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国际收支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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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美两国国际收支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国际收支比较研究 美国国际收支结构具有“逆差+顺差”的特点:

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而金融项目长期呈现顺差状态。

其中,经常项目的次级账户收益及服务项目总体均表现为顺差

状态,因此,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源于商品贸易的长期逆差。在金融项目中,直接投资项14 年中有9 年表现为逆差,其余年

份均为顺差,且该账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1年~1996

年持续逆差,1997 年~2001 年持续顺差,2002 年以来,又开

始出现净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且呈现逐年扩大之势。另外,证

券投资账户主要表现为顺差状态,且顺差额逐年扩大,成为支

撑金融账户长期处于顺差状态的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国际收支结构相比,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具有“顺

差+ 顺差”的特点。具体来讲,经常项目长期顺差,与美国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次级账户收益项目长期处于逆差,因而抵

消了部分经常项目顺差。另外,资本和金融账户长期处于顺

差,成为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与美国经常项目长期逆差相比,中国经常项目长期

处于顺差状态,反映出以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能面

临巨大的风险

第二,美国投资收益账户总体呈现顺差状态,而中国投资

收益账户除1991 年及1992两年为顺差外,之后一起表现为逆

差,反映中国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存在不合理之处。

第三,同样是金融与资本项目的顺差,但美国与之对应的是经常项目长期逆差,而中国则是长期顺差

哪些国家存在国际收支危机

越南经济面临以下五个主要问题:一是超过2 位数的通胀率;二是政府财政赤字规模过大,综合赤字达GDP 的12%至17%;三是货币供应和信贷仍过宽松;四是经常项目逆差规模过大;五是越南盾持续贬值。

第二篇:中美两国法官制度比较研究

封面页 I

中美两国法官制度比较研究

摘要

美国作为世界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不仅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在司法制度上更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在美国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是他的法官制度,所以就以其法官制度作为本文的论点。而法官制度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范畴,具体包括法官的遴选、培训、考核、保障、职业道德、奖惩等内容。所以在本文中只对法官遴选、法官保障和法官惩戒这三个最重要的方面对中美法官有关制度做一比较,并阐述其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美国;法官制度;比较;

I

The judge system comparison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only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y,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aspects worthy of our study, in the judicial system is more worthy of our learning and using for reference.In the American judicial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judge system, so the judge system as the argument of this article.The judge system is a category of the content is very rich, including the selection, training, assessment, security, professional ethics,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etc.So in this article only for selection, security and punish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to judge rules and do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pounds its significance.Keywords:China;The United States;The judge system;Comparison

II

目录

摘要....................................................................Ⅰ ABSTRACT..............................................................II

一、美国的法官制度.......................................................1

(一)美国法官遴选制度...............................................1

(二)美国法官保障制度...............................................2

(三)美国法官惩戒制度...............................................3

二、中国的法官制度.......................................................4

(一)中国法官遴选制度...............................................4

(二)中国法官保障制度...............................................4

(三)中国法官惩戒制度...............................................5

三、中美法官制度之比较...................................................5

(一)关于法官遴选制度...............................................5

(二)关于法官保障制度...............................................6

(三)关于法官惩戒制度...............................................7

四、美国法官制度的借鉴...................................................7

(一)从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群体中遴选法官,并设立专门的法官遴选委员会...7

(二)切实提高法官保障力度,保证法官依法独立审判.....................8

(三)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并设立独立的法官惩戒机构..........9 结论.....................................................................9 参考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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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的法官制度

(一)、美国法官遴选制度

与美国法官群体的高素质和丰富的职业经验及其崇高的威望相对应,美国法官遴选制度侧重于不断强化法官的专业性和精英性特征,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官遴选资格和遴选程序。与我国法院体系不同,美国司法系统分为联邦和州两套系统,法官的遴选的条件和程序也有所不同。

首先,在法官遴选资格上,虽然美国的联邦法律和各州的法律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原则上,担任联邦法院的法官必须是:(1)美国公民;(2)在美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得JD学位(在美国,任何大学本科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学院,学习三年,修满学分,即授予JD学位,就是所谓的“法律职业博士”);(3)通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律师资格,并具备担任过律师、检察官、国会议员或在内阁供职经历。而对于前期职业经历的期限,美国律师协会一般认为法官候选人应当有12到15年扎实的法律实践经验。对于担任州法院的法官,特别是州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具有普通管辖权法院的法官,一般也应当具备上述条件。

其次,在法官的遴选程序上,美国的联邦法院和州法院是不同的。联邦法院法官的遴选程序比较简单,主要通过行政命令产生。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法院系统内的法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上诉法院法官以及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都是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后,再由总统任命。如果参议院不确认,总统就要另外提名,再交参议院审议确认。在联邦法院法官人选的提名过程中,政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被提名的法官往往是符合总统政治观点的本党党员。另外,总统会通过司法部了解情况,物色人选,提出建议。在提出建议前,总统要征求美国律师协会(ABA)的意见,ABA是一个拥有40万律师和法官的自愿参加的群众性组织,它在美国司法界和政界具有很高声望,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它对被提名的每一个法官逐个排队,认真审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1]。州法院法官的遴选程序比较复杂,而且由于美国是联邦体制国家,各个州的法律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州法官是由州长直接任命产生;有的州法官由州长提名,然后由州议会批准通过;还有的州法官是通过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上述这些遴选方式难免会出现诸如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和导致许多优秀的法律专门人才落选的弊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前美国大多数州都采用了一种进过修改的新的遴选方案,因其首次在密苏里州实行,所以称之为“密

苏里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当法官出现空额时由特别提名委员会(由律师界推选三名律师,州长任命的三位公民和首席法官组成)提名三位候选人,州长从中挑选一人为法官,其任期不得少于一年,在下届普选中由选民决定该法官是否留任[2]。如果得到大多数选民的认可,该法官即可以连续任满一届;如果未获得大多数选民的认可,则按同一程序选择另一人为法官。当他的任期届满时,无需对法官重新提名和任命,只要该法官提出书面申请,表示希望列入候选人名单,既由选民决定他是否留任,这些法官可以根据他们的工作成绩来接受选举的考验,而无需与其他候选人竞争。因此,自从密苏里州1940年开始实施这一方案以来,逐步削弱政党和政治的影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的州开始采纳这一方案。

(二)、美国法官保障制度

为了保障法官独立和司法公正,美国规定了一系列较为健全的法官保障制度。一般来讲,法官保障制度包括法官的职务保障、法官的物质保障、法官的特权保障和法官的退休保障四个方面:

1、关于法官的职务保障,美国实行的是任职终身制。美国联邦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最高法院与下级法院在忠于职守期间终身任职,于规定期间享受报酬,其报酬于任职期间不得减少。”美国法官任职终身制主要针对联邦法院法官而设立,所有的联邦法院法官一经任命,终身任职,除了死亡、辞职、或退休以外的免职,就只能通过有罪判决的弹劾程序才能罢免。美国各州的法官任职期限不一定是终身制,但一般任期都较长,从4年到15年不等,而且只要“品行良好”便可以继续担任职务,实际上也就是终身制。

2、关于法官的物质保障,美国实行的是高薪制和薪金不得减少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其他八位大法官的年薪与国会议员、政府内阁成员工资大体相同[2]。在2008年,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薪分别为17.95万美元和20.81万美元。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为21.74万美元[3],而同一年美国联邦政府普通公务员的平均年薪是6.1万美元。美国的法官薪金不得减少制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法官任职期间薪金不得减少;(2)、不能因为国家经济状况而减少薪金;(3)、保证法官的退休金。

3、关于法官的特权保障,在美国,法官在执行审判职能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和发表的言论享有不受指控和法律追究的权利,同时法官对于其在执行审判职能方面的有

关事务,享有免负出庭作证义务的特权,当然法官的司法豁免权是相对的,它应保持合理的限度。如果法官1在审判过程中有行为不检或其他触犯法律的行为,他们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美国关于法官特权的保障,除了司法豁免权规则外,还有两项规则:(1)、是禁止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加以评议的规则;(2)、是禁止将正在被审理的案件或争端列入国会议程的规则。前一规则主要在于防止新闻媒介滥用新闻自由,对法官的审判活动任意评论或妄下结论,避免法官因受公众的影响和左右而无法保持其实质独立。后一规则在于防止法官的审判活动被立法机关随意干预。

4、关于法官的退休保障,由于美国联邦法官实行终身制,因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官的退休年龄,但规定在自愿的前提下,法官年满65岁,任法官15年,或者年满70岁,任法官10年,可以带全薪退休。法官退休以后,处于“资深法官”的地位,如果他本人愿意,经批准,可以在除联邦最高法院以外的其他联邦法院继续担任法官职务,享有法官的一切权利和福利待遇。

(三)、美国法官惩戒制度

为规范法官的行为,美国制定了单行的《法官行为规范》,对法官的庭外活动和庭上行为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对法官的纪律的执行,联邦和各州都设有调查委员会或类似专门负责调查处理法官行为不端和违法违纪的组织。对联邦法院法官的制裁由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受理,委员会可以对被指控的法官给予警告或者停止其工作,但不能剥夺其法官资格,联邦法院法官只能根据弹劾程序,经议会通过,才能剥夺其法官资格。而且在美国弹劾案是很少的,只有在涉及严重的刑事犯罪时才使用弹劾程序,被指控的法官对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上诉到联邦司法会议。“在各州,委员会一般由5到13人组成,成员有法官、律师和一般公民。委员会可以从各个方面听取对法官的指控,有权在调查核实后,给予各种制裁,制裁的方法包括:警告、公开警告、短期停止工作、撤销法官资格。被裁判的法官如不服,可以向州最高法院上诉或者由特殊法院受理这类案件。” 各州也规定了可以通过弹劾程序罢免法官。事实上,由于弹劾制度程序复杂,费用昂贵,在美国要引起对法官弹劾程序是很难的。据统计,自美国建国起的200多年里,众议院仅对13位法官启动过弹劾程序,而在这13个案件中,只有7件最后被参议院确认法官有罪,将法官免职。

[2]黄河,何春华.简介美国的法官遴选制度[OL].中国法院网,2009-03 [3]朱伟一.美国法官的待遇[J]民主与法制,2012

二、中国的法官制度

(一)、中国法官遴选制度

中国法官遴选制度包括遴选资格和遴选程序两部分。

1、在我国,对法官遴选资格的法律依据是《法官法》的第九条和第十一条,规定初任法官必须具有下列条件:(1)年满23周岁;(2)具有法律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并具有一到三年的法律工作经历;(3)德才兼备,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等。我国自从2001年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以来,从法官队伍“入口”处杜绝了不符合要求的人员进入司法领域,保证了司法队伍无论在法律专业素质上,还是在学历要求上大体有一个共同的基点。这对于提高法官的遴选资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关于法官遴选程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有两种:一是选任制;二是任命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各级法院的院长由相应级别的人大选举产生;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产生,但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的选任权限在本院院长。就我国法官产生方式的实践来看,无论是经权力机关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法院在法官产生的过程中起不到主要作用,起实质性作用的是人事部门和党政部门。

(二)、中国法官保障制度

1、关于法官的职务保障,我国法官法并未对法官任期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免职的理由也作出明示,开除公职的理由也较为宽泛。实践中罢免法官的现象多由地方一把手启动,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实际上强化了司法对行政的依附。特别是在事关本地方的局部利益问题上,往往以党委“指示”、“决定”来干预法院行使职权,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法院受理外地当事人告本地企业的案件,要经本地党政领导人批准,或责令其按党委意图判决。如果敢有依法违抗者,就说:“你有你的独立审判权,我有我的人事调动权!”对本该由人大任免的法官,由党委擅自加以调职或免职。而一些法院的法官慑于外来权威的压力,不是认真地“只服从法律”,而是违心、违法地执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指示”,以致对本地企业的违法行为作枉法裁判。

2、关于法官的物质保障,我国没有实行高薪制,法官的物质待遇与普通公务员适用同一标准,而且法官实际享受的待遇甚至普遍低于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3、关于法官的特权保障和退休保

障,我国法律均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目前我国关于法官退休年龄实际的做法是仿照国家机关公务员的退休年龄,即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法官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金和其他待遇。

(三)、中国法官惩戒制度

我国对法官惩戒制度的规定,被分别规定在《刑法》、《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实施的《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裁判责任法》(试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对法官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法官的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受撤职处分的,同时降低工资和等级。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对法官的惩戒的职能部门是各级人民法院的监察部门,由其负责对违法审判线索的收集、调查和对责任人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惩戒。

三、中美法官制度之比较

(一)、关于法官遴选制度

在法官遴选制度方面,中美两国虽然有不少相同之处,但在法官遴选资格和遴选程序上依然存在着较大差异。

首先,在法官遴选资格上,中美两国都要求初任法官必须具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但两国在初任法官的法律实践经验的要求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在法官遴选资格上强调必须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才能担任法官职务,“如美国律师协会通常会坚持法官候选人必须具有12年到15年以上扎实的法律实践经验。”所以美国的大多数法官都从优秀的律师中选拔。在美国,从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到律师再成为一个法官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过程。而我国只求通过司法考试并具有一到三年的法律工作经历即可。与美国的法官遴选资格相比,我国对法官的实践经验要求不高,相应的初任法官的年龄偏低[4]。其次,在法官遴选程序上,美国无论采用选举制还是任命制都要经过一套较为复杂、严格有时近于苛刻的程序,并且对于候选人的司法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颇为重视。我国则对法官的遴选程序重视不够。在实际运作中,法官的选任遴选程序大致是:由党组织的组织部门或法院党组织提出法官候选人名单,经同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由拥有法定提名权的机构或人员,正式提交给同级权力机关,再由

它按照法定程序选举和任命,权力机关在选举和任命法官时,往往仅凭候选法官的个人简历来投票表决,而对法官候选人的业务素质和道德修养等方面根本没有或基本没有详细了解的渠道和途径,起不到真正的审查作用。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我国人大制度实施的不完善性,法官的选举制可谓是名存实亡。与此同时,对于一般审判人员的任命实际依靠法院内部的提请,无疑加剧了法院的行政化运作模式。

(二)、关于法官保障制度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法官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1、在法官的职务保障方面,美国实行的是任职终身制,这一制度可以彻底消除法官对总统的后顾之忧,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案件。虽然他们的法官职位可能是基于总统的提名,但是他们上任之后,总统在理论上就丧失了对他们的控制权,他们就可以依靠自己的法律素养在法院系统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在我国,司法独立指的是法院独立而不是法官独立,法官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和最终裁判者,由于他的人事任免权完全由地方党政领导掌握,随时都可能有被调职或免职的风险,所以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法官独立审判案件。

2、在法官的物质保障方面,美国实行的是高薪制。实行高薪制的必要性在于:(1)、是法官收入构成的单一性;(2)、是法官职业的辛苦以及风险性;(3)、是法官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以及职业上的年长、经验等。此外,高薪制也有1利于强化法官对自己职业的自珍、自爱,从经济上强化法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赋予法官应有的社会尊严。在我国,法官的物质保障与普通公务员适用同一标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低于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待遇,这不仅不利于法院吸引优秀人才,也不利于在职法官队伍的稳定和廉政建设。在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王胜俊院长就指出“一些法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院办案经费短缺,人才流失、法官断层等现象依然存在。”可见我国法官工资待遇较低的现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法官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何切实提高我国法官的物质保障已经成为当前法官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

3、在法官的特权保障与退休保障方面,与美国相比,我国在这方面法律缺少明确的规定。近几年来由于媒体监督的迅速发展,媒体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报道、评论的情况大量存在,而且经常使用一些带有诱导和倾向性的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独立审判。此外,由于司法腐败的严重存在,社会要求人大对司法进行监督 [4]江萍.关于美国法院司法公开的考察报告[OL].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内网,2013-10 的呼声很高,但具体进行监督的法律规定又不健全,因此,人大对个案进行监督时,有时会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加以过问,甚至提出具体办案意见。这种做法违背了直接言辞原则,且严重损害了司法独立。对于法官的退休保障,美国规定法官达到一定年龄并具备一定工作年限的,可以带全薪退休,而且退休年龄比普通公务员高,并尽量推迟法官的退休年龄。但与美国相比,我国的法官退休年龄与普通公务员适用同一标准,所以我国法官的退休年龄比美国法官的退休年龄要年轻得多,这就难免会造成法官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关于法官惩戒制度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法官惩戒制度在法律依据方面和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都存在明显的不足。

1、在法官惩戒制度的法律依据方面,美国有一部系统的专门约束法官行为的《法官行为规范》。我国约束法官行为的法律依据被分别规定在众多相关的法律规范中,虽然这些法律规范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关于法官惩戒的事由以及应当惩戒的方法,但是这些规定是凌乱而不系统的。我国关于法官惩戒制度的规定如此凌乱而不系统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不能对法官起到警示作用。

2、在法官的惩戒机构的设置方面,美国的做法是设立独立于法院之外的调查委员会或类似的专门负责调查处理法官行为不端和违法违纪的组织。这些惩戒机构完全可以从各个方面取对法官的指控,有权在调查核实后,给予各种制裁措施。与美国相比,我国没有建立独立的法官惩戒机构。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对法官的惩戒的职能部门是各级人民法院的监察部门,由其负责对违法审判线索的收集、调查和对责任人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惩戒。但是由于监察部门是设在各级人民法院内部的职能部门,由它们负责对发生在本院的违法审判的法官进行调查处理,极容易对本法院的某些法官的违法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这些违法法官得不到应有的惩戒[5]。

四、美国法官制度的借鉴

(一)、从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群体中遴选法官,并设立专门的法官遴选委员会

从优秀律师群体中遴选法官在美国已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法官遴选制度。律师不仅具有与法官相同的接受法学教育的背景,而且精通法律并积累了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以我国目前的条件,要实现这一步,也有充分的可能性,大批的法学专业毕业生进入律师行业,可以为法官的遴选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并为从事法官工作奠定坚实的经验基础,避免了直接从司法考试合格者中遴选的法官存在实践经验不足的弊端。不止是在律师中挑选法官,在大学教授中挑选法官也是非常可行的。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经表决,任命陶凯元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6]。而陶凯元副院长在进入法院系统前,就是暨南大学法学教授。因此,从优秀的律师中遴选法官对于提高我国法官的素质,加快法官职业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为了保证权力机关真正了解法官候选人的专业素质和道德修养,保证其行使法官任命权不流于形式,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在法官遴选中由特别遴选委员会提出法官候选人的做法,在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由法学教授、律师、公众代表和资深法官(法院院长或庭长)组成,由他们分别从法官候选人的法学理论水平、法律业务素质、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等各个方面,根据严格的挑选程序和标准,进行公开遴选,并将结果予以公示,然后将最终选定的候选人名单交由权力机关批准,从而克服现行法官遴选程序流于形式的弊端,选出真正符合法官条件的人员。

(二)、切实提高法官保障力度,保证法官依法独立审判。

从依法治国,保障司法独立和实现1司法公正的角度而言,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的法官终身制。但鉴于我国目前法官的素质普遍不高,有些法官不能胜任现职工作的现实,如果断然实行法官终身制,必然弊大于利,所以目前在我国实行法官终身制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在对法官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和严把法官准入关后,逐步实现法官终身制是完全有可能的。关于法官的物质保障,以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还不足以承担高薪制的运作,但是提高法官的经济地位,以彰显其职业尊严的做法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另外,为了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完全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有必要从源头上将法官的工资来源从地方财政收归中央财政统一划拨。有关法官的特权保障,我国法律没有具体的规定,建议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在依法审判过程 [5]崔锡猛.中美法官制度比较研究[N].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0-2,第22卷第1期 [6]王浩成.陶凯元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OL].中国新闻网,2013-12-28

中实施的行为和发表的言论享有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权利,对于与执行审判职能有关的事务,免负出庭作证的义务。同时,我国还应制定相关的规定明确禁止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评论,人大对案件的监督应当是事后监督。关于法官的退休保障,我国法官的退休年龄在目前我国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是合适的。但是,随着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如果我国法官的退休年龄仍然与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一样,无疑是对我国法官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在我国法官素质普遍提高以后,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做法,适当提高法官的退休年龄。

(三)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并设立独立的法官惩戒机构。

针对我国目前法官惩戒制度凌乱而不系统的规定难以对法官起到警示作用的弊端,我国有必要对这些规定予以系统整理,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将惩戒主体、惩戒事由、惩戒措施、惩戒程序等问题予以系统化、明确化。这样法官就可以比较方便地对照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法官惩戒法》的规定,是否应当受到惩戒并应受到何种惩戒以及受到惩戒如何行使申诉抗辩的权利等有了清楚的认识,从而能够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另外,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做法,设立独立的法官惩戒机构。笔者认为,可以在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的法官惩戒机构,负责对法官违反职务方面的不当言行予以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于没有构成犯罪的,由其负责处理。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是我国的权力机构,人民法院的工作对其负责,作为设置在人大常委会的法官惩戒机构就有权力对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处理,这既是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和职责,同时也是它们行使法定监督权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原因是在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官惩戒机构,可以有效避免惩戒委员会的人员与法官可能会存在工作上或职务上等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而不能够严格按照法官惩戒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惩戒的情况。

参考文献:

[1]范冬明.中美法院法官的选任和惩戒制度之比较[OL].广东法院网,2009-12-21 [2]黄河,何春华.简介美国的法官遴选制度[OL].中国法院网,2009-03 [3]朱伟一.美国法官的待遇[J]民主与法制,2012 [4]江萍.关于美国法院司法公开的考察报告[OL].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内网,2013-10 [5]崔锡猛.中美法官制度比较研究[N].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0-2 [6]王浩成.陶凯元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OL].中国新闻网,2013-12-28

第三篇:中美两国体育经纪人制度比较研究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比较法等方法对中美两国体育经纪人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出中美两国国体育经纪人制度所存在的差异,找出我国体育经纪人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提炼出向美国体育经纪人制度借鉴和学习的方面,完善和改进我国的体育经纪人制度。

关键词:体育经纪人;体育经纪人制度;比较

随着2008奥运会日益临近我们回首中国体育的发展,发现我们在竞技体育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在真正体现一个国家体育水平的体育产业上所取得的进步还很有限。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国经济的改革速度很快,而体育的改革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速度,这就造成我国的体育产业的落后。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体育产业制度的落后。而中介产业是构成体育产业不可缺少的部分,体育经纪人作为收集、处理、传输信息的个人或组织,对建立体育市场信誉机制,促进体育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体育经纪人制度依存于体育产业制度,是其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完善和改进我国的体育经纪人制度,使其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而美国作为体育产业发展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体育经纪人制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相对比较完善。美国的体育经纪人以其特有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为运动员、体育组织和体育比赛主办者提供全方位服务,使美国的体育市场繁荣,体育产业兴旺发达。同时美国的体育经纪人还能以其敏锐的市场眼光和高超的营销技巧,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体育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民的消费观念,充分拓展了大众对体育运动的消费需求。我国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体育商业化、职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和借鉴世界一切民族体育发展的先进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我们的体育事业在现有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发展,以适应我国体育振兴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将以“中国和美国的体育经纪人及体育经纪人制度”等内容为研究对象。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比较法等,主要涉及到体育社会学、经济学及哲学等,在写文章中严格遵守逻辑分析法则,合乎逻辑推理。

1.2 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互联网搜集有关体育经纪人的最新资料和培养动态。在论文的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的需要,研读经纪学、管理学、体育管理学等方面的著作10多部。并查阅了美国在线图书馆及国内外的资料文献百余篇,为本课题的研究分析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2.2专家访谈法

走访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郑州市体育局等河南省知名体育专家,听取专家的建议为本文提供可靠的知识理论基础。

1.2.3比较法

通过对所获取的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并对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在对中美两国体育经纪人现状初步掌握的基础上,对两国的体育经纪人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中国体育经纪人制度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中美两国体育经纪人发展概况

2.1 美国体育经纪人发展概况

20世纪初是美国体育经纪人的萌芽阶段,这时职业体育开始在美国兴起,体育职业化和商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经纪人随之产生。从美国第一个职业体育一全国棒球职业甲级联盟诞生。职业比赛的竞争性在客观上要求运动员形成一种流动机制,从而为体育经纪人开启了服务空间。于是1926年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体育经纪人查尔斯?派利,他当时为棒球运动员格兰吉谈成了一项价值10万美元的劳务合同。但由于职业球队对每个运动员持有保留权,多数情况下,运动员不能随意在球队之间流动,也不能改动薪金数额。即使是名气很大的球员,球队老板也往往是直接与他们讨价还价,与经纪人谈判只是极个别的例子。因此,当时只有少数运动员雇用过经纪人,且体育经纪人的活动范围非常狭窄,经常受到限制和排斥。美国体育经纪人真正发展并走向繁荣是从70年代开始的。其标志是自由转会制度的确立。自nba(全国篮球协会),nfl(全国橄榄球联盟)、nhl(全国冰球联盟)和mlb(棒球甲级联盟)先后实行球员自由转会制度以来,体育经纪领域迅速扩大。自由转会制度赋于运动员设定薪金数额的主动性及在俱乐部之间自由流动的权利。这时候体育经纪人开始发挥作用,代理运动员谈判雇用及转会合同。为了争取好的比赛成绩,各俱乐部纷纷招兵买马。为吸引优秀运动员入盟,他们放宽政策给运动员更大的谈判权力和更为优厚的条件,使体育经纪人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进一步扩展。

2.2 中国体育经纪人发展概况

我国体育经纪活动和体育经纪人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纪活动的整体发展过程基本是一致的,产生与20世纪80年代,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1983年国务院在批转原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问题的请示》中明确指出:“体育是全民的活动,不能只靠体委办,必须依靠和发挥各有关部门的社会力量。”明确提出要加快体育社会化的指导方针。社会化是当前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并把体育社会化作为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1984年,我国体育健儿第23届奥运会获得15枚金牌,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也对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波澜的作用。

1994年中国准职业足球联赛的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体育经纪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足球经纪人和足球项目活动成为中国体育经纪人发展的先锋,并为其它项目体育经纪人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目前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足球经纪人数量有21人,其中14人获得了国际足联颁发的足球经纪人证书。随后,中国准职业篮球联赛开始启动,1994年中国篮协与国际管理集团(lmg)组织了一个主客场赛制的篮球联赛,即cba联赛。在img买断联赛经营权后对联赛进行了包装和市场运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1995年全国男篮甲级联赛(cba)正式出台,参赛球队由8支扩大到12支,cba联赛的启动带动了篮球经纪人的发展。国内篮球经纪人也应运而生,中国篮协2003年公布的篮球经纪人名单中共有14人获得篮球经纪资格。

第四篇:中美两国物业管理比较分析

中美两国物业管理比较分析

发布日期:2013-07-17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美国新移民,来到大洋彼岸购房居住;也有人来美国购买了自己的度假屋,每年与家人过来享受假期;更有人将目前的美国房产作为投资佳选,一掷千金。无论什么目地的美国购房者,在心满意足拥有了完美的房屋后,想到的便是今后的居住,小区的管理。

美国的物业费相对中国是比较高的,例如迈阿密著名的滨海公寓Trump Tower,物业费每个月近人民币28 元/平米,一年的物业费占到房屋总价的0.9%。而上海著名的高档小区世茂滨江花园每月的物业费仅人民币5 元/平米,只有房屋总价的0.4%。面对如此高昂的物业费,很多人不理解,也很不情愿。在中国许多居住区的物业管理纠纷时常发生。例如服务质量常有不令人满意,个别居民拒付物业费,物业管理公司运作困难,服务质量进一步下降,对于继续缴纳物业费的居民是相当得冤枉。

所以,美国相对高昂的物业费,很多人总有迟疑。对于这一点,可以说,专业化管理是美国物业管理最显著的特点,业主的每一分钱都会花得让人心服口服,绝不冤枉。我们可以从中美物业管理的模式对比来看出个所以然。

关于业主委员会的性质

中国——民间组织,由业主自发票选出,监督物业公司的服务的群众组织。组织结构随意,管理模式较为松散。

美国——有限责任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运作,运作管理严格规范。

美国有些州规定业主委员会要拥有自己的网站,将业主委员会每月或者每季度召开董事会的会议上传到网上,让人们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的业主委员会都购买意外责任险,若发生大的法律诉讼,把可能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

关于业主物业费拖欠问题

中国——物业公司交涉、追讨。不交物业费的业主,继续享受服务以及公共设备,导致更多业主也不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只有上诉程序追讨物业费。

美国——强制缴费如果有的业主拖欠物业费,业主委员会有权通过司法听证,将业主的产权进行拍卖,或是在业主将房产挂牌出售时,将房产扣留,不允许出售,直至业主付清物业费。有些州,例如得克萨斯州,业主委员会甚至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就可直接将拖欠物业费业主的房屋进行拍卖。

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

中国——基本物业配套服务。大多数小区物业公司的职能是维护绿化,安保,公共区域和设备的维护。游泳池、会所、健身房等都需额外付费才能使用

美国——免费、额外的高端服务。安保、车辆保管、绿化养护、洗衣熨衣、看护儿童、护理病人、代订代送报刊,通报天气预报和股市行情等贴心服务。

高档寓所有五星级酒店式服务,例如本文最初提到的迈阿密的Trump Tower,提供包括24 小时管家服务、海滩服务、客房服务、游泳池、会所、健身房、spa、商务中心、发送传真、打印,甚至可以可举行会务活动。很多物业公司定期组织业主郊游、聚餐,营造邻里之间友好融洽气氛。所有设施服务均不需再付费,已包含在物业费中。

应该说,中国大多数业主并不是不需要物业服务,不愿意交物业费,事实上他们是希望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服务,只是中国的小区物业管理以及制度等还不健全。相较而言,美国小区的管理各个环节的法制完善,业主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同任何企业一样规范和专业。每个业主必须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必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把业主委员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力给予最精心的服务;业主委员会则保证业主享受美好的生活良好的环境,争取小区地产保值升值。

第五篇: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黄仁国

 2012-10-22 17:00:01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2年5期第35~40页

【作者简介】黄仁国,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文化社会史、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教学与科研。

【内容提要】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协调”(C2)概念,这顺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中国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导原则,是对中美G2构想的积极回应与修正。与中美G2等级式大国关系不同,中美C2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发展大国关系,培植战略互信,减少战略误判,这有利于发展“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关 键 词】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两国协调/共同管理

2012年5月3-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同时进行的还有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以及第二轮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5月3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开幕式上,以《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为题发表致辞,呼吁中美双方“抓住机遇,排除干扰,共同努力,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他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他还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五个“需要”,即“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①同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对话中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C2概念。他指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调’(C2),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努力摸索出和平相处、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②次日,戴秉国在对话中就“进一步加强中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再次指出,过去3年多,中美协调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当前国际形势要求中美加强合作,他并提出未来加强合作的五个设想:一是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是双方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三是在危机面前保持必要耐心;四是重信守诺;五是客观认识彼此能力和责任。③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中方为什么要提出C2概念?C2与G2有何不同?C2有生命力吗?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C2概念的提出,多少有些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首先,C2概念是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不断拓展的现实的一种归纳与升华。近几年来,中美对话机制不断拓展,2009年中美开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并将此前存在的一些对话与磋商机制纳入统筹,且不断开启新的机制:2010年,启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2011年,启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2012年,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决定支持中国海事局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建立“中美海事安全对话机制”,并决定就商务、旅游、留学和其他商定类别签证人员颁发5年多次签证举行专门会谈。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包括:促进高层交往,双边对话和磋商,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及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对口磋商等,共6类50项。其中“双边对话和磋商”类下有15项内容(详见表1)。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一,这些对话与磋商机制早的于1980年就已启动,晚的则新近才筹划,比较集中的是在2008-2011年间启动;其二,这些对话与磋商有的与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进行,有的先前已经完成,大多数是在此后,甚至没有确定具体时间;其三,从启动时间与次序/届序来看,一些对话明显有中断的痕迹;其四,中美双方派出的代表团级别多半是部级或副部级。将这类项目与其他5类项目综合起来回顾,可以窥见中美协调那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情况在近几年出现了稳步前进和爬升的态势。这表明,中美协调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地区与国际问题中越来越重要。换言之,中美协调在两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早已超出单纯的国别外交范畴,而具有地区性乃至全球性意义。

其次,C2概念符合中国坚定而灵活的对美外交方针和政策。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相对稳定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比起来,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大得多,一味秉持僵硬的原则不合适,而违反核心原则也不可行。如何在复杂中寻求平衡,既是对国家意志的考验,也是对决策智慧的考验。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现在对美外交上就必须坚守“以我为主,不搞对抗,不搞中美共治”。“以我为主”强调独立自主,“我的地盘我做主”。在这一核心原则下,如何具体操作则依据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灵活变通。中国外交智慧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回顾过去,以史为鉴;二是立足现实,因时而变;三是面向未来,统筹兼顾。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大国关系中的“集团政治”、“大家庭模式”在中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看来是失败的,不可取的。从现实情况看,不仅中美关系在变,整个国际格局都在变,放弃全方位外交政策而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无疑是愚蠢的。既然G2模式不是中美关系未来好的选项,也不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推进 C2模式就是一个明智而实际的选择。

第三,C2概念多少体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一种担忧。中美协调发展并非风和日丽,凯歌行进,而是历经风雨,有起有伏,而且越往后难度越大。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增进,合作领域愈来愈宽广,但两国之间的互信却没有随之增进,甚至出现了巨额的‘互信赤字’。”“再加上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人认为,中美两国也不能走出这种‘大国政治的悲剧’。”④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反恐优先战略,提出回归亚太的战略方向,并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一起发力,激化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刺激一些国家“合众制华”⑤的神经,搅得中国周边很不安宁,让中国人民很难淡定,国内要求对外强硬的各种呼声不断。如何通过加大中美协调力度,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成为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

第四,C2概念的提出尚处在试探阶段。国务委员戴秉国只提到“中美协调”(C2),并没有明确“C”是什么。国内学界认为,协调(coordination)、调解(conciliation)、合作(cooperation)、互补(complementary)、命运共同体(community)等词汇都有可能。⑤这种解读无疑给予“C2”一定的想象空间。至于最终如何界定C2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国政府至今尚未给予正式阐述。

C2尚处在概念阶段,要成为处理中美关系的主导性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间,既要考虑美方的回应、国际社会的反应,更要在具体的中美关系互动中探索有生命力的协调方式方法及适用范围等。此外,将这种模式理论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若完不成理论化,该模式就只能是其他模式的翻版或概念偷换,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第五,C2概念是中国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探索。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在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些变量在不断地占位、移位和退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新概念不断涌现,一些过去边缘性的概念向中心迈进,新概念潮涌潮退,旧理论卷土重来,重要词汇频频易位,新旧杂存,一些研究领域中心模糊、方向不明。如何拨开迷雾,洞察现实,构建新型的比较稳定的大国关系,各大国都在认真思考。

中国正处在由地区强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能否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也影响深远。C2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在坚守和平、发展、合作的一贯道路的同时,也力图因时而变,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新模式。

C2与G2相互关联。二者的共性在于都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对影响世界格局的复杂而重要的关系。因此,C2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对G2概念的一种回应。

关于中美G2问题,国内早有学者对其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构想对于推进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认知结构、经济共生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等三方面的制约因素,决定该构想目前尚不可行。⑦此后,又有学者对“两国集团”构想进行了历史考察,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对外关系话语中出现的美德、美日、美欧和美中四个版本的“两国集团”论。⑧这四种版本的G2都与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有关,他最先从经济领域提出,并在各个不同时期不遗余力地倡导 G2。与英国政治学家伊恩·克拉克认为的“(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极力支持现存秩序有着令人信服的一致”⑨的观点不同,伯格斯滕特别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曾“大胆地、公开地、严厉地批评美国管理世界经济的缺点”非常敏感,认为中国在对外经济互动的大量领域中企图制定全球经济秩序。⑩伯格斯滕的G2构想,即中美两个超级经济体通过“协调的(Coordinated)或至少合作的(cooperative)的方法”“共同管理”(co-managment)全球问题,让中国人感受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的设计者和管理者的新角色”。(11)这种构想似乎与伊恩·克拉克所预计的未来中美可能的“复杂的集体霸权秩序”(12)殊途同归。

20世纪50年代,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曾提出过“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G2构想。该构想尽管促进了苏美两国由对抗走向对话,推进了苏美对话与磋商机制的建立,但由于其立足于国际事务大国决定论,夸大了首脑外交的作用,“忽视了其他现实力量的存在”,并且蕴含着“苏美有权而且必须参与讨论和解决全球范围内的问题,而不论它是否与苏美直接有关,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关系”(13),因而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赫鲁晓夫时期,美苏关系仅仅是实现了有限的缓和,其间还出现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高烈度的冲突和对抗,阻碍东西方交流的柏林墙建起来了,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以赫鲁晓夫的妥协退让结束,并最终结束了其政治生涯。赫鲁晓夫之后,其继任者逐渐选择了与美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伯格斯滕的中美G2与原苏联的“大国决定国际事务论”在夸大大国作用和追求大国特权方面是一致的,但二者在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伯格斯滕的前三种G2模式所选择的对象德国、日本、欧盟都是美国的盟友,目标也多半限于经济领域,摆明是要盟友分担有限责任,帮助美国振兴经济。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与美关系“非敌非友”,但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14)。赫鲁晓夫提出的苏美G2是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大国之间的合作,是由对抗转向合作的一百八十度大转折、大跳跃;而中美G2则是两个本来就有交集的大国之间,通过深化和拓宽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渐共同管理更多的全球事务。苏美G2侧重于国际关系手段的激进变革和权力共享、扩张,中美G2则侧重于通过渐进的权力分享来实现责任的转移。当然,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苏美G2以大国之间的平等合作为基础,中美G2则貌似平等,实则以等级式的合作为基础。

尽管伯格斯滕声称其G2仅仅是个经济概念,与布热津斯基的政治G2不同,(15)但其经济等级制构想与美国其他学者和政客的政治等级制构想不谋而合。在他首次提出中美G2的次年,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莱克将其霸权等级概念运用到处理美中关系上来,建议美国通过建立权威和维护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使中国因为从美国的领导中获益而倾向于附属美国,或者甚至成功地将中国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从而改变中美冲突的宿命。(16)这种观点与伯格斯滕以G2构想来处理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007年奥巴马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在加强北约的同时,必须在其他极重要的地区创建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我将在亚洲争取锻造一个更加有效的机制,使之超出双边协议、偶尔的峰会和临时的安排。”“我也将鼓励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崛起中大国的角色——帮助解决21世纪共同的问题。我们将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我们非常重要的挑战是建设一种在拓展合作的同时又加强我们竞争能力的关系。”(17)显然,加强美国的竞争能力并促使中国从属于美国的领导就是G2构想的真正用意。这也是中美G2受到如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美国老牌资深战略家的重视和推介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中美两国就启动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两国的协调与合作上了一个新层次,一个貌似中美G2的时代似乎正在开启。但中国政府只对中美合作感兴趣,对中美G2并不感兴趣。2009年5月20日,在布拉格出席第十一次中欧峰会时,温家宝总理向欧盟领导人和中外记者指出:“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18)同年11月18日,温家宝总理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明确表态,不赞成“两国集团”提法,他分析说:“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他同时指出:“中美合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19)在具体决策上,中国政府自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以来就反复评估中美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将会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了一定的规避风险措施。

在中国政府接连明确拒绝G2构想后,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凸显出来。2010年中美关系“低开低走”、“一波三折”,严重困扰中美关系的台湾、西藏、贸易等老问题不时被美方翻出来炒作,东北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也令中美关系深陷困境,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正面交锋更是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为了舒缓中美在亚太地区日益紧张的关系,避免战略误判,2011年中美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框架内新增了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中国官方媒体当即刊发学者文章,澄清“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不是搞中美共治,更不是寻求中美主导亚太事务,而是通过加强沟通、协调战略、增进互信,推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保障安全大局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20)

与中国政府和学界在反对中美G2态度上基本保持一致的情况不同,美国各界对中美G2的态度是媒体热议而官方低调,即“一些美国学者和前官员在大肆渲染,美国官方并未对此予以确认”(21)。随着2010年中美关系的冲突加剧,美国媒体对中美 G2的炒作也开始退潮。这似乎也在表明,中美G2构想在现实中并不现实。

如前所述,中美G2构想的出笼揭示了中美关系超出双边关系的现实,如何应对这一现实情况,创造性地构建新时期的中美大国关系,成为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中国政府明确反对中美G2,现在又由高官主动提出中美C2概念,这一新概念能否成为未来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发展的共同的核心概念,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加强协调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如果不发生特别重大的意外事件,这一方向在整体上不会动摇。因此,与中美G2的浪漫构想相比,中美C2概念是更为现实和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选项。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较强的连贯性,特别是在处理大国关系上,国家的意志非常坚定,“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几乎贯穿在处理所有大国关系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实践中。从现有能够观察到的结果看,中国30多年来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因此,短期内作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中国即便是深度调整对外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仍会继续强化。因为,和平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其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坚守和平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中国的世界观。(22)很难想象,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在民族自信和自觉迅速上升的时期会突然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方向,轻易放弃数十年来对和平的孜孜追求。

其次,美国外交政策受选举制度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钟摆效应,但加强中美协调合作的呼声和力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交通通讯改善、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高层交流机制健全、民间人文交流日趋频繁、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知日益提高,为中美协调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信息化时代,普通民众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对民众的要求视而不见。中美关系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跌宕起伏后,21世纪初以来发展相对平稳,两国政府对于危机的处理能力逐步提升,任何开历史倒车的行为都难以持久。

此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大国相互依存更加复杂化,既竞争又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常态,与其“同而不和”,不如“和而不同”。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早已超出双边范围而向区域乃至全球扩展,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若处理不善,也有可能导致两国的剧烈冲突,通过完善和创新协调机制,保持经常性的沟通,有利于减少战略误判,尊重各自核心利益,求同存异,在维护各自复杂的国家利益中寻求平衡,营造共赢局面。

当然,中美C2模式的创建还存有很多变数。中美两国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两国在区域乃至全球利益的竞争关系,两国力量对比在两国民众中引起的心理认知波动、猜疑和误解等,都有可能制约两国协调的发展。在各种变量中,近期最为重要的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是否会持续衰落,美国维护霸权的决心和能力有多大,已成为国际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被很多人不自觉地串联在一起。2012年以来,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愿景:美国和全球大国危机》以及罗伯特·卡根的《美国打造的世界》这两部新著都是围绕“美国是否衰落”以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些主题展开,并引起热议。世界权力中心由西方转向东方,(23)美国必须维护其全球责任,(24)是讨论的中心议题,而这些中心议题都与中国紧密相关。

不管怎么说,如何通过中美协调“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是今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2年5月4日,http://.(上网时间:2012年5月11日)

(16)Lake A.David,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East-Wes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Issue 7, 2006, p.24.(17)Obama Barack,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From Real Clear Politics, June 1, 2007, http://? pagewan-ted=all.(上网时间:2012年5月15日)

(24)Kakutani Michiko, “Historian Who Influences both Obama and Romney—‘The World America Made,’ by Robert Kaga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2, http://? pagewant-ed=all.(上网时间:201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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