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的政府危机管理创新[五篇模版]

第一篇：风险社会下的政府危机管理创新

风险社会下的政府危机管理创新

许 敏

2013-1-25 15:26:35 来源：2013-1-23 人民论坛（总第391期）

【摘要】当前，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重塑风险意识，形成风险预控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网格化、全覆盖的危机治理体系，是政府化解社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关键词】风险社会；公共危机；危机管理

人类发展迎来风险社会时期

作为历史的产物，风险是人类畏惧自然和强烈生存意识的真实表达。早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凶猛的野兽、肆虐的山洪频繁威胁着人类，“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类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①进入农业社会后，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和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利用，人类仍然难以抵挡由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所带来的生态风险。伴随着以蒸汽机的发明、推广、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兴起，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活动愈演愈烈：一方面，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另一方面，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成为主要的风险源。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后工业时代，德国学者贝克将这个时代称为“风险社会”②。与传统工业社会的风险相比，风险社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风险的人化。即人造风险，它是指由于人的知识匮乏和经验欠缺所造成的风险。二是风险的制度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制度一方面有助于规范社会的运行、防范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引发新的风险。三是风险的普遍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某一国家或地区发生的风险很容易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一方面，我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同时经历着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治转型和发展转型，其中孕育着机遇与繁荣，但同时也造成风险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激变。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提升了全球物质与信息的流动速度，使我国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各类灾害事故，如甲型H1N1流感、国际金融危机等充分表明我国已经步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如何有效地化解社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是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传统政府危机管理的成就与困境

自从2003年“非典”爆发后，我国开始构建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首先，应急预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其次，应急管理的法制化程度有所提高;最后，形成了“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应急管理体制，并构建了“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对消减危机影响、提高应急管理绩效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但是，政府传统的危机管理理论预设是危机的“非常态”，即将危机视作对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成严重威胁的偶发事件。因而政府危机管理主要侧重于危机爆发后的应对和恢复，而忽视对危机的预防和预测，这主要体现在应急预案不完善和危机预警缺位上。据统计，目前颁布实施的各类应急预案数量高达百万份，但在危机管理实践中，应急预案却缺乏实效性。此外，针对危机性质的“非常态”，政府尚未构建切实有效的危机信息监测系统，导致一部分可以监测预防的危机频频爆发。

在应急管理体制上，尽管政府设立了应急管理委员会作为应对危机的指挥机构，但当危机爆发时，应急管理委员会无法在短期内将分散在其他部门中的应急决策、协调职能集中起来，也难以将多个部门的应急资源适度整合。这种基于传统官僚制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危机“已经存在”的假设之上的，它以可以观察到的危机为管理对象，依靠制度化的应急手段来消减危机影响。但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源不断增多，风险的扩散性和变异性日益增强，仅仅对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危机进行局部改良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政府危机管理要求在厘清风险与危机差异的基础上，重塑政府危机管理意识、创新危机管理制度，实现对危机的结构性批判。

风险社会中政府危机管理的创新

当前，风险事件的复杂性、普遍性、利益关联性要求政府自觉认识到风险社会是不可回避的历史境遇，只有变革政府传统的危机管理制度，才能有效地回应风险社会的挑战。

首先，要加强风险意识的重塑，形成一种反思性的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社会强调“自反性”，风险时代的治理方式依靠具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因此，政府危机管理创新的首要问题是在现代风险社会中重塑人的风险意识。一是在学术语境中甄别“风险”与“危机”的概念差异;二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危机意识的解构和社会风险文化的形成。

“风险”与“危机”分属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风险”是经济学话语，“危机”是管理学话语。由于“危机”的管理是一种强实践性的活动，因而强调“决策”;而对“风险”的分析强调“自反性”，因而反对决策。“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危机是由风险转化而来的，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④

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要在厘清“风险”与“危机”差异的基础上，深刻意识到现代社会风险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化风险。因此，政府在识别和研判人化风险的同时，要了解现代风险社会本质及其运行规律，尤其是风险向危机演进的机理，通过完善风险预控机制和采取危机缓和措施，消减危机的影响。同时，政府还应引导公民风险意识的形成，并倡导一种反思性的风险社会文化。通过对广大民众的风险教育和普及应急知识，增强全社会预防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而使人们能理性认识风险社会的客观存在，并能在危机到来时保持健康心态，从容应对所面临的困境。

其次，应建立“社会风险—公共危机”的“连续统”，创新危机管理制度。目前针对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研究是分离的，前者属于社会学领域，主要研究如何进行社会风险识别、预警与消减，后者属于公共管理领域，主要讨论如何进行应急处理。因此有必要放弃单一的学科视野与孤立的理论范式，建立“社会风险—公共危机”的“连续统”，并借助该框架，创新危机管理制度。

图1⑤

基于“社会风险—公共危机”连续统的建立和运用，传统危机管理制度应从两方面创新。一是将风险预控纳入危机管理，完善危机管理流程。在定期对危险源进行排查的基础上，对社会系统的脆弱性进行评价，通过风险管理与评估，对危机诱因进行监测、诊断、预控，并及时向社会公众预警风险的形式和烈度。如图1所示。二是建立常设性风险管理机构。既可以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负责风险识别、分析、处理及监控，也可依托常设性应急管理部门，由其实施全过程的危机管理，包括事前预控、事中处置、事后恢复等，全面履行值守应急、信息处理和综合协调职责。

最后，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危机治理网络。传统的危机管理以政府为单一的主体，主要采取“运动式”、“突击式”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固然能体现政府的权威性，具有较强的感召力，但不利于高效处置转型时期危害性加剧的各类突发事件，客观上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面对这一困境，应当整合社会资源，构建由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组成的多元主体。由于我国尚未形成公民广泛参与的文化和意识，现阶段政府应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构建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同时，政府要突破传统的“管理”思维而树立“治理”的理念，以相互合作的机制重构组织关系，并用一种整体和全盘的方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功能与效用，进而形成一个优势互补、功能匹配的有机整体。

风险社会已成为当前我国不可避免的历史境遇。我国政府传统危机管理以应急处置为中心，偏重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处理，这必然难以适应高风险社会的危机管理的要求。因此，强化风险意识、创新“社会风险—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危机管理制度、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危机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武汉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与干预模式研究—基于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综合性分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C630312)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③高小平：“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成就和发展”，《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1期，第75～76页。

④童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⑤[澳]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宋炳辉，金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第二篇：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和责任

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与责任

——从传播学视角看风险社会

摘要： 始发于近代西方的现代技术革命，给人类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了人的实践范围，把人类社会带进了现代文明时代，并且把人类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但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风险，使人类不可避免的进入风险社会。现代性造就了风险，全球化则使得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造就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人们认识风险与规避风险的主要渠道，在风险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与职责。本文主要论述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与责任，并提出关于媒体如何有效合理得进行风险传播的一些建议。

关键字： 风险社会

大众传媒

风险传播

议程设置

当全球化以势不可当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文明发生断裂，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危机也相伴而生。高科技的运用越广泛，风险系数就越大。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特性和危机状态，也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其概括为“风险社会”，风险超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也为现代社会铺设了时代语境。在这种语境下，新闻传媒在传播风险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风险社会及其特点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 年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问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而在风险社会，我们必须把伤害的缓解与分配作为核心问题。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风险具有四个特点：

(1)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此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

(2)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3)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

(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①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近期日本核电站事故、近几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艾滋病的传播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等等无不警戒着人们，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且风险传播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风险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风险社会下的大众传媒

在风险社会中，由于风险存在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政府、社会、各种组织机构和公众成为风险的治理共同体。美国决策研究专家保罗·斯洛维奇指出，大多数公众评估危险，依靠的是直觉判断，即“风险感知”，而他们有关风险的经验主要是来自于新闻媒体。②也就是说，通过接受新闻媒体的风险传播来规避和降低风险，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中公众的生存依靠，成为其做出风险决策的依据。因此，风险社会也构成了现代传媒的传播语境，进行风险传播成为传媒的重要功能和社会责任。

在对风险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贝克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积极的传播功能:“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 ③但是,他同时也冷静地注意到:大众传媒对这一事实的揭示往往带有欺骗性,由此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更依赖于消费系统｡

媒体通过风险传播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但在引导风险认知、决策的同时，也可能会扩大再生产风险，其正负功能即风险化解和风险再生产效应矛盾共生。风险是被构建的，这是风险的本质之一。媒体在风险传播的同时，无形中构建着风险，成为风险制造环节的一部分。媒介一旦在传播风险信息时有稍微的偏颇或煽情，都会影响到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从而加剧公众的恐慌或者引导公众忽视风险的危害性，妨碍公众对风险的防御和决策。

2003年SARS事件中媒体的集体失语和信息公布的缺失，导致疫情一度恶化，降低了人们对SARS的危机感，延缓了事件的有效处理期，使SARS一时间肆意横行，严重威胁这公众的健康。同时由于官方信息的缺失，人们的知情权得不到保护导致一些小道消息疯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恐慌。

而类似地，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媒体对盐能防核辐射的报道使得市场上食用盐一度供不应求，出现抢盐热，哄抬盐价，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汶川地震中由于媒体对灾情进行全程直播，予以高度的关注和保证信息的高透明度公布，使得社会公众对灾情有清楚的认识，并且有力的支持了政府对灾情的控制和社会公众对受灾区的援助工作。

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直接影响着公众的态度和风险的发展。

三、合理设置议程，重构传播秩序

正因为大众传媒在风险信息公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风险社会下的传播秩序重构才显得急切且必要。我认为，大众传媒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应做到一下几点：

（1）真实客观，实事求是

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向亟待了解信息的群众提供事实真相，这是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在风险传播中，媒介能否为公众提供真实的风险信息直接关系到公众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安全保障，关系到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只有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才能避免公众思想混乱和社会无序。

（2）以人为本，准确定性

风险社会具有人为性，风险和危机常常涉及到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新闻媒介应注意“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关心社会风险和危机事件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关心公众的命运与安全。同时要将风险准确定性，既要引起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又要避免过度的渲染导致社会恐慌。

(3)及时传播，掌握主动

在风险社会中，具有预警、告知和培育公众风险意识的新闻媒介，天然地成为风险信息的发布平台。及时传播风险信息，不仅是社会公众的需求，也是新闻媒介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站在新闻及时性和公众知情权的角度，媒介应关注事态的发展，传播最新鲜、最及时的动态新闻，使公众掌握最新的风险情况，做好防御准备，做出正确决策。

（4）巧设议程，引导舆论

不少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的往往是公众激昂的个人情绪表露，这是一种“潜舆论”状态。然而，这种潜舆论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情绪的表现，往往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显舆论”。对媒体来说，如果能在公众意见处于潜舆论的阶段时就巧妙地设置议程，进行恰当地引导，效果会比潜舆论转化为显舆论时再引导要好得多。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虽然不能引导受众想些什么，但可以引导他们怎么想。新闻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可以吸引公众关注议程所设置的内容，引导其按照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齐心协力得应付社会风险，共同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议程设置可以强化新闻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增强政府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抵御和应付风险事件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5)注意平衡，把握好“度”

适当控制报道的流量和流向是新闻媒介在风险传播中首先要考虑的“度”的问题。一家成熟的媒体应该是成熟稳重、冷静中立的。在风险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介应从大局出发，及时客观地进行报道，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要考虑到多方面信息的平衡，通过控制报道流量和流向，使其他稿件也能及时与受众见面，适当舒缓受众的思想压力。

其次，要考虑到报道对象和报道观点的平衡。在风险报道中，媒体要掌握事件各个方面的信息，善于用平衡报道的方式，给事件中涉及的矛盾各方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同时要注意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实现舆论的平等和公正。

总之，风险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公众对风险信息获取的平台，媒介应站在独立公正客观的角度，勇敢得担负起自身的职责和责任，发挥自身不可取代的风险建构作用，向公众传播正确客观精准的风险信息，并掌握好传播的平衡和“度”，供公众进行合理的风险决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稳定。

①百度百科 风险社会

②【美】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篇：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和责任

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与责任

——从传播学视角看风险社会

摘要： 始发于近代西方的现代技术革命，给人类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了人的实践范围，把人类社会带进了现代文明时代，并且把人类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但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风险，使人类不可避免的进入风险社会。现代性造就了风险，全球化则使得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造就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人们认识风险与规避风险的主要渠道，在风险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与职责。本文主要论述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与责任，并提出关于媒体如何有效合理得进行风险传播的一些建议。

关键字： 风险社会

大众传媒

风险传播

议程设置

当全球化以势不可当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文明发生断裂，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危机也相伴而生。高科技的运用越广泛，风险系数就越大。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特性和危机状态，也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其概括为“风险社会”，风险超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也为现代社会铺设了时代语境。在这种语境下，新闻传媒在传播风险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如何发挥好媒体的拟态环境建设和议程设置的功能，这是每个新闻从业者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风险社会及其特点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 年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问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而在风险社会，我们必须把伤害的缓解与分配作为核心问题。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风险具有四个特点：

(1)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此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

(2)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3)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

(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①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近期日本核电站事故、近几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艾滋病的传播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等等无不警戒着人们，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且风险传播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风险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风险社会下的大众传媒

在风险社会中，由于风险存在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政府、社会、各种组织机构和公众成为风险的治理共同体。美国决策研究专家保罗·斯洛维奇指出，大多数公众评估危险，依靠的是直觉判断，即“风险感知”，而他们有关风险的经验主要是来自于新闻媒体。②也就是说，通过接受新闻媒体的风险传播来规避和降低风险，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中公众的生存依靠，成为其做出风险决策的依据。因此，风险社会也构成了现代传媒的传播语境，进行风险传播成为传媒的重要功能和社会责任。

在对风险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贝克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积极的传播功能:“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 ③但是,他同时也冷静地注意到:大众传媒对这一事实的揭示往往带有欺骗性,由此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更依赖于消费系统｡

媒体通过风险传播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但在引导风险认知、决策的同时，也可能会扩大再生产风险，其正负功能即风险化解和风险再生产效应矛盾共生。风险是被构建的，这是风险的本质之一。媒体在风险传播的同时，无形中构建着风险，成为风险制造环节的一部分。媒介一旦在传播风险信息时有稍微的偏颇或煽情，都会影响到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从而加剧公众的恐慌或者引导公众忽视风险的危害性，妨碍公众对风险的防御和决策。

2003年SARS事件中媒体的集体失语和信息公布的缺失，导致疫情一度恶化，降低了人们对SARS的危机感，延缓了事件的有效处理期，使SARS一时间肆意横行，严重威胁这公众的健康。同时由于官方信息的缺失，人们的知情权得不到保护导致一些小道消息疯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恐慌。而类似地，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媒体对盐能防核辐射的报道使得市场上食用盐一度供不应求，出现抢盐热，哄抬盐价，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在一些校园行凶事件的报道中，多数媒体把报道的重心放在了事件经过和受害人及其亲属上，血腥的情节、悲痛而气愤的心情描述得淋漓尽致。但是，针对此类事件深层次的原因剖析、罪犯心理解读、危机预防和干预等方面的报道则浅尝辄止。这样的报道倾向，只会给受众带来一种认知偏差，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存的环境是不安全的，每天都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给社会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又如，甲型H1N1流感被发现初期，被称为“猪流感”，结果一些媒体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便不负责任地在新闻报道中将其与“猪”联系到了一起，以致人们谈猪色变，不敢吃猪肉，不敢接近猪一类的动物，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致使猪肉生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汶川地震中由于媒体对灾情进行全程直播，予以高度的关注和保证信息的高透明度公布，使得社会公众对灾情有清楚的认识，并且有力的支持了政府对灾情的控制和社会公众对受灾区的援助工作。

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直接影响着公众的态度和风险的发展。

三、合理设置议程，重构传播秩序

正因为大众传媒在风险信息公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风险社会下的传播秩序重构才显得急切且必要。我认为，大众传媒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应做到一下几点：

（1）真实客观，实事求是

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向亟待了解信息的群众提供事实真相，这是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在风险传播中，媒介能否为公众提供真实的风险信息直接关系到公众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安全保障，关系到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只有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才能避免公众思想混乱和社会无序。

（2）以人为本，准确定性

风险社会具有人为性，风险和危机常常涉及到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新闻媒介应注意“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关心社会风险和危机事件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关心公众的命运与安全。同时要将风险准确定性，既要引起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又要避免过度的渲染导致社会恐慌。

(3)及时传播，掌握主动

在风险社会中，具有预警、告知和培育公众风险意识的新闻媒介，天然地成为风险信息的发布平台。及时传播风险信息，不仅是社会公众的需求，也是新闻媒介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站在新闻及时性和公众知情权的角度，媒介应关注事态的发展，传播最新鲜、最及时的动态新闻，使公众掌握最新的风险情况，做好防御准备，做出正确决策。

（4）巧设议程，引导舆论

不少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的往往是公众激昂的个人情绪表露，这是一种“潜舆论”状态。然而，这种潜舆论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情绪的表现，往往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显舆论”。对媒体来说，如果能在公众意见处于潜舆论的阶段时就巧妙地设置议程，进行恰当地引导，效果会比潜舆论转化为显舆论时再引导要好得多。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虽然不能引导受众想些什么，但可以引导他们怎么想。新闻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可以吸引公众关注议程所设置的内容，引导其按照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齐心协力得应付社会风险，共同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议程设置可以强化新闻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增强政府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抵御和应付风险事件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5)注意平衡，把握好“度”

适当控制报道的流量和流向是新闻媒介在风险传播中首先要考虑的“度”的问题。一家成熟的媒体应该是成熟稳重、冷静中立的。在风险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介应从大局出发，及时客观地进行报道，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要考虑到多方面信息的平衡，通过控制报道流量和流向，使其他稿件也能及时与受众见面，适当舒缓受众的思想压力。

其次，要考虑到报道对象和报道观点的平衡。在风险报道中，媒体要掌握事件各个方面的信息，善于用平衡报道的方式，给事件中涉及的矛盾各方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同时要注意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实现舆论的平等和公正。

小结: 总之，风险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公众对风险信息获取的平台，媒介应站在独立公正客观的角度，勇敢得担负起自身的职责和责任，发挥自身不可取代的风险建构作用，向公众传播正确客观精准的风险信息，并掌握好传播的平衡和“度”，供公众进行合理的风险决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稳定。参考文献：

①百度百科 风险社会

②【美】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论新闻媒介的风险传播》 殷莉 何秋红 《风险社会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介角色审视》 王青 《风险社会：媒体不可承受之重》 张莹 陈力锋

第四篇：政府危机管理——泥石流

甘肃舟曲泥石流 摘要： 关键字：

提纲：

一、背景

二、现象

三、真相；

四、原因；

五、对策 正文：

2010年8月7日22时许，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突降特大暴雨，降雨量达97mm，持续超过四十分钟。引发县城北面的罗家峪、三眼峪等四条沟系特大山洪地质灾害，泥石流长约5千米，平均宽度300米，平均厚度5米，总体积750万立方米。泥石流冲进县城，并形成堰塞湖。以前舟曲山上多是郁郁葱葱的大树，很少发生泥石流，由于乱砍乱伐和毁林开荒之风的盛行，舟曲周围的山体几乎全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加上民用木材和倒卖盗用，全县森林面积每年以10万平方米的速度减少，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遭到超限度破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又遇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导致较严重的泥石流发生。【1】泥石流下泄，由北向南冲向县城，造成沿河房屋被冲毁，泥石流阻断白龙江、形成堰塞湖。据中国舟曲灾区指挥部消息，截至8月28日，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1463人遇难，失踪302人，受伤住院人数72人，其中转院治疗59人，治愈出院10人，现有住院3人，累计门诊治疗2244人，已解救1243人。

一、成因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这次灾害主要发生在三眼峪和罗家峪，而这两条沟位于白龙江的北岸，沟口距离舟曲县城约2千米。现在笔者将对本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形成原因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1、地质条件因素

舟曲当地地形地貌和特殊地质构造，是导致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专家分析认为，舟曲县城附近的地质构造岩性松软、风化程度也很厉害，比较容易发生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灾害。1.1 地形地貌

舟曲县城段地处西秦岭南脉山区的岷迭山系，山体高耸挺拔，地势险峻，河谷深切，水流湍急。白龙江两岸海拔高程大多在3000—3500米以上，谷地海拔高程850—1350米。县城以北的雷古山海拔高程4154米，为本区最高峰，以南的葱花坡海拔高程3250米。地形相对高差达1000—1500米，最大达2900米，呈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特征。【2】 1.2 底层岩性

三眼峪、罗家峪泥石流沟所处底层岩性中多汗灰岩、白云质慧眼等，遭风化强烈。并且整个流域处于两条断裂带所夹的断块中，断裂两侧岩层破碎，褶曲强烈，掩体较破碎，并且沟道中部分布着滑坡、坍塌、崩塌及沟道洪积物等松散堆积物。这些堆积物遇到长时间持续的大雨，很容易被冲走，造成泥石流。1.3 地质构造

舟曲县城段区域上属秦岭褶皱系--西秦岭南部印支褶皱带，北以临潭--宕昌断裂带与西秦岭北部华里西褶皱带分界。另外，舟曲地质历经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呈东南-西北隆起延伸，在长期挤压、扩张、褶皱和不断复合过程中，形成地质体不连续、不完整、不稳定，造成多期性断裂构造。如今舟曲境内山高沟深，地形起伏强烈，褶皱断裂发育，软岩分布广，岩体破碎。【3】舟曲的地质山体构造本就十分松散，这是孕育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温床。

2、固体物质条件与人为破坏

由于舟曲县城位于断裂带，地质构造复杂，新构造运动活动强烈，这样地面的岩石之类的本来就十分破碎。另外一方面，当地农民大规模地开看坡地也破坏了地表，诱发了泥石流。因为开垦坡地不仅严重破坏了植被，而且破坏了地质环境和地表，开垦出的土地不仅未给当地群众带来经济效益，反而造成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使得本来碎散、破碎的岩石失去植被的覆盖，更容易受到雨水的侵蚀，因而会加剧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同时，当地人民修路时开挖山体也是对其破坏。另外，舟曲从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0上半年的持续干旱，造成城区周边岩石解体，部分山体、岩石裂缝暴露在外，使雨水容易进入，也容易导致滑坡。

3、地震的影响 舟曲县也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之一，这次地震加剧了舟曲县城周边的山体松动和岩层破碎，曾有专家介绍说，因地震造成的山体松动等影响需要3到5年才能消除。但是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距离汶川地震发生仅两年多的时间，其影响肯定没有消除，因而这次大地震也成为其诱因之一。

但是中科院专家马东涛却认为汶川地震对舟曲地区泥石流影响较小，因为汶川地震时该区的地震烈度只有六度，应该说地震对舟曲的地质环境影响较小。但是，光绪五年即1879年甘肃文县8.0级特大地震对甘肃文县、舟曲和武都等地区地质环境破坏巨大。他表示，据他在甘肃陇南的调查，1879年的这次特大地震是该区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育的重要原因。地震造成山体结构松散破碎，形成崩塌、滑坡等堆积在沟床上，成为泥石流固体物质补给源。

据1997年的调查，三眼峪沟内存在松散固体物质5000万方，其中可直接补给泥石流的达2000万方以上。本次泥石流的主要固体物质就来源于文县地震后的崩塌滑坡堆积物。

不管是汶川地震也好，还是1879年的特大地震也罢，反正地震所带来的岩体松动都会引起泥石流的发生或者加大其程度。

4、降水条件

舟曲地处亚热带向北温带过渡区，降水量少并且很不均匀。在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之前，就有特大暴雨持续了四十几分钟。不难知道，暴雨是舟曲泥石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面已经提到，此地地质条件复杂、地表比较破碎，加上人为地破坏和地震的影响，岩土体更加松动破碎，又历经长时间的干旱缺雨，因而瞬时间的大暴雨催化了滑坡、崩塌的发生，也为泥石流提供了巨量的松散物质来源，加剧了泥石流的发生。

5、地质灾害自身的特征

众所周知，泥石流自身就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很大的破坏性。其发生是难以预测的。崩塌、滑坡和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都是泥石流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形成泥石流的主要固体物质来源。当然，在没有水作为动力的情况先，松散物质堆积沟道，不会对下游产生威胁。但是一旦有瞬时的暴雨，其危害程度就会相当之大。舟曲泥石流中巨大的泥石流掩埋村庄、阻断交通、冲毁房屋建筑、阻断河流形成堰塞湖，都充分地体现了泥石流的这三大特性。

在以上原因综合影响、共同作用之下，舟曲爆发了特大泥石流，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威胁。那么我们的党和政府面对此次灾害之时，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就将对灾害发生之后党和政府的反应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二、自本次灾害发生以后，可以说党和政府都很及时地采取了各种措施。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紧急行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积极应对这次重大泥石流灾害。

1、坚强后盾——党中央、国务院

甘肃舟曲灾情发生以后，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对抢险作出重要指示。8月8日中午12时，灾害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受灾地区。温家宝于当日中午乘专机赶赴甘肃，途中在天水机场换乘直升机后辗转前往舟曲县，指导抢险救灾，他在多个场合强调，目前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救人。

在他的专机起飞后不久，即于12时15分许召集随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舟曲抗洪救灾临时指挥部并作出部署。会议有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卫生部、民政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研究室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对灾情进行了初步分析。

在这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甘肃舟曲8日凌晨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由于当地地处山区，较为偏僻，水、电、路和通信中断，救灾难度大。会议确定了9项工作：第一，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要千方百计寻找和抢救可能幸存的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倍努力，能救一个人就救一个人。第二，必须在查清泥石流情况和地质情况的基础上尽快制定清淤方案。第三，尽快稳妥处理堰塞湖，在确保上下游安全的前提下使湖水缓慢下泄。第四，抓紧修复当地基础设施，尽快通路、通电、通水，恢复通信。第五，根据气象判断雨情灾情变化，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制定下一步防灾减灾方案。第六，想方设法安置受灾群众，要尽快调运帐篷、粮食、饮用水等物资，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第七，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第八，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领导干部要深入灾区第一线，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第九，要迅速、及时、准确通过新闻媒体发布灾情和抢险救灾进展情况。

另外，中央各部也火速采取了行动。公安部在灾害发生之后就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此外，公安部部署相邻地区消防部队和公安特警等近千名警力，携带抢险救援器材，实行摩托化开进，火速赶赴灾区增援；国家防总决定自8月8日14时起紧急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甘肃舟曲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受国家防总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委托，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于8日晨率国家防总工作组和有关专家，紧急赶往现场协助抢险救灾；国家减灾委、民政部8日8时30分紧急启动国家三级救灾应急响应，并向灾区调拨5000个睡袋。下午，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二级；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副局长许小峰8日早间就灾区抢险救灾气象服务保障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8日上午，中国气象局已紧急组成救灾指导工作组，该工作组由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应急办等单位组成，于当日启程赶赴灾区，投入抢险救灾气象保障服务工作。

另外，中央政府举行的全国性的悼念活动，也得到了众多外国媒体的好评。

2、当地政府——中流砥柱

笔者之所以说当地政府是抗灾的中流砥柱，是因为它是联系中央和当地人民的桥梁，是中央抗灾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者，同时也是人民利益的直接捍卫者；是中央政策直接的执行者，也是人民群众诉求利益的倾听者。地方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所做事件

下面，笔者就将对甘肃省人民政府、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和舟曲县县政府面对灾害采取的措施做一个简介。

2.1 积极配合中心，开展各项救援计划。前面已经提到，中央各部很快地确定了各种行动方案，但是任何方案的实施都是需要地方政府去真正地贯彻执行或者说是配合执行，地方政府的配合协调工作做好了，对于各种政策的贯彻实施也是十分有利的。

2.2设立新闻中心。甘肃省舟曲县8月9日正式设立新闻中心，迅速、及时、准确通过新闻媒体发布灾情和抢险救灾进展情况。新闻中心设立在舟曲县政府办公大楼的九层，新闻中心内摆放了多台电脑，供境内外记者发稿使用。该中心于9日晚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中共甘南藏族自治州委书记陈建华在发布会上向媒体通报灾情。之后，新闻中心每天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灾情和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尽管条件艰苦，工作环境恶劣，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是全天候工作，并尽力为前来采访的记者服务。

成立新闻中心，及时通报灾情，是中国政府在多次面临重大灾害之后总结出的经验，也可以说是其走向透明化的一大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3 为应急安置群众发放生活补助。甘肃省人民政府9日发布关于甘南州舟曲县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受灾群众生活安置有关问题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对应急安置的受灾群众每人按150元发放生活补助，时限为15天。具体的补助政策和标准为：(一)应急期救助。对应急安置的受灾群众每人按150元发放生活补助，时限为15天。(二)过渡期救助。每人每天按1斤粮、10元钱发放临时生活救助，时限为3个月。“三孤”人员过渡期为3个月，每人每月按800元发放临时生活救助，过渡期满后，按正常“三孤”人员标准发放补助。(三)遇难人员抚慰和安葬费。每一位因灾遇难人员，对其家属按8000元发放抚慰金及丧葬费。(四)居住房屋倒塌重建补助。农村受灾居民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需重建的，每户平均补助2万元，需要维修的，每户补助4000元；城市受灾居民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需重建的，中央每户平均补助2.5万元。

这些补助很好地为受灾群众解决了后顾之忧，同时彰显出人民政府的爱民亲民形象，体现出我国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提出这些意见的同时，也提出了三点要求，以保证这些措施的顺利实施，这都反映了政府在解决关系民生的问题上面付出了努力。

3、人民解放军——坚强卫士

在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后，参加救援的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愧为人民的坚强卫士。

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表彰舟曲抢险救援部队的通报中指出，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后，兰州军区、空军和武警部队等有关单位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决策指示，组织部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斗争。截至2010年9月7日，军队和武警部队共动用兵力16.5万余人次，组织动员民兵预备役人员4.8万余人次，出动飞机和直升机75架次，车辆机械10.8万多台次，冲锋舟380艘次，转移安置群众24252人次，搜救幸存者53人，救治伤病员18217人，抢运物资2355吨，疏通道路85.6公里，清理淤泥229万余立方米，防疫消毒321万余平方米，在舟曲抢险救援中发挥了突击队作用，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

通报还指出，各任务部队视灾情为命令，快速反应，紧急赶赴灾区展开应急抢险救援。广大官兵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抢救生命为第一任务，在舟曲抢险救援联合指挥部统一领导下，与地方救援力量和灾区干部群众一道，全力搜救和转移安置群众、医治伤员，快速展开堰塞湖排险、城区清淤和疫情防控等各项救援工作。在抢险救援战斗中，各级党组织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科学救灾，实施强有力的领导。各级领导率先垂范、靠前指挥，有400多名团以上领导干部奋战在救灾第一线，带领部队完成任务。广大共产党员哪里最危险就冲向哪里，哪里最艰苦就战斗在哪里，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救灾官兵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各部队在进行抢险救援的同时，牢记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积极做好暖民心、稳民心、聚民心工作。广大官兵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展示了我军文明之师形象，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的确，各任务部队在执行任务之中，弘扬了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和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和伟大精神，他们时刻牢记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全面履行人民解放军的职能和使命，圆满地完成了党和人民富裕的任务，做好了人民的坚强卫士。

三、参考文献：

【1】《防灾减灾规划与灾后重建规划的反思——由舟曲泥石流灾害想到的》，谢映霞，《灾害学》，2020年10月第25卷增刊。

【2】《舟曲泥石流地质灾害形成原因分析》，张成勇，甘肃水利水电技术，2010年12月第46卷第12期。

【3】《关注甘肃白龙江水土流失:保护小江南任重道远》，浙江在线

第五篇：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

关键词：康师傅馊水油；食品安全；风险传播；网络传播

摘要：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网络时代风险传播突破了由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形式，变为了公众都可进行的双向传播，因而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风险。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特点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存在着传播源广泛、意见领袖作用强、政府反应速度偏慢，且舆情回落周期长短受舆情传播中其他声音影响等特征，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政府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提高反应速度，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允许出现多方声音，以“引”代“堵”，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使公众能理性的对待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27-05

自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事件以来，诸如“毒豆芽”“熏肉致癌”“僵尸肉”等食品安全事件被频频曝出，而且这些食品安全事件每次曝出后都在网上引起不小的**，使得大众和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出现的频率高，每次出现都产生一波波舆论潮，那么在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有怎样的表征呢？

一、理论阐释

1.风险社会与风险传播

风险社会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出现的，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提出，它表现为现有社会存在的危机或潜在的危机水平〔1〕。风险社会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如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科技风险等突发性社会事件〔2〕。

风险传播是为公众提供用以减少焦虑和恐慌的信息，并为公众提供合理应对危机建议的过程〔3〕。传播媒介是风险传播中很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在风险社会中表现为对现有社会中风险失控行为的批评与反思〔4〕。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事件在网络传播中带有一些网络暴力的色彩，给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的风险社会增加了更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如网络谣言等，而且风险的不确定性会拓宽风险的强度和广度〔5〕。在网络环境中，风险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传播媒介，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往往来源于传播媒介的话语导向，传播媒介的批评行为则可能会被放大，所以公众在风险社会中表现出的意识恐慌和社会对抗的程度与传播媒介的传播力息息相关①。

2.风险沟通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对风险沟通的定义，风险沟通指的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后来学者在此定义基础上指出风险沟通包含五个要素，即沟通目的、沟通内容、目标人群、信息来源和传播方式。

风险沟通在风险传播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民主的决策离不开有效的媒体沟通，有效的风险沟通就是要在风险传播中通过媒体连接起政府和公众，让政府和公众站在同等的地位，扩大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即加强民主程度和增大信息透明程度，从而将风险社会的风险程度降到最小值〔6〕。网络传播中的风险沟通是一种双向传播机制，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由政府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在网络风险传播中，政府要控制局面，而公众认同的是自我感知〔7〕，那么政府和公众之间怎样才能达到一种有效的沟通呢？这时风险沟通就显示出其重要性了。

二、“康师傅馊水油”事件在网络传播中的表征

1.事件概述及舆情走向

“康师傅馊水油”事件最先被曝光于微博上。8月2日12点14分，新浪微博认证用户@柯笑阳发布一段游客拍摄的视频，视频中一位台湾女导游在车上跟游客讲：康师傅在台湾发生过馊水油事件，所以康师傅及其所属顶新集团遭到全台湾的抵制，可是在大陆地区贩售的馊水油数量竟达台湾地区数量的56倍。此视频一出，舆论哗然，短时间内被微博疯转，“康师傅”一词登上微博热搜榜。

截至8月5日，以“康师傅”为关键词在百度中的整体搜索指数（一周内）达到58096次，环比上升了约1000%。新闻头条搜索指数在8月3日达到197418次，与康师傅相关的一周内上升最快的检索词为“康师傅地沟油”，同上周相比，搜索指数环比上升了882%。舆情在8月2日出现以后话题迅速集聚，到8月3日形成舆情传播的峰值期，8月3日后舆情迅速回落。

而在舆情发酵到舆情进入高潮的时间内，媒体报道的导向也不断发生改变，统计情况见表1。

2.舆情事件在网络传播中的文本分析

笔者搜集了新浪以“康师傅”为关键词从8月2日舆情首曝开始到8月7日舆情基本回落的微博，对评论量和转发量大的微博进行了整理和聚类，发现这些转发和评论量大的微博主题基本分为四类：一是曝光康师傅使用馊水油，如诸葛文君的微博先于大众媒体曝光康师傅使用馊水油的事件；二是媒体有关康师傅对此的回应态度的报道，如《齐鲁晚报》微博所提及的康师傅报警新闻，微博与传统媒体同步出现此消息；三是话题传播者对大陆媒体的质疑，如北京杨博的微博在比较大陆媒体和台湾媒体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报道后，对大陆媒体的报道态度提出了质疑；四是对康师傅馊水油的辟谣贴，如中国新闻网所报道的监察机构的证词。在这几类主题中，微博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普遍要早于传统媒体，这是因为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作为传播者，微博中的传播源远大于传统媒体。在新闻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媒体和微博出现同步播报的情况通常是传统媒体的官微对传统媒体所播报的信息进行了转发，而微博中所传播的信息滞后于传统媒体报道的情况通常是一些大v意见领袖针对传统媒体报道中的内容而在自己的微博中提出质疑等看法。

在曝光康师傅馊水油的典型微博（新浪微博）中，诸葛文君题为《崔永元：大陆民众应该知道！》的微博说道：“台湾导游向大陆游客爆出惊天内幕。对于如此恶劣的事件，国内食品安全质检部门应该早有所闻，为什么不调查真相？大陆媒体为什么装聋作哑？抵制无良企业！大家转起！”从8月3日此微博发出后，转发量达到15162条，评论数为2905条。网民对该微博的转发从开始到回落持续了四个小时。通过知微传播软件对此条微博的分析发现，在所有转发的用户中，97%是普通用户，只有3%是vip用户，男女用户比例基本平衡。在传播路径中，通过知微软件对此微博传播层级的分析发现，大部分转发出现在前六个转发层级中，其中第一层级转发量最多，达到6952条，第三层级转发数量也较多，为2520条②，第二层级转发量略低于第三层级，四、五、六层级的转发量小于前三个层级。通过rost软件对以“康师傅馊水油”为关键词的新浪微博的评论进行词频分析发现，在评论中出现高频的词有“康师傅”、“抵制”、“食品”、“安全”等，高频表情为“愤怒”、“拜拜”。通过大v用户的转发评论可以看出，在舆情出现初期，大v用户态度比较理性，并没有以一面之词断定康师傅使用馊水油，本次微博传播路径长，但是由于大v的谨慎态度使得二次传播范围大大缩小，且舆情回落周期缩短。本次传播中用户整体态度偏向消极。

在关于康师傅回应态度的微博中，齐鲁晚报于8月3日14：45发表了题为《康师傅已就“台湾导游呼吁抵制康师傅”一事报警》的微博，其内容为“近日微博热传一视频，内容是台湾导游告诉大陆游客有关康师傅在台湾的馊水油事件，台湾人民正在进行‘灭顶行动’，呼吁大陆游客一同抵制。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今日发表紧急声明，称该名导游恶意中伤，已报案。”关于“康师傅馊水油”视频的舆情经过波动上升于8月3日下午16时左右达到传播峰值而后回落，8月3日21点微博中对康师傅回应态度的微博关注度已降到很低，整个传播过程经历了7个小时。在这一时间段内，齐鲁晚报关于康师傅回应态度的微博转发量为302条，评论量为87条。在转发的用户中，79.1%为普通用户，20.9%为加v用户。笔者通过知微传播软件对此条微博的分析发现，在传播路径中，大部分转发出现在前五个层级中，其中第三层级转发量最多，达到102个，其次为第二层级，数量为88个。在评论中出现的高频词有“康师傅”“不食”“抓起来”“导游”“馊水油”“回应”“真实性”等。这一阶段加v用户参与转发增多，说明大v用户对媒体信息的信任度较高。此条微博的传播规律告诉我们，如果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对原有消息进行转发，舆情传播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然后才走向回落。此次传播中舆情仍以负面为主，负面情感值为-74。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用户地域以山东地区最多。

在质疑大陆媒体为何没有像台湾媒体一样曝光的微博中，以大v用户“北京杨博”的微博影响力最大。8月3日杨博题为《顶新事件大陆为何集体缄默？》的微博中提到“台湾媒体铺天盖地，连台湾导游都向大陆游客劝说抵制顶新恶劣食品。国内食品安全质检部门、大陆媒体一直保持集体缄默，顶新食品大江南北依然大行其道。是台湾在污蔑顶新，还是大陆人根本不在意食品安全？”博文配图分别为《自由时报》、《联合晚报》、《联合报》等多家台媒转发，转发量达到14695条，评论量达到5982条。而后杨博自己又转发并评论了自己的这条微博，这条评论为“不是坏人太猖獗，而是好人太软弱”的微博转发也达到93条之多。在这些微博的评论中，以“北京”“民众”“软弱”“失声”等评论高频词居多，在这些评论中虽然有挺康师傅和政府派的，也有消极悲观派和愤青派，但不同于舆情开始出现时的一边倒，此时舆情进入了公众声音百花齐放阶段，微博的情感为负面偏向中性。在为康师傅馊水油事件辟谣的微博中，中国新闻网8月6日发布的《监管部门回应康师傅“馊水油”称：“未发现”》微博影响力比较大，其内容为：“近日，康师傅深陷‘馊水油’漩涡，众说纷纭，康师傅主要生产基地所在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表示，在对康师傅的每次检查中未发现来自台湾地区的不合格原料油脂，检验产品均合格。”该微博消息浏览量为12290803次，转发量为84条，评论量为140条，舆情从发起到舆情消匿经历了7个小时，微博传播路径主要经过两层，第一层级转发量为51条，第二层级转发量为21条。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男女用户比例、普通用户和大v用户比例基本平衡，没有明显的分众特色。舆情情感值为-40，属于中性偏负。在评论中出现的高频词有“围观”“方便面”“检测”“监管部门”等。这一阶段公众对康师傅事件关注点已经明显回落，没有舆情出现初期的恐慌心理了，这一时期选择接受消息或者调侃态度的公众居多。

3.食品安全问题网络传播的一般性表征

通过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路径分析可以看出，食品安全问题在网络传播中有以下表征：传播源不仅仅局限于权威的政府和媒体，传播源可以是来自于公众中的任何一份子；传播源的传播广度和受众对传播源的偏信度成正比，较为受众相信的传播源在网络中多来自微博大v，包括权威媒体、知名企业家以及有影响力的草根人士等；公众对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信任度并不十分强烈，且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出现后的回应速度有所滞后；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路径终会走向回落，但是从舆情爆发到舆情回落的周期长短取决于政府处理舆情的态度和有效性以及传播中是否有其他不安定因素（如多层级传播等）的出现等；从舆情爆发到舆情回落的过程是公众心理从怀疑到感性化表现再到抉择判断最后是理性认知的过程。

三、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应对策略

通过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舆情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很大。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不论消息真假、危害大小，都极易引起全民恐慌，网民对食品安全阴谋论的热衷与偏爱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对于这种涉及食品安全的网络谣言出现全民性的食品安全论调原因有二：一是源于信息不对称。因为信息的不对称〔8〕，所以在看到熟知的人所传播一些涉密消息时，公众会觉得这种点对点的传播能让自己获得他人或未知的信息，这种传播会带给公众信息获取的满足感；二是公众对于自己熟知的人的信任度大于对大众传播的信任度。在对此次事件的公众群体地域分布分析中发现，食品安全关心人群以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居多，这可能跟经济发达地区发达的信息网络有关，也与经济发达地区人们更注重健康问题密切相关。

针对食品安全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同时应当允许出现多方声音。在这种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权威的发声可以及时杜绝社会上的各种猜忌和谣言，对于缩短舆情传播周期有很强的作用。在权威发声的情况下，也要允许甚至鼓励出现多种声音，避免舆情从一开始就出现“一边倒”的倾向，否则容易使舆论局面混乱，管理失控。其次，政府应当扩大信息公开面，拓宽食品安全宣传渠道。其实康师傅事件早在2014年于台湾地区就曝光过，但在大陆微博出现康师傅馊水油事件时，依然有很多人不知晓，这次的事件很大程度就是旧题新炒，说明政府对食品安全方面的舆情重视程度不够，政府没有利用好大众媒体宣传并及时预警大陆食品危机。

针对食品安全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缺失来说，政府应该提高反应速度，同时以“引”代“堵”。从“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微博传播特点可以看出，这类食品安全舆情传播速度快，回落速度也快，即传播周期短，虽然信息传播影响大，但是传播价值具有时效性。所以这就要求舆情监管部门尽可能在第一时间监测到舆情，迅速作出反应，将负面社会影响降低到最小值。同时扩大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参与权，增强公众对自身所处食品环境的安全感。

另外，在食品安全问题中，要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更应该建立长效沟通机制〔9〕。一是政府需要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公开系统，及时对食品安全问题信息公开，培养公众对官方媒体公布数据的信任和依赖感，这可在很大程度上杜绝网络谣言的出现；二是要进行全社会性的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增强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只有深刻的认知了，就不会轻易对“xx不能吃”等文章产生恐慌心理；三是要规范食品安全法，明晰食品安全问题所涉及利益群体的权责，根本上保障公共社会的安全。对于传播谣言的传播者，要使其承担向公众解释的责任并对其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进行惩处。此外，要明晰食品安全事件中每一环节的责任人，如在生产环节责任人是企业，监管环节责任人是政府，网络传播环节责任人是网络谣言首曝者。明晰每一环节的责任后，制定相应的惩处措施，真正做到责任到人，这既可以为食品安全增加一道保障，也可以净化网络舆情环境，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种良性循环最终将作用到公众身上，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

注释：①

参见郭小平《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载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92-93页，101页。

②从@诸葛文君对该事件的传播开始，从中心点向外辐射，每到达一个传播点，传播层级增加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