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品格证据的一点思考

第一篇：对品格证据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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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格证据的一点思考

对品格证据的一点思考

摘 要 在我国大陆地区品格证据的适用情况不容乐观，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证据种类有品格证据，但是从英美国家可以看到品格证据的适用，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里对品格证据的适用是不反对的，甚至可以在条文和案列中找到其功能的光芒，但是我国一直对品格证据的适用不反对也不明文规定，我国视为域外的法律现象，文章将结合现状提出品格证据的适用要素和品格证据的作用，以期达到对品格证据有一个更好的科学认识。

关键词 品格 证据 证明力 心证

作者简介：马景园，硕士，西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刑事法方向；马景燕，云南省甸沙小学，英语教师。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078-02

一、简述品格证据渊源

品格是指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中，人们比较赞成与肯定并符合社会公共道德文明价值的内心评价标准，以此来判断衡量个体行为长期持久品行的总称。例如，对劳动模范的评价和敬老扶幼孝敬长辈的品行、乐于助人保护弱者不以强凌弱等行为。证据，能证明自己想表达的事情的依据。当然依据也存在真伪，那它所要证明的事情的真假性也是随着，依据的真假性的改变而改变，在品格证据中，品格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判断的的道德价值体，要把它用做为证据使用，就需要有“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谨慎细心。

伊斯兰司法审判具有诉讼程序灵活、诉讼形式多样、重视宣誓的证据效力等特征。阿拉伯国家的掌教阿訇或宗教领袖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远远大于一般公民的证据效力。其中重视宣誓证据的效力，也说明对品格证据的适用。

西方国家的中世纪的神权法思想和我国西周时期皋陶时期的神兽断狱，也相当注重品格证据的使用，随着社会变迁科学进步，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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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据的适用的效率酌减降低。品格证据与自由心证有相似点，自由心证原则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自由心证在我国又被称为内心确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的制度。①相似在于都是理性良心的自由判断，品格证据更多的是外观表征的公德教化自我修养，以此来证明行为人有无其期待可能行或违法阻确事由；也可以证明刑法条文中的定性因素。在我国品格证据是弱势证据，大多数运用于对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的补强，强化证据的证明效率，在证据开示后，法官会根据证据质证之后的事实进行内心判断，此时法官就会考虑到品格证据所产生的证明力，以此判断案件的罪名与量刑。

在所属英美法系的美国和英国，还有曾经风靡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法系时至今仍有法律效力的宗教信条的国度里，品格证据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的辛普森案件检方的关键性证人洛杉矶警察弗尔曼被辩方证明有种族歧视、滥用职权等多重品格问题，而在他宣誓作证的时候，他声称自己绝无种族歧视行为，工作敬业。最后由于辩方的强大攻势和确凿无误的证据，使得弗尔曼的证词完全失去效力。1995年10月2日，辛普森因为检方证据不足而被宣布无罪开释。②

二、品格证据的先天缺陷

（一）品格证据的前提缺失

品格证据制度上的先天缺陷。首先，证据的前提是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品格证据对案件本身的事实和犯罪的事实缺乏关联性，品格存在关联性障碍。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可以将关联性界定为：“具有促使对诉讼的确定有影响的任何事实之存在，比若无该证据时更有可能或不可能之倾向。” 在证据的三性中，品格作为证据使用，最大的瓶颈就在于关联性，犯罪事实与犯罪行为之间，罪名的定性量刑的轻重与品格的好坏没有关联，甚至无罪罪轻也不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就是一个不能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的反驳，我国四要件的犯罪耦合模式也恰恰排除了品格证据的使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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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务中，一个犯罪事实发生后，犯罪嫌疑人对案件的主要事实采取避重就轻的供述，大量间接证据指出案件的犯罪事实是其所为，只有少量的直接证据做佐证，这样检察官就会结合当事人的平常行为的品格和全案证据材料做出一个不予起诉或者补充侦查的决定：另外一种情况是间接证据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证据链条，此时就不用去考虑人格品行。品格证据的用于不用完全取决于检查官和法官对全案的综合分析，是司法部门根据经验法则做出的判断与案件没有太大关联，品格证据只能左右实务人员的伦理判断，但是不会左右对案件的定罪量刑，因为它不具有证据关联性，缺少与事实之间的物理联系。

（二）品格证据影响法官对证据的甄别

容易造成法官的主管偏见，影响定罪量刑的罪责刑刑相适应原则，品格证据游离于证据的边缘，当法官和检察官正确适用了将会强化司法的公信力，一旦适用错误了将会有损司法公信力，因而品格证据的适用要谨慎细微。在品格证据的适用，前提是要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而这个文化背景应是正确的公民价值观，法官的内心评价应是善良公正的，行为人的品格是在生活中多次印证业已习惯的品格操守。是可以采信为品格证据的首要前提。在一起盗窃案中，A进入B的房间入室盗窃，在庭审中C作为目击证人证实A入B的房间进行行窃，但D也可以证明A作案的时间段和他在一起，此时C和D之间的言词证据是谁做了伪证，用品格证据才判断C和D之间的真实性，C证人品行一直不端，有多次前科；D无前科一直品行忠厚待人诚恳；此时法官的心证角度将游离于D品格之上，而相应的会偏离C所作出的言词证据，当然D也有可能存在做伪证的可能性，但至少D赢得了法官的先期信任。

实际品格证据在证据的证明力上来说，是比较低能的，但是如果能承认品格证据的适用，则会带来很好的社会效果，有助于伦理道德的提升，在一个物化的社会人自私观念的深重，我们是否应该对证据的品格性稍微给以倾斜，以司法对证据认定的技术性思维，来强化人们对道德的认证。例如前不久的浙江幼教教师虐童案、加拿大的食人脸案、大学生一齐祖母案，这些案件的发生，是道德扭曲滑坡慢慢异化下的社会畸形发展所间接引起的。在司法公信力下滑，道德品行的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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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下，如果能很好的以几个典型案例适用好品格证据，则产生的影响力将是不可估量的。

三、实务中对品格证据的看法

在我国的的证据法中，从实务的经验来看，品格证据不直接适用，归结起来有三种情况：一是用来强化直接证据的证明力，让直接证据的证明力更有说服力；二是用来佐证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当传闻证据中的言词证据存有漏洞的时候，品格证据的开示反过来弥补漏洞；三是在定罪量刑的时候适当考虑行为人生活品行的优劣影响法官在定性和定量的自由裁判。品格证据做为域外的法律现象存在利弊，对其所证明的事实要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判断力。

我们应该建立品格证据的排除规则与采纳的限制。如果不公正的偏见、混淆争议或误导评审团的危险实质性损害超过证据价值时或考虑过分迟延、浪费时间或无需提交重复证据之情形的，关联性证据也可以排除，这是美国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也应该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排除规则。赋予专业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慎重的采信双方提供的品格证言。

美国可以限定不良品格证明范围，但是我认为我国本土化因素的话，应该绝对禁止不良品格的证明范围，不良品格本身就存在不良瑕疵，我国的今天道德的直线下滑，司法办案部门职业价值沦丧，品格证据本身就存在判断难的问题，品格瑕疵就就更不能适用，品格瑕疵是源头产生不良，支流的清纯度就不能保证，是否受到污染，因而在我国司法法律资源相对完善的今天，但是普遍产生司法公信力弱，执行难度大的时期，不良品格证据因绝对排除适用。

法庭上禁止通过对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名誉评价而对被告人的犯罪倾向或被告人的过错进行攻击。因为此种情况是当事人自主打开品格证据适用范围的大门。

定罪和量刑是分不开的，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后期开庭审理中的被告人品格不好的事实情况不能成为定罪的间接依据，只有在量刑时才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为了不左右法官的自由心证，在定罪阶段不允许提出被告人人格缺陷和是史前犯罪的相关品格材料。只有在法庭辩论的驳论环节，法官在取舍品格材料以确定罪名和量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章第四十八条规定可以用于的证明案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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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材料，都是证据。但是又一一列举了八大类别的种类的证据却没有品格证据的列举，但是这八大种证据也没有穷尽所有的证据种类，一些品格事实也可以用于证据使用。在刑事诉讼法中我们也能捕捉到品格证据的影子，并在实务中影响着定罪量刑，第三十九条辩护人认为在侦查期间、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里的材料做广义扩大理解也囊括了品格证据。

在这里，结合我国本土的司法情况，提出我国品格证据的适用前提以供参考。第一品格定义要准确；结合本土的习惯法则和先验法则综合考量。第二；品格证据，要在控方证人证言和辩护方证人证言有较大矛盾和分歧时才能考虑，作证人证人证言的品格，去衡量证人证言的的可采性。第三，法官在采信品格证据阶段不受外界的干扰，完全取决于内心的自由判断。第四，控方在审查案件侦查卷宗的时候，卷宗中如果存在控方和辩护方的所提出的品格材料的时候，应将提交的主体资格人所提出的材料进行一个面对面质问评价。第五，疑难案件应该请专家证人对所提交的品格材料做一个可信度评估。例如心理咨询师对证人证言所提供的品格材料进行心理评估。根据上述五点去量化品格证据，结合实际的运转情况恰当排除和适用。品格证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正当化的必然走势，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个信息综合的分析，结合地方习惯差异对其量化的规则进行一个本土化考量，这样的话合时合宜。

在证据理论上对品格证据规则予以系统的确立。在证据规则中明确地方品格证据概念、形式、分类以及相关性意义，从而从立法的层面上赋予品格证据合法地位。从以上的角度得出品格证据在实务中是隐性的适用，我们对品格证据不能因为其存在瑕疵而放弃对其的应用，反而要强化它的证据证明力和社会效果，强化司法的公共信任度，借助品格证据带来的道德伦理优势，深化人们的法律意识价值观和道德的认知感。

四、总结

本文主要简述了品格证据在英美的信教的的国家里运用的相当广泛，在我国是隐性适用了品格证据，品格证据对庭审中所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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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证据不能逾越的，它会给人一个正确的道德价值思考，借此引导社会司法文化从良性的角度去发展而不是一个私权社会，通过文章的简述，对我们有所启发。

注释：

①引自百度百科?名片词条解释.② 萧翰.从辛普森案看英美证据法上的证据法.出版信息不详.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张明楷.刑法分则解释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美]乔治?弗莱彻著.邓子滨译.反思刑法.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4][日]大?仁.刑法概说.1992年改定增补版.[5]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6]指南针司法考试命题研究中心编：国家司法考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研究出版社.[7]张明楷.法益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8]王志祥，许会东.英美法系刑法中侵占罪构成条件之比较.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2）.------------最新【精品】范文

第二篇：品格证据

【出处】《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5期

【摘要】品格证据在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被广泛运用，我国虽然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定，但在未成年人司法起步较早的上海，一些基层检察院、法院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适用品格证据，并将其作为量刑的参考依据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品格证据的概念定位、适用依据、价值取向及取证方式等，为今后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具体适用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品格证据；适用依据；取证方式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品格证据是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我国虽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适用品格证据，并将其作为司法处置的参考依据。

一、品格证据的概念定位

英美证据法中，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其证明内容，包括前科劣迹、名声和评价三类。

在我国，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品格证据，是指能够反映涉案未成年人品性、能力、性格等方面情况的证据。就其形式分，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种类；就其内容分，包括证明前科劣迹的材料、有关名声等情况的知情人评价（社会调查结论）、行为倾向评估（心理测试结论）；就取证对象而言，可分为被告人品格证据和被害人品格证据等。

各国证据法均未将品格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种类，而是规定了关于品格证据特殊的适用规则。与此相同，我们认为，目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探索适用的品格证据也不是新的证据种类，并未突破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构架，之所以称为品格证据，是因其证明内容或证明作用而言的，品格证据的证据形式都可以涵盖在我国七种法定证据种类中。如未成年人品格证据中的前科劣迹材料，一般表现为判决书、处罚决定书等书证，或知情人的证人证言等形式。

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内容是未成年人的一贯表现，它是由知情证人对于其知晓的或调查者对于其调查的涉案未成年人品格方面的情况所作的证人证言或书证，因此，具备了证据内容和形式的客观性。其通过对未成年人一贯表现的证明，可能使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因而与案件事实有了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的规定，赋予了检察官、法官、社会团体组织人员的社会调查主体资格，因此主体合法；而其程序只要没有违反证据采集规则就具有合法性。

由于我国未明确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作为鉴定人的资格，且心理评估结果准确性等有待进一步考察，其所作的心理评估结论不宜认定为鉴定结论，根据其量刑的辅助性参考作用，将其作为书证更妥。

二、品格证据适用依据

一些国际公约及我国的法律、司法解释都规定，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品格状况，并将其作为司法处置的参考。从国际公约来看，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都对未成年人的做了特殊保护规定。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正确把握“相适应”必然要求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及其人格特征，即“刑法应切中人的意志。[1]此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条和第44条也对调查品格状况方面做出规定。从司法解释来看，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解释》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此外，《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也对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做出相应规定，为办案提供参考。

品格证据也有深厚的学理依据，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责任论。对刑法学理论和各国制定法产生深刻影响的人格责任论代表人物团藤重光教授认为，犯罪行为是行为者人格的现实化以及主体的现实化，而不仅仅是社会危险性的表征，最重要的就是犯罪行为及其背后之潜在的人格体系，并且不能将行为与人格分离，仅论述行为，更应考察行为责任的背后形成人格的责任。”[2]二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事责任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通常情况下，人身危险性与人格有紧密联系，[3]其“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4]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不仅应对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危害结果等因素加以评价，还应将作为预示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基础的特定人格纳入刑法评价体系之中。三是全面调查原则。全面调查原则是很多国家少年刑事司法的共有程序，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个特有原则。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除对案件事实证据收集、审查外，还要对导致未成年人被指控罪行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书籍等情况进行调查，注意调查收集家庭、学校、单位等各方面的反映，了解少年身心状况、一贯表现、个性特点和道德品行，查清他们成长的过程，犯罪的原因及作案的动机目的。[5]

对未成年人适用品格证据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国外相关法律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如美国《青少年教养法》的补充规定明确调查内容包括：查明少年的年龄和社会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质、少年过去的违法经历的程度和性质、少年现在的智力发展和思想成熟状况等。

三、品格证据价值取向

为侦查机关提供侦查线索。侦查人员根据案发现场情况或嫌疑人作案手段等排查出怀疑对象，通过进一步向有关人员了解怀疑对象的一贯表现、品行，查明其是否受到过治安处罚、是否有犯罪前科等，可更为顺利地确定犯罪嫌疑人，及早破案。

为准确适用强制措施提供依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严重、人身危险性越大，采取羁押性的强制措施越有必要，品格证据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对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提供了参考。

有利于准确定罪。品格情况可能对判定罪与非罪、此罪于与彼罪产生影响。前者如盗窃罪，对于累计盗窃数额虽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多次实施盗窃行为的，也构成犯罪。因此作为犯罪嫌疑人劣迹的先前盗窃行为在达到一定次数时，会成为定罪依据。后者如诽谤罪，如果公开宣扬的是他人已有的劣迹，不能构成诽谤罪，视情况可能构成侮辱罪，因此，为了准确定罪，是否有前科劣迹就成为法官必须调查的问题之一。

有助于公正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应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量刑应当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二是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其中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就与“品格证据”密切相关。

有利于更好地改造未成年罪犯。行刑过程中，人民法院可根据罪犯的相关品格证据，调整刑罚的执行情况，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采取假释等执行方式，以达到更好的行刑效果。

可作为证据锁链的一个环节对证据起补充和加固作用。单独一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排除多种可能性才能使结论具有唯一性。品格证据往往与其他间接证据相印证，共同证明案件的事实。虽然品格证据可能会使司法人员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可能会让刑事诉讼判偏离主线、浪费司法资源，但这些影响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等措施予以减少或避免。品格证据不仅填补了我国法律的一项空白，而且体现了法律对人文的关怀精神，推动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深入贯彻，从而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品格证据的取证方式

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辩护律师，该类人员作为取证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做出明确规定，在此无需赘述。另一类是社会团体组织，包括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或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人员、青少年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对这类人员特别是社会工作者能否作为品格证据取证主体，目前存在一定争议，我们认为，社会团体组织成员作为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意义。理由是：

1.相关法律规定赋予了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参与品格证据收集的权利。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社会团体组织有进行社会调查的权利。

2.社会团体组织人员担任取证主体具有多重优势。目前，上海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较为普遍地委托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对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该中心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的民办非营利组织。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

相反，法院或控辨双方担任品格证据取证主体存在一定弊端。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6]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

3.一些国家已实行社会团体组织人员收集品格证据的作法。例如美国的矫治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在青少年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主要职责是通过与受助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和周围社会的接触了解，写出一份有关犯罪嫌疑人背景的调查报告提交法庭，在承认犯罪事实的基础之上为法庭判决提出建议参考。

对品格证据的收集，司法人员作为取证主体，应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则可参照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证据的取证程序进行：（1）司法机关开具委托书。只有在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后，才可开展相关调查；（2）进行相关调查或评估。包括出示相关证件、告知权利和义务（必要时可邀请法定代理人到场）、制作笔录等相关证据、签字确认；（3）制作社会调查报告或心理评估报告。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应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制作相关报告，每一犯罪嫌疑人应当单独制作一份报告。心理评估报告只有经负责测试工作的心理学专家签名，才能运用于诉讼中；（4）反馈工作。司法人员、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报告结论有知情权，如对报告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或申请重新调查或测试；（5）注意事项。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应注意保护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名誉权、隐私权，调查报告应予保密并随案归档，未经批准，不得查询、摘录和公开传播。并不得随意向第三人或外界披露

第三篇：浅谈在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范文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

摘要 品格证据作为当代证据法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常被使用，本文通过对品格证据的内涵，分类以及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现状的介绍，试图分析品格证据制度的利与弊，从而对我国建立相关制度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 品格证据相关规定本土化

一、品格证据的内涵及其分类

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是用以证明一个人在特定

[1]情形下会基于已有的一定的品格特征来从事特定行为的证据。英美法系认为品格包含三层

涵义：第一，指一个人的整体声誉，即某人在其生活的社区，拥有的他所认识的人给予他的总体评价。第二，指性格倾向，即一个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第三，指的是某人历史上的特殊事件，如先前的有罪判决。情感意志（包括行动在内）所恒有的倾向或趋势，我便谓之①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品格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系统,它是单独个体各种不同的性格特征的合成体，标示并指导主体的行为模式和取向。大陆法系常以“人格”代替“品格”，是指某人身上拥有的独特而稳定的心理品质的总和。

（一）、以诉讼主体为标准，可以将品格证据分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和证人的品格证据三种。

1、被告人的品格证据。是指由被告提供的证明其有关品格特征的证据，或者由公诉方提供的控诉被告人品格的证据。此种品格证据在未成年犯罪中，常被使用。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通常会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品格证据，使法庭减轻处罚，或者能适用宽缓刑罚。而公诉方对被告前科的证明实质上正是一种不利于被告的品格证据。

2、被害人品格证据。指由被告人提供的关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来反驳被告人所举的关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只在少数特定的犯罪情形中出现。如在伤害案或者杀人案中，被告人和辩护人常以被害人是黑社会人员或常寻衅滋事的闲杂人员为由，主张己方是正当防卫。

3、证人品格证据。主要指那些可以证明证人的诚信度，提高证言的可信度的证据。证人的品格证据通常用于质疑证人的诚信问题或质疑与对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的公正性。如证明证人本身就经常违法犯罪，其证言可信度就会大大降低。

对被告人和被害人而言，品格证据主要是涉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影响量刑的作用。而对于证人而言，品格证据可以起到审查证人证言可信度的作用。

（二）、以品格证据的影响力为依据，可以分为良好的品格证据和不良好的品格证据。

1、良好的品格证据。英美普通法长期以来容许提出良好品格证据，特别是被告提出自己的良好品格证据，制定法对此从未进行过任何干涉，这似乎是早期司法实践中有利于被告

[2]人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体现出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良好证据，一般遵循“采纳为主，排除为辅”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允许被告对其以前没有犯罪经历进行陈述，而已可以请证人证明自己的良好品格。被告人的良好品格是否包含某一特定行为的倾向性，至今仍没有定论。但是，被告的好品格和其可信性具有一定的关联，而且也与其是否会实施案件中的犯罪相关，这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2、不良好的品格证据。有学者认为，品格证据的提出仅仅是为了表明某种行为的一致性而与定罪问题无关。虽然坏品格的人更有可能做坏事这一推论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仍然不能被直接采纳。所以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对于不良品格证据依照“排斥为主，采纳为辅”的原① 梁潄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33

则，严格约束关于不良品格证据的采纳。

二、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品格证据运用的相关规定

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并不能直接找到品格证据的系统规定。但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在各种法条中我们仍可见一些委婉体现品格证据的零星规定。

（一）、关于被告人的品格证据

最具有代表性的规则表现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在司法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品格证据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这些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二）、关于被害人的品格证据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也应认定为强奸罪。这实际上是对被害人不良品格证据的排斥。

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依品格证据量刑的案件，我国关于减轻加重刑罚的规定中都存在与被告品格有关的量刑因素。

三、对品格证据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品格证据制度的缺陷

1、品格证据存在关联性障碍。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可以将关联性界定为，“具有促使对诉讼的确定有影响的任何事实之存在，比若无该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之倾向”。关联性的判断是证据成为案件事实裁决基础的首要的、必经的阶段。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合法、客观并具有关联性。允许刑事诉讼中提出品格证据的首要理论基础即犯罪行为与道德状况之间的关联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关联性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从严格意思上来说是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相关性的本质要求。品格证据规则的关联性取决于它的证明目的。在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主要在两个方面具有关联性，一是可能与争议事实，[3]即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有关，二是于被告人或证人的诚信度（可信性）有关。

2、不良品格证据容易引起司法人员偏见和司法不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修改委员会曾明确指出：“品格证据只具有很小的证明价值，而且可能会极具偏见性。它会造成事实审理者不关注主要问题，即不关注在具体场合实际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它能巧妙地为事实审理者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不考虑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仅凭有关人员各自的品格而奖励好人和处罚坏人。”当不良的品格证据被提出，不论是案件的侦查人员，还是检察官和法官都容易在判决前就对有前科或不良品格的被告人产生了“有罪”的推理性偏见和情绪化偏见。所以，如果在起诉状中载明并且在庭审一开始就说明被告人有无职业、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的情况，这无疑会给法官特别是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陪审员产生预断提供更多的可能，会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产生障碍，容易忽略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影响司法公正的。当然“无业者必偷盗，一次做贼，永远是贼”的说法在法律上并不成立，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只有在其自身试图证明自己品行良好而向检控方开启辩驳之门和控方用于证明被告人动机、意图、主观心态时，才能由控方提出。

3、容易产生证据失衡问题。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品格证据除法定的累犯证据材料以外，一般不会被提出。也就是说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常常是被排除的。有利证据（良好品格证据）能正常使用，而负面证据（不良好品格证据）的采纳往往受到多重的限制，这就容易产生证据失衡问题，同时也是证据规则不完善的一个表现。

②

4、降低诉讼效率。一定数量的富余信息可能会增加而不是降低交流的可理解性。品格

证据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证明某个案件主要事实的，属于间接证据，而且其证明价值也是比较低的。而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调查及核实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转移案件审查的注意力，导致拖延诉讼。

（二）、品格证据的好处

1、品格证据对审查判断证据有积极作用。苏力教授认为：‘只要社会制约没有重大变化，从生物学上看，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程度是重复自己先前的行为、视角和分析理解问题的方式，否则他/她就会呈现出必定为社会所拒绝的多重人格。其实，即使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③人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重复的人，······。”根据实践，品格证据可以判断的证据大多在证人证言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中，对警官弗尔曼在警察生涯中的[4]名声和其对黑人有歧视等品格为由排除其证言的使用。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可信度主要取决于证人的主客观要件，证人诚实公正的品格对于证言可信度的提升是不言而喻的。

2、品格证据可作为证据链上的一个环节。品格证据可以用来印证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可信度，以及对法官和陪审员形成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均产生一定的作用，虽然在刑事证明层次上属于第二层次的证明，但其仍为证据链上的一个环节，所以其具有的证明意义还是不容否定的。单独一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排除多种可能性而使结论为唯一，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一个间接证据的品格证据能够对其他证据起到一个辅助证明的作用，帮助法官判定查明案件及重建各种证据材料的关系。

3、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刑事案件中，实体公正简而言之就是“罚当其罪”，“罚当其

[5]罪”体现在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品格证据对实体公正是有意义的。首先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可能影响定罪，其次会影响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量刑应当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罪犯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二是量刑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而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就需要品格证据的证明了。在量刑阶段，犯罪人的行为已定性，此时品格证据具有的偏见和不公的影响已不是很重要，运用品格证据仅是对刑法的量定进行“微调”，体现法律的“人情”，实现刑罚的个别化。

4、有助于提高判决的认可度，从而提高执行的效果。有罪的判决并不光是一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进行处罚，还是道德选择的宣称，所以这样的选择其中是需要顾及道德伦理，因为它将会对其他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品格证据制度的本土化

品格证据制度满足了我国建立完善的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需要，促进了交叉询问制度的完善，同时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必然要求。所以，在介绍了中外品格证据的立法、司法现状后，我们有必要对其本土化进行思考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粗略构想：

（一）、在证据理论上对品格证据规则予以系统的确立。在证据规则中明确规定品格证据的概念、形式、分类以及其相关性的意义，从而从立法的层面上赋予品格证据合法的地位。同时，只有明确的概念定义才能使品格证据在运用时高度一致。②

③[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24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3

4（二）、建立品格证据的排除规则与采纳的限制。如果不公正的偏见（unfair prejudice）、混淆争议（confusion of the issues）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实质性超过证据的证据价值时，或者考虑过分迟延（undue delay）、浪费时间或无需提交重复证据

④（cumulative evidence）之情形的，关联性证据亦可排除。这是美国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也应该建立起与国情相适应的排除规则，赋予专业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慎重的采信双方提供的品格证据。

（三）、限定不良品格的证明范围。在此，首先介绍诉诸人身攻击的论证，这是美国一种常见的而有时非常有力的论证类型，它主要是通过论证某人本身道德上是一个坏人来攻击其论证。当有争议的人所提供出的论证属于那种取决于那个人作为资料提供者的可信性的可接受性的论证时，诉诸人身攻击论证是最强有力、最适当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论证的目的，即为了使被攻击者的论证恶化，且仅限于此目的。否则，其他的品格证据只能称为侮辱和诽谤，除了能让攻击者取得倾向性的私人利益外，对于整个审判的公正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应该对其进行限制。

（四）、规定在法庭上禁止通过对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名誉评价进而对被告人的犯罪倾向或被害人的过错进行攻击。此种情况由一种例外情形，即当被告人或被害人证明自己具有良好的品格时，可以对此进行攻击。因为这种情况是当事人自主打开品格证据证明的大门的。

（五）、将定罪和量刑程序分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品格不好的事实情况不能成为定罪的间接证据，只能在量刑处罚时才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为了不影响法官公正的判断，在定罪阶段不允许提出被告人身危险性和犯罪史的相关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阶段再由双方提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并经过双方的辩驳，法官再决定采信与否，从而确定量刑。

（六）、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只有在证据缺乏时才允许品格证据的提出。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提出，追加的证据，即便具备关联性，也可能一方面构成浪费——意为产生了递减的收益（就准确性而言）而成本并未相应减少，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混淆——意为实际上降低了准确性.

五、总结

霍姆斯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经验”。法律总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它反映的是人们的习惯并包含现存的社会和经济规定。任何外来的制度，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都不能照搬照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践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推进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品格证据基本原则，然后再根据国情将其细化，逐步地弥补我国证据规则中的品格证据的空缺。对品格证据的研究，将有助于程序正义的进一步实现。

[参考文献] [1]刘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M].中国检察出版社.[2]刘宇平.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J].贵州大学学报.2006(5):49

[3]2008.11郭志媛.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07~108

[4]萧翰.从辛普森看英美证据法上的品格[EB/OL].http://.[5]何家弘.刑事证据的采纳标准和采信标准[M].人民检察.2001.10

[6] 道格拉斯·沃尔顿.梁庆寅，熊明辉译.法律论证与证据.中国政法大学.2010.60

[7][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27

④ 参见《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

第四篇：性格与品格的思考

性格与品行的区别于联系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一种与社会相关最密切的人格特征，在性格中包含有许多社会道德含义。性格表现了人们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态度，并表现在他的行为举止中。

性格主要体现为一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的心理特征。

所谓态度，是个体对社会、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一种心理倾向，它包括对事物的评价、好恶和趋避等方面。态度表现在人的行为方式中。

品行是在性格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价值观的教育和实践训练塑造而成的一种有高下、好坏之分的、稳定的、持续的、决定和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品质。

性格与品行的区别：

1、性格没有好坏之分，但品行有好坏之分；

2、性格在人生的早期就基本形成，品行是在人的成长中逐步发展形成的；

3、性格的大部分是由先天遗传基因决定的，品行基本上后天教育和个人经历中形成的。

性格的形成的路径：东方古语云：“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西方也有名言：“播下一个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性格在人生的早期就基本形成人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话并非毫无根据。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人的性格在童年时期的早期就能形成，从六七岁孩子身上可以预测出他成年后的一些行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当年被认为健谈的孩子，中年时善于动脑，讲话流利，总是试图控制局面并表现出高度智慧；

当年被认为适应性强的孩子，成年后多表现出乐观开朗，善于动脑，讲话流利；

优秀品行仁爱、勤奋、慷慨仁爱：满足他人基本需求，不求回报。当仁爱填满了一个人的灵魂，我们就算在贫寒，也一样富有。当真正以仁爱待人的时候，这爱不仅使我们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也使我们所爱的人得到完全的改变。勤奋：全力以赴完成人所交代的任务。你能否在世界上找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没有经历太多的努力就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颠峰，我想你不能。

慷慨：用心管理自己的资源，而能大方地与需要者分享。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捐赠给别人，而真正的慷慨却是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给予别人。

顺服：迅速、乐意地执行领导者的意愿与指示。如果你想生活得称心如意，就做应该做的事，而不要随心所欲。

坚忍：以内在意志承受压力不遗余力。坚忍不拔是一种内在的刚毅，它能使我们克服或忍受艰苦、挫败、困难和痛楚。勇气、开朗、耐心、毅力和健康的自信代表了坚忍不拔的各个方面。品行对人的意义

品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力之一。高尚的品行，是人性的最高形式的体现，它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出人的价值。

每一种真正的美德，如勤劳、正直、自律、诚实，都自然而然地得到人类的崇敬。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值得信赖、信任和效仿，这也是自然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弘扬了正气，他们的出现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可爱。

天才总是受人崇拜，但品行更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前者是超群智力的硕果，而后者是高尚灵魂的结晶。但是，从长远来看，是灵魂主宰着人的生活。天才人物凭藉自己的智力赢得社会地位，而具有高尚品行的人靠自己的良知获得声誉。前者受人崇拜，而后者被人视为楷模，加以效仿。

高尚的品行是精神财富——诚实、正直、尽职尽责。

无论是谁，只要他忠于职守，他就是在履行被创造出来的义务，也就是在锻造自己果敢的品行。

文化知识与品行的纯洁或高尚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有时候，我们发现知识、才能和最卑鄙的品行结合在一起——对地位高者趋炎附势、卑躬屈膝，对地位低者傲慢无礼、横行霸道。

品行决定着成才、成功的方向，一个有创新品行的人就容易成为创新人才、一个有正直人格的人就容易成为一个秉公处事、秉公执法的人

性格结构及其特征

1、性格的态度特征

性格的态度特征，是指个体在对现实生活各个方面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

2、性格的理智特征

性格的理智特征是指个体在认知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在感知方面，能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主动地观察，属于主动观察型，有的则明显地受环境刺激的影响，属于被动观察型；有的倾向于观察对象的细节，属于分析型，有的倾向于观察对象的整体和轮廓，属于综合型；有的倾向于快速感知，属于快速感知型，有的倾向于精确地感知，属于精确感知型。想象方面，有主动想象和被动想象之分；有广泛想象与狭隘想象之分。在记忆方面，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有善于形象记忆与善于抽象记忆之分等。在思维方面，也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有独立思考与依赖他人之分；有深刻与浮浅之分等。

3、性格的情绪特征

性格的情绪特征是指个体在情绪表现方面的心理特征。在情绪的强度方面，有的情绪强烈，不易于控制；有的则情绪微弱，易于控制。在情绪的稳定性方面，有人情绪波动性大，情绪变化大；有人则情绪稳定，心平气和。在情绪的持久性方面，有的人情绪持续时间长，对工作学习的影响大；有的人则情绪持续时间短，对工作学习的影响小。在主导心境方面，有的人经常情绪饱满，处于愉快的情绪状态；有的人则经常郁郁寡欢。

4、性格的意志特征

性格的意志特征是指个体在调节自己的心理活动时表现出的心理特征。自觉性、坚定性、果断性、自制力等是主要的意志特征。自觉性是指在行动之前有明确的目的，事先确定了行动的步骤、方法，并且在行动的过程中能克服困难，始终如一地执行。与之相反的是盲从或独断专行。坚定性是指能采取一定的方法克服困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与坚定性相反的是执拗性和动摇性，前者不会采取有效的方法，一味我行我素；后者则是轻易改变或放弃自己的计划。果断性是指善于在复杂的情境中辨别是非，迅速作出正确的决定。与果断性相反的是优柔寡断或武断、冒失。自制力是指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与自制力相反的是任性。

第五篇：对刑事非法证据研讨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研讨

通过对刑事非法证据立法与务实及理论进行比较分析，阐述价值选择和理论政策基础，分析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完善构想。论文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分析（一）、基本概念 理解合法证据应包括四个方面：证据内容合法；证据形式合法；取证主体合法；取证程序合法。对于非法证据的含义，我国诉讼理论界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如“非法［1］证据是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取的证据”，有的则将非法取得的证据简称为“非法证据”。对非法证据广义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和扣押的实物证据，因证据来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从证据的形式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另一类是以非法方法获取的实物证据。

（二）、研究意义 非法取得的证据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活动中长期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时至今日，我国尚未制定出一部完备的证据法典。虽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少

量的类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但严格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却无从体现。

［3］在司法实践中，警察滥用刑事追诉权，对犯罪嫌疑人采用欺骗、引诱、威胁或刑讯的手段获取犯罪的供述，滥用搜查、扣押等权力对公民的隐私权随意加以侵犯的现象屡屡发生，由于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证据未在法庭审理中予以排除，使这种行为难以得到有效控制。非法证据问题反映的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选择和理性基础进行分析和研究，以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等问题。［4］ 二、有关刑事非法证据的立法（一）、我国有关刑事非法证据的立法 我国《宪法》第 37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 3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 4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3 条做出具体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

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 条的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范。

（二）、外国有关刑事非法证据的立法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人们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是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要求有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押的人和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这一宪法修正案是要求政府在强制性处分公民人身和财产等权益时，必须经过正当、合法的程序，未经法定的程序，政府不得强制性侵犯公民权益，而侦查机关违背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正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背。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纵向上的扩展相适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横向上即排除对象的范围上也在不断扩大，不仅限于非法搜查或扣押得来的证据，而且扩张及任何直接或间接产生于非法搜查行为的其他证据，包括言词证据，这就是“毒树之果”原则。［5］ 在法国理论上认为，“尽管查明事实真相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但却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而采取任何手段。就司法的尊严及其应当得到的尊重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不可为了寻找证据而采取任何有损于文明的基本价值的手段。”法院判例在原则上对警察或司法官使用不正

当手段要进行惩处。法国对于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立法和判例均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法院并不能加以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取得的口供加以排除，对其他证据的效力则没有涉及，对于被告人决定和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欺诈或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不许用威胁的方法，并严禁许诺给予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利益。对于损害被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也禁止使用。违反这些禁止规定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得作为“判决根据”。讯问被告人，如未依法告之其享有沉默权，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也不能作为证据采用。

日本在战前受德国影响较深，因此，关于违法搜集证据的学说上一直是援引证据禁止理论予以解释，司法实务上则持肯定态度。战后由于受美国影响，对于违背正当程序收集的证据主张予以排除。日本宪法第 38 条规定，由于强制、拷问或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但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经继受大陆职权主义诉讼，对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并未全盘接受，而是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限制态度，1978 年最高裁判所虽然采取了在理论上肯定这个法则的态度，但却为排除原则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1）有不符合令状主义精神的重大违法；（2）如允许这种证据则不益于今后违法搜查的控制。［6］ 三、对刑事非法证据的分析认识

（一）、我国刑事非法证据的观点 1、对具体立法的看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已有支离破碎的有关刑事非法证据的规定，没有理性地体现刑事诉讼的特定原则和精神，且排除的证据范围非常有限，仅限于言词证据，其目的旨在通过排除来威慑和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现象，但缺乏具体范围和详细的操作性规定，使得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是一纸空文。

2、学术观点 建立什么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界已经讨论的比较充分，但是分歧较大，归纳起来有以下观点：［7］（1）区别对待说。（2）线索转化说。（3）排除加例外说。（4）区别对待、衡量转化说。（5）一律排除说。

（二）、非法证据的价值取向 价值冲突是法存在的前提条件，在刑事诉讼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却总是表现出明显的对立。而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又反映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基于惩罚犯罪的目标，非法获取的证据可以作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国家司法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非法侵犯，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