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财经》：贫富中国--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关键性的解决之道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
本研究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课题成果《中国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该课题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对个人收入分配变化趋势进行追踪研究，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此调查报告。
本课题集中研究中国不断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问题。当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从宏观层次上讲，收入差距本身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结果，但是它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互动的作用。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本身不仅和经济效率相关，过度的平均主义和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也许处在一种临界的水平上，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很难预测。
在普遍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更为普遍和严重。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后，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到3.1∶1。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故此，本调查报告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城乡差距方面。
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了“一号文件”，是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学界研究与中央决策之呼应，由此亦清晰可见。——编者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见图一）。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
这次扩大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当农产品价格上升以后，农民收入增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如果农产品价格不变或者下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我们还可以看到，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这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出来的，即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对于这样一个收入差距很多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它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或者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实际福利水平（well－being）上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不能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比如说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村的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却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而这些对农村居民来说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有人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非洲的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收集到的1995年和2002年全国住户调查数据，为进一步分析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收入差距的结构性变化提供了可能。
为了与上述的分析结果具有可比性，我们仍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概念，来估计和分析有关的个人收入差距指标。
表1给出了1995年和2002年全国、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基尼系数的估计结果，还有城乡之间的收入比率。从中可以看到，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比1995年高出1.7个百分点。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比1995年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达到0.319。与此不同的是，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从1995年的0.381下降为2002年的0.366，下降幅度非常有限，仅为1.5个百分点。然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如表1所示，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在表2中，我们将样本按照收入高低进行排序，然后分别计算不同比例的高收入人群组所获得的收入比例和低收入人群组的收入份额，从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个人收入分配的状况。就全国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些结果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
如果对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高收入人群组的收入比例的变化作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全国高收入人群收入比例的上升主要来自于城镇，而不是农村。相对于1995年，2002年农村中的高收入人群组的收入份额有所下降，这是与农村基尼系数的下降一致的。与农村相比，城镇的高收入人群组的收入份额，虽然低一些，但却是明显上升的，正如表2所显示的，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的相对收入份额提高了0.5个百分点，收入最高的5％人群组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分别提高了1.5和2个百分点。
现在我们来观察最低收入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及其变化。对全国样本来说，虽然收入最低的5％人群组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也就是说，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然而，对城镇样本来说，收入最低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例如收入最低的1％人群组，5％人群组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分别下降了0.2个、0.6个和1.7个百分点。值得欣慰的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这些情况也是与我们前面获得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表明的收入差距状况相吻合的。
城乡收入差距大于城镇 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从收入差距的构成上看，全国的收入差距是由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所构成。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三种差距各自在全国收入差距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表3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利用泰尔指数，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被分解为三部分，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同时，我们还可以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总差距的贡献率。
不难看出，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提高了7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下降，由52.7％下降为38.5％。这一变化一方面归结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轻微缩小，另一方面产生于农村人口相对比例的下降。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从36％提高到43％。同时，它意味着在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这进一步表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大于东部地区
同样的泰尔指数的分解方法可以应用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分析。表4给出了东部、中部、西部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以及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一个重要的估计结果显示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的提升，从7.5％提升为8.7％。这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是缩小。除此之外，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下降了11.6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各自内部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都在上升，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贡献率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由于在计算表4中的结果是没有区分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中部和西部内部收入差距贡献率的上升也许是由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所引起的。对此，我们将地区分解分析和城乡分解分析结合起来，从中可以发现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城乡之间收入差异引起的。
从表5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相对于1995年城镇内部的贡献率上升了近一倍，而农村内部的贡献率却下降了46％。不过，东部地区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提高了14％。中部地区贡献率的变化方向与东部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农村内部贡献率的下降幅度很小，而城乡之间贡献率的提高幅度很大，提高了35％。然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不论是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贡献率都在上升。这意味着西部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城镇内部，也表现在农村内部，还表现在城乡之间。表5还告诉我们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是最高的，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是最低的，为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为何缩小
根据上述估计结果，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这个幅度并不是很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对此，我们还是持谨慎的态度，因为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我们的估计结果真实反映了农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这有一个数据本身的进一步清理的问题，还有一些包括计算方法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有一些可以解释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的逐步城市化过程。如果我们看一下统计资料，会发现近几年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农村中有很多以前农村户口的人转为城市户口，另外农村中一些有钱的人搬到城镇去住，而剩下的是一些收入较低的农户。所以，城市化过程不仅影响到农民的平均收入，而且引起高收入者流入城市后使得农民收入更加平均化了。
第二个因素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大大增加。我们的数据也表明在两次调查期间个人收入中外出打工的收入有显著的增加。农民打工机会的普及化意味着他们打工收入的平均化过程。当打工机会和非农就业机会过于集中在一部分地区或者少部分人群时，非农收入或者打工收入实际上对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起到了一种扩大的效应。现在在一部分落后地区、贫困地区、西部地区，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外出打工，使得他们得到更多的非农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三个因素是这两年在很多地区实行的税费改革。无疑，农村的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因为农村的税赋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即有明显的累退性，或称为“累退税”。“累退税”意味着收入不同的人要负担相等税额，因而税率是递减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负担的税率越低。“累退税” 实际上对收入差距会产生扩大效应。因而，我们认为，如果近两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着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应成为当前政策重点
如上所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成为当前政府政策的一个重点。我们城乡差距，城乡之间的分割问题是有历史原因的，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出台一些真正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别的政策或者制度。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有些政策和制度还在加剧着城乡分割。有人认为农民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是因为他们没有他们自身的利益代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工人还有工会作为名义上的代表，而农民却没有农会组织。另外即使在农村管农民的干部也不愿意充当农民利益的代表。在实际调查中看到的情况是，一些乡干部住在县城里，一些县干部住在城市里。他们到乡里去上班都是骑着摩托车、坐着汽车去的，他们完全是像公务员一样去办公，和农民之间还有什么感情可言？农民的利益要想通过这些政府官员得到代表是非常难的。这些现象显露出当今制度层面上的缺陷。
必须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我们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农民工户口的限制，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这是和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原则相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最大的政策应该是怎么样能够消除现存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得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能够有更多的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机会，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的机会。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经济，城镇中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大量的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农村中大量的处于闲置半闲置状态的劳动力，既是经济不够发展的结果，又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部分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充分就业和抑制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都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使得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只有通过高速经济发展，才能逐步吸纳掉城镇中的下岗失业人员，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化掉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这一点出发，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不应该考虑如何提高个人所得税率，而是考虑如何提高就业率。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不是税率太低，而是实际征收方式太乱，造成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相差甚大，通过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的提高，即使维持不变的税率，也会使税收额有很大的提高。为此，我们的金融制度和政策以及税收政策都要做出相应的改革与调整，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有必要完全免除农村税费
如上所述，农村的税费改革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然而应该看到税费改革力度是相当有限的。经过税费改革的一些乡镇，平均比他们原来的税费负担可能降低了30％左右。如果原来的税费是超负担的，那么税费改革只是意味着税费回到正常的水平。如果想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缩小落后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需要在很多地区实行更大幅度的税费减免，或者完全免除农村的税费。正如我们一次简单的模拟分析所表明的，如果把农户的所有税费全部减免，那么他们的人均收入将增加5.4％，也就是说他们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13个百分点。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将会下降1.4个百分点。
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农村教育和医疗
同时，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由中央财政负担起来，这是非常必要的。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高失学率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头疼问题。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教育费用的快速增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困难家庭确实是付不起学费。西藏这几年就是把小学、初中学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统包了，小学生是一年500元，中学生是一年600元，于是全区升学率有了大幅度上升。
城镇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也是需要从政策上加以考虑的。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居住，会不会在城里形成一个下层社会？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农民工进城后还难以改变自己的身份，仍处在农民工的阶层内，这是历史的原因所致，但是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受教育上受到歧视，他们的阶层身份就会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对一个合理的社会来说，第一代人因为历史上的原因承担了某种社会代价，不应该让第二代人继续背负这种代价。如果现在不改变农民工子女就学和将来就业中出现的歧视问题，我们的社会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农村社会保障问题需要通盘考虑
农村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农民陷入贫困的一个因素是罚款问题。罚款已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一种普遍使用的手段，对农民利益的伤害也是相当严重的。以计划生育罚款为例，很多地方政府认为计划生育罚款是名正言顺的，不考虑罚款所带来的各种负作用。对于一些农户来说，只要一罚款，就会长期地陷入贫困。为什么在城市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畅行无阻，而在农村中却困难重重呢？这背后的原因是城市中存在着养老金制度和更高层次的男女平等观念，而这两点正是农村所缺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是一种国策，但是以剥夺一部分农民的养老权利为代价的。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政策上有所考虑。
我们应该考虑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确实有的国家有过这种政策，到了一定年龄比如65岁以后，不管你有没有子女，政府都给你一定的养老金。这个在中国可能不太现实，毕竟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大，但是对于一些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政府每年发给65岁以上老年人一定数量的养老金。这既是一种扶贫的办法，也会反过来促进计划生育的落实。
对于农村现有的贫困人群，在扶贫战略上要做出适当的调整，因为他们更多地属于缺少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如五保户、残疾家庭、因病致贫家庭、单亲家庭等。解决他们的贫困，开发式扶贫的办法已不能发挥作用，应该考虑最低限度的救济式扶贫的办法。一种办法是根据一个地区的贫困状况，可以确定一个救济的比例，也就是对最贫困的人口给予一定的现金和粮食救济。从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救济规模和数量都少得可怜，与国家的财力的增长速度是不相称的，也是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迫切需要不相符的。因此，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提高农村贫困救济支出的比例是完全必要的。
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间接作用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调整。我们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一部分人享受过度保障，一部分人则无任何保障。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给国民提供高水准的社会保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不同的就业身份对不同的人实行迥然不同保障待遇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现存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逐步建立一种水平不高但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
本文两位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此课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作者感谢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和农调总队在数据调查方面提供的支持，也感谢魏众、邓曲恒、丁赛、张凡、罗楚亮、胡怀国等在文字数据处理工作中作出的努力。
第二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全球最大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全球最大
《经济日报》记者林海／联合新闻网提供(2011.09.21 12: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比高达
3.23：1，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在2005年时，国际劳工组织（ILO）就曾经公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包含中国在内的三个国家超过2，而英、美等西方已开发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在1.5左右。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表示，大陆城乡差距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一个地区的发展，要经历城乡收入差距由低水平的均衡到收入扩大、再到收入缩小这样一个过程，呈现倒U字形，这是一个规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宋迎昌说，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经历倒U字形发展的过程，而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大陆城乡差距缩小与政府近年来推出的一些惠民政策有关，包括对农民的各种补贴、税收减免、扶持就业、照顾农民工生活等。”宋迎昌分析指出，这使得中国很多省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比例有很大的作用。
但宋迎昌也坦承，目前中国中西部的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比例超过4比1，而北京、上海、广东的数值则要低的多，“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体制分割现象严重，以及发展机会不平等等因素所造成。”
根据统计，去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比城镇快，是从1998年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差距仍然相当大，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预计2011年，这个比例将达到3.26比1。
第三篇：发展经济学案例14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
案例：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
背景资料：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神州大地涌动改革春潮。困扰中国几千年的温饱问题迎刃而解，民族复兴的大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15年后，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中国人千百年的小康梦得以实现。
□李实 岳希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最近刚刚完成调查报告，其中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从1995年到2002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
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值得欣慰的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
就全国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些结果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
●落后地区收入差距最为明显
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最高，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最低，为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关键性的解决之道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我们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农民工户口的限制，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这是和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原则相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最大的政策应该是怎么样能够消除现存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得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能够有更多的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机会，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的机会。
当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从宏观层次上讲，收入差距本身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结果，但是它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互动的作用。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本身不仅和经济效率相关，过度的平均主义和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也许处在一种临界的水平上，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很难预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成为当前政策重点
讨论目的：
了解对于中国收入差距产生、发展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不同观点和判断依据。涉及的知识点：
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中国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案例讨论过程：
1．组织者介绍案例，并对参与者进行分组，确定讨论时间、地点，说明相应规则。
2．每个参与者对案例做前期资料准备。
3．各小组根据思考题进行讨论。4．讨论结果陈述。
第四篇：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舒清清2012012136贸易经济
调查时间：2014年5月9号
调查地点：重庆工商大学
调查对象：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
调查方式：材料分析法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在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既有市场竞争形成的合理成分，也有制度性缺陷形成的不公平因素。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某些特殊政策都对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则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追根溯源，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还有很多制度性成因。
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从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看，重工业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原因，而财产性收入占比的加大和财产分布不均衡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从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公平没有起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阻碍了城乡公平劳动收入的实现。除此之外，我国产业偏向政策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整体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得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为发展重工业，只有依靠农业支持工业的增长。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政府对农副产品强制实行低价收购，这就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低价的生产资料，又可保证工人及其家庭享有低价的食品供给，以实行低工资政策。资金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使我国的传统农业失去了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工农业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农产品生产的长期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制度因素户籍制和人为因素城市用工壁垒都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
量的农业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在农村内部从事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劳动。小规模土地的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先进生产设备的运用和传统农业的转变，这就致使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支出很少，农业整体效益持续低下导致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
二、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1.取消户籍制限制促进城乡产业融合（1）城市化和非农化同时并举。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在城镇谋业定居，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赋予农民参与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自主迁徙、自主择业、公平竞争成为农民的基本权利，以促进农民的收入增加。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取决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后，农村的非农化进程；二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过程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解决办法是非农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就业，让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用武之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2）加快城乡产业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求我们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就是要彻底打破当前城乡产业分割的格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城市化的产业布局中实现城乡经济统筹，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构建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有效机制，实现协调发展。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
2.建立以反贫困为基准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又一个重要手段。农民是庞大的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其基本权益要靠社会保障来维护，这一点我国做得还远远不够。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版块，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农村。目前我国反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农村贫困人口得不到解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农村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难题，由中央财政担负农村教育和医疗，通过建立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在农村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
平，要坚持国家出资与多元投入相结合。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时保障项目不可能太多，目前农村保障的重点应该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两项。
3.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实现规模化经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发展农业规模经济，首要前提就是要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关键是加大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标准，人均耕地1亩只能维持基本温饱，10亩可以达到温饱有余，100亩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亩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农业达到富裕水平。农业实现规模经营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农户家庭，这种分散的、小地块经营，是典型的现代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经营要求严重背离，应通过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来促进解决。
4.不断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我国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决策城市化倾向”应该终结。“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不仅是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使农业发展有一个较好的条件，以抑制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过多地转移，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遵循原则的转换，即由追求经济效率转向追求社会公平为主，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制定支农政策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协调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政府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对农业的价格保护和补贴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农业基本建设投入。通过建立建立和完善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增加用于“三农”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财政和WTO的要求。对农业主要是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农业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务等方面，帮助农民减少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减少农业生产成本，通过“以工代赈”直接转化农民收入。对农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镇建设、九年义务制教育、农村卫生和农村生态保护等支出。对农民主要是增加扶贫、技术培训等支出。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把农业补贴由价格支持转向直接补贴。通过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建立粮食直补制度，压缩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数额，将粮食保护价与市场价差额直接补贴给农民，使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加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提高财政支农的比重。按一定比例直接向第二、三产业提取农业发展基金，向社会征收农产品消费税等，用于加快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且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
第五篇：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有50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高原区、偏远荒漠区或冰川区，发展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3/4的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风沙侵蚀严重的山地、丘陵、台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03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东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个民族自治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5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过大的收入差距压抑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矛盾。我国的陆地边境线85%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如果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善，那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落后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这直接影响着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关键是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高”，即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击牟取非正当收入的行为，其包括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