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际金融危机与政府管理关系讲话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这次国际研讨会把交流“各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作为一个重要主题,顺应了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有利于及时总结交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深入研讨在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行政领域理论和实践创新问题。借此机会,我主要就中国政府近两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做法,谈一些认识,与大家交流。
近
两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虽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也没有发生经济危机,但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速一度陡然下滑,经济增长速度由的13%降至9%,其中第四季度猛降至6.8%,一季度进一步降至6.1%;出口大幅下降,由增长17.2%转为下降16%;许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不少企业停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大批农民工返乡。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对国内外金融经济形势作出全面分析和准确判断,果断决策,从容应对。主要做法有:
一是着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扩内需、保增长。从第四季度开始,就果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并不断丰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一系列措施。包括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大幅度增加货币信贷投放,扩大投资规模,增加消费能力,主要靠国内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二是着力调结构、上水平,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后劲。坚持把保增长与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包括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科技创新和进步,实施十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政策措施,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制定和实施支持重点地区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大动力,努力消除体制性障碍。适时推动一些重点领域改革,包括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推进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有序进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全面启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同时,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支持出口企业,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四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更加注重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包括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就业;显著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度增加教育支出,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由于及时、果断采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从第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迅速扭转,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企稳回升,并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主要标志是:经济平稳增长,我国gdp逐季快速回升,二季度回升到7.9%,四季度达到10.4%,全年比上年增长9.1%;1至9月gdp同比增长10.6%。就业不断增加,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931万人,同比多增80万人。出口快速回升,12月出口增长由负转正,同比增长17.7%;1至9月,出口同比增长34%。物价保持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7%,以来物价温和回升,1至9月,同比上涨2.9%。与此同时,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取得重要进展。
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是有力、有效的,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经受住了考验。
中国政府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积累了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经验。概括起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积极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我国社会政治制度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采取果断措施,迅速稳定市场预期,提振社会信心,扩大即期社会需求。同时,尊重市场规律,坚持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既重视弥补市场失灵,又重视激发市场活力。
二是注重处理好短期和长期两者关系。远近结合、标本兼治,既克服短期困难、解决突出矛盾,又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在经济增长遇到严重困难的特殊情况下,采取超常规做法,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同时,重视短期增长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相衔接,强调保持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全球受金融危机冲击、外需急剧收缩的情况下,更加注重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加大开拓国内市
场力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充分发挥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外需,努力保持国际市场份额,形成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四是注重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方面。既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通
过加快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加强社会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五是注重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政府审时度势,总揽全局,调动各种资源,及时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引导和调控经济社会发展,帮助各地方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同时,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高度重视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这方面包括:增强政府决策力,建立宏观经济监测和预警制度,做到见事早、决策准、行动快,并完善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增强政府应变力,创新政府管理理念,优化行政权力结构,完善政府运行机制,做到反应敏捷、对策灵活。增强政府执行力,加强行政督察检查,建立行政问责和绩效评估制度,确保国家各项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增强政府公信力,政府带头勤俭节约,压缩行政开支,降低行政成本,营造行政新风。同时,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市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改进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强化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发展电子政务,提高办事效率。推行政务公开,提高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透明度,完善社会听证和社会公示制度。加强行政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通过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有力地提升了政府管理创新能力和水平。
以上这些做法和经验,不仅使中国经济化危为机,取得显著成绩,而且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科学内涵。
女士们、先生们:
当前世界经济虽然缓慢复苏,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仍未散去,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将是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总体形势向好,但也面临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促进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仍是我国面临的重大任务。
不久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个重要历史文献在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的基础上,对我国今后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十分明确地提出,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在总体战略部署上,着力抓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是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重大方针。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处理好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防范各类潜在风险。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要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二)坚持调整和优化结构,提升经济建设现代化水平。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就业和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同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继续优化政府结构、行政层级、职能责任;推进政务公开,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加强行政问责制,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贯彻落实以上决策部署,就一定会成功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会进一步提高,就可以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无疑地,新的形势和繁重任务,对中国公共行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完全可以相信,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行政管理创新能力和水平一定会不断得到提升,既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也一定能够实现。
女士们、先生们:
一位伟人说过:“人类遭遇的每一次灾难,总是以社会的进步作为补偿的”。近年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人类社会遭遇的一场灾难。通过应对这场灾难,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将会更有力地推进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提高预防和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这也是国际公共行政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让我们共同努力,点燃思想火花,激发真知灼见,深入探讨问题,加强交流合作,为各国政府提高公共行政水平,更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第二篇: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全面认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等方面分析,才能科学认识它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探索科学的应对方法。
一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就不断出现,只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分配关系的政策措施,使危机的形式有所变化,危机的程度有所缓和而已。
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按照流通领域中的事件,如交易所的恐慌、银行倒闭等来确定危机的开始,回避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原因。而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看来,生产领域中的事件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周期性重复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必然崩溃的本质原因,都是生产的社会性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使生产者享受不到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资本主义市场便不可能按照资本增殖其价值的需求来扩大容量。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对于研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根源仍具有适用性。虽然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在金融领域,但根源却在生产领域。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社会中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还是无法跟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只不过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形式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已经得到住房的穷人无力现实地支付房款。因此,尽管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过度发展金融业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作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先兆的次贷危机,并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它只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二
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但他们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不是不经波折的持续增长,而会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揭示了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本质原因,又重视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机器大工业下诸如固定资本更新等体制、技术层面的一般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间的有机联系,以及整个经济结构中某些部分对其余部分的影响,并意识到了局部或部门的危机、波动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深刻阐明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要实现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所涉及的两大部类平衡问题。这种平衡既包括使用价值的方面,也包括价值的方面;既有相对稳定的简单再生产分析,也有比较复杂的动态的扩大再生产分析。
运用这一分析方法可以看到,在社会再生产中,两大部类间若不能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就无法在扩大的规模上顺利进行,就会产生大的波动和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
晚期和90年代,美国金融资本的力量日益增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正是凭借于此,美国在国内事务和世界事务中的获利能力和支配地位日益提高。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弱点和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像一柄双刃剑,在推进美国经济快速扩张的同时,也促使这一经济体和世界经济产生新的薄弱环节,从而使社会再生产的平衡关系变得不可持续。
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研究金融危机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不研究体制、技术层面问题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把有关国际金融危机体制、技术层面原因的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可以更紧密地把社会再生产的总量关系和结构关系联系起来,更清楚地说明实体经济对于虚拟经济的基础作用。
虚拟资本积累对于实体资本积累的效率有着巨大影响,它在适应实体资本积累时,可以使市场交易更加方便,从而加速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但它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是不能脱离实体资本积累而单独发展的。否则,不仅不能促进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因此,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金融工具创新,使虚拟资本的积累服务于实体资本的积累,保持社会再生产各产业之间的动态平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
三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化“危”为“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发展。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也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指导思想。一年多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制度优势,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只有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错综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违背发展规律的结果,从中暴露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端。我国能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减到最小,得益于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自主创新能力有较大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又好又快的势头,为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一些领域、一些行业受到的冲击也说明,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武器和根本方法,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呈现企稳向好势头,但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世界经济复苏还将经历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巩固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必须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既切实
降低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造成的影响,解决眼前的难题;又着眼长远,为经济社会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总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的破产,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强大生命活力。
第三篇:浅谈国际金融危机
浅谈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9月华尔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月7日美国政府果断出手,接管两大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已经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同一天美林公司被收购;9月21日,美联储批准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美联储提供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9月25日,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接管;9月29日,美国第四大商业银行美联银行被收购......至此,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拉开了大幕,然后,整个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球失业率上升,金融秩序遭到破坏,发达国家经济遭遇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陷于动荡的风险。直到五年后的今天,这场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在美利坚和欧洲的上空,久久无法散去。
再度回首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不禁对经济全球化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便积极投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11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得不承认,这是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福利”。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仅有被我们熟知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有消极的方面。第一,它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扩展到世界范围,造成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世界性。第二,它把资本主义追求最高利润率的动机和目的扩展到世界范围,使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第三,它把一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扩展到世界范围,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经济霸权的威胁,损害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的正常发展。第四,它把一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扩展到世界范围,使一些国家和一部分人走向了贫穷化。而这场金融危机进一步说明了当今世界需要的是各国“共赢”、平等、公平、共存的经济全球化。面对这场金融海啸,我国在优越的社会制度保障下,在国家作出的迅速的有效的宏观调控下,成功的将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对中国的现有国情来说,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加繁荣富强的机遇。那么,在这个充满着挑战的机遇期里,我国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目前应该采取的措施有以下五点:一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坚持以质取胜,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对外贸易质量和效益,从人口密集型模式向技术密集型发展;二要优化对外开放结构和布局,进一步全面深入的进行改革开放,并不断调整结构,使之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三要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决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思想。四要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要避免国内外的投机分子,拒绝产业泡沫,科学发展,以国家经济安全为中心。
在这个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余震”,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的各种打压政策,面对周边国家的示威,我们不应该慌张,不应该害怕,更不应该盲目自信,骄傲自满。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三个自信”,依据我国的现有国情制定政策,合理布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努力奋斗!
第四篇:国际金融危机现状与走势
国际金融危机现状与走势 2009/02/25 10:21来源:YNET.com 北青网第一财经日报赵中伟
实体经济衰退正构成对金融市场的反向冲击。由于市场需求下降,近期一些大型企业盈利大幅下滑或陷入经营困境。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业绩下滑使金融市场面临的冲击由次贷业务扩展到企业债业务。企业业绩的下滑导致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上升;企业业绩下滑后,证券市场对企业价值进行重估,结果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不得不实施去杠杆化,资产价格进一步跳水;企业业绩的下滑导致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
世界经济衰退加剧
美国经济自去年三季度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衰退的程度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回落,证券市场加速下跌。到今年1月为止,道指已经连续5个月下挫,跌幅共计31%,是该指数1937年底以来5个月时间内累计下跌最多的一次。道琼斯指数1月累计下跌8.84%,为其113年历史上的同月最差表现。从美国历史上看,股市1月的表现通常预示其全年走势。最近30年中,有26年道琼斯指数1月走势与全年走势吻合。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下滑将使消费需求进一步降低。信贷市场的收缩和经济衰退促使投资和消费萎缩。美元汇率的走强将降低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度。民主党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新方案或成为驱动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但实际效果有待观察。
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去年四季度,由于全球经济滑坡,日本的出口大幅减少,设备投资也陷入低迷不振局面,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季度大幅下滑了3.3%,按年率计算降幅为12.7%。至此,日本经济已连续3个季度负增长。这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近35年来最大季度跌幅。
欧元区从去年二季度已经进入负增长。欧元区金融市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深。欧洲中央银行2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尽管该行已连续降息225个基点,但欧元区内个人和企业信贷状况仍然日益紧张。商业银行出于经济前景不佳和回避风险,到去年四季度,已经连续6个季度收紧信贷。欧洲统计局报告显示,按照年率计算,去年12月欧元区工业产出下滑12%,为历史最大跌幅,超出此前预期。
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虽好于发达经济体,但下滑严重。毕马威公司2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受经济危机影响,俄罗斯的商业信心指数是21.2,不及上一期调查的63.2;巴西为-3.0,上期为65.3;印度为-1.6,也不及上期调查的62.9。制造企业信心指数的下降说明,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下,金砖四国的经济形势也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作者供职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第五篇: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朱苏力
目前中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并主要是由于国际因素引发,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华尔街的失败,是资本主义贪婪的失败,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力的失败,从而证明了中国政府加强监管是必要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需要我们加强政府监管。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固然存在着资本主义贪婪的原因,但贪婪也是资本主义创新的动力之一。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的产物。正因为创新,政府根本无法有效监管,其制度、法律和规制都落后。因此在社会的创新和监管之间存在一种风险,即创新带来的风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海啸或金融创新是资本主义贪婪所引起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因此,我们中国政府特别是上海市政府利用了金融海啸这个机会,到美国华尔街大批的收揽人才,高薪把他们下岗的员工招聘过来,到中国再就业,从而想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我们国内的制度创新不够,我们国内的人才培养不够,我们需要搞新的金融创新,使中国的金融业将来能够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的金融业之所以受到的影响没有美国和欧洲那么大,并不表明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特别有力,其实表明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还在转轨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转轨,创新程度不那么高,旧有的体制保护了我们。
中国的经济危机不完全是金融海啸的结果,外来影响很重要,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周期的问题。1997 年、1998 年中国出现过经济危机,按照经济周期来说,十年以后,中国实际上也面临着自然经济的衰退。因此,不能够认为法治或者监管能把一切风险都消除,使经济完全平稳的运行而不出现经济危机或衰退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去年或前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问题实际上是法治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法治中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合同法,不管有多少人替劳动合同法辩护,事实上它大大加大了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许多外资企业撤资,许多国内小的企业破产,失业的大量增加及随后老百姓的不敢消费,因此造成了市场的销售量等的衰退。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因素,我们把经济危机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结果,都是美国陷害的结果,那么可能使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要加强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而看不到在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弱点,还需要对我们的经济法治加强改革、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从而低估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必要性。
经济危机对政府监管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简单最直接地来说,政府一定要加强监管。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相互补充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防范金融危机,这当然是对的。细想一下,还有更深刻的危机,一个主要的问题———改革问题。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创新,但要防止过度改革,过度的创新,因为创新总是有风险的,而过度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太大,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所谓创新就是超出现有制度的理解和把握,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手段控制,因此容易导致监管不力。我们为何要讲法治,就是遵循先例,依据先有的或现有的法律办事,不能够朝三暮四,随机应变。因此,中央提出来的不折腾其实是很重要的,不折腾不是不改革不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断追求新东西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和天性的鼓动下,肯定会出现创新。在创新的情况下,应该要求政府的有效监管,要求工作人员和政府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展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特别要注意法治不仅仅是依靠法条来治国,必须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的知识纳入到政府官员、包括政府监管人员的视野中。学习是为了消除那些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监管和立法。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注意转换视角,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要防止加强监管背后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影子。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措施都是加强了计划经济,我们要防止在监管或法制名义下恢复某些计划经济的做法。政府监管不能简单的说加强,应该是适度监管,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该监管的加强监管,该放松监管的要放松监管、减少监管。我们追求的是监管制度的效果,而不是追求形式化的监管制度。
转载自雅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