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金融创新对策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金融创新对策
【摘要】本文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出发，分析了中国大陆特有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解决途径，重点对当前积极稳妥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和前景进行了基于现实的前瞻思考；最后对通过金融创新逐步化解“三农”问题的可行性、紧迫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阐述，对最终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出了全新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三农问题 解决 金融创新 对策
“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始终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中央从2004年以来连续11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凸显了“三农”问题在当前现代化建设和转型时期的重要地位。将“三农”问题放在中国历史变迁和世界各国发展过程等参照体系来看，当前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独有的、也是人为和政策因素综合作用而积累的，更是牵一发动全身等系列问题汇总和诸多社会矛盾、不稳定因素“活的源头”。“三农”问题的根源分析、演变趋势和解决途径都是棘手的难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点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然而在理论界，包括主张“土地私有化内在逻辑”的文贯中、“土地资源必须实行市场化配置”的田国强、“农民物权财产权保障优先”的刘正山、“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先起步”的郑永年、“城中村建设用地同价入市切入后实施综合改革”的汪晖、“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周其仁等专家们；一致从中国历史背景、其他国家土地私有与公有并存制度、保护农民财产权和物产权的理论思路提出了不同的解决途径；但其中诸多措施与我国目前关于“三农”的法律框架、不同土地性质刚性规定、基层政府土地财政依赖、财政税收体制和经济社会问题叠加等不能融通，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期待从法制、金融、保障、城镇化等方面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逐步融化“三农”问题几十年来凝集的冰川，迎来中国历史上现代化进程中最惊心动魄的“阳春白雪”。
暑假期间通过对祖籍地（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亲属们生活的观察和农村金融服务的感受。笔者认为，当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最有效措施在于采取各种“涉农金融创新”对策；通过金融创新，国家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信用契约关系能够更加公平融洽，农村人口可以在城市落户、就业和生活，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对冲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后持续动荡的经济社会风险，快速消化存量的数千万套商品房。随着城乡一体化条件的进一步成熟，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综合改革也就可顺势而为，实现现代化发达国家和居民生活和谐幸福并行的“中国梦”。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路径
（一）解决“三农”问题应着力于“三农”之外，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现代服务业是吸纳“三农”的超级海绵体。
从农业来看，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亿多吨，实现了粮食产量的“十一连增”，现有生产方式和技术条件下，国内粮食总产量增长和市场价格已到顶峰。与之同时，全球粮食产量尽管存在结构性、区域性不均衡现象，总量上能够满足全球居民的需求，且潜力巨大。从全国农村来看，除少数沿海发达省市外，全国农村基础设施总体滞后，就业机会减少，农村失业人口继续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聚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倍以上，严重影响了内需市场的扩大。从农民群体上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8.5亿乡、镇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5%，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建设的需要；5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乡村群体中、有2亿左右在外务工、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从产业结构变化来看，2013年第一产业增加值56957亿元，增长4%；第二产业增加值249684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262204亿元，增长8.3%；从1990年到2010年，总共新增国内生产总值30.4万元，其中91.6%来自二、三产业，第一产业产值已低于总产值的9%。
因此，研究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轨迹、农业就业人口比例、第一产业比重和健康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着力点在“三农”之外。按照“两个100年”的实现目标，到2050年全国直接从事现代化农业的人数（18～50岁）仅需要5千万人左右；考虑非就业段人数和人口趋势，全国将有近4亿就业段农村居民需要在35年的时间内脱离“三农”，若剔除目前2.3亿左右的农民工，仍有1.7亿左右的“城乡居民”（户籍制度改革后的称谓）需要在“三农”之外就业，那种固执坚持发展现代农业能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至今没有成功案例的。同时，分析全国近年来“招工难”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不难发现第三次工业革命（指将新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嫁接”融合，通过更数字化、智能化的模式解放人力，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和现代服务业是体量无限的“超级海棉体”，能够从“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正如浙江省省长李强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所例举的：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22万人，山多平地少，最近几年该县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将农产品通过网络远销国内外，全县1300多个淘宝店带动了农民的增收，全县已经连续7年农民增收超过了全省的农民增收平均水平，被电商界称为遂昌模式，展示了电子商务的潜力。
（二）解决“三农”问题应着眼于“全国一盘棋”，实现人口自由迁徙的市场配置及引导
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提出如何破“胡焕庸线”（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划分的我国人口密度对比线，从黑龙江省原瑷珲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该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视野上，至少要着眼于“全国一盘棋”，通过产业结构阶梯式分布调整和人口自由迁徙引导等综合措施的落实，从国家意志方面展现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执行力。由于我国地域自然禀赋条件、资源承载能力和历史气候变化等条件的影响，全国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从史学角度、亚洲国家人口自然集聚现状、人口长期趋势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因素来看，全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应遵循人口自然迁徙的市场配置及引导，要突破现有18亿耕地红线行政计划分配的固有思维，通过人口自由迁徙信息化的支撑，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群。理论上来说，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长江经济带和其他县城及以上城市能够承载全部中国人的现代化生活。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为2.3亿，其中78.8%在东部地区，80%在大中城市，44%在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以浙江省为例，如果全省按照城市化的要求统一规划建设（省长李强在“求是”杂志上的观点），在东南亚国家沿海地域平均人口密度来测算，可以在目前常住人口为5614万人（户籍常住人口中4431万，省外流入人口为1183万人）的基础上再吸纳5000万人落户浙江，只要政策创新到位，浙江省10.4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占全国陆域面积的1.08%）可承载1～1.2亿人口，其中人类生存最限制的资源―优质淡水资源可以充分满足需求，前提是浙江的传统农业要最大幅度的压缩，腾出更多的土地、水和其他资源满足城市化人群的需求；同理，仅江浙沪二省一市就能够使近3亿人口（亚洲四小龙平均人口密度之下）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下，中、西部只要在县城及以上城市容纳市场化的人口资源配置就足够了，可以节约出更多的耕地、山林和水资源，一方面可以实现18亿耕地红线的只增不减、全国的生态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当下东三省和中西部省份人口净流出就是明确的信号；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一路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全国人口分布的市场化配置引导，使“三农问题”的解决融入国家的大战略中。
三、现代金融创新引导和支撑“三农”问题的解决
（一）反哺式“涉农信用金融创新”
所谓“反哺式”，指的是自建国以来，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1949至2004年期间（2004年以后取消农业税），通过采取统购统销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三代农民为国家贡献了90万亿人民币（以目前货币购买力和累计利息来测算）的天量资本；另一方面，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政府通过垄断和随意变更土地政策的差价和货币超发等途径，又直接或间接地从农民手中暗取了80万亿人民币的财富。如从道义和公平的角度来看，政府积累的财富（不考虑重复建设的浪费、决策失误损失和其他途径流失）应该能够为全体居民提供基本的、免费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而目前的税收和财政收支显然是无力完成的；因此，基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要求，当下是实施反哺式“涉农信用金融创新”的最佳时期。
1.以个人和家庭信用为保证，按人均10～20万元的额度为每一位农村居民提供无抵押信用贷款。以三口之家为例，30万～60万元的无抵押信用贷款基本可以在所在地的县城或集镇购买一套商品房，一方面可以立即化解全国房地产面临的巨大存量房危机，减少农村住房和城市商品房重复建设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为农村居民适应城市生活，实现“以人为本”城市化奠定基础，迅速扩大服务业的需求，同时也能极大地释放全国的耕地面积，仅以宅基地来说，就能新增2亿亩的耕地面积。
2.以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化解农村居民无抵押信用贷款的风险。信用贷款由谁来做，笔者建议采取完全市场化的竞争方式。国家作为最终的债权人（金融是国家垄断行业、国有资产居主导地位）和债务人（土地的国家所用和商品房70年属性所决定），可以制定无抵押信用贷款的专项法规，既隐含“反哺”的道义，也可推动金融创新的步伐；专项法规可明确无抵押信用贷款的低利息、长周期、捆绑个人信用和特殊情况灵活处置等，目前农村贷款的低坏账率指导着农村无抵押信用贷款的安全性。在银行的选择上，市场化竞争和行政性指标考核可以有机结合，形成竞争和有序发展良性局面。国家财政上也应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呆账、坏账的处置，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衍生品也完全有能力化解农村居民无抵押信用贷款的违约风险。
（二）渐进式“涉农物权金融创新”
2015年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意见对试点的具体事项进行了明确，其中到2017年底总结试点经验加以推广，显示的改革的复杂性、重要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农村“三块地”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十八大后的步伐加快既是发展所需、也是形势所迫，至于要到2018年或以后开始实施的“三块地”改革，可能对当前经济下行和金融改革滞后的有益推动有限；建议从2015年开始，全国可以全面开始渐进式的“涉农物权金融创新”，既可以解决目前农村居民创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也可更加顺畅地同国家“三块地”改革相衔接、互为补充借鉴。
1.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管理作用，以整村授信的方式来推动和保障“涉农物权金融创新”。按照农田耕地、山林、集体性经营用地和宅基地的顺序，以整村集体授信的方式盘活农村物权；假设一家庭已暂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通过村民自治民主管理，在集体授信额度中安排50万左右给该家庭，该家庭在城市顺利落户和工作后，其名下的“三块地”可暂时属集体所用，可腾出宅基地进行复耕，一旦出现贷款违约或集体用地被征用等情况，可按事先明确的规定执行。
2.以县或乡镇为单位，建立涉农物权基金，统筹农村“三块地”的自由流转和农村金融创新。基于上述反哺的依据，以政府性信用为支撑，建立规模合适、产权明晰的涉农物权基金，对农村居民以“三块地”及附属建筑物为抵押贷款进行担保，盘活天量的农村物权；物权基金同时也可对盘活农村物权进行符合规划、促进发展的科学使用，避免金融资本和投机对农村土地的垄断性收购和随意性处置，保障土地最恰当的自然属性。
（三）数据式“涉农互联网金融创新”
互联网金融正在中国金融特色的环境下快速成长，其颠覆性的革命对于破解中国“三农问题”将发生无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还是金融强国目标的实现，互联网都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金融创新，盘活中国沉睡几十年农村金融资产。
1.以个人征信和纳税为基础，实现个人终身受用的授信资产。现有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已初显个人所有活动的数据化，在连续的数据化过程中，互联网金融可以对所有农村居民建立完备的个人收入、消费、积蓄和家庭资产的数据库，以此为依据，无质押的信用贷款可以更加便捷和科学，对于实现资产价值和创新创业均大有价值。
2.以互联网金融创新为切入点，实现金融行为监管的实时性。无论何种金融创新和制度革新，风险的控制和行为的监管都是必备可少的；按传统的监管要求和风险控制措施，繁文缛节和互相不信任阻碍了农村资产的盘活。通过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探索创新，监管和风险控制的网络化、无线化、智能化和贷款人自我约束可以实现有机结合，形成多方面的共赢，更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激发金融创新的活力，最终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守英.直面中国土地问题〔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2]田国强，陈旭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M〕.中信出版社，2014.[3]陈志武.互联网金融到底有多新〔J〕.新金融，2014，（4）：10-13.[4]朱宁.从行为经济看金融改革挑战〔OL〕http：//www.xiexiebang.com/story/001058158？page=1 2014-09-12.[5]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6]文贯中.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M〕.东方出版社，2014.[7]陈志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M〕.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8]梁鸿.中国在梁庄〔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9]刘正山.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10]李光耀.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M〕.中信出版社，2013.[11]宋鸿兵.货币战争4：战国时代〔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2]宋鸿兵.货币战争5：山雨欲来〔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13]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和革命〔M〕.东方出版社，2014.[14]杨连宁.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M〕.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15]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第二篇：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一、“三农”问题的概述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三位一体的问题。
农业、农民和农村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党中央在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但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显。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问题，目前突出的一个问题时户籍制度改革。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指文化素质。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我国“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农业效益差、竞争力弱，其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过于分散化，无法获得良好的 专业化服务，因而导致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关键是要通过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产业低成本经营。
二、财政对“三农”投入的特点
1、一般特点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是一个综合性项目，其中既含义经常性支出，也含有投资性支出，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我国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是履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提供那些市场不能满足的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对“三农”的投入也是如此，而且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是财政对“三农”投入的一般特点。
对农业和农村来说，政府主要是提供以农田水利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和农民急需的生活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环境保护、义务教育、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可以说，凡是具有“外部效应”的牵涉面广、规模巨大的农业投入，原则上都应由政府承担。
2、特殊性
首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低下，自身难以产生满足自身发展的积累。因此，为了稳定农业，并进一步稳定整个国民经济，政府必须广泛介入农业部门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职业政府的高度关注之下。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增加u对农业的投入。从长远来看，农业投入的资金应当主要来自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国家投资只应发挥辅助作用。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入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农产品的销售收入必须高于农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否则，农业部门的积累就无从产生；二是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全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否则，农业部门即便产生了利润也不会向农业投资转化，社会资本也不会转向农业投资。
其次，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从长远来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是建立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机制的必由之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协调城乡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以农民为主导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只能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既然是政府起主导作用，自然也就是财政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三、我国财政支农出现的新问题
1、财政直接投入比例失调，投入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尽管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增长，但始终由于财力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结构矛盾突出等原因，相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下的发展现实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低下，而用于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重上升。用于农业科研和推广应用的比重更低，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近年来一直没有超过1%。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另外，在财政支农投入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过高，而直接用于生产的补贴资金很少，基本上是流通企业和消费者受益，而农民受益少。目前，次财政用于农村的支出的1∕3是农产品政策补贴，农产品政策补贴多数还是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最终落到农民头上的不足50%。
2、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经营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来，因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下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统筹安排与思考不足，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几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着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
3、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果不明显
现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延续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模式，即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保证不了工程的质量，造成极大的浪费。涉及部门多，条块分割较为严重，导致资金使用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实施效益不理想。而且，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并存；财政支农资金预算执行缓慢，资金到位率低，且内支农资金支出不平衡；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督机制落后，资金使用效果差。
四、我国出台的一系列财政支农的新政策
1、中共中央关于财政支农工作的会议及新政策
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支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之后于2008年12月28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了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四大重点，会议明确了旨在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2、切实落实关于农民自身利益的财政支农新政策
①“家电下乡”政策。“家电下乡”政策是当前经济形势下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财政政策工具及运行机制的一项创新。通过对农民购买家电予以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有利于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扩大农村消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有利于带动家电企业生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完善农村流通体系。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家电下乡”补贴资金预算200亿元。自2007年12月开始，“家电下乡”在山东、河南、四川三省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09年2月1日起，“家电下乡”在全国全面实施，并将电脑、热水器、空调、微波炉及电磁炉纳入补贴范围。据测算，“家电下乡”在全国推广和增加补贴品种后，4年拉动国内消费约21000亿元。
②促进农民工就业政策。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资金420.2亿元。比2008年增加168亿元，增长6.7%。探索建立就业支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险补贴先缴后补办法，完善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与促进就业效果挂钩机制，引导各类职业培训和介绍机构针对市场需求积极开展就业服务。以做好促进农民工就业和稳定困难企业就业局势为重点，加大各项就业政策的执行力度，切实讲政策落到实处。同时，重点帮扶就业困难人群、零就业家庭和受灾地区劳动力就业，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五、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对策
1、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近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短期内，由于我国长期，由于我国长期扭曲的农村不合理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对乡镇财政收入造成重大冲击，加之各地区农村税费改革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参差不齐，基层财政收入不足造成支出的缺口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对农村公共物品筹资制度的重新安排，能够稳定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同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负担反弹等影响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同时加大农村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填补税费改革中发生的财政收支缺口，减少改革的阻力，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国家和农民的收入分配关系。
2、重视农业科技，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和技术推广力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一般在60%左右，有的高达80%，而我国现阶段仅为39%，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很大。因此，我国要重点支持那些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的农业科技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包括提高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的研究、杂交优势的利用等；要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工程研究中心，积极发展农业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光辐射技术等研究；加强重点的农业基础理论研究，有计划地使一批农业技术项目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建立比较发达的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使利益驱动成为农民吸纳科技的动力。
3、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逐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实现财政支农投入“三个高于”的要求：即确保每一年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比重高于上年，保证国家财政对农业资金投入的法定增长，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各级财政都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同时在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市县财政也要逐步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积极探索利用补助、贴息、保险、担保等方面手段。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以县为主，制定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通过打造项目或产业平台，整合支农资金；积极推进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改革，通过合理配置机构和职能，从根本上解决支农资金使用分散的问题。创新财政支农体制性措施，进一步推进支农资金整合。
4、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实行“三补贴”政策
所谓的“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按种植面积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总之，各财政部门要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方针政策，扎实做好财政支持“三农”的各项工作。
第三篇：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一、“三农”问题的概述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三位一体的问题。
农业、农民和农村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党中央在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但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显。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问题，目前突出的一个问题时户籍制度改革。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指文化素质。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我国“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农业效益差、竞争力弱，其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过于分散化，无法获得良好的 专业化服务，因而导致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关键是要通过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产业低成本经营。
二、财政对“三农”投入的特点
1、一般特点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是一个综合性项目，其中既含义经常性支出，也含有投资性支出，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我国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是履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提供那些市场不能满足的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对“三农”的投入也是如此，而且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是财政对“三农”投入的一般特点。
对农业和农村来说，政府主要是提供以农田水利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和农民急需的生活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环境保护、义务教育、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可以说，凡是具有“外部效应”的牵涉面广、规模巨大的农业投入，原则上都应由政府承担。
2、特殊性
首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低下，自身难以产生满足自身发展的积累。因此，为了稳定农业，并进一步稳定整个国民经济，政府必须广泛介入农业部门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将农业部门的发展置于政府的高度关注之下。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从长远来看，农业投入的资金应当主要来自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国家投资只应发挥辅助作用。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入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农产品的销售收入必须高于农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否则，农业部门的积累就无从产生；二是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全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否则，农业部门即便产生了利润也不会向农业投资转化，社会资本也不会转向农业投资。
其次，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从长远来看，工业与农/
4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是建立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机制的必由之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协调城乡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以农民为主导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只能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既然是政府起主导作用，自然也就是财政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三、我国财政支农出现的新问题
1、财政直接投入比例失调，投入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尽管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增长，但始终由于财力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结构矛盾突出等原因，相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下的发展现实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低下，而用于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重上升，用于农业科研和推广应用的比重降低。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近年来一直没有超过1%。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另外，在财政支农投入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过高，而直接用于生产的补贴资金很少，基本上是流通企业和消费者受益，而农民受益少。目前，次财政用于农村的支出的1∕3是农产品政策补贴，农产品政策补贴多数还是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最终落到农民头上的不足50%。
2、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经营
科学的、合理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来，因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下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思考与统筹安排并不合理，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与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这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
3、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果不明显
现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延续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模式，即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保证不了工程的质量，造成极大的浪费。涉及部门多，条块分割较为严重，导致资金使用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实施效益不理想。而且，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并存；财政支农资金预算执行缓慢，资金到位率低，且内支农资金支出不平衡；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督机制落后，资金使用效果差。
四、我国出台的一系列财政支农的新政策
1、中共中央关于财政支农工作的会议及新政策
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支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之后于2008年12月28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了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四大重点，会议明确了旨在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2、促进农民工就业政策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资金420.2亿元。比2008年增加168亿元，增长
6.7%。探索建立就业支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有利于更好地利用现有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将资金投入落到实处，专款专用，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整体生活水平。
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险补贴先缴后补办法，完善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与促进就业效果挂钩机制，引导各类职业培训和介绍机构针对市场需求积极开展就业服务，以做好促进农民工就业和稳定困难企业就业局势为重点，加大各项就业政策的执行力度，切实将政策落到实处。同时，重点帮扶就业困难人群、零就业家庭和受灾地区劳动力就业，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通过实际行动的帮扶手段增加农民收入，缓和城乡矛盾，减轻贫富差异。
五、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对策
1、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近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在短期内，由于我国长期扭曲的农村不合理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对乡镇财政收入造成重大冲击，加之各地区农村税费改革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参差不齐，基层财政收入不足造成支出的缺口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对农村公共物品筹资制度的重新安排，能够稳定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同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负担反弹等影响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同时加大农村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填补税费改革中发生的财政收支缺口，减少改革的阻力，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国家和农民的收入分配关系。
2、重视农业科技，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和技术推广力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一般在60%左右，有的高达80%，而我国现阶段仅为39%，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很大。因此，我国要重点支持那些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的农业科技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包括提高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的研究、杂交优势的利用等；要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工程研究中心，积极发展农业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光辐射技术等研究；加强重点的农业基础理论研究，有计划地使一批农业技术项目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建立比较发达的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使利益驱动成为农民吸纳科技的动力。
3、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逐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实现财政支农投入“三个高于”的要求：即确保每一年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比重高于上年，保证国家财政对农业资金投入的法定增长，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各级财政都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同时在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市县财政也要逐步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积极探索利用补助、贴息、保险、担保等方面手段。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以县为主，制定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通过打造项目或产业平台，整合支农资金；积极推进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改革，通过合理
配置机构和职能，从根本上解决支农资金使用分散的问题。创新财政支农体制性措施，进一步推进支农资金整合。
4、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实行“三补贴”政策
所谓的“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按种植面积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六、结束语
总之，各财政部门要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方针政策，扎实做好财政支持“三农”的各项工作。
第四篇：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受到决策层和百姓的广泛关注。要想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办法，就必须首先从认识上找到问题的根源，对“三农”问题作出准确的定位
农业：确立“双轨并行”制度
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性大农经济；另一种是以日本及不少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补贴型小农经济。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我国不可能走单纯的美国式道路；又因国力的制约，也不可能走单纯的欧洲及日本式道路。
从现实出发，我国适宜走的是一条将两种农业经营模式合二为一“双轨并行”的新路：一方面，稳定发展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有选择地积极促进以国有（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农业经营公司、种植专业户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大农经济）。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按全国总人口计算，人均只有1.5亩耕地、2200立方米的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25％———这一先天性资源劣势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劣势上。
惟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通过农业制度创新有效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现行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对于保护农民财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稳定、有效抵御外来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以及提升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目前的这种家庭制小农经济不宜（至少不宜过快地）走市场化道路，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比市场化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家庭制的小农经济比较长期地保护好，任何脱离现实的、违反了农民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稳定的做法都应予以坚决制止。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的这些优越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以下三点：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要充分地认识到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农业国的工业化”才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制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而且，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家庭制小农经济建立起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经营结构，而不是把家庭制小农经济主要地、过早地推向市场。
特别是在这最后的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因为其地大人少而不得不用机械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又由于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实现完全自我消费，而进入全球市场。并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自然地，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很愿意走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即使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要给农民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对于欧洲一些在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们的人地关系实际上仍比我国宽松得多）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政府的补贴要比进口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还要高。这更多的只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家争取农民阶层的政治选票及重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让农民也能尽可能地分享到整个社会的部分利润。这种农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了。
2.调整一些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构政策。
考虑到本文中提出的有关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相应地，国家目前在这些地区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收购站完全可以逐步地开始关门转产。
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政府应进一步设计
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
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五篇：解决“三农”问题心得
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我以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除了降税减费外，还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夯实农民生存的基础。农民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对于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淡忘了。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是农民多，耕地少。但这几年的所谓发展，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偿地剥夺了，农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3.4亿亩，人均仅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国2800多个县中，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提出的警戒线0.8亩的有666个，其中低于0.5亩的有463个。在不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我国土地的自然承载力为14—15亿人口，现在已经接近极限。
一方面土地供给形势相当严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严重。近年来，在“广招天下商，共建开发区”的热潮中，城镇建设用地大扩张，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级公路、超标准建房，大搞游乐场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严重。短短几年的所谓“开发”，全国减少耕地1亿多亩。你如果有机会到目前发展最快的苏南地区走一走，可以看到到处是开发区，以前的农田都变成了宽马路和大广场，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庄稼地或变成了水泥地，或杂草丛生。难怪前总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则怒，奈之何？这几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古人讲“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历史书上能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己吃的粮食也要从外地购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础。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问题，遑论致富发展了。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3860”部队。“38”说的是女同志，“60”讲的是老年人，是这些年老体弱的以及一些妇女在农田里干活。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什么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根本谈不上。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
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回过头来看，尽管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有过失误，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集体经济才能真正挽救农业，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必定是短期行为，谁来修水利？谁来搞农田基本建设？谁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怎么搞？如何引进先进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等等？这都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发挥作用。而原来的“集体经济，队为基础”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农村村级组织基本不
发挥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职责恐怕就是收费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壮大农村经济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现在也叫规模经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粮的干部数量降下来。村一级干部要恢复自食其力的传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能当专吃农民税费的寄生虫。县乡一级干部要大大压缩编制，就目前而言，压缩一半人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其三，建立农民自己信得过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来领导这个组织，由上级来指派农村基层负责人的做法当休矣。
总之，三农问题复杂而严峻，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号。
这次“两会”，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温总理讲话一出，与会代表纷纷表态，有的说不用5年，准备3年就取消，也有些地方领导说，准备明年就取消农业税。与会代表有个态度，当然是好事情，但要解决三农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不征农业税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是一个表层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节支的问题，关键是要让农民增收，就是要多开源。我以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除了降税减费外，还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夯实农民生存的基础。农民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对于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淡忘了。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是农民多，耕地少。但这几年的所谓发展，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偿地剥夺了，农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3.4亿亩，人均仅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国2800多个县中，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提出的警戒线0.8亩的有666个，其中低于0.5亩的有463个。在不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我国土地的自然承载力为14—15亿人口，现在已经接近极限。
一方面土地供给形势相当严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严重。近年来，在“广招天下商，共建开发区”的热潮中，城镇建设用地大扩张，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级公路、超标准建房，大搞游乐场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严重。短短几年的所谓“开发”，全国减少耕地1亿多亩。你如果有机会到目前发展最快的苏南地区走一走，可以看到到处是开发区，以前的农田都变成了宽马路和大广场，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庄稼地或变成了水泥地，或杂草丛生。难怪前总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则怒，奈之何？这几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古人讲“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历史书上能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己吃的粮食也要从外地购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础。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问题，遑论致富发展了。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3860”部队。“38”说的是女同志，“60”讲的是老年人，是这些年老体弱的以及一些妇女在农田里干活。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什么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根本谈不上。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
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回过头来看，尽管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有过失误，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集体经济才能真正挽救农业，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必定是短期行为，谁来修水利？谁来搞农田基本建设？谁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怎么搞？如何引进先进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等等？这都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发挥作用。而原来的“集体经济，队为基础”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农村村级组织基本不发挥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职责恐怕就是收费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壮大农村经济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现在也叫规模经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粮的干部数量降下来。村一级干部要恢复自食其力的传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能当专吃农民税费的寄生虫。县乡一级干部要大大压缩编制，就目前而言，压缩一半人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其三，建立农民自己信得过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来领导这个组织，由上级来指派农村基层负责人的做法当休矣。
总之，三农问题复杂而严峻，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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