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韩国城市建设启示
韩国城市建设启示
作者:王光裕时间:2004-10-1
5一、韩国堪称世界上“第二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腾飞轨迹和经济发展成绩令人折服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东濒日本海，西临我国黄海，东南与日本隔海相望；国上面积9.9万平方公里，占半岛面积45％；韩国人口众多，近4300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韩国的自然资源相当贫乏，至今没有发现有开采价值的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基地，其他有经济价值的矿产也寥寥无几。从考察中了解到，韩国国土面积不大，人口密集，自然资源匮缺都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因素.但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他们就打开国门，扬长避短，逐步优化了国家经济链，使经济发展步入捷径。
长期来，他们一是在国内实施经济结构重大转变，由农业国家转变为以轻工业、重工业为主体的国家；二是在国际范围实施产品出口和参与世界经济为重点的外向型战略，进口原燃料，引进加工技术，拓展新科技产业，出口工业产品、科技产品和有相当附加值软科技。这一方略，使韩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和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十年前一度达到顶峰，被称为世界上“第二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一。
从考察中了解到，以往作为长期处于贫困线的韩国，通过奋发图强、精诚治国，现已挤身于发达国家，但毕竟片叶之地，且属多丘陵地区，地盘环境起伏复杂，平坦地区不到国土面积15％，从先天条件看，与世界上许多同类国家绝对不能相比，可想而知，其经济建设与城市规划建设的难度。
韩国的交通设施相当发达、完善，城市间、城市内交通都如此。地上到处是绵亘在山坡间封闭式的公路、轻轨线，地下是城市地铁为主导的交通，就汉城而言，开通的地铁交通线有8条之多。韩国人出行多半自己驾车或者搭乘地铁，而市内宽敞的马路上整日车水马龙，全都是机动车（韩国马路不设非机动车道），以韩产轿车居多。据了解，汉城每个家庭拥有1.25辆中、高档轿车。从宾馆的高楼远眺，一条条大道上轿车似甲克虫有序地运动着，相当壮观。因此，在汉城的通衢大道很少见到行人，更见不到自行车族。只有到闹市、商业区、大型娱乐活动中心，才能见到人头簇拥的场面。
参观韩国的体育场馆也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亲眼目睹了十余年前举办1988年24届汉城奥运会的大型体育馆、为举行2002年韩日世界杯而新建的可容纳6.7万人的大型体育馆，规模宏伟，结构新颖，技术先进，与中国上海的8万人体育场、北京的亚运体育场馆等相比，毫无逊色，真正体现了一个地理小国的坚强的综合国力。
韩国政府早在上世纪中叶，就推出《迈向2000年的国家长期发展构想》的报告，为韩国未
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幅宏伟的蓝图。10余年间，韩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相当明确：国民生产总值（GNP）要达到7500亿美元，国民经济年增长率10年内保持大于7％；产业结构升级，朝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形态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积极进行地区开发，改善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别，为此，要在全国构筑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进入高学历社会，实现义务中等教育和专科、大学基本普及的方针；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消费结构向发达国家转化„„。
但前几年，东南亚金融**的掀起，经济危机波及了韩国，受害程度着实极为严重。一度迫使许多企业财团倒闭关门，跳楼自尽事件屡屡发生。房地产业萧条，金融、贸易、商业市场冷落，国际、国内债台高筑，失业率上升，就业率不足，对韩国经济造成广泛的持续影响，至今还留有余痕。如目前失业人数还很多，社会就业和毕业生就业艰难，贫富差距还相当明显„„。这些都是社会发展存在的负面因素。
当前，韩国基本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已步入有序的发展轨道。制定新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充分调动国民的积极性，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大背景下，参与世界经济又一轮竞争，其成绩卓著，气势不凡。
二、韩国住宅建设成绩卓著，住宅小区颇具规模，建筑群体简洁明快，体现人与自然交融
在汉城、仁川市几天中，几乎没有见到过类似上海“二万户”及危棚简屋的简陋建筑地块，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尽是毗连的型式纷呈、具有不同亮点的街坊小区。韩国的住宅建设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主体性质和发展状况，由于韩国经济是以垄断资本集团为主体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来，拥有大企业集团的大财阀控制了韩国国民经济，它们的经济势力已渗透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住宅建设等。
韩国住宅小区建设似我国卫星城镇，建筑规模都不小，按经验估测，不下十几万平方米。选址在地形较为平坦的山丘间，一幢幢建筑物顺坡倚山而筑，错落有致。每个住宅街坊拥有自己的一种风格，但线条明快简洁、大透光、封闭式前后阳台，立面涂刷外墙涂料，非常鲜艳，非常亮丽是普具的特点。每幢建筑物两侧山墙高处有独立的标志和编号（韩国的现代、三星、大宇、乐喜金星、双龙企业标志），毋用介绍，这些住宅小区都是国内大型财团投资建设的。
韩国的现代化住宅小区数量颇多，公寓式高层建筑，或者2到4层的小别墅为主要住宅建筑，特别是15层楼左右类似沪上小高层居多。建筑物形体进深都较浅，房屋看上去格外薄，用国内的习惯眼光去审视，还有些不适应。住宅楼上看不到空调机，看不到衣物凉晒在室外等与环境不协调的场景，照例韩国家用电器产业相当发达，装上几个LG空调不在乎，可想其住宅的通风、采光、日照的条件多么优越。小区建筑间距较大，富有绿化和人们休闲空间，处处林木葱郁，鲜花盛开。作为国树的松树和汉城市树银杏树，生长葱茏，树冠嫩色碧透。到处间植的木槿花，品种不凡，花色有白、粉红、紫红单色的，花瓣有单、双、重瓣的，不
愧为韩国的国花。秋季韩国艳阳高照，正值群花争艳季节，这景色给人以活泼、与时俱进的情趣。韩国的住宅小区都是敞开式，区域栽植物篱为界，配以科技含量高的保安防范技术措施，红外线报警、摄象监控安保等，因此，见到的小区住户家都不设防范栏栅，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住宅小区以人为本的精神。
三、韩国人对保护环境，建设绿色家园，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氛围特别浓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毕竞其地盘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所以在低耗高效、节约能源、维护环境、发展绿色产业、保护海洋生态等方面，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列为首位，从不懈怠。对此，在参观考察中深有体会。
（一）高效节能方面：我们住过的宾馆和参观过的公共建筑等场所，其建筑采用的电光源种类繁多，但绝大多数为二次光源。特别是建筑内的公用部位和大型建筑配备的照明更是如此。尽管安装二次光源要比普通光源一次性投资要大得多，但发光效率高，显色波段完善，光污染最小的二次光源对节能、保护环境起到积极作用。
象公厕设置，无论闹市区，还是偏僻的集镇，沿街的、进出便利的建筑物，如公寓、饭店、办公楼和住宅小区等，幢幢楼设计了明亮典雅的洗手间，市民和旅游者可随意免费如厕。这里笔者体会到两个侧面：一显得相当大度，二在消耗上又特别“小气”。例如冲洗水使用节约，全有感应器控制，人离水停；手纸使用定量，每一次由圈筒内切割锯片定长切断，可见其节能意识，也看得出韩国公益事业做得很出色。
（二）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方面：韩国对此极为重视，街坊、活动场所、马路街市等都可看到有机物、纸盒、塑料和饮料金属罐分类投放的垃圾筒，而且标志一目了然，市民和旅游者都会按规矩自觉地投放废物。从减少白色污染和节约木材出发，在饭店、宾馆、旅游场所，不见泡沫塑料的一次性制品，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农作物禾杆、茎叶、马铃薯等制作的易降解的一次性用具、盛具。如用马铃薯精心制作的筷子、牙签、牙刷，用稻草、高粱杆制作的饮食盛具。
韩国在建造大型公共设施时，也狠抓资源利用和开发，汉城远郊建造在垃圾填埋场上的2002年世界足球锦标赛大型体育场馆，就利用城市埋填近半世纪的垃圾资源，通过地下的生化反应，陆续产出的甲烷、乙炔，来提供体育场所需的一部分能源。
（三）广泛推广运用绿色建材：除汽车、电子、造船工业特别发达外，韩国的化学工业、建材工业也相当发达。样式迥异的住宅建筑、公共建筑以及市政构筑物的饰面，看上去都比较简单，外包装以涂料为主，但涂料品种、色彩之多，质量之好令人陶醉。只要被涂料刷过的建筑，都有着清洁鲜艳、长夫俱新的感觉。这可说明韩国环境污染小的一面，又更说明涂料
品质的上乘。难怪北京故宫近年整治时，大面积采用韩国涂料。
韩国广泛运用化学建材。高档宾馆的卫生间、地坪和顶板，普遍采用“阿克力”（高档化学建材）作饰面，相当精致，有似马瑙、似翡翠，且与墙体结合特别牢固，有效防止渗漏弊病。还有市政、建筑、综多的给排水管道，普遍采用化学管材，且还要求必须是属于绿色建材，如高密度HDPE管被广泛运用，从小口径一直到大口径，直径120厘米的化学管作城市排水管，笔者目睹了其施工。
韩国考察之行，对我们启示颇多，韩国人的法制意识、道德意识、管理水平、人文素质，敬业进取，特别是卧薪尝胆的强国精神，都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上海卫百辛（集团）有限公司
文章出处:《上海房地产》
第二篇：关于花园城市建设启示--狮城游记
花园城市建设启示--狮城游记
安娜董林
日照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日照276800
职称论文代发表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原意为狮城。据马来史籍记载，公元１１５０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王子（般＋木）那乘船到达此岛，看见一头黑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遂有“狮城”之称。新加坡风光绮丽，终年常绿，岛上花园遍布，绿树成荫，素以整洁和美丽著称。全国耕地无几，人口多居住在城市，因此被称为“城市国家”。去年五月我有幸游历了这个充满魅力的城市，感受颇多。我生活的也是一个滨海城市，在城市建设中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在新加坡规划局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总体规划，对新加坡城市规划有了大致的了解，也确信了这是新加坡政府科学而而正确处理规划、建设和管理三者的关系，才成就了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
一、充分发挥地理人文优势，科学制定规划，严格保障执行。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面积为707.1平方公里，人口约498.76万。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资源匮乏，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治理者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使土地的利用最优化，使有限的土地满足所有的需求;二是保持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的平衡，提供一个很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建国初期聘请联合国专家，历时四年高起点、高质量，编制整个新加坡范围概念性发展规划，以此为总纲，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规，为未来30-50年城市空间布局，交通网络，产业发展等提供战略指导，然后每5年修订一次，进一步细化修建性详细规划。新加坡政府控制了至少70%的土地所有权，并且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住宅和工业开发最大的开发商，能保证土地开发按照概念规划要求进行。在城市规划建设的咨询和实施中，新加坡主管部门鼓励公众参与，实行民主决策，明确权责关系，对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的有序落实，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虽然是高密度城市国家，新加坡政府确定了花园城市的发展方向，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充分尊重原有的自然资源，保留了城市地理位置中心的绿地，而将市中心移至南侧靠海的新加坡河水源保护区，以此作为市中心的起点，围绕这个中心展开新加坡的城市规划设计。新加坡是世界上高人口密度的城市之一，但却是把人居解决的最好的城市，在规划中吸取了很多西方的理论，在建国的四十几年中，政府建设了大量的新镇，规划师们开始采用一项分散的战略规划，将不必设在市中心的商业活动分散到四个区域中心，每个区域中心都有约150万平方米的面积，并且在各自辖区内都做到办公与住宅的平衡。
二、尊重历史，延续文脉，成功的旧房改造和再开发项目。
新加坡是一座只拥有约200年历史而其中包含150年殖民史的“年轻”城市，在地理位置以及文化层面上，新加坡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度。在新加坡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是占人数最多的三个种族，不同的文化和习俗也形成了不同风格和各具特色的建筑。尽管历史短暂，新加坡政府在对历史保护和延续的态度上是值得所有国家学习的。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充分尊重现代建设与原有建筑的融合，如保留下来有时代意义的乌节路，实笼岗路等街道以及牛车水、小印度和古老房屋，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总督府和高等法院，拉福尔大饭店老楼、火车站以及许多老教堂等历史建筑，对这些老旧建筑尽可能的原样保留、保护、改造和再利用。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1934年修建的旧禧街警察局，这座6层高的新古典风格建筑有911个木百叶窗，立面中规中矩，2000年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到了这里，并且很富创意地把这幢的911个窗户的木百叶漆成不同的颜色，建筑又有了新的活力。
新加坡政府主张少拆房，多修缮。在新加坡，很难从一片建筑的外面看出建筑建成的时间，尽管很多建国后建的现代建筑已经历经四十年的岁月，但整个城市仍然面貌一新，丝毫不显得破旧。原因在于政府不间断地对年久的建筑加以维修，基本上是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小修是指外立面和室外铺地的更新，大修则是指增加面积或改善功能，使居民住宅不断适应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变化。修缮时政府会对建筑外观，公共空间进行重新粉刷和装饰，保持建筑的最好状态，也更好的节约能源，使每栋建筑发挥最大的利用价值。
三、重建中注重建筑品质和特色的增长，建筑和景观密不可分。
新加坡政府是一个有清晰目标的政府，花园城市目标制定后，所有城市建设都为这个中心服务。
（一）、城市公共建筑的建设由国际大师施展的舞台到有本土特征的建筑景观结合的生态建筑的转变。
城市公共建筑的建设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70-9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组织城市重建。新加坡的建筑受寸金寸土的土地资源局限，除了历史保留建筑外，多以高层建筑为主格调。丹下建三设计的大华银行大厦，萨夫迪设计的雅茂园公寓，迈耶设计的甘登医疗中心，黑川纪章在乌节路上的设计的伟乐坊等等，这些世界级的建筑大师在新加坡这个新兴的国度里发挥着自己的建筑才华，也创造出了新加坡城市发展的新时代，但均没有和新加坡本土文化结合。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开始体现自己的独有标记，这个时期，新加坡建筑开始注重生态建筑的设计，强调本土文化的展现，看重景观和建筑的结合。在建筑形式继承了柯布西耶在1922年提出的“明日城市”的构想：高层发展，底层架空，也继承了南洋传统热带建筑底层架空的建筑语汇。新加坡是个多雨的、炎热的城市，他们在规划建设时充分考虑到这个特点，规定所有的建筑必须建公共的人行廊道，首层退界，这种类似中国骑楼的走廊是为行人遮阳挡雨的，同时形成的灰空间增加了地面层空间上的丰富性和视觉上的通透性。在我们参观中心商业区时，发现几乎所有建筑底层都有局部架空，有的结合入口设置，有的结合景观设计，让人可以穿行于任一建筑到达另一栋高层建筑，人在其中视线一直可以保持连贯性，而且建筑设计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周围的景观和道路有良好的结合，绿化设计精致到每一个点，很多建筑都有空中绿化和屋顶花园，新建的金沙酒店就是三个弧形的塔楼举着一艘“空中花船”。2002年10月落成的滨海艺术中心，由于其奇特的外形，它被新加坡人昵称为“大榴槤”，它以现代的抽象形式体现东南亚文化，两个穹顶上由若干个遮阳板所形成的质感源自于东南亚传统民居中的草屋顶的编织质感，“榴槤壳”上的这些尖尖的刺是铝制遮阳板。这些遮阳板的大小和开启程度都各不相同，是根据不同的朝向通过计算机模拟而确定的。力求达到最佳遮阳和节能效果的同时，不妨碍从室内向外观看玛利亚海湾和周围城市景观的视野，也成了代表新加坡的标志性建筑。
（二）、充分利用本国地理优势，处处体现花园城市的主题。
现代城市景观是城市规划的延伸与发展，新加坡的城市景观则充分体现了这一设计理念。新加坡国土面积小，建筑密度大，将建筑和道路以外的用地均用作城市绿地，所有农作物都从其它国家进口，最大限度地进行绿化。将国家的地理中心做为一片永久绿地，绿地结合城市交通设计，绿色网络遍及整个国家，目标明确，规划设计得十分具体，并在发展中严格执行。这些绿植净化着空气调节着温度，建筑掩映在雨树中，更显出其美感。从区域性公园、绿化带、街心邻里公园，到停车场、高速路、人行道、高架桥、楼房立面等，对绿化的位置、面积、标准、责任人都有明确规定，建房规定绿化面积纳入规划蓝图，作为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法令固定下来，保证实施到位。走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园林绿化往往给人一种不加修饰的自然美感。处处层次丰富，草地、灌木、乔木自然搭配，各种不同树种混种而形成的自然生态比比皆是，包括路中的绿化带也绝少整齐划一，行道树及灌木皆无刻意修剪的痕迹，极少剪成几何形状的，而是任其自然舒展蓬勃地生长，但又不妨碍人行和车行的交通安全。无论是漫步花园绿地、城市街道，还是坐车在高速公路上，满眼看到的都是绿地的恬静和形态各异热带植被的色彩缤纷。
（三）、发展高新产业，同时注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
新加坡政府将污染区设置在一起，尽量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或是远离海岸的小岛上选址。加强引进新的高附加值、高科技产业，政府专门划出用地，建设环境优雅的高品质的建筑群。“纬一”工业园是新加坡政府设立的高科技生物工业园，这里远离市区，主要以科技研发为主，园区外面与城市干道连接，工业园内采用单行车道，以“模块式”的建筑单体进行园区内规划，建筑不退路，建筑之间的道路不宽，曲线为主，结合两边多变的景观环境，更像“街”的概念。建筑的平面形式更自由，形成很多有趣的空间，建筑全部采用现代风格，每栋建筑不讲求颜色、材质和样式的统一，建筑之间用钢结构作出空中连廊，增加了园区内的光影变化，也产生了很好的遮阳效果。底层架空的理念在这里也有很好的诠释。工业园绿地率高达40%，园区内的景观错落有致，工业园的建筑具有中心商业圈CBD的特征，又象建在花园中的建筑。
（四）、居者有其屋，注重品质的人性化新镇。
新加坡人民居住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上世纪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令人窒息的拥挤时期； 上世纪60 年代到70 年代，公共住房计划； 80 至今侧重年代城市形象和生活质量的塑造，其中重点包括环境品质。新加坡规划部门配合国家更高的政治目标“居者有其屋”计划，借鉴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新镇、小区理论与模式进行调整、改善与深化，拟定了新镇发展模式。
从1960 年代以来新加坡已开发了23 个高密度新镇。新镇之间以绿带相隔，新镇大多离市中心10到15公里，居民可以通过穿越中央水源保护区和非建成区的交通网络迅速到达市中心区和其他新镇。新加坡约九成的人口都居住在新镇中，新镇采取三级规划构架，新镇-小区-邻里。公共住宅政府组屋是新镇的主体，许多私人公寓、别墅也有机地组织在新镇体系的框架中。新镇包括居住、商业、教育、机关、公园绿地、体育与康乐、工业、道路与交通转换站、基础设施与其他预留地，这些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每个大型商业和住宅组屋组团都和地铁或轻轨相连，避免了上下班高峰期间人们都从市中心涌进涌出，分解了市中心的压力。新镇住宅区空间组合形态大多是不仅从外观的有序错落、景观的开阔优美上考量，而且注重塑造舒适宜人的社区居民交流、活动的环境空间质量。强调住宅楼与多层车库的整合，人车分流，多层车库屋顶作为儿童游戏、人们休憩场所，增加垂直绿化，提倡生态节能，化社区精神、更私密的立体公共空间。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增加归宿感不可忽视的策略与手段。有盖走廊的步行系统作为线型公共空间，将小区中心、邻里中心、公交车站、住宅楼架空层、多层车库等有公共活动场所连成一体，极大的方便了居民生活，也在规划设计方面配合了终年暴雨、烈日的新加坡热带气候特点。而且增加了社区环境在地面层的空间上的多样性、感官的延续性。
四、完善的基础设施，整体有效的公路、轨道系统
新加坡城市密度大，人口多，因此城市交通的合理设计至关重要。
（一）公共交通：在城市规划的实施和管理中，新加坡注重城市基础设施的兴建，将土地面积的15%用于道路建设，使公路密如蛛网，地铁四通八达，铁路贯穿四方，尤其是泛岛快速公路，在全长不到36公里的路面上，建有13座立交桥和5座汽车天桥，加强了运输效力；地铁站和商业中心、住宅中心整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出行的需要。由于公共交通的快速，便捷，市民减少了对私家车的需求量。从而减缓了城市交通的塞车赌车现像，提升了现代化大城市的运载能力。
（二）、新镇的区域交通
新镇的交通组织也受到了大量的西方思想的影响。道路分级组织沿自A屈普（Alker Tripp）1942年提出的道路分级原则；网格状快速道路、主要道路沿新镇周边布局演绎了L 大卫（LlewellynDavies）1960 年代提出的华盛顿新镇的“快速路网结构”；新镇中心、小区中心商业设施与地铁站、公交站等大众运输交
通相结合突出了P 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1993年提出的TO（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的概念。快速道路或次快速道路间距约2.5～3km 在新镇的两个边缘提供大流量快速交通，不穿过新镇以保持新镇的完整性；主干道在新镇中成“风车”状，两端分别与新镇中心和镇边缘的快速路、主干道相连；主干道与次干道相连；次干道与地方道路相连；层层分级分工服务于土地使用；而快速路、干道、地方道路的节点形式由“立交”、“十字形”、“丁字形”依次递进。尤其是作为枢纽的地铁站、主干道、公交转换站与镇商业中心，不仅位于新镇的地理中心，而且整合为一体，由方便的交通带动了土地的增值和发展。
几天的游历，我感受颇深，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经验值得借鉴。我国的城市在日益发展的同时，大量的历史街区和文化都消失殆尽，没有了自己的风格，只是不停的重复世界的流行。而即使是结合本土的风格，也是不停的做仿古设计，中国的古代建筑的成就是三分设计七分工匠，可现代的施工技术和追求效率的观念使重要的七分完全实现不了，新加坡对历史的继承是在本土文化中提炼的符号和精神去设计，这点值得我们去学习。新加坡在解决城市交通和拥挤的方式也很有特点，我们国家很多大城市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交通问题，也是可以借鉴的。还有城市绿地，新加坡的绿化是强调树和灌木在草上的比例，而我国很多城市大面积种植草皮达到绿化，结果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如果我们所有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者在设计中也能不只将学到的先进经验流于形式，城市的管理者们也能制定一个正确的政策，一直执行下去，我们的城市建设也会更加美好，科学，宜人。
第三篇：相关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动态及启示
相关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动态及启示
童明荣
“智慧城市”是目前国内最前沿、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深圳、南京、昆山等城市纷纷推出以“智慧城市”命名的发展战略，希望取得先发优势。为此，我们综合整理了智慧城市的相关内涵，了解并归纳了相关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动态和做法，并对宁波率先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给出了简要述评。
一、智慧城市的概念内涵
为了将公司业务重点由硬件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软件和咨询服务业务，IBM公司于2008年提出了“智慧地球”的理念，而“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从理念到实际、落地中国的举措。2009年，智慧城市这个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IBM在中国召开了 22场智慧城市的讨论会，与超过 200名市长以及 1700多名城市政府官员交流。智慧城市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南京、沈阳、成都、昆山等国内许多城市已经与 IBM进行了战略合作。关于智慧城市，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和解释。
1、企业（IBM）定义
IBM给出的定义为：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IBM给出的定义实质是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能化、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有学者认为，IBM公司更多的是从其公司战略转型的目的出发，针对部分城市的现实需要，迎合地方政府心理提出的一种营销策略。
2、专家观点
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认为，智慧城市就是一个网络城市，物联网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标志。
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王钦敏提出，智慧城市是充分利用信息化相关技术，通过监测、分析、整合、以及智能响应的方式，综合各职能部门，整合优化现有资源，提供更好的服务、绿色环境、和谐社会，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企业及大众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和休闲的环境，它包括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城市指挥中心、能源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
3、城市视角
深圳在建设过程中提出，智慧城市是指充分借助物联网、传感网，涉及到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把握新一轮科技创新革命和信息产业浪潮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城市信息通信产业发达、RFID相关技术领先、电信业务及信息化基础设施优良等优势，通过建设城市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认证、安全等平台和示范工程，加快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构建城市发展的智慧环境，形成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过滤处理的新的生活、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模式，面向未来构建全新的城市形态。
南京提出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全新理念，它是一个智慧基础设施先进、信息网络通畅、智慧技术应用普及、生产生活便捷、城市管理高效、公共服务完备、生态环境优美、惠及全体市民的城市。
深圳和南京提出的智慧城市定义都涵盖了智慧产业、智慧管理和智慧生活等内容。
4、本质内涵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其本质是一种看待城市的新角度和发展城市的新思维，它是以物联网为重要基础之一，以先进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和多网融合为依托，以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生活等为重要内容的城市既定发展新模式和新形态。
二、相关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战略重点
建设智慧城市可以全面推进，也可以重点突破。目前国内已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中，有的是综合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智慧深圳”、“智慧南京”等；更多的是围绕各自城市发展的战略需要，选择相应的突破重点，提出了“数字南昌”、“健康重庆”、“生态沈阳”等，从而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既定发展战略目标的统一。
1、综合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这类城市将建设智慧城市作为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途径。如深圳将建设“智慧深圳”作为推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突破口，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契机，着力完善智慧基础设施、发展电子商务支撑体系、推进智能交通、培育智慧产业基地，积极向有关部委申请作为国家三网融合试点城市（近日已获批），并提出2012年实现宽带无线网覆盖率达到100％，组建华南地区的物联网感知认证中心等。
南京提出，要以智慧基础设施建设、智慧产业建设、智慧政府建设、智慧人文建设为突破口建设“智慧南京”。将“智慧南京”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载体、创新发展的支柱、跨越发展的动力，以智慧城市建设驱动南京的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从根本上提高南京整体城市的综合竞争实力。
2、以发展智慧产业为重点
武汉城市圈与IBM合作的重点是，利用IBM全球领先的软件工程技术、平台、管理经验等，完善软件与信息服务发展环境，加快信息服务业、服务外包、物联网、云计算等智慧产业的发展，推进信息化建设, 促进城市圈的综合协调和一体化建设，从而实现加快构建武汉两型社会的战略目标。
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生产了全球1/2的笔记本电脑和1/8的数码相机，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物联网、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智慧产业，支撑智慧城市建设。
3、以发展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为重点
昆明和IBM公司的合作重点包括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服务型电子政务等方面，从而为城市运营和管理提供更好的指导能力和管控能力。沈阳是全国著名的重工业基地，近年来正致力于加快从老工业城市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转型，为此，沈阳市政府与IBM合作，借助“智慧城市”建设，共同运用绿色科技和智慧技术，以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融合为基础，为沈阳市生态化建设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努力实现打造“生态沈阳”的战略目标。
昆山作为全国百强县之首，经济发达，但是城市建设管理水平相对滞后，因此昆山与IBM公司合作，通过实施“城市控管指挥中心”、“政府并联审批”、“城市节能减碳”等三大“智慧城市”软件解决方案，解决城市管理现实问题。
4、以发展智慧技术和智慧基础设施为重点
杭州因地制宜提出了建设“绿色智慧城市”，把“绿色”和“智慧”作为城市发展的突破路径，着力发展信息、环保和新材料等为主导的智慧产业，加强城市环境保护，从而实现建设“天堂硅谷”和“生活品质之城”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
南昌提出把打造“数字南昌”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突破重点，通过实施数字南昌综合指挥调度平台、智能交通系统、市政府应急系统、“数字城运”、“数字城管”等重大工程，提升城市运行监测和城市公共信息服务水平，从而实现率先在中部地区建成具有区域竞争力“数字城市”的战略目标。
5、以发展智慧人文和智慧生活为重点
成都提出要提高城市居民素质，完善创新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以智慧的人文为构建智慧城市提供坚实的智慧源泉。重庆提出要以生态环境、卫生服务、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为重点建设智慧城市，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打造“健康重庆”。
三、相关城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举措
建设智慧城市是涉及众多领域和环节的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各部门相互配合，在组织领导、资金保障、平台建设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来引导和推动。由于智慧城市的概念提出时间不长，多数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工作进度还限于举办研讨会、与IBM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
重庆、海南等省市邀请专家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召开研讨会，听取专家介绍智慧城市知识理念和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动态，属于普及知识、统一思想阶段。
昆明、湖北等省市政府已经与IBM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双方正式启动了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全方位战略合作。
沈阳、昆山等城市则在与IBM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之后，进一步组建了相应的合作机构。比如，沈阳市政府、IBM 及东北大学共建沈阳生态城市联合研究院，共同运用绿色科技打造生态沈阳；昆山市政府与IBM公司在昆山软件园共同设立了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展示中心、实验室和服务中心等。
深圳则已经将建设智慧城市写入今年5月份的党代会报告中。根据最近发布的《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2010公共服务白皮书》，9月底前将制定“智慧深圳”建设规划及配套的实施意见，12月底前将召开落实建设工作动员会，并在科技研发资金的合适计划中对“智慧深圳”有关技术进行部署。此外深圳市高度重视三网融合，专门成立了“深圳市三网融合试点工程领导小组”，近日已成功获批国家三网融合试点城市。
南京则在有关政府调研报告中提出，要尽快组建市委、市政府等主要领导挂帅的构建“智慧南京”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智慧南京”规划的研究和推进，强化对构建“智慧南京”的组织领导；要研究出台构建“智慧南京”的战略规划，出台吸引相关人才和智慧产业的优惠政策等。
四、我们的简评
宁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创建步伐走在全国前列。去年以来，特别是2010年世博会“信息化与城市发展”主题论坛在宁波成功举办以来，宁波市围绕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研究起草《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决定》，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这是全国第一个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意见；开展了《宁波市智慧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目前已形成了规划的基本框架；积极筹划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开展三网融合试点申报工作等。近日，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IBM公司就“宁波国际智慧物流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园项目”举行合作备忘录签约启动仪式，标志着宁波市建设“智慧城市”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近期，宁波创建智慧城市的目标是成为中国先进的智慧产业基地、具备领先的智慧基础设施的城市和智慧应用标杆城市，在全国率先进入示范性智慧城市行列。
智慧城市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宏伟蓝图和长期目标，每个城市都是在摸索中发展和前行。通过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研究和相关城市实践调查，我们认为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要把握好以下四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高度重视。建设智慧城市绝不是搞噱头、喊口号，它是加快区域城市化和信息化这两个现代化基本任务的重要结合点，将给城市的建设、管理和发展带来全局性、根本性的变化，是推动转型升级、再创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支点，应当从区域全局发展高度给予足够的重视，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主导部门和相应的支持系统来有序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工作。
第二，要明确定位目标。建设智慧城市存在一个要建设什么样能级和水平的问题，如北京提出要建设世界级的智慧城市；深圳提出要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对华南和全国有较强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智慧城市；南京提出要成为全国建设智慧城市的新标杆和南京都市圈、长江中下游乃至全国的智慧交通枢纽等。明确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定位和分阶段目标，选准近期突破重点，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前提。
第三，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要处理好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定位的关系，智慧城市与信息化、数字化城市的关系，智慧城市与创新型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的关系，智慧城市建设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信息安全建设的关系等，要尽可能地把已有的各种建设资源整合起来，避免重复建设。
第四，要突出特色体现个性。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要充分学习吸收其他城市的有共性的解决方案，但绝对不能千篇一律、完全照搬，必须根据自身基础优势和实际需要，打造建设智慧城市的特色牌和创新牌。同时，目前许多国内城市采取的都是与IBM公司战略合作的纯商业化推进模式，如何创新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寻找适合城市特点的智慧支点也值得研究探索。
第四篇：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关键词】 韩国鲁迅研究/东亚鲁迅研究/中国鲁迅研究
一、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整体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仅鲁迅研究本身表现出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匮乏，而且鲁迅研究在这个时期的整体文化和学术环境中也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难以起到推动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作用。中国鲁迅研究的这种情况，在与东亚鲁迅研究整体状况的比较中，在与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比较中，可以得到更为清楚的认识。我们正是在对当代东亚鲁迅研究的认识中，在对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认识中，认识到鲁迅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其中，韩国鲁迅研究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它的存在可以给陷入困境的中国鲁迅研究以种种启示。
在中国鲁迅研究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成果却不断涌现出来，表现出“成熟发展”的态势。1994年，我曾经参与韩国博士研究生裴仁秀先生的“中韩鲁迅研究比较”的指导工作，从当时在中国学术期刊上看到的韩国学者金时俊、金泰万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历史与现状》①，还有韩国学者金惠俊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目录》②以及裴仁秀先生回国搜集到的材料和吉林大学韩国研究生姜贞爱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的《韩国鲁迅研究状况》，认为这个题目做起来还有一定困难；但是，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2005年7月在中国沈阳举行了“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同月，中国鲁迅博物馆主持翻译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1月在韩国首尔再次举行“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可见韩国鲁迅研究发展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朴宰雨教授自1997年起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当代韩国》等期刊上的文章，介绍了韩国鲁迅研究自1990年出现第一篇鲁迅研究博士论文，到2004年的15年时间里，“出现了一百五十余篇以上的论文，其中博士论文有十七篇以上，硕士论文有三十七篇以上。论文涉及的领域大为扩大，问题意识与运用方法也多样化，研究质量与水平也大大提高”[1](p5-6)。我查阅近年来韩国学者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就在50篇以上，其中鲁迅或与鲁迅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30篇，《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虽然未能涵盖韩国学者的全部鲁迅研究成果，但所选论文无疑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当下中国鲁迅研究所匮乏的一些特征。
第一，如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在汕头大学2006年1月9～11日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所说，“中国革命文学”研究在韩国直到1980年代末始终“被视为禁忌”，时至今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韩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学术研究工作中仍然属于“第三世界的边缘文学”，处于“非主流”位置[2]；但是，韩国鲁迅研究者“对历来被禁止的（中国）大陆资料的引用与翻译等方面，对左翼革命文学研究方面，不顾禁忌正面突破，相当扩大这个领域的研究自由”[1](p17)。他们在韩国学术文化整体环境中所处的“边缘”身份和位置，加强的是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其研究更为关注鲁迅著作的精神资源。韩国鲁迅研究者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③，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遇到了1989～1992年的国际风云动荡，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到远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强烈的冲击，他们是在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体验和认识中进入到鲁迅世界，在反抗所置身的社会专制和黑暗中深化了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因此，他们或者是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中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或者是在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剥离中发现了鲁迅创作的独立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1](p20～22)。上世纪90年代在与中国新时期后的鲁迅研究的精神感应中，表现出“革命家的鲁迅观”与“纯粹文学家的鲁迅观”逐步相融合的发展趋向[3]，诸如贯穿他们研究中的鲁迅“立人”思想、“历史中间物”意识和对鲁迅的“反抗绝望”的认同④。他们更为注重鲁迅与韩国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比较，通过比较深化了对李泳禧、任轩永、韩龙云、申彩浩、金洙暎、金台俊、李光洙、玄镇健等之于韩国思想文化发展意义的认识⑤，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更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和学术追求，表现出与鲁迅愈益深刻的精神联系。这与中国鲁迅研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鲁迅研究，对鲁迅思想和艺术的认识在整体上是相联系的，那么，90年代后则表现出二者之间相游离的倾向，在价值标准上也有不断变换的现象，而且，时至今日“边缘化”的鲁迅研究明显难以摆脱整个学术文化体制的制约，更明显地受到“学术评价标准”的束缚。
第二，韩国学者的鲁迅研究又不局限于韩国思想文化意义，同时表现出某种人类情怀，具有突出的东亚意识和人类意识，这颇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徐光德博士集中探讨的就是鲁迅何以是东亚的，何以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共同话题，他在研究中认为鲁迅研究可以成为“东亚知识人交流的疏通桥梁”，可以从中发掘出“东亚话语形成的理论根据”[4](p310～311)，他的《东亚精神史上鲁迅的意义》、《东亚近代性与鲁迅：以日本的鲁迅研究为中心》等著述，就是从这种思考和认识出发的。裴仁秀先生1997年曾在中国大陆完成《人类文化母题与〈故事新编〉》的博士论文，他发表的《鲁迅〈补天〉的创世精神研究》、《鲁迅〈铸剑〉的复仇精神研究：以东西方后譬母题传说的比较为中心》、《人性异化与鲁迅小说》，就是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对鲁迅《故事新编》中小说的研究。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世钟教授的鲁迅研究，她一开始就着眼于鲁迅全部创作中人类情怀和哲学意识最为突出的《野草》。1993年完成博士论文《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提出“鲁迅以抵抗的气质和执着的性格为作家的个性气质，而且以怀疑精神、否定精神、联想思维和辩证思维为思维方式的特征”，她认为“怀疑、否定精神使鲁迅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这种精神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的根源”；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她提出《野草》的美感特征不是过去所说的“悲凉”或“孤独”，而是“悲壮”和“阳刚”结合而成的“悲刚”[3]。如她所说：“受制于物质的时代，在这个对颠倒的价值观日渐麻木的时代，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却又找不到变化方向的时代，社会对现代精神的全盘否定促使笔者开始思索：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直面自我、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现实升华出的思考。刘世钟正是从此出发把《野草》视为“象征体系”进行思维方式和美感特征的研究，贯穿了形而上的人类学思考。如她展开的鲁迅《野草》与韩龙云《君的沉默》的比较分析⑥，对鲁迅、加缪、韩龙云的比较研究⑦，对他们身上一致存在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精神的认识。她具体从“认识方法论”和“实践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和说明韩龙云和鲁迅与加缪相一致的怀疑、否定以致反抗精神具有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形而上思考，即与世界、宇宙和自然的对立决定了人的必然性悲剧存在，但人类又是在正视这一悲剧命运的同时表现出对整个世界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的。这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诸神惩罚西西弗要他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因为自身的重量一次次从山上滚下来，西西弗一次次走下山重新把巨石推到山顶——加缪通过西西弗的神话，是要说明人类必须反抗自身荒诞的悲剧命运才可能获得发展。西西弗坚定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荒诞命运的反抗，——这深化了刘世钟对鲁迅和韩龙云的“绝望反抗”体现的“革命”精神的认识。
此外，洪昔杓先生的《鲁迅的“生命意识”研究》也是着眼于《野草》展开的，也是哲学意识和人类情怀极强的论文，作者认为：“只有‘生命意识’才是理解鲁迅思想本质的重要方面，它为解开鲁迅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文章从《野草》中提炼出“死亡”、“腐朽”、“坟”、“无所有”柑“无”等体现鲁迅思想与生命哲学深刻联系的概念，对鲁迅“生命意识”的阐释，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二律悖反的认识基础之上，即“由于世界是按照人类的理性而逻辑化、格式化、体系化、概念化的”，这带来“作为概念的指示作用的记表（‘能指者’）与世界本身的记意（‘所指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和隔阂。认识和世界‘之间’就如不断滑行的语言的符号空间”。他列举“西方近代哲学家尼采批判了由于逻辑的理性捕捉而造成的对世界认识的狭隘和贫乏，主张将世界扩张到隐喻的空间”，认为“尼采所要尝试的是，用隐喻的认识，而非概念的认识，用审美的理性，而非逻辑的理性来认识流动的、生成的世界的一种可能性”，由此而提出：“人类和自然是在巨大的有机体的世界——生命流动的世界中生存着。人类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将其理性化、范畴化，并借着理性的语言将其概念化、体系化、人性化来解释。特别是左右近代思想的西方近代思想，将不断流动、生成、变化的世界，按照理性，将其抽象化，并用真理的名义，将其概念化、绝对化，从而失去了世界流动、生成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有必要用批判的视角对待西方近代思想，将目光转向生命流动的世界自身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对于世界的生命哲学的思维是非常迫切需要的。”[5]这是对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生命意识”的当下意义的精辟之论，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直面人类生存现实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显然，这是可以给全球化语境中东亚以至人类意识甚为薄弱的中国鲁迅研究以启示的。
第三，如朴宰雨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所概括，韩国鲁迅研究者重视“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多样化”和“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了“象征分析法、思想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解构主义方法”，此外还有叙述学研究方法。我认为这是韩国鲁迅研究的突出特色，体现了他们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多方面构成所表现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研究水平迅速提高，这在收入《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的《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全炯俊）、《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申正浩）、《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意思沟通结构为中心》（李珠鲁）、《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从性别研究角度重读鲁迅的〈伤逝〉》（任佑卿）、《鲁迅〈野草〉的诗世界——极端对立与荒诞美学》（金彦河）等论文中可以看出。
以韩国首尔大学全炯俊教授的研究为例，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韩国鲁迅研究中涌现出来的研究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在韩国已出版的著作就有《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东亚视角看中国文学》。其《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一文针对华人学者研究中存在的“文学家鲁迅”与“启蒙家鲁迅”相游离的研究（如前所述，韩国鲁迅研究恰恰表现出二者相融会的研究趋向），认为这种研究“并没有充分重视鲁迅小说的独立性”，他设定了“小说家鲁迅”的命题，提出“首先应该回到鲁迅小说的位置”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借鉴了“新批评”所重视的文本分析，运用更具有抽象性质的叙述学方法力求使鲁迅小说的意义从中国升华到韩国以至东亚。在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文化蕴含在韩国以至东亚文化发展要求中更能得到呈现，诸如他在文章中围绕鲁迅集中阐释的“民众与知识分子”、“苦恼的知识分子”等问题，认为这里所体现的反封建思想的“激战”，是韩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巨大历史问题”[6](p191～192)。我读过他写的《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一文，最近读到他的《鲁迅与作为近代体验的故乡丧失》⑧，可见“故乡”是他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对鲁迅“故乡”题材小说（包括《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的分析运用的也是结构主义叙述学方法，对鲁迅小说中“故乡”的反复呈现进行细致而微的列举和归类，剥离出一个在韩国以至东亚“近代体验”中的“世纪话题”，认为这体现了鲁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人与故乡联系的二律悖反的预言，体现了鲁迅的人性关怀，即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的“地理的空间的故乡”与“心理故乡”之间的“分裂”，正是“地理的空间的故乡的丧失”，使“心理故乡的意义就变得明了”起来，文学“对真正故乡的探索成为了可能”，这种探索也就具有了重要的“人文”价值：“鲁迅早在1921年就已直观地面对了这一重要的未来性课题”，即“从地理空间上的故乡的丧失到心理故乡的发现，再经过心理故乡丧失的体验到心理故乡图景经过自我调整后存活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全炯俊揭示的显然更是鲁迅小说中“故乡”的象征意义，这是西方影响下的整个20世纪东亚被动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更具有典型性的精神和文化之根的问题。可见，韩国鲁迅研究表现出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文本形式分析中深化的是对鲁迅小说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这对当下中国同样重视形式分析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有所启示的。
第四，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之所以能不断取得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与他们十分重视鲁迅研究在韩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相关，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王富仁教授1993年为应邀参加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写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能够提供的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发掘，该文第一章最早发表于韩国，成书后不久又翻译到韩国，为韩国鲁迅研究者所熟悉。对本民族鲁迅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梳理和认识，始终是韩国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我所看到的译成汉语的，如前文一再引述的严英旭的《韩国地区鲁迅研究新动向》以及金时俊、金泰万、金惠俊、姜贞爱的研究文章，金良守的《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接受鲁迅之比较》（《当代韩国》2004；《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年冬季号）、李宝璟的《我看韩国学院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金惠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都属于在“研究史”基础上出现的“接受史”和“翻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近年来的中国鲁迅研究的根基性不足，显得漂浮，研究意识也更为封闭和自守。这涉及到鲁迅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更是在空间意义上呈现的，时至今日它更是以各种翻新出奇的理论话语吸引着我们，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生命体验加以融会和吸收，需要在我们生命体验中生成我们面对现实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体验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以时间意义呈现出来的，以时间意义为根基而不断扩大空间内涵是鲁迅研究生命力之所在。
在这方面，视野极为开阔并且整体概括能力十分强的朴宰雨教授，始终关注并持续研究韩国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正是在他的研究中，韩国鲁迅研究得到了系统的独立阐释，并获得了独立形态。在他的《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黎明期”提示着鲁迅进入韩国的意义，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源所在；“黑暗期”是鲁迅研究的空白期，烙印着被殖民化的民族历史的痛苦记忆；他概括的“潜迹期”鲁迅研究，则是民族争取自由民主心愿的表达；他非常重视“开拓期”和“急速成长期”，认为这是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形成和发展时期，他是这样分析“急速成长期”出现的背景的：“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军事法西斯统治与财阀独占的局面之下，虽然收到经济急速成长效果，但是权力与企业勾结，权钱交易，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深化，贫富悬殊，一般民众处于残酷而黑暗的情况，腐败蔓延等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鲁迅的作品首先得到读中文的一些年轻学生与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这班人多站在从鲁迅文学思想、社会实践中借鉴而打开韩国现实黑暗局面的立场，不顾违反禁忌，猛烈开展了介绍与研究工作。”[1](p3)对于韩国七、八十年代变革运动中涌现出的遭罢教、入狱的李泳禧、任轩永与鲁迅深刻的精神联系，他有着更为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说明，即“现代韩国变革运动”直接推动了韩国鲁迅研究的发展，体现了与鲁迅精神联系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构成1990年以后韩国鲁迅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发展”的基础，形成了本文在前面分析的“成熟发展期”的研究成果。而且，他所概括的韩国鲁迅研究史，又是韩国学者对鲁迅的接受史，因此，文章在对“研究史脉络”梳理前，写有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的“翻译史概观”，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韩国鲁迅研究与日本和中国的联系，是在这种“历史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这使他对韩国鲁迅研究独立形态的阐释显得更加凿实，更加有力。他由此而提出“鲁迅为何亦属于韩国？”“鲁迅已经属于过去式？还是属于将来式？”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断言：鲁迅是属于东亚的。
第五篇：浅论企业文化及韩国企业文化对中国的启示
浅论企业文化及韩国企业文化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独特的企业文化是使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和韩国同属于一个儒家文化圈，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西方的管理思想固然是最先进的。但东方邻居－韩国的经验可能是最适应中国国情的。综观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是比较薄弱的，存在诸多问题。韩国企业文化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作用。
本文首先阐述了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介绍了企业文化概念的出现、企业文化的定义、特性、影响因素，让读者全面了解企业文化作了理论铺垫。然后分析了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分为背景和影响因素两个层次，让读者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能了解更深。在如此的背景和影响因素下，才形成了能使经济腾飞的独特的企业文化。接下来，作者以韩国大企业的案例，来说明韩国企业文化所具有的特点。最后，作者深入分析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韩国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的启示。这是本文的主干，也是作者想要探索的问题，以期望能对后者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企业文化 韩国企业文化 中国企业文化 儒家文化
引言
韩国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现代化国家.一个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东北亚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现代、大宇、三星、哺项等大企业集团的迅速发展，更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个奇迹大部分得归功于他们的企业文化。韩国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中韩两国又同属于儒家文化圈，两国又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密切。中国作为韩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投资对象国，在近年，也吸引了大批韩资企业涌入中国市场。两国企业文化有相似性也有相异性。韩国经济的发展史，可以说是韩国大企业的发展历史。韩国的三星、现代、LG、鲜京、起亚等11家企业先后进入世界企业500强。一个大企业的成功离不开其所倡导的企业文化理念。他们成功的企业文化是值得中国的各大企业借鉴和思考的。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很多企业的文化建设并不完善合理或者说只是刚刚起步。中韩两国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尽管西方的管理理论可能是最先进的，但东方邻居的经验也许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
翻阅大量资料后，发现目前国内对韩国企业文化方面的著作或论文不多，大多数研究是从借鉴美、日企业文化的角度，论述怎样建设中国的企业文化。关于借鉴韩国企业文化的经验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作者，旨在通过从历史、文化、政治的层次对韩国的企业文化形成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展开论证，并通过对韩国著名企业的自身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来揭示出韩国经济取得成功企业文化特点。由此，重要指出对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有益启示，也希望会使中国在建设企业文化中有所帮助。
（一）企业文化的概述
1.1文化的概念出现及其定义
企业文化虽是伴随着现代企业而产生的，但它作为一门学科来被人们研究，历史并不长。日本人称企业文化（Enterprise Culture）为“社风”，而企业文化的原意是公司文化。中国学者将其译为“企业文化”。
1970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S.M戴维斯在其出版的《比较管理－组织文化的展望》，率先提出组织文化这一概念。1971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P.德鲁克在其所著的《管理》一书中，把管理与文化明确联系起来，认为管理也是文化。由此，美国许多权威杂志先后以突出篇幅讨论“公司文化”。因此，企业文化这个名词的出现了，也逐渐在企业中体现出来。
1.1.1..企业文化的定义
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1.2.企业文化的特性
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不同的社会、民族、地区的企业，其文化也各有不同，这是由企业所在的社会、地理、经济环境及企业自身特点所设定的。但是不同的企业或者不同地区、国家的企业文化也呈现共性，有着共同的企业文化模式。
无形性与有形性的统一。企业文化是包含着价值因素、信念因素、道德因素、心理因素等。它是一种精神心态，无形的存在于特定人群中。然而，不管如何无形，都必须有承接载体，如：人的言行、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经营政策、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商品的运动等体现出来的。人们是根据有形的事物去研究、分析和培植企业文化的。
概括性与具体性的统一。企业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经营理念和管理哲学。但是，企业文化又是具体的。它是由各种具体观念、习俗、习惯、传统等浓缩、凝结、升华而成的。企业员工的每一具体言行都从不同角度体现着企业文化，同时也感受到企业文化的导向和制约作用。
稳定性与变革性的统一。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它需要很多因素的集结才能形成。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灵魂，具有相对稳定性。然而企业文化又会随着企业内外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不断的调整、完善和升华。这种变革具有绝对性。
1.3.企业文化的影响因素 传统文化：企业文化与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传统文化就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中、韩的传统文化主要指的是儒家文化。
社会文化：企业文化属于社会亚文化，它既以社会所共同遵守的信仰、准则、习惯、规范为指导，又有企业自身所特有的一套价值观念体系。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既有共同结合面，又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性；企业文化以社会文化为基础，又根据自身矛盾运动，遵循着一定轨道有规律的发展着。企业文化是一定社会文化的存在方式和作用方式的反映。同时被社会文化制约或最终决定着生成和发展。
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总是离不开政治的发展。政治上的成熟影响着或决定着一定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这种情形决定了企业文化与政治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产生的，诸如：权利、政党、权威、政治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观念等，一系列事物。由于政治文化的作用直接体现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并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活动。从而构成了它与企业文化主导和被引导的关系。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它就不可能超越政治利益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二）韩国企业文化形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开始迅猛发展，而这时，企业文化已经成为席卷全球，引起全球关注的热门问题。企业文化的重要地位，正逐步突显出来。作为中国的邻邦韩国，是一个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东北亚国家。1962年，韩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时GNP仅为23亿美元，人均GNP只有87美元。然而，短短的20年间，韩国经济腾飞了，从一个亚洲不发达国家，发展成亚洲四小龙之一，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汉江奇迹”。1996年，韩国人均GNP超过10000美元，GNP达4400亿美元，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能使韩国在这么短短二三十年间，创造出这样令人惊叹的奇迹。这原因是多方面的。纵观韩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一部个大韩国企业发展的历史，韩国著名的大企业，如：三星、现代、LG、鲜京等大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他们的成功无疑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企业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其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2.1韩国企业文化形成的背景
韩国的企业文化是伴随着韩国企业经济的起步、发展、壮大，在强有力的官方主导和市场经济环境下，在30年的摸索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在考虑企业文化前。首先要对韩国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解。
2.1.1 60年代前的韩国企业的成长
韩国的50年代，是经历了“解放战争”和“625”事变的多事年代。在这一年代，韩国产业几乎是一片荒芜。截止40年代，日本殖民为了其本身利益，只重视发展农业。以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朝鲜半岛的分裂，没有留给南韩任何产业和企业。以次50年代的韩国，除了农业和矿业以外，其他产业或企业都十分落后。所以这一年代称为国内开始引进现代化经营方法的初期，其内容包括引进美国对外援助的工业设施，对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以及对经营学的引进和实践等直接或间接的管理。这一时期，韩国的企业由于规模小，而主要经营业主自己倾注全部心血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因此完全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的经营管理。在企业的经营方面，突出的表现出漫无计划，因循守旧的管理方法。③
2.1.2 60年代的韩国企业的成长
韩国企业真正发展是在60年代。1961年，林正熙上台执政，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指导思想。从此，韩国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全力推动经济增长上来。韩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指导，制定“振兴出口”等一系列法规和综合方案，对经济活动系列采取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双管齐下，大力开辟全方位对外发展渠道。在政府强有力的指导下，韩国企业的经营战略在于探索如何生产产品，即寻求生产技术的可行性，已获得必要的生产的技术和机器设备。在政府的保护下，企业致力于生产纺织品、鞋类、食品等轻工业产品，实现了轻纺工业的进口替代，并逐步向外向经济发展。这一时期企业以低价格铲平的大量生产和海外出口、创业者的爱国献身精神、技术骨干的全身心投入、劳动者的勤勉意识，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增长第一”的风气在企业刚刚发展起步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激发了企业员工的潜力，企业文化也就成为了韩国企业重要的经营战略之一。⑥ 2.2.韩国企业文化形成的影响因素 了解韩国历史的，就会发现韩国的文化受到几个方免得影响。首先是一个典型的儒教文化国家。，而儒家传统文化背景形成的价值观，对韩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看韩国企业文化，就可以看到一定的传统意识在其中。这种意识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然后直接反映在他的企业经营中。其次是美国、日本文化的影响。朝鲜战争后，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对欧洲以及亚洲国家进行经济、军事援助，而韩国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也已经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的先进企业文化，也深深影响到韩国企业文化的发展。从中也可以看出，在美国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文化所修改，并与之结合起来，形成了家庭和集体主义利益为出发点和以实用主义、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混合文化。韩国曾被日本至民国。他的近代企业的萌芽期也是在日本统治的时期。所以日本的文化对韩国企业中集体主义行为方式与人员管理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后也受到韩国本土文化真挚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企业文化。
2.2.1传统儒家文化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影响
韩国作为东亚地区的一员，深受儒家就、思想的辐射和侵染，其程度之深，历史之久，是其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韩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堪称最忠实于儒家文化的国家。”⑦
据古籍记载，早在中国战国至西汉初，中国的汉字文化即传入朝鲜半岛，这位汉民族创造独具特点的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西汉以后，韩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极深，从三国到新罗、高丽这一千年间，儒家在朝鲜虽然也传播和发展，但在思想文化领域还不占据主导地位。但进入李氏王朝时代，由于政府采取了崇儒抑佛的政策，佛教由此衰落，儒家文化进一步繁荣起来。随后，儒教便上升为李朝的国教，统治长达百年之久。“凡礼仪也、政治也、学术也，皆以朱学为标准，乃至风水迷信，亦以朱说，朱子遂为朝鲜国家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模范导师。”⑧
儒家思想深入到韩国人的生活中。在当今西洋化，现代化的风潮中。韩国家庭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家庭等级制度。韩国的社会也是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是的性格，言谈，思维方式，行事作风皆以儒教为准则。在韩国以儒学为价值标准，崇尚伦理道德，勤勉君子，提倡清廉结义。而现在的韩国从国家到民间越来越推崇儒家精神，大有复兴儒学用于现代社会中。补充如今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下，相对精神文明贫乏的社会。⑨
儒家文化在企业的表现具体可以归纳为： 1.家族为中心的经营模式
在传统社会里，家族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个人是离不开家族的，也是组成家族的一个成员。对家族的忠诚心，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利益，这样传统的家族主义是从儒家思想的道德基础上形成的。现代产业社会的核心是企业，工业化过程时，企业经营者为家族的中心人物。因为传统家族主义对企业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在1945年后，韩国的家族制度有了从大家族到小家族的结构上的变化，这尽管在表面上，与西方的小家族制度已经一样但是，从实质的机构来说，却是大不相同的。韩国企业对传统家族主义思想的归属意识是一目了然的，职员对他们家族和亲戚的照顾超过了对直接报酬的重视。家族中心主义经营给企业的影响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家族的构造形态和关系影响到家族成员的成就感。
第二，第二，在企业里家族主义的纽带关系确定了他们的经济关系。第三，家族制度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经济行为和职业的选择。
2.集权主义的意识构造
韩国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力，都集中于董事会以上的人。所以，企业的权力构造中心，仅仅是包括最高层一两个人和董事会的人。尽管企业的继承所有权的人虽然集中在长者或者是直系亲属身上，但是财产的保护却是董事会和经营者一起承担的。韩国企业的分权化程度很低，从决策制度的方面，就可以看出一二。大部分的经营者在把权力交给下属这一方面的意识较弱。这一点上，也是集权化的表现之一。这样集权下的组织氛围，使董事会的责任很大，所以他们很拼命的为公司做事。这也可以说是集权主义给韩国企业带来的好处。
3.年功序列的人事政策
在韩国，家庭的生活秩序是以年龄为基础的，就算是有能力，也是无平等可言的.这一切都是因为血缘，反映出了彻底的儒家思想的家庭主义。在家庭里，家长作主规定了严格的身份的序列，以下人人按照自己的序列来承担责任，例如:强调父亲要做好父亲的责任，子女要做好与自己的地位相称的事。最近除了年功序列型的传统法以外，多少还考虑到职务和成果因素，以谋求人事政策的合理化，但大部分制定人事政策的出发点是以年功为主。在韩国，对长辈要说敬语，如果一个年轻人被评价为目无尊长，这是很差的评价。从总也能得出，儒家思想长幼有序在韩国是怎样的体现了。
4.重视血缘的继承关系
在韩国，企业首先采取以长者为主的继承方式，其次，才是老
二、老三等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则转让给创业时的贡献者、专门经营者，或者完全排除直系家族的人。韩国社会很重视血缘关系。在韩国，个人一出生，就跟着父系，属于父亲的血缘集体，以后不会改变他的血缘关系。企业成员对以直系亲属为主继承的经营者的评价有肯定的反应也有否定的反应。大部分的职员很自然地接受一旦形成的继承事实，而且大多数是以组织的稳定性和成长来评价继承者。韩国著名的三星公司也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以上所说的这种方式。
5.重视权威和人和 在韩国企业里，很难做出领导者的领导作风是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结论。这可以从权威的两面性来证明。如果说，将掌握权力的时间、人
格、地位等要素组合称作权威的话，那么，韩国企业的职员认为韩国领导者还是有相当的行使传统的权威的。韩国企业的总经理在公司决定事情时实际上有最大的影响力，这意味着公司职员对总经理的权威和权限有相当的接受度。很多公司采用一种韩国民族的“和”的精神作为训诫来强调集权主义和跟上级的情谊，提高团结意识解决矛盾。虽然“和”对维持组织的稳定性有很大的作用。职员也很欣赏重视崇尚“和”的上级的人格和品德，以此作为评价上级的领导能力的标准。可过分强调 “和”时，反而被利用作为下级接受上级的权威的手段，职员业务执行过程时缺乏自律性，一旦有意外情况便无所适从。还有，劳资两者的对立关系达不到一致时往往容易造成不稳定性和危险性。
2.2.2美国日本企业文化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影响。
美国在朝鲜战争后，通过对韩国军事、经济的支援，美国的影响已经深入到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军事上的援助，可以说，韩国的整只军队模式都是按照美国的要求，创建出来的。所以军事渠道是西方科学、管理技术和文化价值观念输入韩国的三大渠道之一。整个韩国军队都是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组织、塑造和训练的。因此，军队对韩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影响也是极大的。韩国很多将领曾在美国受训，退役后又多在企业做管理工作，因此很自然的把美国的管理制度引进企业的管理之中，如韩国最大的浦项钢铁厂，就是退役将军朴泰俊创建的。韩国大部分公司都采用军队式组织形式，一方面向全体员工灌输服从意识、培养责任观念，另一方面，提高领导者的统驭能力。军队的这种绝对服从意识，高度责任感的管理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企业员工的行为方式与企业的管理方式。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到来，这种文化也在慢慢改变中，现在的韩国企业更推崇竞争、创新和发挥个人能力上的文化。
日本对朝鲜有着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在客观上缩短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日本的企业文化对韩国企业中集体主义行为方式与人事管理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韩国近代企业的萌芽期也是在日本的统治时期。日本独特的行业工会制度、终身雇佣制、经营方式，都影响了韩国的企业文化。
2.2.3韩国政治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从1987年开始的韩国民主化运动，对韩国的企业文化也有很大影响。伴随着这场民主化运动，韩国企业日渐开放，员工的民主和参与意识日渐增强。除了股东、政府、金融机关外，企业开始重视满足顾客和尊重企业成员。另外，韩国政府属于强势政府，是影响韩国企业经 营战略和决策的最大外部机构。韩国政府有关规划和支援的一些政治决策直接影响韩国企业的出口产业。在政府的保护和鼓励下，韩国企业采取了以出口为主，不断扩大规模的经营战略，最终孕育了韩国企业注重高产量和大规模的企业文化。
2.2.4科技的发展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和日本一样，韩国企业发展初期根基薄弱，只能依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韩国企业通过“模仿战略”，并且凭借其廉价的劳动力以及规模经济产生的低成本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从八十年代开始，韩国企业开始意识到只有拥有最强的技术力才有可能拥有最强的竞争力，于是企业开始重视技术研发，这使得韩国企业文化开始注 重自主创新，崇尚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进取精神。浦项的领导者坚信“资源有限、人的创造力无限”，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除了妻儿以外改变一切”的主张，特别生动地体现了韩国企业的创新意识。如今，韩国企业已经从依靠低工资生产廉价产品演变成生产三高产品，即高附加值、高生产率和高工资的产品。创新已成为韩国企业文化提倡的重要内容。
（三）韩国企业文化的特点
3.1三星公司企业文化案例分析 世界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小到一个人、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均是如此。“变”是不可阻挡、无法抗拒的。三星公司之所以可以创造一个令世人叹服的神话，关键在于其独特的企业文化。正如李健熙会长所说的那样，“除了妻儿一切都要变”，“创新中求变”成为了三星企业文化的灵魂所在，三星总是在前进中寻找变化，在变化中寻求发展，在变中取胜。
三星人特别是前会长李秉喆本人特别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
优秀企业文化—以“事业报国、人才第一、合理追求”为核心的三星经营理念，以“创造性、道德性、第一主义、完备主义、共存共亡”为核心的三星五大精神。但是在很长时间内，这些企业文化只是通过管理层的言传身教，并未达到理论的系统化高度。在李健熙任会长后，于1992年在三星公司设置了“精神文化研究部”，在各系列公司设置企业文化办公室，全面梳理三星企业文化，在原先的基础上重新构筑了适应新时期发展的企业文化，即以“变”为核心的新经营理念。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创造最佳产品和服务，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其企业精神是“与顾客同在，向世界挑战，创造未来”。可见，新构筑的三星企业文化是对其传统企业文化应有的胸怀关注人类社会。从以量取胜到以质取胜、向高新技术挑战，从单一的多元化经营到多元化与核心产业的和谐统一，我们可以看出三星人富有挑战性又具求 实的思想，他们反对一切形式主义，更讲效益。从上可以看出三星的企业文化是因 时而变、因势而变的，富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求实性。
3.2韩国企业文化的特点 1.博采众长 韩国的企业文化融合了日本的企业文化，融入了美国的企业文化，融入了儒家思想，结合了本国政治和国情。韩国的企业文化可以说是博采众长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使得韩国创造出了独具一格又具有丰富内涵的企业文化,致使韩国人既有西方人的实干作风,又有东方人的吃苦耐劳精神,不达目的不罢休。
2..实业兴国
走实业兴国之路,为国家振兴做出最大的出贡献,这种意识已成为韩国企业界强大的驱动力。韩国人视民族自尊第一,是韩国社会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韩国著名的大企业常常把自己看作国家经济创造的承担者,具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和使命感,在企业内部,只要谈到公司的未来,无一不将自己的成长与对韩国未来的影响相联系。现代企业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对员工讲话时说:“为了同先进国家并肩而立,我们必须竞争,而且要胜利。竞争的战场就在车间。”大宇财团的领袖金宇中率先示范,发扬一种为振兴韩国而献身的精神,他说“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个人牺牲,就没有我们后代的幸福生活,也不可能牢固奠定幸福发展的基础。”强烈的责任感来自于大宇的“牺牲精神”,振兴大宇,振兴韩国,是大宇员工的共同目标。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韩国企业创造出了东亚奇迹。
4.人和思想
中国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广泛渗透于韩国企业内部，成为企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企业的社训或经营思想大都体现了这一理念，如现代集团的“勤勉、俭朴、友爱”，GL集团的“和睦团结、开拓精神、研究开发”，双龙集团的“信任、革新、人和”，晓星集团的“诚实服务、努力创造、和睦团结”，起亚集团的 “团结、诚实、创造”，味元集团的“人和、勤俭、向上”，三美集团的“人和、热情、自豪”等等，都是儒家文化在企业中的体现。这种“和”表现出一种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形成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使企业员工自觉自愿地为企业做贡献。浦项钢铁公司的创始人朴泰俊认为,浦项就是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每一个员工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与个性,每一台机器都有它的特殊性能,要有效地指挥这些人和机器,必须达到最完美的和谐。并且,公司形成了许多使员工与决策者之间保持独特联系的制度,如任何员工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直接寄送给总经理,高层管理人员定期与全体员工进行交流等等,从而有效地形成了上下沟通的信息网络,创造了和谐的“一家人”气氛。而在大宇,“爱厂如家”、“共存共荣”也是几万人共同的价值观。“大宇家族”的字眼,不仅常挂在金宇中嘴边,也化为“大宇家族之歌”,唱在全体员工的嘴上,装在全体大宇人的心里。这种爱厂如家、共存共荣的团队精神,也是大宇精神的核心。韩国的企业文化创造了企业的一种文化氛围,使得韩国原有的家文化随着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得到了新的发展。企业也如同一个大家庭,企业与员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相关。
5.人本思想
韩国人由于缺乏丰富的资源和技术准备，因此十分清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三星集团的经营理念即是:人才第一是永远不变的主题。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人的传统，同时也是由于现代管理的需要，韩国人很自然地把人的价值注入到企业之中，形成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员工的参与意识蔚然成风。浦项的创始人朴泰俊把公司的组织形象地比作一个等边三角形，工厂经理位于顶端，底层由工人们组成，是公司最重要的部分。其要旨在于把全体员工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视员工为一切创造力的源泉，而努力开发这一源泉则是企业家的责任。这个富有哲理的比喻构成了浦项企业文化的核心，奠定了浦项式管理的基石。正是以这样的企业文化为依托，浦项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后，一举成为让日本这个实力雄厚的钢铁巨人真正害怕的世界第三大钢铁企业。韩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正是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凝练成一种向上的企业精神，树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才使员工有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思想，己成为韩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6.竞争创新精神
浦项的领导者坚信“资源有限、人的创造力无限”,在日常管理中,“力求创新”成为贯穿于全部管理工作的主线。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浦项建立了高效、灵活的管理体制,扩大各级管理部门的权限,强化基层管理。为了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还创造了独到的自主管理模式,负责解决生产中的各种难题。同时,企业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检验其成功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对市场状况是否有迅速应变的能力。三星集团的企业文化就在具有一般优秀企业文化共性的基础上,仍然不断提出新的管理哲学,如强化迎接挑战的创新理念,以质量取代数量,向海外发展,加速全球化以及将“人才第一”的观念推及至“人类第一”的观念等等。创新是韩国企业极力提倡的工作精神,而成功即意味着不断地创新。尽管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根深蒂固，但由于受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韩国的企业文化又表现出崇尚竞争和发挥个人才能的一面。朝鲜战争打破了等级观念，也使韩国人快速地接受了美国文化。美国文化中的个人注意竞争主义，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韩国的企业文化。韩国的三星公司，崇尚“第一主义”,凡事都力争第一，这个口号也反映了，韩国的企业文化重的竞争精神。
（四）韩国企业文化对我国启示
4.1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这二、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案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形态的发展都不够成熟，这就决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起点不高。再加上我国受到传统观念影响严重，重伦理轻效率，伦理问题被放在企业文化建设的中心位置。企业内部的绩效、职工的优劣，乃至经营行为都采用传统伦理道德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形成重义轻利、重伦理轻效率的观念，忽视了企业制度化建设和管理。以人为本观念淡薄，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企业文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人本观念淡薄、人浮于事、领导以权谋私，最终导致企业经营业绩始终处于低谷状态。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还刚刚起步，总体上比较薄弱。
同时中国在建设企业文化刚刚起步时，也存在了相当多的问题： 1.过分强调集体主义
中国是个非常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特别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整体的和谐。但是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却并不是那么妥当的。很多企业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时候往往走向极端，只重视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奉献，忽视个人的利益，限制个人的发展。中国企业今天还不同程度上缺乏尊重人才的观念，没有人本思想的概念，也是导致企业经常人才流失的一个客观原因。
2.没有科学的目标观念和责任体制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模糊的、有机式的思维，缺乏科学依据，在这种文化下形成的中国企业文化缺乏明确的目标，在管理上实行的是模糊管理，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因此，各级管理人员具有哪些权利，应负什么责任和义务不明确，尤其对待责任互相推矮，免遭责罚。中国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或多或少都存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想法，在具体的管理和生产中，要求不十分严格、工作敷衍塞责，原谅失误的现象频频出现。中国企业在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时，应该借鉴韩国企业文化中的“第一主义”思想以及目标管理方式，使中国企业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度和严格的纪律，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完美和卓越。
3.因循守旧，缺乏创新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封闭性和超稳定性，它客观上限制了人的创新意识。而企业继承这种特性，整个企业缺乏活力与长期的生存性。它没有一种创新意识，没有持续发展的观念。因循守旧，导致整个企业的僵化和无法把握市场瞬息万变的信息。最终，在竞争中被淹没。
4.2韩国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
中韩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具体国情也不一样,但是两国却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合理吸取、借鉴韩国企业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有必要的。
第一,企业文化是企业整体的精神风貌,它不是华丽的包装,而是企业家和全体员工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种文化,是一以贯之的经营战略,应得到全体员工的认同。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行为方式和习惯,体现企业员工群体的精神风貌。它决定了企业人力资源的活力和利用效益,而人力资源的优势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第二,建设企业文化必须把重点放在“人”这个基点上。也就是说要用教育、诱导、启迪、吸引、激励和熏陶的方法来培养并逐步形成员工的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文化素质,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以推动企业发展。现在,“以人为本”已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潮流,具体而言,即企业关心员工的价值取向,为员工的职业生涯做出规划,并营造合理的文化氛围引导员工去创造价值。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确立了智力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一定就是市场竞争的强者,只有掌握技术和拥有人才才能拥有真正的优势。浦项公司也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把企业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有人本思想的企业，才会有人才的进入和企业的发展。
第三,建设企业文化不能脱离本身的文化环境,应批判继承儒家学说,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由于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各国的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管理思想上,西方强调的是“个人本位”,东方文化则表现为强烈的“集体本位”意识。韩国企业在管理中用儒家伦理中的家族主义传统来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和集团意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国是东亚文化的发祥地,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更应该继承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完全能够把我们的企业办成和谐、舒适、整洁的员工之家,形成命运和利益的共同体。儒学的“仁爱”、“和”的观念与我们倡导的共产主义道德和职业道德并无根本性的矛盾,我们应善于把握其度,剔除糟粕,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同时,向所有优秀的企业学习,借鉴一切优秀文化,并与我们的企业文化融为一体,使之不断创新和发展。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弃其糟萡。
第四，建设企业文化要有长远的目标，要树立有益国家与企业的具有双重功效的 共同价值观。企业的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利益相一致时，企业才能有长远的发展前 途。共同价值观能规范企业成员的行为，为成员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激励企业树 立一流的精神和一流成效的企业形象。
第五,建设企业文化要有创新意识,追求卓越,注重“和”的气氛。企业要有竞争力,应从顾客和 市场等多方面捕捉信息,吸取新思想,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气氛。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企业不仅对内要讲求“和”,使员工上下同心,团结一致,共同面对企业面临的困难和危机,对外也要讲“和”,与政府要“和”,争取获得政府多方面的支持;与其他企业要“和”,在竞争与联合中发展,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所为和气生财，一个企业只有团结起来，才会有凝聚力以及竞争力。
韩国企业文化的可借鉴之处很多,但其毕竟是在韩国国情之下形成的,不可能都适用于我国,何况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中韩两国社会制度不同,韩国社会制度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我们也应注意发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使企业文化建设得以健康地运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企业文化对于影响和左右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作用，任何忽视或掉以轻心，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文化的理解比对新技术及进行科技投资的认识更为重要，不懂得技术的经营者在当今社会将难以立足，同样，不懂得企业文化的经营者最终也将被迫退出竞争。21世纪将成为文化竞争战略制胜的时代，企业文化管理方式将成为新世纪的主要竞争方式，愿我国企业借鉴韩国企业文化中高层次的文化管理理论，发挥本国企业的潜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更多企业可以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
结论
韩国企业文化是韩国经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总体上比较薄弱，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努力学习优秀的企业文化来为本国企业文化建设服务。韩国企业文化由于受到了来自儒家文化、美国、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本国政府主导因素的影响，既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又具有本国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成为推动经济成功的积极力量。这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经济要取得成功，也要努力建设本国的企业文化，使其成为推动企业经济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希望中国通过对他国文化的借鉴以及对自身文化的结合，创造出属于本国特色，可以发展企业的文化氛围，是中国的企业文化也能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由于本人的水平实在有限，对韩国企业文化的研究并不能非常深入细致，但是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自己在写论文时也在不断的进步。不足之处，还恳请老师能给与批评指正。
10级浙工大本科 工商管理
陈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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