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王要成因及对策

第一篇：论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王要成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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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王要成因及对策 作者：肖本华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2期

[摘 要]当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仍然在农村金融供给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探讨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成囚，并在此基础±提出今后对待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一是要有正确的认识；二是要适度和园地制宜发展农村民间金融。

[关键词]农村；民间金融；成因；对策

[中图分类]F830．6

[文献标识码]A

第二篇：论我国城市道路交通阻塞成因及对策

试论我国城市道路交通阻塞成因及对策

【摘要】 如何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保障城市交通畅通无阻，已经成为中国城市道路交通面临的共同课题。要成功解决城市道路交通拥挤问题，一是科学规划城市交通组织管理；二是发展公交优先战略，科学优化城市交通结构；三是完善城区道路交通网络，大力发展城市快速交通；四是用政策扶持，加速停车场（库）建设；五是发挥科技手段，实现道路交通管理由经验型管理向科学化管理的转变。

【关键词】 城市道路；交通阻塞；公共交通；科学管理

城市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信息中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城市交通是维系城市这个有机整体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畅通的城市交通对城市的发展，吸引投资，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保证和促进作用，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品位的重要指标。城市交通拥挤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处理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要遵循节源开流、交通总量消减的总原则。

一．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发展的现状

城市道路交通拥挤主要表现在：市内机动车行驶速度下降，流量饱和的道路路口增多，交通堵塞发生的次数增多。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各市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拓建、新建道路中不断加大投入，城市道路的建设和相关设施建设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随着城市机动车增长迅速，城市中非机动车主要是自行车占有较大比重，市区人口稠密，道路狭窄、功能老化和交通设施滞后，商业区过于集中，致使人、车、路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形成了我国当前的城市交通特点，从而大大增加了交通规划、组织管理的复杂性和难度，给我国城市交通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国城市一方面城市道路建设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城市机动车数量也在猛增，二者齐头并进的直接后果是城市交通时常陷入瘫痪，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盲目扩建道路不是办法，借鉴国外大城市规划和交通道路管理经验——轨道交通才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金钥匙。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大力开发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发展公共交通就成了我国城市当前的需要。我国公交的现状：公交出行比例下降严重；公交车速严重下降；公交服务质量相对下降。

二．我国城市道路交通拥挤的原因

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道路交通不适现象日趋明显，“行车难”、“走路难”已成为全国大中城市的通病，并不断向小城市、新型城区和中心乡镇扩散蔓延。按现行发展趋势，五至十年或二十年后，“病城”现象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将是桎梏我国城市综合发展的重疾顽症。造成我国城市道路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有：

1、车总量增长过快，道路增长滞后于交通总量增长，道路交通供需不平衡。2004年我省机动车总量约612.19万辆比2003年532.37万辆增长了19.13%，2005年我省机动车总量约686.61万辆（其中还不包括拖拉机，拖拉机约有22万辆），跟前一年比增长率为12.16%。与之相比，道路的增长速度就慢多了。

2、城市建设和宏观管理部分决策不科学，没有充分考虑道路交通需求。一是临街建筑、大型商业网点及娱乐场所等大型交通流汇集场所设置不合理，不具备足够的停车场位置及人流物流通道，无法进行科学有效的交通组织；二是公交发展

水平跟不上城市发展步伐，站场建设严重滞后，线路站点布局不合理。

3、城区道路路网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道路整体通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断头路仍然存在，严重影响了路网整体通行能力的提高；二是现在道路通行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4、公共停车场建设严重滞后，且管理不规范，机动车路边违章停车现象严重，经常引发交通拥挤。因为历史欠帐太多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的停车场建设远远滞后于机动车的发展速度，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并且管理不规范，部分停车场处于闲置状态，有的甚至被挪作他用或改变了用途。

三．解决我国城市道路交通拥挤的对策

（一）科学规划城市交通组织管理，不断提高道路交通管理决策科学化程序，确保管理措施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尽管从理论上讲，通过不断地修建道路总能解决城市交通拥挤问题，但由于道路建设资金及城市空间的限制，道路数量不可能按需增长。随着交通走廊的新的道路建设降低了出行时耗，但同时也吸引了其他道路以及其他交通方式的交通量转移。因此，在现代城市交通管理工作中，应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治理当前城市交通问题，充分挖掘现有道路的通行能力，使交通运行按全地区干线和其他重要街道网规划有次序地得到改善，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道路系统的利用效率。

（二）坚持发展公交优先战略，科学优化城市交通结构，最大限度地减缓城区交通总量增长。

“公交优先”的提法起源于法国，现已逐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解决城市交通拥挤的有效途径，据有关资料统计，就合理分配社会资源而言，“公交优先”也是不容置疑，与其他社会车辆相比较，同一单位时间里运送同样的人，如果选择公交方式，所占用的道路空间大约只是其他车辆的1/5到1/20。近30多年来各国效仿治国，从规划用地、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对公交进行扶持，在公交优先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开辟公共交通专用车道，采取公共交通优先信号控制系统，在交通法规中充分考虑公共交通优先通行、限制小汽车在城区的使用等。在实施畅通工程工作中，公安部、建设部也特别强调了“公交优先”理念，要求全国各大中城市必须大力创建“绿色交通”，坚持公交优先发展战略，从而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解决城市交通拥挤问题。

一是设置公共汽车专用通道，提高市民乘坐公交车的积极性。在城市外围地区先行建设公共汽车专用路，城市中间密集地区有计划地规划、拆迁和预留，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和浪费。同时，在已建成的城区主要干道大力开辟公交专用道，设置专门隔障，使其他车辆无法随意进出，并在一些道路路口实行公交路口信号灯优先放行，在城区所有禁止社会车辆转弯的路口，均允许公交转弯等措施。由于公共汽车专用系统在运输能力上与铁路相差不大，每小时可运送9000人以上，完全可满足城市中长期发展需要。二是全面优化调整公交线路布局，不断提高公交服务质量，大力吸引公交客流。以城区取缔“中巴”营运为契机，灵活安排公交线路，在连接市区与郊区的公交线路上设置公交专线，禁止中途停靠，并大力推行“驻车换乘”交通方式，在各大型交通枢纽和车站，设计规划修建小汽车停车场，小汽车使用者凭公交月票免费存车，以鼓励小汽车换乘公交车辆。同时，在市区火车站、人口集中的居民区以及商贸中心设立专线车，将公交线路延伸至市区各个角落，直至各大型市民居住社区；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加大公交线路和站点密度和公交车辆运行频率，并大力强化公交从业人员文明服务和文明交通素质，提高公交车辆档次和按时到位准点率，逐步增大公交车辆单车运

力，给乘客创造一个安全、舒适、快捷、方便的乘坐环境。

【参考文献】

1．王炜，陈学武，陆建．《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关宏志，刘小明．停车场规划设计与管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3．王炜，杨新苗，陈学武．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规划方法与管理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4．翟忠民．道路交通组织优化．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5．潘海啸，杜雷．城市交通方式和多模式间的转换．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6．董国良，张亦周．畅通城市论——21世纪城市交通与城市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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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成因及对策

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成因及对策

[摘要]本文以云南省蒙自县人民调解的民间纠纷为视角,调查了该地区民间纠纷现状,并通过分析该地区民间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相关对策,以完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调解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民族地区;民间纠纷;云南省蒙自县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92-03

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民间纠纷有所变化。作为化解民间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制度,由于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变革,难以适应社会现实的要求,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加强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设,充分发挥其定纷止争作用;另一方面,应当探讨民间纠纷的成因及预防对策,把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一、蒙自县民间纠纷概况

蒙自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位于云南省红河州东部,是红河州州府驻地。下辖11个乡(镇),86个村民委员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9.3%,彝族、苗族、回族、壮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7.84%,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75.6%,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蒙自县已建立157个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其中,村(居)调委会101个。总体而言,蒙夏县的人民调解组织已经形成了三级调解网络,基本上满足了基层预防和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的需要。自2005至今,全县每年调处民间纠纷2000起左右。2009年,全县共处理1550件民间纠纷,其中,婚姻家庭纠纷438起,邻里纠纷429起,房屋宅基地纠纷152起,合同纠纷47起,赔偿纠纷120起,土地承包纠纷120起,征地拆迁5起,另外多个职能部门联合处理临界纠纷2198起。调解成功率为97%。①蒙自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现状

近五年内,蒙自县民间纠纷的98%是少数民族地区村民之间的纠纷,其中,婚姻家庭纠纷占30%左右,邻里纠纷占35%左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转型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的现状。

(一)邻里之间的土地纠纷逐年增多且纠纷性质日趋复杂化

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和土地的大量被征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日益紧缺,为争夺土地和水资源的纠纷有上升趋势,这些纠纷往往涉及家庭之间、家族之间、邻村之间、民族之间的利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由城市建设规划引起征地补偿纠纷;村民之间因通行、采光、房檐滴水等问题的产生冲突不断发生,并且日益复杂化;农村地区,因进城务工而签订土地出租合同引发土地纠纷数量逐年增加;部分村民本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互换土地耕种引起纠纷,起因由简单的用水等发展到土地收益、土地征用等方面,纠纷越来越复杂。

(二)婚姻家庭纠纷数量明显上升

婚姻家庭纠纷具体表现为赡养纠纷日益增多(赡养纠纷上升趋势较明显,②每年占蒙自县已调处纠纷的15%左右);家庭内土地使用权纠纷大量出现,外嫁女土地使用权是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制度问题,由于风俗习惯的影响,此问题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家庭内部纠纷的主要成因;婚姻关系变化引起的家庭内部纠纷有所增加。

三、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缺乏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冲突是引起矛盾纠纷的根本原因,这既有体制转轨的影响,又有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因素。③市场经济体制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民,有些走上脱贫致富道路,有些却沦为贫困群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他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强化,为维护既得利益或谋求更大利益,村民之间就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决策机制滞后,未及时采取相关措施而导致纠纷不断产生。

(二)缺乏道德教育和约束机制

随着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理念和城市文明对农民原有的道德理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多元价值取向给农村社会带来观念更新、思想活跃的同时,也常常导致农民思想混乱、是非模糊。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明显落后于城市,部分地区虽有道德教育但流于形式,并且缺乏一定的约束机制,从而形成了道德“真空地带”,导致村民失去价值判断的参照标准。加之利己主义盛行,广大村民的道德导向由道义导向逐渐向利益导向转变,农村道德水平整体下降成为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正因为道德水平下降,夫妻不和、老无所养、邻里不睦的情况才逐渐增多,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主要纠纷。

(三)村民自治组织、村级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不高

我国90%以上的矛盾纠纷发生在农村,村级人民调解员主要由村干部担任。后税费时代,村民自治组织职权弱化,活动经费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广大村干部未认真履行办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职能。相反,出现了对村民反映的问题推诿拖办,对村民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或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怕得罪宗族、家族,对工作敷衍了事;或者“官本位”思想严重,以权谋利,与民争利,在发放粮食直补款、土地承包、宅基地的使用问题上有私心;或者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工作关系不协调,致使村民之间矛盾纠纷不断产生。同时,身兼人民调解工作的村干部,也因调解工作经费无保障,对调解工作缺乏热情,放任纠纷苗头扩大或者激化,造成调解工作未落实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四)村民文化程度偏低,法治观念淡薄

笔者调查的个案中,有争夺水资源引起两村村民的争议,后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有村民因民事争议而使纠纷性质转化,如村民甲(彝族)与村民乙(苗族)签订土地出租的口头协议,因租期发生争议而双方大打出手致人重伤,纠纷性质由民事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该地区人民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教育普遍落后,农村法治建设起步较晚,普法宣传流于形式,广大村民法治观念淡薄。因此,日常生产生活中,有村民为一己之利,不惜越界行为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后不知如何维权,引发大量纠纷成为普遍现象。

(五)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导致民间纠纷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成为约束该民族的行为规范。如彝族由儿子赡养父母、④“挂红线”、⑤“开除村籍”⑥等习俗,在蒙自县广大农村地区起到规范作用。随着村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有人逐渐认识到部分风俗习惯与现行法律、法规有冲突,当涉及自身利益时,因是否适用该风俗习惯而产生纠纷。笔者调查过这样一个个案,蒙自县某村六兄弟姐妹发生赡养纠纷,父母是70多岁的彝族老人,四个儿子因是否适用习俗发生争议,相互推诿赡养父母的责任,两个已出嫁女儿愿意赡养父母(不分任何娘家家产),但迫于传统习俗的压力而不敢明确表态。后经村调解小组努力,根据习俗达成四个儿子赡养父母、父母去世后由四人继承遗产的调解协议。因风俗习惯引发的纠纷,若处理不当会导致矛盾激化。此类纠纷约占蒙自县每年调处纠纷的10%左右。

四、预防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产生的对策(一)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预防纠纷的产生,归根结底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而经济发展又以人才为基础。因此,首先,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从基础教育抓起,有计划、有步骤、认真扎实地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高该地区人民文化水平,继而提升其综合素质。其次,中央政府应当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力度,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紧紧抓住机遇,积极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千方百计增加村民收入,不断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再次,完善地方利益协调机制。地方政府要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公共政策调节利益关系的功能,不断均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如完善农村开发建设中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土地承包管理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健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道德水平下降是少数民族地区纠纷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重视农村道德建设,不断提升村民道德素质。首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对村民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解决村民思想上的困惑;将道德教育与经济发展相结合,让村民感受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学习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规范村民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其次,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水平较低,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必须加强该地区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使广播、电视、新闻等传媒对农村道德教育充分发挥影响力和渗透力;⑦再次,基层党员干部要重视自身的道德建设,在广大村民中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引导村民重视道德修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三)大力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增强村民法治观念

法治社会,人人都应具有法治观念。少数民族地区村民法治观念淡薄是引发矛盾纠纷增多和加大解决难度的重要原因。预防该地区纠纷的产生,必须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首先,明确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宣传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学习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树立法治观念,不断增强村民知法、用法、守法能力,提高自我约束能力,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其次,法治宣传应注重实效,采取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法治宣传活动,真正让村民学到知识。如公开调解部分典型纠纷(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给村民上一堂很好的法治宣传课;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进行法律咨询,并鼓励村民多收看收听法治节目。最后,法治宣传的内容应当突出实用性,即与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关系,如婚姻法、继承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合伙企业法、诉讼法等。⑧

(四)健全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增强工作成效

增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的成效,是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人民调解优势、预防纠纷发生的重要对策。第一,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遍布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贴近群众,能及时发现纠纷。地方司法行政部门要对人民调解员定期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质,着力“抓小”、“抓早”、“抓苗头”,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二,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建设,使调解工作规范化、合法化,便于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增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成效。第三,完善治安联防、司法、行政等职能部门共同排查矛盾纠纷协调机制,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比如,婚姻家庭等一般纠纷,由人民调解组织排查处理,涉及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土地征用等重大、复杂纠纷,由司法所受理后,根据纠纷性质分流到相关职能部门调处,由各职能部门将处理意见反馈到司法所,再告知当事人,使矛盾纠纷处于规范的流程中,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第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调解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给予制度性保证,充分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才能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成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的和谐。

[注释]

①上述数据来自蒙自县司法局2009年统计数据。蒙自县土管部门于1982年颁发给农民自留地、自留山土地使用证,在2007年开始换发自留地、自留山土地使用证时,村民之间发生权属争议,针对此类纠纷的特殊性,蒙自县采取县司法局牵头,多个职能部门联合处理的方式解决纠纷,故此类纠纷单列。2007～2009年,共处理3748起民间纠纷。

②在蒙自县乃至红河州内少数民族地区,家庭内部纠纷主要采用家族内部解决、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人调解。近几年,人们观念发生转变,逐渐接受人民调解。此处说的明显是指人民调解组织处理赡养纠纷的数量上升较快。

③刘中起:《快速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探索》,《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④该习俗的主要内容是:父母年老时由儿子尽赡养义务,女儿不赡养父母,父母去世后,父母的遗产只能由儿子继承。如果没有儿子,就由家族内同辈兄弟姐妹的儿子“过继”,再赡养继父母。

⑤在蒙自县的广大农村,婚前都有送彩礼的习俗,此习俗称为“挂红线”。

⑥“开除村籍”,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一度也曾是汉族地区乡村队严重违反乡规民约者施以的严厉处罚。

⑦郭良婧:《论当前农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学术论坛》,2010年第8期。

⑧杨彦增等:《农村纠纷解决之困境及对策》,《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第四篇：我市农村民间矛盾纠纷的现状成因及对策浅析

我市农村民间矛盾纠纷的现状成因及对策浅析

市司法局副局长 刘启奎

发展是第一要务，而稳定是保障发展的重要前提，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各种利益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农村民间矛盾纠纷进一步凸现，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等特点，严重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阻碍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民间矛盾纠纷的类型、特点、成因，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这类矛盾纠纷，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我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美好新宜宾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民间矛盾纠纷的现状

通过对近年来我市农村各类矛盾纠纷的统计、梳理、归纳，从中发现有七类民间矛盾纠纷在农村比较突出，以2009年为例，婚姻家庭纠纷约占总数的23％；邻里纠纷约占总数的14％；合同纠纷约占总数的9％；赔偿纠纷约占总数的8％；劳动纠纷约占总数的4.5％；房屋宅基地纠纷约占总数的4.2％；征地拆迁纠纷约占总数的3.5％；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民间矛盾纠纷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主要体现在：

（一）民间纠纷日益增多。一是由婚姻关系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多，给农村老人的赡养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村一些家庭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犯罪等；二是修建公路，移民迁建等，特别是农村涉及到土地征用补偿和拆迁引发的纠纷问题更为复杂；三是“三劳” 纠纷，即劳动、劳务、劳资纠纷，以及商品经营、房地产开发、小区

建设、合伙经营、土地承包、计划生育等等矛盾纠纷明显增多，各种纠纷不断涌现。

（二）民间纠纷的主体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旧的经济模式和地区封锁，建立了竞争机制，经营人员和商品流动量大，矛盾触及点明显增多，纠纷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它不仅发生在公民之间，而且发生在公民与法人、非法人团体和组织及其相互之间，甚至发生在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

（三）民间纠纷的内容复合化。当前纠纷内容，有些是单一性的，但许多具有复合化的特点，往往同民事、经济、行政、治安和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有些民间纠纷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政治不安定因素，具有很大的潜伏性和危险性。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近年来各地因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纠纷激化所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诱因复杂，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给处置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四）民间纠纷的调处疑难化。纠纷的多类型、大批量、多元化和复合化的特点，决定了对其调处的疑难化。一是认定纠纷性质难。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政策知识，才能正确认定纠纷的内容和性质。二是调处难。复合化的纠纷，其内容涉及面广，单靠一个部门难以奏效，必需多个部门的协调处理。

二、农村民间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农村民间矛盾纠纷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农村基层，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现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表现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私人承包范围扩大，为争水、争地、争承包权发生矛盾后，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不是靠公力救济，而是靠

私力救济，轻则骂、重则打、急则杀，有的仅为小孩吵架、家畜、田地等方面小事，斤斤计较，引起邻里不和。

（二）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注重政权建设，加上少数基层领导自身素质不高，不能以身作则、廉洁清正，致使基层治保、调解组织软弱无力，经费没保障、人员不落实、机构形同虚设，不能发挥作用，大量带有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治安纠纷和民间纠纷未能及时公正地解决，使小纠纷酿成大事件。

（三）一些基层干部对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认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没有时间顾及民间纠纷问题；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纠纷问题是“软指标”。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来认识，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该协调的不协调，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这种认识上不到位，工作中不主动，造成了工作得不到落实的状况是化解纠纷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利益调整带来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调整，导致一部分群众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使不同的社会成员产生了差别和矛盾。加上社会分配秩序不够顺畅，市场调控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等，不能全面、及时地解决在改革过程中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生活问题，这就促使群众情绪激化，矛盾纠纷加剧，有的甚至诱发成群体事件。比如，随着城市建设加快，城市建设向农村不断延伸，农业、林业用地不断被征用，城市郊区和农村的房屋不断被拆迁，这就必然会引发出安置与赔偿等问题。

三、化解农村民间矛盾纠纷对策

化解农村民间矛盾纠纷是一项长期的复杂工作，既要平息纠纷双方当事人的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又要符合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要综合运用和解、调解、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

（一）大力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农村人员具有量大、面广、素质低、流动性强等特点，要采取融教育、管理、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措施。一是对在家的人员组织常规教育。以《公民常见涉法问题解答》、农村“五五”普法读本为教材，以包村干部、挂钩法律服务人员为师资，开展常规教育。二是对流动人员组织特殊时期教育。利用春节期间外出人员回乡的时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月活动，维护社会的稳定。三是利用电视开展法制教育。利用电视开展法制教育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解决农村普法教育难的问题。四是要在全市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教育，并把该项活动与“法律六进”相结合，使法律真正走进农村，走进社区，走进基层，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懂得，不仅要讲权利，维护合法权益；也要讲义务，承担法律责任。

（二）进一步建立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调解相结合的衔接机制。目前，各级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组织、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而且有些已相当完善，并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在矛盾调解过程中，大家往往又只停留在各自的工作层面上，从而各自为战，因缺乏联系沟通而产生力不从心之感。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三大调解工作的优势，实现他们的互补性，就有必要在党委统筹领导下，协调三大调解的主管部门和相关的调解组织，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努力实现三大调解的互

相衔接机制，提高对矛盾纠纷的驾驭、调解能力，从而形成一个有机衔接的大调解机制。

（三）完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筑牢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当前，农村矛盾纠纷正处在凸现期，且面广量大，许多问题情况复杂，化解难度加大，建立完善矛盾纠纷的排查机制、提高矛盾纠纷的化解效能，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作好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一是大力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强化市、区县、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工作委员会网络建设，在巩固目前已有的调解组织的基础上，积极发展行业性、区域性人民调解组织，重点在新兴行业、工业园区、商业区、物业管理小区、流动人口聚集区等建立调解组织，形成纵到底、横到边的调解组织网络。二是进一步完善“四位一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及时排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按照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调解中心“四位一体”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司法所、调解中心建设，理顺工作关系，完善工作职能，整合工作资源，形成以司法所为龙头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指导与管理机制，结合基层法庭的“诉前调解”实现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应始终坚持早排查、早发现、早调处和情况报告制度。各司法所应加强对村级调解工作指导，全面掌控各类重大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确保实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目标，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加强人民调解员的政治、业务教育培训，不断提高矛盾纠纷化解能力。按照懂政策、懂法律、懂调解技能的要求，采取集中培训、以会代训、举办专题讲座、参加法院公开庭审等形式开展业务培训，以全面提高调解工作人员的素质。

总之，从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各级调解组织应进一步创新组织形式、改善队伍结构，强化工作效能，真正使人民调解成为改革发展的“助推器”成为维护稳定的“减压阀”，成为人民群众的“连心桥”，更好地在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美好新宜宾中发挥职能作用。

第五篇：金融诈骗成因及防治对策

金融诈骗成因及防治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丰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金融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是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什也显上升趋势，其中以金融诈骗最为强劲。会融诈骗数额巨大，波及面广，严重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及金融秩序。1993年沈太福非法且带欺诈性集资10亿元及中同农业银行河北省衡水支行涉及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欺诈案对司法部门和金融部门敲响了警钟一一开展反金融诈骗的斗争势在必行。1994年5月25日，朱容基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召开“三防一保”电话会议，在金融系统部署全面开展防范、打击金融诈骗。1995年金融诈骗被列为国家重点打击的犯罪。1997年新修改的刑法典与将“金融诈骗罪”做专节规定。这都表明我国反金融诈骗的斗争已逐步深入。但是，要尽可能地遏制此类犯罪，必须从根本上剖析其成因，以便更有效地对其进行提防和打击。

一、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

金融诈骗，理论界目前尚无统一定义。简言之，即是发生在资金融通过程中触犯刑律、应受刑罚的诈骗行为。它与传统财产型诈骗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新《刑法》规定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保险诈骗可以是个人犯罪，也可以是单位犯罪。

2．客体是复杂客体，具有双重性。金融诈骗在侵害财产权利的同时也侵害了金融秩序。

3．标的为有形标的和无形标的，即金融资金和金融信用。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多数直接目的是骗取资金，也有少数骗取银行开具保函、托收凭证等文件、票据，到第三者处招摇撞骗，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誉。

4．金融诈骗载体为职业关系。一般表现为银行与政府间行政关系，银行与银行间业务关系，银行与客户间信用关系。

5．行为呈专业化、智能化、隐蔽性强的特点。

二、当前金融诈骗犯罪滋长的原因

1.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不平衡。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除按劳分配外，还存在着个人劳动所得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在这种并非单一的分配方式条件下，个人收入的不平衡是难以避免的。目前，我国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形成，同时，这种主体间利益过度分化和利益间不平衡状态的加剧，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如果人们不根据现实条件和自身条件一味追求高需求，当现实条件和自身条件不能满足行为人通过正当合法途径来实现这一需求时，便不可避免步人犯罪行列。

2.金融法制跟不上金融市场发展速度，呈相对滞后状态。，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交易工具和规模发展迅速，但是，金融法制不完备，预防乏力，打击不力。如典当行业没有统一规范；期货、期权交易混乱，缺乏规范性法规制止其投机性。

3．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薄弱及金融工具自身固有缺陷。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金融机构管理制度不完善。从业人员素质低，有章不循，甚至与犯罪分了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同时，金融工具本身所特有的缺陷成为犯罪分子的利用手段。例如，信用证具有与基础贸易相分离的独立性。因而，银行处理信用证业务时，只对单据文字表面一致性进行审查而对外付款。当商业一方与诈骗方签订合约，跟单信用证只作为商业交易办法付款，它无法充当”警察”来阻止诈骗发生。

4．金融诈骗是竞争文化的消极产物。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商品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应地就有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交换价值观念、功利观念、竞争观念、风险观念等。存这些观念支配下，各个商品经济活动的参加者都希望以最少的投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大利润。因而，商品市场上所展示的是激烈的竞争。而竞争本身的合理性又使得许多人以牺牲他人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国内目前各种欺诈型金融犯罪，伪造型金融犯罪都集中反映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位思想和利己动机。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业的发展，金融诈骗多数来自于外方。例如，中国银行所经历的八年卢森堡案即源于外商伪造单据骗取国内单位货款案。此类现象的出现，同样是竞争文化的负面效应。美国犯罪学家塞林(T．sellin)认为，犯罪不是纯粹个人之间冲突或相互攻击的结果，而是个人所遵循的不同文化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在西方竞争文化意识中，个人为生存竞争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不应视为自私自利或消极，而应视为积极的、建设性行为。所以，通过诈骗获取财富上的成功，比没有获得成功更道德、更有价值。而在中国传统的以善为本的文化熏陶下，我国商贸家在对外贸易中易以善意理解贸易伙伴，风险意识不强，轻信对方，致使自己大跌跟斗。

三、金融诈骗防治对策

(一)重点是预防

预防是防止金融诈骗犯罪行为的发生，将其控制在“未然”状态，以避免由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对社会而言，预防犯罪实践是一种投入，这种投入应既经济又有效。，围绕以上成因，现提出如下预防措施。

1．法律预防，包括立法预防和司法预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防治金融诈骗首推完善刑事立法。完善刑事立法具体工作有：第一、理顺刑法与金融法律、法规相协调关系，保证法律的统一性、完整件。刑法典是打击犯罪的总规。同时，在金融法规中制定完整科学的刑事条款，是完善刑事法律体系，惩罚金融犯罪的需要。所以，笔者认为，理顺两者的关系，是指金融法规中的刑事责任条款规定的刑事违法行为在刑法典中应有可适用的相对应具体条款，以确保准确有效打击金融犯罪分子。保护金融法规的权威性。我国新《刑法》的出台，弥补了旧《刑法》与金融法规不协调的缺陷。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第103条规定：”有下列票据欺诈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变造票据的；(二)故意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的……”当时，规定共列举的七种票据欺诈行为在刑法规范中根本无可适用的相应条款。而新刑法典却对此做了具体而精确规范，将此七种票据欺诈行为按行为侵害客体不同，分列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中，真正体现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刑事立法要使”确认立法”加强其超前性。传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以保证法律的现实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我国新刑法典对证券市场现货交易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犯罪行为作了规定，而对期货交易、期权交易活动种形成的诈骗犯罪尚为作预见性的规定。是否当期货诈骗形成气候时，又对新刑法典进行一次添补呢?

第三、加强金融刑事法规解释。新《刑法》对“金融诈骗罪”只作原则性规定，对数额档次及“其它严重情形”没有作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53次会议讨论通过《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抽象性所做的解释。今后，对金融诈骗案件的审理可参考适用。但这种司法解释必定不同于立法解释。笔者建义在制定相关的金融刑事法规时，应由立法机关作出适当解释，以便司法机关准而快地打击犯罪。

第四、完善金融立法。金融活动只有以法律来规范才能健康有序地进行。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我国金融业发展逐步进入规范化、法制化。证券期货市场是我国新兴的资本市场，仅有《关于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的行政法规和刑法的零星规定，还不足以制止证券期货诈骗及各种违规现象。制定《证券法》、《典当条例》、《金融租赁条例》等法律法规势在必行。其次，加强经济司法活动。“有法必依”是实现法治的关键环节，能使金融业有序健康发展，遏制金融诈骗犯罪，当然离不开司法部门的监督。公、检、法机关经常办理各种金融诈骗案件，应及时将金融诈骗的状况、动态及预防金融诈骗的经验教训反馈给金融机关，帮助它们及时调整和改进预防措施。

2．社会预防。金融诈骗犯罪波及面广，仅依靠立法、司法预防是不够的，它需要公民、基层组织、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参与进行综合治理，司法部门和金融部门应对金融诈骗严重性进行宣传，普及和提高公民识别和预防金融诈骗的能力，避免在集资诈骗等非法活动中受蒙骗。社会预防除了加强人们的观念以外，还应通过工商行政机关、公证机关、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其职能，尽可能地截阻金融诈骗的发生。

3.行业防范和技术防范。许多金融诈骗得逞源于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薄弱和防伪技术落后。因而金融系统应从内外部加强自身建设，尽可能防止金融诈骗得手。

（1)外部监管。即是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金融机关应严格监管金融活动，建立权威性资信评估机构，参与投资、货款、贸易等活动的资信评估，对资信极差或有前科的企业，及时进行登记并公布。

(2)内部监管。第一，加强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岗位培训。第二，强化内部的法律事务工作；目前，我国大部分二级分行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事务工作机构，金融系统内部的法律事务工作仍处“消防队”位置，这显然是不利于防范金融诈骗的。

(3)业务上，实行日常稽核和定期专项稽核，保证会计操作规范性、严密性和审计独立性。

(4)健全主要经营业务管理审批制度。金融系统经营放贷业务、投资业务等，如无相应管理规章或制定了管理规章而没有确实执行，都易造成金融诈骗不法分子趁虚而入。所以．金融系统应健全主要经营业务管理审批制度并确保执行。如放贷业务，应实行三查(调查管理、审查认定、检查监测)与审贷职能分离，建立信贷风险评论估，即对企业属AAA、AA等级的，可给予信用贷款，而对AB、BB、BBB等级的，则给予抵押贷款。

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金融诈骗是全球性趋势。因而，应采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预防金融诈骗。第一，提高防伪技术，传统的磁卡性信用卡易伪造，可研制带有集成电路信用卡，它储存了特殊密码和更多的保密资料，使用科学、方便、更安全；第二，采用先进鉴别技术，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印章可采用紫外线灯、蓝光灯等仪器通过透光或碘熏等方法进行鉴别。

(二)惩罚金融诈骗犯罪

1．我国新刑法典的惩罚方法。1997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吸纳了1995年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有关刑事责任之规定，为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1)采用自由刑、生命刑与财产刑并科的处罚方法。新刑法规定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伪造有价证券诈骗及保险诈骗七种金融诈骗罪。除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最高刑规定为生命刑外，其余的最高刑均为无期徒刑，这是符合经济犯罪处罚的罪刑相当原则的。即刑罚应符合威慑犯罪分子的要求。金融诈骗作为一种特殊诈骗犯罪，是从财产型诈骗犯罪游离出来的，相应提高其法定刑，是严厉打击和遏制此类犯罪的有力措举。同时，此类犯罪的各罪按危害程度不同，分别科以自由刑成生命刑，排除了有些专家学者“一律使用生命刑方足以制裁和遏制金融诈骗犯罪”的偏激观点，又符合刑法“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刑在惩罚经济犯罪中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这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付手段。我国以往的刑事立法对财产刑一般采用“可以并处”的方法，这不足以制止经济犯罪分子的贪利成性。新刑法典对金融诈骗采取财产刑与自由刑或生命刑并处的惩罚方法，即判处自由刑或生命刑同时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惩罚经济犯罪的有效性原则。

(2)对违法犯罪的单位进行处罚。新刑法典确认了单位犯罪，对金融诈骗中可能出现单位犯罪的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规定了双罚制。这是由金融诈骗犯罪主体由单一化向集团化发展的特点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8条第二款对保险事故中介人(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违规操作以“保险诈骗共犯”论处，这一规定，从积极意义讲，督促金融活动中的行为人、中介人在相关的金融活动中应依法尽职尽责，从而保证整个金融业有序健康发展。笔者认为，这一精神在今后立法种应予以扩充，如在处理信用证业务时，银行没有对单据真实性负责的义务，即使在开证行付款前，开证申请人以悉知诈骗，也无法通过银行及时制止诈骗发生。如果我国刑法强制规定中介组织的必要义务，相信金融诈骗得手的机会可减少许多。

2．借鉴国外反金融诈骗的经验金融业越发达的国家，金融诈骗越厉害。西方发达国家在反金融诈骗斗争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

(1)资格刑对金融诈骗犯罪的适用。资格刑就是指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是剥夺政治权利，这与金融诈骗无缘。金融诈骗是发生于资金融通过程中的犯罪。无论自然人或法人只有依法具有一定民事权利能力才可能在此经济领域活动．如果其丧失某种法定民事权利则不能在参与金融活动。因而，对有关利用其从事金融业务之便进行金融诈骗的行为人，应对其服刑完毕后所从事的职业进行限制，即禁止从事与犯罪前职业相同或相似的职业或容易再犯的职业。法国1991年12月30日第91一B82号法律(支票法的修改法)规定，对信用诈骗，法院还可判处在不超过5年的期限内禁止行使刑法典第136—28条规定的公民权、民事权及家庭权。根据我国新刑法典有关规定金融诈骗犯罪分子除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应当剥夺一定的公民权和职务权利外，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则不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同时新刑法典未将禁止从事有关特定职业包括在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之列，这都不利于刑法发挥其预防和惩罚金融诈骗犯罪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行政处罚，我国是有关于取消某种从业资格的规定的。例如，《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规定，发行人在发行证券中有内幕交易行为或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从事证券业的机构有操纵市场行为或与虚假陈述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可取消其发行证券资格或撤消其证券经营业务许可、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或资格。但行政处罚效力毕竟不能等同于刑罚效力，如果将禁止事有关特定职业列入刑罚资格刑内容中，相信有恃无恐的金融犯罪，特别是证劵期货证券犯罪会大大减少。

(2)加大对虚假陈述金融诈骗的打击力度。目前，理论界将金融诈骗分为虚假陈述金融诈骗和非法占有金融诈骗。前者以非法获利为目的，而后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我同刑法典规定的金融诈骗均属于非法占有金融诈骗。因而，从严格意义讲，我国对虚假陈述金融诈骗立法尚处空白。但是，新《刑法》“妨害对公司仓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虚报注册资本取得公司登记，制作虚假文书募集资金或提供虚假信息诱骗投资的欺诈行为之规定，这实质上是虚假陈述金融诈骗，此种犯罪行为严重违背了金融活动的诚信原则，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特别是在投机性的证券市场上，虚假陈述足以破坏整个市场运作，危害性较大。《德国刑法典》第265条中规定“就有利于贷款人且对其申清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状况提出虚假的或不完全报告”或”资料或报告所表明的经济状况未就经济变化作出报告，而其对申请的决定又非常重要的”属于信贷诈骗罪。可见，德国贷款诈骗是虚假陈述金融诈骗，而我国贷款诈骗则是非法占有金融诈骗。如果只将非法占有金融诈骗规定为犯罪，而这种犯罪在构成要件上要求发生一定结果，并且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往往难以证明，就会造成刑事追诉上的困难，甚至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将虚假陈述金融诈骗规定为犯罪，有利于惩治隐蔽性欺诈行为，以免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维护金融秩序不受非法侵害。因而，对易发生虚假陈述金融欺诈行为领域(特别是证券业)，应立法将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加大对其打击力度，保证金融活动有序顺利进行。

3．加强国际协作，引渡罪犯，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引渡罪犯，是国际法上依条约对逃往缔约国的罪犯引渡回本国进行审理处罚的原则。鉴于目前金融诈骗犯罪是国际集团化的趋势，而且各国对金融诈骗犯罪的态度和惩处做法不一致，如果国内犯罪分子为规避处罚而外逃，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协作及国际法的引渡原则，对金融诈骗犯罪分子进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