终止使用”的权力。这些工作都是在日本酱油检查协会的严格检查和监督下实施的。这种“不似强制、胜似强制”的标准及管理方法大大净化

了日本的酱油市场，提高了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能力。

中国调味品协会准备借鉴日本的经验，在调味品行业率先实行酿造酱油的认证鉴证管理工作，利用类似JAS标准的管理方式先行一步，摸索经验，逐步推广。目前，中国调味品协会由国家经贸委批准，已在国家工商局注册酿造酱油标识，酿造酱油的质量认证和鉴证工作即将开始。可见，日本酱油行业管理的主要任务 放在扩大消费、改进包装容器、减少废弃物和导入HACCP管理、制定保护环境对策等方面，而我国目前只有少数企业导入HACCP管理，行业管理工作的重点是宣贯标准，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尤其是查处不合格的酸水解植物蛋白液生产企业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工艺之差

科技能兴业，在酱油行业也不例外，但要落实到行动上，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前几年，山东曾搞过生物工程酶解制作酱油项目，但轰动一时后渐渐没了“下文”，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研究如何利用到大生产上，并在工业化的实践中改进和提高。日本“龟甲万”能长盛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精心改进生产设备，良好的生产设备及精细的管理造就了一流的产品和企业。参观“龟甲万”生产工厂后，大家一致感到：“龟甲万”也可能有保密技术，但纵观整个蒸料、制曲和发酵过程，并没有多少高科技的东西，但他们对各种生产设备的组合、衔接及细节的研发与操作，确实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对产品感官的要求达到了精美绝伦的地步，不管是在日本的任何商场或韩国、中国的超级市场，日本“龟甲万”酱油的外观与品质绝无二致。此次考察，使笔者想起了前段我国调味品行业在贯彻新标准中，某些地区对产品外观体态要求的“澄清”二字提出非议，美其明曰保持“特色”，岂不知这种“特色”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某些地区调味品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这种自欺欺人的所谓“原产地保护”只能是保护落后。这次考察再一次提醒我们，信息化和高科技对调味品行业是必要的；但扎扎实实地改进工艺、改进设备，提高工业化和自动化水平在酱油行业更为重要、更为迫切。

第二篇：2013年中国酱油行业产量分析

2013年中国酱油行业产量分析 智研咨询网讯：

内容提示：整个行业还是体现了一定的集中化趋势，前五家公司（CR5）、前十家公司（CR10）分别由2004年的22%、27%提升至31%、35%，而且这一集中主要发生在前五大公司，十名以后公司的市场份额持平或略有下滑。

2013年，中国酱油行业产量大约755万吨，同比增长10%，较上一年新增产量68.5万吨，对应全中国人均消费酱油5.8千克。过去5-10年是酱油行业持续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行业产量由2008年的359万吨成长为2013年的755万吨，行业收入由2008年的220亿元左右成长为2013年的360亿元，同期成长倍数都在两倍左右。过去5年，行业收入增长CAGR达到25%。由于基数增加，近两年增速有所下滑，国家统计局、Kantar、尼尔森等数据均显示行业增速目前在15%上下，其中，均价的增长达到6%，相比于其他调味品品类，以及其他快消品，属于较快的增长。

虽然中国酱油行业经历了较快的增长，但是在产量上，却相当集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产量数据，2013年，酱油行业84%产量集中在广东、湖南、四川、河南、山东、江苏六省，较1999年47%的比例显着上升。人均指标上，如果各省人均产量以及全国人均消费量的差额计，广东省是全国最主要的酱油输出省份，人均输出达到23千克，大部分省份需要从广东、湖南等省份输入酱油，这为这些省份的调味品公司提供了较好的扩张机会。

广东等省酱油企业大幅领先全国的原因，在于广东相对高温的环境，为当地企业采用高盐稀态工艺长时间晒制酱油提供了最好的基础，同时，广东居民对美食的青睐，也带来了对调味品研发的重视。相形之下，其他省份消费者传统上仅使用低盐固态法短时间制作的普通黄豆酱油作为调味品。海天味业、美味鲜（中炬高新子公司）等广东公司利用先进工艺、产能攻城掠地，也实现了快速崛起，其他省份只有欣和（未上市）、加加等少数公司，在缺乏气候基础的情况下，利用恒温设备进行酱油发酵，也夺取了一定的份额。

研究部统计显示，酱油行业前五家公司按零售额排列分别为海天、李锦记、美味鲜、加加、亨氏，共占31%份额，其中海天份额达到20%（2013年），一家独大。五大公司除加加产能在湖南、河南之外，其他主要产能均在广东。

第三篇：物业管理行业改革发展30周年之思考（推荐）

物业管理行业改革发展30周年之思考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社会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央视摄制播出了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其中解读了“公司”对于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精神生活等诸多层面的推动和影响。

2011年，我国内地物业管理迎来改革发展的30周年，业界陆续展开了隆重的总结思考、专题研讨以及纪念活动。在纷繁的各色活动中，纪录片“公司的力量”给予我们一种全新视角的启示：对于物业管理改革发展30年的回望中，以公司为切入点的观察，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意义。

物业管理的启蒙和传播

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内地物业管理的诞生与发展由深圳、广州到全国，自沿海向内地的传播和发展，不管是出于业主满意度、收费率的提高愿望还是企业赢利的内在追求使然，物业服务公司每到一个项目，总是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物业服务理念、普及物业管理常识，并通过契约的形式实施物业服务，因此可以说，物业服务公司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物业管理启蒙和传播的一段历程。

1981年，当绝大多数内地人还不知“物业管理”为何物时，内地第一家物业服务公司——深圳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创立开启了行业发展的序幕。在这之后的30年里，物业服务公司的星星之火，从广东逐渐发展到全国。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从1981年至2008年的27年间，我国内地注册成立物业服务公司58406家，分布于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

物业管理是一个舶来品，是随着住房成为大多数居民家庭的最主要财产，以及集合式住宅、产权多元化、区分所有权等的出现而产生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物业公司借鉴香港和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改革旧的住房管理体制，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企业经营型住宅小区管理新路，使得社会化的物业服务公司得以登上历史的舞台，并开创了我国内地物业管理的先河。

据中物协2007年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8个城市和地区的46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1981年至1994年的13年间，有268家公司成立（均豪企业名列其中）；而1994年至2007年的13年间，有4332家公司成立，这13年正好是内地物业管理从萌发到传播的黄金时期，伴随着国家政策法规的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作为物业管理的重要主体，作为业主家门口的服务提供者，物业服务公司在拓展业务的同时，不断将现代物业管理理念进行广泛传播。

社会化公司的充分发展

2010年，北京均豪物业管理公司早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物业管理、热力供应、环境洁净、科技安防、专业维修的大型集成服务商，企业拥有遍布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内蒙、广西、河北、湖南、湖北、江苏、四川等省市的分（子）公司近30家，专业公司5家，物业服务项目168个，拥有员工5200余人，介入咨询和接管物业的总建筑面积逾1700万平方米，服务业主8万余户。均豪物业的发展只是一个微缩的标本。业界的中海物业、长城物业、中航物业、金地物业等公司正积极开展全国业务扩张，区域布局遍布三大经济圈和重点二线城市，管业面积均突破了千万平方米，极大地推动了物业公司管理规模的增长。

而据搜房网2009年对内地100家物业服务公司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100家公司在管项目数量均值达到57.9个；在管项目总建筑面积均值达到868.11万平方米。其中，服务规模前10名公司平均在管项目建筑面积则超过1500万平方米，平均管理项目个数更是超过150个。

30年来，从1981年深圳诞生第一家物业服务公司至今，全国的物业服务公司达到近6万家，有22个省份的物业服务公司数量超过1000家，其中，广东、北京、上海、江苏、辽宁和山东等6个省市的公司数量则超过了3000家。这近6万家公司在2008年主业创收达到2076亿元，超过了旅游业和铁路运输业，并在重大社会活动、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缘此，物业管理两次被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并被赋予发展和转型的重任。

专业服务成就行业价值

伴随着30年改革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大批品牌物业服务公司快速成长，并逐步由传统服务型向现代服务型转变，其在适应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这些公司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品牌企业在奥运、世博舞台上的大放异彩，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物业行业同仁参与到大型建筑群与大型活动的管理服务之中。

2010年12月，在中央和国务院对上海世博会的表彰大会上，多家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被表彰为“先进个人”，这是物业管理行业30年来个人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在此之前，均豪企业与上海市20多家物业服务公司的1.3万多人参与上海世博会的物业服务，成为演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重要力量，因此，物业服务公司被冠以了“超级管家”的称号。

2010年11月，广州某物业公司成为亚运会物业管理供应商，此次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远远超越了传统物业服务——涵盖了普通住宅、智能住宅、体育场馆、公园、沙滩、河涌等多种不同的物业类型，且拥有大量高科技精密设备、复杂的给排水系统和电力系统，应用了9大高新技术体系：综合管沟、真空垃圾收集系统、分质供水及雨水综合利用、太阳能及水源热泵、建筑节能、数字化社区及智能家居、三维虚拟现实仿真系统、绿色交通、岭南水乡。

在此之前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期间，均豪企业就为部分场馆和配套建筑、设施设备提供服务。如今，水立方、鸟巢等建筑设施依旧由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管理。

企业公民的日益觉醒

今年，均豪企业提出了“成为一家受人尊重的物业服务企业”的企业愿景，赢得市场的尊重，赢得同行的尊重，赢得客户与合作商的尊重。尊重，本该是一种基本要求，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来说，却曾是业界不少物业服务公司的奢望。

物业管理行业在内地诞生以来，因不少物业服务公司没有摆正位置，在工作中没有确立与业主的正确关系，要么把自己看作业主的“仆人”或“保姆”，要么自视为凌驾于业主之上的“管理者”，再加上长期以来业主没有从财产、契约和消费的角度理解物业管理，使得物业管理一度被纠纷和矛盾所累，更使得中国物业整体行业中的物业公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形象不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发展。所幸的是，经过30年的发展，物业服务公司企业公民的角色逐渐觉醒，业界大多数物业服务公司不仅通过以精心管理、优质服务、诚信经营赢得广大业主的信赖，而且踊跃参加社区建设、城市管理，积极参与赈灾、公益等活动，在践行“三保一促”、贡献社会经济和民生等方面，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如近几年来北京、深圳、杭州、宁波、天津等地的物业服务公司积极参与老旧小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获得广泛好评；成都市物业服务公司积极参与城乡统筹建设，将物业管理覆盖至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郑州等地的物业服务公司则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了“城市管理物业服务化”的有益探索。公司被称为至今为止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的出现被称作是“人类的成就”，尤其是股份公司惊人的崛起和当前无可争辩的统治性地位，被公认为是现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对于物业管理来说，行业30年来的发展，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一段物业服务公司成长的历史。在今天，从有效改善业主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质量来看，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的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物业管理已经成为多产权物业管理的主要选择。

依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和《物权法》相关规定，物业服务公司是根据业主的委托管理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并接受业主的监督。因此，物业服务公司是与业主平等的民事主体，更是社会巨量不动产（既有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主要服务提供者，从这一点来看，作为具体服务产品的供应者，法律赋予了物业服务公司极其重大的职责。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强调“要大力发展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社区服务等面向民生的服务业”，这是对物业管理行业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肯定，同时也赋予了物业管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保障民生的历史重任——这其中，作为行业发展动力的载体和日益觉醒的企业公民，物业服务公司须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第四篇：律师行业发展状况之调研报告

律师行业发展状况之调研报告

一、律师行业发展现状

2000年，根据司法部统一部署，全国律师事务所均进行了脱钩改制，改制后的律师事务所淡出了司法行政机关，进入法律服务市场，开始了新的发展。经过改制，律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律师行业实现健康发展。

二、分析某市律师行业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地域经济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区不平衡状况，部分想取得更大发展，收获更多利益的律师并不满足于在本地执业，转而通过跨地域转所等途径转向经济发达地区，有的律师甚至选择脱离律师行业，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以谋取更大发展空间和机会。部分人员基本流转到了经济发达地区，属于律师执业的正常流动。另有部分年轻律师通过考取公检法公务员等途径转行到了其他行业。

（二）管理体制原因

目前合伙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模式仍是传统的“个体户”模式，即律师个人虽然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对外签订代理合同，处理事务时打着律师事务所的旗号，但实际上律师只是向律师事务所交纳管理费，律师事务所并不向律师分配任何利益，律师收入完全来源于自己代理案件的收费，其收入直接与个人的案源能力挂钩，而律师能否接到案件，其实与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律师的个人能力、社会资源密切相关。在这种利益分配模式下，缺少社会关系的年轻律师基本无法找到案源，而那些从事律师工作时间较长的律师也始终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无法顾及或很少顾及年轻律师，因此年轻律师收入得不到保障，对于他们来说，虽然律师有可能是一份发展前景可观的工作，但他们首先要面对的仍然是生存问题，为了生存，许多年轻律师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初衷而投入其他行业。

（三）法制体系原因

我国现有的法制体系并不健全，法制环境也并不完善，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仍然会遇到许多阻力，比如众所周知的律师“会见难”问题，新《律师法》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应的规定，以方便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但是目前全国范围内仍普遍存在律师“会见难”问题。律师办案还遇到了许多问题，比如律师取证难的问题，还有律师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材料遭拒绝阻拦的问题等等，这些都给律师办案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和困难。

（四）社会观念原因

律师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不掌握任何国家权力，但是，却同样担负着维护公平正义，保证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使命，因此，在发达国家，律师的社会地位非常高，非常受人尊重，但是，在我国，这一点却并不尽如人意。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是“权力崇拜”和“官本位”，这就使得人们很难将不是“官”的律师置于一个很高的社会地位，现实是许多人不能平等地对待律师、尊重律师，他们对律师的认知也并不全面。其实，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只是个中立者，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五）业务风险原因

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其风险是双重的，他们除了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风险以外，还要面对因为执业所带来的职务风险，这种风险大致分为两类：

首先，是安全风险，即律师因执业而导致的人身安全风险，它可能来自对方当事人，也可能来自律师自己的委托人，还有可能来自民间群众。

其次，是责任风险，即律师因为执业过错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可能是刑事责任，也可能是民事责任，还有可能是行业处罚和惩戒。

所有这些风险，都决定了律师这一行业干起来并不轻松，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许多才学丰富的人对这一行业望而却步，想进来又不敢进来，或者有进来了又因不能承受其责任之重而退出的。

三、解决措施

要想解决以上扼制律师业发展的种种瓶颈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加强《律师法》宣传，特别强化领导干部法律普及程度。

造成律师业发展缓慢的现象有许多原因，归根究底是法律普及程度不够，法律以及律师的重要性并没有被提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上去，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加强普法宣传，特别是《律师法》的宣传。不仅要在律师中积极宣传新《律师法》，还要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使广 大人民摆正对律师的认知，加强对律师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要特别在领导干部中加强包括新《律师法》在内的法律宣传，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普及程度，因为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决策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绝大部分民众的认知导向，在这个依法治国的社会，一切都应依照法律行事，而这离不开律师的参与，只有广大民众认识到了法律和律师的重要性，律师的存在才有意义，律师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律师业也才能随之迅速发展。

（二）改革律师事务所管理机制，为年轻律师创造发展机会。

目前律师事务所管理体制并不利于年轻律师的发展，要改变律师业发展缓慢的现状，改革势在必行。目前一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已经萌芽，比如合作律师事务所的改制、律师事务所公司制改革的尝试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律师业的发展。除此而外，还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1、执行机制的改革。强化合伙人、行政主管在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提高了执行效率，有利于律师事务所的快速发展。

2、分配机制的改革。一个合理的律师事务所分配制度应该不仅能体现律师事务所的效益，也要能够体现律师个人的效益，充分考虑到律师的个体经济利益，这样，才能激发律师的主动性，从而创造更大的效益。我们应该淡化单纯以收费额为效益和能力指标的观念，强化综和素质、综合效益为指标的观念，以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

3、人才机制的改革。好的人才机制应该包括人才的认定、引进、培养、分工、使用、晋升、淘汰等多方面的制度规定，还应该有合理的人才资源配置，即合理的分工。应优化组合并科学配置不同学历、年龄、性别、专业、特长和能力的人才，培育起有别于其他行业的律师文化。其次，应淡化以收费多少为衡量人才唯一标准的观念，以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强化对不同人才（尤其是年轻、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另外，完善考评、激励等制度建设，尽快建立科学的人才管理和运行机制，保证律师事务所的发展长久不衰。

（三）做好律师管理工作，强化服务观念。

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离不开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协会的管理和指导。因此，做好律师管理工作对律师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应做好以下两方面：

1、完善“两结合”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律师行业自律作用。

当今律师业的发展并不完全依靠于司法行政机关的宏观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管理，最重要的是要注重发挥律师协会行业自律作用，有效的律师行业管理能够规范律师事务所的建设，减少律师违法乱纪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律师执业环境；能够使司法行政部门更少的行使惩戒权，为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局面，从而有效促地进律师业的发展。

2、强化管理意识，进一步树立服务理念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律师行业的主管部门，承负着对律师行业管理之责。新修订的《律师法》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这就明确了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行业有权依法监督，依法指导，协调配合。律师事务所 年检、律师注册、律师违反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的处罚以及律师流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积极为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们做好各方面的服务：积极搭建平台，促进律师之间的交流和协作；积极保护律师各项权益，及时了解律师生活与工作中的困难，为律师排忧解难；积极为律师办理各项行政事务，从不拖延、推诿；积极组织针对律师的各项表彰活动，鼓励律师工作积极性；积极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为律师提供我们更要进一步树立服务理念，在工作中的方方面面体现“服务”观念，真正做到“以律师之忧而忧，以律师之喜而喜”，如此才能做好服务工作，从而以服务助管理，以服务促发展。

“解放思想、科学发展”，深入调研了律师行业的发展现状，今后，必须牢牢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实现新跨越为目标开展律师工作，推动律师队伍的发展壮大，促进律师行业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第五篇：律师行业发展状况之调研报告

律师行业发展状况之调研报告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近年来某市律师队伍人数减少，律师业发展缓慢的现象进行了调研分析，总结出几大扼制律师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措施。

〔关 键 词〕：律师行业 发展 机制 改革 措施

一、某市律师行业发展现状

某市律师行业在2000年以前人数众多，队伍壮大，发展比较迅速。2000年，根据司法部统一部署，全国律师事务所均进行了脱钩改制，改制后的律师事务所淡出了司法行政机关，进入法律服务市场，开始了新的发展。经过改制，某市一部分律师脱离了律师行业，使得律师人数有所减少，此后几年间，某市律师事务所数量以及专职律师人数变化不大，截至目前，较十余年前的律师人数减少了近四分之一。此前，我们也针对某市律师流动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许多律师通过种种渠道流转到了其他地域或者其他行业，直接导致我市律师人数下降，律师队伍缩减，律师行业发展缓慢，甚至一度停滞不前，成为困扰某市律师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分析某市律师行业发展缓慢的原因

近年来，某市律师行业发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律师人数变化不大，甚至呈逐年减少的趋势，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造成这种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具体如下：

（一）地域经济原因

某市是一座中小城市，人口不多，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部分想取得更大发展，收获更多利益的律师并不满足于在本地执业，转而通过跨地域转所等途径转向经济发达地区，有的律师甚至选择脱离律师行业，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以谋取更大发展空间和机会。据统计，近年来某市跨地域转所的律师七十余人，这部分人员基本流转到了经济发达地区，属于律师执业的正常流动。另有部分年轻律师通过考取公检法公务员等途径转行到了其他行业，直接脱离了律师队伍。由此以来，造成了律师总人数减少，律师队伍逐年缩减的现状，影响了律师行业的发展壮大。

（二）管理体制原因

目前，某市律师的流动主要有两个方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公务员队伍，究其原因，跨地域转所系律师执业的正常流动，而年轻律师的频繁流动转行则属现今律师事务所管理体制问题，现有的律师事务所分配机制不适宜年轻律师的发展。目前合伙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模式仍是传统的“个体户”模式，即律师个人虽然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对外签订代理合同，处理事务时打着律师事务所的旗号，但实际上律师只是向律师事务所交纳管理费，律师事务所并不向律

师分配任何利益，律师收入完全来源于自己代理案件的收费，其收入直接与个人的案源能力挂钩，而律师能否接到案件，其实与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律师的个人能力、社会资源密切相关。在这种利益分配模式下，缺少社会关系的年轻律师基本无法找到案源，而那些从事律师工作时间较长的律师也始终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无法顾及或很少顾及年轻律师，因此年轻律师收入得不到保障，对于他们来说，虽然律师有可能是一份发展前景可观的工作，但他们首先要面对的仍然是生存问题，为了生存，许多年轻律师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初衷而投入其他行业，从而使律师队伍人数下降，律师业发展缓慢。

（三）法制体系原因

我国现有的法制体系并不健全，法制环境也并不完善，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仍然会遇到许多阻力，比如众所周知的律师“会见难”问题，新《律师法》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应的规定，以方便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但是目前全国范围内仍普遍存在律师“会见难”问题。在我市，据部分律师反映，在个别县市律师持“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仍然遭到拒绝和阻拦，给律师办案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除此之外，据调研，律师办案还遇到了许多问题，比如律师取证难的问题，还有律师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材料遭拒绝阻拦的问题等等，这些都给律师办案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和困难，长此以往，极容易使律师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失去信心，从而转往其他地市或者转行从事其他行业，造成律师队伍的缩减，不利于律师行业的发展。

（四）社会观念原因

律师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不掌握任何国家权力，但是，却同样担负着维护公平正义，保证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使命，因此，在发达国家，律师的社会地位非常高，非常受人尊重，但是，在我国，这一点却并不尽如人意。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是“权力崇拜”和“官本位”，这就使得人们很难将不是“官”的律师置于一个很高的社会地位，现实是许多人不能平等地对待律师、尊重律师，特别是一些行政机关单位和企业单位，他们对律师往往并不欢迎，甚至认为律师是 “被雇佣者”，为“雇主”服务是应该的，“雇主”只需付钱给律师，哪还有“尊重”一说？另外，政府职能的设置不利于律师社会作用的发挥。比如国企改革工作，该项工作中许多有关材料的合法性审查以及依据法律出具改制意见等事项都非常需要律师的参与，但这些工作通常都由政府职能部门“一手包揽”了，律师往往参与不进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也就无法彰显其社会地位。至于普通百姓，他们对律师的认知也并不全面，有时因为律师为之辩护的当事人犯有滔天大罪，百姓便会认为这个律师是在“助纣为虐”、“善恶不分”，认为律师与那个“罪人”一样——“简直就是个魔鬼”！其实，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只是个中立者，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五）业务风险原因

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律师行业也并非风平浪静，其中充满了风险，身处其中的律师们，兼为社会人与法律人，其风险是双重的，他们除了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风险以外，还要面对因为执业所带来的职务风险，这种风险大致分为两类：

首先，是安全风险，即律师因执业而导致的人身安全风险，它可能来自对方当事人，也可能来自律师自己的委托人，还有可能来自民间群众。如今，当事人因对案件处理结果不满而迁怒于律师并对律师造成人身伤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尤其是伤害对方律师的事件，往往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给律师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普通百姓因为对律师的误解而伤害律师的事件也偶有发生，他们认为律师只能替“好人”说话，而那些替“恶人”说话的律师，就如同“魔鬼”，让他们深深憎恨。

其次，是责任风险，即律师因为执业过错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可能是刑事责任，也可能是民事责任，还有可能是行业处罚和惩戒。比如《刑法》第36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8条，就是悬挂在律师头上的两把利剑，律师因此被判刑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民事案件代理中，如果律师因严重失职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有可能使一个收入菲薄的律师倾家荡产。另外，如果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可能遭受司法行政机关及律师协会的处罚，严重违规的律师还有可能被司法行政机关吊销执照而砸了饭碗。所有这些风险，都决定了律师这一行业干起来并不轻松，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许多才学丰富的人对这一行业望而却步，想进来又不敢进来，或者有进来了又因不能承受其责任之重而退出的，也因此造成了律师业人数逐渐减少，发展缓慢的现状。

三、解决措施

要想解决以上扼制律师业发展的种种瓶颈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加强《律师法》宣传，特别强化领导干部法律普及程度。

造成律师业发展缓慢的现象有许多原因，归根究底是法律普及程度不够，法律以及律师的重要性并没有被提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上去，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加强普法宣传，特别是《律师法》的宣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于2007年10月28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修订后的《律师法》适应新时期我国律师工作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对原律师法作了较大调整、补充和修改，新增、修订条款40余条，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对便利律师办案、保障律师依法执业，规范律师执业行为，推动律师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不仅要在律师中积极宣传新《律师法》，还要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使广大人民摆正对律师的认知，加强对律师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要特别在领导干部中加强包括新《律师法》在内的法律宣传，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普及程度，因为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决策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绝大部分民众的认知导向，在这个依法治国的社会，一切都应依照法律行

事，而这离不开律师的参与，只有广大民众认识到了法律和律师的重要性，律师的存在才有意义，律师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律师业也才能随之迅速发展。因此，要加强普法宣传，在领导干部和广大民众中宣传新《律师法》，扩大法律普及程度，强化大家的法律意识，凸显律师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促进律师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改革律师事务所管理机制，为年轻律师创造发展机会。

目前律师事务所管理体制并不利于年轻律师的发展，要改变律师业发展缓慢的现状，改革势在必行。目前一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已经萌芽，比如合作律师事务所的改制、律师事务所公司制改革的尝试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律师业的发展。除此而外，还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1、执行机制的改革。某市几乎所有律师事务所现行的执行机制都是主任负责制及合伙人管理制，主任直接指挥内勤，合伙人既负责决策又负责日常管理，甚至主任自己直接来实施管理，其他聘用律师从不参与律师事务所管理，只关注自己的业务和收入。使“平等的介入管理”成为一句空话。在部分大城市，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比较科学：部分合伙人组成管理委员会，由一个合伙人（一般是主任）来负责，而如果主任不是负责人，就只作为一个形象代表；建立行政办公室，聘请一名行政主管（一般非执业律师），上对合伙人负责，下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这样既可以减少合伙人的管理成本，同时避免了合伙人之间因日常管理而产生的矛盾，又减少了管理的层次和环节，提高了管理效率。如此的执行机制达到了淡化主任和合伙人在具体执行中作用的目的，强化了合伙人、行政主管在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提高了执行效率，有利于律师事务所的快速发展。我们应该借鉴这种管理模式和执行机制，使我市律师事务所也能够规模化、科学化发展。

2、分配机制的改革。目前某市大多数律师事务所采取分配方式是“提成制”，即按照律师个人所承办业务收费的一定比例作为律师劳动报酬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并不利于律师间的业务合作和新律师的培养。它使律师事务所形成了“个体户”式的大联合，律师之间不仅没有良好的协作关系，反而因为争抢案源而矛盾重重。同时，这样的分配方式直接决定了新律师收入偏低甚至得不到保障，一些素质很好起点很高的新律师甚至因此长期得不到发展，这必然造成律师事务所发展后劲不足的结果。因此，改革分配制度十分必要。当前，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实行“效益工资制”的分配方式，即以律师工作的综合绩效作为确定律师收入分配的依据。这种分配方式能够比较全面地考虑律师的综合素质，有效地鼓励了律师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律师之间业务协作，也有利于年轻律师的发展，不失为一个良性分配机制，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笔者认为，一个合理的律师事务所分配制度应该不仅能体现律师事务所的效益，也要能够体现律师个人的效益，充分考虑到律师的个体经济利益，这样，才能激发律师的主动性，从而创造更大的效益。我们应该淡化单纯以收费额为效益和能力指标的观念，强化综和素质、综合效益为指标的观念，以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

3、人才机制的改革。好的人才机制应该包括人才的认定、引进、培养、分工、使用、晋升、淘汰等多方面的制度规定，还应该有合理的人才资源配置，即合理的分工。当前我市律师事

务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不完善的管理模式和分配模式所造成的律师事务所人才机制的不健全，合伙人只关注聘用律师的代理费收入高低，以便通过收取更多管理费的方式来减轻合伙人的成本负担，而聘用律师也不会关心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而只是关注哪一家律师事务所给予的提成比例高。如此一来，合伙人以及其他律师都各自忙各自的，律师之间没有专业的分工也没有良好的协作，律师事务所的人才引进和发展也被忽视了，整个律师事务所形同一盘散沙，没有团队效应，也无品牌优势，难以得到长远的发展，与规模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发展目标相去甚远，对律师业的发展毫无益处。因此，必须重视律师事务所人才机制的改革，加强对人才机制的研究和实践。首先，应优化组合并科学配置不同学历、年龄、性别、专业、特长和能力的人才，培育起有别于其他行业的律师文化。其次，应淡化以收费多少为衡量人才唯一标准的观念，以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强化对不同人才（尤其是年轻、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另外，完善考评、激励等制度建设，尽快建立科学的人才管理和运行机制，保证律师事务所的发展长久不衰。

（三）做好律师管理工作，强化服务观念。

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离不开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协会的管理和指导。因此，做好律师管理工作对律师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应做好以下两方面：

1、完善“两结合”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律师行业自律作用。

当今律师业的发展并不完全依靠于司法行政机关的宏观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管理，早在1993年，司法部颁布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中就指出：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将这一体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此后，“两结合”管理体制便逐渐推行开来。目前这一体制还存在不足之处,需要不断完善。其一，应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的具体管理职责,充分体现和发挥宏观管理功能。其二，要加强律师协会自身建设，充实其行业管理职能,发挥行业管理优势。其三，要妥善正确处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之间的关系。此外，最重要的是要注重发挥律师协会行业自律作用，有效的律师行业管理能够规范律师事务所的建设，减少律师违法乱纪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律师执业环境；能够使司法行政部门更少的行使惩戒权，为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局面，从而有效促地进律师业的发展。因此，要不断完善“两结合”管理体制，实现两者之间黄金比例点的结合，使律师行业管理早日走向自律和自治。

2、强化管理意识，进一步树立服务理念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律师行业的主管部门，承负着对律师行业管理之责。新修订的《律师法》

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这就明确了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行业有权依法监督，依法指导，协调配合。律师工作的政策性和法律专业性很强，与国家的法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因此，一定要强化管理意识，做好管理工作，这是司法行政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做好律师管理工作，就要做到两个方

面，一是要“管得住”，就是指律师能够服从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律师属于自由职业者，但这个“自由”必须有限度，这就有赖于行政管理。我们负责着对律师事务所建设、律师事务所年检、律师注册、律师违反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的处罚以及律师流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长期以来我市律师都能够服从管理，对相关工作能够积极配合，从未出现过律师不服从管理而与司法行政机关相对抗的事件，有效实现了律师工作的各项任务目标，保证了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二是要 “管得好”，这主要是指在管理好的同时也要服务好。平时我们也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工作，与律师协会一起，积极为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们做好各方面的服务：积极搭建平台，促进律师之间的交流和协作；积极保护律师各项权益，及时了解律师生活与工作中的困难，为律师排忧解难；积极为律师办理各项行政事务，从不拖延、推诿；积极组织针对律师的各项表彰活动，鼓励律师工作积极性；积极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为律师提供便利的办案条件；积极维护律师事务所的建设和发展，为律师创造优良的办公环境等等。如今，面对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我们更要进一步树立服务理念，在工作中的方方面面体现“服务”观念，真正做到“以律师之忧而忧，以律师之喜而喜”，如此才能做好服务工作，从而以服务助管理，以服务促发展。

全省目前正在开展“解放思想、科学发展、奋力实现新跨越”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我们正是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深入调研了某市律师行业的发展现状，总结了几大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有待实践。今后，必须牢牢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实现新跨越为目标开展律师工作，推动某市律师队伍的发展壮大，促进某市律师行业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进一步加强律师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吴爱英部长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国司法》2008年第5期）

[2] 《律师事务所管理：一个不能忽视的道德问题》（《中国律师》2005年第12期）

[3] 《“危险”中的中国律师----律师业的执业风险及其防范》（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演讲稿 吕良彪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