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第一篇：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txt生活是过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放得下的是曾经，放不下的是记忆。无论我在哪里，我离你都只有一转身的距离。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朱苏力

目前中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并主要是由于国际因素引发，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华尔街的失败，是资本主义贪婪的失败，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力的失败，从而证明了中国政府加强监管是必要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需要我们加强政府监管。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固然存在着资本主义贪婪的原因，但贪婪也是资本主义创新的动力之一。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的产物。正因为创新，政府根本无法有效监管，其制度、法律和规制都落后。因此在社会的创新和监管之间存在一种风险，即创新带来的风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海啸或金融创新是资本主义贪婪所引起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因此，我们中国政府特别是上海市政府利用了金融海啸这个机会，到美国华尔街大批的收揽人才，高薪把他们下岗的员工招聘过来，到中国再就业，从而想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我们国内的制度创新不够，我们国内的人才培养不够，我们需要搞新的金融创新，使中国的金融业将来能够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的金融业之所以受到的影响没有美国和欧洲那么大，并不表明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特别有力，其实表明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还在转轨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转轨，创新程度不那么高，旧有的体制保护了我们。

中国的经济危机不完全是金融海啸的结果，外来影响很重要，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周期的问题。1997 年、1998 年中国出现过经济危机，按照经济周期来说，十年以后，中国实际上也面临着自然经济的衰退。因此，不能够认为法治或者监管能把一切风险都消除，使经济完全平稳的运行而不出现经济危机或衰退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去年或前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问题实际上是法治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法治中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合同法，不管有多少人替劳动合同法辩护，事实上它大大加大了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许多外资企业撤资，许多国内小的企业破产，失业的大量增加及随后老百姓的不敢消费，因此造成了市场的销售量等的衰退。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因素，我们把经济危机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结果，都是美国陷害的结果，那么可能使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要加强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而看不到在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弱点，还需要对我们的经济法治加强改革、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从而低估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必要性。

经济危机对政府监管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简单最直接地来说，政府一定要加强监管。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相互补充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防范金融危机，这当然是对的。细想一下，还有更深刻的危机，一个主要的问题———改革问题。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创新，但要防止过度改革，过度的创新，因为创新总是有风险的，而过度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太大，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所谓创新就是超出现有制度的理解和把握，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手段控制，因此容易导致监管不力。我们为何要讲法治，就是遵循先例，依据先有的或现有的法律办事，不能够朝三暮四，随机应变。因此，中央提出来的不折腾其实是很重要的，不折腾不是不改革不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断追求新东西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和天性的鼓动下，肯定会出现创新。在创新的情况下，应该要求政府的有效监管，要求工作人员和政府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展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特别要注意法治不仅仅是依靠法条来治国，必须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的知识纳入到政府官员、包括政府监管人员的视野中。学习是为了消除那些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监管和立法。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注意转换视角，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要防止加强监管背后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影子。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措施都是加强了计划经济，我们要防止在监管或法制名义下恢复某些计划经济的做法。政府监管不能简单的说加强，应该是适度监管，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该监管的加强监管，该放松监管的要放松监管、减少监管。我们追求的是监管制度的效果，而不是追求形式化的监管制度。

转载自雅典园

第二篇：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朱苏力

目前中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并主要是由于国际因素引发，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华尔街的失败，是资本主义贪婪的失败，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力的失败，从而证明了中国政府加强监管是必要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需要我们加强政府监管。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固然存在着资本主义贪婪的原因，但贪婪也是资本主义创新的动力之一。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的产物。正因为创新，政府根本无法有效监管，其制度、法律和规制都落后。因此在社会的创新和监管之间存在一种风险，即创新带来的风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海啸或金融创新是资本主义贪婪所引起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因此，我们中国政府特别是上海市政府利用了金融海啸这个机会，到美国华尔街大批的收揽人才，高薪把他们下岗的员工招聘过来，到中国再就业，从而想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我们国内的制度创新不够，我们国内的人才培养不够，我们需要搞新的金融创新，使中国的金融业将来能够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的金融业之所以受到的影响没有美国和欧洲那么大，并不表明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特别有力，其实表明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还在转轨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转轨，创新程度不那么高，旧有的体制保护了我们。

中国的经济危机不完全是金融海啸的结果，外来影响很重要，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周期的问题。1997 年、1998 年中国出现过经济危机，按照经济周期来说，十年以后，中国实际上也面临着自然经济的衰退。因此，不能够认为法治或者监管能把一切风险都消除，使经济完全平稳的运行而不出现经济危机或衰退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去年或前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问题实际上是法治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法治中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合同法，不管有多少人替劳动合同法辩护，事实上它大大加大了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许多外资企业撤资，许多国内小的企业破产，失业的大量增加及随后老百姓的不敢消费，因此造成了市场的销售量等的衰退。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因素，我们把经济危机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结果，都是美国陷害的结果，那么可能使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要加强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而看不到在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弱点，还需要对我们的经济法治加强改革、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从而低估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必要性。

经济危机对政府监管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简单最直接地来说，政府一定要加强监管。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相互补充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防范金融危机，这当然是对的。细想一下，还有更深刻的危机，一个主要的问题———改革问题。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创新，但要防止过度改革，过度的创新，因为创新总是有风险的，而过度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太大，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所谓创新就是超出现有制度的理解和把握，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手段控制，因此容易导致监管不力。我们为何要讲法治，就是遵循先例，依据先有的或现有的法律办事，不能够朝三暮四，随机应变。因此，中央提出来的不折腾其实是很重要的，不折腾不是不改革不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断追求新东西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和天性的鼓动下，肯定会出现创新。在创新的情况下，应该要求政府的有效监管，要求工作人员和政府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展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特别要注意法治不仅仅是依靠法条来治国，必须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的知识纳入到政府官员、包括政府监管人员的视野中。学习是为了消除那些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监管和立法。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注意转换视角，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要防止加强监管背后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影子。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措施都是加强了计划经济，我们要防止在监管或法制名义下恢复某些计划经济的做法。政府监管不能简单的说加强，应该是适度监管，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该监管的加强监管，该放松监管的要放松监管、减少监管。我们追求的是监管制度的效果，而不是追求形式化的监管制度。

转载自雅典园

第三篇：从金融危机看政府的角色

从金融危机看政府的角色

２００８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持续多年的大衰退，是美国战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认识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个好机会。这些年来，关于金融危机的回顾和总结大多注目于华尔街和金融体系，而对于政府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似乎只有政府内部的官员才有深刻反思。当年的财政部长鲍尔森（Hank Paulson）在２０１０年写了《千钧一发》（On the Brink）回忆录，记叙这一段的经历。但他在２００９年总统换届后就离职了，所以故事只有前半段。而另一位政府方面的主角，就是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金融危机爆发时，他正好在“台风中心”，是纽约联邦储蓄银行主席。随后，他担任了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３年的财政部长。可以说盖特纳在整个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恢复阶段都是美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主导者之一。他在２０１４年初出版的自传《压力测试》（Stress Test: Reflection on Financial Crisis）是这个过程中政府运作更完整的记录。

在《压力测试》这本书中，作者记叙了２００８年以来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好几件大事：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遏制，消除恐慌的“压力测试”，欧盟诸国财政危机，美国的经济刺激，金融法规改革以及围绕赤字与国债限额的两党争斗。贯穿全书的主要立场，就是政府在这些经济“非常时期”起着关键作用。没有政府的发力，自由市场就不能从危机中恢复。

盖特纳对于遏制金融危机的过程的记载相当全面和专业。和鲍尔森的故事一样，盖特纳讲述了那些对他们来说惊心动魄的日子，那些成功与失败的行动，以及很多背后的思考，争论与博弈。他反复强调一条主线：消除市场恐慌，恢复投资者信心是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与恢复的关键，也是政府运作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这个考量压倒其它（如政府支出与赤字，救助肇事者引起的“道德风险”等）。而这个任务也只有政府能够担当。

虽然因为观念和法律限制，政府救援曾有重大失败和失误（例如未能阻止李曼（Lehman Brothers）崩溃而威胁到其它几家投资银行的健全，在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Mutual）倒闭过程中让债权人受到损失因而影响到其它银行债权人的信心等），但总的来说政府的应对是成功的。通过金融救援（TARP法案）对大金融机构注入资本以及进行公开的“压力测试”确认各个银行的健康程度，政府成功地重建了市场信心，制止了资金逃离。虽然美国是金融危机的“震中”和最重的灾区，但美国的金融运作与整体经济的恢复速度都远远高于欧洲。至今，政府金融救援的资金投入已经全部收回还有盈利（最新数据是一百五十亿盈利，相对于七千亿的投入资金）。与九十年代救援墨西哥比索的行动一样，美国政府的信用和金融实力扭转狂澜，实现了“双赢”的结果。尽管如此，对于政府救援的批评还是此起彼伏。盖特纳的书也花了很多篇幅进行辩护。这些辩论的主要焦点是在道德上怎样看待这样的事实：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救助，而直接的受益人就是肇事者。而且在此同时他们还享受着优厚的工资，奖金，甚至被撤职时还有“黄金降落伞”。这样的事听起来非常不公平。盖特纳指出：接受救援的金融机构的股东们几乎丧失了所有资本（但他同时主张要保护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可能抽逃资金引起更大的动荡），而且政府无权改变以前已经签订的待遇合同。不管怎样，这本书显然不能终止这个争论。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我们又将回到起点。

其实关于政府的角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上面讨论的是一个“理想政府”应该起的作用。但现实中的政府却远非“理想”。盖特纳和鲍尔森的书都包括了关于政府运作的痛苦体验。他们的行动受到种种法律的限制和各方面公众的质疑；想要得到国会授权需要克服重重政治和技术障碍；他们起草的提案被各种势力“搭便车”变得面目全非；漫无止境的国会听证会充满了政治作秀而没有理性的讨论。。这些制度性的问题严重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得他们的应对的速度，力度和准确度都大打折扣。其它政府官员，如前国防部长盖兹，在回忆录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愤慨和失望。

但问题是：虽然可以讨论改进政治制度的种种方法，但现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些弊端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存在。民主政体在执政效率方面就有本质性的弱势（相对于公司管理体制而言），而在现代的经济和科技条件下，民主政体如何适应和改善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而且，美国的政治体系本来就是按着低效，稳定的目标设计的，其用意是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有效地管理社会行政事务。盖特纳们看来满足于用“华盛顿”的种种缺陷来解释政府干预过程的失败和问题。言下之意是：政府干预本身没有错。错的，需要改进的，是目前的政治运作方式。这等于是说：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老人家怎样干预也不为过。但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根据目前（及其可预见的将来）的政治体系，我们该如何来看待政府在经济和社会运作中的作用。这次金融危机中，政府的很多表现令人抓狂。谁也不能指望下次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如何能给予政府更多的权力和信任？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增强政府干预金融危机的能力？在盖特纳看来，关键是政府的权限：财权和行政干预权。在财权上，他希望政府有实际上无限的财力，可以为任何债务提供保证（而且不让债权人受到损失），或为任何金融机构注入足够资本。这样，政府就可以支撑起那些“关键机构”，遏制市场恐慌，拔掉金融危机的引信。而行政干预权，则是允许政府接管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并将其“有序地解散”，力求不引起市场混乱。

其实，政府要发挥作用，除了法定的权力以外还有“软实力”，也就是对于金融机构的影响力。这个在金融危机中也有证明。例如很多银行和投资行之间的兼并就是政府背后促成的。这个在鲍尔森的回忆录中有更详细的记叙。在这种过程中，政府的影响力不仅是财力和权力，还有很多其他方面。首先，政府在金融界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是为了维护市场稳定。所以它在撮合“双赢”交易方面比较令人信服。相比之下，一个银行可以配合政府促成合作，但自己出来“挑头”就没人会听了。其次，银行们现在和今后仰仗政府的地方肯定不少，在危急时刻谁也不敢随便与政府顶牛。所以政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也不容小觑。在说服银行接受财务救助TARP条件时，鲍尔森和盖特纳就曾公然以“秋后算账”来威胁。最后，政府还可以用少量资金为风险最高的资产提供担保，为交易扫除最后障碍，如它在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的并购交易中所为（当然那次也涉及到很多法律与政策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需要在权力和财力意义上的“大政府”，而需要善于利用影响力，促成双赢合作的“聪明政府”。前总统克林顿几年前出版的“回到工作”中谈到不少这样的例子。但遗憾的是，这个潜力并未得到很多人，包括盖特纳的重视。

比起应对危机，更重要的是防止下一次危机的产生。虽然危机总是来源于意外的因素，所以绝对防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总是应该吃一堑长一智，至少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为此，就要改革金融体制，堵上已经发现的漏洞。对于这个问题，盖特纳的思考也是以政府为中心的。除了通过权力和财力的增加而提升政府的抗灾能力外，他还提出了建立衍生产品交易市场，定期进行“压力测试”，提高银行和交易商资本储备标准等法规上的改革措施。但是他对于如何发展和增强有利于稳定的市场机制毫无考虑。而离开了市场机制，政府主导的改革必然是笨拙，僵硬的，很可能带来很多副作用。这恐怕也是这个改革法案（Dodd-FrankBill）至今仍有很大争议的原因之一吧。当然，盖特纳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政府部门，有这样的视角也正常。但遗憾的是他与类似知识结构的人似乎主宰了金融改革的决策过程。

第四篇：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的监管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的监管对策

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

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稳定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但是，片面追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错误的，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加深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世纪初的“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船长轻信了一位记者的建议、为创造舆论轰动而全速行驶、最终撞遇冰山而沉没的。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发布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铺天盖地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不仅起不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反而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行政审批无法担保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投资者和社会负责，保障不了企业在被审批后一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代之以行政登记和高强度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尤其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这四家宏观调控部门，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也包括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但是，这种多头监管的体系也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弊病，亟待改革。这对于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调控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 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出口补贴、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教、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从而拉动市场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可以直接向企业提供定单，与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在内的经济行政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三）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四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是一种零合关系。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行政权力制造的金融风险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经济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经常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并论，有违法治精神。因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时很难划分，如税收手段；法治经济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议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 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的监管体制

金融国际化，必然会造成资金的全球流动，资本的性质和生物一样，是趋利避害的。当有利可图时，必然会有大量资本涌来，这样会使一国金融监管部门很难监控其流向。处理不慎，就会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一国经济受到极大冲击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个教训。并且在金融国际化中，为了规避监管，很容易催生离岸金融市场的繁荣，这使得一国无法对其进行监管。不靠国际间合作，只能是望其兴叹~随着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带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资本的国际化 这样一来，资本给中国带了机遇和挑战

先说机遇，资本市场国际化后，全球资本会按照市场需求流动，中国可以吸收资本大大提过，这对于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很重要。中国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建设自己和完善自己。

挑战是国际间的风险投机和热钱大量涌入中国，很容易摧毁中国脆弱的金融流通力。这就是说给国际间金融投机分子敞开大门，金融热钱的泛滥会引起一系列的金融波动。比如，物件上涨、企业盲目扩张、股市虚浮等等

第五篇：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研究

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研究

一、立项依据于研究内容

（一）研究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的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的发展，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出现，食品安全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全球性的焦点问题食品安全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上升为政治问题。因此，加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对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增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保障广大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现状 国外：

1、单部门监管模式

⑴加拿大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为了提高效率，减少部门职能重叠，降低联邦开支，加拿大于1996年进行了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重组，将加拿大卫生、农业、渔业和海洋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合并，成立加拿大食品监督署（CFIA），于1997年4月开始工作。

加拿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重组后，取得了3个方面的成效：①节省财政预算支出，1997-1998年财政的支出减少了10%；②减少机构监管的重叠，避免了不同部门开展同样监督检查的现象；③明确职责，加强协作，减少了政府监管的“盲区”。

⑵英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1999年，经议会通过，英国女王颁布法律，成立独立的食品标准局，成立食品安全局的法律于2000年4月1日正式生效。

在食品安全体系改革之前，英国的食品安全职能由几个中央政府部门分担，如农业、渔业、食品部，卫生部，以及地方政府。1999年，为解决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如疯牛病等），议会通过了《食品标准法》，建立独立的食品标准局（FSA），作为国家食品安全的领导机构。FSA负有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责，但没有促进农业或食品发展的责任。

独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和12名成员组成，代表公众利益对食品标准局进行管理。委员会主席决定食品政策，公开召集政策问题的讨论。

2.多部门监管模式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由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部门组成。在联邦政府层面上，有12个部门涉及食品安全监管，即：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监督局（FSIS）；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局；美国农业部动植物监督局；美国农业部粮食、包装、储存管理局；美国人类卫生服务部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美国人类卫生服务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商贸局；美国财政关税局；美国财政部烟、酒、火炮局；美国环保署；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然而，美国联邦政府主要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是美国农业部的FSIS和美国人类卫生服务部的FDA。

美国农业部的FSIS负责肉、禽及蛋制品的食品安全监管，美国人类卫生服务部的FDA负责农业部监管之外的食品的安全监管。据此，FSIS和FDA被称作美国的两大食品安全系统（America s Two Food Safety System）。由此可见，美国实行的是多个部门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这种体制在职责和工作范围上似乎界定得很清楚，但实际上仍存在缺陷：①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重叠。②重复监督检查。③食品监管的权限不一致。

鉴于上述问题，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关注欧盟和加拿大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并着手美国食品安全体制改革的研究。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GAO）于2004年建议国会考虑：①制定综合性的、统一的、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法律;②建立单一的、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国内： 我国中央一级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主要由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和商务部共同负责，向国务院报告工作。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典型的多部门管理模式．按照生产、流通、消费的环节进行分段监管。根据相关文献．归纳出各部门职责及管理环六部门均有权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这种分阶段监管模式本是为了分权制衡，并实现对食品的全方位监管。但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食品卫生的层次．未能上升到食品安全层面。在历次打击“假冒伪劣”的行动中．牵头者多为工商行政部门，打击重心也多是小作坊、黑作坊等“假冒伪劣”产品．对正规生产商家生产的“劣” 产品关注不多。2o08年席卷全国的“三鹿事件”充分暴露了这一特点

(2)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众多，且职能交错，难形成合力．易出现“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现象。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权力多集中在两至三个部门．易组织“联合执法”行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权力过于分散．“联合执法”具有天然的劣势。且过多的监管环节也易滋生“权力寻租”．不利于守法企业的发展壮大。

二、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三、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搜集现有实际资料，学习借鉴已有的研究，加以深化。

2、调查研究法：通过对国内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情况的调查研究，确定本课题的作用的实际效果。

3、案例研究法：对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安等地了解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模式。

4、通过实证分析法和经验总结法，提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思路和建议。

（二）调研方案

1、课题设计 ⑴人员组成：

崔玉凤 西安市政府研究室 主任

白湘林 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长 万学军 西安市政府研究室 副处长 靳雷利 西安市政府研究室 副处长 王景红 西安文理学院商学院 副教授 涂兴中 市农委办公室 副主任 党建伟 农村处 主任科员 孙 杰 农村处 副主任科员

⑵、人员分工

执笔：崔玉凤、万学军、靳雷利、王景红、涂兴中、党建伟、孙杰

材料收集：靳雷利、党建伟、孙杰 调研联系、安排：万学军、党建伟、孙杰 座谈接洽组织：万学军、靳雷利、孙杰 ⑶、准备工作：

收集整理资料，加深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认识，深入食品一线实地调研。

⑷、材料分工： 第一部分 党建伟 孙杰 第二部分 党建伟 孙杰

第三部分 靳雷利 王景红 党建伟 第四部分 万学军 王景红 涂兴中 第五部分 万学军 靳雷利 涂兴中

3、进度安排

2011年9月，确定课题研究人员，明确人员分工，组织搜集课题相关资料，对框架提纲进行讨论。

按提纲分块进行调研并搜集相关的实际数据和理论研究成果，完成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的撰写任务。课题小组进行一次交流，对课题提纲进行完善补充，对主要观点进行一次研讨。

2011年11月，课题小组成员按照任务要求进行调研，中期组织骨干人员到外地实地考察，拿出初稿。

2012年1月：小组人员修改课题，经过再次交流，进行统稿，确保课题研究质量。

2012年2月总结评估阶段：期间课题小组要进行三次交流，对撰写的内容相互完善补充，讨论定稿，送有关专家征求意见进行修改，送分管主任审示后进行讨论修改，最后申请结题。

4、课题成果取向：

⑴、服务国家与政府领导决策

⑵、服务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和商务部等部门经济工作

⑶、服务地方政府和基层一线

四、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从理论上进行再认识、认识上的再提高，进一步丰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内涵，进一步明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发展方向和思路，丰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理论研究内容，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理论研究的深化，推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快形成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发展新格局。本课题在借鉴国外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经验的基础上，着重对我国情进行研究，在操作平面上更具切实可行的指导性，为政府统筹发展和决策提供依据，使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能够顺利进行并创出独特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让老百姓享受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带来的实惠，促进我国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五、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