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陈光中：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大问题有退步
陈光中：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大问题有退步
陈光中：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大问题有退步 作者：陈宝成 来源日期：2012-3-8 阅读量：267次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抽屉 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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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刑复核讯问被告人、一审案件特殊情况审限“审而不限”、证人出庭作证需要法院认可等三大问题上，程序设置凸显公权力的“强攻”势头，草案相比之前有退步
【财新网】（特约记者 陈宝成）3月8日上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会，听取《关于（草案）的说明》。
按照大会议程安排，此后各代表小组会议将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3月14日大会将表决这一草案。
据了解，此次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在前两次审议稿基础上又有不少调整，除了写入“人权条款”、采取强制措施通知家属例外情形的压缩等“看起来很美”的条款背后，侦查、检察、法院与辩护等各方权力（利）的博弈的仍旧突出，一些调整也引起了争议。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会名誉会长陈光中就对此次三审稿的几处调整表达了担忧：在死刑复核讯问被告人、一审案件特殊情况审限“审而不限”、证人出庭作证需要法院认可等三大问题上，程序设置凸显公权力的“强攻”势头，草案相比之前有退步。
死刑复核：讯问被告人“应当”改“可以”
刑事诉讼中的死刑复核，是关乎被告人命运的“最后一道闸门”：一是“阳关道”，一边则是“阎王殿”。
与一审稿相比，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和三审稿对讯问被告人的规定，从人权保护的角度看，有着明显退步。
一审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
二审稿则改为：“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增加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三审稿坚持了这一改动
对此，学者与实务界争议巨大。
全国人大代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就认为，死刑复核期间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充分体现了立法机关对人权保障的高度关注。
但陈光中教授分析认为，“最大的倒退是把讯问被告人由‘应当’变‘可以’。”
一审稿“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二读稿“辩护人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人意见”的表述，问题不大，“不是非要把律师叫来听取其意见，而是律师要求时，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听取其意见。”
“问题的关键是，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是否都有辩护人？”陈光中说，有些被告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告人，如果按照现在的条文，被告人不能要求法官讯问，如果再没有辩护人，而法官又不讯问被告人的话，那被告人就没有了面见法官陈述的机会。
由“应当”改为“可以”，意味着死刑复核中是否讯问被告人的权力在法官手中，属于自由裁量，显得过于灵活。陈光中说，如果该条款最终获得通过，法官无论讯问与否，都将是合法的——即便案件事实需要调查、相关证据需要当面质疑、被告和辩护人强烈要求法官讯问被告人，这与法律规则所追求的确定性效果是不符的。
“在死刑案件中，要设置一条底线，约束法官讯问被告人。”陈光中提出，如果要改动，也应确保一底线：被告人、辩护人对判处死刑有关联的重要事实和证据有异议，且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申请要求法官当面讯问被告人的，法官应当讯问被告人，“人命关天，绝不可掉以轻心。”至于其他的案件，例如对案件事实没有大的争议，但在量刑上有争议的，法官可以不当面讯问。
一审审限特殊情况将“审而不限”
一个刑事案件一审被公诉至法院，最迟多久可以做出判决？这就关乎第二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审限。
审限分为一般审限和特殊审限。其中，一般审限按照按照现行刑诉法规定，为法院受理后一个月内，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法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法院批准或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而在此次刑诉法修正案二审稿中，一般审限被延长到了二个月到三个月。对此陈光中指出，考虑到司法审判实践的需要，这是可以接受的。
争议的焦点在于特殊审限，这是此次修正案草案一审稿时增加的新内容：“因案件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而二审稿则改为：“因案件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三审稿延续了这一规定。
“这实际是没有审限，会导致被告人可以被无限期羁押，而无限期羁押是不应该的。”陈光中说，立法没有限定何为“案件特殊情况”并“需要延长”，这实际给了最高人民法院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是写在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第一审程序中。陈光中说，如果这一条款最终通过，将意味着刑案一审可能没有明确审限，从而导致在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后法院迟迟不开庭，或一审开庭后无限期不宣判，从而使得被告人无期限地被羁押于看守所，处于被追诉状态下而遭受巨大压力达几个月甚至几年——而这种明显不合乎法理和情理的行为，都将是合法的！
陈光中强调，这“违反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所增加的人权保障条款，违背了正当程序和法治精神，同时也会使看守所不堪重负。这个问题应该被提出来，让全国人大代表们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对其加以必要的限制呢？对此陈光中主张，一审案件如果遇有“特殊情况”，经过最高法院批准延长审限，“最长不能超过一年”，案件在一审中延长一年已经足够了，再延长就相当于在一审中“挂起来了”。
那么，何谓“案件特殊情况”？是否这些“特殊情况”一经产生就需要延长特殊审限？是否特殊审限一延长就是一年？
对此陈光中认为，“特殊情况只应该限于极端例外的情况”，这种“极端例外的情况”应该由司法机关拿出真实案例来说服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同意延长，“现在这个规定很难有说服力。”
他还强调，这种案例不是“一般的特殊”，而是“非常的特殊”，属于“极个别现象”，“可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遇不到一个，因此不能理解为少数案件；即使是极个别案件，如果没有最长审限也不行。”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还可以上诉，长期拖在一审法院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证人是否出庭 法院说了算
证人是否出庭作证，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法学和法律界对此的观点，基本可分两派：一派主张客观标准说，即关键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此时传唤关键证人到庭作证，就成为法院的义务。持此观点的多为学界中人。
另一派则主张主观标准说，即如果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那么出庭作证就成为证人的义务。该派观点实质上把决定证人出庭与否的权力交给了法院，也是司法实务界人士多认可的看法。
两派观点虽有差异，但并不是“有你无我”，而是互相交叉。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次审议稿中的不同版本，均体现出上述两派观点的影子。
一审稿的表述是：“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这一表述，较好地兼顾了两派观点，因此在一审时被社会舆论肯定。陈光中指出，按照上述表述，证人出庭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之一即可：一是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二是法院认为有必要。
但二审稿的表述则发生了明显倾向于司法机关的变化：“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三审稿对此条款进行了文字表述上的调整，但其实际指向与二读稿并无大异。
这一修改受到了司法界人士的欢迎。如应勇就认为，“一刀切”式地要求所有证人出庭，目前就不现实，因为证人出庭率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文化原因；但刑诉法草案规定的关键证人出庭制度，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目前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难题，也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不过学界的不同声音仍然存在。陈光中就指出，这样一改，使得证人出庭作证的客观标准将不再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充分条件；相反，上述客观标准还需由法院主观裁量：“只有取得法院的认可，证人才能出庭作证，显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大为扩张，刚性的可操作性变成了柔性的可操作性。”
“如果这一条款最终通过，那么无论法院决定证人出庭与否，都将是合法的。这就容易导致有的地方司法机关以多种理由，为其选择性传唤或者不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背书。”陈光中说。
法律条文通过规范人的行为，调整社会现实而指向立法宗旨。陈光中进一步指出，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证人出庭的规定，本来是试图解决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
有调查显示，全国平均的证人出庭率不到1%。陈光中披露，要求证人出庭，不仅是为了通过庭审质证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这也是《联合国人权公约》所规定的被告人的权利。现在这样规定，既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同时也明显削弱了被告人的这项权利。
“现在看起来，法律是规定了证人出庭制度；但实际上，是绕了一个大圈后，还得由法院说了算。而且法院的裁量没有明确标准，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将客观标准变成法院单方的主观标准。所以这一条文即使最终通过，对扭转证人出庭率低的现象也难有明显效果。”陈光中说
第二篇：陈光中解读刑诉法争议条款
陈光中解读刑诉法争议条款
作者：佚名 来源：京华时报 日期：2012年7月16日
3月14日，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高票通过。这次刑诉法大修亮点不少，如“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确立，辩护权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引起争议的第73条、第83条等规定并未修改。京华时报就此再次专访新中国刑诉法奠基人陈光中教授，解读争议条款。
京华时报：昨天，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高票通过，您如何评价这次大修？
陈光中：总体评价是肯定的，在保障人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不足之处也客观存在。
京华时报：您认为有哪些不足？
陈光中：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不够。我国已经签约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公约》，因此在刑事立法上也应跟进。比如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明确写入。虽然有人认为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但实际上这强调了法院的定罪权，并非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准确表达。
京华时报：这次的亮点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但有人认为在保障人权上，具体条款调整不大，只是“抽象”的进步，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陈光中：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刑事诉讼领域保障人权的核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诉讼权利，特别是辩护权的保障。
此次修法，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是一大亮点，很多问题获得了比较好的解决，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例如：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得到确认，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提前到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权有所扩大，凭“三证”不需要经办案机关批准就可以会见，而且不被监听，从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阅卷范围也扩大到所有案卷材料。第二，确立了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尤为重要的是，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这可以有效防止非法讯问，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另外，二审上诉不加刑、针对未成年人的“特别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的适当诉讼化等，都是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
京华时报：刑诉法第73条在社会上争议最大，有人认为是倒退，您怎么看？（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陈光中：我觉得现在的规定有进步。现行刑诉法就规定有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但没有通知家属的规定，当时立法上考虑监视居住就在家里执行，不需要通知家属，漏掉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现在明确规定，除无法通知的情形外，都要通知家属，更加规范化、法制化，与之前相比进步了。与一稿相比也有变化，一稿还规定“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也不通知。
京华时报：监视居住可长达6个月。有人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类似于羁押，但是因其不受看守所条例约束，可能导致刑讯逼供大量发生或者“黑监狱”合法化。
陈光中：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存在这种情况。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可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范，从严掌握，慎重使用。
京华时报：增加的第73条包括很多款的内容，在这个条款上您有什么建议？
陈光中：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折抵刑期上，“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我认为这对被告人有点亏。现在管制多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自由度很大，但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准羁押”性的强制措施。我建议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天折抵刑期一天半。
京华时报：还有观点认为，第73条暗含将实践中的“双规”“双指”纳入法制轨道之意，您怎么看？
陈光中：“双规”“双指”是党委纪委采取的措施，具有行政性，与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能混淆，完全是两码事。
京华时报：有关刑事一审的审限，增加了“因案件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个条款是否会被任意扩大化？
陈光中：这个规定得不好，有扩大权力的倾向。对一审案件，如果说最高法院一决定，等上半年、一年，甚至于两三年都是合法的，这等于把被告人挂在那儿了，我觉得很不妥当。只能通过以后修改，或通过司法解释，严格限制何谓案件“特殊情况”，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该条款。
京华时报：有关争议条款的问题，能否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陈光中：能够解决。从长远看，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某些规定加以具体化。
京华时报：第83条争议也很大，您怎么看？（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陈光中：我个人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条我支持，表示接受。原因在于，我国强制措施在通知亲属方面有很大的修改，过去无论哪种案件类型都可以不通知，现在仅仅限制在两种案件。
对于恐怖案件，环顾全世界，在程序正义方面都是打折扣的，例如美国的爱国者法。关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我认为这样规定也不过分。比较敏感的是政治异议人士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我只能说，希望司法当局碰到这种情况，从严掌握使用，应该慎重。但是在立法上把异议人士案件单独分开规定比较困难，毕竟这些案件是极个别的，从严掌握、慎重处理就可以。
京华时报：但有人担心这个条款会导致“秘密拘捕”或无限期不通知。
陈光中：我注意到网络上很关注这个话题。相比监视居住和逮捕的规定，拘留保留了这两种不通知家属的情形，这是因为拘留属于一种紧急性强制措施，在西方相当于无证逮捕。
按照法律规定，拘留的时间比较短，一般最长是14天，在特别情况下可长达37天。这个期限一过接下来就是逮捕或者放人，那还是要通知家属的。
这样规定是为满足打击犯罪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有必要的。我个人认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相并重，现在的规定，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京华时报：有人认为，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会侵犯个人权利？
陈光中：在司法实务中，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和侦破难度，检察院一直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由于没有现行法律的支撑，这种手段的使用存在争议。若没有相关规定，技术侦查手段可能被侦查机关滥用。这次修改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加以规范，规定适用的严格程序，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进步。而且也符合我国已经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规定。
京华时报：在实践中如何防止被滥用？
陈光中：规定要严格技术侦查的审批程序，但怎么严格没有说明确。秘密侦查规定了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
京华时报：有关证人出庭增加了一些规定，但由法院裁量证人出庭，实践中会产生什么后果？
陈光中：现实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很低，大约为1%。这次为扭转这种形势做了一些规定，但是规定称“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我认为，前面的两个前提条件成立了，除非证人无法出庭，就应当传唤到庭。加上法院“认为有必要”，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了，法院掌握证人是否出庭的决定权，很可能导致证人出庭率无法有效提高，实际上会使被告人与证人当庭质证的权利受到很大的削弱。对此我表示担忧。
京华时报：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处罚，由草稿中的“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改为“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这是不是实质上使强制作证的效力降低了？
陈光中：这个说法不准确。从立法技术上来说，处罚条款在次序上有个加重的关系，先惩戒后拘留是合理的，如果前面加上罚款，就更适宜。(编辑：罗昊)
第三篇：光伏并网发电系统三大问题
一、并网难
无论是光伏，还是风电，任何新能源项目最终的投资收益途径是依靠发电。发电使用有两种途径：
1、自发自用，2、出售给电网，就是并网上传。并网的受限极大地限制了光伏市场的发展：
1、对于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如果只能自发自用，电站的建设容量必须受业主本身最大耗电量的限制，否则过多的发电只能浪费。这会造成业主的屋顶资源无法充分利用。
2、如果想存储过多的光伏发电，一种方案是增加储能单元。可是目前蓄电池成本昂贵，维护成本高，一般的业主是承担不起的。多余的电上传电网是最经济的消纳渠道。
并网的难度遏制了民间资本对光伏电站投资的积极性。屋顶光伏电站实际上一个稳定的投资回报产品。它会给业主源源不断地发电创造价值，风险比证券产品低，维护起来很简单，比经营一家餐馆、公司等实业容易得多。本来应该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不能确保光伏电的并网，就无法保证光伏系统投资者的利益，必然限制市场发展，最终导致中国国内市场大大落后于制造产能。
这个问题在欧美双反的倒逼下，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国家电网于2012年10月26日公布了《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的新政，对分布式并网的态度180度大转身，从完全排斥改为“支持、欢迎、服务”。支持分布式并网，承诺全额收购富余电力。6MW以下免收接入费用。并网权限明确下放到地市公司。
《意见》新政执行两年来，全国各大城市涌现了一批居民私人光伏系统成功并网的吃螃蟹者，起到一定积极示范作用。但是，总体来说，政策落实并不乐观。主要问题体现在：
1、各地执行不统一。由于国网《意见》是比较笼统的政策大纲，缺乏操作细则，各地电网在执行中对并网尺度掌握有偏差。希望国网尽快出台细则，统一解读，规范操作。有漏洞就会有人转空子，暗箱操作。
2、整个并网申请流程时间过长，手续复杂。《意见》里制定的是45个工作日并网，可是实际流程一般会超过60天。希望电网能够进一步简化并网流程，提高并网效率。
3、根据国家电网办〔2013〕1781号《国家电网公司关于印发分布式电源并网相关意见和规范(修订版)的通知》，逆变器类型分布式电源接入220/380伏配电网技术要求，并网点应安装易操作，具有明显开断指示、具备开断故障电流能力的低压并网专用开关，专用开关应具备失压跳闸及检有压合闸功能，失压跳闸定值宜整定为20%UN、10秒，检有压定值宜整定为大于85%UN。
这种开关市面上比较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用。
二、审批难
2014年以前，光伏电站的项目审批执行的是核准制。按照国务院2004年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能源类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需要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核准。核准的文件要求，“由具备甲级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编制的项目申请报告一式5份”。据了解甲级资质的项目申请报告大约20万一套，还要城市规划、环境评价、土地等审批报告。这些报告全下来，估计需要50万。通常一个50KW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全部投资才50万，而一个3KW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就基本能满足一户普通居民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如此高的审批费用和繁琐的审批程序，这不是一个笑话吗?
1、门槛设置过高。施工资质和设计资质要求过高。电网要求光伏系统施工单位需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这些门槛大大提高光伏的推广应用的资质要求和难度。比如：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至少要求1000万注册资金，可是一个普通居民光伏项目工程也就3-5万元左右，这么高的门槛是没有必要性的。
2、附加条件苛刻。有的地方供电局规定要在并网点加一个防孤岛的装置，这个设备目前只有少数公司生产，价格比一台逆变器还贵，而防孤岛功能只有被动检测，作用并不大。还有的电网公司规定要装智能断路器，也是多此一举的。
3、有的电网公司自己开设新能源公司，做光伏电站EPC工程。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对自己内部的项目一路绿灯，对外的项目能拖就拖，能卡就卡。
三、结算难
分布式电站不是为了并网而并网，而是要把多余发电量卖给电网。所以后续财政部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电价补贴政策就将是国内光伏市场是否能够真正打开的一个关键。
2013年以前，国家对于分布式光伏系统的补贴主要是“金太阳”政策。由于是事前补贴，执行几年中，陆续发现骗补、项目检查和审核管理等问题。为提高国家投入的经济性，2013年后，国家停止金太阳政策，改为以实际所发电量作为激励政策的计量标准，实行度电补贴政策。将事前装机补贴变为事后度电补贴，以核定电量为依据发放补贴资金。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讲求发电实际效果的事后补贴方式。补贴更为透明、客观。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光伏发电业主碰到主要问题是如何取得售电和补贴增值税发票。没有发票，电网无法支付上网电费和发电补贴。国税局2014年6月针对性地出台了并网卖电发票由电网代开的政策，给居民业主简化了结算环节，算是及时雨。但是，光伏补贴和上网电费被扣税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国网代开光伏卖电发票，直接扣除17%增值税。可是依据财政部13年发布财税[2013]66号文件，2013年10月1日起实施光伏发电增值税即征即退50%政策，所以光伏上传电费不应该按17%扣税，而是只能扣8.5%(一半)。
2、国网在转付分布式光伏的补贴时，也扣除了17%的增值税。原每度电补贴0.42元，扣17%增值税后，每度电补贴0.359元。可是按照国税总局去年2月发布的《关于中央财政补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税[2013]3号)文件，“纳税人取得中央财政补贴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但是国网解释，由于补贴属于国网转付给光伏业主，财政部在划拨补贴时，就已经扣税了。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国网，而是财政部。
光伏上网电费和度电补贴扣除17%的增值税率将极大地削弱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减少项目投资吸引力。显然，这和国家主张大力推动分布式光伏国内市场发展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个问题需要电网、国税、财政等部门共同洽谈协商解决，贯彻落实国家对于新能源的支持政策。否则必然会打击投资人的积极性，对推动光伏市场发展非常不利。
结语
只要以上三大障碍完全解除，国内光伏市场将立即打开，过剩产能至少吸纳一半。何须看欧美脸色?面对光伏危机，政府应该救光伏，但是要救光伏行业，不是去救某个光伏企业。光伏目前最需要的不仅是钱和地，还有政策的连贯性和市场环境。政府通过规制引导，宏观协调，给新能源创造一个畅通、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电网平台就是救光伏，企业可以让市场去选择
第四篇：心 中 有 阳 光
心 中 有 阳 光
南平镇中心校
王 峰
从教21年，在这五彩缤纷、酸甜苦辣的三尺讲台上，我作为一名为孩子们服务的普普通通的教师，只是以平常心做着平常事，只为那一张张充满天真稚气的笑脸。看着他们的成长变化，看着他们变得懂事成熟，那是一种特有的人生享受。为了他们，我在这条道路上践行着我曾经的誓言。21年来，我始终手捧一颗爱心，怀着对教育事业的追求，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模范履行职责，无私奉献，热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高尚的师德严格要求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有人说：“用心灵赢得心灵，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呀，作为教师，我们必须要有阳光心态，具备奉献精神，敬业精神，要把教育工作当作是一个用爱心、耐心、关心、细心、热心的堆砌来赢得孩子们的亲近、感激、尊重和爱戴的伟大工程，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在管理中创新，在和谐中育人。
一、洒下爱心，收获快乐。
自走上三尺讲台，我就明白我肩上的担子，一头担的是义务，一头担的是责任。我的两个心房，一个装的是良心，一个装的是爱心。我扪心自问时，问的是良心，我倾情付出时，洒的是爱心。热爱学生是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前提，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要教育好学生，首先要关心学生、热爱学生，做学生的知心人。每当接手一个新的班级，面对着不同的学生，我努力寻找她们身上的闪光点，不偏爱，不歧视任何学生，关心关爱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课堂上展示自我，找到自信。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也亲身经历了困苦的生活，所以对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尤其是那些特困家庭的优良学生，我会从多方面注意给予他们以温暖的关怀。在我的从教经历中，我始终坚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爱心，多一点理解，多一些鼓励。”使优秀学生变得更加优秀，点燃发展生学习的希望。有句话说得好：“你的孩子，我的学生，你亲我更爱！”真诚关心和爱护学生，不仅在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给予关心，而且要具体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无论是优生还是后进生，我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栽培他们，用爱心去感化他们。尤其是后进生，我会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多激励的办法做好他们的转化工作。当一个差班在自己的教学中得到转化，当一个差生在自己的辅导下有了进步，当学生家长给你投来敬佩的目光，这时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一个教师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二、精心耕耘，收获成功。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但教师如果没有扎实的教学技能，空有一腔热情是没法完成教书育人这一使命的。我怀着时代的危机感、紧迫感，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学习，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坚持以理论武装自己，努力学习新知识，接受新的教育理念，认真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阅读一些关于教学方面的书籍、杂志。因为我坚信，要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要有一桶水，乃至源源不断的长流水。
在教育教学中，我追求实效，与时俱进。为了上好每一节课，我总是深入钻研教材，不断探索改革教学的方法及手段，努力挖掘教材的内涵。我还坚信“开卷有益”，深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因而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同行学习。总之，我利用一切机会向别人学习。教学中，我寓教于乐，大胆创新，采用质疑问难的方法，有效地唤醒学生的创新意识，并在课内外通过为文本添枝加叶来激发学生的想像力，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让学生在乐中学、做中学、玩中学。为了把德育教育寄于课堂之中，我每备一节课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把现实的事例与课堂相应的内容相结合，寄德育于课堂教学之中。我尝试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让学生都能在课堂上快乐地学，学得快乐。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教育这片土地上，我付出了，我快乐了，我收获了。
近几年来，我撰写的文章获国家级三等奖1篇，重庆市级一、二、三等奖7篇，南川区级一、二、三等奖12篇，其它个人业务技能竞赛获奖5次，辅导学生或征文比赛获奖3次，四次获南平镇“优秀教师”称号，2010年获南平镇党委“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0年被评为南川区“优秀教研工作者”，2011年被南川区教育工会委员会评为“工会工作积极分子”。
三、阳光心态，升华自我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要播撒阳光到别人心中，总得自己心中有阳光。”我时常想，我们作教师的，每天教育学生，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的心中是否拥有这片阳光呢？在我们学校这个和谐环境的影响下，我与同事之间和睦相处，与老师之间团结协作，努力以宽容、谅解待人，规范自己的言行道德，在领导分配的任务面前，默默接受，在荣誉面前不想去争去抢，我想，用实际行动能够证明一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教师任重而道远，而我只是千万教师中最普通的一名，作为一名平凡的教师，虽没有轰轰烈烈的先进事迹，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但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却让我难以忘怀，难以割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默默地奉献，用博大的胸怀拥抱所有的孩子，纵然岁月消逝了我的青春，但我依然无悔！因为我无愧于自己的学生，无愧于自己的职业。我将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我毕生力量，用我的双肩托起祖国的雏鹰，帮他们点亮希望展翅飞翔。
第五篇：内部控制研究中的三大问题
内部控制研究中的三大问题
2009-8-28 13:45 王宝庆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
【摘要】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研究中要重点关注三大问题：一是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化中人性善良的一面，充分考虑中国文化中“面子、人情、关系”与“推、托、拉”的特点；二是政府部门、民间审计部门与企业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对内部控制都有各自的不同需求与特点；三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两大支点是约束与激励，约束人性弱点、缺点和不正当的需求，激励人性强点、优点和未实现的真正需求。
【关键词】 内部控制；中国文化；需求；激励；约束
一、中国文化与内部控制研究
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演进过程中，COSO的突出贡献是举世公认的。2009年实施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为风险管理提供了基本方向与标准。但是COSO报告并非万能，内部控制规范需要灵活运用，在进行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中，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化、人性特点与土壤环境。
（一）“人善论”与“人恶论”
中国《三字经》开篇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自古以来在管理与控制中重道德约束和思想教育，轻监督检查。西方《圣经》曾经说：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因偷吃禁果，被上帝打入人间受苦，所以人生下来就是有恶有罪的。西方名著《君主论》说：人性属恶，不加约束的权力最终导致腐败，主张相互制约、制衡，主张三权分离。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提出的X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坏的，一般人都有好逸恶劳、尽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由于人有厌恶工作的特性，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仅用奖赏的办法不足以战胜其厌恶工作的倾向，必须进行强制、监督、指挥、惩罚，进行威胁，才能使他们付出足够的努力去完成给定的工作目标；一般人都胸无大志，通常满足于平平稳稳地完成工作，而不喜欢具有“压迫感”的创造性的困难工作。Y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并不是懒惰，他们对工作的喜欢和憎恶决定于这份工作对他是一种满足还是一种惩罚；在正常情况下人愿意承担责任；人们都热衷于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性。如果按X理论来看待员工的需求，内部控制的设计就要采取严格的控制、强制的方式；如果按Y理论来看待员工的需求，内部控制的设计就要创造一个能多方面满足员工需要的环境，使人们的智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更好地实现企业和个人目标。
非常遗憾的是，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的内部控制设计都是按X理论来设计的，认为人之初性本恶，所以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中，过分强调监督检查与控制考核，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生产力水平严重下降，人为制造了不和谐的控制环境，是“人祸”而非“天灾”。我们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主要是为了防范“天灾”，但决不能带来“人祸”。
（二）“面子、人情、关系”与“推、托、拉”文化
中国人与其他国家人的最大不同在于“要面子、重人情、靠关系”。中国人心理地位中的面子有：争面子、要面子、有面子、保全面子、丢面子、没面子、不顾面子、给面子、不给面子和挽回面子等等。中国人不喜欢被别人控制，当被控制时往往感觉得不到信任，很没有面子。中国人注重情是因为情非常适合于
中国人际关系中长期稳定与和谐目标。要保证中国人的脸面观，就必须重视人情。儒家假定人性的本质是情，情可以恶，也可以善。通过礼对人的外控规定，通过仁对人的内化引导，结果对外可以合乎于礼，对内可以达到完美境界，一内一外，虽有不同，但都是对人的“化”的过程。在中国，关系与人情是分不开的，而人情又总和面子相提并论。中国人的面子运行会出现人情，人情的运行会出现关系。现代组织中的关系涉及到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势力后台与靠山、社会资本互惠等等。
中国人自古以来始终认为：家和万事兴，人和万事利。待遇留人、环境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应该是中国人实施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强有力措施。
中国人在做事过程中具有特别的“推、托、拉”文化。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推”是指推动、推进；推测、推敲、推理；推销、推广；推延；推心置腹；推波助澜；推陈出新。“托”是指拖车、牵引等。“拉”是指拉动、拉关系等。推、拖、拉的积极作用有：要推给最合理的人（自己或别人）；给自己一个观察局势的时间（审时度势）；降低竞争气氛，不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实现和谐发展。
COSO报告中的授权审批与控制活动制度，与中国的“要面子、重人情、靠关系”文化和“推、托、拉”文化相碰撞，使内部控制措施难以实施或者在没有内部控制的情况下，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二、内部控制使用的需求方研究
内部控制从诞生那天起，可谓人见人爱，魅力无穷。政府需要企业组织加强内部控制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法律法规的执行；管理层需要内部控制以实现组织目标和管理活动有序进行；审计部门需要内部控制以提高工作效率和防范审计风险。需求不同，关注焦点也就不同，发挥的作用也就有天壤之别。
（一）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需求
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关注，仅仅限于特定日期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主要考虑内部控制带来的财务报表的可靠性。注册会计师通常实施的程序有：询问被审计单位有关人员；检查内部控制生成文件和记录；观察被审计单位经营管理活动；重新执行有关内部控制等。风险导向审计更关注的是注册会计师自身出具的审计报告风险。审核报告有固定的标准格式，审核报告的意见类型分为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等四种类型。
（二）管理层与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的需求
管理层与内部审计关注的是全方位内部控制，以满足管理需求与实现组织目标，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包括：
1．预防性制度，这是事前控制，把错误与舞弊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授权批准、职责分离、双重控制、付款前审核、招标投标。
2．检查性制度，这是事中控制，把已经发生和存在的错误检查出来。例如：实物盘点、实地观察、编制银行存款调节表、相关单据核对、预算执行控制、成本控制。
3．纠正性制度，这是事后控制，把由检查性控制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控制。例如：考核与奖惩。
4．补偿性制度，这也是事前控制，是针对某些控制环节的不足或缺陷而采取的控制措施。补偿性控制的目的是要排除损失、错误和舞弊。例如：岗位轮换、不定期盘点、突击检查等。
预防性制度、检查性制度和纠正性制度是为了预防、检查和纠正不利的结果。
5．指导性控制，这是为了实现有利结果而采取的控制，主要由管理层进行。例如政府机关达标考核、企业实现利润目标、学校实现升学率目标、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与科研项目目标等。
内部控制测试，不仅关注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更要关注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测试方法注重业务测试与功能测试。业务测试是检查业务处理程序中的各项内部控制规定是否得到执行，其目的是为了证实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线”的测试）。功能测试是对业务处理程序中的关键点进行测试，检查其是否真正发挥作用（“点”的测试）。
风险导向审计不仅仅关注内部审计人员自身出具的审计报告风险，更要关注单位组织战略风险、决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经营风险。审计报告没有固定类型，因审计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因审计内容的不同而丰富多彩。防范组织风险，实现组织管理目标成为内部审计的首要目标。
（三）政府管理部门对内部控制的需求
政府管理部门对内部控制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权力与腐败如同孪生兄弟，权力大存在大腐败，权力小存在小腐败。预防腐败有多种手段与方法，法律是主要手段，但是法律不是唯一手段，高薪养廉和道德教育也是预防腐败的主要手段。法律虽然是预防腐败的主要手段，但不能完全保证腐败事件的发生，因为法律只是事后的监督机制，法律的功效是惩治腐败者，防止他人效仿。内部控制的功效，在组织单位日常交易和财务收支中进行严密监控，让腐败者无计可施，把腐败事项控制在事前和事中，保证社会经济安全运行，防范行贿受贿行为发生，内部控制在预防腐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
政府管理部门对内部控制的需求还表现在，希望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实现政府对企业组织单位的有效管理，体现国家政府意志的实现。如果没有内部控制，单靠政府组织进行管理和指导，显然力不从心，政府管理成本很高，但管理效益低下，而且政府管理目标也难以实现。政府通过法律强制要求每一个单位组织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并积极开展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三、内部控制中的约束与激励研究
企业内部控制的两大支点是约束与激励，约束人性的弱点、缺点和不正当的需求，激励人性的强点、优点和未实现的真正需求。如果约束了人的强点、优点和未实现的真正需求，激励了人的弱点、缺点和不正当的需求，必将导致内部控制的失败。
亚布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有两个基本论点。一是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其需要取决于他已经得到了什么，还缺少什么，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行为。即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不能起到激励作用。二是人的需要都有轻重层次，在一个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个需要才会出现。人类的需求依其重要程度可分为生理的需要（衣、食、住、行等）、安全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友谊、爱情等）、尊重的需要（自尊和受别人尊敬）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设计内部控制时应针对人未得到的需求，提出具体的激励措施，而不是约束人的需求，制约人的正当欲望，以此来完成企业的最终目标。如果人在某一层次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时，针对这一层次的内部控制便是形同虚设；如果内部控制一味约束人未得到的基本需求，约束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那么适得其反，员工就会产生抵制情绪，出现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效益的局面。内部控制的设计应该体现在约束人的不正当需求，激励人尚未满足的需求。
目前企业内部控制中激励与约束的不对等主要表现在：高层管理者的激励过度与约束不足，例如上市公司对高层管理者过度奖金分配、过度岗位津贴以及期权激励，导致追求虚假会计利润；劳动者的约束过度与激励不足，例如对员工的过度考核达标、过度惩罚与制裁等，带来员工频繁跳槽、核心技术流失以及不安定因素。由此带来衍生的内部控制风险，又一次出现“人祸”而非“天灾”，人为制造了不和谐的控制环境。
有效的控制是激励与约束的有机结合；既要满足对组织活动监督与检查的需要，又要防止与组织成员发生强烈冲突。控制常常给被控制者带来某种不愉快，但是缺乏控制有可能导致组织活动混乱与组织目标失败。过多的控制、过多的限制、过多的考核，会对组织中的员工造成伤害，扼杀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抑制员工的工作热情、首创精神和个人能力发展，从而导致企业组织效率下滑甚至物极必反。过少控制，使组织目标难以实现，组织活动无序进行，不能保证各个部门之间协调发展，造成资源浪费，最终出现不经济、无效率和无效果的局面。
组织文化的主体是员工，员工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培养人、合理正确使用人、全面提高人员素质，坚持把人作为第一因素是组织文化的主要内容。采用教育、启发、诱导、吸引、熏陶和激励等多种方式培养员工的工作责任感、命运共同感、事业成就感和集体荣誉感，使员工形成正确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使组织充满生机、充满活力。
为了实现内部控制中的有效激励与约束，沟通协调是必然选择。沟通是可理解的信息和思想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群中传递或交换的过程。沟通可以相互交流意见，统一思想，自觉协调各个个体的工作活动；沟通是领导层激励下属实现领导职能的基本途径；沟通是下属反映民意自我发泄的有效途径，没有沟通就没有协调。在沟通方式上要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并行，在沟通渠道上应该有上行沟通、下行沟通与平行沟通，在沟通方向上应在单向沟通与双向沟通上选择进行。通过沟通，可以消除分歧、消除障碍、消除冲突。通过沟通，防范激励过度与激励不足，防范约束过度与约束不足，完善内部控制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消除管理带来的新风险，顺利实现管理目标。
【参考文献】
[1] 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 李连华.内部控制理论结构[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责任编辑：小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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