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

第一篇：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

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

作者：冯天瑜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网 更新时间：2007年06月11日

——中国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历史回顾

世界近代化进程并非列国同时并举，而是在西欧一隅首先发端。

18、19世纪以降，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西方文化播散扩张，反映西方文化的范畴、概念、术语也渗透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西方“话语霸权”。非西方的民族和国家当然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但文明史悠久，既重自身“文统”，又有着采纳外来语汇传统的中国，其反应格外错综复杂。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和直接现实。在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词汇最具活性，反映社会生活变迁的思维首先是通过词汇的变化体现出来的，这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伴随西学东渐的展开，大批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语涌入中国，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05年所说：“近代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己。”（《论新学语之输入》）这里的“文学”，指整个学术文化。当然，反映西方文化的新学语进入汉语系统并非始于清末，早在明清之际（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与中国西学派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等）就创译了一批汉字新词以翻译西学概念，如利、徐合译《几何原本》译定的体、面、线、点、直角、钝角等数字术语在中、日等国沿用至今即是明证。时至清民之际，西学东渐的规模、力度远迈明清之际，译介西学概念的汉字新词数量及影响程度也巨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入华的新词语，大都由日本

传来，时称“日制汉字词”或“日本新名词”。

清民之际，大量“日本新名词”进入中国，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以降，清朝朝野决心师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遂有留学日本和广译东书的热潮出现。而日本在幕末、明治的半个世纪中已经系统译介了西方各学科的代表著作，并于译介过程中拟订了大批对应西学概念的汉字词，其中有些是对中国古典词（如革命、共和、政治、社会等）加以放大、缩小、引申，以翻译西学概念；有些是运用汉字造词法另造新词（如哲学、美学、科学、宗教等），以翻译西学概念。经十余年乃至数十年的筛选、使用，这些词汇已经定型，并在日译西方著作和日本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包括教科书）中稳固地占据了位置。而恰在此际，渴求西学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纷至东瀛，那些汉字占六七成的日译西书和日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就成为刚刚跨出国门的中国学子学习西学最方便的文本，而活跃于这些文本中的“日本新名词”，实为西学概念的汉字表述，很快就被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留日学生和梁启超这样的文豪所接受，他们或在翻译日籍（包括日译西书和日人撰写的西学论著）时将“日本新名词”传输到中国，或在自己的行文走笔间运用自如，如梁启超流亡日本十余年间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诸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便大量采借“日本新名词”。随着汉译日籍和“好以日本语句入文”的“启超体”文章的广泛流传，“日本新名词”遂在中国不胫而走。在其时的新人物言谈、作文里，“机关”、“社会”、“运动”、“自由”等新词迭出，教科书乃至考试题中也屡现“中心点”、“势力圈”、“所得税”之类的日本术语，有人作格律诗，也频用共和、代表、平权、团体、归纳、无机等“日本译书之语句”。

外来文化（新词语是其表征）进入中华大地，总会引起迎受和拒斥的两极反应，甚至在同一人物身上，这两极反应并存。面对外来新词的滔滔涌入，清民之际的话语世界出现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国人使用“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的新名词（1911年刊行《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凡例），因其反映了新知识、新思想，故“人人乐用”，显示出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另一方面，这些“由日本贩入之新名词”与其所负荷的西学内容一起，构成一种强势的话语霸权，正在威胁着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必然引起许多中国学人的反感和抵制，虽然这些学人往往自己也“乐用”新名词。如桐城派古文的后期代表作家林纾，在翻译西洋小说时采用新名词不少（如普通、程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反动之力、活泼之精神等），但他1918年为《古文辞类纂》作序时，批评“报馆文字”“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以为“不韵”。他把新名词分作两类，一类在中国古典里有出处，如“进步”出自《陆象山文集》，“顽固”出自《南史》，“请愿”出自《汉书》，日本人以之对译西洋概念，中国人可以接受；另一类无出处，则为“刺目之字”，应予排斥。章太炎也有类似观点。张之洞是“游学东洋”、“广译东书”的有力倡导者，因而可以视作“日本新名词”大举入华的始作俑者，他本人所撰《劝学篇》中，就有“牧师”、“刚巴度”（英文买办的音译）、“上下议院”、“自由党”、“代数”、“对数”、“化学”等名词，但以文辞古雅著称的张之洞又对新名词深怀抵触情绪。据江庸《趋庭随笔》载，张晚年任体仕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决计利用职权抵制日本名词在中国泛滥。该《随笔》对张氏情状有一传神描述：“凡奏疏公牍有用新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该《随笔》还写道，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的章程，张以“检定”一词来自日本，想更换而不得，犹豫再三，该章程终被搁置。同类故事还见于其附属笔记小说，如张之洞见部属文书中有“取缔”、“报告”一类日本名词，心生反感，奋笔批示：此类新名词“尤可痛恨”。部属复文，反唇相讥曰：“名词”也是日本名词，更可痛恨。这很可能是时人杜撰的故事，部属大概不敢如此顶撞“中堂大人”。但这类故事表现的张氏既厌恶新名词，又对新名词嫌而难弃的窘态，却是历史真实的写照。

不仅林纾、张之洞对新词语持二律背反态度，连那位使用日本名词最力的梁启超，在正面讨论外来语问题时，也多次质疑自日本输入的名词。如他在1899年所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对日本以“经济”作社会物质生产、理财、节俭义用，表示异义，而主张代以“资生”。他在1902年所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对日本名词“金融”也有疑问。他同年所撰《释革》更详考“革命”一词的古典义，对译英文、法文相关词的引申义，主张以“变革”取代“革命”，以准确反映社会变革的内蕴。可见，广纳外来新词的梁启超对外来名词也取分析态度，并没有盲从来自西方（日本是其二传手）的“话语霸权”。

当中国人抗拒西方话语霸权的努力走向极端时，又往往与深团固拒的文化保守主义交织在一起。这在前述林纾、张之洞的言行中已有所流露，而一位留日本学生彭文祖于1915年所撰《盲人瞎马新名词》一书，将此种文化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该书署名“将来小律师”，由此推测彭氏在日本学法律。彭氏对于清末民初新名词泛滥全国，连小学生也竟用新名词大为忧虑，称那些日制汉字词“拉杂不伦，不成体统”，以为这些新词入华是“灭国灭族”之事，他攻击那些套用新名词的人“恬不知耻”。彭氏具体批评支那、取缔、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权利、义务、卫生等59个“新名词”，将其斥为“不伦不类”，认为中国人袭用此类新词是“瞎眼盲从”，力主改新还旧，如认为应废止来自日本的“取缔”，代以中国旧词“禁止”、“管束”。然而，彭氏所评击的“新名词”除“支那”等少数几个属于应当排除的，大多数新词已融入中国语汇系统，如目的、权利、义务、法人、卫生、引渡、取缔、手续、场合等被中国人视同己出，日用而不知其为外来词，中华文化也并未因此而消融、崩坍。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进程证明了彭文祖之类的担心是杞人居忧天。精通西洋语文但思想保宋的辜鸿铭也是外来新名词的激烈批评者。冯友兰记述辜氏在北京大学1919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讲：“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三松堂自序》）其实，辜氏对新词“改良”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改良”是一个动补结构词，前面的“改”是动词，后面的“良”是对前面动词的补充，指出“改”的方向。“改良”从语法上讲并无错误，也易于理解，辜氏的漫骂只能表明他对新词的抵触和反感，并不能阻止新词语的使用流行。

从清民之际的社会实际看，对外来新词在迎受中也有所取舍。这既是文化运作的自身规则使然，也与学者的引导相关。一些学人对译名取分析态度，对语文的健康发展有积极贡献。如胡以鲁撰《论译名》（载《庸报》第26、27期合刊），既不一概排斥日本新名词，又主张对这些新名词作具体分析，认为那些“不合吾国语法者”不宜袭用。朱自清则主张，采用日本名词应与同字译名加以比较，然后经自己思考，择善而从（《译名》，载《新中国》1919年1卷第7期）。这都显示了语文上的主体意识，又与盲目排外划清了界限，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理性回答。

对新词语作历史考析，从而引出科学结论的，首推王国维。他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从文化史的纵深度论述新词语产生的必然性。他说：“周秦之言语，至推译佛典时代，而苦其不足”，于是有晋、唐时大量印度佛教术语输入，大大丰富了中国语汇；时至现代，“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于是有今之新学语的涌进。王氏概括道：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添新语不可。

“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387页）这是对包括日制汉字词在内的新学语在中国的传播给予的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肯定，代表了中国语汇在西方“话语霸权”时代的健康走向——在汲纳外来新词语中使本民族的语汇更丰富、更健壮，方能与强势的西方话语系统实现良性互动。近代如此，当代亦复如此！

文章来源：光明网2003年8月19日

第二篇：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

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着《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美、法、俄等西方国家接踵而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商品经济。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着《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美、法、俄等西方国家接踵而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权益尽失。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 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战前中国的经济状况

﹙一﹚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基本特征的。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来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

这种经济结构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不是单纯的自给自足,而是有商品经济成份的经济结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是为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主要是自然交换,微小的社会交换不影响其实质,这种牢固的结合方式到战前更为明显。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对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异它性”,所以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出现的时候,就与几千年来形成的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作用当然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的优越性上。那种在封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重农抑商”、“重本轻末”、厚农宝谷”的经济思想也显然落后了,然而这种生产方式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保证了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一是财政收入,封建财政收入。主要靠农业。二是在兵源上,主要来自于农民。三是在劳役的征发上,封建统治者每年都要求征调成千上万民工为他们修宫殿、陵、墓、挖河、筑堤等,他们为统治阶级无偿地服务。﹙二﹚闭关锁国政策制约社会的发展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势力的人侵,但最终还是影响了我们本国的经济发展。乾隆帝给英王的救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表货物以通有无”。嘉庆的上谕也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等小国些货物哉”。封建的自然经济使统治者固步自封,虚矫自大,闭关自守。这种消极的落后的保守政策既不能阻挡住凶恶的欧美侵略者,也不能减轻侵略的祸患,反而严重地阻碍中国自身的发展,窒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导致航海业的衰落丧失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中国手工业者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使知识界闭目塞聪,只能眼看着欧美诸国日新月异。而封建的中国停滞不前,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二、战后中国的经济状况

﹙一﹚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

1、自然经济的解体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立即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并从中国大量掠夺原材料，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对中国原料的掠夺。特别是英国资本家，为了满足日益发展的丝织业和其他纺织业对原料的要求，并进一步扩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大量从中国输入丝茶。中国丝的出口，鸦片战争以前，每年一般只有几千包，而鸦片战争后，“1847年达二万二千余包”。以后继续增加，“1852年四万四千余包。1856年七万九千余包，增长十几倍。茶的出口，鸦片战争以前，每年大约五千多万镑。鸦片战争以后，历年逐渐增长，咸丰三年已超过一亿镑，咸丰六年已达一亿三千余万镑，增加一倍半”。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棉纺织品为主，约占总值的百分之七十。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棉布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西方大量棉纺织品的倾销，对中国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出现了解体的征兆。

外国商品对中国手工业带来很大的威胁。中国东南海地区的手织棉布在国内市场开始受到排挤。江苏松江、太仓一带，棉纺织业历来比较发达。但随着上海开埠西方机器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大量洋纱充斥，不少以棉纺织为业的村庄，已经无纱可纺。外国的洋纱洋布成本本来就低，加之不少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价百分之二三十的价格倾销，严重冲击了棉布市场。“福建漳州府及同安县的土布，曾经布贩子运销到宁波、上海、天津、辽东及台湾。厦门开市后，洋纺洋布充积于厦门。布贩弃土布而运销洋布，致使土布难以出口”。广州附近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茶和丝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国内茶、丝的生产。湖南、福建、浙江等地种茶业发展,还设立茶厂专门加工制作适合外国人口味的茶叶。在丝业方面，“浙江县种桑养蚕的人日益增多”。湖州辑里丝在鸦片战争以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织绸之用。鸦片战争后，“辑里丝首先经广州，后经上海，大量输出国外。这时常年的出口数，自二千担曾到三千五百担左右”。在茶方面，茶树的种植和茶业经营都有扩展。“湖南原来为生产绿茶的地方，如安化，平江等地，为了适合出口需要，多该制红茶。由于红茶价高利厚，其他各县也竞相仿制，产额日益增多”。在茶叶扩大出口的刺激下，内地茶叶的经营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一批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茶商在上海设立茶厂，按照外国产品改制。当时中国出口的生丝，几乎全部操在英国人的手里。英国人经手供给法国丝织业以生丝原料。英国人又几乎独占红茶贸易。由于外国资本独占了丝茶的国外贸易，在国内市场上也不能不受外国资本的控制。一方面，中国商人在资本上依赖外国商人；另一方面，外国商人又在市场上垄断丝茶价格。中国茶丝的出口几乎全部操纵在外商手里。这样,从事小生产的中国农民就被卷人了他们完全不理解的市场—国际市场。他们不得不忍受当地小商贩,中国大商人和外国商人的重重盘剥,这是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一个重要标志。

2、白银外流

正常的贸易没能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高额利润，他们便对中国采取直接的经济原料的掠夺和罪恶的鸦片贸易手段。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灾难，1844年两广总督香英曾写信给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公开建议鸦片贸易应在双方默契之下进行。德庇时承认“自从汉和以后，中国从没发布禁烟文告，这是符合这一默契的。”在这种“默契”之下，鸦片走私成为公开、畅行无阻的贸易，输入的数量日益增多，使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问题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代表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到伦教后在国会上带着醉意宣布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那么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应她一省的衣料的”。美国总统泰雷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今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他们把大量的商品运到中国来，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钢琴也大批运来。据统计，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年为90多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差不多145．6万英镑，1845年竟达239．4万英镑。在英国输华商品中，棉纺织品占比较大比重，从1842年的70多万英镑增加到1845年的173英镑。”与此同时美国输华的商品也有显著增加。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必须与英国商定。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其中600万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元。《五口通商章程》又规定主要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为百分之五左右的低税率。这些规定不但使清政府成为世界上海关税率最低的国家，使清政府的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更严重的是中国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损害了中国形象，降低了清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的促进

1、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大量输出后，中国手工业日趋破产。中国牢固的经济体系—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1899年全国进出口货值264748千海关两，出口货值195785千海关两，两笔共达460533千海关两。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已基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东义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输入的的商品主要是棉纺织品。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棉布棉纱源源输入中国。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棉纺织品为主，约占总值的百分之七十。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棉布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农产品的数量增加很快。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多包。”湖南，福建的农民开始大量种植茶叶，他们将茶叶“卖与收购商贩，收购商贩或将茶运到通上口岸去出卖，或在当地买与茶商，洋商又从茶商之手购买”。自五十年代中期起，上海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2、鸦片战争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战后，中国茶、丝出口大量增加，刺激了国内茶、丝生产的发展和商品化。南沿海地区的农产品日趋商品化，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解体，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西方资本主义用枪炮打开国门后,在中国投资设厂、谋取暴利,同时在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工业的种子,中华民族工业正是受此刺激才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尽管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都在极力限制和压迫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然而,被过分压制的生产力,一旦获得发展的时机,就会迸发出任何力量也无法扼制的活力,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

战后使用机器的近代工矿企业陆续出现。据统计，“1895年全国近代工矿企业总数达200家，资本总额5004万元，工人总数91350～98060人”。近代交通运输业陆续出现，近代轮船公司约20家，拥有大小轮船约300艘，吨位总数约10万吨。已筑成的台湾铁路及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共364公里，芦汉铁路已开始兴筑。电报及邮政等事业，已通达全国主要行省。近代商业也陆续出现。外资在华开设的洋行总数达400余家。中国旧式商业，正在适应外资洋行经营进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渐出现经营洋布、西药、生丝、茶叶等新兴行业。以上海为例，19世纪末，“上海在旧有商业的土布、米、木材、糖、绸缎等行业的基础上，又新兴起洋广什货、五金、西药、纸业、棉纱等四五十个行业。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业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钢铁业58家，丝栈、丝号100家左右”。近代金融业也应运而生。外国在华的银行保险业已近20家，包括总行设在中国、资金较为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中国本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设立。旧式线庄业也开始转向近代化。

总之，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把中国推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从客观上说，它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沉闷局面，瓦解了牢固的，落后的经济体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天朝皇帝放下威风与世界接触。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必须从两方面认识，既要反对列强的侵略，又要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同时既要反对“洋奴主义”，全盘西化，又要反对盲目排外，自高自大。

参考文献：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天津出版社1992年版 李炳清：《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 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陈旭麓 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第三篇：语言输入假说”对英语教学的积极意义

“语言输入假说”对英语教学的积极意义

李 杰

（淮南三中，232007）

摘要: 新课程改革提出了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然而在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不能对输入材料很好的选择、进行有效的输入，造成许多学生听不懂或读不懂，或因为太容易不感兴趣。Krashen教授提出的“语言输入假说”虽然有争议之处，但对英语教学更有许多积极意义。

关键词: 语言输入，英语教学，积极意义

新课程改革《英语课程标准》将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确定为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在实际教学运用中，教师们这方面的意识也有所增强，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本人通过观察发现，不少老师在进行听力和阅读教学时，选择的材料或者过难，或者过易，造成学生对很多内容听不懂或读不懂，或者不感兴趣。这些均涉及到对学生进行语言材料的输入问题，输入不当，便会成为一种无效输入，也就谈不上语言的运用，无法实现新课程的目标。

美国语言学家Krashen教授提出“语言输入假说”之后，引起不少的争议，赞成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实事求是而言，该理论确有其不完善的一面，但更有积极性的一面，我们不该盯着不完善的地方不放，而忽视其对英语教学的积极意义。

一、“语言输入假说”的含义

Krashen关于二语习得的“语言输入假说”理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习得语言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对语言输入的理解，“可理解的语言输入”

（comprehensible input）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所谓“可理解的语言输入” 是指学习者听到或读到的可以理解的语言材料，这些材料的难度应该稍微高于学习者目前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如果语言材料中仅仅包含学习者已掌握的语言知识，它对语言习得不具有意义。同样，如果语言材料太难，大大超过了学习者目前的语言知识，它对语言习得也不具有意义。Krashen把学习者当前的语言知识状态定义为“i”, 把语言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定义为“i+1”, 指出只有当学习者接触到的语言材料属于i+1 的水平, 才能对学习者的语言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Krashen指出，理想的语言输入应该具备四个特点：可理解性，趣味性与关联性，非语法程序安排，足够的输入量。

二、该理论对英语教学的积极意义

我们应该辨证认识“语言输入假说”，就如何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该理论的积极意义具有以下一些启发。

1、运用英语组织教学。

我国绝大多数学生主要是通过课堂来接触、学习英语的, 教师是他们吸收英语的主要信息源之一。用英语组织教学, 有利于创设英语学习气氛和真实的语言情景,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和语言反应能力，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接触和吸收英语的机会。教师用英语组织教学的态度,也会对学生产生良好的影响，使得学生会尽可能地去模仿老师，培养学生在生活中运用英语的意识。同时教师应注意语音清晰准确，少用生僻词汇，多用学生熟悉的常用词，多用规范语言，少用俚语等。语速要适合学生的水平，多用简单句等短句，少用复合句。

2、加大语言输入的量。

不可否认, 外语学习需要输入, 否则学习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的就是大量输入对学习的好处。在我国, 英语学习者既没有自然习得语言的条件,也缺乏自然使用外语的环境,教师应最大限度的增加学习者的语言输入即增加语言输入的量，加强听读教学，做到精、泛结合, 扩大知识面, 增加词汇量。并指导学生把名句、名段摘录收集下来,背诵记住，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语言,形成良好的语感。

教师要逐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指导学生在课外进行大量地听读练习,如《新概念英语》第2、3 册，一些学习磁带、光碟如洪恩英语、走遍美国等。尝试收听VOA、BBC，收看中央电视台的English News，看原版电影等。指导学生阅读简易英语读物，选读《新概念英语》、《妙文短篇》以及各种适合中学生读的期刊报纸，如21st century、上海学生英文报、英语周报等。

3、注重语言输入的质量。

首先应提供给学生难易适中的听力和阅读材料，考虑到生词量、句子结构、段落间的关系、语篇内容以及文化背景知识，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教学时应注意观察学生反应, 根据反馈信息, 随时调整教学速度、内容和方式，尽可能使输

出的信息接近于班上绝大多数同学的i+1水平。至于什么样的材料才叫“1”，我们不应该钻牛角尖般地去争论，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输入量，作为教师，应该具备了解自己学生大概水平的能力。其次要考虑选择的语言材料要有趣味性，贴近学生，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尽可能地真实、自然, 有交际意义，少一些机械操练，以利于把课堂创设为一种模拟的英语语言社会。选择的材料还应有多样性, 应让学生接触各种题材(天文、地理、社会、自然、医学等)和体裁(记叙、描写、议论、说明、新闻、广告、图表等)的语言材料。再者就是指导听读技巧, 培养学生通过关键字词预测大意，猜测生词，利用语音语调推测言外之意等能力，同时了解并适应本族语说话者语音的“同化”、“爆破”、“连读”等现象，从而培养良好的语感。培养学生善于寻找主题句，迅速搜索信息，分析句子结构，运用多种方法猜测词义等阅读能力，指导扫读、查读等阅读方法与技巧。

4、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要努力加强自身素养，树立积极乐观的态度，增强幽默感，以优秀的人格素养征服学生，赢得学生的爱戴与喜欢，从而促使学生喜欢老师所教的英语这们课。根据每节课的内容，灵活运用多种课堂活动，如对话,角色扮演，讨论，复述等形式用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和任务型的教学途径；选用具有趣味性和与学生相关的材料；合理使用直观教具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等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多鼓励学生，对于他们的课堂表现、学习成绩等每取得一点进步以及日常行为方面好的表现都及时予以表扬，树立他们的自信心。努力创设轻松、愉快、平等、民主的课堂气氛，营造良好的语言输入氛围，使学生自然的融入到学习英语的情景中去，不知不觉地学习和使用英语。

当然，要做到以上几点，教师自己首先应增强“语言输入”的意识，加强理论学习和专业知识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学生，熟悉他们的语言水平，心理状态等以随时调整授课内容和方式。同时重视课外语言环境的创设，如开设英语广播、举办英语演讲、英语晚会、英语之角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Krashen理论的不足之处，教学中还要考虑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做好因材施教和辅导；同时不能忽视英语的输出,以强化对输入的反馈验证和理解巩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使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体，由“被

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等等。

Krashen教授提出的“语言输入假说”对英语教学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其长处，避开其不足，输入什么, 如何输入，一定要在英语教学中充分考虑，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从而实现新课程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蒋祖康.第二语言习得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方守江.论外语语言的有效输入[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3]刘 淳.批判性地接受和运用“可理解性输入假说”[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刘 宁.英语教学中加大学生语言输入的具体措施[J],当代教育科学,2003第4期

[5]赵昌汉.语言输入假设对语言学习的实践意义[J],太原科技,2005年第3期

第四篇：台儿庄战役对近代山东的影响

台儿庄战役对近代山东的影响

台儿庄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中国人民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消灭了日寇大量有生力量，促进了国共两党及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台儿庄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近年来，台儿庄充分挖掘大战文化、运河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不断整合旅游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精心打造红色旅游基地，使红色旅游景区成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陶冶人们情操的重要载体，寓教于乐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全区经济的发展。

台儿庄战役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诚然，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是参战的西北军、东北军、川军、中央军乃至桂军、滇军、晋军等原国民党各系军队密切协同、互相配合取得的，是广大爱国官兵的血肉和生命铸成的，也是国民党军事当局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进行组织和指挥的结果，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战略的配合作用。台儿庄战役是京沪会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战役，中国的惨烈获胜对于抗日战争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一、战前全国抗战局面： 台儿庄战役是京沪会战之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京沪会战中的淞沪之战，我军也进行了长达 3 个月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战，最后还是失败了。上海失守，南京沦陷，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轻易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继而又占领了冀东和察北，大大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因而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制定了所谓“速战速决”的计划，妄图凭借暂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兵分南北两线，妄想用三个月的时间一举灭亡中国，其狂妄骄横不可一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台儿庄战役的意图和部署是，以擅长固守的原西北军孙连仲部防守台儿庄运河一线，一方面防堵日军进窥徐州，一方面将骄狂冒进的矶谷师团吸引到峄县南部地区，而后以隐藏于峄县东北山区的汤恩伯第 20 军团拊敌侧背，加以聚歼。日军的作战意图是：“确保韩庄、台儿庄一线，并警备临城、峄县，同时用尽可能多的兵力向沂州方面突击，协助第 5 师团战斗。”

二、战争进行：抗战开始后，中国军民虽奋力抵抗，但阻挡不了日军的猖狂进攻，未及半载，平津陷落，沪宁失守。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驻节徐州，指挥津浦线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第五战区所辖十余万疲惫之师，在津浦线两面受敌。来犯的敌人，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夹攻。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统帅部主张应利用我军绝对优势兵力的条件和部队装备轻快的特点，大胆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实行主动迎击，在运动中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而歼灭之。蒋介石采纳了刘斐等人的意见，并先后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及刘斐等人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导作战。24 日起，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多次攻入庄内，激战四天，歼灭日军濑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共万余人。其余日军残部于 7 日向峄城、枣庄撤退。

三、战争意义： 台儿庄战役的结局，说明了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日军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均受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而且还在平型关地区遭受了八路军歼灭 1000 多人的败迹，但总的说进攻是顺利的。这是日军一次战役进攻中的败退。这在日军侵华战争以来尚属首次。在日军来说，这不仅是在兵力数量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挫折。“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北和山东广大地区，深入地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在这一地区掀起了支前的热潮。当时，各地来徐州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艺术团体和著名的抗日爱国人士，都相继来徐州活动。台儿庄大战爆发后，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号召各抗日团体和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配合与支援台儿庄战役。总动员委员会举办了“保卫大徐州宣传周”，共产党人为之起草了宣传提纲。郭影秋带领第五战区宣传慰问团，到战区各县进行宣传和慰问活动。特委和各县委通过各级动委会，组织了宣传队、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奔赴台儿庄前线，积极支援参战部队。台儿庄地区的民众更是奋不顾身，在台儿庄保卫战最激烈最艰苦的时刻，在日军占领了城区四分之三面积的困境下，台儿庄人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和敌机轰炸的危险，为士兵煮饭送水，救亡伤员，运送弹药。、在台儿庄战役中，民众的力量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这些民众完全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负起救亡的责任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了抗日军队的士气，用胜利的事实证明了“亡国论”是没有根据的。在军事上取得了消灭日军一万余人的胜利，达到了消耗日军兵力的目的。这些都是有利于抗战持久战的总方针实现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改变了国际上对中日战争前途的看法。这次胜利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为争取外援增强了有利条件。

四、战后影响至今：台儿庄地处要津，交通便利。台儿庄地处鲁苏交界，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战略位置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台儿庄战役，歼敌万余人，使得英雄的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被世界旅游组织誉为“活着的运河”“京杭运河仅存的遗产村庄”，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将成为世界上继华沙、庞贝、丽江之后，第四座重建的古城，世界第三座二战城市，全国唯一海峡两岸交流基地。2009 年 12 月 17 日，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成立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是国台办批准的大陆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台儿庄大捷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成果。台儿庄大捷振奋中外，成为抗日战争、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今天，这座曾经缔结国共精诚合作结晶之地，再为海峡两岸交流书写新篇章。

综上所述，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的胜利，我们应把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看成是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与强敌奋战的一座不朽丰碑，看成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史上的辉煌篇章。台儿庄战役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战场上击退日军精锐的主力部队，是继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全国抗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同时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光辉结晶，也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捐弃前嫌，团结抗战的结果。1938 年5 月，毛泽东总结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写下了著名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其中，有多次谈及台儿庄战役。“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9周恩来同志当时所说：“这次胜利 ”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大战的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历史教育着人们，人们不敢忘却历史，作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一座丰碑——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已经肩负起昭示历史，激励当代，教育后人，开拓未来的神圣使命。

第五篇：基层对中央处理“走读干部”的反应

基层对中央处理“走读干部”的反应

对于“干部走读”现象，社会上议论较多，而且大多数是批评性的，认为这些干部脱离群众、作风漂浮、官僚主义，造成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一些地方党委和组织部门也采取了不少措施试图减少“干部走读”的现象，但是，这些做法收效并不明显，走读现象并没有真正减少，“住读”干部的作风也没有明显改善。对此，基层反响强烈。

多数人认为产生走读现象是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结果。我们常说，权利要与义务相等，既要有义务，还要有权利，不能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或是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如果不能解决基层干部待遇等问题，即使干部住村，工作上也不会有什么进展的。认为要切实把胡锦涛同志的要求切实落实到基层，在政治上关心，在生活上照顾，在待遇上提高。如，提高基层干部的工资待遇，增加通讯、交通补助；帮助解决子女入学及老人赡养问题；提拔干部优先考虑基层干部；干部退休时的待遇至少不低于机关干部等等。只要做到了这些，才能真正解决“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尴尬局面，这也是密切干群关系，促进基层工作最有效的途径。

部分人认为走读与否不重要，关键看干了什么。干部走读与否，与他们能不能做好本职工作，能不能获得百姓的信赖和拥护，没有直接关系。顾名思义，乡镇干部应该在乡镇工作，两脚应该踩在泥土上，这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民情。但事实上，如今很多乡镇干部是从城里的政府机关选调来的。家在城里，孩子在城里读书，爱人在城里工作，如果不让他们经常回家，难免“人在乡镇心在城”。这不仅不切实际，也不利于家庭和睦，甚至会影响工作。有的干部虽天天在乡镇，心却在别处，脚下一点土不粘。而有的干部虽说经常城乡来回跑，但心系百姓，能合理处理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真正为老百姓干实事，这才是真正的好干部。

少数人认为还是要和百姓在一起。认为万不可小视和群众的“三同”，尤其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当下，不能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岂能和老百姓同心、同德、同奋斗。

（上张乡 暨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