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影响下应对农民工返乡潮的思考

第一篇：金融危机影响下应对农民工返乡潮的思考

金融危机影响下应对农民工返乡潮的思考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正逐步渗入我国实体经济，其负面影响从沿海地区扩散到内地，从出口外向型企业向其他企业蔓延，突如其来的经济寒流，导致沿海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一些企业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被迫处于停产、关闭状态，中国境内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农民工返乡潮。

二、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原因和影响分析

经调查分析，农民工返乡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企业遭遇困难，不得不裁减用工，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由于城市生活费用较高，多数被解雇的农民工只能选择返乡。二是经过长期高速发展，东部资源紧张，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战内陆，东部沿海就业压力升温，迫使农民工返乡就业。三是国家最近陆续出台了一篮子支农惠农政策，如新的粮食收购政策和新的土地政策的出台，对农民工返乡极具吸引力。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随着国家新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出台，粮食主产区农产品价格应声上涨，使返乡农民工看到了希望。四是近年来市政府及时出台的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五是正常的年底返乡。

农民工大量返乡，其直接结果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囤积，势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其影响突出表现在六方面:

（一）就业危机降临

据统计，2009年,全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如今全国上下工业企业经济萎缩，就业岗位减少，农民工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大幅缩水，农民持续增收将举步维艰。2009年市委、市政府八大“民心工程”项目中，实施就业和再就业工程排名首位。当前，重庆大多数区县面临三个突出就业需求，即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安置。目前，丰都就业岗位供给不足，返乡农民工在外打工期间大多从事的是简单、重复、机械的体力劳动，其技术含量低，上升空间小，这部分人是典型的就业弱势群体。

就目前来看，尽管绝大数农民工失业后都选择了返乡，但仍有很多无业农民工愿意滞留在城市里等待观望。对这一部分人而言，在大城市的生活经历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回到农村生活将会是一种打击。据重庆市部分劳务输出区县的调查情况表明，有近8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呆在城市，而不是留在农村。然而，据最近有关新闻媒体报道，在广州、深圳、东莞等沿海发达城市，大部分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企业为抗击金融风暴，正积极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升级改造，以往以普工为主的用工需求已逐步向技能型、熟练型工种转变，大部分企业都缩减了用工需求，或者将用工门槛抬高。由此可见，重庆农民工“能吃苦”、“肯出力”的传统优势，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再是就业敲门砖，企业更需要有技术、有专长的人。这一迹象充分表明，无论在沿海还是内地，农民工的就业形势都不容乐观。

（二）低收入群体生活状态恶化 在经济波动的大背景下，各个群体的财富都会缩水，相对而言，富

人群体财富损失的绝对数量相对更大，但就基本生存状态而言，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低收入群体。我国目前有2000万农民工，其数目庞大，几乎占据了我国低收入群体的“半壁江山”。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宏观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大量的农民工被吸引到东部沿海一些大城市；而当宏观经济一旦恶化，最先遭受打击的就是农民工，大批农民工被迫回到农村，让农村成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对农村和农民工而言是极不公平的。丰都系国家贫困县,地方财政较困难，历史欠账多，低收入群体数目庞大,其中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也无一技之长,或者社会经验不足，农民工大量返乡将直接导致低收入群体收入锐减。由于大部分返乡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于是不得不在原有的“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这将对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带来不利影响。

（四）农村社会体系承压骤增

首先，大批农民工返乡加剧了农民工来源地区本已十分严峻的就业

形势。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现已大幅提高，农村种养业等产业将难以容纳倒流回去的庞大人口，农民工失业返乡后，可能面临没有土地谋生的困境。一些农民工外出打工，家中土地流转出租，失业后返乡又无地耕种,将引发出一些新的土地承包纠纷，如果农民工对政策存在误读，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同时，农民工的大量返乡，依托原承包地耕种劳作，可能会严重减缓农村承包地流转进程。其二，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在城里生长的后代已进入成人阶段，他们对城镇就业岗位的需求同样需要妥善解决。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整体生存能力比第一代弱，特别是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不管是裁员回家的，还是暂时回家的，他们返乡后第一选择依然是外出务工。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失去务农的意愿，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前景，希望有一天通过努力能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同时，他们也看重生活质量、生活品味以及工作的尊严，但他们本身缺乏农业技能，被迫回到农村后很不适应，容易心态失衡，如果不及时疏导，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其三，返乡农民工大多数为45岁以下的青壮年，他们长期在外打工，已习惯城市生活，有些农民工宁可在城市失业也不回农村去，长期滞留在务工地，往往希望能够继续在城市谋求就业机会，不太愿意过多承担创业的风险和压力，不同程度存在着“重打工、轻创业”的思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工返乡只是把问题带回了农村，而没有真正解决掉，反而加重了本来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村的负担。

（五）群体性事件迅速滋生

首先，随着返乡农民工失业在家时间的增长，他们求知、求富、求

乐的愿望以及要求民主、民生、民权以及劳动保障的意识会更加强烈，使得农村社会新旧矛盾如社会保障、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子女入学以及债权债务纠纷等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压缩在一起，同时，就业难也催生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容易滋生他们对社会和政府的埋怨情绪，可能引发大量的群诉群访事件。其二，由于返乡农民工短期内二次就业存在一定困难，他们文化消费、文化娱乐的渠道又受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的影响，“就业难”、“读书难”、“住房难”等问题在这一时期将比较突出，容易滋生聚众赌博、打架斗殴等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其三，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人们失业和收入减少的预期在不断增加，以返乡农民工为代表的失业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心理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殊事件的刺激，很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在2008年下半年，中国部分地区就接连发生过严重的警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瓮安、孟连、陇南事件，以及在广东、四川、重庆等地接连爆发的11起出租车罢运事件。

三、科学把握农民工返乡的现实机遇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是个考验，对中国的就业形势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拉动内需是正确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可以预计，未来返乡农民工还会增加，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顺应了政府拉动内需并缓解就业压力的发展方向。从理论上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农民工返乡与农民工进城一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中国“三农”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带来的是机遇，农民工单向流动，反而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就机遇而言，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农民工返乡能带回先进生产力。农村缺人才、缺资金、缺技术的现象比较严重，农民工返乡带来了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能带动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以丰都为例，如果把劳动力全部输送到广东去，对丰都长远发展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一部分在外面有了资金、技术的优质劳动力吸引回来，把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过来，将是丰都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输出的是劳动力，引回来的是资金、技术，两篇文章一起做，比单一劳务输出更有效。第二，农民工返乡能带动农民创业。“输出一人，致富一家；创业一户，带动一方”，这句话生动体现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带着在外务工中积累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行业资源返乡，在政府的鼓励下，在金融机构的扶持下，发展现代农业，从事农业一体化、产业化经营，将成为带动农民创业致富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群体。第三，农民工返乡能破解“三忧”难题。长期以来，重庆很多区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分男女大量外出务工，村庄剩下大量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尽管有农业税免税和各类补贴等优惠政策，农业生产还是因劳动力缺乏只能维持粗犷型经营，土地也被大面积抛荒。由于农村仍是农民生存之所，并将长期存在，劳动力流失将使农村失去建设主体而陷入衰败和解体的境地。如果农民工返乡后重新经营土地，恢复生产，撂荒地、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三忧”问题将迎刃而解，很多农村家庭将恢复正常的家庭结构和生活状态。第四，农民工返乡有利于吸引人才回流。在发展现代农业亟需人才的情况下，经济的不景气使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优秀者回到农村，经过在城市打工，他们的知识、技能、素质和人力资本得到提高，返乡后将成为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引领家乡群众脱贫致富的有生力量。第五，农民工返乡能有效缓解农业农村资金匮乏问题。以前农民工打工收入大多存在银行，处于“冻结”状态，如今农民工返乡回流，正好可以盘活这部分资金，加快农村产业发展。因此，只要我们因势利导，措施得当，从容应对危机，就一定能够从挑战中抓住农民工返乡的机遇，并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四、应对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对策建议

（一）拓展劳务输出渠道，积极引导农民工二次就业

据国内经济学家预测，2009年将是一个特殊的转折年，具体转变是：由“民工荒”转向“就业难”，由通胀转向通缩，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因此，就农民工大规模返乡这一特殊现象来看，当务之急是合理引导返乡农民工二次就业，重点在四个环节：

1、建立信息平台。开通返乡农民工务工热线，依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劳务信息网、劳务信息显示屏等平台资源，充分挖掘劳动力供求信息，畅通与沿海城市的劳务信息渠道，及时收集县内外用工劳务信息，随时提供和发布可供转移的就业岗位信息，根据岗位空缺情况，有序组织返乡农民工二次输出。

2、搞好劳务输出。一是引导返乡农民工向市外转移。加强与广东、上海、福建、江浙一带等务工重点区域的劳务对接和合作，建立稳固的劳务输出基地，最大限度减少返乡人数，并借助华南、华东、西南等地区驻外办事机构作用，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用工信息和服务管理。二是引导返乡农民工向“一圈”转移。重庆“一圈”地区二三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细分的居民需求形成规模化的市场需要，将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同时，随着二三产业创造财富的增多，“一圈”二三产业中的劳动力收益也会大幅增多。因此，合理引导返乡农民工向“一圈”转移就业，将是优化农村产业机构、增加农村收入的有效途径。三是拓展输出模式。依托驻外劳务联络机构、中介组织、经纪人、外出务工能人和知名人士，创建“企业+公司+经纪人+劳动者”的输出模式，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

3、提高就业质量。首先，政府要为企业营造宽松环境，做到尽量不裁员，最大限度降低就业压力。其次，要大力开发本地公共就业服务岗位，在全县各重点项目、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以及新农村建设用工上，应尽可能地吸纳本地返乡农民工就业。其三，要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成品制造、医药化工、机械电子、交通运输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最后，要抓住市上促进返乡农民工转移就业的政策机遇，努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转尽转。

4、完善就业服务。一是立足丰都县内企业，专门开辟返乡农民工就业绿色通道，免费为返乡农民工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等服务，千方百计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二是通过开展现场招聘会、企业招聘周、就业援助月等大型活动，精心搭建劳务输出对接平台，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提供最大的方便。三是适时开展一些面向农村的惠民活动，如开展“送岗位、送政策、送培训”下乡活动。四是搞好劳务协作，兑现落实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成功介绍农民工就业给予一定数目的职介补贴，鼓励和动员有就业门路的务工能人、劳务经纪人、劳务中介帮助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一是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入劳动密集型、农副产品加工型、现代服务型产业，使其主动接受沿海地区、重庆主城以及“一圈”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辐射带动，创办为大中型企业服务的配套企业。

二是鼓励返乡农民工围绕水陆运输、商贸、餐饮、娱乐等领域，发展现代物流、社区服务、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和个体私营企业。

三是利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森林工程等重大项目推进契机，积极支持返乡民工在农业产业化、肉牛生猪产业等发展中就地转移、自主创业。

四是引导返乡农民工发展壮大“一镇一品”。未来十几年，将是重庆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段。根据我国多年来的农村工作经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城镇化，小城镇要想快速开发必须靠吸引资本，但资本更倾向于向特色产业聚集。一个乡镇要想从万千小城镇中引起资本注意，必须依靠“特色”，如何打好这张“特色牌”，发展“一镇一品”是关键。如渝北区静观镇依托花木产业资源，采取城镇开发+资本的吸金模式，吸引重庆商社集团资本入驻，经过5年努力，打造出独具一格的“静观模式”。如今该镇已成功开发出以农耕文化为主题旅游农业综合项目—美丽乡村嘉年华，吸引了一大批观光客和投资商，由此也拉动了该镇房产、农家休闲娱乐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同样，丰都也可借鉴这一发展思路，利用农民工返乡回流契机，大力发展“一镇一品”，以特色立镇，以品牌强镇，以旅游旺镇，大力吸引资本入驻，以此带动农产品规模化生产、销售和附加值的提升。

3、提供创业服务。当前，重庆正在着手建立一个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平台，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制订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返乡创业项目库，并在各项行政审批、核准等手续上，为返乡农民工一路亮绿灯。此外，重庆许多区县也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创业服务模式。如巫山县“以创业带动就业、以转移促进发展”的劳务开发思路，将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招商引资和统筹城乡的重要突破口；忠县打造“引导、扶持、培训”三大平台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奉节在6个中心集镇建立了返乡创业园。各区县都在积极完善创业服务机制备战经济危机，丰都也应积极谋划，抢抓机遇，用好用活市上的各项优惠政策，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一是优化创业环境。按照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的原则，清理和规范创业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许可、审批和办证手续，大力推行联合审批、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和承诺服务等制度，为农民工回乡创业开通“绿色通道”，对有创业意向、符合条件的，在注册登记、办理执照等方面特事特办。

二是创建创业基地。据悉，2009年，全市将规划建设10个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结合丰都实际，首先，应设立农民工创业基金，重点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建设；其次，争取将水天坪工业园纳入全市10个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并在县城周边选择符合一定条件的乡镇建立县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鼓励有一定资本、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新建、兼并、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返乡创业；最后，引进业主修建廉租标准房，以免费或低价租赁方式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场地，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引导鼓励返乡农民工进园区创业。

三是提供信贷支撑。农村金融机构要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放宽小额担保贷款条件，把返乡农民工作为就业再就业基金小额担保贷款对象，提高贷款额度和贷款贴息比例。如永川区把再就业贷款对象扩展到进城创业的农民工，将个人贷款额从2万元提高到5-8万元，将小企业贷款从4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这一举措，吸引了大量返乡农民工参与创业。

四是落实创业保障。首先，劳动保障部门应为返乡创业企业提供招工、考试、体检、培训、发放上岗证“一体式”服务，按规定减收职业技能鉴定费，免费办理劳动合同签证。其次，应建立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管理咨询、融资指导、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技术支持等指导服务的专门机构，有计划地组织交流活动和创业讲座，使创业者获得必要的技术支持。最后，政府应不断完善创业的救助机制，让尝试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失败后不至于一无所有，建立较好的退出机制。

五是营造创业氛围。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继续开展好丰都“创业杯”活动，积极评选“返乡创业明星”、“返乡创业能人”，大力塑造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生动局面。

（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加快新农村建设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引起农产品价格下滑，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去年以来，中央决定增加投资1000亿，用于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应对经济寒潮。中央早在2006年就提出新农村建设，它一改以往那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传统农村面貌，响亮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标准，让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观。在当前返乡农民工与日俱增的迫切形势下，通过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能保持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并能在短期内增加大量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

长期以来，丰都农村基础设施较为脆弱，对农业稳定、农民持续增收支撑不足，农田水利基础薄弱、农村交通条件落后、农机综合水平较低的现状未得到根本转变。因此，应趁农民工大量返乡、农村劳动力富余之际，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将新农村建设和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结合起来，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补、项目补助等多种形式，组织号召返乡农民工在农田水利、农村供水供电、农村道路、农村学校、农村危房改造以及农村活动室、文化站、卫生室等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中投资、投工、投劳，最大限度地吸纳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新农村建设。

第二篇：2013思想汇报：关于农民工返乡潮的思考

尊敬的党组织：

根据近日《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孔雀东南飞”一语所描述的中国劳动力候鸟式迁徙，似乎也受到了当前最恶劣经济气候金融风暴的冲击——民工返乡潮提前拉开序幕，有关部门已于本月初派出调研组，分赴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广东与江苏等劳务输出或输入大省，对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形势进行一次大摸底。报道称据广州火车站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年10月11日至27日，广州站共发送旅客117.4万人，同比增长了12.9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量就来自返乡民工。这一数据表明，以往在临近春节时才会掀起的民工返乡潮极可能已经提前拉开序幕。

农民工返乡，有多方面原因。一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减少，出口生产企业订单减少，企业遭遇困难，不得不裁减用工，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由于城市生活费用较高，被解雇的农民工选择返乡。二是国家最近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如新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出台以及新的土地政策，对农民返乡具有吸引力。最近中央电视台报道，随着国家新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出台，粮食主产区农产品价格应声上涨。报道称，受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影响，最近两个星期，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豆粕、豆油、玉米等农产品期货价格全线上涨。这正好使返乡的农民工看到了希望。三是农民进城打工一般是成群一起出来，当一部分人结队返乡后，其他农民工也会返乡。

可以预计，未来返乡的农民工还会增加。农民工返乡不是坏事，政府应顺其自然。

从理论上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流动是正常的事。农民工返乡与农民工进城一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中国“三农”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有利于发挥创业的就业倍增效应，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民工返乡对于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缓解城市就业和其他社会矛盾是有利的。提高城市化水平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城市要有能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要为农民进城创造就业机会，城市要为农民提供一定社会保障，城市要能解决农民工子弟上学等实际生活需要。如果大量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历史上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英国在工业革命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很多的失地农民在城市中没有找到工作，因为城市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城市没有准备好。结果，这些农民成为城市“游民”的主体，城市不堪重负。有人说当时伦敦的游民占全市总人口的25%，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是个考验，对中国的就业形势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拉动内需是正确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不正是顺应了政府拉动内需并缓解就业压力的愿望吗?此外，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增加中国粮食储备，增强中国在粮食方面抵御风险的能力。

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吸引农民工返乡种粮，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率水平，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帮助的。农民工经过城市工作与生活的“洗礼”，获得了现代社会的理念，感受到了现代生活的方式，学到了一定的市场经济经营管理经验，他们返乡后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这些东西融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

现在要问的是，农民返乡，政府做好准备了吗?

首先，政府应高度关注农民返乡的动向，掌握农民返乡的规模和速度，应在思想上认识到在近期以及更长的时期内，农民返乡的数量会增加。其次，应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农业生产，继续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返乡的农民有事可做。再次，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对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普及农业生产科学知识。最后，应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逐步改善农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条件等。

民生问题应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农民工问题。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会时刻关注社会各方动态，关注民生问题，使自己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也为早日加入党组织奠定扎实的基础!

汇报人：xiexie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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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金融危机下金融机构如何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范文）

金融危机下金融机构如何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国内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就业压力明显增加，对农民工的需求数量大幅降低，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批农民工提前集中返乡。妥善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问题，是落实“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工作的头等大事。为积极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去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8)130号)，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先后出台丁一系列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鉴于此，笔者就金融危机下，金融如何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进行了认真思考。

一、完善体制机制，营造金融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良好环境

(一)建立政府考核机制，发挥政府组织保障作用

一方面，按照“政府主导、金融机构推动、农民参与、多方互动”的要求，建立政府“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考核机制。考核指标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是否按规定建立了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信贷激励机制，当年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信贷投入情况、经营或社会效益情况等”。另一方面将金融机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发放情况纳入各级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考核，原则上金融机构当年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贷款增长比例不应低于农业贷款增长比例，以培育出更多符合承接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的借贷主体。

(二)建立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风险担保基金

按照“担保基金十政府农业机构+就业创业贷款”的运作模式。建立“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担保基金.由政府涉农主管机构设立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担保中心，担保中心将担保基金专户储存于同级财政部门指定的涉农金融机构，资金实现封闭运行，专项用于风险补偿，并每年按“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增量的适当比例增补担保基金。

(三)建立与“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直接挂钩财政优惠和财政贴息到户制度

一是建立财政贴息到户制度。积极整合扶贫、新农村建设、中央财政奖补等项目资金，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小额贷款实行财政贴息。比照国开办发[2005]60号文件“奖补资金推进小额贷款到户试点”的相关精神，落实有关贴息政策要求，如对按期还款的农户给予50%的贷款贴息，贴息资金可直接拨补给得贷款的农户，也可核补给贷款发放机构。二是落实呆坏账核销减免政策。对金融机构由于发放“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所形成的呆坏账，要按照《金融机构呆坏账核销管理办法》及财金[2009]12号文件等有关规定及时给予核销认定。同时根据财金[2009]13号文件规定，各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贷款可自主进行贷款重组和贷款本息减免，由此形成的损失可按有关规定进行税前扣除。三是落实有关税费减免政策。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税收优惠和规费减免政策，积极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

(四)建立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信贷需求申诉制度

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合理资金需求，各金融机构要尽最大努力给予满足；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要认真受理返乡农民工信贷需求申诉，对确有资金需求又符合贷款条件的，要积极协调有关金融机构解决。

（五）建立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政银农信息沟通机制，搭建政银农沟通平台，通过举办银农洽谈会、涉农产品推介会、项目对接会、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联席会等多种形式构建资金供需双方信息沟通平台，引导金融机构根据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投放力度。

二、落实信贷政策，最大限度满足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融资需求

(一)积极施行特色信贷“窗口指导”

人民银行各级机构要认真落实中央适度宽松的信贷政策及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当地贷款的要求，引导金融机构扩大支农贷款对象，拓宽支农贷款范围，将支农再贷款向农业贷款占比大、外出务工多的地区倾斜，为返乡农民工量身订制“农民创业贷款”、“返乡创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贷款”等特色信贷产品。引导金融机构加快改进县域信贷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针对外出劳务人员返乡创业初期资金需求额度小、时间急的特点，积极改造授信业务流程，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简化放贷手续，开展转授权、特别授权或权限弹性管理，提高信贷工作效率。引导和组织开展支持“三农”、就业和创业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督促金融机构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形成特色化的区域信贷“窗口指导”服务。

(二)切实落实小额担保贷款政策

各金融机构要拓宽下岗再就业贷款的支持范围，积极与劳动、财政部门互动，将支持对象由下岗失业人员扩大到返乡农民工，对返乡农民工进城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并进行了就业和失业登记的，比照国企下岗职工自主创业规定，可提供5万元以内的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并按规定享受贴息，相关贴息资金专项解决；对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可根据人员数量和经营项目的具体情况确定贷款规模，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企业新增岗位吸纳返乡农民工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并与其签订一年期限以上劳动合同，缴纳了养老保险，符合有关规定和条件的，可给予200万元以内的担保贷款。

(三)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一是创新信用评级管理。建立符合农民工就业创业业务特点的贷款信用评级、风险控制制度，设置有别于其它贷款对象的信用等级标准和条件。二是创新授信管理。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在小额农贷等支农信贷支持范围内的，就其贷款额度进行创新性界定。对以家庭自身劳动力为主，从事小规模种养业的农户授信额度一般可确定在5万元以内；对农村产业大户和民营经济户授信额度可确定在10万元以内。超过授信标准的，可采取联保、抵押质押、担保贷款方式，提供套餐服务。三是创新信贷品种。积极开办农民住房、农户宅基地、水域滩涂、林业产权、果园、有偿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地上收益权、林权、渔权、矿业权等各类动产和不动产的抵质押贷款，扩大农民工贷款有效担保物范围，开办农民工返乡创业信贷的延伸品种。

(四)加强与保险业的信贷合作

将商业保险引入“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业务，积极推动保险机构提供“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用贷款保险”，分担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风险，有条件的县市可由财政对贷款农民工或金融机构给予定额保险补助。对实行“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信贷”，积极推行涉农龙头企业按比例分摊一定保险费用的做法，并逐步将农业保险纳入农村政策扶持体系，将部分受灾农产财政补贴转为生产自救性的保险补贴。

三、改进金融服务，提升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服务功能和水平

(一)积极支持农村新型融资机构加快发展

支持和推动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融资机构加快发展，支持地区性中小银行发展，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培育有利于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竞争性金融市场格局。

(二)倾力做好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工作

加强银行账户管理，各金融机构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资的相关工作。进一步改进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的业务管理。对劳动保障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指定设立工资保证金专户或要求在指定账户中预留工资保证金的，要积极予以配合。组织推广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项目，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银行卡服务，拓展银行卡服务领域。支持城乡支付结算创新，积极探索开发和推广适合农村实际，受农民工欢迎的支付结算服务品种，方便农民工现金和非现金支付。

(三)不断完善征信管理和服务

劳动保障、农村工作办等有关部门要与金融机构共同探索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失业登记、劳动技能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信息数据库，与个人征信系统接轨，实现信息共享，便利就业创业信息提供，便利贷款信息采集。

(四)宣传推广电子银行、网上银行、自助银行等新型服务方式

各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宣传力度，积极开展金融咨询业务，帮助创业农民工用活存量资产，减少闲置资产占用，降低财务费用。

四、强化激励约束，调动金融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积极性

(一)实行信贷投入奖励制度

各级地方政府要建立完善信贷投入奖励制度，将金融机构发放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贷款纳入信贷投入奖励范围。

(二)加大监督考核力度

由涉农主管部门会同劳动保障、财政、人民银行等部门，制定相关考核办法，组织对相关部门、金融机构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对于没有达到规定要求的部门和金融机构采取必要的行政、经济管理措施。

第四篇：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影响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大潮及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影响，税收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对此，该局主动采取五项措施强化税源管理，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当前税收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一是强化户籍管理。依托国地税及工商、海关等信息共享平台，对漏管、漏征户进行清理检查，摸清税源底数。同时加强注销登记管理，建立注销登记内部巡查、注销前检查等制度，强化注销事后跟踪管理，防止纳税人以“假注销”转移管理归属，造成税源流失。二是强化纳税申报监控。建立日常监控分析制度，重点加强对零申报、异常申报的监控，通过CTAIS系统和数据质量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纳税人申报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零申报及重点税源户纳税人由税管员进行实地核查，重点通过“看、问、查”方法，准确及时掌握纳税人实际经营状况及税款实现情况，对存在问题及时纠正，及时处理。三是强化重点税源监控。强化税源分析预测，通过对重点税源税收增减变动分析，查找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四是强化纳税评估管理。完善评估机制，利用税收分析的成果以及税源监控信息加强评估对象的管理工作，重点对长期税负偏低、久亏不倒的纳税人开展纳税评估，深入剖析对纳税异常问题的成因、特点，促进税源监控水平的提高。五是强化纳税服务工作。从纳税服务工作入手，通过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加大税收政策宣传力度，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纳税能力，营造依法纳税的良好社会氛围，从而提高纳税申报质量，为税源监控工作提供保障。

第五篇：金融危机影响下劳动关系思考看法

自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席卷了全世界，对我国经济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企业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倒闭，一些企业主和经济学界的人士把矛头对准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要求修改甚至废止《劳动合同法》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处理当前的劳动关系问题，的确值得认真思考，提出可行的应对之策。

一、当前不必也不可修改《劳动合同法》

面对金融危机的威逼，自去年下半年始，特别是全国两会召开前后，不少企业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提出要废止或修改《劳动合同法》，同时在媒体上发起了攻势。各方面对《劳动合同法》的诟病，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负担，主要是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解雇补贴、社会保险费用等。二是认为增加了劳动关系的刚性约束，企业不能随意解雇工人。三是《劳动合同法》以保护职工为立法宗旨，加强了法律对职工权益的保护，雇主感觉自己也成了弱势群众。因此，要求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修改以及暂缓执行部分条例，至少减轻执行力度，以帮助企业和劳动者共渡难关。

（一）《劳动合同法》不必修改。

首先，《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了企业负担，导致了大批企业倒闭？《劳动合同法》会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这是支持和反对《劳动合同法》的人都承认的，只是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支持者认为增加的成本不太，且是企业应该负担的成本，有的不过是企业的违法成本。同时，当下大量的企业倒闭也不是实施《劳动合同法》的结果，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果。从实际情况来看，若说一个企业因实施《劳动合同法》就倒闭了，只能说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本来就有问题了，没有《劳动合同法》它迟早也会倒闭。从现实的情况看，一些企业巨大的亏损并非实施《劳动合同法》导致的，而是由其产品结构、生产技术、市场状况决定的。

其次，《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了劳动关系的刚性约束，使得企业不能随意解雇工人。自《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一些地方的劳动争议增加，也只不过是对过去企业违法行为的纠错反应，并非《劳动合同法》引发了劳资争议。如果要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要求严，只不过是对过去而言，对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而言。若以此原因提出来要修改《劳动合同法》，缺乏足够的理由。如果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就要求暂缓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就要求修改，我们何谈法治社会，何谈公平正义，何谈合作共赢。就这一点而言，《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约束，本来就没有错。

最后，《劳动合同法》是否只保护劳动者利益，企业反而成了弱势方。如果企业雇主认识到了《劳动合同法》是保护劳动者利益，还真是一个进步。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也是劳动合同立法的本质所在。如果说《劳动合同法》要同时保护劳动者和企业的利益，那就不合法理了。自有社会立法和劳动立法以来，劳动立法就是为了纠正劳资关系中劳弱资强的状况而存在的，若不如此，就不叫劳动立法了。更何况，劳动合同立法同时也是规范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对用人一方的利益也给予了足够的保护。这在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充分的体现。企业的利益，有各种投资法、民商法、物权法所保障，其法律体系之完备，执行力度之大，是《劳动合同法》所不及的。若要把《劳动合同法》修改成《劳资两利法》，不是不可，但实际情况可能只会利资而不会利劳，最终结果是劳资两不利，两败俱伤。就此而言，现在修改《劳动合同法》也是不合适的。

（二）《劳动合同法》不可修改。

《劳动合同法》不可修改是基于没有可能性。法律不是不可修改或废止，但一要看其是否有必要；二是要看时期是否成熟。从现实情况看，目前要修改《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绝非易事。首先，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我们且不论立法是否超前、规定是否合理，但一般而言，法律一经制定，如果没有严重、明显的缺陷，总不是可以朝令夕改的。其次，《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充分的酝酿、广泛征求意见，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若某种社会势力要在短时间内人为地打破这种平衡，当事的各方能否接受，值得考量。其三，劳动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涉及到劳资双方的利益，难得做到劳资双方都绝对满意。从劳动立法史和立法宗旨来看，劳动立法本来就应更多地考虑劳动者的利益。若法律一经实施，资方不满意就提出来修改法律，一是法律的严肃性会扫地而尽；二是受到损害的另一方也会奋起反击。说到底，这可能是一个冤冤相报、两败俱伤的过程和结果。其四，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光是企业受到冲击，经营困难，劳动者在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的基础上，又雪上加霜，经受的压力更大。如果轻

易修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使之更有利于企业，劳动者的境遇将会更差，其后果又会怎样，我们不难设想。最后，在现今的条件和形势下，修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标准和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从总体上讲并没有超出客观条件的要求和国际上的一般水准。社会上盛传的劳动标准过高、劳动关系刚

性化只是相对于过去的低标准而言的。现在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就业困难。若此时修改这些法律，放松政府对劳动关系的管理，必定会引起更大一波的解雇风潮，社会稳定问题将成大患。更不妥的是，提出修改要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多是企业界的人士或与企业界联系密切的人士，会增加劳动者的被剥夺感，引起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

二、集体协商是解决目前劳动法律困境的出路

两会期间，有关方面负责人已明确表示，全国人大不会修改《劳动合同法》，并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经受了实践的考验，法律本身不会因金融危机而修改。虽然有金融危机影响，因为有了《劳动合同法》这样的法律保障，我们的劳动关系基本上还是稳定有序的，应该说这部法律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从此可以看出，至少有三点是明确的：一是当前企业遇到的危机不是实施《劳动合同法》的结果；二是当前全国人大没有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修改《劳动合同法》的打算；三是金融危机形势下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落实《<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等办法来解决。

至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存在的瑕疵，我们还是有补救的办法，以走出当下贯彻落实法律中的困境。

（一）集体协商是一个灵活实用的方法。

不管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都有劳动关系双方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的规定。劳资协商谈判正是国际上通行的处理劳资矛盾的基本方法。在不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劳资双方协商谈判来解决，这要比动不动就来修改法律要好得多，也符合市场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双方协商自愿原则。

当前的经济形势的确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不少企业遇到了比较严重的困难，需要在劳动关系上作一些调整，如企业遭遇到了资金困难，会对职工的工资发放、有关经济补偿金的支付产生一定影响等等。但这些问题并非一定要通过修改劳动法律才能解决。可以在法律精神的指导下，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通过劳资双方协商谈判去解决。只要是劳动关系双方根据各自真实的意愿达成有关协议的，有关方面就可以认可。

（二）“共同约定行动”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

在不修改法律的前提下，为共同应对当前的危机，对于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要在《劳动合同法》增加“艰难时期条款”，我倒认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办法。不过，“艰难时期条款”并不必写进《劳动合同法》。据我所知，所谓“艰难时期条款”是德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劳资关系妥协的结果，并非国家立法的结果。如前所述，只要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当前各种劳动关系问题都可以通过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劳动契约来解决，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也留有这样的空间。最近全国总工会在企业推动“共同约定行动”，是一个劳资双方共同努力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举措和有益尝试，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在今天我们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大局下，如果劳资双方能够真正坐在一起平等协商谈判，采取共同约定行动，那确是一件好事，对推动我国协调劳动关系的制度创新，加强劳资合作，其意义不会亚于一部法律的诞生，更胜于修改一部法律。

（三）各方面共同努力是具体实施的关键。

在特殊时期发挥劳动关系双方集体协商和集体协议的特殊作用，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过去很多企业不把职工代表或者工会当回事，从来不把他们当作平等的协商谈判主体。工会方面也往往知难而退，不去碰这个钉子。那么，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局面下，两者应该可以合作谋大局。企业与其去谋求修改法律，还不如自己救自己，放下架子，与职工、与工会去协商谈判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这可能才是正确的选择，不要总希望通过剥夺别人的权利来壮大自己。只要企业真心对待职工，讲清道理，明辨事理，职工就会支持企业、与企业共渡难关，共克时艰。职工也要有这个大局意识，理性计算得失，关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工会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要把它真正抓好、抓实，不要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或者是失去了工会和职工的立场。作为国家立法部门和政府来讲，不用天天受各种利益左右去考虑修改法律，但可以为劳资双方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如授权在特殊时期对劳资双方协商结果的认可等等。

（四）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不能只盯着《劳动合同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从一开始就把原因完全算到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头上，有失偏颇。企业不应该把救企业的希望都寄托在修改《劳动合同法》上。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支持；可以通过给企业以工资补贴的形式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这是不少国家应对金融危机都已采取的措施；可以通过加大劳动就业投入，鼓励企业减少裁员，留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还可以通过财政支持，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走出困境。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可以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技术进步、改革创新、调整结构、调动职工积极性等方面下功夫，想办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总之，这些方法应该比修改《劳动合同法》来得更实在、更有效、更快捷。

三、越是困难时期越要选择正确的劳动关系政策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企业的用工无疑是一种制约，不管有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都会有抵触情绪。企业和相关人士在金融危机下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只不过是表象。这其中暗含了强资本弱劳动的逻辑，真正的意图是要以此来改变我国劳动关系政策和社会立法的走向。

(一)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关系政策。

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劳动关系政策，就会形成什么性质的劳动关系，最后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比如是冲突，还是合作。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们也无法回避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关系问题。长期以来，资本受到偏爱和追捧，在劳资关系中越来越呈现出强势地位；相比之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劳资争议激剧上升，集体争议事件逐年增长，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工会的维权尚难以满足劳动者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求维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甚至采取各种极端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我国的劳动关系已到了一个集中爆发的阶段。面对这样一种局势，我们是“堵”还是“疏”，是“压”还是“抚”，都面临着选择。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如果社会缺乏基本的公平公正，劳动者利益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和维护，劳动关系和社会就不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从90年代的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下岗分流，到本世纪初以来越来越严重的农民工问题，再到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职工权益保障，我国的劳资纠纷数量迅速攀升，规模不断扩大，性质更为复杂，劳动关系明显呈激化之势，劳动关系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无法绕过去的坎。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重蹈西方国家经历激烈的劳资冲突而不断引发社会对抗的覆辙。在全力以赴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局势下，对有关人士提出的降低劳工标准的建议，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切不可轻率实施。在中国，必须走合作和谐的劳动关系发展道路。

(二)加强劳动关系合作才能建立信任、提振信心。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说，要通过暖人心来暖经济，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面对危机和困难，采取何种应对的措施，各方面的人都有不同的考量。一部分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承诺不减员、不拖欠职工工资，依靠员工共渡难关，赢得了社会普遍的赞誉。但同时，一些人也开出了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暂停带薪休假等降低劳工标准的救世药方。这些建议大多是以要求劳动者放弃相应的法定权利作为代价的。事实上，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降低劳工标准可能使部分企业获得一时之利，但从长远和社会角度看，只能是得不偿失。首先，会进一步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减少社会消费，进而在就业、收入、消费、生产上形成恶性循环，削弱劳动者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其次，会进一步加剧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引发和扩大社会冲突，减弱劳动者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

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处理劳工关系的做法和经验能给我们一些启迪或是启示。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当上美国总统后开始实施“新政”。“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调整劳工政策。随着《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出台，与此相配套的涉及工会、劳工保护、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标准、职业介绍、团体契约等一系列调整劳工关系的法规也逐一出台。同时，还成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作为调整劳工关系的协调机构。1935年又制定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儿童福利等内容的《社会安全法案》和《国家劳工关系法》。前者是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实施的全国性社会保障立法，后者则是美国劳工立法的基本法律之一。到1938年，又先后制定了《工资法》、《加班法》、《公平劳动基准法》等维护劳工权益的一系列法律。这一系列劳工立法，促进了劳工关系的稳定，加深了劳资双方的互信，加强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其在当时美国经济萧条情况下给民众带来的信心，在社会不同群体中所创造的信任，对扭转危局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局势下，我们一是要靠信任，加强企业、职工和政府间的团结与合作；二是要靠信心，充分凝聚、调动和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只有有了信任和信心，我们才有可能直面危机和挑战，这是战胜困难的前提。

（三）战胜金融危机还要靠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中国企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缺乏必要的、有效的、长期的信任，企业只是把劳动者当作企业外部的因素，而不是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企业与员工之间缺乏信任，劳动者对企业也没有信心。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处于这种状态下，既便是正常情况下企业都难以搞好，更何况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如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有了足够的信任，企业即便因经营困难真的要减薪、裁员，劳动者也会理解、支持。那些因减薪、裁员闹出群体性事件或重大社会事件的企业，无不是管理不规范，对劳动者使用欺诈、打压等手段的企业。

就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劳动力是一种相对过剩的资源，但从长远看，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无疑是一种稀缺资源，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果和健康发展。当企业中劳动者的积极性高的时候，劳动者的行为会促进企业效益的增长，反之，则引起企业效益的下降。现代企业是一个法人实体，一旦获得永续的法律生命，就只能在利益相关者的诸多目标之间不断调和，以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企业无非是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及雇员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企业要渡过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需要企业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共同努力，这其中，员工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只有企业的员工，包括其中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才是活的东西，才能真正承担所谓的责任。在企业处在危机的时刻，员工并非只是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是企业的资源，是战胜危机的力量。企业的普通员工在企业遇到困难之时，至少可发挥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能理解企业的处境和困难，积极支持企业采取措施应对危机；第二，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企业多作贡献，多出效益；第三，会为企业利益着想，节约成本，降低消耗，革新技术，提高企业竞争力。但是，这些积极作用发挥的前提条件仍然且必须是，企业对员工要有足够的信任，这样员工才会对企业有足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