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经验及其启示

第一篇：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经验及其启示

香港青少年社會工作的經驗及其啟示

莊曉芸

(福建師範大學 公關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關鍵字:青少年;社會工作;香港;啟示

摘 要:隨著社會的急劇變遷、市場經濟的建立以及傳統價值觀念的弱化,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面臨著巨

大的挑戰,其中出現的一些成長問題值得我們在開展青少年社會工作的過程中深思。而香港社會工作經過幾

十年的發展,已經相當的成熟與完善,在探索青少年社會工作的模式、方法、內容上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

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中圖分類號:C91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057121998 年度,香港共有16 個青年事務辦事

處。此外,每224 歲的青少年提供服務。此外,針對在校學生這一青少年群體,香港政府建立了學校

社會工作制度,在中學配備有專門的社會工作者。從

2000 年起,香港中學實行“一校一社工”制度,基本做到

給每個中學配置至少一名專業社會工作者,以加強學

校的社會工作。除了青少年事務辦事處、青少年中心

和學校社會工作以外,專業的社會工作機構還在課餘

時間和休息日專門派工作人員前往青少年常去的場所

和街頭,特別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地區,開展青少年的“外展社會工作”,這是一項頗有特色的青少年社會工

作。

二、香港青少年社會工作的特點

香港青少年社會工作的服務領域也相當廣泛,並

且根據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針對社會的各類青少年

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服務內容和服務方法。香

港青少年工作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社工服務主體強調多方化。香港青少年服

務,不同於內地,不是由政府或政府所屬機構包辦,而

是注重多方協作,通過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共同承擔青

少年服務。目前香港青少年事務管理的主體包括政府

部門、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團體。其中,政府部門主

要包括社會福利總署、康樂文化署、民政事務局,勞動

處等政府決策部門;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團體比較

多,有200 多個。這些機構通過相互配合協調來共同

管理青年事務。政府不把社會工作的責任推給社會.但也不排斥社會對社會工作的參與,在組織上採取了

社會福利署與社會服務聯會“官民合辦”的形式;在經

費上採取了政府為主、民間為輔的形式;在政策制定上

採取了政府職能部門專業操作與民間機構的諮詢參謀

結合的形式等等。如香港青年協會是屬於非政府組

織,它運行經費的70 %來自社會福利署、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勞工處的津貼。而像香港新一代青年協會、香港

青年聯會這樣的組織屬於民間團體,其工作的主要經

費來源於社會捐助和活動收入。

第二,社工服務內容注重實用化。香港青少年社

會工作緊緊圍繞人的生存和發展,創新內容和手段,不

搞高大全、假大空的說教和形式主義的東西,一切從實

際出發,從青年人的需要出發,非常務實有效。這個形

成與香港的社會工作教育息息相關。香港社會工作教

育注重培養具有實幹精神、德才兼備的社會工作者。

對社會工作者的教育並不僅僅是只限於傳授專業理

論,更重要的是使他們掌握實務經驗,使社工在理論、實踐上都能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在香港,青少年社

第24 卷 第2 期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Vol124 ,No12

會工作者思考問題的角度是以案主的長遠利益和人生

發展、生存技能等為本,並不是單純的政治說教或者社

會說教。在服務內容上包括文教、衛生、醫療、保健、體

育、娛樂、社區、家庭服務、職業輔導、婚姻服務、青年權

益保護等方方面面;涵蓋了能增進青年健全發展的各

項措施,能保障青年福利的各種措施,能協助青年處理

成長過程中的難題的諸多措施,能促進青年發展潛能的多種措施等等。如我們所瞭解的遊樂場協會(香港

某一青少年社團)來看,其工作服務職能非常多而且實

用,內容直接“教導”青少年如何介入社會職業,成為社

會有用之人。它的青年就業培訓涉及領域廣、專業性

強、實用性強、操作性強、針對性也強,培訓內容都是圍

繞引導青少年如何健康成長,如何創業,如何掌握基本的生存技能等方面設置。

第三,社會工作方法突出個性化。青少年是人生

階段的重要時期,每個成員都是獨特的,有差別的,他

們有著不同的需要和問題。因此香港青少年工作特別

注重個性化工作方法,例如,直接關注青少年個體,側

重個案輔導,根據每個青少年的不同需要要採用有針

對性的介入方法,並制定可行的治療計畫和目標。比

如香港頗具特色的外展工作,就是通過深入街頭巷尾,公園,娛樂場所,與青少年做直接的溝通交流,針對其

情況,然後解決問題。香港的學校社會工作不僅注重

青少年的個性發展、人際關係等常見問題,也十分關注

他們的個人實際問題,如新移民問題、黑社會影響、藥

物濫用等等。並引導他們如何成長,如何創業,如何掌

握基本的生存技能等問題,真正做到了普遍性與個性

化的統一。

三、香港青少年社會工作對我國的啟示

當前各國政府對青少年問題的認識在深度、廣度

及具體化方面均有所提高,都非常重視如何積極地促

進青少年的成長與個人價值的實現。由於社會制度和

社會發展程度的不同,內地的青少年工作和香港自然

不能簡單地類比,在我國,現代社會工作應該是一項政

府主導的、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以為民解困和助人與

自助專業性、社會性服務工作,是一種助人自助的專業

服務。新中國建立後,至今仍然尚未制定統

一、專門的青少年政策和明確、正式的有關法律法規,亦無明確的青少年政策與行政的專責部門或機關架構,而香港青

少年工作的內在精神和別具一格的特色做法,確確實

實給我們許多思考和啟迪,為我們現行青少年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經驗。

第一,以青少年為本,正確定位青少年工作。香港

青年社團的工作之所以能蓬勃發展,深得社會各界和

政府的支持,關鍵的一點就是他們貼近社會,貼近青年

內在需求。而我們的青年工作側重於政治引導,社會

引導的功能就顯得相對萎縮,服務青年的內容長期得

不到細化和拓展。由於有了這樣的定位,工作上就難

免為工作而製造工作,為政治而產生工作,現實中就很

難真正融入青少年中,也不能真正瞭解和掌握青少年的所思、所想、所盼,而偏離了青少年的實際需求,自然

就受不到青少年的認同和參與。更突出的問題是,時

間一長,就產生了“青年官”、“青年官僚”群體,真正能

夠團結青年、影響青年、教化青年的青年領袖卻無法在實際工作中產生。要改變這一現象,首先是要建立以

青年為本,以青年的需要和個人發展為本的工作思路,在具體的活動內,要著重考慮社會和青少年團體的接

受程度和參與程度,著重考慮青年的社會需求和社會

成長。時間證明,活動的創意新穎就能抓住青少年好

奇心和新鮮感,激發青少年的參與熱情,活動的形式內

容貼近青少年的生活和思想實際,青少年的認同感和

接受程度就高。

第二,以政府為主導,民間組織全力支持。香港青

少年社會工作除了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外,主要是通

過大量發展民間社會福利團體,與政府共同承擔繁重的社會服務工作,並著手培養專業的社會工作者。我國大陸由於獨特的歷史原因,民間團體極度缺乏,很難

像香港的民間團體那樣起先導作用。因此,我國大陸的青少年工作制度需要尋求政府的支持,把政府作為

推行制度的主導力量。要推行這項制度,首先社工的職業地位必須得到政府和社會的認可,社會工作人員

則必須經受專業職業技能培訓。

當然政府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政府不應也不可能

成為現代意義的社會服務工作的唯一實施者和直接經

辦者。我們要建立一種在政府的主導下,依靠民間力

量,一方面政府在政策和財政經費上支持,另一方面民

間力量可以採取社會化運作的方法,爭取各種資助,政

府則要扮演好社會福利事業的規劃者和監督者的角

色,以保證青少年社會服務工作的健康發展。

第三,以專業社會工作者為主體,建立專業社工人

才隊伍。在香港,社會工作是項職業,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必須是在香港社會工作註冊局註冊的社會工作專業

畢業生。這樣就把對社工職業資格的考察轉移位對做

就讀大學社工系得考察。香對各大學社工系制定了嚴

格的評審條件和程式,定期對已認可大學的社工教育

課程進行評審,這就促進了其專業社工隊伍的形成和

發展。而專業價值觀和社會工作理念,個人自我調節、自我成長的幫助,人際關係的處理技巧都對青少年個

案工作的成功與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社工是青少

年的朋友,尊重他們,關心他們,與他們共同面對各種

問題和困難,幫助和引導他們增長能力自己解決問題

是香港社工共有的基本理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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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5.[2 ]文軍.社區青少年工作的國際比較研究[M].上海:華東

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 3 ]張洪英.社會工作教育及專業社會工作關係的透視[J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7 ,(01):134.[4 ]吳亦明.香港社會工作及其運行機制社會學研究2002.(09):71.[5 ]李夏研.香港問題青少年教育的特色[J ].上海教育科研,2005 ,(08):24.責任編輯: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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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香港社会组织发展经验及其启示

香港社会组织发展经验及其启示

一、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历史

香港的社会组织发源于慈善救济工作。早在19世纪中后期，除了政府对穷困人群开展救济以外，香港还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传统形式的慈善团体，如东华三院、仁爱堂等，这些自发的非政府机构虽然未经政府注册成立，但在开展接济穷人、为病人看病等工作上发挥着很大作用。

上世纪40至50年代，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加上1953年圣诞夜一场大火，九龙石硖尾的整片木屋烧成灰烬，一夜之间徒增了5万多名无家可归的居民，使本来难民充塞的城市雪上加霜。在这危困之际，政府及上述非政府机构对难民施予援手之外，基督教组织乘机而入，纷纷出面救济难民，为难民搭建屋棚、发放救济款以及食品和衣物等，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民间社会组织，整个香港呈现出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分别开展救济工作的局面。

上世纪60、70年代后，香港社会组织开始朝专业化、多元化方向发展。非政府机构不仅仅单纯提供慈善救助服务，还派生出家庭服务、儿童照顾、青少年服务、长者服务、康复服务等内容。政府开始资助志愿机构，实行“酌情津贴”制度，即政府只是视乎机构的其它资金来源状况，以弥补其不足之数。

上世纪80年代后，社会服务开始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社会组织发展随之转型，突出以服务为本位，注重对社会问题和需要的响应，以社会工作专业化为手段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政府对社会组织实行标准成本资助制度，即对社会组织的一切开支实报实销。但是，由于这个制度一方面过于僵化及官僚，社会福利署要硬性规管资助机构的人手编制、薪酬水平及个别开支项目，另一方面又导致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于是，香港2000决定推行新的资助模式，即“整笔拨款资助计划”——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强调资源效益和效率评估，在此基础上，以员工薪级中位数及其他开支为基准核定金额，实行一次性整笔拨款，使受资助机构被赋予自由调配资源的弹性，以灵活回应服务的需要。

目前，香港社会服务机构约400家。2012，社会服务团体的社会福利开支约为128亿元，共提供了90%的社会福利服务,接受服务人次超过5600万，动员义工服务超过780万小时。在这些社会组织中，年开支超过1亿元的占16%，年开支5000万元至1亿元的占9%，年开支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占18%，年开支300万元至1000万元的占23%，年开支低于300万元的占34%；接受政府资助的占43%，自助组织占15%，公益金会员机构占32%。

二、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经验

（一）简便的登记手续，宽松的生存环境。在香港，你如果想成立一个社会组织，只要拿着身份证到警务处领份表格填写有关资料，依据《公司条例》就可注册成为有限公司，依据《社团条例》就可注册成为社团，依据香港法例第29章受托人条例或309章注册受托人法团条例就可注册成为慈善信托基金会，不但手续简便，过程亦高度透明。无论你以何种方式登记，均可再向税务局申请成为慈善团体，获取筹款与免税的权利。我在香港某地铁站口，看到一社会组织正在筹款，在捐款后向组织者了解如何获取筹款资格，被告知它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向社会福利署提起申请并获得批准，根据《简易程序治罪条例》有关规定，于指定时段和地方，便可开展相关的募捐活动。

(二)制定法律政策,全程进行监管。香港政府于1958年成立社会福利署，负责制定及推行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1991 年社会福利专业人员注册局成立，进行有关社会工作者注册的立法工作。1997年通过《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旨在透过监管机制，监察社会福利服务行业社会工作者的素质，达到保障服务使用者及公众利益的目的。1998 年,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成立，主要职能包括制订及检讨注册社工的资格标准及有关的注册事宜，处理有关注册及续期注册事宜，处理有关注册社工的违纪行为事宜。同时，香港政府积极推动服务表现监察制度，于2000年逐步实行“服务质素标准”，以进行对机构服务的评估。为了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运作，香港社会福利署成立了“合约管理部组”，以推行竞争性投标方式分配服务单位的长远策略，制定投标方式和程序，监察和检查合约的执行，调查投诉和服务使用者意见，以及比较不同服务单位的表现。

根据《公司法》注册的NGO，每年要向公司注册处提交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及年报，税务局每四年对NGO的慈善地位进行审查；公开募捐必先获社会福利署批准，并于活动完成后90天内提交报告；如接收政府资助，必须向有关部门提交工作和财务报告。

(三)构建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经过多年发展, 香港政府与社会组织及私营企业，呈现了良性的伙伴互动关系状态。近年来, 香港政府推出的契约外包、政府购买等措施, 强调应结合民间的资源与力量来推动各项社会福利方案，政府不应该是福利的唯一提供者。福利的责任应该由公共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和家庭小区等共同负担。在这些措施的影响下, 政府的角色呈现三大转变：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服务的管理者；由服务的生产者转变为服务的购买者；由福利服务的规划者转变为福利服务的审查者。

对于民间非营利机构而言, 其不再只是个案权益的倡导者或志愿服务工作者，角色亦呈现五大转变：由弱势权益的倡导者, 转变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由个案当事人的代言人, 转变为政策的执行者；由原先的提供不定型服务, 转变为提供定型服务；由原先单纯的志工团体, 转变为专业工作者；由全方位满足个案的思考, 转变为必须考虑效益、效率。

政府与社会组织依约进行合理分工，政府负责制定整体的福利政策、规划福利服务的发展方向、探索对社会服务机构进行科学合理的财政支持方式、提供业务指导、决策互动以及监督和评估服务质素等方面；社会组织则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社会认同。

香港政府通过设立“社区投资共享基金”,鼓励并资助政府、私营企业、民间组织三方合作开展公共服务项目。私营企业通过与政府及社会组织合作，以履行社会企业责任，改善经营环境，包括建立良好信誉，提升员工的技能，建立企业形象等，有利于企业更好开展业务。社会组织通过合作，吸收其它组织优点，互相传授知识、经验、技术,避免“志愿失灵”。政府部门通过合作，提高民众社会参与公共服务的广度及深度，促进了社会整合，三方通过结成伙伴关系，为公共服务这一共同利益分担责任，很好地实现了互利与共赢。

三、几点启示

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经验，给我们培育、促进和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之处。经过这次香港学习考察，特别是听了李昺伟教授《香港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一课之后，我有了以下几点启示：

（一）尽快启动社会组织立法。目前，除了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现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三个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以外，急须启动统一的社会组织立法，以更高地位的一部专门法律对社会组织进行有效规范。

（二）进一步简化社会组织登记手续。学习香港的做法，对社会组织成立按类逐步推行注册准入制，同时在促进社会组织依法、自律运作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监管，推行对社会组织审计制度及财务年报制度。

（三）推动企业发展专业化社会组织。香港私营企业在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深圳许多企业在帮扶济困方面亦作出了努力，但大都局限于捐款赞助，未能最大地发挥企业回馈社会的潜能。建议学习香港大企业设立各类社会组织做法，鼓励企业注册成立专业化、规模化的社会组织，可在社区内开展冠名非赢利性活动，在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同时，又可提高企业的声誉，提升企业员工的社会责任感，打造良性的劳资关系。

（四）改善社会组织的资助方式。目前，香港政府对社会组织资助方式采取的是“整笔拨款资助计划”，同时配以“津贴及服务协议”和“服务质素标准”予以监管，虽然不可一味照搬，却有可供借鉴之处。深圳目前对民间组织的资助采取的是购买社工岗位做法，按每位社工一年7.5万元/年拨付，这在民间组织初创阶段是合适的，对推动我市民间组织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民间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必然出现行业竞争，到时对民间组织的资助也要跟着调整。建议参照香港“整笔拨款资助计划”的做法，改变单纯购买社工岗位的资助方式，而是采用考量社会组织运作绩效前提下，以员工薪级中位数及其他开支为基准，对社会组织作整笔拨款资助，逐步提高社工的薪酬待遇，推进民间组织的适度竞争。

（五）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有待营造一个大环境。这次到香港学习考察之前，我很希望了解香港政府是如何对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监管的，在李昺伟教授讲课以后，专门就这个问题向李教授请教。虽然李教授在短时间内未能给我们一个详尽的解答，但李教授在回答中比较强调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律的约束下，不须要对社会组织进行过于严厉的监管。事实上，香港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是适度监管策略，对于按照《社团条例》注册的社会组织监管较为宽松，一切社团按条例及有关合约、服务标准运作前提下，政府一般较少干预社会组织的内部事项，又不须引进第三方进行考核，政府只是保留对社会组织的最终处置权力，以防范由于监管漏洞带来的风险。

我在参观香港廉政公署和立法会后，对这个问题加深了认识。香港人原本和内地人一样，不是天生的自觉守法者，而是在高度法治的环境下逐步养成的。我极为赞赏香港将立法大楼不但作为办公、开会之用途，还将其作为宣传、教育的阵地，向广大市民和旅游者开放，甚至可以旁听香港的立法会议。人们可以到那里通过观看有关资料，了解立法会是如何制订法律、怎样处理公众人士的申诉、如何批准公共开支等问题。学生可以到那里现场模仿立法会开会，从而培养法律意识。香港廉政公署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将香港打造成一个“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的社会，使全社会人士成为了自觉理性的守法者。

我最终悟出了一个道理，香港对社会组织的最有效监管，不是制订繁杂的考核指标，而是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狠抓法治教育、培育法治精神，打造出一个“法治的大社会”，这个“法治的大社会”是个硬约束，而且是最有效的。我们学习香港，就要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努力培育出一个人人“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的社会，在这个大环境下，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第三篇：驻村工作经验和启示

驻村工作经验与启示

作者：新疆伊宁市77团 周灵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没有好的方法和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是做不好农村工作的。工作方法如下：

一是把助推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广开门路增产增收。

驻村干部结合实际情况，加之对村情、民情的深入了解。在致富帮扶上针对性更强，开展特色农业种植。增加农民收入。二是把农民群众当作亲人朋友，尽心竭力扶危济困。

驻村干部摆正位置，端正态度。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为农民群众出实招，办实事，忧解难。用一件件看望病人、慰问老人、帮助贫困户就医等这样不起眼的平凡小事，筑起了群众的信任之基。三是把走访看成本职工作，立足源头化解矛盾。

驻村干部把知民情，化民怨作为驻村工作基点。将驻村工作与走访群众充分结合起来。做到情况掌握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

四是把文明新风送入千万家，提高素质弘扬文化。

包村单位和驻村干部既扶贫也抚智，既建新村更育新人，通过助建文化娱乐阵地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改陋习，树新风。把先进的思想理念，健康的精神食粮潜移默化地进村入户。使 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蔚然成风。

五是把两委班长建成战斗堡垒，强筋壮骨筑牢基础 驻村干部以村党支部副书记开展工作，发挥“三促进”“两监督” 作用“三促进”即促进发展党员，促进党组织活动开展，促进党员作用发挥“两监督”即监督村干部执行各项农村政策，监督村干部遵纪守法，村级党建工作出现了发展党员数量多了，党组织活动次数频了，党员作用发挥好了，村党支部威信高了的良好局面。六是把广阔天地变成干部课堂，培育人才积淀后劲

通过开展驻村工作，一大批年轻干部在与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了感情，磨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转变了作风，成为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农村工作的新生力量，为全县的长远发展积聚了人才资源。驻村工作的启示：

驻村工作对我们的启示很多其中使我们感受最深的是，锻炼了干部，改善了干群关系，使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得到发扬光大。第一批驻村工作虽然结束了。但这一优良作风将永远发扬下去，只有心中时刻想着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才能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我们执政的共产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驻村队员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仍然需要心系群众，把与人民群众联系的好作风发扬下去，做一位合格的人民公仆。县乡党委政府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驻村工作的成果，抓住机遇。加快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要按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抓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占领农村这块阵地。

第四篇：香港青少年创造力调查报告

2002年香港青少年创造力调查报告

报告出处：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发布日期：2003年08月13日 08:55

报告类别：分析报告

行业分类：调查

调查时间：2003年4月

调查机构：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

报告来源：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

报告内容：

一、香港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现状

1．本港青少年对发明、创造、创造力和创新的认识比两年前有更多的认同。

大多数(65.1%)被调查者认为“创造力是人人具有的潜在能力，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能力”；认为“创造力是少数天才独有的天赋能力”(15.9%)、“发明是专业人员的事，与我关系不大”(9.7%)以及“不打算在任何领域进行创造，不关心这个专题”(8.8%)的被调查者均占少数，而且比两年前的调查明显下降3.8%-6.9%。认为“搞„小发明‟有助于培养自己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自我素质的提高”的被调查者(64.5%)比2000年(55.0%)增加9.5%。这反映了青少年对发明、创造和创造力的认识比两年前有更多的认同。

创新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并非少数人独有的能力。本港青少年对创新的社会取向明显高于个人取向。创新在体验社会价值的同时，亦是个人价值自我实现的过程。不能只强调创新的社会价值，而忽略创新的个人价值，否则，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2．香港学生对创造力代表人物的社会贡献评分均高于创造力评分和偶像度评分，反映社会贡献是青少年评选创造力人物的重要指针。本港青少年多数不以创造力代表人物为自己的偶像，不利于创造力的培养。

青少年认为最具创造力的十位中国人中，有5位是政治家(占一半)，其余是发明家科学家诗人，反映香港学生对中国的创造力代表人物的认识较单一化，不利于多元化认识创造力代表人物。国父孙中山(政治家)排名首位，被公认为最具创造力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已故中共元老邓小平排名第五，是第二位最具创造力的治政家。反映香港学生喜欢选择政治人物作为创造力代表人物。

在最具创造力的十位外国人中，爱迪生排名榜首，其次为牛顿和爱因斯坦。前三位都是发明家科学家，其余还有企业家和音乐家。反映香港学生对外国的创造力代表人物的认识较多元化。

值得留意的是，无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香港学生对创造力代表人物的社会贡献评分

均高于创造力评分和偶像度评分，反映社会贡献是青少年评选创造力人物的重要指针。

令人担忧的是，所有被提名的创造代表人物都不大作为本港青少年的偶像，这不利于青少年创造力的培养。

3．香港学生对自身“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较有信心，但对自身的“创新能力”却显得信心不足。中学生在以上三方面均比大学生更有自信心。

大多数被调查者对自身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及学习成绩的自我评估，均选择“中等”程度，这与传统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观念不无关系。从“较高”程度与“较低”程度的百分比之差来看，香港学生对自身“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显得较有信心，而对“创新能力”却显得信心不足。值得留意的是，无论在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抑或是学习成绩方面，中学生都比大学生显得更有自信心。

4．不想提问题、缺乏怀疑精神和独立性，是香港学生创造力发展的主要阻碍。

在创造性思维方面，“不愿提那种显得无知的问题”的学生比两年前增加5.3%，“对于老师或课本上的说法时常表示怀疑”的学生却比两年前减少1.5%，反映香港学生普遍怕提问题及缺乏怀疑精神，这与香港传统教育制度不鼓励学生提问和挑战教师权威有直接关系。

在创造人格方面，青少年在“兴趣与好奇心”、“自信心与合作意识”、“意志力与进取精神”、“想象力与自我表现力”等方面比两年前有明显改善；但在“怀疑精神与独立性”及“审美感”方面却不如两年前。

在创造力发展方面，本港学生在“敏感性与流畅性”、“知识基础与信息收集能力”、“观察力”、“探究性思维能力”等要素均明显不如两年前，反映本港教育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方面未能作出改善，反而倒退，情况令人担忧。

5．中学教师的教学方式比两年前灵活，但教学观念和教学内容仍受“考试升学制度”的局限，势必影响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调查显示，中学老师的教学方法比两年前灵活。但仍有超过一半(51.8%)的中学生认为“为应付考试，老师在课堂上经常给学生大量练习题，同时介绍各种解题方法”，比两年前上升13.7%。有47.0%的中学生认为“大多数老师授课完全是重复课本内容，时时要求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紧急状态”，比两年前上升13.4%，情况令人担忧。反映目前的考试升学制度仍然主导着中学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育内容，严重扼杀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6．中学的教学环境比两年前有所改善，但学校图书馆未能提供学生所需的科技创意书籍，以及学生的课业负担仍然相当沉重。

调查显示，73.5%学生认为“学校的计算机室可以为学生提供上网的机会”，反映本港在信息科技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只有38.5%的中学生认为“学校图书馆能够提供我所需要的科技创意书籍”，比两年前减少5.8%，反映学校图书馆所提供的科技创意书

籍严重不足，这方面不得不引起学校的关注。

只有四成被调查者认为“感觉课业负担不太重”，反映学生的课程压力仍相当沉重，未有足够的空间发挥创造力。值得一提的是，有29%的中学生认为“学生抄功课的情况相当严重”，说明中学生“抄功课”现象有相当的比例，不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7．大学的教学环境获得多数大学生的认同，但大学的学术道德教育仍然不足，大学生“抄功课”的现象有相当比例，值得我们留意。

超过九成大学生认为“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图书馆或其它场所可以为学生提供上网的机会”，反映本港大学的信息科技设备相当齐全，为学生提供了发挥创意的空间。

值得留意的是，仍然有38.1%的大学生认为“大多数老师授课完全是重复(或在黑板上书写)课本上的内容，并时时要求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学生觉得自己处于被动接受的紧张状态”，反映仍有部份大学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未能与时俱进，影响学生创造力的发展。此外，认为“学校注重师生学术道德教育，很少有学术剽窃或考试作弊现象”的大学生不足一半(43.6%)，反映大学的学术道德教育仍然不足。有28.2%的大学生认为“学生抄功课情况相当严重”，说明大学生“抄功课”现象有相当的比例，不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8．家长的态度和教育方式比两年前有显著改善，情况令人鼓舞。这可能与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行家校合作和家长教育工作有关。

家长的态度和教育方式比两年前有明显的改善，情况令人鼓舞！调查发现，经常要求子女做“额外”功课的父母，比两年减少2.7%。“通常不会采用压制甚至打骂的方式教育子女”的父母，比两年前上升6.4%。“支持子女参加科技、环保、语言、音乐、美术等方面的课外或校外活动”的父母，比两年前上升13.8%。“鼓励子女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或领域”的父母，比两年前上升4.6%。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66.3%的父母总是鼓励子女自己选择衣服的款式和颜色。48.4%的父母经常与子女一起评价社会上各种好行为或坏行为。反映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和教育方式有显著改善，家长注重与子女沟通，加强亲子关系，让子女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这些都有利子女创造力的发展。

9．家长普遍比两年前更重视子女教育的投入；但各类有利于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的活动，普及程度仍然很低，长远来看，势必削弱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情况令人担忧。

超过七成(72.7%)青少年能够在家里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比两年前上升12.0%；63.3%的家庭能提供子女所需要的课外读物，比两年前上升11.2%。反映本港家长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重视子女教育的投入，愿意为子女成长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在列举的十二项有利于创造力发展课外活动中，最多人„知道“的活动是”青少年作文(含科技类征文)竞赛“(55.7%)，最多人”不知道“的是”“头脑奥林匹克竞赛系列活

动”(11.8%)；最多人“参加过”的活动是“青少年夏令营或冬令营等交流活动”(18.9%)，而最少人“参加过”的是“头脑奥林匹克竞赛系列活动”(0.9%)；从获奖情况来看，最多人“获奖”的活动是“青少年声乐、乐器竞赛系列活动”(6.8%)和「青少年语言、朗诵竞赛系列活动」(6.8%)，而最少人“获奖”的活动也是“头脑奥林匹克竞赛系列活动”。可见，本港青少年对

各种创造力培养活动的了解和参与程度都很低，获奖的人更是极少数。原因是本港的教育长期以考试主导，学生、老师和家长的主要精力均集中在应试升学上，加上本港目前仍欠缺有效的政策鼓励学生多元发展，这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极为不利，值得教育当局深思。

10．本港传媒机构未能在鼓励青少年创造力发展方面起积极、正面的宣传教育作用。

超过一半(52.3%)的被调查者认为“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科技创意教育活动的宣传报导不足”；认为大众传媒“会针对青少年开展有特色的科技文化宣传教育”及“注重报导与青少年创造力培养有关的活动”的被调查者均不足一半(见下表)。反映本港的大众传媒在培养青少年创造力方面，未能起积极及正面的宣传教育作用。希望政府当局及传媒机构能有所反思，并为培育创造型人才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二、对策和建议

1．鼓励青少年多认同创造力代表人物作为自己的偶像，并加强对创造力代表人物的多元化认识，培养“大创造力观”。

创造力是人人具有的潜在能力。每个人都应在生活实践中充分开发和利用自己的创造潜力。建议加强青少年对创造力的多元化认识，培养“平凡创造观”，打破“非凡创造观”的局限。青少年对创造力代表人物的认知不应只局限在政界和学界，还应包括文学界、艺术界、体育界、娱乐界的杰出人物。鼓励青少年多认同创造力代表人物为自己的偶像，多读名人传记，多从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获取创新元素和人生智能，促进自身创造力的发展。

2．大力改革现行的“升学考试制度”，特别是派位收生的准则，真正做到“拆墙松绑”，为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发展创造空间。

在九八年的研究报告中，我们提出了取消学能测验及小一就近入学的建议(2.4.1)。两年后这项建议得到落实，免除了学生进行大量无谓的操练，让学生有更多空间进行全人发展，有利学生创造力的培养。然而，现时各阶段派位收生准则仍以考试成绩为主，评核方式亦以纸笔式的考试为主，这必然导致学校重视智育而忽略学生的全面发展。公开考试及大学收生机制仍然牢牢束缚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我们认为公开考试应采用更灵活的考试模式和多元化的内容，建议将学生参与各类多元化学习活动的经验列入评核学生的准则中，并作为各阶段派位收生的重要标准之一。我们建议，在各阶段派位收生的准则中，公开考试成绩占70%、校内评估(包括操行、校内成绩评估、学习态度等)占10%、全方位学习经验及表现(包括参与各种课外活动、德育及公民教育、九种共通能力的发展、社会服务、体艺发展等)占20%。这样，既可全面地评核学生的学习表现和能力，推动全人教育的发展，又可避免僵化的“考试升学制度”继续扼杀学生的创造力。

对于在科技创新领域中有突出表现的高中学生，建议大学收生方面给予免试入学优先入学的政策。事实上，中国大陆早已实施这项鼓励政策，凡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中获得一等奖的高中生，可免试入读中国的高等院校(包括清华、北大等)，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的高中生可在高考成绩中按情况「加分」。我们建议本港可

仿效这一做法，凡在「香港赛马会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高中生，可免(公开)试入读本港大学，获二等奖及三等奖的高中生可优先生入读本港大学，其余年级的获奖学生，在派位收生时可获“全方位学习经验及表现”(20%)的满分，或优先取录。这一政策若得到落实，将会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各类有利于创造力发展的竞赛课外活动，提高这类活动的普及程度，有效地促进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

3．改变传统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建立创造型的学习环境，培养具创新及应变能力的创造型人才。

建议教师要改变传统教育中阻碍学生创造力发展的观念，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特个性，尽量鼓励学生提问及质疑，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校外的学术竞赛活动，注重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多元化的课外活动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培育具创新及应变能力的创造型人才。

4．建议学校释放学生的功课压力，增加科技创意书籍，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资源。建议教统局对优质的科技创意刊物(非牟利)给予财政补贴(两年)，扶助这类刊物在本港落地生根，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调查显示：本港学生的功课压力仍然相当沉重，学校图书馆未能提供学生所需的科技创意书籍。我们建议，在移走“考试升学”指挥棒的同时，学校应主动删除过量的默书、背诵、测验、考试和功课操练，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培养思考、探索、研习、创新的能力。我们认为，学校的科技创意书籍不足，反映本港学校对订购科技创意书籍不重视，这从最近登陆本港的中国少年科学院院刊--《少年发明与创造》月刊(繁体版)的学校订购情况可见一斑。这类有助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优质刊物，在本港却没有市场和生存空间，实在令人惊讶！我们建议，教统局对这类优质刊物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两年)，扶助其在港落地生根，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5．尽快建立“青少年科技创意教育中心”，作为校外科技创意训练基地和资源中心，为教师、学生和家长提供有效的支持。

我们认为，要提升青少年的科技创作水平和创造力水平，除了学校全面推行创新教育外，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青少年科技创意教育中心”，作为教师、学生、家长的校外支持中心及资源中心。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建立了相应的科技创意教育中心，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镜。在2000年的调查中，我们已提出了这项建议。由于政府当局并不重视这一建议，加上传统的官僚和守旧作风，令这一建议迟迟未能落实，阻碍本港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最终将削弱本港未来的竞争力。我们呼吁，教统局及相关政府部门尽快行动起来，主动与有经验的民间教育培训机构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6．加强对教师和家长的培训，增进他们对培养学生创造力的认识，发挥教师和家长对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的指导作用。

建议当局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专职教师支持队伍。每间学校配备一名专职的创造力辅导老师，负责策划和组织校内外的创造力培养活动，并定期接受有关创造力和科技创新教育的培训，以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

建议家长导向委员会及各区的家长教师联会组织一系列的创造力培训课程，增进家长对培养子女创造力的认识。因应家长的不同需要，让家长得到适切及全面的支持服务，以发挥家长对子女创造力培养的指导作用。鼓励家长多陪子女一起参与各类有助创造力培养的活动，了解子女的兴趣、专长和个性，增加与子女沟通的机会。

7．善用社会资源，充分调动民间机构的积极性，发挥民间机构“低成本、高效益”的营运优势，为推动科学创意教育提供有效的支持。

我们认为，现时政府已投放大量资源于教育范畴，但效率低、效果不显著。我们建议当局重新整合和分配现有资源，以腾出资源推行创新教育。建议增拨专项资源，全力支持有经验的民间机构与政府部门合作，为学校提供各类学生乐于参与的、有助创造力发展的活动。现时已有少数民间机构与学校成功合作，为学生提供科技、创意、环保、领袖才能、品德及公民教育等培训计划，以补学校在这些方面的不足。这些成功的例子，正好说明民间机构低成本、高效益的营运优势，以及创新教育支持计划，是学校多元教育的必要补充。政府若能善用这些资源，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为教育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建议当局增拨专项资源鼓励有经验的民间机构与学校的合作，共同推动创新教育，提升本港学生的创造力。

8．当局应加强传媒的教育功能。建议各传媒机构在培育创造型人才方面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青少年每天所接收的信息主要来自传媒。调查发现，互联网、电视和报纸是青少年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我们相信，传媒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力正日益扩大。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科技创意教育活动的宣传报导不足”。我们建议，传媒应多报导有助培养创造力的青少年活动，如：多推介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等创造力代表人物的正面模范，对“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进行系列报导，制作获奖作品介绍及作者专访等，向青少年灌输有关创造力培养的教育信息，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的社会氛围。

当局应要求本地传媒加强在青少年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培育创造型人才方面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改善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的社会环境。

第五篇：香港住房政策及启示

香港地少人多，目前有600多万人口，如同世界上其他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一样，面临着人口稠密而引起的住房问题。然而，经过近40年的努力；香港的住房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香港住房政策细分为住房政策、住房消费政策、住房分配政策和住房金融政策。它们在作用上相互配合、相互弥补，目标一致，构成了一个完整、协调、高效的政 策体系，为解决香港住房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共住房建设政策。战后在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下，港府开始直接建房出租以解燃眉之急。１９５４年“徒置事务所”成立，开始修建“涉置屋”供难民、灾民及拆迁户使用：１９５８年成立“屋宇委员会”兴建“廉租屋”出租给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之后港府又陆续推出了“十年建屋计划”、“新型屋村计划”、“居屋计划”和“长远发展策略”等方案，大规模营建廉租屋和“居者有其屋”出租和出售给符合收入条件的居民。目前住在公屋和居屋的居民总数约占全港人数的一半。香港发展公屋、“居屋”的住房政策，除由房屋委员会（执行者房屋署）为主之外，港府还注重发挥民间团体和私人机构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发展。香港“房屋协会”就是其中一个积极参与公屋、“居屋”计划的社团。对“私人机构参与居屋计划”也给予鼓励。但私人机构建成的“居屋”要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售给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家庭。这项计划既可节约政府开支，又可发挥社团和私人发展商的积极性和资金、技术优势，加快解决居住问题。

住房消费政策。通过经济手续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并保障绝大多数家庭的最低住房消费

水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租务管制。１９４７年港府制订了《业主与租客条例》规定租金水平，业主不得随意终止租约和逼迁租客。这对平抑租金和物价以及保障许多居民的居住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１９７０年６月又推出了该条例的第二部分，对租金的年增幅

额度加以限制，租客的权益仍然被明确保护。尽管租金随着物价上升有变动和提高，但能控制租金上升过快，保障中低收入家庭有房可租和租金不占家庭支出的过高比例，使租务管制强烈反映出社会保障色彩。

二是住房补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得转移，一是种房租补贴。所得转移指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给予定额的经济补贴，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总支付能力，间接增加其住房需求；房租补贴是直接用于增加低收入家庭住房消费的财政补贴，以减轻其住房消费负担。两种方式同时使用，交叉进行。其受惠对象主要是低收入家庭和公务员，其中又以对公务员的优惠更有代表性。近年来，政府还推行“居所资助计划”，允许中、低级公务员用房租津贴购楼，这也是香港近年来住宅需求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之中，港府较多地采用房租补贴方式。港府在房贴的同时又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住房自置自住，既保证房贴政策的针对性，使多数低收入家庭从中受益，又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完成对住房资源的合理分配。

三是税收政策。自用住房的所得税减免是政策的核心。有关住房的税项主要是差饷、物业税和印花税三种，其综合税率比西方国家低。港府还对自用住房免收物业税，以期提高物业自住率和自有率。但这项措施在整个政策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

住房自用政策。主要是通过扩大供给，降低租房率，提高自用率，完善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由于中低收入家庭数目多、支付能力低，所以住房自用政策重点是提高这类家庭的住房自用率。在供给方面，主要由政府负责建屋并低价出售以扩大供给。售价只相当于市价的一半左右。政府还把部分公屋折价出售，并对中低收入购房家庭给予贷款优惠，大力提倡自购住房。１９８８年４月，改组后的房委会成立，宣布了一项跨越到２００１年的“长远房屋策略”。其特点是：（１）房屋的供应以私人楼宇为主；（２）从兴建租房为主转向鼓励居民自置居所。充分反映了政策重点是提高住房自有化率，并且通过各方面力量共同建房业增加供给，鼓励居民购买公房或私人楼宇。为了配合该计划，又推出了“自置居所贷款计划”，规定凡有资格购买居屋或私宅的人大都可以借取免息贷款来买房。

住房金融政策。提供多种金融产品以满足需求，并使金融服务手段先进、方式灵活。香港的金融机构都程度不同地涉足地产业，地产业的波动必然会给金融业带来风险。为了减少这种风险，金融机构对住房贷款进行规模控制。虽然总量有限制，但由于购买和兴建住宅贷款的比重不断增加，绝对值持续上升，这种金融信贷格局有力地配合了住宅市场的发展。７０年代后期，对住宅金融的支持方式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金融机构在抵押贷款的设计上采取非常灵活的手法，对贷款条件和内容进行不同的组合，较多地满足了市场要求，扩展了住宅金融的作用空间，使住宅业与金融业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二、内地住房市场发育的主要问题

内地住房制度因初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住房分配形式单一，福利性强，并由于福利性分配所导致的住房需求的无限膨胀引发了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推出了不少房改方案。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

1．房地产业结构失衡，房改与住房建设徘徊不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行为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但作为政府则应引导房地产业良性发展。众所周知，房地产业有多种功能，发展中国家开发房地产业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提高全民族的居住水平。加快现代化城市进程。“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人均住房面积是衡量城市现代化国际水平的一项重要硬性指标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之一。因此，房地产开发的重点是普通住房。然而，国家对房地产业开发的最终目的缺乏宏观引导，致使房地产业的内部结构呈畸形状态。一方面。商业写字楼、高档次公寓和豪华别墅建设量大，供过于求，很少有人问津；另一方面，广大居民，特别是特困户、无房户“望房兴叹”，形成“房等人”与“人等房”的怪圈。以住房商品化为取向的房改，依旧使住房问题严重困扰着大中城市的整体经济的发展。

2．低收入与高房价反差强烈，买方市场难于形成。

在房地产市场中，房价与收入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当前，房价与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在3：1—6：1之间，已成为推行住房商品化的国际公认的标准。而我国内地，长期以来实行低工资制。改革开放以来。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上讲仍处于低水平。相反，我国商品房价格却奇高，价格构成中包含了许多不合理的摊入。

三、香港公共住房制度的启示

（一）住房制度建设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公共住房制度建设是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根据香港的经验，公共住房制度建设要随着社会人口结构、收入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阶段性的调整，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协调。

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福利分房体系向市场化住房体系的转变。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过分强调了住房制度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而忽视了其社会保障的功能。地方政府往往受到逐利动机的驱使，放任开发商多建高档商品化住宅，而对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或少建，对房价求高弃低，导致住房市场高房价和高空置率并存，而低收入群体却无力购房的结构性矛盾。

住房市场化不等于把所有人的住房需求都推向市场，而应根据市场状况调整住房保障的覆盖面，使住房保障与住房市场结合起来。地方政府在通过土地批租获得财政收入来源的同时，也要承担保障低收入家庭居住权利的责任。香港一直实行低税收的“避税港”政策，批租土地的收入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因而造成高地价、高房价的局面，但依靠公共住房制度还能勉强维持高房价与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之间的平衡。我国内地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批租政策与香港如出一辙。近年的房价上涨使商品化的住房越来越脱离社会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如果政府不在社会收入分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前建立并完善合理的公共住房制度，必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住房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并增加今后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

（二）政府要在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主要表现在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建设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规划，缺乏专门的组织机构，缺乏应有的财政预算，而是试图依靠带有赢利目的的开发商从事经济适用房建设。国外的经验和国内的现实表明，在商品房市场中推行经济廉价房的住房保障体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住房供应体系和政策目标的背离。

反观香港的经验，政府应明确在市场住房供应体系和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中的不同定位。对于市场住房供应体系，政府应尽量减少直接干预，除了企业准入、建筑标准、房屋质量、配套设施、销售程序、企业纳税、住房金融等方面做出相关规定、通过监管完善市场秩序外，商品房定价、房屋开发量和开发规格等方面决策应由开发商根据市场需求状况自主做出，政府不应干预。而对于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政府应首先明确对特定人群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通过制定总体目标和规划，设立专门的职能机构，低价或无偿划拨土地和有预算保证的公共开支来落实政府的责任。

（三）公共住房政策的实施要有完善的管理体系作保障

我国内地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从1998年开始起步，但其发展始终受到管理体系不健全的困扰。到目前为止，在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数量、建筑标准及分配的方式和价格等方面，还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制定全国统一的执行办法；具体实施中，还存在超标准建设和不能严格按照收入标准进行分配的问题，已经分配到经济适用房的居民，无论其今后收入如何变化，得到的政府补贴都将固定化和永久化。因此，尽管经济适用房本身的意义重大，但监管不严、管理不善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公众对其效率和公平性的置疑。与经济适用房相比，廉租房政策落实得更加缓慢，不少城市还没有建立廉租房体系，已经启动了廉租房建设的城市中，绝大部分还没有形成一套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和分配程序。

从香港的经验可以看出，公共住房从选址规划、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到社会分配都要求实现高效率并达到高度的透明化，否则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客观上看，我国内地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完善的公共住房管理体系确实有一定困难。而且，我国尚未建立个人或家庭收入的统计信息系统，缺乏家庭收入方面的信息将很难建立起完善的公共住房分配体系。但是，香港的经验恰恰说明了完善的管理体系是建设公共住房制度的必要条件，香港公共住房的管理体系并不是在公共住房制度起步之初就建立完备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的。因此，建立我国公共住房制度的关键在于政府首先要有决心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其次是选择什么样的公共住房供给体系，最后才是着手建立公共住房的管理体制和分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